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多年间，大规模的乡邦文献纂辑活动在桐城民间持续进行着，这成为桐城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表征。这些文献编纂活动多掩藏于文学史的研究架构之下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重视。笔者通过各类史料钩稽，现将所得桐城通邑性乡邦文献编撰活动及成就择其要者按时代顺序辑录如下，以见明清桐城地方文献之盛。

1 《桐彝》《迩训》，方学渐撰

桐城在明以前人文不显，至明中叶学术大兴，其振兴风教、结社讲学、声名远扬的乡里大师先有何唐，继有方学渐。方学渐（1539—1615），字达卿，世称明善先生，尝主讲东林书院，为东林党人所推重。一生著述颇多，除记录东林讲学的《东游纪》及经学著作《易蠡》《性善绎》《心学宗》等外，还有这两部记录桐城地方先贤事迹的文献。《桐彝》三卷、续二卷，撰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取桐城“忠孝义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为立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凡五十人，作传二十三篇；《迩训》二十卷，撰成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部书专载桐城“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可为法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分门目为四十一类。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朴尝谓这两部书“虽所收录甚简，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姚永朴《〈桐城耆旧言行录〉序》），故方学渐撰《桐彝》《迩训》实开桐城乡邦文献编纂之先河。

2 《龙眠诗传》，姚文燮选撰

姚文燮（1627—1692），字经三，号羹湖，清顺治十六年进士。姚文燮为桐城名宦，尝获赞“干才优裕，兼娴文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七）。辑录《诗传》之始，姚文燮尚是一清贫书生，但他自认“情深桑梓”，此后数年间，他朝夕与事，勤搜博采，于前贤遗编，“虽断楮残秩，珍若珙璧”（姚文燮《莲园诗草序》），“兢兢乎恐一字一句之或失”（方孝标《龙眠诗传序》）。为尽可能减少疏漏，还一度发起征诗活动，希望能“阐幽攸重，勿令旧句久湮”（姚文燮《龙眠诗传征诗引》）。可能是受姚文燮对尽全龙眠明诗这一近乎苛刻的目标影响，《龙眠诗传》最终未能完整刊刻流传（潘江在《木厓集》卷二十一《雨中手录乡先辈诗还山以诗见赠次韵奉酬》中有“姚生《诗传》海内知，将梓忽辍吾滋疑”句，自注有云“姚经三有《龙眠诗传》之刻不果”；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卷七中亦称姚文燮辑《龙眠诗传》“搜采甚勤，犹自病其隘，未遽传书”），因而其规模、体例已不可预见。不过《诗传》之书稿基本编成当无疑义，与姚氏同时期的桐城知名文士方孝标（1617—1697）曾为之撰序，称述有明一朝桐城诗人“专稿选稿行世者多，而汇而集之则自《龙眠诗传》始”（方孝标《龙眠诗传序》）。因此，《龙眠诗传》虽不曾刊布，但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其地位当可确立。

3 《龙眠诗选》，亦称《龙眠诗录》，钱澄之选辑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与陈式（字质生）同为姚文燮《龙眠诗传》校选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在清初桐城诸诗家中，钱澄之是与当时诗坛盟主钱谦益颇有交游且“相与论诗”（钱澄之《龙眠诗录引》）的代表人物。顺治十五年（1658）的一个冬夜，钱澄之与钱谦益在白门（今南京）长干寺僧舍讨论选诗之法（杨年丰《钱澄之年谱简编》），其间钱澄之盛称家乡桐城“称诗几百年，作者如林”，引发钱牧斋“子乡有佳诗而无传本，吾乌乎得而选之”（《龙眠诗录引》）的慨叹。钱澄之遂发“檄诸同志，征辑前辈遗稿”之志，期望借此既弘扬乡邑诗学又补牧斋龙眠选诗乏善之憾。次年，钱澄之得知姚文燮已有《龙眠诗传》诸稿之选，便与姚氏合作，互相校订。不过在选诗原则上，钱姚之间存在着显著分歧，钱氏力主于严而姚氏坚主于宽。故钱澄之随后选择了在《诗传》的基础上，“录其尤者，得若干篇”（《龙眠诗录引》）而成《诗选》。不过可惜的是，钱氏因久在“旅困”，《诗选》同样未能授梓，故亦不见传本。不过钱氏“严选”龙眠诗的职志于此编清晰可见，两百年后徐璈在编《桐旧集》时称钱氏《诗选》亦为“总集佳本”（徐璈《桐旧集引》），当非虚言。

4 《龙眠风雅》，初定名为《龙眠明诗选》，潘江主辑

潘江（1619—1702），字蜀藻，号木厓，世称河墅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桐城诗派与文派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人物（章建文《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潘氏著述多数已散佚，存世者主要有所著个人诗文合集《木厓集》及所辑通邑诗歌总集《龙眠风雅》等。《龙眠风雅》的搜集编纂自顺治末至康熙中历时三十余年，总九十二卷。其中初集六十四卷，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经斋刻本；续集二十七卷附一卷，康熙三十年（1691）自刻本。从流传情况来看，《龙眠风雅》称得上是桐城乡邑诗学对后世产生实际影响的一部奠基之作。

