清华大学图书馆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一批颇具特色的馆藏，其中包括：古籍图书馆珍藏有中文古籍28,000余种、230,000余册，其中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者1,885种、孤本425种。这些馆藏古籍文理兼优，四部咸备，在海内外古籍界有一定的影响。清华文库主要收藏清华学人（包括曾在清华任职的教师、工作人员和历届校友）的个人学术著作；清华自建校以来的校刊及其他内部或对外出版刊物，以及各种有关清华人、事、物、历史等的书籍资料等。清华学位论文库包括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部分毕业论文和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的全部博硕士学位论文。所有纸本学位论文，均已完成数字化，面对全校读者提供电子版论文的服务。“保钓、统运”资料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一批中国台湾、香港留学生发起了以“保卫钓鱼岛”为中心的爱国运动，历经十年之久。由当年参与保钓运动的人士捐赠我馆的。这批史料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这段历史。科恩图书室该图书室收藏了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科学哲学大师罗伯特·科恩捐赠给我馆的私人藏书21,000余册，其中包括从出版至今共计250卷的《Boston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ViennaCircleCollection》、共计350卷的《SynthesesLibrary》，以及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及艺术建筑领域类的图书期刊。波尔文献室尼耳斯·亨利克·戴维·玻尔是丹麦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他是原子结构学说之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因其学说已被历史证明是现代原子学说和量子力学的起点，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与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伟大人物之一。清华校友戈革先生是12卷《尼耳斯玻尔集》的独立汉译者，为此获得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的“丹麦国旗骑士勋章”。文献室陈列展出的诸多珍贵文献、照片、物品，是戈革先生几十年来收集和整理的，在国内乃至亚洲亦属珍品。在他去世两年后，于2009年7月由其女戈疆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成立玻尔文献室。社会名人捐赠包括国际知名记者爱泼斯坦先生的藏书在内的诸多国际友人、政府政要的捐赠。地方志自本世纪初开始，清华图书馆大力收集各地方志，已收藏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志1500多册。工艺美术特色资源清华美术图书馆特色馆藏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陶瓷；古今名家书法绘画；明清古典家具；明清及现代染织刺绣作品；民间工艺美术与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各类作品；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及民间工艺品等。特色资源数据库自上世纪末以来，清华图书馆一直在开展馆藏数字化工作，已建成可提供在线阅览的自建数字化资源主要有：清华大学学位论文服务系统；清华大学学生优秀作品数据库；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包括中国建筑数字图书馆、中国机械史数字图书馆、中文数学数字图书馆、中国水利史数字图书馆）；清华大学教育资源数字图书馆；校内其他特色资源网站

　　这些年，教堂、书馆、博物馆没少看。教堂的神圣庄严并非限于宗教，欧洲的教堂通常又是建筑艺术展览馆、画廊、古物旧史陈列室、雕塑展厅乃至图书馆、音乐堂。同样，图书馆不仅是书籍的供养之所，也可能是绘画和建筑艺术的殿堂；博物馆除了陈列古物旧史、名家画作，若是哥特建筑，必也是建筑艺术展厅，其穹顶高墙、花窗回廊宛如教堂而璀璨着瑰丽的壁画、窗花、雕刻乃至种种奇特的构件装饰。

　欧洲的建筑与人文艺术间有种浑然交融的天然联系，它们彼此镶嵌，相得益彰，相互成就。此般纷繁奇丽，归功于不朽的文艺复兴时代。至此我也晓悟，建筑是一门融万般智慧于一体的艺术！那万千砖石编织的、无声交响的殿堂，正为典藏人类的精魂宝血而诞生！置身其间，总被她崇高至圣的美丽震撼。仿若被一曲摄魂的交响曲乐袭击。是的，那凌空的飞券、瘦骨嶙峋的复调般的线条，如同遵循同一旋律的音乐曲式，并在同一空间同一旋律腾跃，直到汇流一起，合声齐鸣。

　这些年，我寻访了不少教堂和修道院里的书馆，它们多远离城市，隐于小镇或偏僻荒野，端庄古朴，恬静淡然，乃至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洋溢着僧侣的气息。而那穹窿花窗下、扶壁回廊间的书藏，穹顶大钟播洒的天籁星光般洒落，那时我想，这沉浸在天国鸣奏中的典籍连同一众挂链旋成的“乐谱”，此刻是否与神共鸣？那瞬间，我明悟了书自古被赋予神性的事实。不是吗？自古而今，红尘滚滚，市井啸然，而书籍，始终被供养在淡然静谧的一隅，不管在圣堂神殿，还是闹市居家阁楼抑或店铺，它们始终沉默——无声而智慧敏锐的陈述。文字、印字纸卷、书籍，远古掀起引领手抄时代的宗教权威把它们看作印刷文明的鸣嘶，一种来自亘古洪荒的无声呼啸，而我，更愿意把“它们”看作“他们”——一群不按血缘支脉阶级贵贱、而遵循价值信仰乃至命运归聚的同路人。

　我想，这正是爱书人置身书馆获得宁静的原因，那是因为在无声的凝眸中获得了彼此的呼应共鸣，乃至抚慰启迪。我热爱处身于其间的宁静敏锐，逗留于书籍垒砌的墙间，还来不及一个美好相遇的期许，纸页的幽香，已然令人心醉神迷。

　一

　2014年的圣诞和新年，我去了英国的牛津小镇。

　之所以对小镇着迷，一为她闻名遐迩的学术气息，一为声名显赫的博德利图书博物馆，还有那些藏匿于地表、盘旋而下的图书迷宫。由哥特塔楼群、图书馆、博物馆集成的牛津，不仅是建筑艺术永恒的展览地、学子的修习所，更是知识渴慕者的朝圣地。之前看到博得利老馆的藏书信息，说，里面有多少藏书、古籍，新老馆之间地下隧道如何曲折悠长等。看得惊奇急切，就过海峡隧道，到了小镇，直奔博得利藏馆。

