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对男性施以阉割，割除破坏阴囊和睾丸。汉代宦官人俑皆去势而没有切除阴茎，隋代则废，故没资料显示宫刑需阉割所有外生殖器，亚洲一带有畜牧基础能力的民族皆有此能力，而切除阴茎因切断六条动脉，则需要外科手术技术，并没有资料显示清朝以前中国有此技术，“对男性施宫刑以后，因为伤口容易腐烂，所以通常在密不透风的“蚕室”中待百日，以保全性命。唐颜师古解释蚕室说：“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意思是人在受宫刑后，因伤口易感染中风致命，如要活命就要待在似蚕室般的密室内，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以上，伤口才能不被感染而逐渐愈合。

女性的宫刑称为幽闭，具体方法上目前无一致说法。有说是监禁，也有说用木棍敲击女性腹部以造成子宫下垂，而消除女性生育能力的。

宫刑于何时出现已是远不可稽，一般相传在远古的夏禹以前已出现，最初是用来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尚书》中提到宫刑，为五刑中仅次于大辟（斩首）的刑罚。后来宫刑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至西周时已不限于风化案件。到了战国时，孟氏之子劝秦王以仁义治国，即被秦王处以宫刑。汉文帝时曾一度废除宫刑及其他肉刑，但至景帝时恢复，并规定某些死刑可以用宫刑代替。汉武帝时宫刑十分普遍，大臣往往因言得咎，而受此刑。自东汉开始，宫刑被用于处置谋反者的未成年家属，算是对他们的一种赦免。至隋文帝时，宫刑被废止于刑律之外，之后各代的刑律中亦再没有见到宫刑，直至明朝。

史料记载

先秦

阉割刀具中国最早的去势据考证发生在商朝，甲骨文中已出现“凸刀”字，其形状为用刀去势，《甲骨文合集》第一册第○○五二五片载：“庚辰卜，王，朕(凸刀)羌，不死。”便说明商王武丁时期就出现了被去势的阉人。到了周朝，受了宫刑的男子就被称之为“寺人”。

在《尚书》中有几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例如《尧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语。今出土的周鼎金文字中有“仲宦父鼎”，文曰：“中宦父作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尚书·吕刑篇》中有“宫辟疑赥，吕刑篇罚六百锾，阅实其罪”语；又云：“爰始*，为劓、刖，椓（即宫）、黥。”又云：“舜典五刑，宫。”《慎子》一书有：“虞五诛，以艾毕当宫。”《周礼》则云：“夏宫辟五百。”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氏三千”，又《魏书·刑罚志》：“大辟二百，膑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与夏，盖有损益。”从以上记载看来，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如《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秦汉

秦朝是由于残暴统治而迅速覆亡的，继之而起的汉王朝从本质上看也好不了多少。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遍。汉景帝时，就曾规定某些死刑可由宫刑代替，汉武帝生性残酷，在他的统治时期，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司马迁因为汉武帝询问看法时说了真话，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这就是被处以宫刑；张贺因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张贺也受了宫刑。西汉昭帝也曾下诏：“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从法令上又扩大了宫刑的范围。大臣、官吏稍微违背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要受此酷刑，平民百姓受这种酷刑蹂躏的人肯定更多了。

北魏

到了南北朝，宫刑仍在不断实施。特别是北魏对宫刑的施行更有明确规定，据《通志》卷十六载，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所以在北魏时宫刑一般多用于被认为是谋反大逆者的子孙。例如《魏书》卷九十四载平季被处宫刑，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与和尚一起企图谋反而被牵连的。受宫刑者的罪略次于死刑，即使对他们赦免也被作为奴隶送交官府，例如北齐后主曾发恩一次，把原来当受宫刑的人，普免作为官奴。

从以上历史看来，宫刑的施行范围虽然扩大了，虽然不仅仅是惩罚被认为是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作为镇压反抗者的一种残酷手段，但仍与性有一定的联系，就是使受刑者丧失性能力，从而断子绝孙。这在十分重视子嗣和后世香火的封建社会，确实是十分严酷！宫刑还有摧残受刑者的身体与精神的目的，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司马迁是个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可是他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都仍然要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不想再活下去了。施用这种酷刑，不能不引起历史上一些正直人士的反对。著名的如东汉时的陈忠、孔融，三国时魏国的王朗等，他们都力主废除宫刑以及其它一些残酷的肉刑。但是，也有一些人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旨意，死抱住宫刑不放，如和孔融、王朗同时代的钟繇、陈群就是如此。到了隋朝开皇时虽然正式废除了宫刑，在以后历代的刑制上不见这一条了，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贵仍凭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到明、清。