5 《龙眠古文》一集，李雅、何永绍辑

李雅，字士雅，号芥须。何永绍，字令远，号存斋。二人均为明末清初桐城诗古文创作群体的重要代表，有诗文集传世。二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康熙年间合作编刻《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表章前哲。收明代及清初作者93人，载文335篇，其中奏疏、论辨、书序、杂记、碑志、辞赋各体皆备。除康熙初刻本，另有道光十五年芸晖馆重刊本。李雅、何永绍与潘江为同时好友，马其昶尝赞“乡先辈诗文得不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桐城耆旧传》卷七）。潘江辑录《龙眠风雅》足见桐城诗风之盛，而《龙眠古文》的编选则反映了桐城文风之盛，李、何辑录该选时曾自言“家藏文集无虑千种”（《桐城耆旧传》卷七）且多为明人作品，可以想见桐城文风浓郁，积淀已久。

6 《枞阳诗选》，王灼编选

王灼（1752—1819），字明甫，一字悔生，号晴园。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官祁门县训导、东流县教谕。王灼少居枞阳，亲受业于刘大櫆八年之久，深受其赏识，为文秉承桐城义法，为诗亦沉雄雅健，与金榜、程瑶田、张惠言等砥砺诗文。枞阳虽为桐城东南一乡，但桐城诗文大家却多出枞阳，更自钱澄之、刘大櫆而实开枞阳诗派（民国时期教育家孙闻园《题许永璋〈抗建新咏〉》，有“枞阳诗派海峰开”之誉）。因之，王灼尝致力于搜集桐城东南乡枞阳一隅先贤诗作，自清初钱澄之以下迄于嘉庆年间，得二十卷，定名《枞阳诗选》，惜未能刊行。后在张寅（字子畏）、马树华（字公实）等乡人的助力下完成了校刊工作。

7 《古桐乡诗选》，文汉光、戴钧衡辑

文汉光（1808—1859），字斗垣，号钟甫。少贫废学，习贾博微利以养，日坐街衢，“夜则篝灯读书”（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以文闻于闾里，兼以诗才，刘声木称其“诗尤才调壮逸，气骨高骞，而以沉著出之”（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八）。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尝师事同里“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二十余岁即自刻《蓉洲初稿》，时人“骇为异才”（《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与曾国藩、吕贤基、罗淳衍、邵懿辰等人结交往还。文、戴二人年龄相仿，幼时共学，志同道合，尝于桐城县北孔城共建桐乡书院，又共辑《古桐乡诗选》。该选凡十二卷，所录人物与《枞阳诗选》在地域上限于一隅相类似，主要选桐城北乡诗人177家，诗作1107首，依时代顺序编次。道光三十年（1850）在同是桐城北乡人的王祜臣慷慨资助下刊刻成书（戴钧衡《王殿襄墓志铭》）。

8 《国朝桐城文录》，戴钧衡、方宗诚合辑

戴氏事迹见前揭《古桐乡诗选》。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别号毛溪居士。师事同里许鼎及族兄方东树，专心治学作文。同治三年（1864）入曾国藩幕府谋方略治文书，十年（1871）补河北枣强知县，光绪六年（1880）告归闭户著书。方氏文承桐城古文义法，兼治经史百家，其文名政声颇受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要员的赞赏。所著多收入自编之《柏堂集前编》《次编》《续编》《后编》等。作为桐城派中兴时期的重要作家，戴、方诸人皆以继承桐城文统为己任，在潜心讲习著述之余，深感自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之选以来，清初至嘉道间二百多年，桐城文士创作如林，惜“集无总名”（萧穆《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于是互相采访，得作者83家、文1300余篇、卷76，汇为《国朝桐城文录》。

9 《桐城诗萃》，姚觐阊编

姚觐阊，姚棻子，姚鼐族侄，字五祺（或曰五琦），号卿门，乾嘉间官兵部武库司郎中，工诗文，与嘉道间戏曲家谢堃等相交游，年五十八卒。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及谢氏《春草堂诗话》的零星记载，姚觐阊生性旷达，生平酷爱书籍，家藏多善本，且披览不倦，所著有《卿门诗稿》、《爱春轩诗草》等集，未付梓，稿多散佚不存，惟《写山楼诗存》二卷有本传世。其余个人诗作幸有《桐旧集》等收录保存十余篇，亦有为嘉庆己卯年（1819）刻桐城诗人小集《山城春词》所收者。其所编《桐城诗萃》三十二卷，当为桐城一邑之诗选，现仅存目，体例及刊刻情况均不得其详。

10 《桐山名媛诗钞》，吴希庸、方林昌编

吴希庸，字金圃，县诸生。方林昌，字复生，诸生，尝从马复震剿贼有功保训导，所著有《抱膝吟》。二人皆道、咸间人，合辑《桐山名媛诗钞》。该编是一部桐城闺阁诗人的专辑，凡十一卷，收录清初以来桐邑女性诗人近百家。吴希庸自云“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吴希庸《〈桐山名媛诗钞〉序》），其人数之多、创作之繁为世所仅见。自《列朝诗集》收录方孟式、吴令仪的诗到《龙眠风雅》兼收闺秀诗人的作品，再到《桐山名媛诗钞》的结集汇纂，足见桐城文献之邦从来都不缺乏女性诗歌创作的身影，亦可谓明清桐城人文繁盛之一道别样景致。