　从塔楼进入书馆，需经神学院大厅，那是哥特建筑中的非凡之作，一个繁复瑰丽的艺术织体。看到它，让我想起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细纱缎带、荷叶边、蝴蝶结以及种种褶皱，乃至西欧盛行的梭结蕾丝——那由几十个线轴排成扇状的亚麻或蚕丝在无数交错中打结、编织的镂空花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那花窗频立高拔，肋骨密集繁复，它们附着攀爬于四壁穹顶，瘦骨嶙峋，文质彬彬。似乎，同目标朝向的每根肋骨，不仅向后世宣告哥特建筑在在艺术史上的空前绝后，同样告示，要进入这个圣贤荟萃之地，首先须明白其不同寻常——这要从天花顶部扇状织体上的字母说起。这些在教堂里出现频繁的拉丁书写，富于劲道，符咒般神秘。五百多年来，它们就那样规则而庄严地悬卧于穹顶，俯览游人穿越时间隧道，从嚣闹浮华抵达古朴神圣。据在这里工作半个多世纪的馆员说，神殿在建筑期间曾因资金不到位而告停，为继续这个伟大的工程，博德利在民间发起募捐，承诺：不管募捐者贡献多寡，一律把其家族姓氏雕绘于穹顶以留芳后世。而今，这些分布密集而规则的字母，它们对应的家族，在几个世纪之后，也许，有的已荡然无存，有的却支脉婆娑人才辈出，试想，若为后者的家族成员，哪天慕名前来神殿，仰头、在梭结蕾丝般的哥特花环上寻到自己家族的姓氏，将是作何感想？曾经，非笔试时期的牛津学子，便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进行口头答辩，教授则在隔壁聆听并评断优劣——这个不大的地方，曾是众多总统国王、首相和诺贝尔得主的文凭颁发处——时至今天，人们热衷于谈曼德拉和甘地，他们两位都从这个古老的圣堂走出去——能说英雄不看出处？某年克林顿从美洲到大不列颠来，偌大的帝国，他只对母校怀有情谊，而辽阔的校园小镇，他也只对博德利情有独钟。

　从神学院的大殿上来，是古籍藏馆。时值圣诞，花窗的彩图被皑皑积雪覆盖，那缝隙里漏泄的光，难以燃亮冬季的阴晦。教堂大钟敲响的时刻，站在花窗下廊柱间的书墙和阅览台旁，凝神屏息，彷如置身教堂的肃穆。1602年的哥特建筑典范，显然少不了穹顶拱券以及高拔的花窗，也许是出于免受光线过分侵入导致纸质受损、藏书变色及温控所需，顶上横空拉出的天花挡板，远看是一面以远古方砖般的雕花方块拼成的屋顶，近看则是湛蓝底加明黄咖啡两色雕花环抱的盾形纹章，盾形纹章护卫的内里，是一本打开的书，扇开的纸页上以拉丁文写着牛津大学的纹章格言：DominusilluminatioMEA——thelordismylight，这句座右铭源自牛津大学诗篇的卷首语：主是我光明！可见书馆创建者的用心，意在告诫学子：知识如神明，亲近知识，即获得光明力量和崇高信仰。

　晓悟更多的细节是以后的事了。那天，我仰望那大小纹章形成的图案，心里回鸣着诗篇口号般的格言，顿生虔敬之意。横加于拱券花窗之间、集无数雕花纹章于一席的天花挡板，俨然一幅斑斓的巨型卷轴，或者说，它就是一部敞开于中世纪的装帧华丽的典籍。

　彼时，我就站在典籍环绕的藏馆中央，书架书墙，以河流的线条逶迤。远古的典藏，经时间发酵，书页和油墨的香气似乎更为醇厚，我翕动鼻翼，一如几年前穿越在勃艮第地表下17米深处的悠长酒窖，呼吸变得贪婪。空中支出的环形悬廊，四下立着勾股悬殊的直角三角木梯，图书添加、外借或回归，需从三角木梯拾级而上，跃步悬廊，修女般气质神色的馆员，把沉甸甸的典籍或提或抱，在悬空的环廊上轻巧自如地行走，寻找书籍的典藏处，到了地方，即弓腰下蹲，把大书归聚或取出。我举着脖子，追随墙廊上的影子，多年前期待做图书馆员的愿望此时尤为强烈。

　为节省空间，并尊重古建筑的结构，书馆按中世纪格局安放自墙壁外凸的书桌，并以16世纪末起用的隔板书架系统，形成一墙两桌的格局，每个连接于书墙并外凸的阅览桌面配三架藏书。瞅见阅读台上那几挂连接书本和书架、案台的铁链时，心里一阵轰鸣。镣铐般的铁链，来自古老的铸铁，漆黑壮硕，它们比攀爬在古帆船锚洞的锚链要小，质地却是一致：漆黑的光亮、粗糙的光滑，线状的沉甸甸的轻巧。环环相扣的回形链条呈V状拴在案台和书架上，另一端连接书本外封、和厚实皮封上钉贴的两片角状铁皮镶嵌。为防书籍被随便挪移和外流，导致遗失和受损，管理者想出了这个办法。我为书籍在这里所受的待遇感动，并敬佩图书管理者的苦心孤诣。阅者进入藏馆的条件十分严苛：把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包括相机甚至一切随带携带除留在外，借阅者需严格登记，在馆阅读，需要把链条拴挂的书籍沿着挂架移到桌面，小心翻阅，不可在纸页上随意写画涂抹，不可用圆珠笔、钢笔、签字笔等一切带液体和颜色的笔，惟一可用的书写工具是铅笔，且书写节制，严谨。读后，需把纸页抚平，系好链子，按书脊向外、封口向内的原则归位，并理顺挂链，使得它垂挂自然、美观。

　想必，那些长眠在神学院教堂的皇公贵族和神父主教们不会想到，他们曾经的捐赠，会成为博得利自始至终的珍藏，尤其是，该馆书藏会在几百年里一直是不列颠书馆中馆藏最古老丰富的。那个十四世纪初期就捐赠了首批手稿的科巴姆主教，直到辞世，他建造书馆的夙愿最终没有实现，甚至他捐赠的手稿还被迫拿去作了偿还债务的典当，不过，半个世纪之后，奥利尔学院还是苦寻其踪并重金赎回——五十年的光阴，这些典籍竟然还能寻得来路并原璧归赵，能说这是某种世俗之物的认领吗？也许正是科巴姆起了一个好头，后来，捐赠的王公贵族就源源不断了，慷慨者有亨利四世之子汉弗莱公爵，他不仅捐赠了300部手稿，还有更多古典巨著，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普鲁拉克的拉丁语译作，甚至但丁、彼德拉克及薄迦丘作品——汉弗莱图书馆由此诞生。然而，很不幸，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价值连城的典籍被大肆掠夺和遗弃，甚且变为废纸。所幸是，伟大的事业，前仆后继者总是层出不穷，汉弗莱公爵离世一个半世纪之后，外交官博得利重提建馆一事，并慷慨解囊、运筹帷幄，最终，这座辉煌的建筑屹立在一群塔楼之中，并以破釜沉舟之心，寻回流失民间的典籍。如今，那些来自神父、教皇、公爵、首相捐赠的手稿，不仅有来自拉丁文、希伯来文等语种文献，更有含印度、日本、中国在内的东方研究馆藏，这些藏馆里的典籍，是几百年前西方传教士从各国搜集的，这些来自远古的东方手稿，一旦毁损，还得回到它们的故国去修复，以它们母国独有的纸张、工具和手艺。这不，馆员就给我们看一部来自日本的孤本，这本古籍才在不久前从日本修缮返回，之所以要把它送到日本去修复，正因为这里找不到同样的纸张，甚至，脊骨的缝合、糊裱等工艺也不敢确定。因而，这样的古籍需要采取特殊的邮寄方式，甚且是专业护送到日本，等到修好了才去接回，这前后耗费了近年时间。

