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的出土历史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简牍的出土历史,第1张

从西汉至宋代,简牍出土约八九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起:一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等数十篇用战国时的文字书写的简册,即所谓壁中书,从而引起了长达两千年的经学今、古文学派之争;二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 汲郡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时,发现有竹简数十车,这些竹简被整理成16种古书共75篇,这就是所谓“汲冢书”。它们除了极小部分现仍传世外,几乎都散佚了。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瑞典、英、日、俄等国以“探险队”的名义在中国边疆和境内进行盗掘,在楼兰、敦煌、酒泉等处发现很多汉晋简牍,这些实物至今仍流散在英国、印度、瑞典、苏联等国。

1930~1931年间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发掘出1 万余枚汉代简牍,这是居延汉简的第一次发现,同时也是在这时期以前出土最多的一次,实物现藏于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80年代末,完全由中国考古学家独立进行的科学发掘,有几十次。出土实物都用科学方法保存,大部分已整理出版。比较重要的发现有:

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38枚, 这是楚简的首次发现。

1959年甘肃磨嘴子6号东汉墓出土竹、木简504枚,其中有《仪礼》469枚,这是在所发现的简牍中现存第一部较完整的古书实物,在此以前发现的简牍大多属于文书、遣策,只有极少一部分古书,实物都荡然无存。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2 号墓出土32枚,都是先秦古籍与古佚书,这是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出土这样多的古籍 (称银雀山汉简)。

同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期墓出土木简92枚,是前所未有的医书。

1972~1976年原出土居延汉简的遗址又发掘19637 枚简牍(称为居延汉简),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见彩图)。

1973 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共有《论语》等8种珍贵古籍。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1155枚竹简,这是自发现简牍以来第一次出土的秦简 (称云梦秦简)。

1977年在湖北隋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00余枚,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10多种珍贵古籍。

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 115号汉墓出土约400枚木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3座汉墓中发现西汉早期木简千余枚,其中有《汉律》等汉代法律古籍。

2010年8月6日,工作人员清理出又一片简牍。

长沙市五一广场地铁2号线施工工地发现大量东汉简牍的新闻,震惊了海内外考古学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希望参与研究和考证简牍的价值和意义。专家表示,将采用最利于文物保护的“整体切割法”抢救性发掘这批东汉简牍。

《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

邢义田译著,《西洋古代史参考数据(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邢义田译著,《古罗马的荣光》(台北:远流出版社,1997)。

邢义田、萧璠、刘增贵、林素清合编,《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邢义田、文物图象研究室汉代拓本整理小组合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象拓本精选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邢义田、黄宽重、邓小南总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全13册。

秦汉史论著系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地不爱宝——汉代简牍》、《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2月)。 〈据《明实录》校正《明史》等书所载「土木之变」之误〉,《史绎》4 (1967):97-104。

〈从涵化观点看府兵制〉,《史绎》6 (1969):1-13。

〈契丹与五代政权更迭之关系〉,《食货月刊》16 (1971):10-17。

〈汉武帝伐大宛原因之再检讨〉,《食货月刊》29 (1972):31-35。

〈汉武帝伐大宛原因之再检讨一文的补白〉,《史绎》10 (1973):32-37。

〈东汉的胡兵〉,《国立政治大学学报》28 (1973):143-166。

〈汉代的以夷制夷论〉,《史原》5 (1974):9-54。

〈云梦秦简简介──附:对「为吏之道」及墓主喜职务性质的臆测〉,《食货月刊》94 (1979):33-39。

〈Social Life of the Babylonians as Seen in the Code of Hammurabi〉,《国立政治大学学报》44 (1981):17-26。

〈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食货月刊》131 (1982):15-30。

〈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补遗〉,《食货月刊》133 (1983):44-46。

〈东汉孝廉的身分背景〉,收入许倬云、毛汉光、刘翠溶同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页1-56。

