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大宴期间，天子，这就是所谓的“至善服”。据古籍记载，元代的服饰以服饰为主。官员和学者的日常服装大多是紧身衣。此外，在元朝的盛宴期间，天子的所有官员都必须穿同一颜色的衣服，称为“至善服”。根据古籍记载，天子所穿之孙的款式繁多，而天子所穿之孙的款式则各不相同。冬季员工服装的特点是什么？元代的衣服主要是衣服。官员和学者的日常服装大多是紧身衣。

此外，在元代的盛宴期间，天子的所有官员都应该穿同一颜色的衣服，这就是所谓的“至善服”。按照古代的说法，有十一种衣服，夏季以长衣为主。高级官员和学者的日常服装大多是紧身的。此外，在元代的盛大宴会活动中，国王和官员应穿着统一的颜色，称为“致孙服”。根据古籍记载，真衣有十六种。元朝官员穿衣服时，都穿花边纱，露出斗篷。这和宋代的官服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他们的封面像宋朝，衣服像金子。从皇帝到所有的官员，他们都穿着至善的衣服。这是元代宴席内廷的服饰。冬夏服主要是蒙古人入关时的服装。男性的公共制服大多是汉族，“由一罗制成，大袖子，潘收集和翻领权利”。位置级别用衣服的颜色和图案表示。公服的皇冠都是用浮头做的，都是彩绘的。元朝以前是蒙古政权。它与汉代的西服不同。

蒙古人有自己的特点，不要求汉族人剃头发，也不要求汉族人戴头发。那么，元朝统治者的习俗是什么呢？在元朝建立初期，许多官员穿着与前一王朝汉族人相同的衣服，以及蒙古少数民族的衣服。虽然衣服是按照以前的传统，但人们的衣服主要是“直晒衣服”，这是短衣服，又窄又窄。生活有很多方面。这种衣服很方便从马上上下。元代的衣服主要是衣服。官员和学者的日常服装。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占城(Campadesa ),又称占婆、占波,是占族人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建立的古国。汉代时属于日南郡，其部落头人区连造反独立。北起今越南河静省的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王都为因陀罗补罗（今茶荞）。中国古籍称其为象林邑，简称林邑，从8世纪下半叶至唐末，改称环王国。五代又称占城。到17世纪基本被越南吞并，但王号保存到19世纪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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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媳妇国位于今天的泰国北部、缅甸东北部,泰国清迈周边。 辖境包括今景栋以南，湄公河以西，萨尔温江以东和泰国北部地区，其中心八百即今泰国清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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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趾，本为中国岭南一郡，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今越南北部地方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交趾郡治交趾县即位于今越南河内。后来武帝在全国设立十三刺史部时，将包括交趾在内的7个郡分为交趾刺史部，后世称为交州。五代时期，交趾乘机独立。明永乐时期，中央政府恢复该地，设交趾行省。但1428年又一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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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国（Yavadvipa），又作叶调、诃陵、阇婆、呵罗单、耶婆提，古代东南亚古国，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元朝时，元军大举征伐其地，但失败。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我们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有许多名头很响的古籍但是由于战乱或这样那样的原因（尤其是经过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八军联军的侵华、20世纪的“古史辨”）而散佚了。

我国最古老的书籍是《三坟》（记述的是三皇事迹）、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另外还有《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九丘》（即当时的“国土资源白皮书”），但是这只是传说中的，只在《左传·昭公十二年》一书中见过此词。

除此之外，还有几部名著也已经散佚了。

1、《尚书》

据说原始版本共有100篇，但是我们现存的58篇中只保留了29篇，其余的全部是伪书，而最初的100篇，则无据可考。相传是在汉明今古文学派的论战后遗失的。

2、《孙膑兵法》

此部兵书直至今天仍受到世界各国的推崇，但是它仅仅只是一部分的残篇。

3、《东观汉记》

这是一本东汉官方记录的历史，在元朝散佚。

4、《竹书纪年》

这是一部上古史料中具有明确纪年的文献典籍，它记叙了从五帝时期直到魏国的历史。但是由于这些记载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历史观而受到排斥，遗失于宋朝。

