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在我国古籍中现身频频。前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年号则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现就所知，将四者来龙去脉略加辨析考述，以飨读者。

1，庙号

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成汤有可能是太祖）。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凖，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継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周朝确立谥号制度，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作为给予盖棺定论的评价。庙号制度被废止。秦朝连谥号制度也废止了。

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习用之），谥号为高皇帝（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西汉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孝惠帝刘盈上庙号）、刘恒为太宗孝文皇帝（孝景帝刘启上庙号）、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孝宣帝刘询上庙号）、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汉平帝时王莽上庙号））。另外西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奭为高宗孝元皇帝（王莽上庙号）、刘骜为统宗孝成皇帝（王莽上庙号）、刘衎为元宗孝平皇帝（王莽上庙号），在东汉光武帝时被取消；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孝明帝刘庄上庙号）、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孝章帝刘炟上庙号）、刘炟为肃宗孝章皇帝（孝和帝刘肇上庙号）。另外东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刘佑为恭宗孝安皇帝、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不过这一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

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世祖、太宗发扬光大，世宗、高宗等都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另外，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功业不足，德宗、宁宗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2，谥号

谥号，为东亚古代君主、诸侯（包括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大臣、后妃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根据对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表明，迟至周穆王前后，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古代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称呼大臣、学者名流的“谥号”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如曾文正（曾国藩）、岳武穆（岳飞）、陶靖节（陶渊明）等。

后期，赐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要取决于“圣裁”。据统计，西汉到清朝末期，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而明清代两代就有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善、恶“谥号”则源自西周共和行政以后，另外还有“私谥”。谥号的选定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

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康”表示“安乐抚民”；“平”表示“布纲治纪”。

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内远礼”，“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荒”表示“好乐怠政”、“外内从乱”、“幽”表示“壅遏不通”、“灵”表示“乱而不损”等。

“下谥”之“恶谥”：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君，“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东北）并死在那里，“厉”便是对他予以斥责的“恶谥”。

中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如：“愍”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怀”表示“慈仁短折”。

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始于周末，到汉代才盛行起来。

先秦时的谥号以用一个字为常，也有用两三个字的。用一个字的如：秦穆公、晋文公；用两三个字的如魏安厘王、赵孝成王、 卫睿圣武公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议定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因“谥号”的定夺将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而废除谥法。嬴政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等。

汉代时期恢复谥法，而且这一时期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朝廷中正式设立“大鸿胪”一职，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汉代以后，谥号大多为两个汉字：汉文帝刘恒“谥号”全名为孝文帝，萧何谥为文终侯。

唐宋时期为谥法发展时期。谥法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尊大谥以满足其虚荣心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从女皇帝武则天开始，打破了皇帝一、二、三字谥号的旧例，她作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时追谥丈夫唐高宗李治为“天皇大帝”，达四字。武则天称帝后，又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更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上尊号谥美的先例，有的帝王活着的时候可以被奉上好几次尊号。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尊号的累加也影响了谥号的累加，自唐高宗以后，大多数皇帝的谥号都在四个字以上。

皇后之“尊号”即“徽号”。如清代同治皇帝尊自己的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徽号也可每逢庆典累加，那拉氏的徽号最后积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多达16个字，而她的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23字谥（见慈禧条）。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谥美，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抑武，因此宋代大臣谥号多以“文”字为荣，终宋之世，谥号为“文”者达一百四十多人，为“武”者仅二十人。

明清时期，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首先是各层级人员的谥号字数固定下来。

明代皇帝谥字为17字，亲王1字，大臣2字，例如

明成祖的谥号为：后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清代皇帝谥字为21字（光绪帝）或23字或25字（努尔哈赤），硕亲王1字，大臣2字，例如

康熙帝的谥号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咸丰帝的谥号为：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

乾隆帝的谥号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

恭亲王奕欣的谥号为：忠

清代大臣的谥号规定：一品大臣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谥。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例不授谥。得谥号者只有曾入翰林，或获授大学士者才用“文”字。而“文”字的谥号中，又以“文正”最为难得；只能出自特旨，不能由群臣擅议；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获谥“文正”(如曾国藩)。文正以下的谥号则有：文忠(如李鸿章)，清朝只有约十人得此谥号；再之下者有“文襄”(只限武功成者，如左宗棠)、文恭、文成等等。

