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冢防盗，有一个考古名词，叫“虚冢”。虚冢，只是秘葬方式的一种，又称假坟、虚墓、虚葬、潜葬、潜埋，说白了，就是造若干假墓穴，而将真尸葬地隐匿起来。

传说中最着名的虚冢，当数孔仲尼的弟子为其设的五座虚墓。晚清文人俞樾着《茶香室丛钞》引《东家杂记》称，当年孔子的坟西侧有五座假坟，都是石头砌成的。这些坟都是他的弟子为他造的，目的是防止后人盗掘。

据说，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曾命人掘开了这些虚冢，里面竟然跑出一只白兔子。此说显然是无稽之谈。但从中可以看出，盗墓掘坟，在孔子那个时代已是一种社会现象了。为了防止盗墓者盗墓掘坟，反盗墓成了必须考虑的事情。

石勒是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创立者，曾经是汉族豪强的奴隶。他少年英雄，十九岁时组建了军队“十八骑”，自号大将军，随着实力的发展，他攻城略地，建立了后赵王国，登上了皇帝宝座。

在他母亲王氏去世后，为了防止墓穴被盗，石勒将母亲秘密安葬，随后又大张旗鼓地用虚葬疑冢来掩人耳目。《晋书》中记载：“勒母王氏死，潜窆(音bian埋葬)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命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

二十年后的公元333年，石勒逝世，同样也采用了虚墓疑冢的反盗墓方式，和他的母亲一样，同样也是隐匿于山谷，然后用“高平陵”的名义，设置虚墓，以混淆盗墓者的视线。高陵位于襄国城西南三十里处，不筑墙，不种树。

史书记载，当时安葬石勒的时候，在夜间同时抬出了十几个棺材分别掩埋，以迷惑当时的百姓。

后来，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十三城门出棺”，是否是受到了石勒秘葬方式的影响，现在不能肯定，但其反盗墓的灵感，应该是一致的。

石勒死后，由其第二子石弘继位，后让其侄儿石虎夺了皇位。石虎死后，葬显原陵，从史料记载来看，显原陵亦为虚冢，石虎并未葬在陵中。

《资治通鉴晋缈(卷100)记载，东穆武帝升平三年(公元359年)，前燕皇帝慕容偏古同“俊”)做了一个梦，梦见石虎咬其膀子，一怒之下去挖显原陵，欲鞭尸泄愤。但打开陵穴后，并没有找到石虎的尸体。显然，石虎受其叔父启发，也采用了虚墓疑冢。

将墓穴挖在山崖上的岩石中，是另一种反盗墓招式。依山为陵，显然比平地起穴那种封土式陵墓防盗效果要理想得多。但这种莽法一般人家造不起，也造不成。

这种开凿于山崖之中，不另起坟丘类型的墓穴，考古界惯称“崖墓”。这种墓在西汉时已颇为流行，如现今考古发掘发现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山东曲阜鲁王墓、徐州龟山汉墓，都是在山崖中开凿了巨大的洞穴而成。

崖墓的历史很长，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分布在江西省境内的武夷山崖墓，形式有单洞单葬、单洞群葬及联洞群葬，棺用整木刳成。经考古发现，多为战国古墓。从这点来说，皇家的“依山为陵”反盗葬式，是受到了民间崖墓葬制的启发。

李世民的昭陵玄宫。就是采用了这种防盗方式，是开凿九螋山(今陕西省礼泉县境内)而就。其后唐诸帝多兴师动众，将附近风水上佳的山体都凿空了。

将墓穴开凿于山之中，坚固异常，防盗效果自然也非同一般，但是也存在明显“漏洞”，其通往玄宫的洞口，盗墓者很容易找到。

如何封闭洞口，工匠煞费苦心，其中用铁水浇筑，就是其中的硬招之一。

正史所记，最为着名的铁水封陵，当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台葬墓――乾陵。据馆会要》记载，“乾陵元宫，其门以石封闭，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

乾陵墓道开在北峰南面的山坡上，墓道长63，1米，宽3，9米，呈斜形坡。墓道与墓门间用吞条填砌，多达39层，用石近四‘千块。石条之间用铁拴板拴拉，每三层上下用铁棍穿联，再用锡铁熔化灌缝。石条上刻有文字(含石匠姓名)，共发现“焦才…合一”等363字。