〈东汉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大陆杂志》664 (1983):176-185。

〈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44 (1983):51-101。

〈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汉侍延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读记〉,《汉学研究》12 (1983):355-377。

〈古代两河流域的君主与法律──从三种比汉摩拉比法典更早的西亚法典说起〉,《食货月刊》1311 (1984):1-11。

〈秦胡小议──读新出居延汉简札记〉,《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中国史新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页141-158。

〈汉代故事考述〉,《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页371-423。

〈汉代壁画的发展与壁画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71 (1986):139-170。

〈从安土重迁论秦汉时代的徙民与迁徙刑──附录:论迁徙刑之用与肉刑之不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72 (1986):321-349。

〈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收入氏著,《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页333-410。

〈秦汉皇帝与「圣人」〉,收入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下册,页389-406。

〈汉代案比在县或在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02 (1989):187-221。

〈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再议──兼与俞伟超先生商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3 (1990):761-782。

〈罗马帝国军队常备职业化的特色〉,《台大历史学报》15 (1990):231-251。

〈略论汉代护军的性质〉,《大陆杂志》823 (1991):112-113。

〈“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解〉,《大陆杂志》824 (1991):171-173。

〈从苏东尼乌斯《十二西泽传》看奥古斯都的形象〉,收入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系编,《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中:国立中兴大学历史系,1991),页209-234。

〈论汉代的以貌举人──从「行义」旧注说起〉,收入宋文熏等编,《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1),页253-265。

〈从居延简看汉代军队的若干人事制度──读《居延新简》札记之一〉,《新史学》31 (1992):95-130。

〈汉武帝在马邑之役中的角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31 (1992):1-31。

〈汉简中人名与《急就篇》人名之相合者〉,《汉简研究现状と展望》(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页274-289。

〈汉代边塞军队的给假、休沐与功劳制──读《居延新简》札记之二〉,收入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一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页192-205。

〈汉代边塞吏卒的军中教育──读《居延新简》札记之三〉,《大陆杂志》873 (1993):1-3。后收入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二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页273-278。

〈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3 (1995):921-952。

〈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故宫文物月刊》144 (1996):44-59。

〈汉代画象内容与榜题的关系〉,《故宫文物月刊》145 (1996):70-83。

〈读居延汉简札记〉,见简牍学会编辑部主编,《劳贞一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收入《简牍学报》〔台北:兰台出版社,1997〕,第16期),页55-65。

〈东汉的方士与求仙风气──肥致碑读记〉,《大陆杂志》942 (1997):1-13。

〈秦汉帝国与「西方世界」〉,《大阪府立近つ飞鸟博物馆馆报》2 (1997):7-11。

〈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大陆杂志》953 (1997):1-13。

〈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 (1985-95)〉,《汉学研究》151 (1997):1-31。后收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第12卷,页169-202。

〈月令和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新史学》91 (1998):1-54。

〈居延出土的汉代刻辞箭干〉,《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页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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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木简的性质〉,《大陆杂志》1006 (2000):1-4。

〈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数据中的「胡人」外貌〉,《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集刊》9 (2000):15-99。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尹湾出土简牍看汉代的「种树」与「养老」〉,收入宋文熏、李亦园、张光直主编,《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台北:南天书局,2002),页531-551。

〈格套、榜题、文献与画象解释──以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收入氏编,《中世纪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与艺术──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页18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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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劳干先生的汉简因缘〉,《古今论衡》8 (2002):43-62。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论秦汉的刑期问题〉,《台大历史学报》31 (2003):311-323。

〈张家山〈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 (200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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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52 (2004):1-66。

〈汉画象孔子见老子图过眼录──日本篇〉,《九州岛学林》22 (2004):313-325。

〈罗马帝国禁卫军、地方军团和一世纪后期至三世纪的皇位继承〉,《成大西洋史集刊》11 (2004):1-50。

〈赫拉克利斯 (Heracles) 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收入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页15-47。

