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 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 。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 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 ，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

中国古典乐器一般按“八音”分类。“八音”就是我国最早按乐器的制造材料来对乐器进行分类的方法，最早见于《周礼》，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pao)、竹”八类：

古筝

“金”类包括钟、铃、(bo)、镛、铙(nao)、笙钟、颂钟等；

“石”类包括玉磬(qing)、笙磬、颂磬、鸣球等；

“土”类包括埙(xun)、缶(fou)等；

“革”类包括县(xuan)鼓、鼗(tao)、应鼓、搏(bo)拊(fu)等；

“丝”包括琴、瑟、筑、筝等；

“木”类包括圄（yu）、chu)等；

“匏”类包括竽、笙、簧等；

“竹”类包括箫、龠(yue)、笛、篪(chi)等。

发展

这“八音”中的乐器，在后世被称为“华夏旧乐”或“华夏旧器”，意思是指纯正的汉民族乐器，主要是为了与外来的乐器有所区别。

在西汉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中国大陆是出现了大量的“胡夷之乐”，如琵琶类、箜篌类、筚篥、羯鼓、羌笛等等，因为这些乐器也能够按照“八音”分类法进行分类，而未重新发明新的分类法。

琴，又称瑶琴、玉琴，俗称古琴，一种七弦无品的古老的拨弦乐器。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概括与

代表着古老神秘的东方思想。

古琴，在古代称作“琴”，还有“绿绮”、“丝桐”等别称。虽说“伏羲制琴”、”神农制琴”、“舜作五弦琴”的传说不可信，但它的历史确实是相当悠久了。琴最早见之于典籍的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鹿鸣》中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映了琴和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可见，三千多年前，琴已经流行。

后来，由于孔子的提倡，文人中弹琴的风气很盛，并逐渐形成古代文人必备“琴、棋、书、画”修养的传统。孔子在提倡琴乐之初就教导说君子乐不去身，君子和琴比德，唯君子能乐。操琴通乐是君子修养的最高层次，人与乐合一共同显现出一种平和敦厚的风范。在孔子的时代，琴乐还不仅仅是后世的君子个人的修身之乐，更是容纳天地教化百姓的圣乐。于琴乐之中，孔子听到了文王圣德之声，师旷听出了商纣亡国之音。

古人相信天地的气象就蕴涵在其中，人们膜拜它，赋予它关于道德的信仰。作为“正音”，琴乐寄寓了中国千年的正统思想和文化。古琴伴随着人民生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伯牙弹琴遇知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借助琴来表达爱慕之心；嵇康面临死亡，还操琴一曲《广陵散》；诸葛亮巧设空城计，沉着，悠闲的琴音，智退司马懿雄兵十万；以及陶渊明弹无弦琴的故事等，都为千古传颂。

“高山流水”、“焚琴煮鹤”、“对牛弹琴”等妇孺皆知的成语都出自和琴有关的典故。

中文名：瑟

属性：弹弦乐器

起源：战国

弦数：25

起源

中国古代弹弦乐器“瑟”

瑟的起源十分久远，在考古发现的弦乐器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它的出土地点集中在湖北、湖南和河南三省，并且绝大多数出自东周楚墓。其他如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省，只有一点零星发现。文献记载“庖羲氏”作瑟。

传说在夏代已经有瑟了。甲骨文上的“乐”字,上面就是“丝”字，下面是一个“木”字。瑟要用弦，那么瑟的产生应该在蚕丝出现之后。瑟弦的原料，至少有能够缫丝的技术才可能制出弦线。先秦前后的弦乐器就是琴和瑟。

另外一个推测，象琴瑟这一类乐器，可能和狩猎的弓弦有关。当然，弓弦的原料也可以用牛筋或其他动物的皮筋条制作。我们在1984年复制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瑟，最粗的几根低音弦，用的就是牛筋弦。

瑟是我国最早的弹弦乐器之一，先秦便极为盛行，汉代亦流行很广，南北朝时常用于相和歌伴奏，唐时应用颇多，后世渐少使用。

《诗经·小雅》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土女。”这是见于古籍最早的记载，说明瑟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孔子擅鼓瑟，用来为诗歌伴奏，在当时，孔子鼓瑟是独立成家的，号称“孔门之瑟”（《论语·先进》；“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