三

所谓尊号，乃为尊崇帝后为之所上之称号。始于秦代。据《史记·秦始皇纪》有“臣（王绾、李斯）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之语。《汉书·高帝纪下》有云：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上皇帝尊号。”又，嗣位皇帝尊前皇帝为太上皇，尊前皇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亦称上尊号。

时至唐代，为皇帝上尊号之风大盛，有生前奉上者，亦有死后追加者。而生前加尊号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加于在位之时。如武后称“圣母神皇，高宗称天皇，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等便是；到玄宗时，已成为制度。宋范祖禹《唐鉴》有云：“尊号之兴，盖本于开元之际。主骄臣谀，遂以为故事。”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有云：“元宗开元以后，宰相率百官上尊号，以为常制。”生前尊号，玄宗一代先后曾加六次。先天二年（713年）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742年）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再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天宝七年（748年）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八年（749）再加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十二年（753年）复加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由最初四字加至十四字。此外，皇帝逊位之后，为太上皇，由继位皇帝为之加尊号，此再举玄宗之例：乾元元年（758年），肃宗上玄宗“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之号便是。唐代皇帝多次加尊号，陆贽于《奉天论尊号加字状》评论曰：“臣子之心，务崇美号，虽或增盈百，犹恐称述未周。”宋孙甫《开元神武皇帝尊号》亦云：“古天子之称，曰皇、曰帝王，盖称其德也。秦不顾德之所称，但自务尊极，故称皇帝，然亦未有尊号也。……（唐）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无尊号。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称天皇，中宗从韦庶人之欲，乃号应天……是妄自尊大。……明皇以贤继位，祖宗善恶之事，闻见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实德，袭高宗、中宗之虚名。盖臣下谄谀，不守经义，逢君之过而然也。”

死后加号者，如玄宗死后，肃宗于上元二年上尊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此乃玄宗又被称为明皇之缘故。唐代皇帝死后，尊号多有数次追加。如高祖李渊于贞观九年（635年），先由群臣上尊号为“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改上尊号为“神尧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三上尊号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崩，百官上尊号为“文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上尊号为“文武圣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三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唐代以降，帝后尊号字数有增无减。宣宗时，其尊号已是十八字，即“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宋神宗尊号为二十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明太祖被尊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达二十一字。清乾隆皇帝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竟多达二十三字。实际上不难看出，后边一长串亦可以视为谥号。皇后、太后亦可得尊号。如清末慈禧太后，生前得尊号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死后又谥“孝钦显皇后”。因此，谥号与尊号虽各有涵义，但又多纠缠一处，难以区别。依笔者之见，尊号乃帝后禁脔，他人不得染指；而谥号不为帝后所独享，其余人等亦可得之；而就帝后而言，于在世时所加者属于尊号，而崩后所加者，则可以谥号视之也。

唐宋以后，历经元、明而至清代，帝后尊号愈加愈长。这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及皇权日益膨胀联袂而行，息息相关。明、清时代，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皇帝尊号亦叠加成长长一串，大有将世间美好字眼尽收囊中之态势。今人每每观之，常忍俊不禁。

四

所谓年号，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按惯例，新君即位大多会颁行新年号，称为改元。年号蕴涵着帝王君临天下、宣示正统的特殊意义，君臣朝野为之瞩目，司其事者索遍枯肠，绞尽脑汁。

汉武帝以前，无年号之名目。史书以帝王的年次纪年，记时则与帝号合称。如周宣王元年、二年、三年，一直延至帝位更迭为止。嗣王即位或改朝换代新帝登极，则改用嗣王或新帝年次纪年，称元年、二年、三年等。这种“帝号纪年”或“王位纪年”之法一直沿用至汉代，帝王在位期间从无“改元”现象。至汉代文帝、景帝时，情况有所变化。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十六年沿用年序纪年之法，称元年、二年，直至十六年；而后七年即第十七年起，改称后元年、后二年……后七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前七年称元年、二年……七年；后六年称中元年、中二年……中六年；最后三年，称后元年、后二年、后三年。可视为改元之滥觞。