〈月令与西汉政治再议──对尹湾牍「春种树」和「以春令成户」的再省思〉,《新史学》161 (2005):15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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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义田译,〈奥古斯都的「功业录」〉,《王任光教授七秩嵩庆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页281-302。

邢义田译,〈韦斯巴息安「皇帝」的权力〉,《西洋史集刊》1 (1989):181-184。

邢义田译,〈罗马十二表法〉,《大陆杂志》783 (1989):136-143。

邢义田译,〈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西塞罗对法律性质的看法〉,《西洋史集刊》1 (1989):185-191。

邢义田译,〈罗马共和末杰尼提外‧裘利亚殖民城镇特许状〉,《西洋史集刊》2 (1990):185-201。

邢义田译,William H McNeill著,〈世界史的一个新结构──麦克尼尔二十五年的反思〉,《当代》66 (1991):48-65。

邢义田译,A H M Jones著,〈罗马帝国城市概说〉,《西洋史集刊》3 (1991):135-165。

邢义田译,A H M Jones著,〈罗马帝国城镇的经济生活〉,《西洋史集刊》4 (1992,实际出版1993):187-212。

邢义田译,〈古罗马人的生活与娱乐〉,《历史月刊》88 (1995):4-15。

邢义田译,〈古罗马人的选举〉,《历史月刊》97 (1996):16-18。

邢义田译,〈古罗马的妇女与儿童〉,《历史月刊》99 (1996):14-19。

邢义田译,〈古代罗马政治概念中的自由 (Libertas)〉,收入丘慧芬编,《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林毓生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05),页55-99。 〈「世界史」抑中国文化立场的「西洋史」?〉,《史学评论》3 (1981):133-147。

〈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收入氏编,《永恒的巨流──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页433-478。

〈奉天承运──皇帝制度〉,收入郑钦仁主编,《立国的宏规──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页39-87。

〈谈谈十二生肖的起源与流播〉,《中国时报》,19850217。

〈汉人与虎〉,《联合文学》16 (1986):10-15。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of the Wooden Block Found in a Western Han Tomb at Yunmen,” in Chinese Archaeological Abstracts, ed Albert E Dien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pp 1169-1172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人权〉,《历史月刊》7 (1988):128-132。

〈芒刺、腐鼠、青云、沟渠──漫谈汉代的君臣关系〉,《历史月刊》2 (1988):66-71。

〈从《列女传》看中国式母爱的流露〉,《历史月刊》4 (1988):106-113。

〈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军队的特色〉,《历史月刊》8 (1988):56-68。

〈母权、外戚、儒生──王莽篡汉的几点解释〉,《历史月刊》14 (1988):36-44。

〈王莽八篇书、人人都得读〉,《历史月刊》21 (1989):115。

〈萧何、田蚡、卫青、杨震──关说在汉代〉,《历史月刊》22 (1989):30-33。

〈秦统一中国时的世界〉,《历史月刊》31 (1990):144-146。

〈继承得人、天下更新──东汉皇帝的登基仪式〉,《国文天地》56 (1990):22-23。

〈从比较观点谈秦汉与罗马帝国的「皇帝」〉,《人文及社会学科教学通讯》14 (1990):12-23。

〈《太平经》对善恶报应的再肯定──承负说〉,《国文天地》83 (1992):12-16。

〈赵高与秦朝的终结──谈传统帝制的一个结构性悲剧〉,《历史月刊》65 (1993):40-43。

〈有容乃大──从秦代李斯谏逐各国宾客说起〉,《历史月刊》94 (1995):26-30。

〈罗马帝国的居延与敦煌──简介英国雯都兰达出土的驻军木牍文书〉,《西洋史集刊》5 (1993,实际出版1995):1-29。后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页306-328。

〈汉武帝生命中的几个女人〉,《历史月刊》121 (1998):68-81。后转载《世界日报》,19980217-0303。

〈秦汉天子的泪珠──帝国边缘的小王国〉,收入巴东等编辑,《西汉南越王墓文物特展图录》(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8),页32-36。