考古结果表明，目前没有发现乾陵被盗的痕迹。可见，武则天的反盗陵手法是相当成功的。

唐人段成式所着的《酉阳杂俎尸穸》(卷13)记述了一个铁汁浇铸固墓的故事一

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固官罢归庄，方欲勘责，见仓库盈羡。输尚未毕。邈怪问，悉日：“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为盗。近开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太，八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教十丈，遏一石门，固以铁汁，累日洋粪沃之方开。

可见，再巧妙的防盗招数，都能被狡猾的盗墓者破解。盗墓者用硫酸水天天浇灌，最终，铁汁溶解了，让盗墓者得逞。

土丘墓最绝的反盗墓招式是“积沙”和“积石”，这种墓也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积沙墓”和“积石墓”，如果是复合型，则是“积沙积石墓”。

“积沙墓”俗称流沙墓，是盗墓者最为头疼和害怕的墓冢类型之一，出现时间很早。

在营建时，开挖十几米深、面积达几十甚至几百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据堪舆术。定好棺椁的朝向、方位后，以炒干的细沙埋葬棺椁，而不是以土回填。沙子积埋到一定位置和厚度后，才以泥土覆埋。并将四周夯实筑牢。

为什么要将沙子炒干昵一是可以保持地下干燥的环境，防止尸体腐坏：二是强化防盗效果。

干燥的细沙如水，流动性极强，盗墓者根本无法挖掘盗洞，因为挖的时候，沙子会流淌，根本就形不成盗洞。就是挖成了，也极容易造成塌方，让盗墓者成为殉葬者。

2005年5月，考古专家对郭庄楚墓进行了全面发掘。参与发掘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俊才事后透嚣，整座墓的防盗招式一环套一环：大墓深达17米，其中10米多埋的都是沙子。又在主棺的正上方和侧方，加修了两个假棺材，为了逼真，还放置了小件陪葬品。墓道走向设计也很绝，不像通常大墓那样，’墓道直达墓底，而是改变了方向，如果盗墓者顺墓道而下，根本看不见真正的棺室。

这座楚墓内的陪葬品，能历两千多年而不被盗出。完全是因为这环环相扣的反盗墓设计。现场发现。此墓大大小小有17个盗洞，其中年代最早的盗洞挖于战国时期，位于墓室北口外约三米处，这是一个阶梯式的斜向洞，向下发现积沙后停止了挖掘。

积石也是古人反盗的绝招，比积沙的使用更宽泛。1988年，在太原金胜村发掘的251号墓属春秋晚期大墓，打开后发现，面里有“积石积炭”，积石是为了砸死盗墓眷，积炭则是防止尸体腐烂。

已考古发掘过的固始墓、曾侯乙墓、中山王陵和魏王陵均属大型墓葬。椁内外大都积石、积沙、积炭。积石一般置放在墓圹的四周或四角，但郭庄楚墓的积石防盗设计最佳。考古人员在葛庄楚墓积沙层 发现了积石1000余块，最小的3公斤，最大的165公斤。这些石块石质石色多样、形状不一，但边角都十分锋利，应当是特意开采并经过有意拣选的具有杀伤力的石块。大致分为乱石层、蒙顶石层、贴顶石层、拦腰石层和卧底石层，可以防止盗墓者从不同的部位进入。

散乱分布在积沙上层的乱石，残存50余块，重量、大小、位置均无规律，防不胜防，起到了冷石“暗器”的作用。

在所有的反盗墓手段中，最为神秘的是“伏弩”。弩即是箭，伏弩，就是暗设在陵墓死穴(盗墓者必经之地)处，可以自动发射利箭的一种反盗集机械装置。机弩，即装机械的弓。

伏弩一般只有帝王陵一类的高等陵寝才会使用，秦始皇的陵墓就有“伏弩”。郭沫若在《中国史稿》第三篇第三章第一节中写道：“为了防止后人挖掘他的坟墓，秦始皇命令工匠装置了许多机弩，以射杀企图进入墓道的人。”

曹操的高陵内传说也设有机关，但此说不见于正史。蒲松龄所作的《聊斋志异曹操冢》(卷10)记载，“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中，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嚣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中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在盗墓者将封闭的古冢打开后，怪事就出来了，“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机关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集。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进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皆恐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一目后)为沙埋死，乃同酹地谢之，誓不发冢。”