关于最早出现的年号，大致有二说。一是据《汉书·武帝纪》，十九年十月，武帝率众狩猎，获稀有独脚兽白麟一只，众臣一致认为这是吉祥之物，值得纪念，便向武帝建议用来纪年，于是便立年号为“元狩”，称此年（西元前122年）为元狩元年。“狩”乃打猎之意。以后则有元狩二年、三年……。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认为汉武帝此举乃立年号之始。此后，武帝将即位元年至元狩之间的十八年追补了建元、元光、元朔等三个年号，每隔六年更换一个。而到元狩六年时，在山西获三足宝鼎一尊，众臣认为是吉祥宝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武帝便改年号为“元鼎”。“建元”就是“建为元年”之意，表示年号纪元开始使用。于是就有了第二说，即颜师古认为的“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后代的史学家大都将建元元年作为年号纪年之始。 其后，每遇军国大事、重大祥瑞、灾异，帝王常常改变年号。而新皇登基，更需确定新年号，以示君威。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二年算起，其间亦有从当年某月即算起之情况。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明代以前，一位皇帝在位时，往往多次改元。例如，汉武帝在位44年，用过11个年号。也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号，例如五代时期后梁的“天佑”、后晋的“天福”、后周的“显德”等。至明代，除明英宗（年号正统）因被蒙古瓦剌部俘获，后被送回并复辟，并改元天顺而一帝二号之外，都是一帝一号，因此也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永乐帝、康熙帝等。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时期，这种现象便经常出现。例如，五代十国时期，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则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同时，诸多地方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农民起义军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史家因立场不同，著述所用年号多有歧异。如三国时，陈寿撰《三国志》，以三国年号并列，分别以各自年号纪年纪事；而习凿齿《汉晋春秋》，则认为蜀为大汉延续，故奉蜀汉为正统，用其年号纪年。年号不仅为纪年之名号，却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内涵和意义。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整理古籍，都不得不予以关注。

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尚有不少年号在不同时期被重复使用。如“建元”就5次被使用。还有因避讳或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几种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所用“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等。

通观历代各朝所定年号，大多以二字命名，如汉初建、晋永和、唐贞观、宋元嘉、明万历等。但亦有用三字、四字乃至六字者。三字年号始于王莽“始建国（公元9年—13年）”。之后又有梁武帝“中大通（529—534年）”、“中大同（546—547年）”等。四字年号较三字为多，始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1年）”，唐武则天称帝后，曾用“天册万岁（695年）”、“万岁登封（696年）”等；宋太宗曾用“太平兴国（976—984年）”宋真宗曾用“大中祥符（1008—1016年）”等。此外，尚有六字年号，如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1038—1048）”、惠宗“天赐礼盛国庆（1070—1074年）”。

帝王年号于选词择字十分考究，须经重臣集议、反复筛选，要求字意吉瑞、词意隽永，多用“天、大、太、应、元、中、永”等字开头。尤其是以“天”字开始之年号，达66个之多。其次是“建”字打头者，有30个；以“永”字作首字者有28个。用“隆”字的年号19个；有“龙”字的年号有13个，有“凤”字和“皇”字的年号各有11个。由于择字范围狭窄，历代年号重复使用现屡见不鲜。如用 “建兴”11次，为使用次数之最；“太平”出现9次；“建武”年号曾出现7次；另外“中兴”、“永和”、“永平”、“永兴”、“建和”、“建平”等年号亦分别曾被6位皇帝所用。究其原因，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历史知识，有的是有意追慕摹仿前朝，因而导致年号重复。

就寓意而论，帝王年号一向考究，并冀望在位期间能四海承平，民安国泰。如唐高祖年号武德，表示以武佐德，平定天下；宋太祖年号建隆，希望国运兴隆。在择字方面，尤偏重《易经》。以《易经·乾卦》之《彖辞》为例，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仅区区57字，却有大明、乾道、保合、太和、利贞、咸宁等六个词汇曾分别被用作年号。其中大明一次[南朝宋孝武帝（457-464）]，乾道两次[南宋孝宗（1165—1173）、和西夏惠宗（1068—1069）]；保合一次[南诏国劝丰佑（825-？）]太和五次[三国魏明帝（227-233）；十六国后赵石勒（328-330）；十六国汉李势（344-346）；东晋废帝（366-371）北朝孝文帝（477-499），利贞一次[后理段智兴（1173-？）]，咸宁两次[西晋武帝（275-280）；十六国后梁吕纂（399-401）]。然亦有年号选择颇为随意甚至荒唐者，如武则天称帝后，梦见一巨人，有巨足一双，她觉得是上天降福，便心血来潮，改元称“大足”；唐代宗即位后不久，夜梦天上有巨大黄金印玺掉落于大唐国土，以为吉兆，翌日便取年号“宝应”等等。

