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常用的古籍分类法为四部分类法。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类为例，主要类目如下：

1． 经部

总类

易类

书类

诗类

礼类

周礼 仪礼 礼记 三礼总义 通礼 杂礼书

乐类

春秋类

汇编 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 春秋总义

孝经类

四书类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四书总义

群经总义类、小学类

汇编 训诂 字书 韵书

2． 史部：

纪传类

汇编 通代 断代

编年类

通代 断代

纪事本末类

通代 断代

杂史类

诏令奏议类

诏令 奏议

传记类

总传 别传 年谱 日记 家传 宗谱 杂录 贡举 职官录

史抄类

时令类

地理类

总志 方志 杂志 山水志 专志 游记 外纪

职官类

官制 官箴 政纪

政书类

通制 典礼 邦计 军政 法令 邦交 考工 科举 公牍 档册 杂录

目录类

汇编 公藏 家藏 知见 地方艺文 杂录

金石类

总类 金类 石类 玉类 陶类 钱币 玺印

史评类

3．子部

总类

儒家类

兵家类

法家类

农家类（附兽医）

医家类

丛编 医经 本草 诊法 方论 针灸 养生 史传

天文算法类

天文 历法 算书

术数类

数学 占候 相宅相墓 占卜 命书相书 阴阳五行 杂术

艺术类

书画 画谱 篆刻 乐谱 棋谱 杂技

谱录类

丛编 器物 食谱 花草树木 鸟兽虫鱼

杂家类

杂学杂说 杂考 杂记 杂品 杂纂

小说类

笔记 短篇 长篇

类书类

释家类

大藏 译经 撰疏

道家类

4．集部：

楚辞类

汉魏六朝别集类

唐五代别集类

宋别集类

金别集类

元别集类

明别集类

清别集类

总集类

丛编、通代、断代、地方艺文、家集

诗文评类

词类

丛编、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

曲类

诸宫调、杂剧、传奇、散曲、俗曲、弹词、宝卷、曲选、曲谱、曲律、曲韵、曲评、曲话、曲目

5丛部

汇编丛书

地方丛书

家集丛书

自著丛书

《玉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编撰者是南宋的王应麟，《玉海》，200卷。南宋王应麟私撰。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21门。该书对宋代史事大多采用“实录”和“国史日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卷末还附有《辞学指南》四卷，并有辑者所作《诗考》及《诗地理考》等13种。《四库提要》卷一三五说：“是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制、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钜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在《玉海》的各个类目当中，不仅提供了历史文献资料，还提供了代表这些文献来源的图书目录，有别于一般的类书。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塘栖为江浙名镇，自明正统间聚市以来，人才辈出，五百年来科举明经者数以百计，著述之卷帙数以万计。栖水之人文论其渊源，始推南宋诗僧永颐，为唐栖寺僧，与永嘉四灵、姚镛、周文璞、李 辈相过，皆当时名流，所谓江湖诗派也。其《云泉诗集》刻于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氏书籍铺。

宋元百余年间又罕见于世者，至明初始有张舆、张辂兄弟与平显以诗名。永乐初，瑞安卓氏亡命而来，隐于栖镇，托为他姓。数世之后，卓明卿、文卿始鸣于当时，与王世贞、屠隆、文征明辈称文兄诗弟。后乃三世明经，流风余韵。成化间云会夏时正主讲西湖书院，著作数百卷。泉漳丁养浩家中进士、举人者六七世，皆笃学之士。水北邵锐举礼部第一，端峰理学为世所重。马三才入翰林院，出授御史，撰书近十种。

嘉靖年间，倭患不绝，三十四年（1555）正月，徐海引倭寇数万掠塘栖，劫城数日，尸积如山。之后又数犯塘栖，至万历初盗患始靖。塘栖三百年文化积累，此首遭大劫。

万历中，塘栖镇人口剧增，经济发达，已“不下中州望县”。文化亦渐入佳境，有钟化民之经济，沈朝焕之诗歌，沈守正之经义，胡胤嘉之文章。卓发之诗文并蓄，卓人月词曲俱佳。卓尔康著书等身，其《春秋辨义》收入《四库全书》。