此文透露出了“伏弩”的厉害。在这个古冢里，反盗设计多种多样，不只有机弩，还有积沙，一个进入墓内的盗墓贼。因反应慢了一点，就被积沙掩埋了。

在墓穴中置放的杀人兵器，除了伏弩和机弩外，还有“悬剑”，但这两样东西的反盗誊原理都差不多。被盗的名人墓中，唐朝风水大师袁天罡的墓里就有“悬剑”。

袁墓位于彰德城西北三十五里东灰营树，墓垣以砖砌成，内为清水一池，池深无底，_池水中有锋利钢锥。

当地传言，附近李家坡盗墓者李某将袁墓打开后，盗走了墓内的陪葬物金箍金剑和20余件金具。更有一剑悬于墓顶，有二人因以利刃击砍剑之强，落水而死，后将尸体捞出，尸身均被利尖穿烂。从此，虽人皆知墓中有宝物，然无敢往取者。

另一个反盗墓手段是用自霖石顶死墓遭。在帝王陵中，反盗设计严密。特别是后室(客骞所在)的防盗更严谨。在专供棺棒运行的长长墓道上，从入口到地富一般至少设有兰道石门，多者七道，道道有机关，石门燕迭数吨至数十吨。最外面一层俗称“盘刚墙”，而金刚墙的位置相当穗蘸，艘有知情者很难找到-　l雠9年蓿发掘的第一座帝王葭寝，是明神宗朱翊钧自臼‘‘定陵”19弱年5月19日，考吉_人员挖了第一铲土，但直到当年的9月2日，才找到传说中写有“此石到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的“指路石”，然后才找到金刚墙。

在金刚墙的石门后面，项有一根同样神秘的。自来石”，这块石头，其实是一根长方形的石柱，起抵门棍的作用，有“一石当关，万夫莫开”的奇效。定陵两扇石门十分沉重，高3，3米，宽1，7米；顶门的自来石长达1，6米。

棺椁摆定，人员退出，里面不留一人，这自来石是怎么梅门顶住的原来，秘密在石门和门轴的设计，两门的对接边缘扣榴，门轴上下端打磨成球状，打凿时，叉在两扇石门中间齐门缝的相同部位，多留出一个凸起的槽口。关闭石门前，工匠将自来石放在地面的石厦凹槽内，通过_把牛茔殊∞工具，7”字状、俗称拐钉的物件套住自来石。当1人员从地宫中垒帮撇出后。先关起I离门，工匠拉动拐钉，让其慢慢前倾。使之与石门上磺留槽口对接。石条倾斜后，借助巨大的重量，会压迫有门轴的石门转动。这时候，工匠迅速拿开拐钉，石门自动关闭，直至完全合缝。两端均插在石槽内的自来石，便将石门死死顶住，不知窍门的人根本无法打开。

陵墓内一般设有多条迷道，盗墓者打开第一道石门后，未必就能找到第二道门，找到第二道石门，也未必就能打开第三道门，道道石门背后的“机关”也不尽相同。

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时兵分几路。在盗慈禧陵寝时，地宫的最后一道石门拦住了他。本来打算用炸药炸开的，但又怕震坏陵内宝物，遂改用笨法子，撞。40名士兵用粗木杠子，硬是将石门撞开了。后来，调查人员在现场调查时发现，项门的自来石被撞成了几截。

另一路士兵在盗掘乾隆皇帝的裕陵时，怎么都打不开玄宫前的石门，情急之下，只好将其炸开。石门炸开后，士兵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奇事：裕陵内葬有乾隆和孝贤纯皇后、哲敏皇贵妃等6人，其他五个桔椁都在石床上，唯独乾隆盼棺椁“走”了下来，成了“自来石”，将石门死死地顶住。

迷信的说法是乾隆地下有知，知道有贼人要来盗掘裕陵，便只身下来顶门。但同样的奇事在1975年，考古专家清理裕陵地宫时又出现了，乾隆的棺椁又“走”下来顶门了。有专家认为这是地下水的浮力作用，将棺漂起来所致的，但是其他五具为何不动呢而且乾隆的梓棺四角有重石固定，如果是地下水的浮力作用，当有很大的波浪才成啊，而渗进来的水显然不存在这个条件。

乾隆棺椁顶门一事，至今专家未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考古结论，成了有趣的谜题。

《汉旧仪》里所言，“将作营陵地，内方石，外沙演，户交横莫耶，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其机也。”这段文字中透露出，古墓中的“伏火”是古人反盗墓设计的传统手段之一。

这种古墓也有一个名字，叫火坑墓，有些地方的盗墓者俗称火洞子。

曾震惊世人的长沙马王堆1号墓(“辛追墓”)，就曾出现“伏火”。这座墓的发现颇为传奇，该墓位于长沙市东郊长浏公路北侧，距市中心约4公里。据地方志记载，此处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家族的墓地，故名马王堆。