年号选择亦曾改变读书人命运。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因出身行伍，只粗识文墨，对年号未甚考究，只要求选一古来未曾用过者即可。因众臣大多孤陋寡闻，集议改元“乾德”。而乾德三年，他无意中发现宫人所用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字样，大惑不解，于是问询宰相赵普。此公标榜“半部《论语》治天下”，被问得张口结舌。后召翰林学士窦仪询问，方知“乾德”原是前蜀王衍用过的年号，而此镜子定是蜀中所出。赵匡胤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自此定下重用儒臣之策。

据笔者统计，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年号共有720个左右。其中，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夫妇二人。李治自公元650年庚戌至683年癸未，在位共34年，先后使用了14个年号。其妻武则天则从公元684年甲申到704年甲辰共在位21年，先后使用17个年号，其中使用两个年号的年份就有五个之多（689年乙丑用“永昌”、“载初”，692年壬辰用“如意”、“长寿”，695年乙未用“证圣”、“天策万岁”，696年丙申用“万岁登封”、“万岁通天”，701年辛丑用“大足”、“长安”）。而使用年号最多的年份，是公元684年甲申。这一年，唐高宗李治由“万岁”而“万年”，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中宗，定年号为嗣圣，继而又废中宗而立李旦为睿宗，改年号为“文明”。未几，干脆取而代之，再改为“光宅”。一年之中，三改年号，折射出谋夺皇权的激烈斗争。

使用年号最多的一年，是公元373年，共计有10个。即前秦苻登太初元年；后燕慕容垂建兴元年；后秦姚苌建初元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元年；后凉吕光太安元年；西燕段随昌平元年；西燕慕容顗建明元年；西燕慕容瑶建平元年；西燕慕容忠建武元年；西燕慕容永中兴元年。

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是清圣祖玄烨的年号“康熙”，自1662年壬寅到1722年壬寅，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长达61年；其次，是玄烨的孙子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从1736年丙寅到1795年乙卯，共60年。一般而言，同一时间段内年号多而短暂，则折射出神州板荡，国运衰微，而年号少而长久，则显示出国力隆盛，天下承平。

辛亥鼎革，民国肇基，定以国号即中华民国纪年。后袁世凯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但未几便被废止。1932年，清废帝溥仪充任伪“满洲国”执政，改元“大同”；二年后又更名“满洲帝国”，改元“康德”。但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以清末所用“宣统”为最后年号。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年号成为历史。

年号发源于中国，后传至邻国，日本、越南、朝鲜皆曾各自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由于日本至今仍实行君主制度，故成为世界上唯一使用年号纪年的国家。日本国选择年号极为郑重，多取自《易经》、《尚书》和《史记》等汉文经典。如“明治”(1868—1912年)取自于中国《易经·说卦》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1912—1926年)，取自《易经·无妄·彖辞》中“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1926—1989年），取自于中国的《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而当今所用“平成”（1989—），则取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古语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皆中国古代国粹，并已伴随专制时代之结束而寿终正寝，飘然而去。今朝予以审视回味，其感受如何，评价怎样，必定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矣。

什么是堂号？

堂号和郡望一样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的特有范畴。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不可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

在旧时中国各姓祠堂正门上方，往往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 'XX堂'。在海外的宗亲社团和各姓联谊会所，也往往挂有写着'XX堂'的灯笼和牌匾。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

堂号是什么？简单地说，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

祠堂又称为家庙，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祖先神灵、举办宗族事务的公共场所。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因此，象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也就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堂祠和小祠堂。

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纥族的爱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内堂)等少数民族，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

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堂号。堂号的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

各姓的堂号虽然很多，但也不是随便乱取的。各一个家族的堂号，往往都有其非常深刻的含意。根据取名的依据和其用意不同，堂号又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类型：