〈在汉代诗画中遇见胡人〉,《民生报》,19991003。

邢义田、陈昭容,〈一方未见著录的魏三字石经残石──史语所藏《尚书‧多士》残石简介〉,《古今论衡》2 (1999):118-122。

邢义田、林素清、刘增贵、蒲慕州、张孟元、计算中心、政大信息系合作,「不朽的殿堂──汉代的墓葬文化网站与光牒」(1999)。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居延汉简整理近况简报〉(执笔人),《古今论衡》4 (2000):87-113。

邢义田、陈昭容,〈一方未见著录的魏三字石经残石──史语所藏《尚书‧多士》残石简介补白〉,《古今论衡》4 (2000):134。

〈本所藏汉代石刻画象拓本的来历与整理〉,《古今论衡》6 (2001):2-9。

〈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读记〉,收入陈苏镇、张帆编,《中国古代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上册,页197-221。

〈希腊大力士赫拉克利斯流浪到中国?──中西艺术交流史中的一页〉,《中央研究院周报》1106 (2007125):2-4。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重论秦汉的刑期问题〉,收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2007),页191-214。经修订另收入曾宪义主编,《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页361-377。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论秦汉的刑期问题(订补稿)〉,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238-246。

作者叫:洪丕谟。

洪丕谟,男,汉族,1940年11月生于上海,2005年5月22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祖籍浙江省宁波。父亲洪吉求为留法文学博士,收藏书画甚富。自幼受家庭影响 酷爱书法与文学,高中肄业后学中医,获中医师街。后弃医从文专事法律古籍的教学和研究,并开办书法讲座,学书遍临魏、晋、唐、宋诸碑帖,尤倾心于汉魏的古朴和宋人意态。擅多种书 体,以行草见长,所作朴茂多姿,挺秀俊逸,颇多新意。作品入选上海市历届书法展览、河南“国际书法展”、香港“集古斋成立六十周年扇面书画展”等,在多家专业报刊上发表或被多处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及刻碑。

说起带孩子涨知识,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博物馆,撇开军博、国博、自然博物馆等太过著名的博物馆不提,我这里推荐两个小众的博物馆。

它们是北京警察博物馆和中国法院博物馆,同时,它们均是位于东郊民巷,这条北京最长的胡同上,两个博物馆加上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胡同,绝对是带孩子涨知识的绝佳路线。

北京警察博物馆

这是一座由砖石构成、古朴厚重,体现西方古典风格的银行建筑,曾经是花旗银行旧址,现在作为了北京警察博物馆。

✅该建筑建于1914年,坐南朝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

🔹正立面三层由水平檐线划分为上下两部分,约为1:3。

🔹四根高大的罗马爱奥尼花岗石檐柱承托两层前廊,两端则是宽大的扁平壁柱。

🔹柱廊内底层中央为入口大门,两侧各有两个大窗,窗洞上部皆为半圆拱券。

🔹与一层对应,二层也是五个高大的巨型窗。

🔹项檐正中饰有一圆形盾徽,上面刻有花旗银行的标志。

✅2001年时,该建筑经过改造装修,作为北京警察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展览共四层,分别为一层北京公安史,二层刑事侦察,三层警种职能,四层警械装备。

🔸一进大厅,青铜铸造的警魂柱便矗立眼前。这座高6米,重5吨的铜柱,正是对人民警察坚不可摧精神的最好注释。

🔸一层的展览以编年史方式再现了首都警察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出色地完成各个时期公安保卫工作的光辉历程。

🔸从建国初期的动荡飘摇,到八九十年代的激荡不安,再到今天的安居乐业,北京的安定和平不是轻松得来的,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民警察用血肉之躯无私奉献,才有了今天首都人民的幸福平安。

🔹清光绪时期,中国的近代警察制度受境外影响逐渐形成。二层的展览正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过程和警种职能的概况。