崇祯二年（1629），徐士俊、卓人月入复社。栖水诗社唱和之风始行。此后三十年间，塘栖文学渐入颠峰。

一时间，东里诗社、绿雪堂社、传经堂社、徐野君之雁楼、张半庵之横潭草堂、沈元琨之群玉斋，结社订盟者七八处，少者十余人，多者一百三十余众，舟过栖水之诗人名士、遗民野老，吟诗唱和，评议时政，结集者有《栖霞唱和集》、《群玉斋唱和集》、《绿雪堂唱和集》、《横潭诗集》等。

又有卓人月《二子唱和集》、徐士俊《徐卓晤歌》、卓元基父子《吾家吟》。编纂选本，亦蔚然成风，徐士俊编《尺牍新语》、胡贞开选《石鼓桐》、卓天寅辑《传经堂集》、卓人月选《古今词统》、卓回辑《词汇》三编，皆刻印行世。

顺治十七年（1660），清廷严禁结社订盟，倡和之风遂绝。此亦文坛一劫，颇伤元气，从此塘栖文学由盛而衰。

明末清初，塘栖词学、戏曲发展至顶峰。词人、词作，占去十之八九。犹以卓人月《寤歌词》、徐士俊《雁楼词》、丁澎《扶荔词》为最。当时有《西陵词选》诸书，塘栖词人入选者数十家之多。卓人月撰杂剧《花舫缘》、《新西厢》，丁澎有杂剧《演骚》，徐士俊所作杂剧、传奇多至六十余种，佳者与关、马、王、郑相抗手。

闺阁才女亦盛，吴柏舟、张佩兰、徐宜人、虞净芳、卓灿、钟筠、钟韫、钟青、丁氏等女诗人尽出此时。

方外有大善寺之大香、绿野庵之豁堂、栖霞院之石庵、清流寺方丈天岳及诗僧眉峰，多有诗卷板行。

甲申国变，栖镇以无险可据，反未遭兵革之乱。然亡国之恨、剃发之辱，吾里岂无识字之人？卓氏诸贤以遗民居之，徐介披发佯狂，皆有发于诗文词曲，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入清后，栖水诗词绝佳，惟文章不逮前明之盛。

康熙开始，文学同团体转化个人发展。徐士俊生万历间，此时东南文坛尊为宿老。所谓“西泠词派”者，或出塘栖徐野君门下，或出临平沈东江门下，文友门下辑刻其《雁楼集》二十五卷。丁澎为“西泠十子”之一，又列“燕台七子”，其《扶荔堂集》名噪当时。金张之诗为黄宗羲所推崇，《岕老编年诗钞》入四库存目。又有金渐皋、沈洪芳、卓天寅父子、宋琦、卓长龄辈，皆诗鸣于当时。

雍正乾隆，名宦辈出。沈近思之理学，杨汝梗、周天度之诗歌为世所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卓氏以《忆鸣诗集》引祸。所抄卓氏藏诗文集，字字皆黍禾之痛、亡国之哀。卓氏著述俱遭禁毁。卓天柱兄弟三人斩首，妻儿配为奴，卓长龄父子五人死后近百年，亦 尸枭首，惨不忍睹。

塘栖文人皆焚书弃稿，不敢作诗久矣。乾隆禁书，非独时人，栖里前代诸贤之著作，如沈守正《雪堂集》、卓发之《漉篱集》、徐士俊《尺牍新语》俱遭朝廷禁毁。此塘栖第二次遭大劫。

乾隆之间，以国子监助教宋大樽之诗最著名，龚自珍自幼即学其诗。卓氏书祸发，宋助教正当中年，闻此惨剧，几尽毁诗稿。数十年心血，死后仅录得寥寥数卷。晚年学佛，不欲闻世事，伤心之故。