5、《六经》

为六经之一，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失佚。

6、《山海经》

《山海经》最早的版本已经无从考证，就连西汉末年刘秀校订的版本也已经不无看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晋代学者郭璞校订的版本。

7、《永乐大典》

这本书原本共22937卷，正本已经在明朝末年遗失，而副本也在明末战乱、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或被烧毁，或被抢走，只遗留800卷左右，而且还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

另外，还有《皇帝内经太素》、祖冲之的《缀术》等等许多的古籍散佚了，使我们国家乃至世界失去了大批的宝贵的文化财富。

生平简介

萨都剌，一说是 语Sa’dal—Allāh 的音译，意为“ 之福”，与其字“天锡”意合。号直斋， 人。祖父思兰不花、父阿鲁赤曾镇守云、代。萨都剌生于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

一说生于镇江（今属江苏）。早年家境清贫，但资质超拔颖敏。泰定四年（1327）登进士第。天历元年（1328）七月以将仕郎资历，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任间多以风教为先，他亲书录事司堂匾为“善教”，用以自勤自勉。至顺二年（1331）七月，调任江南行御史台掾史，前后三年。在职期间，他南至吴楚，西抵荆楚，北达幽燕、上都等地，并与张雨、倪瓒、马九皋等人诗文唱和，写出《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登北固城楼》、《鬻女谣》等名作。

元统二年（1334）八月，调任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治所真定，今河北正定）。次年初又调职。他曾作为监礼官陪集贤学士只儿合舟祭祀拖雷在真定的影堂，又先后赴河间、沧州审察刑狱。后至元二年（1336）春，他南行入闽，就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治福州）知事，途经徐州、扬州、平江、杭州、桐庐、兰溪、仙霞岭、崇安、建溪等山水胜地，均留下诗篇。

后至元三年（1337）八月，他再迁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升入从七品，该年冬季到职。至此他一生创作了四百余首诗词。可能他因体弱多病而较早去世。关于萨都剌的晚年，尚有隐居武林（杭州）、寄情山水而莫知所终之说，还有充任方国珍幕僚以及终于太湖司空山、太白山下之说等。萨都剌自称“名在儒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为官清廉，宦绩亦可称道，他生性好游，善写楷书，主要成就在诗词创作。由于官职低微，元人将他与贯云石、马祖常、余阙等并列，但后人备极推崇，列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因宦游南北，故胸中包纳万里名胜风情，又以北人气质，涵融前代各家之长而不蹈袭前人。诗作诸体皆备，文词雄健，音律锵然，具有一种清朗寥廓之气。诗词编有《雁门集》（有三卷、六卷、八卷、二十卷本）、《萨天锡诗集》十卷、《集外诗》一卷（毛晋刻）、《萨天锡逸诗》（日本刻本）及《西湖十景词》。

