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的由来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2收藏

汉代经学的由来,第1张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学说，并阐明其含义的学问。孔子晚年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的文献，形成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六经被人们公认为宝典。汉武帝即位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使得经学日益兴盛和发展起来。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西汉前期，以黄老之学为尊，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主导思想

前一四零年，汉武帝即位。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亲自阅卷，重用《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并下令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四年，擢升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前，丞相皆为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董仲舒。

汉代出现了专门赞美毛笔的文章，汉代文学家蔡邕在他所写的《笔赋》中称赞毛笔道：惟其翰之所生，生于季冬之狡兔。据文献记载，朝廷月供有大笔。汉代古籍中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红管大笔具体多大不得而知。

1，1903年出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韩景春，李毅夫两位研究，最早使用“汉族”一词的是黄遵宪，是在1903年的《驳革命书》中：“倡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2，太平天国末年。有学者认为“汉族”族称的最早记载是在太平天国末年的侍王李世贤《致各国领事书》中，其实有“汉族”一词。

缣帛书是简策装书以后的一种用丝织品做材料写成的书。《墨子》中提到“书于竹帛”，就是指在用竹简的同时又有用缣帛写书的。

缣帛使用同样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从春秋战国至汉代，缣帛书与简书并存并一道发展，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帛文化。

竹简虽然廉价，制作方便，但这种笨重的书籍携带不便，而且每简容字有限，编简成册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则发生“错简”。再说简牍的编连所用的丝带、麻绳、皮带易被磨断，使阅读带来困难。而用缣帛做书写材料则弥补了简牍的不足。

缣帛是丝织物，材质轻软平滑，面幅宽阔，易于着墨，面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寡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收藏容易，携带方便。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在商代遗址中，发现过黏附在青铜器上的精美的丝织物遗迹，这说明当时已有较为先进的织丝技术。至春秋战国时期，丝织技术有了更高的发展，丝织物比较普遍。

现存最早的帛书，1942年9月发现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是春秋战国时期唯一的完整帛书。根据出土的帛书残片分析，可能原有帛书4件。其中完整的一件图文并茂，中间部分有两组方向相反的文字，一组13行，一组8行。四周有图像及简短的注文。整个帛书共900多字，内圆外方，修饰紧密。

此外，子弹库帛书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说明文字，四周绘12个神像，象征12个月。这被认为古代图书插图中较早遗存，对后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考古工作者还曾经在湖北江陵战国时期墓中发现了大量丝织物，有绢、纱、罗、锦等。其织造质量、图案设计和品种之多，锦上图案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

由此说明，古人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在缣帛上着文字了，凡有纪念意义和重大事情，多书于帛，而价廉易得的简则用于普缣帛书的形态，一般是一篇文章为一段，每段叠成一叠或卷成一束，称作“一卷”。如今的图书中所谓的“卷”，就来源于此。后来发展为在缣帛的下端或左端裹上一根木轴，作为支撑，既挺括又易查找。缣帛书实际上是卷轴装的前身，也是卷轴装的一种。从已出土的缣帛实物分析，缣帛图书的内容大致分为：信件、绘画、书籍3种。

我国出土的帛画较多。如长沙的战国时期楚墓中出土的一件帛画，画有炎帝、祝融、帝俊等名人，都是古代传说中的重要人物，或是黄帝的亲属或后裔。文字四周有神秘图像，有树木、鸟兽及奇形怪状的人物。四季名称用青、朱、黑、白四色绘制。画四周有12种像，代表12个月，每像下注明神名、职司及该月宜忌。

长沙另一楚墓还发现一幅人物帛画，原贮于一漆棺中，与其他陶俑放在一起。帛上画一侧面细腰妇人，呈土褐色。妇人向左而立，长衣曳地，头后有髻，发上有冠。图中妇女合掌祈祷状，头顶上有一鸟及一异兽。据说鸟代表凤，兽是夔。凤是生命、婚姻、幸福的象征，而夔则代表死亡、饥饿、邪恶，凤夔象征着生命与死亡的斗争。

另有一幅人物御龙帛画，细绢质地，金白粉绘。画中有一男子，手持缰绳，驾驭一条巨龙。龙尾上站着一鹤，昂首仰天，画的下角有一条鲤鱼。这幅帛画反映了战国时期盛行的神仙思想，是迄今发现用白描粉彩画法的一件最早作品。

缣帛作书写材料，价格昂贵，所以它的使用当限于达官贵人。由于缣帛用于书写并不普遍，故在古代帛书实物发掘中，缣帛载有的文字不是很多。就楚墓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规范整齐之中又现自然恣放之色。其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其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其清韵，充分展示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刻意追求。