《周礼·乐器图》记载：雅瑟二十三弦，颂瑟二十五弦，饰以宝玉者，曰“宝瑟”，绘文如锦者，曰“锦瑟”。

《汉书·郊祀记》说：“太帝命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能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后来瑟的制作渐精，用途更加广泛。在周代祀奉文王的家庙里的一张瑟，上面系有染成朱红颜色的丝弦，底部有着疏朗的音孔、弹奏时能发出舒缓的声音来。

历史发展

最早的瑟有五十弦，故又称“五十弦”《诗经》中有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瑟曾销声匿迹千年之久，而今“幽兰汉乐”将传说中的声音再次呈现于舞台之上，琴瑟合鸣，乐声如流水，如凤鸣，如南风，如月行，引我们走进大自然深深的芬芳里。

古代弹弦乐器。其历史久远。《乐书》引《世本》：“庖牺作瑟”。据《仪礼》记载，古代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中，都用瑟伴奏唱歌。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魏晋南北朝时期，瑟是伴奏相和歌的常用乐器。隋唐时期用于清乐。以后则只用于宫廷雅乐和丁祭音乐。

周、汉时期的古瑟，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约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出土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实物。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地楚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都出土有瑟，弦数二十三至二十五弦不等，以二十五弦居多。

春秋至秦汉以来出土古瑟以数十计，但多残缺不全或柱位不详。惟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瑟保存完好。

弦虽腐朽变质，仍保持在原位上，柱的位置也比较清晰，为我们了解古瑟的张弦和调弦提供了直接的物证。此瑟二十五弦，由三个尾岳分成三组，计内九、中七、外九。内外九弦的柱位排列较为规则，定弦的音高相同；中七弦的柱位较为紊乱，但也隐约显示出，它与内九弦做音阶级进的连接。从各柱位有效弦长的比例推算，可知它按五声音阶调弦。

上述古瑟至南北朝时期失传。唐宋以来文献所载和历代宫廷所用的瑟，与古瑟在形制、张弦、调弦法诸方面已有较大的差异。宋末元初熊朋来（1246—1323）曾编撰《瑟谱》六卷。书中记述了瑟的形制和演奏法，并有歌唱诗经的旧谱十二首和他创作的新谱二十首，以及孔庙祭祀音乐的乐谱。当时的瑟，首尾各有一长条岳山，两岳山外侧有数目相应的弦孔，依次张弦。共二十五弦，音高按十二律吕排列。

正中一弦（第十三弦）不弹，其余二十四条弦可奏两个八度音程的二十四个音。以右手弹“中声”（低八度音区）；左手弹“清声”（高八度音区）。左右手也可同时弹奏高低八度的和音。基本指法是大、食、中、无名各指分别向内外方向拨弦。名为擘、托、抹、挑、勾、剔、打、摘，共八种。后世定弦法略有变化，正中一弦也可弹奏，按五声音阶或七声音阶定弦。左手在必要时可按抑柱左弦段而取变化音。

埙

埙是汉族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在世界原始艺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最初可能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用以诱捕猎物。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

埙在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圆形或椭圆形，有六孔(现在有八孔,九孔,十孔,双八度等,六孔埙目前市场上不常见)。亦称“陶埙”。以陶制最为普通，也有石制和骨制等

埙同埙xūn形声。从土，熏声。本义：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大小如鹅蛋，六孔,顶端为吹口。又叫“陶埙”)同本义[anegg-shaped,holedwindinstrument]。也有用石、骨、象牙制成的。

由来

埙，乐器也。以土为之,六孔。——《说文》。字亦作埙。

埙箫管。——《周礼·小师》。注:“大如雁卵。”

调竽笙埙。——《礼记·月令》

伯氏吹埙，仲氏吹。——《诗·小雅·何人斯》

如埙如。——《诗·大雅·板》。注：“其声平下,与相谐。”