至此塘栖唯有大学者，再无大诗人矣。读书人多从考据之学，宋茗香之治小学，宋咸熙之治群经，劳氏父子之史学，巽卿兄弟之校勘。

嘉道咸同，栖里人文推劳、朱、夏诸姓。

永泰劳氏中进士、入太学、服青衿者数十众。犹以劳经原父子为著，史学著作数种为世称道。次子劳权精于校勘辑佚，季子劳格熟唐宋典制，时人称其为钱大昕之后第一人。

丁河朱学勤官至大理寺卿，入值军机处十数年，著述甚丰。结一庐藏书名闻海内，其子又辑刊修伯遗文，校印《结一庐丛书》。

镇南之夏氏有夏同声嗜好学，与林琴南为友，又助王同纂《唐栖志》。夏同善侍郎尝主杭州紫阳书院，又出为光绪帝师，其学识可知。

咸丰末，红羊之灾及塘栖，太平军与清兵数战于镇上。劳左源藏书号为一郡之冠，而付之炬灰。此塘栖第三次遭大劫。园林、别墅、寺庙、金石，毁之不计其数。

丹铅精舍之藏书经此兵乱，散失十九。其幸存者，吴兴陆心源、钱塘丁氏兄弟、塘栖朱学勤所得最多。及至民国，缪荃孙、刘承干、傅增湘、邓邦述、张元济、李木斋、蒋汝藻诸人皆收得遗书，辗转数十年后，多为公立图书馆所珍藏。皕宋楼之售，今有在日本静嘉堂者。北平图书馆所珍藏珍本，抗战时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转运台湾；及南京所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劳氏遗书流落在外一二百部。海内幸存者以北京图书馆最多，不下七八十种，其余皆在上海、南京、杭州各处。

朱修伯殁后，结一庐遗籍八十柜售与其婿张佩伦。其《结一庐剩余丛书》之版片亦归刘氏嘉业堂。张卒，结一庐之遗书始流散于沪杭间，文革中尽没为公有，1980年，政府允诺，或35万元售于上海图书馆；或算捐赠，可得奖金20万元。至此，结一庐所幸存者，宋刻本24部、元刻本38部、明刻本178部、抄稿197部，共3274册，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

清末民国之间，通斯文者唯姚慈寿、汪坚青、钱柏森数人而已。

文革十年，塘栖又遭第四次大劫。私家收藏之名画、古籍及方志、家谱，历红羊之灾后所幸存者，残喘百年，遇此一祸，吉光片羽，皆荡然无存。丹铅精舍虽已无孤本、绝品流传，善本、精本尚有遗留，百年来稍稍聚积，如曝书亭之抄本书、严元照之尺牍、邓石如所书对联、三希堂法帖原拓、劳氏数世应试之朱卷及著述手稿、日记，尽毁焚于吉斋小筑中；名人字画，抄家时堆积如山，则不知所终，文革后，发还劳氏者仅俞曲园、夏之城字扇各一。余杭博物馆有《馆藏精品书画集》刊行，始得见其旧物。吴道之写观音像碑亦碎于里人之铁锤下。至噩梦醒，所剩者一桥一碑而已。

近之二十年，读书人渐多，亦有著作结集刊行者。栖水人文之中兴，赖之今贤。

余撰《塘栖著述考》，迄南宋至民国，载书六百余种，文献近四百种，实八百年文化之总结。记人三百余，无非以书系人、以人系事，补旧志之简阙，而正其舛误也。然里人之著述，存世未半，寓目者什一，难免讹传，常思日有增补，月有订误，使其臻善。既无愧于先贤，又无欺后来者焉。