　出于我们对这部沉甸甸的老书的好奇，或者是一个图书管理者对爱书者的仁爱之心，告别前，她建议我们每人可轻轻触摸一下，轮到我时，手指轻轻摸上去，感觉纸质轻薄如抽去水分的桑叶，又像蚕茧拉薄后的界面，那一刻，书的贵重与否我难以判断，但纸张和文字的合体，让人感觉神秘，仿似某种附体。

　二

　相比牛津乃至世界的城市书宫，那些地处荒僻的修道院藏馆要神秘些。如，意大利切塞尔的马拉泰斯塔。

　此地为人称颂之处，在于它有着近五个半世纪的馆藏和保持完整的阅览室。来自中世纪的建筑，似乎难以避开哥特风格。以门口为中轴的连环飞券下，排列着混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风格的廊柱，那柱头柱础、柱桩凹槽，井然其间，而每两根廊柱支起的拱券之间洞开的两个窗口，加上柱桩与墙窗间的斜面木桌，使得空间里充满了几何图形的线条感。然而，相对英、荷、比、法等西欧各国的哥特典范，该建筑还是难免落入平庸之嫌。它采取的是去繁就简的造法，完全略去梭结花边般的肋骨网织，扶墙朴素，简陋低矮的小窗，几乎毫无雕饰。不明白掀起文艺复兴这一辉煌艺术思潮的意大利，缘何会在哥特建筑发展到晚期时才把这一奇葩引入，这里的两座宗教建筑——教堂和修道院，尽管风格上都具哥特建筑特点，然而和崇高俊秀的杰作相比，实在过于庸常逊色。不说腾空的飞券、复调旋律般交织的肋骨，光说两排上起微弧下线方直的小窗就完全不具性格和想象力。然而，这样一个毫无起色的建筑，为什么在西方宗教、学术两届如此声明昭著呢？我想，也许和它对僧侣书院风潮的引领有关。和北欧宗教团体一样，他们早意识到设立书院于僧侣乃至百姓的迫切，而小地方偏僻，要在短期内靠个人捐赠建起一座辉煌的建筑显然不切实际。而事实上，作为一个经院藏馆和阅览室，它的功用已然实现。光，如同悬挂的满月，从正中拱券下方的大门登堂入室，与两墙窗户的光流汇合。窗户之众多密集，和左右排列井然的廊柱以及频起连环的拱券呈对应关系，上拱拉起的空间感和以窗作墙的`敞开结构，使得室内光线充足。远古的典籍，就敞放在千古日晖之下，自始至终、寸步不离。它们几百年如一日地保持同一姿势：闭合，或绽放般敞开。几百年来，它们和祷告台般的阅览桌拴连一起，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一条同样来自远古的铸铁绳链，链子的一端连接书籍封皮，另一端系于书桌边缘的铸铁枝条。和博得利藏馆一样，这样的陈设，显然是为防止图书的丢失。桌上，那扇开的宽大内页，斑斓着插图、花边乃至首写字母的华丽。

　这里的馆藏显然没有博得利那样讲究，排窗导入的过于充足的光，不仅对书卷的干燥度有影响，尤其会加快手绘插图以及花边装帧的褪色。然，图书的拥有者似乎更在意书籍对读者的帮助。而今，这些在南欧日照和潮润空气中敞开了五个半世纪的华丽纸卷，有的毛了边角，有的缺了内页纸张，甚至脊骨爆裂。想想，这五百多年里，它们经历了多少人的翻阅和抚摸，甚且，损毁修复又经历几何？曾经，因经费有限，院方御用的抄写人员不多，手稿抄写之后，需要以插图绘画装饰，胜任这项工作的，是那些具有高尚品味的宫廷艺术家或民间艺人。据说，如今还有人从这些手稿里辨认出曾经抄经者的字迹来，甚至从彩绘插图追认某个装帧师傅的手艺。而越来越多的人，是从设计华丽的纹章知晓这个建筑、书籍和一个家族的关系，它们竟是指向一个共同的名字：马拉泰斯塔。此刻，这个名字就以纹章雕绘的形式静默于手稿中，或者以各种大写的、装饰奇丽的卷首字母出现在段落的开端，甚至，在每张书桌的侧角，绣绘的劲道宛如兽骨或青铜上的雕刻。