以地名作堂号：许多宗族喜欢以他们的发源地来作为自己的堂号，这在各姓中都是一样。如王姓的'太原堂'、'琅邪堂'，李姓的'陇西堂'，刘姓的'彭城堂'、'中山堂'。这些堂号，使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家族是从哪里发源来的。

以宗族典故作堂号：这类取堂号的方法，在各姓中都非常流行，也非常有意思。一个堂名，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必须是有关本姓祖先的，而不是讲的他姓人物。如王姓的'三槐堂'、刘姓的'藜照堂'、吴姓的'三让堂'。这些故事，往往都极富有教育意义，能使族人缅怀先祖，激励斗志，奋发图强。

秦始皇

秦始皇简介

秦始皇(前259—前210)，嬴姓，名政，秦庄襄王之子(有人说他是吕不伟的私生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

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始皇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三十七年，秦始皇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于是作书命长子扶苏送葬，并继嗣帝位。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秦始皇病死。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和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扶苏死。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朝灭亡。

秦始皇的具体经历

秦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赵国邯郸，是秦庄襄王与吕不韦的姬妾所生，所以有人说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出生后，姓赵。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嬴政即秦王位，时年13岁。相国吕不韦掌握实权。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加冕亲政。这年，宦官嫪毒发动宫廷政变，秦始皇派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围剿长信侯嫪毒，并悬赏说：“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将把叛乱者一网打尽。第二年，又借嫪毒事件，免去“仲父”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朝政大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又听从李斯之议，继续重用客卿，定下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略，加快兼并六国的战争步伐。

秦王政十一年(前236)，乘赵攻燕之机，遣军由南北两路攻赵，夺占赵国大片地区。十三年，桓齮攻赵国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10万。十四年，再攻平阳，取宜安，破赵军，杀赵将。桓齮定平阳、武城。十七年，派内史腾灭韩，俘韩王安。将韩国设为三川郡。

十八年，用计离间赵国君臣，除去曾两次大败秦军的赵国良将李牧。十九年三月，王翦军乘势猛攻，一举击败赵军，杀赵葱，占东阳(太行山以东)。颜聚惧逃。十月，王翦、羌瘣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带领宗族数百人逃代(今河北蔚县四北)，自立为王。但此时赵国已名存实亡，秦于赵地设邯郸郡。代地赵军与燕军联合驻上谷易水(今河北怀来西北)，企图阻止秦军继续北进。二十一年(前227年)又为秦军击败。至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率军在攻灭燕赵残余势力后，破代，俘代王嘉，赵彻底灭亡。

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被秦王发现，将荆轲体解。秦王派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出兵攻秦军，秦军在易水之西破燕军。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今北京西南)，破燕太子军，夺取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今辽宁辽阳)。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但鉴于燕、赵的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为集中兵力攻魏、楚，故暂停进攻。

二十二年，秦王遣王贲攻魏，魏军依托城防工事，拼死防守。秦军强攻无效，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三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秦在魏东部地区设置砀郡。

同年，秦将李信和蒙武在楚地被楚将项燕打败，遭到重创。二十三年，秦王亲自登名将王翦之门谢过，请其出征。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攻楚国，在蕲(今安徽宿州东南)南大败楚军，杀死楚将项燕。秦军乘势攻取了楚国的许多城邑。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亡。王翦继续进军江南，占领楚国全部土地。秦在楚地设立楚郡，不久，又分为九江郡、长河郡和会稽郡。

同年，在灭楚、魏之后，秦王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二十六年，秦王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避开了齐国西部主力，命王贲率领秦军由原燕国南部(今河北北部)南下进攻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齐军士气本不旺盛，对秦军突然从北攻来，更是措手不及。迅速土崩瓦解。秦军一举攻占临淄，俘齐王建，齐亡。秦王在齐设置齐郡和琅邪郡。

秦王政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自称皇帝，追庄襄王为太上皇。

秦始皇称帝后，频繁用兵，开疆拓地。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调发数十万人，三攻岭南，占领百越之地(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又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军队北击匈奴，收复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迫匈奴退往阴山以北。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他把昔日秦、赵、燕所筑的长城加以修缮，连接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又南征百越，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傍)阴山至辽东”。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手中的权力，秦始皇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体，否定了丞相王绾提出的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至40多郡。郡置郡守，县置县令，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这一政治体制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控制，开创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