唐朝

例如，唐朝的安禄山曾阉一个叫猪儿的人，血流数升，差点致死；后来，安禄山也被猪儿切腹而死。“初，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慧黠。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禄山颇宠之，最见信用。禄山壮大（肥重三百三十斤），每著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玄宗宠禄山，赐华清宫汤浴，皆许猪儿等入助解著衣服。然终见刳，猪也。”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大诰》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其中就有阉割为奴的内容。在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误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这2000多个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施用宫刑是多么任意、随便。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威，据《万历野获记》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媪在征战某地时，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到了清朝，有所谓“闺刑”，即一些在刑制上没有明确列出条目的酷刑，其中也难免没有宫刑了。

阉割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阉割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简单，只是“以灰火傅之”。 二是用利刃割开阴囊，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阉割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割除生殖器官，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据记载，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虽不影响溺尿，却阻碍了生殖器的正常发育。久而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会失去功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手劲，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完全避免授精，但其性欲及*乱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会因此而更加强劲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生殖器全部割除。

明朝

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送呈朝廷。但由于手术太残酷及医疗技术条件太差，在阮让自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了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清朝

历代古籍对阉割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信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腐刑又称蚕室、宫刑、阴刑和椓刑，指对男子或女子的阴处施刑。称为腐刑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另一种说法是，宫刑的人像腐朽的木头不能开花一样。

宫刑对男女都有，对男是阉割，当时的阉割术可能是将阴茎与睾丸一并割除的，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宫刑对女性实施是确定的，至少至明代仍然对女性施行。但实施方法，则众说纷纭，较复杂。

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遍。汉景帝时，就曾规定某些死刑可由宫刑代替，汉武帝生性残酷，在他的统治时期，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

扩展资料

司马迁曾遭受过的刑罚是宫刑。

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之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便说：“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可以说，宫刑是比死还要难受的最耻辱的惩罚。

宫刑是残酷性仅次于大辟的一种肉刑，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这种认识，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

宫刑的最初作用，只限于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这在人类的婚姻制度刚刚跨入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但是，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宫刑的施刑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与初意完全不相干的地步，成为镇压平民和思想异己者的一种严酷手段。

-宫刑

本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作者精于音韵、训诂，对《尚书》和其它

古籍原文含义有许多新的见解，订正长期以来人们的误解，例如秦始

皇在春秋、战国长期战争之后曾规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传

统看法一直望文生义庸俗地解释为杀奸夫无罪，如《史记索隐》就如

此。作者考证说：“夫指丈夫，即成年男性。为是实行。寄和觭同音，

寄借为觭。《集韵·寘韵》，‘觭，只也’。又《支韵》：“奇，不

偶也，通作觭”，觭借为奇。只和不偶都指单数。豭（音加）和家同

音，属于麻韵。豭借为家。家是居处。夫为寄豭实是夫为奇家，亦即

成年男性只身为家。也就是不娶妻。不娶妻者，杀之无罪。实是授予

群众以生杀之权。”（本书第176页） 二是作者在本书中采用了横切

与纵剖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来划分刑

罚体系历史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同时将全书内容分成若干问题分别

叙述，探索各自的发展过程及规律。本书除引言和尾语外，包括12章，

也即12个刑法史专题，几乎探讨了刑法史的一切领域。和传统刑法史

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的做法一般是按朝代分别阐述，然后在每个朝

代的专题下，阐明罪、刑、法等内容，缺点在于看不清刑法史的历史

沿革，因此本书摒弃了这种体例，而是分列专题，然后根据 4种旧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来阐明每个问题的古今沿革，使人能清晰地

看清每个专题的过去和预测将来的刑法发展变化。

作者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刑法问题，

认为法制是属于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基

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就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在生产关系中最基本