1971年，各地纷纷开始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内容的备战运动，驻守在长沙市东郊的军方医院看到高达几十米的马王堆，决定将高堆挖空，建一座秘密的地下医院。

打孔探测中，有一种冰凉的气体从孔中喷出来，作业人员想试试喷出的气体压力有多大，便往里面灌水。但水竟然反溅了出来。有经验者便想到了火洞子，划着火柴一试，凉气啪地一下就烧了起来，于是，他们就推测下面必有未经盗掘的古墓。

作业部队及时将异常情况报告给了湖南省博物馆。1972年初，考古专家对此墓进行了全面发掘，两千年前那位名叫辛追的利苍侯夫人。才得以出现在现代人面前。伏火颇令盗墓者恐惧，但古墓中的伏火到底是不是反盗设计，学术界却存有争议。墓中有无伏火，成为盗墓者判断古墓是否被盗过的经验之一，如果有火出来，基本上可以断定，此墓完好无损。

反盗墓招数八：置放毒物

古籍中，毒墓的记载很多，汉广川王刘去盗掘战国古墓魏襄王冢时，除了发现墓是铁汁浇灌之外，在打开后还有惊人发现，里面竟然喷出一种有毒气体，“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

古代人常使用的毒物是水银，在秦、汉及之前的陵寝中，使用水银的记录较多，齐桓公墓内便置有水银池，水银蒸发形成的毒气。给盗墓者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置水银在陵墓中，最着名的当是秦始皇陵。《史记秦始皇本}己=》(卷6)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其陵使用的水银量惊人，注满了陵内的整个地层，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地下毒河。试想，在密封空间内，如果有盗墓者侵入，谁还能活着走出来

古墓中的尸毒、毒气到底是古人有意放置，还是后天形成。在考古界也有争议。古人在临终前几日，知自己寿限到了，往往会服食丹砂一类的东西。以保证死后尸体久放不腐。还有一个原因。包括帝王在内的古人迷信增寿一类的不老药，丹砂、不老药这些药中，都含有水银一类的有毒物质，累积在体内、骨骼间，时间久了肯定要散发出来，客观上也就形成了“尸毒”。

不管古墓中的毒是哪来的，但毒墓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后世盗掘者或考古专家都会小心谨慎，防止中毒。

在所有反盗手法中，殉杀活口是神秘的，当然也是最违反人权的。

当年，赢政于河北沙丘平台死去后，嗣位的秦二世胡亥将其尸体运回咸阳，葬于骊山附近已营造多年的陵内。葬事完毕后，为防止泄密，胡亥便下令不留一个活口。胡亥究竟殉杀了多少活口，具体无数据，司马迁仅以“死者甚躺”做以总结。如果先后被罚去修陵的70万人都被处死了，那将是世界殉杀之最了。

在早期帝王级葬事中，一般都会将工匠和知情人就地处决，这已成为一种旧例陋习，并美其名日“殉葬”，实际上，这是防止知情者泄密而采取的灭杀活口行动，是一种反盗手法。

中国古代帝王葬事中最为着名的殉杀事件，是成吉思汗死后发生的。此事不只中国人有记述，国外人也留有文字。当时游历东方、带有罗马教皇特殊使命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译文)中记载。在运送成吉思汗灵柩的途中，护送的人要将途中遇到的所有人杀死作为殉葬者，并对他们说；“离开现世到阴世去服侍你们驾崩的主人吧。”

他们确信，被杀死的人在阴间还会成为大汗的奴仆，他们又把最好的马匹杀死供主入在阴间享用。当成吉思汗的尸体运往阿尔泰山时，护送的兵马沿途杀死了将近两千人。

上面所说的反盗招数都是“实招”，有一种“虚招’。一咒语，也是一种反盗墓手段。虚招虽然虚。却不失高明，从心理上绝杀盗墓者，令其不盗而退。

世界上最着名的咒语出自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金字塔)。图坦卡蒙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死去时只有18岁。

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及其同伴进入了图坦卡蒙的陵墓。图坦卡蒙的棺室由两个武士塑像守护，内有4个金色的神龛，一具水晶石棺和3个套棺。戴着金面具的图坦卡蒙躺在纯金制成的内椁里，棺木上有一句咒语――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此外，棺上还有一句话――我看见了昨天，我知道明天。

图坦卡蒙的脸上有一道伤疤，通过x射线检查发现，图坦卡蒙的脑后部受伤，考古学界认为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图坦卡蒙的死因还没有弄清楚，咒语便应验了，霍华德・卡特被小小的蚊子叮咬后感染，然后便神秘死亡了。