11 《桐旧集》，徐璈编撰

徐璈（1779—1841），字六骧，号樗亭。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授户部主事、阳城知县，历主亳州、徽州书院，与同辈方东树、姚莹、光聪谐等相往还，“自少至老，纂述不辍，人服其精博”（《桐城耆旧传》卷十）。所著有《诗经广诂》三十卷、《牖景录》六卷、《历代河防类要》六卷、《黄山纪胜》四卷、《樗亭文集》四卷，皆刊行。晚年又选乡先辈诗为《桐旧集》四十二卷，“刊未半而阳城卒”（《桐城耆旧传》卷十），后续整理工作则由同里马树华及徐氏外甥苏惇元（字厚子）等接续戮力十载，于咸丰元年（1851）完成全秩的刊刻。《桐旧集》是继《龙眠风雅》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合邑诗歌总集。许结先生《〈桐旧集〉与桐城诗学》对该集有详尽深入的整理研究：该集前四十卷以邑中姓氏分卷，各姓诗人则依史编序，后二卷分录列女、方外；编辑体式上因人系诗，并附诗人小传，略述创作本事及相关评价。

12 《龙眠识略》，马树华辑

马树华（1786—1853），字公实（一字君实），号篠湄，为马其昶伯祖。嘉庆十二年（1807）副榜贡生，官至河南汝南府通判。师事姚鼐，受古文法，“为文博稽典章制度，清雅有韵”（《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颇传桐城古文要旨。一生撰著辑录极丰，“于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旧闻，捃摭尤勤”（《桐城耆旧传》卷十一），曾据明季殉节诸臣传记、野史、私家别集录为《阐幽汇记》四卷，自著《可久处斋诗文集》十六卷等。对于桐城乡邦文献，马树华毕生最注心力、用功尤多。首先他助人校刊无算，先者接续校刻王灼《枞阳诗选》而成“定本”，继而直接参与编纂整理徐璈《桐旧集》并最终完成刊刻之务。此外他自编自刻的地方文献同样种类丰富，譬如自辑先世遗集为《马氏诗钞》七十卷、征考桐城科场掌故别为《桐城选举记》十卷、又编《太仆奏略》《族谱》《家传》等数十卷。最重要的是他还自辑了一部合邑文献《龙眠识略》十二卷，以补“邑志芜杂寡要”（《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之缺。有清一代桐城两修县志，其中道光续修本在桐城学者文人看来并不尽如人意，志体芜杂，于前贤事迹亦多疏漏，故马树华、方宗诚等人多方搜罗，以期补正。方宗诚曾自撰多篇志稿存于《柏堂集》，尤赞马树华《龙眠识略》可“补桐城志书之遗而正其误”（方宗诚《重刊〈历阳典录〉叙》），并为之作传纪事。他称马树华“以邑志为文献所关，义例不正大无以成章，事迹不征实无以传信，因取前志稿，援古证今，纠讹订误，易义例而推广之，以存其实”（方宗诚《马公实传》）。从以上事迹皆可见马树华表彰先贤诗文的诚挚之心、保存乡邑文献的殷拳之意。

13 《龙眠丛书》，光聪谐辑

光聪谐（1781—1858），字律原，号栗园，晚号遂园。少时“家窭贫”，借书苦读，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后“引疾归”（《桐城耆旧传》卷十）。光聪谐早年师事姚鼐，文章学术皆得其传，并陆续结交同里才俊刘开、张聪咸、姚莹、徐璈等人，相与论学。中年辞官归里，专事藏书与著述，聚书三万余卷，所著传世颇多，有《稼墨轩诗文集》《有不为斋随笔》等数种。除此，光氏尤致力于乡先辈著述搜集整理，汇“百数十种为《龙眠丛书》”并自刊刻，“刊未竣”而咸丰兵起，按马其昶言实刻九十余种（《桐城耆旧传》卷十）。该编汇辑宋元以来龙眠先贤遗著，编排上不以时代为序，选录尤以清代为重，如方苞《望溪奏议》二卷、姚鼐《惜抱轩书录》四卷、钱澄之《田间集》十卷等。此前桐城地方文献“隆替绝续”（《桐城耆旧传》卷十）者以总集、别集居多，而光氏《龙眠丛书》则首次以丛书形式“作为一县文献的结集”（胡适《致张秉钊》），尽其全备，呈现数百年间桐城文人著述创作之大观。

