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晓珠词》卷一：

浣溪沙·残雪皑皑晓日红

残雪皑皑晓日红。寒山颜色旧时同。

断魂何处问飞蓬。

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

当时何似莫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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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晓珠词

四卷。有民-国二十六年排印本。同年又有三卷手写本印行。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则为二卷。民-国十九年另有《信芳词》出版。

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以《晓珠词》四卷为前四卷，以《雪绘词》及辑自《同声月刊》之作为第五卷。

高适与岑参诗风之比较

吴 翔

提要：高适和岑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诗史上以“高岑”并称，是因为二人的诗歌代表作都以边塞生活为题材，呈现出慷慨悲歌的雄壮风貌。但就选材立意、表现手法、语言风格、艺术样式等方面具体分析比较，高适诗歌雄壮而浑厚古朴，岑参诗歌雄壮而奇巧瑰丽。二人诗风在“悲壮”的总特征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对于文学史上并称的作者，考察他们艺术风格的异同，不失为文学研究的可行方法。

关键词：唐诗 高适 岑参 诗风 比较研究

高适、岑参是盛唐以边塞诗闻名的两位诗人。自杜甫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中以“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评价高适和岑参，诗史上便以“高岑”并称，把他们列为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因此高、岑二人的诗作便给人风格相近似的印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中说：“高、岑悲壮为宗。”指出了二人诗歌审美特征上的共性。更有甚者如钟惺说“惟高、岑心手，如出一人”[1]，洪亮吉谓高、岑“体格并同，所谓笙磬同音”[2]，则完全抹煞了二人的个性。近年来研究高、岑的文章不少，有的从思想内容着手，认为二人的风格是绝然不同的。[3]也有从艺术成就上比较，得出岑参诗歌胜于高适的结论。[4]为了能对高、岑二人的艺术风格之共性及个性有客观的认识，本文旨在从二人的家世背景，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及审美旨趣等诸种因素入手，具体分析高适和岑参的诗歌，阐释二人诗风的同与异。比较的重点在边塞诗，同时也关注其它题材的诗歌，试图做到从整体上把握。

一

高适、岑参在盛唐成为“边塞诗派”的****，创作出大量与边塞有关的佳作，有其客观历史背景。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军事实力强大。久居尊位的唐玄宗倚恃强大国力，好大喜功，推行扩边政策，并每每给立有边功的将官以升迁的嘉奖，赴边立功成为报国和仕进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文人投笔从戎或秉笔入幕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高适曾有过三次出塞经历：开元二十年，北上幽蓟，希望投入信安王幕府，废然而退；天宝九载，以封丘尉身份送兵至蓟北；天宝十三载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掌书记。岑参更是久佐戎幕：天宝八载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天宝十载回长安；十三载又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丰富的边塞生活经历，为高适、岑参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人的边塞诗中也都表达出慷慨赴边、以身报国的豪迈气概：“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大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边塞诗这一特殊的派别，为才情横溢、立志报国的诗人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那么，在边塞特殊的环境中和战事频繁的背景下，高岑两位诗人又是如何选材、立意的呢？试看二人的代表作：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高适《燕歌行》）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两首诗都展现出边塞战事的情景，反映战士不畏艰辛、英勇奋战的精神，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爱国情绪。杜甫“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及严羽“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5]的评价正是抓住了二人诗歌的共同特征，在对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爱国精神的歌颂中，雄壮之气顿出。

就诗中传达的思想内容而言，高诗似乎更为深广。《燕歌行》中有战士意气昂扬的出征、战场上艰苦卓绝的苦战、征人思妇刻骨的思念。其中有边塞的烽烟和萧瑟的穷秋，更有浴血沙场的战士与耽于歌舞的将帅的尖锐对照。诗作将这些画面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广阔的边塞画卷。诗人从各个不同层面反映揭露战争，将鲜明的爱憎倾注入作品，笔力深厚，声情顿挫，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更是成为广被传诵的名句。对下层百姓（包括士卒）的同情关注及对统治者骄奢*逸的批评在高适作品中并不少见。“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蓟门行五首》之二）是对边防战士遭压榨的同情；“大夫东击胡，胡尘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马海边死”（《宋中送侄式颜》）反映战争给边疆人民带来的苦难；“仍怜穴蚁漂，益羡云禽游，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东平路中遇大水》）是对遭遇水灾农民的怜恤；“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同颜少府旅宦秋中》）则是对州县官吏感到痛心的肺腑之言。高适少孤贫，爱交游，早年游历长安冀获功名未成，后漫游梁宋，曾经历“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6]的贫苦沉沦生活。在混迹渔樵、深入下层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穷苦百姓遭受的压迫和不幸，故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能有如此的平民姿态。殷璠《河岳英灵集》中说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正是对高适贯注于诗作中“负气敢言”[7]精神的概括和褒扬。