礼乐埙坎音也。——《白虎通》

凡六孔，上一、前三、后二。——《新定三礼图·投壶图·埙》

又如:埙(埙为土制乐器,篪为竹制乐器,埙篪合奏声音和谐。后用以表示兄弟和睦，也代指兄弟

十孔埙的结构为一个类似空心球式的主体。有一个吹孔、九个发音孔。主体上端设有一个吹孔，正面设有七个发音孔，反面设有两个发音孔。

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大约有七千年的历史。

相传埙起源于一种叫做"石流星"的狩猎工具。古时候，人们常常用绳子系上一个石球或者泥球，投出去击打鸟兽。有的球体中间是空的，抡起来一兜风能发出声音。后来人们觉得挺好玩，就拿来吹，于是这种石流星就慢慢地演变成了埙。

最初埙大多是用石头和骨头制作的，后来发展成为陶制的，形状也有多种，如扁圆形、

子母埙

椭圆形、球形、鱼形和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

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

埙经历了漫长阶段，大约在四五千年前，埙由一个音孔发展到两个音孔，能吹三个音。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前些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父系社会晚期至奴隶社会初期的埙，有三个音孔，能吹四个音。到公元前1000多年的晚商时期，埙发展到五个音孔，能吹六个音。到公元前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埙已有六个音孔，能吹出完整的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了。埙由一个音孔发展到六个音孔，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

历史

埙是我国汉族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在世界原始艺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最初可能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用以诱捕猎物。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原始社会的埙，器形多样，如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距今约七千年。

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距今约六千年。

商代的埙比原始时期和夏代有了较大的发展，有陶制，石制和骨制的，以陶制最为常见，形体多为平底卵形。战国时期陶埙也为平底卵形，但也有其他形状的。

秦汉以后，埙在中国的音乐历史上主要用于历代的宫廷音乐。在宫廷音乐中，埙分成颂埙和雅埙两种。颂埙形体较小，像个鸡蛋，音响稍高；雅埙形体较大，音响浑厚低沉，常常和一种用竹子做成的吹管乐器篪配合演奏。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这样一句话，意思是说兄弟两人，一个吹埙一个吹篪，表达和睦亲善的手足之情。

考古发掘和传世埙中也偶见一些特殊形制的陶埙或瓷埙。

清朝时期，埙的传承已经断代，直隶人吴浔源偶得埙，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到目前为止，《棠湖埙谱》是发现最早也是唯一正式刊行的埙专用乐谱，无论对于古埙制法、奏法以及埙谱研究，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一本难得的珍贵史料。

故宫博物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藏有清代宫廷所用的红漆云龙埙，它高八点五厘米、腹径七厘米。埙体有六个音孔：前四后二，通体红漆，描绘金龙和云纹。今人改进研制的九孔陶埙，以古制六孔埙为基础，然后扩展其肩部和内胎，以增大音量，音孔增至八个：前六后二，加上吹孔、共为九孔。

为便于运指演奏，尽量减少复杂的叉口指法，其音孔按相似于笛子的音孔顺序排列。专业演奏者可吹出二十六个音，包括两个八度内的全部半音和一个泛音。

《周 易》

古代占筮用书,简称《易》，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全书分《经》、《传》两部分。《经》以八卦两两相覆，得六十四卦。每卦包括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爻辞是各卦内容的主要部分。

《尚 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

包括虞、夏、商、周四代，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大部分是帝王的号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文字。大体上说，平时的叫“诰”，战时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叫“谟”。

《诗 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周 礼》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儒家的经典之一。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仪 礼》

《仪礼》一书记载同代的诸般礼节及其仪式。

《礼 记》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也是一篇重要的仁义道德教科书，其第一篇就开宗明义，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

《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又称《左传》或《春秋左氏传》，30卷。

《左氏春秋》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

《公羊春秋》

《公羊春秋》又称《公羊传》或《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谷梁春秋》

《谷梁春秋》又称《谷梁传》或《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谷传》的较好注本。

《论 语》

《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说法，大体可信。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最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以曾参门人为主。

《孟 子》

这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着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孝 经》

《孝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着作。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邴疏。

《尔 雅》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大 学》 《中 庸》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归纳创作而成。我整理的相关内容，供参考！

产生背景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1] 。《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2] 。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3] [4] ，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5]

《史记·周本纪》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6] ”周公废黜殷祀，袭击淮夷以后，回到西周首都丰京，写下了《周官》。《周官》即《周礼》[7] ，是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籍，是记录周代礼制的集大成者。[8]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宗周丰镐京畿之乐，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9-10]