至西汉初期，精美的丝织物已畅销全国，供人们制作衣服、帘帷、篷帐等。东汉时期，缣帛已广泛用于书写。《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军人将大的缣帛用作帐篷，小块的用作提囊。可见，东汉时帛书数量之多。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各种颜色的丝织品中，有绢、罗、纱、锦、绣、绮等，而最珍贵的是覆盖在棺上的一件彩色帛画。该画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绘成，色彩绚烂。画面大致分上、中、下3部分，表示天上、人间、地下的景物，其内容及技术，较战国帛画更为复杂多姿，但无文字。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10多种帛书，共20余万字，黑墨书写，字体为小篆和隶书，是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作品。这些帛书包括《老子》抄本两部，《老子甲本》为汉高祖时的抄本，《老子乙本》为汉惠帝时的抄本。每部分上下篇，次序恰与传世的本子相反。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老子》又名《道德经》；而新发现的帛书则《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另有《战国策》一部，约12万字，大部分内容是今本没有涉及的。还有《周易》，也比今本多4000多字，而且六十四卦与今本不同。帛书中有整部佚书，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28篇，是记载战国时期苏秦、苏代等人的言行，约11万字，大都不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为校证有关苏秦史料，提供了大量新的历史资料。

有关科学方面的《五星占》，用整幅丝帛抄写而成，约有8000字，前半部为《五星占》占文，后半部为五星行度表，根据观测到的景象，用列表的形式记录了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177年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以及这3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的动态。它反映汉代天文学已达到的水平。

此外，山东临沂的金雀山西汉初期墓中，也发现帛画一幅。全部的背景在天空、日月之下，帷幕之中，墓主及亲朋、仆从的歌舞，生产，游戏等生活情景。画中人物的衣着与长沙帛画相似，反映了楚国遗风，说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山东南部受楚国文化的影响。

古人把字写在缣帛上，一块就是一本书，比过去的简牍书拿起来轻便。这对后来造纸术的发明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纸发明以后，字就写在纸上，陆续就发展成现在纸做的书。由此可见，缣帛书在我国古籍发展过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古典时期的文献中，塞里斯这个拉丁名词意思浮移不定，而且可以涵盖自印度、中亚以至中国的亚洲人，导致西方对古中国的辨识出现严重的扭曲。在中国的纪录中，罗马帝国被命名为大秦，即甘英所言“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明显地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罗马帝国就像另一个中国一样位于世界的另一端。“秦”最初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范围以外比较落后的西方诸侯国，其文化、经济和修养都比周边山戎，犬戎、狄人高。汉学家蒲立本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在最初，‘大秦’这中国概念乃受到对西方的古代虚构想像而被混淆”。公元96年—192年为罗马治世，又叫作五贤帝时期或五贤帝时代，即罗马帝国的顶峰时期。

有历史依据，因为古代文献《梁书》明确记载：“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即是说扶桑国在汉朝东方2万多里的地方，折合现代的里程为1万5千里左右，这个路程刚好是到夏威夷群岛的距离。

由于《山海经》对扶桑国做过记载，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想知道扶桑国到底在什么地方。传说扶桑国有一颗无比庞大的扶桑树，上面结满了像蜜汁一样甜的果子，远古时期的10个太阳把这棵树当做自己的家，他们变成三只脚的金乌鸟轮流落在树上休息，每天都有一只金乌鸟化作太阳去人间游览一圈，所以扶桑国也是传说中的日月出入之所。

后人们为了寻找这个传说中的神奇地方，可以说是费劲了心思，其中大多数人会推测扶桑国就是日本岛。因为日本和中国的距离看起来非常符合传说中的扶桑国，而且日本人一向都以日出之国自居，如果把地球划分为南北半球的话，那么日本在北半球确实也属于世界的最东方。但这只是现代人的推测，根据相关古籍记载，日本根本就不是扶桑国，在古时候中国人对日本有单独的称呼叫做东瀛，也是秦始皇时期传说的瀛洲，所以可以确定日本和扶桑国扯不上关系。

但是根据《梁书·诸夷传》的相关记载就能推算出扶桑国真正的位置，这本书记录到扶桑国大概在汉朝首都以东2万多里的地方，倭国也就是日本则在距离汉朝7000多里的地方。把古代里程换算成现在的距离，扶桑国则在汉朝往东1万5千里左右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如今刚好是夏威夷群岛，可见在汉朝的时候，人们所认为的扶桑国就是如今美国的夏威夷一带。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古代注释家距所注古代文献的时代较近，对古代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特点、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情况都比较了解，所以其注释的准确性相对较高。有些词句，如果没有古人的注释，我们不是无从知道其含义，就是会出现理解上的错误。例如：

《左傅·隐公元年》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杜预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过百雉。”

根据《杜注》，我们不但知道了一雉墙的体积，而且知道了三百雉并非指诸侯国首都城墙的周长，而是指首都城墙一面的长度。又如：

《诗经·周南·关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专贞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朱熹注：“窈窕，幽闲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

根据《毛传》和朱熹注，我们得知“窈窕”本来的含义是幽闲、娴静的意思，后来才引伸出美好、漂亮这一义项。

古注并非都是正确的，其中也存在着不少错误，因此我们在阅读古注时既要重视古注，又不能盲目地相信古注，认为凡是古注都是正确的，不敢越雷池一步。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

“庄公寤生，惊姜氏。”杜预注：“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

“寤生”之“寤”实是 “啎”的通假字，本是逆的意思，杜预释“寤”为“寐寤”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又如：

《左传·桓公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