相比起高适诗作广阔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岑诗显得较为单一，他的作品缺乏高适广阔的视角和关怀黎民百姓的情怀，这与岑参出身官宦世家的背景不无关系。岑参祖上以文墨致位宰相，后虽两遭变故，家道中落，但早年孤贫并未使他接近下层人民，而往日三代为相的富贵显赫在岑参心灵深处亦难以洗刷，故岑参建功立业之心尤为强烈。因此，岑诗中常有一种昂扬的情绪和乐观的精神，令人读之倍受鼓舞，精神振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气势宏大，色彩雄奇，运用夸张想象的艺术手法将大自然的剧烈变化与声势浩大的行军场面结合，让人惊叹边塞奇异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的同时，感慨行军将士的艰辛。诗歌节奏紧迫，形成高昂激越的声势，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写景与叙事的结合上，该诗也具有代表性，以边塞奇异的风土景物和气候环境入诗，寓情于景物描写中。《唐才子传》说岑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岑参“好奇”[8]的性格一经与边塞特异的风土人情相碰撞，即有令人为之惊叹的奇丽作品产生。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火山云歌送别》等诗歌中，作者引领我们见识火山云、天山雪、热海的炙热、瀚海的奇寒、北风卷地黄沙入天等奇异瑰丽的边地风景，令人大开眼界。不仅是自然景观丰富奇丽，岑参笔下的边地风习，各族人民相互交往共同娱乐也是饶有奇趣。“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的宴乐场面新鲜热闹（《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鋋右鋋生旋风”的边地歌舞妙曼奇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的民族间交往娱乐豪放融洽（《赵将军歌》）。这些边塞奇闻异事经由作者的艺术创造，展现“古今传记所不载者也”[9]，成为研究西域地区风俗民情的珍贵资料，同时也是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佳篇。杜确在《岑嘉州诗集序》中言：“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岑诗传播面之广，与其作品超越民族界限，取材广阔当有不可分的联系。

由上述分析可见，两位以边塞诗齐名的诗人在相似的边塞生活经历中带着各自不同的视角，采撷边塞不同角度的风貌，记录着各人独特的感受，故二人“心手”并非“如出一人”，发出的也绝不是“笙磬同音”。

二

高、岑二人诗歌在取材和立意方面有不同的侧重点，表现手法上，二人也相应偏好不同的方式。高适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用比兴手法较少。如《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杜甫“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10]正是对其诗歌吐其所快不受拘束的豪迈骏爽风格的恰当评语。高适诗歌的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观，故很少单纯写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时伴有写景的部分，因此这景带有诗人个人主观的印记。《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便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又如《宋中十首》之一中“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一句，“悲”与“寂”实为景物对诗人心情的点染，愁绪无边在悲风千里的诵叹中以极含蓄的笔调结束全诗。这种以景结情、含蓄深沉的诗句还有不少，如“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蓟中作》），写景句含有不尽的心绪，意境雄壮深厚。

岑参诗歌除有部分直抒胸臆外，还侧重于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诗人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和奇特的想象描写塞外雄奇壮丽的自然景物，以个人感受来写客观实在的景物，虽“迥拔孤秀，出于常情”[11]，却又“奇而入理”[12]，令人信服。写狂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写严寒“腌霭寒氛万里凝，阑干阴崖千丈冰”（《天山雪歌》）。塞外风土本就异于中原，加之岑参以好奇的目光探寻并加以记录，便成为特具壮阔意象和奇丽色彩的写景佳作。岑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13]的奇丽充分体现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状雪景之句中：“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人以春日里开放的梨花来比严冬里的飞雪，一暖一冷两种意象取得艺术上惊人的和谐，千树万树与边地壮阔背景相呼应，显得清旷峭厉。梨花的比喻赋予寒冷萧瑟的雪国以温暖和希望，正切合诗中送别友人之情意与祝福。如此的巧思与丽句。让人不得不佩服岑参写景的功力。