文学创作

萨都剌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将近八百首诗词，有描写景物的山水诗，有抒写宫廷生活的诗，有怀古也有伤今，诉述个人和社会的不平。他在元代以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中都是占有一定地位的诗人。因出生在代州，代州古称雁门，他的诗集也就名为《雁门集》，他本人被称做“雁门才子”。《雁门集》最早刊印是元至正年间的八卷本，今已失传，现存版本以清嘉庆十二年萨龙光刻十四卷本，收辑较为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八二年出版了殷孟伦、朱广祁校点的《雁门集》。萨都剌另有《武夷诗集序》文1篇，还留有《严陵钓台图》和《梅雀》等画，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萨都剌博学能文，兼善楷书。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诗词内容，以游山玩水、归隐赋闲、慕仙礼佛、酬酢应答之类为多，思想价值不高。在《送管元帅南征》、《送刘照磨之桂林》等诗中，他甚至拥护统治者对起义人民进行镇压。但有些诗涉及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压迫。如《大同驿》、《黄河月夜》、《鬻女谣》、《织女图》等等，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惨状。五古《早发黄河即事》，一方面描写农夫“炊烟动茅屋，秋稻上垅丘。尝新未及试，官租急征求。两河水平堤，夜有盗贼忧”，另一方面描写贵族公子“斗鸡五坊市，酣歌最高楼”，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揭示了元代社会的阶级矛盾。有些诗大胆讽刺了统治阶级的腐朽与罪恶，笔锋不仅指向了郡守县官、王孙贵 戚，且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记事》一诗，用“只知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的诗句，揭露元武宗次子图帖睦尔的篡兄位之事，此事为正史不载，被称为“诗史”。有些诗歌表达了为民 、励精图治的政治思想,如《寄朱县尹》、《送广信司狱》诗等。《湖南张子善，钦点第一人，弹劾权贵，左迁西台御史，旋拜前职，素有退志，故举兼善劝之》、《旧剑》、《尘镜》等诗，希望官吏爱护人民，抒发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志愿。而《过居庸关》、《题画马图》等诗，针对元朝统治者穷兵黩武，表达了“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的反战思想。这些作品是萨都剌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萨都剌考中进士以前的诗所存甚少，有一首《述怀》诗说：“青春背我堂堂去，黄叶无情片片飞。”大抵表露了他这段时期的心情。他到过镇江，溯长江而上至汉阳，《客中九日》诗说：“佳节相逢作远商”，看来他背井离乡是为了经商，不过他对于经商并不热衷，他分外留心的是山川名胜，他写下了《清明日偕曹克明登北固楼》、《清明日游鹤林寺》等绘景抒情之诗。水光山色比起货物金钱来于他更有吸引力。他并不想在追财逐利中混过一生。他在《安分》诗中说：“心求安乐少思钱，无辱无荣本自然。春日赏花惟贳酒，冬天踏雪旋添绵。频将棋局消长日，时燕香熏篆细烟。万事皆由天理顺，何愁衣禄不周全。”诗人萨都剌是一个乐天派。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保持宁静而处之泰然。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影响到他的诗词创作。他的绝大部分诗篇都流露出热爱生活的乐观情思。他第一次走进官场正是他曾因经商而 到过的镇江，他和往日一样流连山水胜景，登北固楼，游鹤林寺，寻僧访道，饮酒赋诗，他厌恶俗吏生活，而要做一个诗人。在他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他有一首《同杨廉访游山寺》诗说：“扶病强同步，寻幽趣不群。逢僧穿竹去，吹笛隔林闻。山势浮云合，溪流野水分。徘徊归径晚，树影月纷纷。”“寻幽趣不群”正说明他以饱览山水为乐事。据徐象梅《两浙名贤录》说他晚年寓居杭州时，“每风日晴美，辄肩一杖挂瓢笠，脚踏双不藉，走两山间。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兴至则发为诗歌。”和山水诗的奠基人谢灵运比起来，他酷爱山水是有过之无不及。无怪乎他刻画山川景物那样逼真。

萨都剌的一生大部分在江南度过，在风光秀丽的环境中，模山范水，写出了许多赏心悦目的诗篇。不过他曾两度官翰林国史院应奉文字，稍得宫中见闻。在当时他还以擅长写作宫词和丽情乐府著称。他的朋友杨维桢《竹枝词序》说：“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另一位朋友虞集也说：“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可见他还是一位抒情诗人。如他的《芙蓉曲》：

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将断肠。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

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荡舟何处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

情致雅淡，意象凝聚。似无情而有情，有所思而不怨，蕴藏着作者怀才不遇，飘泊江湖的心情，深得唐李贺、李义山的笔法，辞婉意清。“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含而不露，有一种身世飘零、孤芳自赏的抒情味道。其他如《过嘉兴》、《梳头曲》、《新夏曲》、《洞房曲》等都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情调。同样，他的宫词，风格亦复如此。《醉起》说： 杨柳楼心月满床，锦屏绣褥夜生香。不知门外春多少，自起移灯照海棠。这里所描写的只是宫中女性生活空虚，寓长恨于景物形象之中。一般说来，宫中对于帝王是天堂，而对于宫女却是地狱。宫中生活题材是十分狭窄的，如果不能识别天堂地狱，描写就不会深刻。