14 《国朝桐城文征》《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纂辑

萧穆（1835—1905），字敬孚，起于耕读之家，却以一介寒儒“孜孜一生于典籍的收藏、整理、校刊”（刘尚恒《一介寒儒出荒乡，满腹经纶名沪滨——记清末安徽文献学家萧穆》），最终成为晚清安徽藏书家、文献家的翘楚。虽然他在仕途上屡试不售，但因博综群籍、勤于问学，往来于南京、上海、武昌、开封等通都大邑，一生访学访书不辍，“相识遍天下”（《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结交名流无数，其中既有乡贤故老如文汉光、马复震、方宗诚、徐宗亮、吴汝纶等，亦有时贤硕学如曾国藩、李鸿章、钱泰吉、汪士铎、莫友芝、黎庶昌、孙诒让、缪荃孙、岛田重礼等，交游切磋间学问愈加博洽精进。萧穆酷爱藏书，以微薄之俸禄积书至两万卷，其中有不少清人著述和古籍珍本。同时萧氏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助人精心校刊书籍百余种，如《历朝诗约选》《孔子家语》《古文辞类纂》等。此外他自编自撰书稿不下四五百卷，如《敬孚类稿》十六卷、《杂抄》《日记》《尺牍》数部，更依广搜博采的桐城先辈遗著藏书着手编纂乡邦文献巨著《桐城文征》。萧穆自称在藏书、校书、著书的过程中“于故乡人文亦未尝不时时在心目间”（《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其益加留意乡邦文献，甚至达到了“叩以前闻轶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的境界。方宗诚称其“年少而文高，学博而识远”，为“桐城后起之英”（李濬《敬孚类稿序》），故其辑《桐城文录》未逮而屡遭兵燹，便郑重托业于他以臻完备。萧穆将藏书处命为“文征阁”，当是他编书之志的体现。随后他以《文录》所采83家为选录基础，竭三十余年心力，广加搜伐，又得70余家。复以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所选明代人文仍有颇多遗漏，故广录有明一朝至清同治间作者230家，文4380余篇，共264卷，定名为《桐城文征》。《文征》的编选原则显然是“宽选”之法，按萧穆所言，即“凡有关于义理、经济、考证、词章，诸体纷出，分镳并驱，有一可凭，均为详载”，“大旨在存五百余年一邑文献”（《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卷帙颇显浩繁。正因为此，以萧穆当时拮据的经济状况，《文征》的刊刻几乎很难实现。不过《文征》的编纂还是引起了萧穆当时交往文人圈的热情关注，在友人的督促和帮助下，萧穆决定以《文征》稿本为基础，以“清真雅正、文从字顺者为宗”，选录清初至同治间作者57家、文580余篇，共26卷，是为《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以一人之力整理桐城乡邦文献，竟汇成一总集、一选本，厥功至伟。

15 《桐城耆旧传》，马其昶撰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马树华族侄。少承家学，师从戴钧衡、方东树、吴汝纶、张裕钊等多位名家，为文恪守桐城古文义法，被称为桐城派的“殿军”。曾主庐江潜川书院山长及桐城中学堂、师范学堂教习，宣统间充京师大学堂教习，后归里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任清史馆总纂等职。著有《周易费氏学》《庄子故》《抱润轩文集》等若干卷。受伯祖马树华热衷整理乡邦文献的影响，加之马氏为桐城望族、家藏典籍丰富，马其昶“少有志乡邦文献”（《桐城耆旧传》卷首），立志编撰一部汇集桐城先哲事迹的史传著作。经二十余年的收罗散佚、拾掇补遗，既而删繁集萃、重编目次，撰成了《桐城耆旧传》这部“堪称典范的桐城学术史著”（许结《从〈桐旧集〉到〈耆旧传〉》）。该著凡十二卷，以姓氏为纲，采用主传与附传相结合的形式辑录桐中59姓，主传123篇，全面反映了桐城各家族的嘉言懿行和文献成就。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 SQRW045ZD）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欣病逝，终年66岁。

恭亲王奕欣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但坊间到处都是他的传说。用"恭亲王遗言"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会发现数以万计的结果。这些说法有的过于惊悚，比如要心腹顺桂伺机清除慈禧太后；有的说法明显荒唐，比如要慈禧太后恪守已经形成的规矩。因此，可信度几乎为零。

其中，有两种说法，具有一定可信度。

一种说法记载于《申报》。里面说："此次恭忠亲王抱疾之时，皇上亲临省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者？恭忠亲王奏称，除合肥相国积毁销骨外，京中惟荣协按禄，京外惟张制军之洞及裕军帅禄，可任艰危。皇上问：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奏称'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另一种说法记载于胡思敬《戊戌履霜录》。里面说，恭亲王奕欣病重，光绪皇帝前去探望他。恭亲王奕欣说："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

那么，这两种说法，谁更接近于真实历史呢？

我们先来分析《申报》的说法。在这种说法里，恭亲王奕欣向光绪皇帝推荐了荣禄、张之洞、裕禄3人，对翁同龢则极尽刻薄之能事。看上去有一定道理。因为荣禄很快就被晋升为协办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张之洞则奉调入京，进入军机处。裕禄也授任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当年10月，翁同龢被革除职务，永不叙用。