为巩固中央统治，秦始皇下令收缴天下兵器，并将六国贵族和豪富12万户迁到咸阳附近和四川等地，以便控制。同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两条驰道：一条东通海边；一条南入吴楚，以便一旦发生叛乱，迅速调动军队镇压。秦始皇还多次到各地巡游，以“威服海内”。

在经济上，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发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又下令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以加强各地区的经济交流。

在思想领域，秦始皇为了打击儒生淳于越等反对郡县制的言论，稳定民心，维护皇帝的权威，他采纳了李斯的主张，下令除了医药、卜筮、种植(指农业)之书、秦国史书和博士官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外，其它书籍一律烧毁。次年，又因为方士侯生、卢生违命叛逃，秦始皇下令追究方士、儒生的罪行。结果活埋400多名儒生，制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陵墓。仅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就动用了70余万人力，给劳动人民带来繁赋重役和饥寒交迫，激起人民起来反抗，为秦朝的迅速灭亡种下祸根。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患病，七月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死后不入，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

[b对秦始皇的评价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秦始皇称帝后，主张“事皆决于法”，从而高扬起“法治主义”的大旗，以理天下。直到今天，法治主义也是个十分诱人的主张，而法制社会更是今人努力在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境界。难道在几千年前，这位极权皇帝就已经实行了法治主义吗？到底什么是法治主义？秦始皇搞的“事皆决于法”是否是法治主义？这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将不无益处。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 ，子姓孔氏[1]，名丘，字仲尼，鲁(今山东曲阜)人。他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自汉代起中华文化中的主流学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及朝鲜等周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家世与生平孔子是鲁国人，其先祖乃宋国贵族，为商人后裔。如果把传说与信史结合起来，子姓孔氏有着显赫的世系。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有娀氏之简狄生契。契的后裔汤建立了商王朝。周灭商后，封纣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微子启传位于其弟微仲。微仲后四世弗父何让国于弟，为宋卿。弗父何后四世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遂为孔氏。孔父嘉后三世防叔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名纥字叔梁)。 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72岁时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传说中在孔子出世前颜征在曾见到麒麟。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葬于防山。颜氏移居曲阜阙里，将孔子抚养成人，在他17岁时去世。孔子打听到父亲葬处，将父母合葬于防。 孔丘19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该子便名为孔鲤，字伯鱼。孔鲤先孔子而死，有遗腹子孔伋，字子思。 孔子生而首上圩顶[2]，长成后身长九尺六寸(周时尺寸，大约176米，一说183米)，被称为“长人”。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他受过季氏家臣阳虎的欺侮，不过也做过季氏的委吏和乘田，管理仓储和畜牧。 在艰难困苦中，孔子发愤好学，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先后师事老子、郯子、苌弘、师襄等人。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 在德行方面出众的有:颜回、闵损、冉耕、冉雍。在政事方面出众的有:冉求、仲由。在言语方面出众的有:宰我、端木赐。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言偃、卜商、颛孙师、曾参、澹台灭明、原宪、公冶长、樊须、有若、公西赤。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 对古籍的整理编修相传《春秋》是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寄托孔子的政治理想。(现在一般认为《春秋》是孔子对鲁国原始国家历史材料进行编辑后寄托其政治理想的新作品，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春秋》非孔子所编撰。)《春秋》一书所载年代(前722年到前481年)就称为春秋时代。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将其学说结辑成书，是为研究孔子思想最主要的文献:《论语》。汉代定型的《礼记》一书中也有关于孔子思想的记述(如其中的《大学》 及《中庸》等)，又有记录孔门思想的《孔子家语》一书，传统上被认为多伪撰之说，近年来，逐步得到学界重视。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反映被称为亚圣的孔丘之后最伟大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思想的《孟子》一书合在一起撰写了《四书集注》，是谓四书。四书与《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五部经典合称“四书五经”，乃儒家学说之核心经典。 