塘栖后学 南横虞铭谨识 郎洌《塘栖艺文志序》

近几年“水乡古镇热”风靡一时，周庄的张扬，南浔的厚重，西塘的诗意，乌镇的浓郁，牵动多少游人的目光。江南水乡，成为现代人的梦中家园。而塘栖，这个江南佳丽地的代表却日渐湮没了。漫步塘栖，曾经的街坊廊檐、流水深巷仅剩残砖片瓦，而更堪忧虑的是八百年积累的文字著述，连同其依附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认知，在现代文明飞奔的脚步声中渐行渐远。值得欣慰的是，显性的建筑形态也许因时代变迁而面目全非，而隐性的文化基因却可以草蛇灰线，薪火相传。挚友虞铭的学术力作《塘栖艺文志》（一名“塘栖著述考”），起南宋迄当代，考载塘栖人著述六百余种、地方文献近四百种，涵括经、史、子、集、刻书、藏书等门类，记人三百余，可谓集塘栖文化之大成。该书创作历时近十五年，期间，虞铭不仅仔细研究了塘栖的史料方志，还遍访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辑微钩沉，有时翻阅一日仅得资料寥寥数条，其中艰辛可见一斑。日积月累，虞铭掌握了大量资料，并梳理出塘栖文化的发展脉络。每每谈及塘栖历史文化、人文典故，他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溢于言表……

丰子恺《塘栖》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文名《草枕》）中，有这样的一段文章：“象火车那样足以代表二十世纪的文明的东西，恐怕没有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在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大家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同样地熏沐蒸汽的恩泽。别人都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里。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象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了。……”

叶文玲《赏韵塘栖镇》

江南小镇一直是我创作的摇篮，江南小镇更有牵我心魂的亲缘，故而，一提到江南小镇，就像提到故乡的母亲，精气神儿就来了……

虞铭《寻梦塘栖》

很多年以后，我将会想起，那个芙蓉花盛开的秋天——引起十五岁男孩注意的，除了新学期的女同学外，还有清芬弥漫的橘树林里的那一方叫《栖溪讲舍碑记》的石碣。在以后的年月里，我是校园内唯一弄明白碑文意义的学生。长大以后阅读方志、寻访故老，渐渐知道，操场边垂柳绕植的荷池，便是范氏旧圃“一曲水”

的遗址；而教室后那排老房子，画家蒲华在那里度过了成名之前的最后时光，醉醒醒时把墨水涂抹成花、荷、山水……我每天沿着南横头的廊檐，从蒹蕸水榭的门口转弯，翻越八字桥，穿过冯家长弄间的颓墙与荒草，来到大人们叫它“书院”的地方。在塘栖二中三年的学习结束后，我离开了我的故乡…… 塘栖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文士荟集、文风颇盛。明清时便有“樾馆”、“传经堂”、“丹铅精舍”、“结一庐”等藏书楼名燥一时，还出了像劳格、朱学勤那样的著名藏书家。塘栖，崇学之风颇盛，据清光绪年间的《唐栖志》记载：塘栖在明代时共中进士15人、举人40人、五贡14人。在清代时，共中进士23人、举人64人、五贡43人。早在光绪九年，塘栖就开设有义塾，俗称“蒙童馆”，光绪十六年，塘栖设“栖溪讲舍”，仁和县令捐资以助，并立碑记念此碑至今尚存。光绪三十二年，栖溪讲舍改办成“栖溪两等小学堂”。民国期间，公私立小学相继创办，小学与私塾并存，学子们小学毕业尚需继续深造者多移步杭城。抗战期间，曾因此办过中学，但时间不长便告停办。1956年，塘栖终于出现了当时县境内唯一的一座完全中学——杭县中学。时至今日，塘栖镇已拥有4所中学、1所职高、1所专修学院和17所小学，04年年末在校学生为12652人。历年来，塘栖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塘栖中学的高考升学率一直在区普高中名列前茅。从塘栖中学毕业的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高级知识份子已达数百人。

卓人月(1606—1636)，字珂月，号蕊渊。塘栖人。崇祯八年（1635）贡生。复社成员。富才情，工诗文，著述甚丰。早年撰《千字大人颂》，被誉为稳帖奇肆。与孟称舜、袁于令、徐士俊等人交善。著有《蟾台集》四卷、《蕊渊集》十二卷和杂剧《花舫缘》。又与徐士俊合编《古今词统》。

宋大樽（1746～1804），字左彝，号茗香。塘栖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官国子监助教，归老唯以书籍为友，读书、聚书、著书为事，藏书于“牧牛村舍”中，精本甚多。晚年游东南名胜，工于诗文，诗学李白，晚追汉魏之风，善治古琴。诗学太白，有逸气，晚更追汉、魏而上之，颇为王旭所称。著有《茗香诗论》、《学古集》、《牧牛村舍外集》。