一系列的人事变动，似乎都显示光绪皇帝在忠实地执行恭亲王奕欣的政治遗言。

不过，张之洞固然早就是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在朝廷里地位很高。荣禄、裕禄也作为满洲八旗里的后起之秀，正在政坛上迅速崛起。就算没有恭亲王奕欣的推荐，他们迟早会进入权力中枢，弥补恭亲王奕欣留下的位置。

至于翁同龢，他与恭亲王奕欣关系不深，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恭亲王奕欣实在没有理由，在一份遗言中采取对翁同龢恨之入骨的态度。有人提出，恭亲王奕欣之所以痛恨翁同龢，是因为翁同龢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积极主战，却消极备战，导致清军一败涂地。这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翁同龢是主战派，这不假。可他作为一名户部尚书，并不承担备战的职责（那是李鸿章的事情），怎么可以将甲午战争失败的锅让翁同龢来背呢？

更何况，翁同龢被革除职务，也不是在恭亲王奕欣死之后。恭亲王奕欣死后，光绪皇帝发起了维新运动，与慈禧太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慈禧太后发起"戊戌政变"，扼杀了百日维新，之后，迁怒于翁同龢，这才将他革除职务。这与恭亲王奕欣，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所以，《申报》的说法真实性也不高。

再来看《戊戌履霜录》的说法。

《戊戌履霜录》作者叫胡思敬。胡思敬是江西人，1894年考中进士，选取为翰林院庶吉士。胡思敬是一个著述甚丰的学者，搜罗、整理了各类古籍40万卷，对于前朝和当朝典故烂熟于心。

在《戊戌履霜录》的说法里，恭亲王奕欣让光绪皇帝在广东举人主张变法时要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应该说较为符合恭亲王奕欣的本意。

此前，康有为、梁启超集结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是为"公车上书"。对于变法，恭亲王奕欣态度不明朗。可是，当光绪皇帝喜滋滋地召集王公大臣商议变法一事时，恭亲王奕欣默然不答，他对变法的态度，已经不言自明了。

因此，恭亲王奕欣在遗言中提醒光绪皇帝在变法时慎重，是大有可能的事情。

参考资料：

《清史稿》《戊戌履霜录》《申报》等

　　中国古代数学辉煌史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

　　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的图案，半坡遗址

　　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

　　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

　　、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

　　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

　　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

　　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

　　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

　　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

　　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

　　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

　　。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

　　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

　　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

　　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

　　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

　　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

　　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

　　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

　　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

　　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

　　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

　　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

　　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

　　，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

　　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

　　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

　　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

　　，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

　　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

　　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

　　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

　　为 157/50和 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

　　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

　　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

　　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

　　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

　　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

　　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

　　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

　　，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

　　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

　　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

　　。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

　　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

　　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

　　》、《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

　　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

　　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

　　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

　　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

　　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

　　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

　　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

　　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

　　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

　　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

　　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

　　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

　　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

　　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

　　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

　　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

　　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 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

　　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

　　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

　　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

　　，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

　　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

　　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

　　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

　　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

　　，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

　　，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

　　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

　　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

　　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

　　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

　　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

　　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

　　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

　　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

　　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

　　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

　　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

　　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

　　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

　　。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

　　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

　　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

　　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从明代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宣传唯心主义哲学，施行八股考

　　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除珠算外，数学发展逐渐衰落。

　　16世纪末以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鸦片战

　　争以后，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便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从明初到明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这种商业发展相适应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对相四言

　　杂字》和《鲁班木经》的出现，说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儿童看图识字的课本，后者把算盘作为家庭

　　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册中。

　　随着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诀也逐渐趋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归、起一口诀

　　；徐心鲁和程大位增添加、减口诀并在除法中广泛应用归除，从而实现了珠算四则运算的全部口诀化；朱

　　载墒和程大位把筹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应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数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

　　位的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1607年以后，他先后与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

　　测量法义》一卷，与李之藻编译《圜容较义》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启被礼部任命督修历法，在

　　他主持下，编译《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主要是介绍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学说。作为这一学

　　说的数学基础，希腊的几何学，欧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学，以及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等计算工具也同

　　时介绍进来。

　　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

　　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

　　当学”。《几何原本》是明清两代数学家必读的数学书，对他们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

　　其次应用最广的是三角学，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割圆八线表》和《测量全义》。《大

　　测》主要说明三角八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

　　法。《测量全义》除增加一些《大测》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较重要的是积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

　　这些，在当时历法工作中都是随译随用的。

　　1646年，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来华，跟随他学习西方科学的有薛凤柞、方中通等。穆尼阁去世后，薛凤

　　柞据其所学，编成《历学会通》，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历学会通》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有比例对

　　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前两书是介绍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和布里格斯发明增修的对数。

　　后一书除《崇祯历书》介绍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纳氏比例式等。方中

　　通所著《数度衍》对对数理论进行解释。对数的传入是十分重要，它在历法计算中立即就得到应用。

　　清初学者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而著书传世的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王锡阐《图解》、梅文鼎《梅氏丛书

　　辑要》(其中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年希尧《视学》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他对传统数学中

　　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幂求正根方法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濒于枯萎的明代数学出现