孔子与中华文化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武帝前推行道家理论，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华文化从此和孔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国学大师柳诒征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35岁时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叔孙、季孙、孟孙三桓大夫赶走，孔子便离开鲁国到齐国，由于齐相国晏婴的反对，孔子几年没有得到齐景公的重用，又回到鲁国，聚徒讲学。 鲁定公九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行摄相事，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大夫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氏之费，然而围攻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造成鲁定公不问朝政。这使得孔子与鲁公、季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孔子最终去鲁适卫。其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绝粮，但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鲤、颜回、子路皆先他而去。5年后，孔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和他的弟子，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约前385年-约前304年)，名轲，其字不详，有说字子车，有说字子舆，均不可信。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山东邹城人。著有《孟子》一书。孟子师承子思，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是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述。有《孟子》七篇传世，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 (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据说，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身后荣辱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的。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道教是一种以人为贵、追求实现生命自身价值的宗教，其终极理想就是要扩张人的本真之性而得道成仙。道教秉承道家自然无为、不逐外物的深邃智慧，强调人的自然特质。道家道教认为，现实中的人们在盲目地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误入了难以自拔的歧途，他们忘却了自身的真正价值，不再谋求生活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因此，它们劝导人们返朴归真，过顺应自然、纯朴真实、恬然淡泊的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真人”。所谓“真人”就是不断炼养生命、存养本性而得以觉悟大道的仙人，他们“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 1。所以，道家道教都非常重视对人的生命问题的探究，其中生死问题又是它们首要关注的大事。 道教以“重人贵生”为修持理念，以“生道合一”为理想境界，敢于正视人的生死困境，以积极的、超然物外的心态，去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心理和生理的隐痛。主要表现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生，因为道家道教是重人贵生的;以安然处顺的态度对待死，因为人虽有生死，而道无生死，人若知“道”，与“道”同在，就超越了生死之域而获得永生。道教正是由于在生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有智慧和气魄，而在人类文化中独树一帜。 一、生本源于道 道教的生命观起源于道家对宇宙生成、长生久视以及生死之道的深刻揭示，后经历代祖师的崇仰和阐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万物之中最为灵贵的人之生命，从其诞生、成长、修炼及结束都必须遵循大道的运行法则。道教的生死观是建立在“道生万物”的宇宙观上，它要求人们从“道”的高度去审视人的生死，不要局限于小我的视角。道教认为，明白一个人的死，实际上是由明白一个人怎么样地生来肯定的，要善于对待自己的死，更要善于把握自己的生。因为人本生于混沌的阴阳之气，气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气绝精神散，犹如水绝而鱼亡，不能转世和再生。在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道教热情歌颂并关爱个体生命，以生为天地之大德，人生之至乐。希望人人能如道而行，以期获得健康长寿和美满幸福的人生。《太平经》云:“天下所有的死亡，都不是一件小事情。人一死，永远都不能再见到天地日月了，血脉、骸骨都将化作泥土。死命关天，极为重要，因为人活天地间，只有一次，不得复生”。 2属于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了享受人间天伦之乐，延寿命尽天年，道教要求人们应珍惜生命。因为“人死就完全消失，一并变成了灰土，将不再出现。现今人居于天地之间，自从天地开辟以来，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再生。人类自己的名子叫‘人’，‘人’是天的阳气和阴气化合而成的万物中最高级的，而其尊与贵，同天地一样。现今人一死，就永远从天地之间消失，再也不会有日常的生活起居，所以要表示哀悼、表示深切同情” 3道教从乐生出发，认为死是对生的绝对否定，生死异途。《道德经》就非常强调重身惜命:“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4这种重视生命的思想为道家道教注重炼养生命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道教十分关心天地间的生命，《三天内解经》云:“真道好生而恶杀。