接下来，21名与霍华德・卡特一道参加图坦卡蒙陵墓考古发掘的相关人员，先后死于非命，“绝命咒语”的传说不胫而走，轰动了全球。

此后，在其他一些古埃及陵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文字，警告亵渎这个墓穴的人会被鳄鱼或蟒蛇吃掉。

咒语对盗墓者的威胁来自精神层面，可以造成很深很强烈的心理暗示。古人很相信咒语的神奇和魔力。

近来的科学发现证实，古埃及法老的“绝命咒语”并不神秘，考古人员先后死亡是因为金字塔中充满了可怕的致癌气体氧气，这是致考古人员非正常死亡的真正元凶。但新的谜团又出来，这高深度氡气是怎么产生的呢至今没有人能解开此谜!

十大盗墓

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其他名匠(10人)

王炳荣　王廷佑　李裕元　李之衡　鄢儒珍　黎勉亭　胡颜标　游长子　吴霭生　曾龙升

王炳荣

清同治、光绪间的雕瓷名匠，尤善雕山水、人物之类。

王廷佑

字少维，安徽省泾县人，清同治、光绪间的绘瓷名家。王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动物为题材。

李裕元

清代末期的雕瓷名匠。李氏擅长雕反瓷。所谓反瓷，就是雕好后不上釉便直接人窑焙烧的一种瓷器。李裕元所作的反瓷虽不上釉，但施以彩。古籍称："若反瓷而胭脂水彩者，成为罕见之宝"。《说瓷》一书云，当年所产的这种反瓷"多属李裕元所作"。

李之衡

清末民初的诗人，饰瓷名家。李氏对陶瓷颜色釉装饰很有研究，当年他配制出的祭红釉为全镇祭红釉瓷器中的佼佼者。

鄢儒珍

清末民初的制瓷名匠，其制作的瓷器胎质纯白，纹饰精美。

黎勉亭

江西省新建县人，清末民初刻瓷名匠。他善用钢针、钢刀、钢锥在瓷面上刻以各种画面，称刻瓷，此种工艺为黎勉亭所创。当年袁世凯为了实现其个的政治野心，千方百计讨好英国上层人士，于民国四年（1915年）将黎勉亭特地请进北亦为英王乔治刻像，黎氏花去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神逼真，受到好评。

胡颜标

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胡氏能画善填，所仿乾隆古月轩画面，足以乱真。

游长子

福建省人，民国时期的雕塑名匠。善作大型瓷雕和捏像，所作1丈多长的太白醉酒卧像、形神兼备，曾在陶瓷界轰动一时。

吴霭生

名毓麟，广东南海人。生于1886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制瓷名匠。少时在香港经商，1909年来景德镇创办合兴瓷庄，1912年任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社长。吴氏在景德镇的17年中，所制的白釉瓷器、花釉瓷器颇负盛名。其作的白釉瓷器，釉层肥厚、柔润，当年景德镇的汪晓棠、潘陶宇、王琦等绘瓷名家所用之瓷胎，多为吴霭生所制。

曾龙升

字龙生，景德镇瓷塑名家，江西丰城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4年。他所作的寿星、观音、罗汉神态和蔼，有亲切感，衣纹流畅、飘逸。他创作的《钟馗试剑》，吸取木雕块面技法，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地。

中国服装历史悠久，服装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曾发掘出约 18万年前的骨针。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管状骨针等物出土。可以推断，这些骨针是当时缝制原始衣服用的。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最著名的为《尚书·益稷》所载十二章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十二章纹遂成为历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逊位、袁世凯复辟称帝。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全国。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服饰(220～589）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

隋唐服饰（581～907）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

宋辽夏金元服饰（947～1368）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蟹)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

明清服饰（1368～1911）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清代官帽与前朝绝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

赵概

赵慨(公元304-？) 字叔朋，河北滏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人。晋代陶工，景德镇瓷器师祖。早年在福建、浙江、江西为官，因不趋炎附势，疾恶如仇，得罪上司和僚属，遭奸臣所害，降职贬官，来到新平镇隐居。在浙江为官时了解和掌握了越窑制瓷技艺，对新平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作一系列重大改革，以提高当地制瓷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对推动新平镇烧造制品由陶器阶段进人瓷器阶段起重要作用，受到后人尊敬爱戴，称为“制瓷师主”。据《浮梁县志》载，“道通神秘，法济生灵……镇民多陶，悉资神佑。” 明洪熙年间，少监张善始祀佑陶之神，在镇内御瓷厂建起了一座“师主庙”，后又称“佑陶灵祠”，尊赵慨为“师主”、“佑陶之神”。明人詹珊作《师主庙记》。