　那么，该提起那个叫诺维洛马拉泰斯塔的人来了？

　纵观古今，如果说政治家有受人歌颂之处，大多和他的人文情怀有关，而贵族对公共责任怀有的使命担当，更使得后世传颂。该家族自十三世纪中期起，统治了意大利北部鲁比孔河两岸领土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到了十五世纪中期，因为巨大遗产的分配，使得家族成员变得富有。来自马拉泰斯塔家族的两个兄弟，先后建立起了两座丰碑：一是，长兄、里米尔封建领主西格蒙多潘多尔请阿尔贝蒂设计并建立的马拉泰斯塔教堂，他沿墙设置长排石棺并安置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杰米斯图斯普莱桑及一些学者遗骨；一是弟弟、诺维洛请家族建筑师马太奥努蒂设计并筹建的马拉泰斯塔修道院书馆。诚然，这处经院书馆的诞生，来自马拉泰斯塔的诺维洛功不可没，同时，也得益于当时纯洁神圣的宗教思潮：捐出财富，以布施、潜心于学问为荣。忠诚于此思潮的宗教团体以圣方自各会及本笃会为代表，他们视阅读为一种神圣高尚的习惯，因而，每天的课业，除了传道祷告，阅读和抄写经文，同样具神圣。这样的风潮，使得各国教堂和修道院里的抄经坊里场景壮观。那高拔的花窗下、飞券长廊，一般是修士们抄写经卷的地方，以高窗取代砖墙的哥特建筑，好处是采光好。环廊下、斜立木架的方板，不是画家的画板，而是抄写的桌面。御抄员集于一地，抄写、雕绘、装帧，这样的场景，曾经也在马拉泰斯塔修道院的抄经坊呈现。一部手稿的诞生，不仅经历环节之繁、时间之长，尤其是雇佣抄写员的支付成为负担，因而，书院对于书籍的管理甚为严格，诺维洛甚至启用了修士与公国议会共同管理的模式，把所有的典籍罗列在册，并定期巡查，任何管理人员，出现图书丢失必以撤职惩罚。曾经，十六世纪早期，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的主教贾恩玛特基博迪借用圣约翰克力索斯托姆于该书馆的手抄版本，因之前有过因两本手稿丢失而人员被革职的先例，公国参议为防意外断然拒绝。这引起教会的极大不满，最后迫于压力而折衷为之：主教以金币一千作抵押，由公证人陪同两位参议员亲自送往维罗纳，而一年之后，再把押金带上前往主教圣堂，将手稿接回。如果——这个事件放到现在被认为小题大做，会说明什么问题，是印刷文明带来便利之后，大众对曾经手工作业的不理解，还是，人类对待书籍的态度产生了变化？

　在欧洲，类似马拉泰斯塔修道院的书馆不少，如瑞士的圣加仑，荷兰Zutphen小镇的圣瓦普尔，马德里的等等，它们在书籍的收藏和管理上大同小异。—尤其那些弧度近乎一致的拱券和廊柱，然而，规模不大的馆藏，内部观感大大改善，飞券廊柱间以丝网覆盖的小窗明净典雅，廊柱上的圣芭芭拉、圣凯瑟琳、圣彼得和圣保罗以及创始人Walburga，沉默静观这个四个半世纪的圣堂。明**的地板上，斜面的阅览桌与古籍漆黑一色，以铁链拴于木架上的典籍看起来俨然一个古老无比的大型木盒，黑漆漆沉甸甸。当然，最为壮观的是那墙式的馆藏，那横于隔层上套着的圈圈铁环以及环圈下垂挂的回形针式续接的铁链，顺着环环相扣的链条方向，可以找到另一端的锚定点，那同样是一个环形铁圈，固定在手稿皮封硬实的边缘。一如曾经站在博得利古籍馆那些铁链拴带的书墙前，我莫名地低了头。我由衷地感到惭愧而又深受感动和震撼。想到自己多年以来对书的怠慢，使得我的书受损，甚至散失，以致现在，每发现一部不在，就以种种方式也寻找，可最终，重新购买是惟一选择，然，手捧读过的书，和重新买的书，又是两回事了。

　三

　初到欧洲那年，在一座教堂的橱窗里看到一卷奇特大书。那是个等待维修的教堂，以帆布遮盖的玻璃橱窗，和圣器室一样，陈列着各种器皿：镀金的宝血银杯，四周呈放射状线条的折叠金叶、正中开有透明小窗的镀金圣体光座以及镀金的绳拴香炉等，这些在教堂里看多了也不稀奇，我感兴趣的，是那部于杂乱中敞开的陌生的老书，又宽又长，奇厚，看着就沉甸甸的。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一部纹理质感这样美雅的书。如此古典，又如此华丽！纸张和我熟悉的书截然不同，书页上的拉丁文书写，不仅一笔一画如青铜雕刻般刚朗清晰，最让人惊诧的是，书中几个段落莫不以花草鸟兽的灵动和轻巧呈现，其间还有插图绘画，场景来自《圣经》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等内容，甚至四周边框以鸢尾雕绘作装饰，真是美轮美奂！凭直觉，知晓那是一部和《圣经》相关的书，可我熟知的《圣经》不是这样的。那么，这部奇特的大书叫什么呢？我对自己被隔离在玻璃墙外感到懊恼，因为书的奇丽使得我伸手触摸的愿望无计可施。

　对那部老书的好奇和迫切，成了难以了却的心愿，直到几年后，本市活字印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手稿展览，使得搁置的记忆重现。毫无夸张，那是一席中世纪古籍的盛宴，规模可谓空前。那时，我还没去过牛津的博得利，没见识过都柏林以书造宫墙的圣三一，甚至邻近瑞士的圣加仑、奥地利的阿德蒙。当我站在金圆规展厅，目睹数以千计的手抄本现于眼前，真是难禁狂喜。一如几年前那部被置于橱窗的大书，上千卷的手稿同样被置于棺椁般的玻璃柜里，宛如圣体，只可隔着厚实的玻璃瞻仰，不可有任何造次，偶有一两部展放桌面，提醒也赫然在目：Don\\\'ttouch!（别触摸）！一旁还有工作人员凛然而立。连着几个展厅，陈列的古老大书莫不似曾相识。这些古籍，老的千多年，最近的也有四百多年，那是说，它们是16世纪活字印刷术盛行之前的绝笔，汇集众多修道院文士、插图绘画师以及宫廷装帧师的心血。可谓珍宝！古籍的书写，无不如青铜雕刻般刚朗明晰，技艺装帧则是迥异。风格却和记忆中的那部大书一致，每段开端，总有花卉鸟兽的奇异插图，后来才知道，那是首写字母的动、植物设计，而插图及边框合围的设计，则出自《圣经》故事，总之，别出心裁。看多了，逐渐明白书中频现的一些动植物插图，如，以鸢尾、荆棘、百合或矮牵牛等合围的边框；以麦穗、藤蔓、橄榄枝、翎羽、长尾鸟呈现的首写字母和纹章，段落之间的插图则以上、下十字架或最后晚餐等图景雕绘，无不绚丽、美雅。其间的镶金彩绘，鳞片般层叠排列、彼此镶嵌的叶叶金片，真是叹为观止。这场持续数月的展览，起初我频频光顾，先是拍了录影，又拍，隔三差五就去一趟。那些古老且陌生的气息让我好奇，而成此结果的技艺、工具、材料乃至特殊的劳作程序，更使得我迷狂。我萌生了追踪它们来源的迫切。