劳格(1819—1864)字季言。清塘栖镇人。通读汉唐诸史，旁及《资治通鉴》和历代《会要》，熟悉唐代典故，尤精校勘。著有《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24卷、《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3卷，并续完父亲未竟的《唐折冲府考》。平生治学严谨，案头常放一簿册，遇有疑问，随即记下，稽查诸书，辨证清楚方罢。所读各书，必于书中密行细字，引证博精。家中藏书丰富，藏书室名“丹铅精舍”，为清代著名藏书楼之一。同治三年(1864)卒于同里寓舍。友人丁葆书为之编辑遗著，又得《读书杂识》12卷。

朱学勤(1823—1875)，字修伯，塘栖镇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户部主事，入军机处，官至大理寺卿。在清廷综核机务17年，所领军机班与同治一朝军事相始终。曾国藩以“学足论古，才足干时”称之。以为官“惠直”著称，时人比作汉朝贾谊。家有“结一庐”，藏书甚丰，《结一庐书目》中，宋、元、明三代刊本和精钞本有数百种之多。著有《结一庐遗文》《读书跋识》、《枢垣日记》等。

卓介庚，1938年2月出生于塘栖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5年分配在临平镇中心小学任教，1970年调入余杭县委报道组，1993年调余杭县委宣传部工作，1999年退休。从事新闻报道工作长达30年。著有《江南佳丽地》《苏东坡到余杭》《松风夜雨》《劫后余生》《太炎传奇》《茶圣陆羽》《枇杷女》等。

丰国需，男，1955年生于余杭良渚，1971年定居塘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故事期刊协会理事、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杭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余杭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1991年办起国内第一个民间故事创作的团体——塘栖故事沙龙，2002年参与创办国内第一家故事专业网站。出版专著《丰国需故事选》、《塘栖传说》、《塘栖风俗》、《推开新故事创作之门》（合作），主编《看故事学作文》、《余杭新故事精选》等书。

胡建伟，男，1956年生，祖籍安徽绩溪，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人，塘栖中学教师。余杭区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中外微型小说精品赏析》（评论集）、《年滩美人埭》（小说集）、《乡村颂》（中短篇小说集）、《淘一首生命的歌》（散文集）、《狂野周末》（小说集）、《河之洲以南印象》（小说散文集）、《风雅塘栖》（散文集）等。

虞铭，男，祖籍浙江慈溪，1970年出生于塘栖镇。独立学者，从事地方文化史研究。富收藏，藏书室曰：曲营精舍，尤多地方文献及版本目录，为首届“杭州市十佳藏书读书家庭”。恢复创建省级老字号企业“百年汇昌”，创办“隐社”和《掌故》杂志，参与编写《余杭通志》《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等。著有《塘栖艺文志》《余杭商贸老字号》《运河商埠》《吴钩红豆袈裟斋词》《安隐击壤集》《余杭历代诗词全集》八本等。

艺文类聚的解释

类书名。唐初 欧阳 询等奉唐高祖命 编纂 。一百卷。征引古籍一千四百三十一种，分岁时、 政治 、产业等四十六部，七百二 十七 个子目。先引事实，后列诗文。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类书。所征引的唐代以前的古籍大多 散佚 ，赖此书保存了不少宝贵资料。有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和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本。

词语分解

艺文的解释 ∶泛指各种典籍、图书艺文志 ∶文学艺术详细解释亦作“蓺文”。六艺群书之概称。 汉 班固 《典引》：“苞举艺文，屡访羣儒。”《南史·隐逸传上·雷次宗》：“时国子学未立，上 留意 艺文……凡四学并建。” 类聚的解释 谓将同类的事物 汇聚 在一起。《易·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羣分。”《后汉书·文苑传下·边让》：“ 金石 类聚，丝竹羣分。” 南朝 梁 刘勰 《文心雕龙·诸子》：“迄至 魏 晋 ，作者间出，谰言兼存，