　　了生机。年希尧的《视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学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方科学，他除了亲自学习天文数学外，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翻译了一些著作。

　　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养斋汇编官，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杨道声等编纂天文算法书。

　　1721年完成《律历渊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义于1723年出版。其中《数理精蕴》主要由梅彀成负

　　责，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译自法文著作；下编包括算术、代数、平面

　　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等初等数学，附有素数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

　　数学百科全书，并有康熙“御定”的名义，因此对当时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综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

　　，如和传统数学比较，是有进步的，但和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则明显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对外闭关自守，导致西方科学停止输入中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致使一般学者既不

　　能接触西方数学，又不敢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埋头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

　　的乾嘉学派。

　　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其中能突破旧有

　　框框并有发明创造的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他们的工作，和宋元时代的代数学比较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和西方代数学比较，在时间上晚了一些，但这些成果是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影响下独

　　立得到的。

　　与传统数学研究出现高潮的同时，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集了从

　　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来介绍

　　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书，荃萃群籍，甄而录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

　　手的原始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集团开展“洋务运动”，也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组织

　　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

　　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邹立文与狄考文编译的《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笔算数学》；

　　谢洪赉与潘慎文合译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等等。

　　《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译本；《代数学》是英国数学家德·摩根所著的符号代数学译

　　本；《决疑数学》是第一部概率论译本。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但

　　所用数学符号一般已被淘汰了。戊戌变法以后，各地兴办新法学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为主要教科书。

　　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进行一些研究，写出一些著作，较重要的有李善兰的《《尖

　　锥变法解》《考数根法》；夏弯翔的《洞方术图解》《致曲术》《致曲图解》等等，都是会通中西学术思

　　想的研究成果。

　　由于输入的近代数学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加上清末统治者十分腐败，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下，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数学研究。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代数学的

　　研究才真正开始。

老邹 旅顺口大型画传 前天

白玉山位于旅顺港北岸，正好是旅顺海口正对的地方，因此古籍说，白玉山犬座于旅顺口前，山不高，但是却是旅顺老城区的最高点，海拔1346米。

其旧名“西官山”，这里南俯瞰旅顺军港、西跨龙河而连太阳沟，北依水师营，东接旅顺上沟（以前叫旧市街），是旅顺区内最高点，且在旅顺城市化后，原来的小山小丘已经不见踪影，唯有这里保持着山的原貌，形成了旅顺区内最原生态、有特色的区域，从空中鸟瞰，有人说，旅顺口城区的地形就像个火锅一样，四面群山环抱，白玉山就是火锅的烟囱。

关于白玉山的得名，有人说早年山石如玉，但是现在怎么找，也找不到像玉的石头，因此这个说法不确切。比较靠谱的，是说在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陪同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来旅顺考察港口建设事宜时，曾登临此山，这不奇怪，因为这里观察旅顺全貌是再好不过了。当其一行眺望旅顺全城及军港时，听到属下介绍港口左侧的山曰“黄金山”，李鸿章即随口应到：“远既有黄金，近当为白玉”。从此“西官山”就被“白玉山”所代替，一直沿用至今。

醇亲王奕譞，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本身没啥能耐，但是家世背景极厉害:爷爷是皇帝，哥哥是皇帝，侄子是皇帝，儿子是皇帝，孙子还是皇帝。

在清代北洋水师初建的时候，白玉山曾是军事设施的重地。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在山的东北麓建成清军军械总库一座，大门上额由李鸿章亲书“武库”二字，至今山的半坡上还留存好几座清军的仓库。

甲午战前，还在山的北部山头修建有白玉山炮台，至今遗迹尚存。中日甲午战争中，卫汝成率军防守此地，远远看见日军杀来，转身就跑，没放一枪一炮。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后，炮台被毁，军械总库亦荡然无存。而当年身为二品高官，出任旅顺港务工程总办的袁保龄为白玉山撰写的楹联“创四千年未有之规愿成渤海屏藩留都堂奥，环九万里无远弗届漫谈昆明池水汉武旌旗”也不知去向。

沙俄统治时期，这里叫做鹌鹑山，俄国强租旅大后，在白玉山北侧修筑了安装有152毫米榴弹炮2门，120毫米火炮1门的炮台阵地。其实无论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这里都有军事设施，不过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原因很简单，因为战斗不用打到这里，就胜负已定了。

1900年，沙俄在白玉山南麓修建了一座豪华的欧式别墅（即旅顺海军第一招待所）。最初是沙俄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大将的侄子启里尔亲王居住，后来又成为沙俄关东军副司令乌罗柯夫的私人官邸，这些以镇压中国人民为职业的沙俄将军和王公贵妇彻夜在此狂宴歌舞，声色犬马，过着骄奢*逸的荒唐日子。

1904年2月，日本、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发动了日俄战争。1905年9月5日《 朴茨茅斯和约》签署后，日本占领旅大地区，开始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

1905年11月到1907年3月，日本殖民当局在白玉山北巅修建了一座日式祠院风格的神社—“纳骨祠”。将在日俄战争中死亡的22723具日军尸体的骨灰存放在祠院内地下3个拱形墓穴中，以此来炫耀“战功”，成了日本军人朝拜的重要场所。而那时并没有白玉山塔。