何稠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的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陶玉

景德镇钟秀里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陶玉在镇郊设窑造瓷，所造瓷器“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公元618～626），陶玉将所产瓷器载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陶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陶窑”。

霍仲初

景德镇东山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霍仲初自办一窑，所造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使新平瓷器一举名天下。霍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霍窑”。

周丹泉

字时到，苏州人，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周氏善仿古器，所制定鼎、文王鼎等器，足以乱真；所制陶印、文式、辟邪、龟象、瓦钮、连环，其成色概如白定。周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周窑”。

崔国

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他所制的瓷器，多仿宣德、成化之路，制作精细。崔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崔公窑”。

昊十九

又名昊为，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明万历后期，明代制瓷名家。昊聪明过人，工诗善画，所制瓷器，精美绝伦。他制作的流露盏，明如朱砂，色如晚霞；制作的卵幕杯，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制作的瓷壶，造型优美，风格典雅。明万历间，御史樊玉衡曾赠给昊十九一首诗，诗云“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山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

这首诗好度赞扬了昊十九超人的制瓷才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仍藏有昊十九所制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文曰：“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　，万历昊为制。”

童宾

字定新，景德镇里村人，生于公元1567年，逝于公元1599年，明代烧瓷技师。童从小投师学艺，从事烧瓷行当。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奉皇命抵景德镇督造大龙缸，烧造许久，终不成功。潘相急煞，加倍逼迫和残害瓷工。童宾为抗议朝廷，一日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骨作薪。翌日开窑一看，龙缸竟出奇地烧成功了。瓷工们为纪念这为秉性刚直的英雄，称颂他为“风火仙师”，并在御窑厂的左侧建了一座“风火仙庙”。

昊

字栗园，安徽省县人，清初绘瓷名家。吴氏善绘山水，同时善仿越窑的秘色器。他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吴窑”，与当年官窑中的唐窑、朗窑、年窑齐名。

藏应选

清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清康熙十九年（1650年），朝廷派遣藏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在他督陶的7年中，御窑厂所造瓷器各色俱全，其中尤以鲜红、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最佳。藏氏督造时，其窑称为“藏窑”。

朗廷极

字柴，清康熙间的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陶官（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兼职督陶7年）。朗氏督陶时，其窑称为“朗窑”。清人刘廷称朗窑乃“柴中丞公开府江西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又称朗窑所造的描金五爪双龙酒杯、脱胎碗等器“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当年朗窑所创的一种红釉瓷器，极为名贵，被称为“朗窑红”。此外，朗窑还创烧出一种颇为珍贵的素三彩。

唐莹

字俊公，别号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君士人、陶人、陶使者等。关东沈阳人，生于1682年，卒于1756年，清代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雍正六年（1728年），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一月，结束陶务离镇。他在景德镇协理陶务的15年中，为发展陶瓷生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记载，雍正六年秋季，唐英一到景德镇，便来到瓷工当中，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制瓷的要领。在此基础上，于雍正八年（1730年）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1735年），著成《陶成纪事》。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撰成《陶冶图说》，并制陶20幅，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镇督陶期间，唐英还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传世作品甚多，他的力作“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瓷板”、“粉彩三果盘”等，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处。为纪念这位曾为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督陶官，1987年有关部门在市郊盘龙山兴建了一座庄严、古朴的“唐英纪念室”，室内陈列了唐英的画像、塑像及著作。

年希尧

清雍正间的淮安板罐督理兼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在他兼管窑务的10年中，其窑称为“年窑”。当年，“年窑”所造瓷器“极其精细”，“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堆暗花，玲珑诸巧详，仿古创新”。这段时间，发明了不少新的色釉，其中尤以胭脂釉瓷为最佳，其胎骨极薄，在器外胭脂釉色的映照下，器内的白釉也隐隐透出粉红色，极是好看。清人查俭堂在《年窑墨注歌》中称道：“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

朱琰

字桐川，别号笠宁，海盐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巡抚幕僚。朱氏在江西任职时，对制瓷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陶瓷史――《陶说》。全书分说今、说古、说器上、说器中、说器下六卷。该书对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朱琰除著有《陶说》外，还著有《金华诗录》、《明人诗钞》、《词林合壁》等等。