成书年代

《周礼》原名《周官》，是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

贾公彦《周礼正义序》载：“《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11]

《周官》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着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12]

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矛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周礼正义序》）但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人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自己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至于汉初）[13]

主要内容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14] 。其分工大致为：

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

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

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

夏官司马，大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

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

冬官百工，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

伪《古文尚书·周官》有类似说法：“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但这种说法可能更晚出，是对传世《周礼》的抄袭、概括而已。

《周礼》之所以由《周官》而更名为“周礼”，意味着在汉儒看来，社会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可概名之“礼”。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礼”乃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汉语之“礼”，尽管最早、最狭义的用法指“事神致福”的祭祀礼仪（《说文解字》），但其最广义的用法则是指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所以，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而应说“统百官”时，解释说：“礼，所以统叙万事，故云‘统百官’也。”（《天官·大宰》）所谓“统叙万事”，意味着“礼”乃统摄着所有一切制度规范。

《周礼》的制度规范并非以往社会的实际制度，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设计。如果《周礼》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产物，那么，它的创作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必定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趋向，因此，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应该并不是指向转型之前的社会时代，而是指向转型之后的社会时代。为此，有必要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历史及学术的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学术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其间有两个转型时期，大致情况如下表：

表中的时代称谓“王权”“皇权”“民权”乃标示国家主权行使者的变动：王或天子→皇帝→公民。主权行使者的历史变动是由于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变动：宗族→家族→市民。家族社会虽然仍讲宗法，但其宗法已不具有宗法社会“家—国—天下”同构的地位，这是本质区别。这在经济上表现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变动：王土公有制→地主私有制→资本主义。又在政治上表现为基本政治制度及其主体的变动：王领导下的血缘贵族集体统治→皇帝的专制→公民的民主政治。

就其时代背景而论，《周礼》应该属于“子学”范畴（儒家当时属于百家之一，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也包括儒家）；其制度设计之指向，乃是社会转型的趋向。唯其如此，《周礼》的实际影响是在后来的皇权时代。例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所以说《周礼》并不是王权时代的经典，而是皇权时代的经典。今天面临的一个任务是：如何使《周礼》进而转化为民权时代的一部经典。

目录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

周礼·夏官司马第四

周礼·秋官司寇第五

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

四书五经中的《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1]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古代乐器有四大类：吹管乐器、打击乐器、拉玄乐器，弹拨乐器。失传的古典舞乐器应该也是这么分的。

当然，还有个很古老的“八音”分类法，诞生于周代，根据乐器的不同制作材料进行分类的方法，分成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叫做“八音”。后来不怎么常用，这就不详细介绍了。

下面是些失传的乐器，我自己总结的，可能有遗漏，你参考参考。

一、弹拨乐器

1、五弦琵琶

就是敦煌飞天反弹的那种琵琶。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弹拨弦鸣乐器。简称五弦。历史久远、造型别致，盛唐时期曾流行于我国广大中原地区，并东传日本。到了宋代，便不见教坊使用，而被四弦琵琶所取代。失传。

制如琵琶，稍小。外型式样较多，颈项有直项、曲项的，音箱有半长梨形、半圆梨形、扁梅花形和扁圆形的等等。

2、小箜篌

小箜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弹拨弦鸣乐器。又称角形箜篌。是竖箜篌之一种，属于竖箜篌中的较小者。

唐代乐舞就有它，像《霓裳羽衣舞》。历史久远，结构简单，造型美观，使用方便。长期流传于宫廷和民间，清代失传。20世纪30年代得以复兴，80年代推陈出新，造型各异的小箜篌登上我国和世界音乐舞台，用于独奏、合奏或伴奏之中。

3、凤首箜篌

箜篌的一种，在东晋时自印度传入中原，明代后失传。

凤首箜篌形制与竖箜篌相近，其音箱设在下方横木的部位，呈船形，向上的曲木则设有轸或起轸的作用，用以紧弦。曲颈项端雕有凤头。

4、花边阮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有一飞天合奏图，其中一飞天手抱花边阮。

5、筑

形制如同现在的筝，用竹片敲击发音，所以古文中常有“击筑”之说。从战国至隋唐期间，广泛流行于民间，汉魏南北朝时，曾用于伴奏相和歌，隋唐用于伴奏清乐，广泛流行，宋代以后消声匿迹。 历代古籍上关于它的大小、弦数、鼓法的叙述又不相同，所以很难定论。