三

高岑二人诗歌风格的差异还表现在语言上。虽然岑参与高适一样，语言都是明白晓畅，甚至口语化，没有什么生僻的词句，但在词句的锤炼上岑参诗歌还是颇见心机的。岑参早年隐居读书时作的一些田园山水诗，清丽之气已从质朴中透露出来。如“涧花燃暮雨，潭树暖春云”（《高冠谷口赠郑鄂》）中的“燃”、“暖”，“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中之“吞”、“醉”，均可见为斟酌字句所下的功夫。这种奇巧的倾向，当诗人在边塞面对军士的豪情壮志和域外的奇异风光时，就进一步发展成为悲壮奇峭的风格。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蒸沙烁石然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句中的“然”、“煎”似是从《高冠谷口赠郑鄂》中“燃”、“暖”延用和演化而来，而诗的气象已大不相同，前者实写山居景色，清丽如小品，后者则运用丰富想象突出热海的酷热，雄壮奇丽，变幻莫测。

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如《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技巧上看来全不用力，词从意出，没有刻意辞彩修饰。前两句描绘送别环境，悲凉情调从描写中自然而生；后两句为临别宽慰之语，显得豪迈放达。全诗语言浑朴自然，不事雕琢。高适诗歌中凭借才气之盛，吐其所快不受拘束的词句很多，读了撼人心弦。王士祯“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14]的评价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二人诗风的差别，即高适诗浑厚，岑参诗奇峭。

四

看岑、高二人的诗歌，古体、近体均有，律诗、绝句皆作，然二人于七言古诗尤擅。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言“唐人七古，高岑王李诸公规格最正，笔最雅炼”，就指出了高适和岑参在七古方面的艺术成就。高适《燕歌行》、《别韦参军》、《封丘作》，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七古。古体诗用韵较宽，篇无定句，形式自由，用于表现边塞风物的宏阔和战斗场面的悲壮很是适合，与二人沉雄激壮的共同风格亦相吻合。但高适与岑参在七言歌行创作中又呈现各自不同的色泽。

高适歌行体式复古为多，赋予乐府旧题新的面貌。《燕歌行》句句押韵，两句一换韵，韵律转换与内容的跌宕起伏相一致，音节洪亮，语言整饬，显得节奏明快，雄阔高亢。另外，高适喜在诗歌里间用对偶句，如“校尉羽出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等偶句在《燕歌行》中占了不少的比例，高适古诗中的对偶句又多用上下两幅景象相对照，相互烘托，从而渲染了气氛，深化了内容。

再看岑参诗歌，句式、节奏、押韵上则灵活多变，富于创新。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三句一节，打破旧的二句或四句一节的格局，句句押韵，三句换韵，音节急促紧迫，与风雪夜行军的情势很是相宜。又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二句转韵、句句押韵与四句转韵、隔句押韵两种用韵法自由转换，灵活运用。句式上岑参五、七言相杂成篇者不少。《登古邺城》前四个五言句写景，后四个七言句发怀古幽情，五、七言各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随诗意而转换，给了怀古感慨新鲜的形式。又如《优钵罗花歌》三字句、四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八字句、十字句错落有致，诗体自由流畅，有民间歌谣的风味。胡应麟在《诗薮》中云：“古诗自有音节，陆、谢体极排偶，然音节与唐律不同，唐人李杜外唯嘉州最合。” 岑参在歌行体音韵、句式上的探索与创新是高适所缺少的，岑诗形式的丰富多变与诗风的奇峭相一致，而高诗则显得质朴遒劲，深沉浑厚。

五

天宝十一载（752年）秋，高适、薛据、岑参、杜甫、储光羲五人同登慈恩寺塔，为唐文坛一次盛会。高适、薛据先有诗，余人皆唱和。因为这个机会，高岑二人写有登慈恩寺塔的同题材诗。现将二人的诗作摘录于下，从中也可管窥二人诗风之有别来：

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官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未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高适《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曰，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同样的环境和景致，不同的是各人的感悟和各自笔下所成的诗篇。同为写寺塔超拔不凡的雄伟气势，高适秉承一如既往的风格，并不注重对慈恩寺塔外观的直接描写，而是寓写景于主观情感的抒发中。寺塔拔地凌空的气势由作者“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的个人感受体现出来。岑参写寺塔则充分展示出诗人写景的才华，极尽夸张铺陈之能事，“耸天宫”、“出世界”、“压神州”、“碍白日”的夸张语气令人对慈恩寺塔的气势叹为观止。

诗的中间部分写登塔观景，高适“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与岑参“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有相似的角度，都具有寥廓宏大的空间感受。然高适写景句语言平实，显得浑厚质朴。岑参则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顺次写景，将秋风纳入这一结构体系中，秋风满关中的空间辽阔感和万古青蒙蒙的时间沧桑感浑然一体，回味深长，诗风于雄浑中透出清丽之气。