🔸三层最为惹眼的是一面用红砂岩雕塑而成的“英烈纪念墙”。58位烈士,58双眼睛,58个名字,共同讲述着英雄们的光荣事迹。

🔹此外,还有关于北京路牌、车牌以及警察帽徽、警车车牌等等的变迁展览,岁月更替,不断向前。

🔸在建筑一角,还有一部超过百年历史的老电梯,它由美国公司制造,安装时间不晚于1912年,是北京最早安装且仍能正常运行的电梯之一。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36号

🚈地铁2号线前门站,后步行可达

💰免费,需提前预约,门口身份证换票

⏰周二至周日09:00-16:00 15:30停止入场

中国法院博物馆

曾经的日本正金银行北京支行,改造后成为了的中国法院博物馆。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是当时日本新崛起的银行,也是日本早期的外汇专业银行。

✅最早于上海后在北京、青岛和沈阳都设立了支行,有自己的银行建筑。

✅北京分行始建于1910年,相较其他城市,北京的正金银行建筑极其特别,可谓整个东交民巷一带的标志性建筑。

🔹建筑整体按照街角的特殊地理位置设计,呈“L”形,中心半圆形红色穹顶极为引人注目。

🔹外立面高大的石条墙面,狭长门洞组成的通道大门,在美观之余,也有着很强的对外防御性。

🔹二楼的房屋小巧复杂,正好可以给客人提供私密性很强的服务空间。

🔹相比银行,这里更像是一栋别墅、一座小城堡。

2008年2月,该建筑经过改造装修,作为中国法院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一层的展厅中,最吸引我的是“时世沧桑 东交民巷”。

🔸看大门,展厅是位于曾经的金库内,不大的展厅里包括了东郊民巷曾经的老照片、沙盘模拟和历史变迁,让人感怀良多。

☑️“法律古籍珍品展”也十分让人震撼。

🔸代表中国古代法律鼎盛时期最高水平的《唐律疏议》《明会典》《大清会典》,以及代表中国古代法医学成就的《洗冤集录》等珍贵古籍实物均有展出。

☑️“人民审判历史展” 里的内容贴近现实,引人入胜。

里面的内容很多我们都有所耳闻,却又不是十分清楚。通过、文字、视频等多种手段,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历史。

☑️二层一个展厅内还有6件精美的青铜器具。

🔸这些精美的青铜器看似与主题无关,其实是来自公安机关的罚没,在2018年时由国家文物局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划拨给了中国法院博物馆成为永久馆藏。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地铁2号线前门站或崇文门站,后步行可达

💰免费,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可电话),门口身份证换票

⏰周二至周日09:30-11:00 14:00-16:00 

东郊民巷

中国最早的使馆区,与中国近代史紧密相关,也是中国一段屈辱历史的见证。

望着一座座曾经的使馆建筑,回望那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和故事,渐渐的才能看清历史的本来面貌。

🔹元朝时,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是连在一起的一条胡同,因地处南粮北运的咽喉要地,因而得名江米巷。

🔸明代时修建棋盘界,将原来的江米巷截断成为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

🔹明清两代,东交民巷是朝廷“五朝六部”所在地,设有吏、户、礼、兵、工各部。

🔸1900年后,东江米巷被划为使馆区,设有法、日、美、德、俄、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奥地利等多国使馆。随后出现了英国汇丰银行、俄国俄华道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等外资银行,还开办了法国医院、德国医院、美国医院、法国邮局、六国饭店等设施,井出现了大量风格各异的西式建筑。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昂首通过东交民巷,洗刷了50年来中国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东交民巷的耻辱。

🔸1959年开始,各国使馆先后迁往东郊建国门外,东交民巷建立使馆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

🔹“文命”期间,这里再次受到冲击,街名被改为“反帝路”,很多西式风格的建筑遭到破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东交民巷的建筑亦受到冲击。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俄罗斯馆的旧址因拓宽马路被拆除,德华银行于1992年被拆除,日本使馆旧址被改为北京市政府,街上还兴建了很多高层建筑和现代建筑,整条街的风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2001年以来,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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