二、吹管乐器：

1、篪（音chi，第二声）

是一种似笛而又非笛的乐器，竹管制成，有吹孔、出音孔，另加五指孔共八孔。

篪原是一种民间乐器。早在周代，它常与埙一起演奏。战国之世，它作为大型宫廷乐队中的一员，与编钟、编磬、建鼓、箫(排箫)、笙、瑟等，在祀神或宴享时演奏。汉魏的相和歌乐队，有时也用它。六朝时，随着清商乐的兴起，它又成为吴声的主要伴奏乐器。隋唐时，它是当时艺术性最高的清乐乐队的一员。宋以后，因主要用于宫廷雅乐而逐渐失传。

2、管

中国古代的一种管乐器,起初用玉制成,改用竹,有六孔,长一尺。后失传。

3、尺八（只能说在中国失传）

是一种古管乐器，亦称“萧管”，相传产于印度，至迟在隋唐间已传入中国，唐时有吕才定制为一尺八寸，故有是名。成为汉民族一种常见的乐器。但到宋以后已失传不用，约在七八世纪时传入日本，现在仍流行于日本，称“晋化尺八”。它独特的音乐中充满了苍凉，忧郁，奇幻，惆怅。

4、竹相

现已失传的中国古乐器，根据文献所载“相乃乐器，谓送舂声”之意研制而成。每根相就是一根粗粗的竹筒，最低的亦高达23米，发单音，舂地演奏。

5、排箫

又称龠、籁、云箫、凤箫、比竹等，相传在虞舜时就已存在，是一种编管乐器。

排箫在古代用于宫廷、教坊，也有的用于军队，在民间曾广泛流传。但由于排箫表现力较差，演奏又很费力，到宋代排箫在民间失传了。近年来，我国已对失传的排箫进行研制，并改革成双排加键式排箫，共50管，按12平均律排列。

排箫的管一般多为竹管制成，用绳或竹篾缠梆在一起，或用木框镶之；也有的排箫管用石头制成。23管的大排箫，称作“言”；16管的小排箫称作“筊”；不封底的称作“洞箫”；封底的称作“底箫” 。此外，还有10管、13管、17管、18管、21管、24管的排箫。

三、打击乐器

1、羯鼓

是一种出自于外夷的乐器，据说来源于羯族。以羊皮做鼓面，用鼓槌两面敲击的乐器。现在很多地方使用的鼓，都可视之为是它的演变。这种乐器在唐代曾红极一时。声音急促、激烈、响亮，尤其适用于演奏急快节奏的曲目。

2、鞉牢

又名鞉鼓。常见形制为一根柄上穿2个小鼓，鼓腹两侧用绳系两上小珠，将柄来回转动．小珠便可击鼓面而发声。《乐书》云：“鞉牢，龟兹部乐也。形如路鼗，而一柄三枚焉。”有8面（1柄4鼓）、6面（1柄3鼓）、4面（1柄2鼓）等形制。日本严岛神社所藏鞉牢为1柄2鼓，相传系唐代实物。

3、鸡篓鼓、扁鼓、答腊鼓、毛员鼓等，失传已久，资料难寻。不一一列举了。

四、拉玄乐器

1、轧筝 这种由多弦组成的弓弦乐器，历史十分久远，可追溯至先秦。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宋陈《乐书》有其所绘图像，形制与筝、瑟相似，为长方形共鸣箱,面板上张弦数根,用细长竹片擦弦拉奏。

好了，终于完了，手好累啊~呵呵！

补充：

我说呢，怎么这么奇怪。我上面说的就是乐器，下面说下失传的古典舞吧。

抱歉，我不知道中国古典舞还有什么分类，似乎是没有谁明确过的，不过听过一种说法，分为汉族古典舞和少数民族古典舞，或许还有别的分法，按照年代，或者按照门类，什么汉唐舞、敦煌舞什么的，宫廷舞、民间舞什么的，不过没有定论，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其实自宋至明清,中国古典舞大多已失传,一部分流入民间,成为民间舞;一部分进入戏曲,成为戏曲舞。现今的古典舞都是后人参照记载、创制的。