好在萨都剌的笔锋着力处，不曾局限于宫廷。当他的眼光移向广阔的祖国大地时，他发现

当时的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如他的《京城春暮》，诗说： 三月京城飞柳花，燕姬白马小红车。旌旗日暖将军府，弦管春深宰相家。小海银鱼吹白浪，层楼珠酒出红霞。蹇驴破帽杜陵客，献赋归来日未斜。 将“弦管”“层楼”和“蹇驴破帽”相照映，社会不公，个人不平，不需明说，而用意十分清楚。至于他的《鬻女谣》、《过居庸关》、《征妇怨》、《高邮阻风》、《织女图》、《百禽歌》、《早发黄河即事》、《过淮阴》等，描述社会人生，题材广泛，更值得重视。《鬻女谣》写道： 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淡悲风起天宇…… 人夸颜色重金璧，今日饥饿啼长途。悲啼泪尽黄河干，县官县官尔何颜！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传闻关陕尤可忧，旱荒不独东南州。枯鱼吐沫泽雁叫，嗷嗷待食何时休！ 作者面对这种现象，指摘“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斥骂“县官县官尔何颜”。这是正义的呼声。萨都剌看不惯这种不平事，因而他希望“但操大柄常在手，覆尽东西南北行”（《雨伞》）。希望得到一种权力去拯救天下所有在困苦中挣扎的人。但在当时，他的愿望是无 法实现的。萨都剌的怀古之作也颇具特色。如他的《满江红（旧误作念奴娇）。金陵怀古》尤为脍炙人口：

六代繁华，春色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新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空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红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泣。到如今，惟有蒋山青，秦淮碧。

这首词作于至顺三年或四年他任江南诸道行台侍御史时期。 人事代谢，古往今来，苍凉豪迈，感慨万端。但青山永在，绿水长存，一代新人将把金陵重作英才聚合的场所。怀古正所以思今。萨都剌的作品往往表达着磊落旷达的胸怀。他一生中往来南北，对于民情习俗，见闻较多，使他有些诗词生活气息甚浓，感染力很强。如《初夏淮安道中》说： 鱼虾泼泼初出网，梅杏青青已着枝。满树嫩晴春雨歇，行人四月过淮时。 “鱼虾泼泼”，“梅杏青青”，夏日初晴，着一嫩字，生意全出。给人以旷达、乐观、清新、舒畅的感受。生动的形象带着乡土气息把读者引进一个新的境界。

在诗歌技巧上，萨都剌继承了唐、宋诗歌的某些手法，并具有自己的特点：

①截取平淡的生活片断，铸成韵味悠远的意境。如为人艳称的《秋词》、《京城立春》等，能托出特定的情境，构成饶有意趣的“诗画”。

②层层深入，凝炼简洁。如“百年诗句里，三国酒杯间”，“千古风光鬓边白，六朝山色马头青”等，言简意赅，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余地。