目录学·史志书目

史志书目是指史书里面记录图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东汉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依刘歆《七略》改编成“艺文志”，作为《汉书》中的一篇，开创了根据官修书目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对《七略》进行了“删其要”的加工，从而使《汉书·艺文志》在体例上和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史志书在编撰上的特点。班固在“艺文志”中表现出创新和继承两种思想。他把《七略》中的“辑略”删除，把其内容分别放于各略、类之后; 把《七略》 中的 “叙录”删除，改换成简明的注语，用以说明图书的作者、时代、内容、真伪等;调整了《七略》中一些图书的类目，用“出”、“入”、“省”加以注明;增加了《七略》成书后刘向、扬雄、杜林的著作，以表明时代的完整性。这些改编方法反映出班固的史家目录学思想。但是，在书目分类体系方面，班固没有像因袭《史记》中的材料而改变它的体例那样，另起炉灶，而是完全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这是因为：首先，这部分类体系汇总了先秦尤其是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学术文化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秦代焚书坑儒，除一些医药种树等书籍没有受损失外，其它诸子经传遭到严重损失。到西汉末年编撰《七略》时，则形成了六大部类三十八小类的分类体系，并因以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正是西汉一代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在概括和反映这种历史方面，这部分类体系既直观又系统，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它的成就特点，给班固“艺文志”的直接因袭提供了内容方面的条件，没有必要重创一体，或是改编成其它表达形式来完成这一记述文化史的历史任务。班固的这种因袭，表现了他以书目形式反映文化史的卓见学识。其次，这部分类体系体现了汉代的正统思想。刘向、刘歆编撰《七略》，所以整个分类体系贯穿着封建正统的思想。在类目次序上，它把《六艺略》列在首位，其它诸子与技术等则被列入从属的类目中;在评论中，《七略》把六经看作是万世不变的经典，五经代表“五常之道”，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是“相须而备”的，而在整个世事变故中，始终起主导作用的是讲阴阳变化之道的《易》，这种神学思想正是当时盛行的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另外，它还把诸子百家说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这里又贯穿了崇尊儒术的思想。《七略》中的这些思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又奠定了思想方面的基础。第三，这部分类体系反映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例如，它在类属上反映了有关门类之间的联系，《六艺略》除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类经书外，还包括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书。这是因为论语、孝经是孔子所阐述的言词，可以与六经相表理，作为经学的入门书;小学是字典等文字学方面的书，不仅是读经启蒙的基础，而且被认为是治经的根本。《六艺略》把论语等三类书附于六部经书之后，反映了它们在思想内容上的从属关系。《七略》的这种以类次图书的形式来描述文化学术之间的一些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在学术质量方面提供了因素。至于班固为什么在正史里增设“艺文志”专门记录图书，历来语焉不详。从当时的情况看，班固编撰“艺文志”的思想，一是为了借书目形式反映一代文化的历史，以弥补《史记》中没有文化史的不足。二是为了保存古代图书的记载，给后人的稽查提供依据。三是《七略》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书》的史学思想，改编成“艺文志”以为他的断代史学思想服务。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在史书中编撰书目的先例。此后，史书中编撰“艺文志”的有：《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史书中没有“艺文志”的，从清代开始补撰，使二十多部正史基本上都有了“艺文志”，从而形成了一个史志书目流派，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籍的总目，可全面反映从古代至清代的著述情况。

魏徵等编的《隋书·经籍志》是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编撰而成的，同时又补充了唐代初期整理出的隋代藏书。共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在分类上参照阮孝绪《七录》的七分法和荀勗的四分法，根据当时藏书情况，将图书分为四类，并首次以经、史、子、集作为部名。在分类上，魏徵提出了“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理论，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在著录方面，魏徵为了完成《隋志》记录一代藏书的任务，采取了“今考现存”的著录方法;为了记载六朝时代图书的变动及存佚情况，采取了“约文绪义，各列本条之下”的附注方法。这种著录方法是《隋志》的创新，对于研究唐代以前古籍流传情况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凭据。