　手稿的拉丁语词manuscript，前部分manu，等同于英语的hand：手。后半部分的script，来自动词scribo，和英语的towrite相当：写。这样说来，一似古国的象形文字，“手稿”词意就简明而生动了。曾经，的旧世纪，只要说到手稿，指的正是手抄经卷。

　一部经卷的抄本皮纸——山羊皮或牛皮，也许三几只牲口的皮远远不够，那么，抄写一部经卷得杀掉多少牛羊呢？这个恐怕只能回到中世纪去问了。倒是羊皮的加工手艺让我好奇。从远古的解说中得知，满是血水和毛发的皮从牛、羊身上剥下之后，需要和酒或石灰一起浸泡，以去血垢异味，而后，是皮具固架拉伸，坤展。为皮纸光滑美观，使得油墨渗透深切均匀，还需用浮石打磨，甚至用面粉、蛋清或牛奶处理。当然，这些过程再漫长艰辛，解决的还只是材料的问题，而抄写、彩绘插图、装帧等人员的技术和时间，显然是无价的。事实上，到了15世纪后期，古藤堡的活字印刷开始以后，纸张已经流行，然而，皮纸手稿依然被重视，甚至随着印刷文明的产生越发被视为珍宝——纸张印刷流行时期富人依然沿用皮纸而拒用纸张。这是因为，那不仅仅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更甚是，宗教乃至学界权威认为，前后皮封厚实的皮纸手抄本存放千年而油墨、彩绘及镶贴金片不会变色。这也需是一种主观臆断或期许罢了，因为，中世纪至今，也还没有千年，这个意愿是否为事实，还需要时间验证。

　曾经有一回，站在宽敞的展厅，我有所迷惑苍茫，心里问自己：这些昂贵而瑰丽的手稿都来自哪里？它们只是本国的珍藏吗？还是旧陆一些国家选出的抄本。这些氤氲着僧侣气息的古籍，以价值连城来形容也不过分了。它们于各个书馆的珍藏，一如米开朗觉罗的画于梵蒂冈。而这个城堡般的展厅，一个被誉为印刷文明的活字铸造印刷工厂、印刷文明的诞生地，续了古城堡遗志的普朗坦它，正是古藤保的帮凶、遏止手抄时代的祸首。然而今，它们在这里会合，怀着各自的高贵骄傲和矜持。说起来，曾经若不是古藤保和普朗坦的出现，迷人的手抄和装帧艺术就不会被如火如荼的印刷文明取代。如今，普朗坦图书博物馆的手稿馆藏有近千部之多。最古老经典的手艺、上好的羊皮纸、尊贵华丽的装帧，无所不有。事实上，这里不仅藏有中世纪期间印刷的、各语种的千余种图书，甚至还珍藏着古藤保或其助手以他本人铸造的铅字印刷的三卷36行《圣经》，以及菲利普二世支助出版的八卷含希伯来、拉丁语等五个语种的《圣经》——该经卷的篇幅破了十六世纪的记录。如今，那些曾经取代手工的机器、古老的印刷机还在，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机器，有的还可照常运转。而印刷车间的铅字库、活字盘更是赫然在目，甚至法国钳子设计师制作的成套字模。如今，印刷作坊中还保留着十六。十七世纪用于活字铸造、印刷、校对等各种劳作的原貌曾经，我一再在这些铅字的铸造和储藏室逗留，铸造间曾经熔浆成字的高温灶房，以及那些以编织箩筐装载、堆叠的棱角分明的黑漆漆的铅字颗粒，让人肃然，一个写字人，冷不防地，就站在了这里——印刷文明的源头，真是恍如隔世。

　古藤保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里程碑，它的产生为文艺复兴的发展推波助澜，但也有人说，印刷文明对手抄时代的取代，是古典主义曾经难以接受的失陷。文字的演变和印刷，从最初的泥塑、蒲草、木刻到活字印刷，传奇频生，这个过程让人明白，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它的功能需要通过文字来实现，而思想的结晶、书籍的孕育产生，更因了思想的启蒙乃至不朽性质而倍显珍贵，从而使得书籍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颜如玉”，也许正源于此。

　多年后，当我一再出现在各国图书馆，荒僻的修道院或皇宫一样的藏书楼，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诸国大公、贵族，无不在建造书馆这件事上苦心孤诣？他们不惜建筑业大师来设计圣堂宫殿般辉煌的建筑以作藏书之用。

　前不久读到人类最早落成的图书馆，那是在埃及的以佛所。建筑建于公元113或114年，落成大约在135年。曾经，存有12000个卷轴的图书馆，在沙砾尘土中掩埋了近2000年，在20世纪初期被考古学家挖出的遗骸，远比古希腊神庙还有辉煌磅礴。而今，这个曾经的宫城，除了地基下掩埋的几个先贤，里外已空空如也，然而，游客一如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他们不远万里、顶着沙尘烈日来，在沙漠的枯竭和高温的蒸腾中，肃然而立。

　图书馆是什么地方？是建筑物？连地楼阁？朝圣地？那么书是什么？是印刷文明的无声呼啸与嘶鸣？是文字的汇集纸张的缝合、失声的陈述？思想的风暴？灵魂的不朽和永生？

　我显然不想给书下定义。倒是记起，那年圣诞，我逗留在牛津大学图书藏馆之间的地下书城迷宫，想起那句话：此刻，我不需要上帝，我只渴慕知识。

宁波市图书馆肇始于民国十六年（1927）的宁波市市立图书馆，后易名鄞县县立图书馆。

1949年6月，宁波市军管会文教部接管鄞县县立图书馆。经清点，藏书15万余册，古籍占半。职员尚余3人。尔后经宁波市文教局组织整理其藏书，将可用之图书移交市人民文化馆阅览室，古籍移藏于天一阁古物陈列所。

1953年10月29日，宁波市图书馆在中山公园旧馆址重新成立，工作人员6人，馆舍面积660平方米，藏书8946册，部分为宁波市文化馆交回来的前鄞县县立图书馆藏书。采用《全国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分类。设外借室、成人阅览室、儿童阅览（采编）室。

1954年1月1日，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年末藏书18985册。

1956年，设专职馆长，工作人员11人，增设科技图书资料室。

1957年，整理前鄞县县立图书馆移藏于古物陈列所之古籍，于尊经阁设宁波市图书馆古籍阅览出借处。同年，增设农村图书流通书库。

1958年3月，开始建立中共宁波市图书馆党支部。

1962年9月9日，迁馆于药行街桑园巷前仁慈堂旧址，设于尊经阁之古籍阅览处和设于儿童公园内之儿童图书室同时迁入。馆舍1400平方米。工作人员10人，设采编室、外借处、古籍部、少年儿童阅览室、流通辅导组。“文革”前，藏书159249册，内古籍73000册。“文革”期间，古籍和许多名著被禁锢，不少借出图书收不回来。