所以要说清失传的古典舞根本不可能，只能列关键的了。

1、周代雅乐舞蹈——六大舞：

也称“六代舞”，代表六个朝代。分别是黄帝的《云门》（又称《云门大卷》、《咸池》和《承云》），尧帝的《大章》（又名《大咸》），舜帝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又称《夏龠》），商汤《桑林》，反映武王伐纣功绩的《大武》。

《云门》的内容据说是歌颂黄帝创制万物，团聚万民，盛德就象天上的祥云一般。由于黄帝功德普照天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世间万物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所以这个乐舞也叫《咸池》，“咸池”也就是“咸施”。

《大章》相传是歌颂尧帝领导天下时仁德如天，智慧若神，百姓依附他就象依附太阳，敬仰祥云一样。“大章”，意思就是说尧帝之德足以彰明天下。可见它原来也是氏族社会中的原始舞蹈。

《大韶》，简称《韶》，是六乐中最著名的一部，孔子在春秋末年还曾见过。传说这个乐舞的创制者是一只脚的怪兽“夔”，内容是歌颂舜帝能继承并发扬光大尧的功德，而它的表现形式则是“击石拊石”，是“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可见它原来也是氏族社会中的原始舞蹈。

《大武》是武王伐纣胜利后由周公创编的，内容就是表现武王克商的丰功伟业。据春秋时孔子所见，这个乐舞开始先有一段长长的鼓声作引子，舞者（战士）持兵器屹立待命。接着是六段舞蹈：第一段舞队由北边上场，这是描写出兵的情形，第二段表现灭了商朝，第三段继续向南进军，第四段表现平定南部边疆，第五段舞队分列，表示周公、召公的分疆治理，第六段舞队重新集合，列队向武王致敬。舞蹈虽然是用的象征性手法，并不象舞剧那样描绘人物和矛盾过程，但无疑这是一部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叙事性舞蹈作品。

周公将这六部乐舞加以集中、整理、规范成一个整体，作为国家的礼制，用于祭祀、庆典等活动。并对它们的演出仪制、祭祀对象、服饰道具、乐歌宫调和舞者身份、演出场合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六大舞又分为“文”、“武”两类，前四舞属文舞，《大武》等属武舞。文舞持龠（似笛的管乐器）翟（鸟羽）而舞，故又称龠翟舞：武舞持干（盾牌）戚（斧钺）而舞，又称干戚舞。两类乐舞的划分，与舞蹈的内容形式有一定联系，但据后世儒家考证，主要是受祭的帝王得天下的手段差异，所谓“以文德得天下的作文舞，以武功得天下的作武舞”，这一定例一直贯穿到以后历朝历代的封建帝制。

周代雅乐除上述六大舞外，还有《羽舞》等“六小舞”，这些舞蹈和六大舞一样，也是用作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成为乐教的重要内容。

2、汉代——巴渝舞

巴渝舞是古巴人在同猛兽、部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集体武舞。

汉高祖时，喜爱“巴师勇锐，歌舞以凌”的古巴人的战斗力，引为作战前锋，并将宗人的战争武舞取名为“巴渝舞”，引进宫廷，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虽曾数易其名，仍盛演不衰。唐以后，“巴渝舞”在宫庭中销声匿迹，名不见经传了。但在民间仍在世代承传，历经演变，原始的武舞演变成祭祀性舞蹈和庆典性舞蹈。

汉代的"巴渝舞"共4篇舞曲：一曰矛渝，二曰安弩，三曰安台，四曰行辞。巴渝舞的基本形式是“执仗而舞”。“仗”，兵器，“执仗”即执干戈；伴奏则是击鼓。

3、七盘舞

是在汉代舞蹈中最为流行、最有代表性的舞蹈。表演时先在地上排列数盘和鼓，舞者衣着长袖，在盘、鼓之上，或盘、鼓之间，跳跃徘徊。《七盘舞》在汉魏时代非常盛行，常常出现在汉晋文人墨客的诗辞歌赋中。张衡《七盘舞赋》：“ 历七盘而屣（又作‘纵’）蹑。”