③善于创造，形象生动。如“云孙捧出南箕簸，月姊舂来北斗量”，“一山如龙入云起，一山化作长江流”等句，化静为动，化无生命为有生命,使形象新颖流动。

④偶亦采用“通感”手法，将视觉形象、听觉形象、嗅觉形象等联通使用，互相比譬。如“市声到海迷红雾，花气涨天成彩云”，“乌鹊横桥秋有影，银河垂地夜无波”等。

作品精选 诗作

宫词

深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石栏千畔银镫过，照见芙蓉叶上霜。

闽城发暮

岭南春早不见雪，腊月街头听卖花。海国人家除夕近，满城微雨湿山茶。

石夫人

危危独立向江滨，四伴无人水作邻。 绿鬓懒梳千载髻，朱颜不改万年春。

雪为腻粉凭风傅，露作胭脂仗日匀。 莫道脸前无宝镜，一轮明月照夫人。

雨伞

开如轮，合如束，剪纸调膏护秋竹； 日中荷叶影亭亭，雨里芭蕉声簌簌。

晴天却阴雨却晴，二天之说诚分明， 但操大柄常在手，覆尽东西南北行。

送上人笑隐住龙翔寺

江南隐者人不识，一日声名动九重。地湿厌看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

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钵云寒卧夜龙。何日相从陪杖屦，秋风江上采芙蓉。

燕姬曲

燕京女儿十六七，颜如花红眼如漆。兰香满路马尘飞，翠袖笼鞭娇欲滴。

春风驰荡摇春心，锦筝银烛高堂深。 绣衾不暖锦鸳梦，紫帘垂雾天沉沉。

芳年谁惜去如水，春困着人倦梳洗。 夜来小雨润天街，满院杨花飞不起。

过嘉兴

三山云海几千里，十幅蒲帆挂烟水。吴中过客莫思家，江南画船如屋里。

芦芽短短穿碧沙，船头鲤鱼吹浪花。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

我歌水调无人续，江上月凉吹紫竹。春风一曲鹧鸪词，花落莺啼满城绿。

鬻女谣

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淡悲风起天宇。荒村向日逢野狐，破屋黄昏闻啸鬼。

人夸颜色重金壁，今日饥饿啼长途。悲啼泪尽黄河干，县官县官何尔颜。

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传闻关陕尤可忧，旱荒不独东南州。

枯鱼吐沫泽雁叫，嗷嗷待食何时休。

上京即事五首

大野连山沙作堆，白沙平处见楼台。行人禁地避芳草，尽向曲阑斜路来。

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

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

五更寒袭紫毛衫，睡起东窗酒尚酣。门外日高晴不得，满城湿雾似江南。

秋夜闻笛

何人吹笛秋风外，北固山前月色寒。

亦有江南未归客，徘徊终夜倚阑干。

词作

百字令·登石头城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唯有青山如壁。

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

歌舞樽前，繁华梦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木兰花慢·徐州怀古 （ 亦作彭城怀古）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鸟骓汗血，玉帐连空。

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

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套数

南吕一枝花

蹴鞠

红香脸衬霞，玉润钗横燕。月弯眉敛翠，云鬓 堆蝉。绝色婵娟，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

下圆。受用尽绿窗前饭饱茶余，拣择下粉墙内花阴日转。

梁州 素罗衫垂彩袖低笼玉笋，锦袜衬乌 靴款蹴金莲。占官场立站下人争羡。似月殿里飞来的

素女，甚天风吹落的神仙。拂花露榴裙荏苒，滚香尘绣带蹁跹。打着对合扇拐全不斜偏，踢着对鸳鸯扣且

是轻便。对泛处使穿d抹膝的撺搭，扌而大俊处使佛袖沾 衣的撇演，妆翘处使回身出鬓的披肩。猛然，笑喘。

红尘两袖纤腰倦，越丰韵越娇软。罗帕香匀粉汗妍， 拂落花钿。

尾声 若道是成就了洞房中惜玉怜香愿，媒合了翠馆内清风皓月筵， 六片儿香皮做姻眷。 茶蘼

架边，蔷薇洞前，管教你到底团圆不离了半步儿远。

　一、蒙古人建立元朝

1、关于蒙古帝国与元朝

蒙古帝国与元朝，是容易被许多中国人混淆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

13世纪伊始，在(南)宋与金的冲突之中，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力量得以壮大。1206年，蒙古各部族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领的政权实体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蒙古军事奴隶制国家——蒙古汗国或大蒙古国。它当时的疆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大沙漠，北抵贝加尔湖。蒙古汗国的建立，是蒙古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扩张的开始，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向西方大范围推进疆界。

1209~1218年，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为其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接着便是蒙古人威镇世界的三次大规模的血腥的西征。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在这些帝国的版图上，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历史上著名的几大汗国。几大汗国其实只是军事征服下的联合体，各自独立发展成为几个不相统属的国家。

而元朝是蒙古人在闯进中原及击败南宋，将中华大地纳入游牧民族棋局的基础上建立的。

2、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生于l215年，其祖父就是成吉思汗。1260年忽必烈称帝，即元世祖，并于1264年(至元元年)击败与其争夺汗位的幼弟阿里不哥，建都燕京，时称中都;1271年采纳汉人建议，定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1279年剿灭南宋统一中国。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辞世。

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分裂状态，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

3、文天祥的抗争与南宋灭亡

文天祥，1236年生于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他1256年中进士，1273年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并组织万人起兵勤王以保行将就木的南宋王朝。