诗的结尾抒发感想，苍茫寂寥的景色令高适联系自己仕途失意的境遇，发出壮志未酬的无奈感叹，报国之心仍可从诗句中真切感受。岑参则因塔寺的氛围和个人的际遇产生超尘出世的愿望。世俗的追求和归隐的乐趣[15]似乎是岑参内心长久徘徊不定的两极，这首登塔诗末尾的感喟固然有应题的因素，却也是其矛盾思想的真实反映。

结 语

通过上述比较，高、岑二人诗风之异同已大致可见。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曾漫游梁宋，躬耕自给，加之本人豪爽正直的个性，故诗作反映的层面较广阔，题旨亦深刻。岑参为落魄王孙，遍览史籍，心怀壮志，个人得失心较重，好奇的个性气质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使他笔下的塞外风景雄奇壮丽。艺术表现上“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16]。高诗有汉魏风骨，古朴厚重；岑诗借鉴齐梁，注重音律，形式上有所创新。二人在悲壮的总特征之下，又分别赋予自己的诗歌或雄浑或雄奇的个性特征，令边塞诗的层面更为开阔，风姿更为多彩，也向后人提供了如何炼铸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范例。

注释

[1] 钟惺《唐诗归》卷十二。

[2]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六。

[3] 斯蒂芬•欧文在《盛唐诗》一书中认为高、岑二人风格绝然不同，岑参的诗最令人兴奋的是异国情调，而高适却是一位具有别种姿态和心境的诗人。转引自《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高适、岑参、王昌龄的边塞诗在外国》。

[4] 房日晰《高适岑参边塞诗艺术之比较》，见《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5] 严羽《沧浪诗话》。

[6] 高适《别韦参军》。

[7]《旧唐书•高适传》。

[8] 见杜甫《渼陂行》：“岑参兄弟皆好奇。”

[9] 许凯《许彦周诗话》。

[10] 奉赠鲜于京《二十韵》。

[11] 杜确《岑嘉州诗集序》。

[12]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

[13] 殷璠《河岳英灵集》。

[14] 王士祯《师友传续录》。

[15] 岑参消极避世思想可追溯至早年隐居嵩阳的日子。时与道士、僧侣多有接触，所作田园诗亦宁静和谐。

[16] 胡震亨《唐音癸签》。

参考文献

《唐五十家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高适岑参诗选注》，涂元渠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岑参评传》，廖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高适年谱》，周勋初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博物馆干1986年10月14日建成对外开放。陈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戏曲文字资料、照片，珍藏有多种昆剧明刻本、戏曲原碑拓片以及昆剧、苏剧、评弹各种珍贵的清代手抄摺子和清代评弹名家马如飞，近代三大曲家吴梅、俞粟庐，王季历等人的手迹、遗物；还有各类戏曲实物展览，如各类乐器和各行当服饰，异彩纷呈，绚丽斑烂。 一部分是昆曲、苏剧、评弹等各类戏曲节目演出，使其动静结合、视听结合、古今结合，成为其最大的的特色。戏曲演出安排在参观路线的最后，使其既是参观的尾声，又是参观的高潮。

馆内现辟有昆队评弹、苏剧和古典民族乐器四个陈列室。一件排实物、史料，一张张、说明，充分反映出苏州是昆剧等中国古典戏曲的发祥地之一。在这里，你可以着到明刻本《还敢记》 《即《牡丹亭助，清乾隆年间的手抄本《牡丹亭·游园》，神采飘逸的犯人“江湖十二色”，精雕细琢的红木戏船，镇玉嵌宝的灯彩昆曲堂名担，西汉宣帝墓葬中出土的说书涌（复制品），马如飞的说书笔记《梦史》，”琵琶王薛拉卿曾使用过的琵琶。蒋月泉的红木三弦以及“先辈图”、“道训”，古籍珍本《白雪道音》、《文星榜传奇》等，还有《醉归》与《荡湖船》两级戏文模型，一套24只的古代宫廷乐器双音编钟，一套37面的云供，以及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乐器同观（仿制品）等等。同时，馆内还藏有多种昆曲明刻本、戏曲原拓片以及清代手抄摺子和清代评弹名家马如飞，近代三大曲家吴梅、俞票庐、王季历等人的手迹、遗物等。馆内珍藏有多种昆剧明刻本、戏曲原碑拓片以及昆剧、苏剧、评弹各种珍贵的清代手抄摺子和清代评弹名家马如飞，近代三大曲家吴梅、俞粟庐、王季历等人的手迹、遗物，还有反映江南一带坐唱形式的红木镶嵌玉宝的灯担“堂名”。

1892年 11月16日 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乳名文豹，本名开贞，号尚武。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等诗人的作品。