《唐书·经籍志》系刘昫等依据唐代官修书目《古今书录》等编撰而成的。改编的方法较为简单，即删除《古今书录》中的类序及提要，著录《古今书录》 中的所有图书。其目的是“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对于开元、天宝以后的图书没有补录。作为一部全面反映唐代藏书的目录，显然是不够的。它的这一缺憾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得到弥补。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艺文志》，所依据的书目是《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它的最大特点是补录了《唐书·经籍志》未录的唐代人著述近三万卷，为了以示区别，每类图书分“著录”与“未著录”两项。“著录”指《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中原有的图书，“未著录”指上述两部书目中没有著录的新增录的新书。两部唐书艺文志相互补充，可反映出唐代藏书及唐代人著述的情况。

托克托编撰的《宋史·艺文志》与以往史志书目不同，所依据的不是宋代的官修书目，而是宋代的国史艺文志。根据宋制，宋代国史中编有艺文志，这些书目体例完整，不仅每类有序文，而且每种图书均有提要。国史艺文志所依据的是官修书目。国史艺文志有：吕夷简等编的《三朝国史艺文志》(太祖、太宗、真宗)、王珪等编的 《两朝国史艺文志》 (仁宗、英宗)、李焘等编的《四朝国史艺文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宋史·艺文志》就是根据上述四部国史艺文志删去重复合为一“志”的，对于国史艺文志以外的图书，则采用《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的方法加以注明。共著录宋代藏书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艺文志》，几经修改，创立了记录一代著述之盛的书目体例。在此以往的几部史志书目，都是以记一代藏书为范围，《明史·艺文志》另创一体，仅著录明代人所编撰的著作是有其时代原因的。首先，明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及普及，使得图书数量大增，如果仍按《汉书·艺文志》等史志书目记录藏书，其书目的内容范围就显得过分庞杂。其次，宋代以来，官修书目之外，又产生了许多私人藏书目录，通史性著作中也有书目方面的专篇，各类书目的出现，使得史志书目记录藏书的作用有所丧失。所以，专门以明代人著述为限的书目更能起到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作用。第三，清初成立明史馆时，明代的官修书目比较疏漏，又没有南宋、辽、金、元四朝的现成书目可为凭据，与其不能反映明代的全部藏书，还不如以明代为限，这是促使《明史·艺文志》断代为 “志”的客观原因。《清史稿·艺文志》仿效《明史·艺文志》的体例，记录清代一朝人的著述，“艺文旧例，胥列古籍，兹仿《明志》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唯清人辑古佚书甚多，不可略之，则附载各类之后”(清史稿·艺文志序)。

正史中的上述七部书目，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代著述，但在编撰方法上均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基本上依据前代的官修书目编撰而成。作为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专篇，根据前代书目改编是可行的，它能如实反映前代的图书文化和学术思想状况。二是对所依据的书目有所增补。前代书目的断限不可能与史书的时间断限完全一致，故对后出的图书进行增补著录，表明了使史志书目完整反映前代文化的思想。三是对前代书目所录图书的存、亡、残、阙给予注明。朝代更替，图书的散亡不可避免，注明图书的历史及现存情况，对了解图书文化的发展有帮助。四是删除所收录书目的提要，而代以简明注语。这一改动是史书体例所决定的，因为史书编者要保持整部史书各篇章的均衡，不能使书中有更多的叙述和重复的内容。这一作法不仅体现出史志书目编撰者的目录学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史志书目在编撰方法上的特点。

艺文类聚的编辑方法文居于前：错误的。编辑方法应该是故事居前，诗文在后。

艺文类聚的相关介绍：

《艺文类聚》是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欧阳询主编，参与其事的还有裴矩、陈叔达等人，武德七年（624）成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727，全书约百余万言。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所引诗文，均注时代。作者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

所引用的古籍，据北京大学研究所在1923年所作的统计，共为1431种，这些古籍大多散失，现存不足十分之一。远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就已利用本书。至清代的校勘、辑佚学者治理先秦、两汉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广泛地运用这部类书而能深切理解其价值。

其他类书相比，此书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也即事与文兼。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之功。《艺文类聚》的编排体例，从部目看，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后是衣食住行及动植灾祥等，反映出封建时代敬天尊君的正统观念。