1907年，旅顺战役的日方两大功臣—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和第三军司令长官乃木希典便开始在日本国内倡议募捐，筹集了26万日元作为经费，在 白玉山修建“ “表忠塔”，假借祭祀侵略军亡灵之名愚弄日本国民，美化侵略战争。并在白玉山南麓上山路第一转弯处修建了“第三回闭塞队纪念碑”和衣冠冢，把参加闭塞沉船行动的“朝颜丸”螺旋推进器置于碑前，四周架起炮弹壳与铁索围成的链墙，为日俄战争中堵塞旅顺港而丧命的日军招魂扬幡。

“表忠塔”于1907年6月开工，到1909年11月建成，历时两年零五个月，耗资25万日元，建塔工人多达20000名。1907年6月，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在白玉山南巅修建一座从底座到塔顶高668米的所谓“表忠塔”。塔的结构为圆形，由底座、基柱、塔身、塔顶四部分组成，外观设计如蜡烛和烛台的组合，塔顶烛尖仿制 280毫米榴弹炮炮弹的形状，高88米，周长33米，寓意祭奠日本殖民者所谓“纳骨祠”亡灵的蜡烛长明不熄。在筑塔过程中，日本殖民当局从国内运来大量花岗岩、水泥、木材和钢材。塔身是由钢筋混凝土灌注而成，塔内中空，筑有 273级由美国制造的铁制螺旋阶梯。底座台阶部分的石料取自日俄战争期间三次闭塞港口17艘沉船上所装载的石料，塔的基柱和塔身由钢筋水泥浇注而成，塔身外部的石料是从乃木希典的家乡山口县的德岛运来的。从塔底到塔顶，共有18个窗户。塔顶设有观光台，可以俯瞰旅顺全景，四周筑有铁制围栏，铁艺图案为太阳旗的放射形状。1949年3月到9月之间，观景台围栏的图案改成了五角星。

塔顶北侧的铜刻铭文是侵华日军 东乡平八郎和乃木希典联合撰写，铭文记载了日俄战争中旅顺要塞争夺战的简要过程。该塔由石黑五十二和渡边让设计，塔“表忠塔”三个字为日本宫室伏见宫贞爱亲王所题。白玉山塔竣工后的11月28日，日本人举行了盛大落成典礼，参加人有伏见宫贞爱亲王、北白川辉亲王、东乡、乃木等1300余人，庆典活动连续28天。

此后，每年春秋都要举行招魂祭奠活动，强迫中国学生参加。白玉山就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变成春秋两季举行招魂仪式的祭坛。通常都是日本皇室和内阁重臣亲自从日本国内跨海乘船到旅顺白玉山参加主祭。

为炫耀武力，日军还在表忠塔周围举行阅兵式。而且，日本当局还经常在日本各种节日里在表忠塔周围搭起凉棚大摆酒宴，大肆挥霍劫掠而来的中国人民脂膏。同时，还请来民间艺人在表忠塔周围表演踩高跷等游乐节目，以此来粉饰“大东亚共荣”和“王道乐土”的“太平”。

日本人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俨然以新主人自居，把白玉山南麓的原沙俄关东军副司令官邸改建成为日本关东都督长官官邸，它实际上是一座策划侵华阴谋的桥头堡和大本营。1927年8月15日，日本田中内阁在此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参加者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外务政务次官森格，驻华公使芳泽，奉天总领事吉田，关东军总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会上为贯彻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为宗旨，继而炮制了详细的侵占东北进一步扩展灭亡中国的罪恶计划。与此同时，日本统治者更不放弃享乐的机会，又在关东长官官邸附近建起一座江户时代建筑风格的“圣地会馆”，接待日本军政要员和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每年在樱花盛开时还举行大规模的赏樱会，搂着妖艳的东洋歌伎纵情欢乐，仿佛这里是他们的箱根或富士山麓。

为了炫耀“天皇神威”，日本当局通过“大阪旅行俱乐部”组织“旅顺战绩 旅游 ”，开辟了白玉山等三条 旅游 路线，1929年在白玉山盘山公路上竖起醒目的石刻 旅游 指路标柱，并出卖和兜售各种军国主义色彩的“ 旅游 案内”，“纪念写真帖”以及 旅游 工艺品等，还把一门缴获清军购自德国1881年铸造的210毫米加农炮置于白玉山中部供人参观，以显示日军的赫赫战功。同时还建立了半官方性质的 旅游 管理机构“旅顺观光协会”，会址与办公地点就设在白玉山南麓的“圣地会馆”内。白玉山又是日本“战绩 旅游 ”的重要景点，来自日本国内的游人如织，自1916年兴起，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最盛，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逐渐走向衰竭。