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5年 春 长兄郭开文赴日留学，有意偕从同行，父母未准。

1906年 春 入乐山县高等小学。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因受年长同学忌妒，被降为第 三名。

1907年 春 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 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8年 秋 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力受损。病中读先秦诸子等古籍，偏爱《庄子》。

1909年 秋 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 春 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 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又受开除处分，因故 未实行 1911年 冬 清帝退位。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受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5日后即离家返成都。

1913年春 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未学。 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 得长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抵东京。秋 ，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同学。

1915年 秋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阅读泰戈尔、屠格涅夫、歌德、海涅 等人作品，与斯宾诺莎思想接近。

1916年 夏 与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识。 冬，与佐藤富子在冈山结婚。开始新诗写作。

1917年 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 1918年 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 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与留日同学张资平酝酿出版文学刊物。

1919年夏 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作小说《牧羊哀话》。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

1920年 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译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 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筹备出版文学刊物。 6月 文学团体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

1922年 《创造》季刊五一节创刊。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1923年 春 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即回国从事文学活动，编辑出版创造社刊物。 译尼采《查拉图斯屈拉钞》前半部。 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出版。

1924年春 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 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作《水平线下》。

1925年 在上海结识中国***早期***瞿秋白。目睹五卅惨案实况，作二幕剧《聂耳》。《文学论集》出版。译爱尔兰约翰沁孤戏曲集。发表组诗《瓶》。

1926年3月 与郁达夫等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实行文科改革。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创造社出版部成立。 7月 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代主任。12月 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教官。

1927年 3月 在南昌朱德住处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被蒋介石政府通缉。7月 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8月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冬 潜回上海从事文艺活动。重译《浮士德》第一部。因患斑疹伤寒，错过乘船转移到苏联去的机会。

1928年2月 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沪，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 行动受警方监视。通览东京东汉文库先秦史籍，研究中国古代史。译美国作家辛克莱长篇小说《石炭王》。

1929年 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译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

1930年 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

1931年 作《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生命之科学》等译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作《金文丛考》、《创造十年》。

1933年作《卜辞通纂》、《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等。

1934年 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再译《生命之科学》。辑译《日本短篇小说集》。

1936年作历史小品数篇，辑为《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译德国席勒《华伦斯太》。

1937年作《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7月 抗日战争爆发。只身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战文化工作。

1938年1月 与于立群结合，同由广州赴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0月 武汉失守，经长沙、桂林撤至重庆。

1939年《石鼓文研究》出版。

1940年4月 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延光四年汉墓。9月 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 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1941年11月 周恩来、于右任、冯玉祥等发起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寿辰。编《五十年简谱》。改写《棠棣之花》。

1942年作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译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创办群益出版社，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1943年 作历史剧《南冠草》。研究先秦诸子。

1944年春，作《甲申三百年祭》， 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著名女将军、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诗四首。

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文化工作委员会遂被国民党政府解散。《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 夏 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历史人物》出版。

1947年 译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编《少年时代》、《革命春秋》、《天地玄黄》等。冬 迁抵香港。

1948年作《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年末 为出席新政协会议，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 3月 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 建国前夕 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0年 3月 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 5月 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主任。 8月 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 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1年 2月 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2月 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海涛集》出版。

1952年 2月 《奴隶制时代》出版，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 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 获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3月 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

7月 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10月 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11月 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 作《屈原赋今译》。3月 随周恩来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吊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5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6月 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获波兰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名誉院士称号。

1954年作《管子集校》。 5月 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6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 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 4月 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6月 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冬 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作《访日杂咏》等。

1956年 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

1957年 17卷本《郭沫若文集》开始出版。6月 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

1957年 5月27日 在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1958年 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国***。

1958年 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极力美化曹操与武则天的历史形象。

1962年，为了纪念郑成功逝世三百周年，郭沫若创作了**剧本《郑成功》，但因不久后即爆发文化大革命，未能拍摄。

1962年，写有《关于秦良玉的问题》。

1966年 文革爆发，郭沫若发表谈话：“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段谈话常被后人指责：郭沫若只顾自保，为全盘否定历史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谈话内容流传到国外后，对郭沫若在各国的声誉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966年8月24日参与挖掘定陵。

1971年，郭沫若发表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书中过于美化李白，贬低杜甫，为人诟病。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也曾赋诗赞美斯大林。郭沫若在文革初期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他写了许多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诗作，包括直接赞美江青的诗，在整个70年代基本安然无恙。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抨击“四人帮”：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197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报告（内容实为原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干部胡平起草），号召知识分子钻研学术。6月12日在北京逝世。根据其遗嘱，郭的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