《艺文类聚》是唐代欧阳询等编纂的一部综合性图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保存了唐代以前的大量文献资料，特别是许多诗文歌赋等文学作品。《艺文类聚》分类编排，故事居前，诗文在后。

从内容看，先列“事类”，后引诗文，例如卷一“天部”第1页，先列《周易》、《尚书》、《礼记》等关于“天”的论述，然后在“诗”的部分载晋傅玄的《两仪诗》等，“赋”的部分载晋成公绥的《天地赋》，“赞”的部分载晋郭璞的《释天地图赞》，“表”的部分载宋颜延之的《请立浑天仪表》。

中国最古老的饮食书籍《齐民要术》

清代袁枚的 《随园食单》

其他：

《诗经》亦称“诗”。是西周初至春秋时代中叶约500年间民间诗歌选集。《诗经》中有饮食著述，共305篇，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体，较全面地反映了古时的时代风貌，同时也大量记述有关食物原料和饮食状况，昌研究古代饮食文化的珍贵资料。《诗经》中记载的谷物有黍、稷、稻、梁、菽（大豆）、耒（小麦）、牟（大麦）；蔬菜有蒲、葵、菽、瓜、壶（葫芦）、韭、芹（水芹）、瓠叶、葑（芜菁）、菲（诸葛菜）、荼、荠、荀、茆（莼菜）；果类有桃、梅、李、榛、栗、藕、郁（郁李）、枣、奥等；鱼牧有鲂、 、鲤、鲨、 、 、

鲔、鲦、鱼、鳖、牛、羊、兔等；其他有菹（腌菜）、饴（饴糖）以及“友筵设席”等。

《礼记》为书名，其中有饮食著述。亦称“小戴记”。汉戴圣编纂。《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记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又《儒林传》引《六艺论》：“载德传记八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隋书·经籍志》：“汉初，河间献五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至刘向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四十篇，载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一位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此说历代有异。《礼记》注释以汉郑玄注最精奥，唐孔颖达等撰正义，能贯穿原书之意，多为后世学者所引用。《礼记》“擅弓”、“仲夏月令”、“内则”等篇，记述一些古代烹调、酿酒、造曲和腌制食品等技法，是研究我国古人饮食文化和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内则”中介绍“周代八珍”的烹调方法，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食谱。

《周礼》书名，儒家经典之一。本名《周官》，至刘歆改称《周礼》，亦称《周官经》书，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旧传为周公制作，亦疑刘歆为作。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已得《周官》，非歆伪作。也有认为出于六国。汉郑玄为《周礼》注，唐贾公彦为之疏。其中涉及饮食有关部分，如膳夫、疱人、内瓮、亨人、凌人、笾人、醢人、酒正、浆人、疡医、食医、春人等，是研究我国古代饮食的重要史料之一。

《释名》书名。亦《逸雅》，东汉熙撰，共8卷，分27篇。其书“皆以同声相谐，推论名称之由，晰名物之殊，典礼之异”，多处涉及饮食，为研究饮食文化重要历史资料之一。

《广雅》书名。共10卷。三国魏张揖撰。其书因《尔雅》旧目，博采《三苍》、《说文》、《方言》诸书以增广之。计185150文。隋曹宪作音释，因避炀帝讳，改名《博雅》，至今二名并存，清王念孙为之疏证，极精严，间有饮食著述。也为研究饮食文化重要史料。

吕氏春秋

有关烹饪的古籍之一。亦称“吕览”，秦相吕不韦门客合撰。共26卷，分8览（64篇）、6论（36篇）、12纪（60篇）20余万言。其卷1“本生篇”、“重己篇”阐述一些养生理论，主张饮食有节制，不要大吃大喝；卷14“本味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古代烹饪的选料、火候、调味、烹饪理论等，并介绍了各地的著名士特产食品。为研究我国古代的饮食文化和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有关烹饪著作之一。

《食经》古代饮食专著。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六朝时有崔浩、竺暄、诸葛亮颖编的《淮南王食经》达130卷，也有说120卷。但这些宝贵《食经》早已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