1969年10月，馆舍被占为市文化系统“斗、批、改干校”、图书馆关闭。

1970年2月21日，宁波市图书馆建制撤销，组成宁波市图书文物馆。

1978年11月5日，宁波市图书馆恢复建制，工作人员14人，启用前被禁锢之图书，使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对全部馆藏开始整理改编，开办图书馆专业函授班、电大班、短训班，培养青年骨干。

1983年，工作人员24人，藏书316万册，设古籍书库、采编组、社科组、科技组、宣传辅导组、少年儿童图书室、后勤组等机构。

1985年，新建4300平方米的阅览大楼，馆舍面积达6288平方米。

1988年11月，迁入位于永丰路新落成的宁波市包玉刚图书馆。

1989年5月1日正式开馆。新馆地处姚江南堍，面临江滨公园，交通便利，环境清幽宜人。

2001年市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再次进行扩建装修，总面积达到12000平方米 。

以铜奔马、医药简、礼仪简、木雕、墓志石刻为代表的汉唐文物，以西夏碑、木缘塔、木板画、金碗为代表的西夏文物，以凉造新泉、西夏银币为代表的货币文物，以明清瓷器、牌匾、水陆画为代表的明清文物等，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是发展武威旅游业的重要资源。

其中汉代简册──王杖诏书令，对研究汉代尊老养老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唐弘化公主及其慕容氏墓志铭、西夏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等，则是研究吐谷浑、党项、回鹘民族历史和文字的珍贵实物，价值极高。此外，该馆还藏有古籍善本图书和比较完整的明版大藏经一部，也极其珍贵。

其中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已经成为我国的旅游标志；汉代简册──王杖诏书令，对研究汉代尊老养老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唐弘化公主及其慕容氏墓志铭、西夏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等，则是研究吐谷浑、党项、回鹘民族历史和文字的珍贵实物，价值极高。此外，该馆还藏有古籍善本图书和比较完整的明版大藏经一部，也极其珍贵。该馆目前，武威市博物馆下辖文庙、西夏博物馆、大云寺、文物复制厂四个单位。

市博物馆现有陈列《文明之光照连云——历史文物精品陈列》、《彦涵美术作品展》、《千古之谜——凌惠平》、《西游记文化艺术展》、《情系雷锋车——江苏省新浦汽车总站先进事迹陈列》、《碑林景观陈列》等基本陈列。 连云港地区自古为“东海名郡”、“江左要区”，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文化。她是镶嵌在黄海之滨的璀璨明珠，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发现证明，从第一批先民拓荒开发这片土地至今，已经有了近两万年的历史，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细石器文化。斗转星移，日月流逝，东夷先民在这里又创造了以稻作农业为特色的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诞生了继往开发、风采焯灼、足以与中原早期文化相媲美的东夷文明。秦汉时期，作为帝国东门的连云港大地，人文荟萃，在齐楚文化影响下，成为道教的发源地和佛教最早的流布区。隋唐时期，这一地区成为我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制盐产业，使连云港地区一跃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区，而文坛巨擘的接踵而出，给后世留下了闻名遐迩的两部文学巨著——《西游记》、《镜花缘》，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中耸立起两座令人仰止的丰碑。

《文明之光照连云——历史文物精品陈列》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连云港地区古代文化的卓越和辉煌。陈列分为：洪荒郁洲、东夷文明、秦汉雄风、唐宋风采、明清神韵五大部分。展出文物包括上迄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时期的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金银器、漆器、简牍等历代文物精品，以全新的姿态向人们展示连云港地区沧桑巨变的历史景象。

彦涵是连云港籍当代著名版画艺术家，是中国当代在新兴木刻艺术方面有着“杰出贡献”的著名版画家之一。他是一个有全面修养、多才多艺的画家。他的水墨画、书法、文学插图、速写以及他的美学理论，不仅有着高度的艺术成就，而且总是站在浪头险滩中成为保守势力的叛逆者，在花甲之年，呈现了个人艺术的复兴之势。写实的、抽象的、半抽象的彩墨画，引领我们进入他那极其自由奔放的绘画世界，具有极强的运动感、形式感与力的美感，显示了他对生活的现代审美意识和抽象的表现性。

彦涵作品在风格上有的含蓄深沉，有的优美恬静，有的豪放强烈，有的清新淡雅，有的夸张变形，有的抽象新奇；在刀法上，有的长于线刻，有的追求块面，有的富有金石韵味，有的则用平刀碎刻，既十分注重材质本体的特点，又强烈地提升了插图的艺术品位，使插图与文学作品融为一体，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彦涵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家乡做贡献，先后将其艺术作品300余幅捐赠我馆，彦涵美术馆即为展出彦涵捐赠本馆的部分作品所建。展览展出彦涵战斗的一生机捐赠市博物馆的部分版画、油画、书法作品及彦涵部分生活用品。

2002年7月7日，连云港市区西南城郊约7公里的海州区双龙村花园路基建工地上，惊现一座古墓。该墓葬时代为西汉晚期，出土文物80余件。尤其令世人震惊的是，该墓葬还出土了一具保存基本完好的汉代女性湿尸。这是我国继湖南马王堆女尸、湖北荆州男尸之后发现的第三具保存完好的汉代湿型古尸，在长江以北地区属首次发现。出土女尸身长160米，尸身皮肤基本完好，肌肉牵拉有弹性和韧性，神经和内脏器官保存基本完整。随古尸出土的龟钮铜印，印文清晰地表明墓主人为“凌氏惠平”。

为了将保护和利用更好地结合，2008年度，我馆打造了“千古之谜——凌惠平”专题陈列。该陈列以双龙汉墓出土的文物为主线，以汉代古尸“凌惠平”的展示为核心，以本地出土的77件其他汉代精品文物的辅助陈列，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连云港汉代时期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不同生活侧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以文物为载体，延续至今。在涌动的历史长河中，“凌惠平”不朽不腐，来到今天，带给我们太多的千古之谜，至今无法破解。陈列也将以揭开这些谜团为目的，广泛吸取社会各界人士的宝贵意见。