“表忠塔”不仅用于愚弄日本国民，鼓励他们加入到侵略战争中来，同时，日本殖民者凭借这一宗教设施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青少年学生灌输奴化思想。在伪满洲国“关东州”的殖民教育中，宗教教育是重要的内容之一，每月8日，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到“表忠塔”虔诚参拜，为“战殁英灵”祈祷，叫做“东方遥拜”。每逢日本节日，也要组织学生到“表忠塔”进行祭祀。日本殖民者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日本武士道精神灌输给中国学生，还潜移默化地淡化孩子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让他们只知道日本，不知道中国，只知道日本军人为国捐躯，不知道中国人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进行的浴血反抗。

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战败投降,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后准备把“表忠塔”作为战利品拆迁到莫斯科重建。但中方人员认为白玉山位于市区中心，拆塔工程可能危害到当地百姓的人身安全，施工难度大。鉴于此，这座日本的侵华罪证被保留了下来。

1949年3月到9月，白玉山塔塔名和塔顶铜匾上美化日本殖民者的颂词的先后被铲掉。1951年，旅顺决定将塔改名“白玉塔”。1985年，白玉塔作为“日俄战争遗址和帝国主义侵华物证”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4月16日，该塔正式定名为白玉山塔。

1953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多洛维奇· 赫鲁晓夫访问旅顺时，曾经蛮横无理地要求将白玉山塔拆除，并用其“原汤原料”，在对面的黄金山上建一座比白玉山塔更高的塔，以纪念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将领马卡洛夫、康特拉琴科等，被周总理断然严辞拒绝。周总理说：“中国的领土，决不能再给任何外国侵略者竖牌立传”，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阴谋未能得逞。文化大革命中，又有造反派计划将该塔炸掉，后被中央领导得知而制止。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造反派要破“四旧”，找来找去，就把目光盯在了白玉山塔上，好像不拆了它就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但他们只有两个洋镐三把铁锨，这样的工具要拆了它无疑是痴人说梦，最终他们在白玉山塔尖上留下了几个白斑，算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后来又要以白玉山塔为骨架，立一个世界最大的毛主席像，但由于实力不行不了了之。

80年代，有一个政协委员，也是一个老干部，来到白玉山塔前，联想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月岁，不禁老泪纵横，痛哭流涕，他带着一种强烈的 情感 问：这么一个罪恶之塔、一个带给中国耻辱的塔为什么不拆了它！最终他的进言和提议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赞同和支持，所以白玉山塔依然还屹立在那里。

建国初至文革结束时期，白玉山一度曾作为禁止攀登与摄影的军事要地，只有到旅顺观光的党和国家***与重要外宾才有资格登山参观。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美丽的白玉山， 1986年，作为旅顺 旅游 规划重点开发的白玉山正式向游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登白玉山，但不准照相，登白玉山塔有严格规定，必须有公安部门与驻军机关的双重批准。后来规定进一步放宽，中国人上山、拍照随意，但外国人禁入，直到2009年，才全面宣布开放。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一直关注旅顺口的国防建设，关怀旅顺口人民的生活。在建国后至周总理逝世前的27年间，他总共来旅顺口八次，五次登顶白玉山，每次都是陪同外宾或重要外交活动。1973年7月31日，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到旅顺时，曾陪同 刚果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少校登上白玉山。当时周总理已身患绝症，但他仍然关切询问旅顺、大连人民的生活和辽东半岛的国防建设，一代伟人的光辉风范将永远铭记在旅顺口人的心中。

如今，白玉山纳骨祠的废墟上建起了刘华清题词的 海军兵器馆，还竖起了高高的电视塔。当年的“关东长官官邸”和“圣地会馆”已成为接待过周总理、江泽民、杨尚昆和外国元首金日成、胡志明与西哈努克亲王的海军第一招待所，昔日的日本闭塞纪念碑对面坡架起了运载游客的缆车索道。

登上白玉山顶，旅顺口军港及市区风光尽收眼底，是观赏旅顺城市全貌和旅顺军港的最佳地点。登上白玉山麓，美丽的旅顺港及新老市区全貌尽收眼底。白玉山的正南方是世界闻名的军港旅顺口，看威武的战舰犁开一道道晶莹的雪浪花，飞翔的海鸥追逐着欢叫着，仿佛为远航的水兵送行。港口的左侧是著名的黄金山，右侧是老虎尾半岛。东南方为白银山，西南则是辽东半岛的天然屏障老铁山。

每天都有连绵不断的游人涌到白玉山。她已成为外地游客来旅顺观光 旅游 的首选必游的热点景区，自1986年以来至今已成功地接待过江泽民、李鹏、杨尚昆、李瑞环、陈慕华、刘华清、彭佩云等党和国家***，还接待过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以及国际国内各界知名人士，更多的是来自国内海外的普通游客。随着旅顺口区 旅游 业不断升级，2006年10月，白玉山景区被国家 旅游 局评定为国家AAAA级景区。未来的白玉山必定以更绮旎的多姿风貌，笑迎万户千家、九洲方圆的八方宾朋。

中国近代史著名人物有哪些？

中国近代史中伟人有：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关天培、冯玉祥、邹容、林觉民、秋瑾、李大钊、方志敏、鲁迅等等。

1林则徐

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

1839年，林则徐于广东禁烟时，派人明察暗访，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销毁。虎门销烟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