寂园叟

清代人。著有《陶雅》一书，该书对陶瓷的起源，古代瓷器的胎质、釉色、装饰以及陶瓷销售情况均作了记述，特别是对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窑所产器物的记述更为详细。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制瓷历史，特别是研究清代制瓷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国治

安徽省祁门县人，清道光、咸丰间的雕瓷名匠。陈氏善在瓷板、文具等半成品上雕以龙、马，并在画面上施以各种色釉，烧成后极是好看。《说瓷》一书云，清道光至光绪期间，“雕瓷之巧者，有陈国治、王炳荣诸人，作品精细中饶有画意。” 王炳荣

清同治、光绪间的雕瓷名匠，尤善雕山水、人物之类。

王廷佑

字少维，安徽省泾县人，清同治、光绪间的绘瓷名家。王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动物为题材。

金品卿

安徽省黟先人，清光绪时的绘瓷名家，金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为题材，其代表作有《渔樵闲话》等。

李裕元

清代末期的雕瓷名匠。李氏擅长雕反瓷。所谓反瓷，就是雕好后不上釉便直接入窑焙烧的一种瓷器。李裕元所作的反瓷虽不上釉，但施以彩。古籍称：“若反瓷而胭脂水彩者，成为罕见之宝”。《说瓷》一书云，当年所产的这种反瓷“多属李裕元所作”。

李之衡

清末民初的诗人，饰瓷名家。李氏对陶瓷颜色釉装饰很有研究，当年他配制出的祭红釉为全镇祭红釉瓷器中的佼佼者。

鄢儒珍

清末民初的制瓷名匠，其制作的瓷器胎质纯白，纹饰精美。

程门

字雪笠，安徽省县人，清末民初绘瓷名师，以绘山水、花卉见长。邓之诚在《宙薰琐记》中称赞程门所绘作品“极勒渲染之妙，得者珍之”。

黎勉亭

江西省新建县人，清末民初刻瓷名匠。他善用钢针、钢刀、钢锥在瓷面刻以各种画面，称刻瓷，此种工艺为黎勉亭所创。当年袁世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千方百计讨好英国上层人士，于民国四年（1915年）将黎勉亭特地请进北京为英王乔治刻像，黎氏花去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神逼真，受到好评。

胡颜

明国时期的绘瓷名家。胡氏能画善填，所仿乾隆古月轩画面，足以乱真。

游长子

福建省人，民国时期的雕塑名匠。善作大型瓷雕和捏像，所作1丈多长的太白醉酒卧像，神形兼备，曾在陶瓷界轰动一时。

徐仲南

名，号竹里老人，江西南昌人。生于1872年，卒于1953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徐仲南从十几岁起就在老家南昌学画，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青年时专攻人物，中年时专攻山水，晚年时专攻松竹。他画的人物，神形兼备；画的山水，层次丰富，意境高深；画的松竹，苍劲挺拔，清新秀丽。

邓碧珊

字壁寰，号铁扇子，江西余干县人。生于1874年，卒于1930年。民国时期绘瓷名家。邓自幼生长在鄱阳湖畔，常常钓鱼、打鱼，对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及形态特征了如指掌。他知晓急水中的鱼藻粗壮，静水中的鱼藻细小，小河水港才有浮萍；知晓鲤鱼的鳞片从头到尾约有三十六片，鳜鱼的鳍平年一般只有12根，闰年才有13根；知晓鲤鱼常年栖于粗藻，金鱼常戏于狮草……。由于他十分熟悉鱼藻、了解鱼藻，所以他画的鱼藻特别真实、生动、活泼。因为他的鱼藻画得好，故在景德镇享有“鱼王”美称。

何许人

字德达，又名处，乳名花子，安徽南陵人。生于1882年，卒于194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何氏善微书，能在径寸印泥盒上书写《出师表》、《赤壁赋》。其雪景也画得极好，所画“寒江独钓”，寂寥空阔，意境颇深；所画“梁园飞雪”，雪拥丹阁，雍容华贵。

汪晓堂

又名汪隶、汪隶华，号龙山樵子，江西省婺源叶村人。生于1885年，卒于1924年。清末民初的绘瓷名家。汪氏擅长人物，所画仕女，姿态轻盈，衣褶如行云流水，设色精细淡雅。

吴霭生

名麟，广东南海人。生于1886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制瓷名匠。少时在香港经商，1909年来景德镇创办合兴瓷庄，1912年任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社长。吴氏在景德镇的17年中，所制的白釉瓷器、花釉瓷器颇负盛名。其作的白釉瓷器，釉层肥厚、柔润，当年景德镇的汪晓堂、潘陶宇、王琦等绘瓷名家所用之瓷胎，多为吴霭生所制。