随着女尸保护和研究工作的逐步展开，“古墓丽影”的千古之谜有待人们进一步地探索和发现。

连云港是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创作背景地,《西游记》中美猴王的老家就是连云港的花果山，西游记文化是连云港地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为了更好地弘扬西游记文化、宣传连云港，连云港市博物馆、市社科联于2008年度，联合打造具有连云港地方文化特色的展览——“西游记文化”陈列。该陈列于2010年元旦正式对外展出。

“西游记文化”陈列是全面展示西游记文化及其相关研究的精品陈列，陈列内容分为：“千年源流归大海”、“吴承恩的海州情怀”、“石头里蹦出一个孙悟空”、“《西游记》艺术品展示”四大部分。展览通过对“玄奘西行”、“吴承恩的家世”、“《西游记》成书背景”、“吴承恩与连云港”、“《西游记》与花果山”等相关资料的论述，以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了翔实描绘与展示，充分阐述了西游记文化的渊源及影响，展示了吴承恩与连云港、《西游记》与花果山的历史渊源和密切关系。

“西游记文化”陈列预展期间，展出了《西游记》古籍版本100余册、《西游记》现代版本600余册、《西游记》连环画260本、《西游记》电话磁卡120张、《西游记》烟标220张、《西游记》邮票100余张、《西游记》宣传画70余幅，另有《西游记》工艺品及其它相关展品100余件。展馆内还设有**版《西游记》视频播放，《西游记》动画片投影播放，并专设观众互动阅览区，设置开放式书架供观众自由阅读书籍。

“西游记文化”陈列以展示《西游记》成书的起源为序，首先向观众介绍了西游记文化的千年之源流——玄奘西行，让观众了解到《西游记》的成书背景及西游记文化的深厚悠长。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则通过展示西游记文化研究学者们及《西游记》研究机构的丰硕成果，阐述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与连云港、名著《西游记》与连云港千丝万缕的关系。《西游记》中所描写的花果山原型一一被呈现在观众眼前，故事情节的验证，地点人物的吻合，严谨的学术论证……诸多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连云港是《西游记》成书的背景地，西游记文化源自连云港。最后陈列通过对大量西游记相关工艺品、艺术品、书籍、西游记文化产品等实物的展示，让观众进入了一个神奇浪漫、异彩纷呈的西游世界。

为了展示、挖掘连云港地区的碑刻等石质文物的文化内涵，丰富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连云港市博物馆于2012年底开始打造碑林陈列，并于2012年7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碑林景观广场占地约3000平方米，位于市博物馆东侧广场。展出石碑、画像石等文物278件套。在内容设计上，突出石质文物特色，充分挖掘连云港地区的历史文化，使之具有文化鉴赏和大众休闲的功能；在形式设计上运用现代设计手法，融合古今连云港石质文物元素，将陈列艺术、景观艺术融为一体，展现山海文脉，进行历史解读。

广场分为碑廊区、民俗区和景观艺术区三个区域。

碑廊区主要以碑廊的形式展示连云港市博物馆多年来收藏的汉画像石和碑刻。汉画像石是汉代特有的艺术形式，它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以石为材图画天地，装饰神道、宗祠、地宫，形成了一个时代艺术形式的代表。古代碑刻是研究传统书法艺术和史料的珍贵资料，连云港地区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文化遗迹，古代碑刻就是其中一部分，步入其中我们将体会到汉画像石和碑刻的不同艺术风采。民俗区利用古老的民俗石质构件，复原了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场景，主要展示的是民俗类的石质文物，比如额枋、磨盘、供桌、碾子等，步入院落，将体会到青砖黑瓦给我们带来的古老感觉。景观艺术区充分利用博物馆收藏的石质文物及构件点缀其间，结合景观艺术，融合到以圆形广场为中心的景观艺术区，是整个广场的制高点和观赏点，有石翁仲、牌坊、钟亭、石梁、门阙等。徜徉其间，将感受到历史文化与景观艺术的完美结合。

“借书”如何理解？来源：三槐居 乱教书：请问借书如何理解？ 何春锋 ：语文期刊、网络上有多篇探讨的文章。 教材质疑：“借书满架”是何意 湖南省岳阳县教研室 易均 “借书满架”(《项脊轩志》)，教师教学用书上翻译为：“借来的图书堆满书架”，教材上没有注释，大约也是按照这样的意思来理解。我觉得这样翻译有悖情理：其一，归有光勤奋好读，说他跟人家借书来看是有可能的。但借而不还，看过或没看过便长年累月地堆在书架上，这就实在是有点近乎无赖了。而且，难道这满书架的图书都是借来的吗其二，归有光的祖父曾经做过官，可谓是书香门第了。在封建社会里，此类人家的藏书一定为数不少，自家的图书堆满书架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我认为，“借书”的“借”不能当“借来”解释。按《辞海》注，“借”亦通“藉”，其中读为“籍”(jí)的“藉”就是“狼藉”。《辞海》注为：“错乱不整貌。”“按狼籍与狼藉同”，并转引古注云：“故凡物之纵横散乱者谓之狼藉”。据此，这里的“借书”应解为“纵横交错的书”。

也谈“借书满架”作者：郦卫华（《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7年第3期） 归有光在《项脊轩志》里用了这样一段文字来表达他陶醉在百年老屋里的读书生活的情形：“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笔者每每读到这里也总是对“借书满架”一句心存疑惑，每教一届学生，他们学到这里也往往对此句不能理解。按照《教师教学参考用书》以及其他一些教辅资料的解释，此句应该译为：“借来的各种书籍摆满了书架。”可结合作者身世，联系课文情境来看，此种解释又极为不通。首先，在那个时代，借书是很艰难的，如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所说：“每假借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其次，归家为世代书香门第，文中有其祖母之语“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为证。虽然家道中落，也不致无书可读，需去借书摆满架子。

笔者曾看到过以下三种解释：一是认为此处教材选文出错，“借书满架”应该是“积书满架”。中华书局出版的《震川先生文集》和朱东润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里此句就都写作“积书满架”讲。二是认为，在古籍中，“借”排为“藉”，藉，《辞海》《中华大字典》均释为“荐”，“荐”就是陈列的意思，照此解释此句理解为“陈列的书摆满了书架”。三是认为这个“借”字就作“凭借、借助”讲，因为，古代“借”字作“凭借、借助”之义讲是很常见的，且作者也正是借助这满架的书籍，才能在这纷繁世事中悠然自得，超脱尘俗的。但笔者认为此三说均有不合理之处：一是在宋、明两代，“积”与“借”这两个字一般是不通用的。二是“陈列的书摆满了书架”不符合汉语语法习惯，且“陈列的书籍摆满书架”与“书籍满架”语义相同，作者为什么要多加用一个“借”字，让语言赘余不通呢