长生者，道也。死坏者，非道也。死王乃不如生鼠。故圣人教化，使民慈心于众生，生可贵也。”5《老子想尔注》则说:“归志于道，唯愿长生”，并认为:“生者，道之别体也。”6因此道教特别强调“摄生”、“贵生”、“自爱”和“长生久视”之道。人应像卫道一样爱惜、炼养造化赐予自己的宝贵生命。《道德经》认为这个世界到处埋伏着危险，生命随时随地受到各种外物、内因的威胁和伤害，生死事大，不可掉以轻心，故应该防患于未然。“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人们只有善于“摄生”，才能“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7所谓“摄生”，亦即养生，既善用大道以摄养生命。就自身而言，清静冲虚，不为情欲所伤，此谓“内解”。“内解者，言纵入尘境，亦不为色等所伤也” 8。就外在而言，善待万物，心无伤害之情。即:“以虚静为里，以柔弱为表，块然如木石之无知，侗然若婴儿之无欲，虽遇猛兽恶人，亦不能为害也。”9 因此，道教对生死规律进行了艰苦探求，在“道法自然”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双重心态下，通过“以德为本”、“性命双修”的基本途径，来实现其孜孜以求的“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10通过内修与外养的修炼途径，来超度生活中的人们，使其摆脱世俗的物累，保持精神的安宁，以便达到心灵的恬淡，即“弃世事而形逸不劳，遗生涯而神凝不损”，从而最终进入形全精复，羽化升仙，生道合一，天人一体的长生不死的最高理想境界。“我命在我，不属天地”鲜明地体现了道教“生道合一”、“重人贵生”的本色，俨然成了道教热爱生命的一面大旗。作为道教养生观的重要纲领，它就像一股原动力，推动道教不断去探索人体生命的奥秘，以致发展出“内丹”、“外丹”等众多炼养生命的道法，为人类健康长寿的神圣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死复归于道 在讴歌“生”的同时，面对不可避免的“死”，道教不是以消极回避的态度，而是正面地提出了“安然处顺”、“齐生死”和“死生一体”的豁达观点。道教对死亡的潇洒体认，在《庄子》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庄子始终追求人生境界的提升和超越，认为生死皆自然之运动，理应一视同仁。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11 因此，在生死面前，人们应当采取旷达的态度，安时而处顺，就如同“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12 。他曾借“真人”表达自己对生死的认识:“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盉，其入不距;袺袺然而往，袺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13 他还借子来的事迹，生动地描述了这种安然的心态:子来病危之际，其妻泣之，子犁去看他，他对子犁说，大自然赋我形体，用“生”教我勤劳，用“老”赠我安逸，用“死”赐我安息，如果把“生”看成是一种“安善”，那么“死”也应该是一种“安善”。降生大地的人，如能愉悦、平和、安然地面对人生，勤奋工作，一无所求，善于养生，到年老体衰时，定会毫无悔意，以闲逸而安宁的心态，坦然地面对死亡的到来，视死为一种自然回归的人生态度。总之，庄子志在填平生死之鸿沟，抹去人们心头生死之界线，通过齐生死的途径来帮助人们透彻领悟死的本质，让人们不是惧死，而是以坦然、平静、甚至喜悦的心态，去面对死亡、步向死亡。 三、齐生死于道 道家道教之所以有如此豁达的胸襟，是因为它们是从“道”的高度来看待生死的。《庄子》云:“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14 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元气而来，死后又复归为元气，生死只是自然的一种变化而已，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般。我们不会为季节的更替而痛苦悲泣，那又何必为“死”而嚎啕大哭呢《庄子·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也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15 庄子甚至还通过“死为南面王乐”的寓言故事来消除人之所以惧死的原因和心理，得出了“死比生乐”的结论。“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迀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16 总之，道教认为:只有跃出个人生死的限囿，以宇宙之胸襟，立于造物者“道”的高度来反观人的生死问题，才能超越生死。不然的话，就会“生”时疲精费神，“死”时惊恐不安。因为，执着于小“我”人生的获取、享受、幸福，亦必然会陷入小“我”的失缺、灾难等痛苦之中，进而视“死”为纯粹自我之事，由此对之产生焦虑、悲泣、恐惧等心理。在道家道教看来，每个人都应随顺造化的安排，“死”犹如睡熟，“生”好像醒来了一样。不为“生”喜，不以“死”悲，使生死在造化中齐一。也就是说，它们要人们摆脱从个人的视角来看确定个体的生与死，而要从“道”的立场来看生死的首尾相续和循环不已，从而悟出无生无死，生死一体的超然境界。 -------------------------------------------------------------------------------- 注: 1 《庄子·大宗师》。2 罗炽主编《太平经·注译》(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3 罗炽主编《太平经·注译》(中)，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 4 同上书，第603页。 5 《道德经·十三章》。 6 《道藏》第28册，第416页。 7 饶宗颐著《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8 《道德经·五十章》。 9 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十四，《道藏》，第13册，第473页。 10 危大有《道德真经集义》卷七，《道藏》，第13册，第597页。 11 《道德经·五十九章》。 12、13、14、15 《庄子·大宗师》。 16 《庄子·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