王琦

字碧珍，别号陶迷道人。生于1886年，卒于1933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王琦最擅长绘画人物。在技法上，他大胆运用粉彩颜料绘画人物脸部，使作品呈现出清新柔和的美感。他的这种画法，在那时可算是一大突破，一大创新。他为人正直，敢于反映现实，作品具有强烈的世代感，如“唤起抗日”、“禁止鸦片”等作品，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王琦的技艺精湛，画风新颖，故倍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1910年，浮梁县知事陈安曾题匾额一块赠与王琦，匾额书“神乎技矣”四字。

潘陶宇

字鼎均，又名古欢，号詹湖外史，江西波阳人。生于1887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1911年后，出任江西省甲种工业窑业学校图画老师，其时的画瓷名家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均出自其门下。潘氏在执教之余，常绘瓷器。出自他手下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花卉，均甚精细，笔法清新秀丽。1923年，军阀曹曾出重金聘潘为其彩绘陶瓷文具。

王大凡

号希平局士，又号黟县樵子，生于1888年，卒于1961年。安徽黟县人。少年至景德镇学绘古彩人物，后专攻粉彩。其粉彩人物仕女受汪晓堂的影响较大，他的人物画规矩严谨，风格古雅，在景德镇影响巨大。

田鹤仙

原名田青，别号荒园老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4年，卒于193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田鹤仙作画运笔活泼潇洒，线条苍劲挺拔，用色淡雅脱俗，构图新颖别致。所画山水，别具一格；所画梅花，独具风韵。

程意亭

字甫，号山山民，江西乐平县人。生于1897年，卒于1948年，近代著名陶瓷画家。程意亭自幼喜爱绘画，青年时入江西陶业学校学国画。毕业后先到九江绘画陶瓷，后来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工作，潜心攻习花鸟。他所画构图独特，运笔传神，既注意写实，又善于夸张，画面清新俏丽，活泼洒脱。

汪大沧

号一栗，别号桃源老农，安徽省黟县人，生于1901年，卒于1952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王氏擅长以秃笔绘画粉彩山水，用笔简练沉着。四十年代，汪氏的作品在景德镇享有盛誉。

毕伯涛

别名达、黄山樵子，祖籍安徽县，生于1885年，卒于1961年。早年师从鄱阳画家张云山，后至景德镇专攻粉彩，擅长翎毛花卉，以用笔工细、设色雅静著称。

王步

字仁元，号竹溪，晚年常署“陶青老人”，江西丰城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8年。他精于青花花鸟，对青花料色及技艺作了长期探索与研究，在青花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有“青花大王”之誉。

刘雨岑

原名玉成，又名雨城，别号湖渔、巧翁、竹人，安徽太平人。生于1904年，卒于1969年。擅长粉彩花鸟，并创“水点桃花”技法。他的作品笔墨纤细，格调清理雅致，具有文人画的风貌。

曾龙升

字龙升，景德镇瓷塑名家，江西丰城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4年。他所作的寿星、观音罗汉神态和蔼，有亲切感，衣纹流畅、飘逸。他创作的《钟馗试剑》，吸取木雕块面技法，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地。 王锡良

原籍安徽省黟县，1922年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秦锡麟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2年5月生于江西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松茂

原籍江西省鄱阳县，1934年1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李进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0年9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戴荣华

1940年生于江西省波阳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育贤

1938年4月生于江西省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隆夫

原籍江西省浮梁县，1931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恩怀

原籍江西省丰城市，1935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刘远长

江西省吉安市人，生于1939年7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熊钢如

1941年2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唐自强

湖南省长沙市人，生于1940年1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徐庆庚

江西省乐平市人，生于1941年8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胡献雅

江西省南昌人，生于1902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施于人

浙江省余姚县人，生于1928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周国桢

湖南省安仁县人，生于193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林洪

江西省丰城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姚永康

浙江省宁波市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菊生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钟莲生

江西省萍乡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郭文连

江西省吉安县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朱乐耕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5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何炳钦

江西省婺源县人，生于1955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任瑞华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陆军

上海市人，生于1948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宁钢

江西省余江县人，生于196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张学文

江西省赣州市人，生于1943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邓利

贵州省遵义市人，景德镇青年陶瓷艺术家，景德镇陶瓷艺术圈后起之秀。

程曲流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罗迈生

江西省都昌县人，生于1933年，卒于1973年。生前系工人出身的陶瓷技术革新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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