因此，笔者以为：这“借书满架”中的“借”就是最原始的“借出、借进”之义，但在对这句进行翻译时我们应取其意译：“所读过的书籍排满了书架。”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古人云：“书非借不能读也。”作者用这个“借书满架”正是为了表明自己所读书之多，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这一点与作者写作此文时的情景是十分吻合的。因为当时作者写此段文字时正值18岁，那时他的生活还是富有和睦，诸父也相安而居，虽父母早逝，但祖母健在，硬朗、慈祥的祖母对他呵护有加，并对他寄予厚望。书香门第的读书之风与他的好读书是相得益彰，年纪不大就已读了许多书，且他也希望通过饱读诗书来实现光宗耀祖之抱负。所以，笔者推断，作者正是借这“借书满架”来表明自己胸中已有万卷书之意的，可谓少年人踌躇满志之态跃然纸上。 （郦卫华，教师，现居浙江桐庐。）

词目 三坟五典

发音 sān fén wǔ diǎn

释义 相传为我国最早的古籍。

出处 《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三坟五典几人知 继承中华文明，要从源头抓起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而且也与古文字信息载体的耐久性有关。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一种存在的过程，而记录这种过程的信息及其载体，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的信息记录，包括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两大部分。所谓主观记录，是指人类用符号记录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实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谓客观记录，就是人类无意间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遗弃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吃剩的兽骨，以及由于人类的生存而对自然环境及其生物的物种结构所造成的可以察觉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42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不过，我们今天通常只能够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看到这些文明信息的符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载体上留下过文明信息符号，因为许多不耐久的载体可能已经消失了。例如，远古神话传说就是一种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就记有伏羲时代创造的复杂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530年，楚国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够读懂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遗憾的是《左传》没有说明这些上古名著的内容和形式。

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显然，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书序》的说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然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 “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上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

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

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1999年9月9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

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王赞扬左史倚说：

是良史也。于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什么是三坟五典，后世争论不休。东汉贾逵说，三坟即三王之书。马融说：三坟就是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三气。张衡说：三坟就是三礼。礼为“大防”，坟也是“大防”。大防，就是今天说的根本原则、主要界限。马融的学生郑玄据《周礼》上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但三皇是谁又众说纷纭。郑玄说是伏牺、女娲、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燧人、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祝融、神农，有人说是天皇，地皇，人皇。但天皇地皇人皇又是谁，也说不清楚。

也有人说:三坟指的是三皇，即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的著作；典指的是五帝：少昊氏、颛顼氏、帝喾、尧、舜，记载五帝事迹的书，叫作五典。三坟五典是中国最古老的书，早已经失传了。坟的本义是指高大的土堆，不是说死人的坟头是坟。人死了埋在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标记，防止以后再来扫墓找不到了，就在地上堆一个土堆，叫作坟头，但这并不是坟的本义。

什么是“三坟五典八类九丘”？中国最古老的四本书是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和边肖一起看看。

说起中国的古籍，很多人即使没看过原著也能说出一些书的名字。但是，如果要问历史上最古老的书是什么，很多人一定对它们了解不够。毕竟在现存的古籍中，并不是所有的都有成书年份，很多都只有一个大概的时间。相传古代最早最古老的书是《三坟五典八类九丘》。你知道这些是什么样的书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四大古籍已经被历史遗忘。这些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是中华文明的起源。

相传，《分五殿》和《巴索九秋》是中国最古老的四大文化典籍。这些书是史前昆仑文明被洪水摧毁后出现的第一批历史记载。第三，对应，即傅、神农和黄帝，的经典是三祖坟。五典对应五帝，即邵石昊、颛顼氏、帝喾、尧舜，五帝制定的档案就是五典。，一般认为是八卦，也认为是八经。，一般认为是中国古地理。

《八索》说：“傅、神农、黄帝的书叫《九丘》，讲的是大道。颛顼、、唐、于的书称为《尚书序》，也是常说的。至于夏商周之书，虽教不当，但高雅精深，属一掴，故为历代之瑰宝，视为大训。八卦叫《三坟》，也求其意。九州之志《五典》；丘，巨野，说九州有，地生，气适。人人集此书。”

曰：“父谓子葛曰：“子乃楚国之希望。今天和王艳的话一样响亮。国家呢？"子歌说，"如果国王出来，我的刀刃就会被砍。“王，复语。史毅-向佐路过，王跃说：“好历史，你好好看看！可以读《八索》，《九丘》，《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三坟》。“是的”我在问你：曾经的穆王要表明心意，周游世界，一定有车辙的痕迹。祭父诗《五典》停王心，王不在宫中。问起来也不知道他的诗。如果你问得很远，你怎么知道？”王说，“你能做到吗？”是：“是啊。这首诗说，“祈求一个举动，它是在尹昭德的形式。想起王度，文如玉，文如金。人民的力量，而不是醉酒之心。”“王益在，食之，睡之，数日不从，克之，而患之。仲尼说：“古人也有志向：‘克己复礼，仁。’Shinya！如果楚王可以这样，怎么羞辱甘西？"

岳：“掌管三皇五帝之书。”关于“三皇五帝之书”，郑玄的注解是“三坟五典”

为什么不同时代的书会有不同的名字？从字面上看，书在三皇时代被称为“坟墓”，意义很大。五帝时代的书叫“典”，有一个规律的意思。伏羲时代的书叫“搜”，是求的意思，大禹时代的书叫“丘”，是聚的意思。当然，这些也可能是以古代经典的载体所用的材料命名的，如淡绿色的袋子、简的钱包、万青等，也是后世对书籍的别称。

三分

三、坟墓，黄三之书，傅之书，神农黄帝之书，称之为《八索》，亦称燕大道。"《九丘》;"坟墓”有很大的意义。《祈招》对坟墓有多种解释，如墓、墓、书等。事实上，人类在粘土和石碑上书写和绘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三皇时代，当时的书籍载体和文字载体可能是用泥土、石碑，或者是泥板，或者是陶板。广义的土也包括石头。现在，”。

吴店

五典是指记载五帝、颛顼、尧、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