1276年，在与元军的战争中，南宋军节节败退，投降元军者不计其数。在这种形势下，文天祥被南宋朝廷派往元营谈判宋军投降事宜，被扣留，后寻机逃脱。次年，文天祥的部队曾一度收复江西兴国等地，但终因其南宋部队多为民兵武装，远不及元军骁勇，故一路溃败之势无法逆转，文妻亦被元军俘获。文天祥遂南逃至现今广东潮、汕一带俟机抵抗。1278年，已经名存实亡的南宋皇帝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同年，元军运用先进战术发起海、陆联合进攻，文天祥不敌，至五坡岭被元军抓获。

1279年，文天祥在押解途中经珠江口零丁洋，写下传世绝唱《过零丁洋》——“……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后经过近9个月的押解行程，文抵元大都，在狱中写下著名的《正气歌》。1283年，文天祥在柴市(现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或说为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时年47岁。

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元军最终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一举消灭南宋，主要是由于元军选择的战略、战术正确，以及元军的能骑善射、灵活骁勇;而南宋朝廷长期沉湎于享乐，南宋人身形短小，善于弄文墨拙于肉搏。此外，元军在战争初期在打垮南宋抵抗力量之后所采取野蛮的屠城政策，对于南宋军民产生极大的威慑作用。从元军的人员组成来看，其实非蒙古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人和中亚 其它 一些民族的穆斯林占有相当的数量，由他们组成著名的“西域亲军”参加灭宋战争者多达数十万人。这些来自原先阿拉伯帝国的军士，许多人是研究、制造先进兵器的专家与工匠。例如，当元军由于攻城不克调来采用阿拉伯与波斯技术制造的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时，有的城防坚固的城池甚至来不及抵抗顷刻之间即遭沦陷。

4、元朝的疆域

元朝不仅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由亚洲推广到欧洲和非洲，而且它的疆域辽阔广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中亚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

明代宋濂之《元史·志第十地理一》首段亦有讲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浅议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科学技术及 文化 艺术等成就

1、政治制度与经济开放

元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元朝首要的政治成就。元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融合，汉民族外迁、边疆地区各民族内移中原与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中华民族……

元朝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有中书省，此外还有枢密院、御史台、司农司、宣政院、将作院、通政院及五卫亲军等。其中，中书省总领政务及百官，枢密院负责全国军事防务与作战，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专门监察官吏腐败与渎职事宜。

元朝仿效阿拉伯及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首次在中国设立行省，即今天的省级区划制度，计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11个行省(河北与山东西部由中书省直接管辖)。行省制度是自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谈到元朝的政治制度，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黑暗篇章是等级制度，即在政治上把国人分为4等，由下至上依次为南人、汉人、色目人(回回)与蒙古统治阶级。蒙古统治阶级出身于游牧民族，自身对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并非在行。这就决定了蒙古统治阶级在发展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诸方面必须要完全依靠其它民族的智慧与劳动，而等级制度毫无疑问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按今天的话说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等级制度在元朝末期激起普通中国人的极大反抗。也许这是元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而陆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元朝继承与发扬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物质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甚至远赴欧洲。

这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而自此后的明代伊始，由于统治者盲目推崇惟我中华独尊的孤立主义思想，进而一概采取严格的“禁海”政策，中华民族因此逐渐淡出世界强者之林，并且最终难逃近、现代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屈辱。

虽然蒙古统治阶级发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但是元朝入主中国之后，在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提高。

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氾”音同“范”)，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元时中国南方棉花 种植 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并带动了纺织业发展，黄道婆等对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纸币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使元朝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商队和使者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2、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我们的历史学教授们却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讲授，原因何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这段历史不存在最好。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作祟使然。既然今天的中国人能够为虚假的雍正辫子王朝喝彩一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元朝的科学文化之成就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因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具有继承性的。所有中国人毫无疑问本应是这片土地上一切文明最直接的继承者。况且今天的中华民族本身早已经是一个聚集各民族血液与智慧的综合体。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

彼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 文章 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却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1)、天文学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天文学家(及水利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尚有《回回历》被使用。《回回历》其实是阿拉伯太阴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兰教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资料的基础上，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另外还有许衡负责研究“天道”。《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时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2)、数学

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济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3)、医药学

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