4、踏歌（是失传的舞种）

一种古老的舞蹈形式，源自民间，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兴起，到了唐代更是风靡盛行。所谓“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它的母题是民间的“达欢”意识，而古典舞《踏歌》虽准确无误地承袭了“民间”的风情，但其偏守仍为“古典”之气韵。

5、北齐——兰陵王入阵曲

也叫大面、代面，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歌舞戏。

起源于北齐，胜于唐代。是为歌颂兰陵王的战功和美德而做的男子独舞。舞者表现兰陵王“指麾击刺”的英姿。曾东传日本，今属日本雅乐。

6、唐代——秦王破阵舞

又名《秦王破阵乐》或《七德舞》，是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最初乃唐初的军歌，李世民把这首乐曲编成了舞蹈，再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成了一个庞大的、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在原有的曲调中揉进了龟兹的音调，婉转而动听，高昂而且极富号召力。同时有大型的宫廷乐队伴奏，大鼓震天响，传声上百里，气势雄浑，感天动地。后失传。

7、惊鸿舞

是唐玄宗时期宠妃梅妃江采苹创作的舞蹈，已失传。可能有描绘鸿雁飞翔的动作和姿态，这种模拟飞禽的舞蹈，在当时广为流传。而梅妃的《惊鸿舞》着重于用写意手法，通过舞蹈动作表现鸿雁在空中翱翔的优美形象，极富优美韵味的舞蹈，舞姿轻盈、飘逸、柔美、自如。

8、霓裳羽衣舞

是唐代大曲中的法曲精品，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

相传唐玄宗作曲，杨玉环舞蹈。安史之乱后失传。描写唐玄宗向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其舞、其乐、其服饰都著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

9、宋代时“队舞”、“舞队”等舞种盛行，每个物种里有若干舞蹈，不一一列举了。

10、元明清应该都是些戏曲方面的舞蹈吧，差不多也失传，不是很了解。

　　《诗经》艺术成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历史上由于封建“诗教”的影响，《诗经》研究走了很大的弯路，“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在诗的主旨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艺术性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真正注意并开始研究《诗经》艺术特征的自然不是那些封建经学家，而是道学气味较少的有关学者。所以，历史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封建“诗教”束缚的结果。自先秦至“五四”以前，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诗经》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上。古代最先注意到《诗经》艺术风格的是孔子。他说：“《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南宋郑樵解释说《关雎》使“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通志》卷七十五）孔子显然是从他的中庸哲学出发来评价《关雎》的艺术风格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关雎》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才对它大加肯定。其实，《关雎》本无哀伤的内容，孔子的话本是就乐而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这一点郑樵《通志》、刘台拱《论语骈技》早已指出。虽然如此，孔子之说对后来的《诗经》艺术风格研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为了搞清来龙去脉，也就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孔子关于《关雎》的论断谈起。

　　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这些关于《诗经》风格的论述，多从把握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中和”程度上着眼，因而，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方法模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的窠臼。

　　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赘，两言可蔽。”这虽无“中和”味道，但由于仅是概而言之，“得其大意”（《艺概·叙》）而没有展开具体论证，所以也只能给人一个大概的轮廓。

　　总之，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风格的研究，多流于模式化、简单化，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没达到应有的程度。

　　（二）从生活实际和真情实感出发反映现实。

　　这个问题当然主要是就《国风》和其他优秀作品而言。创作的出发点与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原则和特点密切相关。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他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其次是东汉的何休，他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但是，作出较为深刻而系统论述的则是南朝的刘勰。由先秦时代至齐梁，在文体上由诗而辞赋，由散文而骈文；在文风上由要约而*滥，由质朴而华靡，这引起了他对创作出发点的思考，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他将二者作了对比论述：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刘勰认为“三百篇”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生活所激发“志思”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既有真情实感和充实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因而可以较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这里，刘勰实际巳经触及到《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方面。

　　由于“三百篇”是“为情造文”，所以具有内在的艺术魅力。即使是十分单纯的诗歌，如《周南·芣苢》这样一首采摘车前子的劳动歌，也自有其难以企及的绝妙诗意。王夫之说它“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姜斋诗话》卷一）所谓“自然生其气象”，方玉润有过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此诗之妙，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机，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