的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以随着所有制的变化，必然出现上层

建筑的沿革。作者认为自原始共产主义在神农氏末期开始崩溃以后，

旧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历了邦人私有制（五帝时代）、邦君私

有制（三王时代）、家长私有制（春秋、战国至清末）和法制上的个

人私有制（清末以后）等 4次变革，因此考察任何刑法史问题都不应

脱离所有制的发展过程。

作者首先考察了国家的形成过程，从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人群发

展成为原始部落即出现村落领土的此疆彼界，名为封，和邦是一个意

思，本是生产生活单位，到私有制时代形成阶级剥削单位，为防止别

邦的掠夺便形成国。《周礼详解·天官》注：“或而围之谓之国。”

最初国家林立，到周时“尚凡千七百七十三国”，直到秦始皇才一统

天下，始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与此同时，作者还专题讲

述了婚姻、姓氏、宗族和亲属、阶级的发展变化。在前两者的基础上

探明了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调整人们的行为

规则是风俗习惯，直到五帝时代，邦牧代表邦人统治邦民，才有了制

令，由统治者颁行，秦代有所谓法令、法式，但含义并不明确。汉代

则混同礼制和律令，发展了战国以来的新法制，实行法家法律儒家化。

唐代除律令外，还有格式，宋朝综括典章制度，分为敕令格式，明朝

援引唐例，清代则又改为律、例二类。到民国时代又分为法律和命令

二类。这些行为规范的保证实施者也有最初的巫牧，到后来的君主，

直到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制，法律的保证实施才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作者以刑罚的历史是所有制的历史在上层建筑的反映的观点，阐述了

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

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

刑罚体系，表明了刑罚的轻缓发展趋势。作者还阐述了因君臣斗争而

产生的刑法变化：“从无到有，又因自身的发展而致一分为二，彝外

有伦，彝伦、要伦互相对立。更因君臣斗争，以令代伦。最后由民君

斗争和民官斗争，彝伦、律例二合为一，名为刑法而以特别法、单行

法代替伦和例。”且刑法的发展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方面是条文，先

例和律、令、格、式，明清还有比附援引，另一方面，还有刑法的时

间效力、空间效力。同时作者按刑法的历史沿革，讲明了刑法名实的

发展变化。作者还讲明了各朝代刑法关于犯人身份的规定对罪责的影

响，及犯罪事实和犯人的危险性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和关于犯罪的

基本形态，如未遂的问题和共犯理论的发展变化。作者还更加详细地

阐明了几种古老的罪名和刑罚的发展变化，如性犯罪、财产犯罪（如

盗窃、强盗等）、政治上的犯罪（如大逆、谋反、谋叛、恶逆等）、

侵犯人身的犯罪（如杀人、伤害等）。从处罚来讲，不管任何朝代，

最重处罚的是政治犯，其次是侵犯统治阶级人身和财产的犯罪如强盗，

对杀人犯的处罚一般都比较慎重，至于适用的刑罚，在刑罚体系的发

展变化中已有阐明。

本书是积作者20年心血的一部刑法史专著，详尽阐明了刑法史上

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对中国刑法史研究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

首先是盗窃公私财物的价值接近一个比较大数额的起点。破坏性盗窃造成财产损失，盗窃残疾人、丧偶老人、无行为能力人财物，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情节的，也可以定罪处罚。所谓接近较大数额的起点，应参照相关规定规定数额的80%以上。虽然已经到了数额较大的起点，但如果有未成年人犯罪、返还赃物和赔偿、自愿自首、被胁迫犯罪等轻微情节，则情节轻微，损害不大。不严重的，可以不予处理。

其次是盗窃文物的，按照文物等级定罪量刑。只有在不能确定文物等级，或者按照文物等级定罪量刑明显过轻或过重的，才应当按照被盗文物的价值定罪量刑。文物鉴定委员会是国家文物局为保护和管理文物而设立的文物鉴定和咨询机构。

再者是规定走私、盗窃、倒卖不可移动文物活动部件的定罪量刑标准。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很难成为整体走私、盗窃和倒卖的对象。但是，从实际来看，不可移动文物的可移动部件，如建筑构件、壁画、雕塑、石刻等，完全可以成为走私、盗窃、倒卖的对象等一些盗窃现象。

要知道的是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额无法计算的，应当在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盗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可以骗取出口退税或者减税的发票25张以上或者其他发票50张以上的，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刑法；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其他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250张以上，或其他发票500张以上的，可视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巨额”刑法。

　　凌迟处死也叫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凌迟本意为：“缓缓的山丘”。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详细解释

　　1斜平不陡。《韩诗外传》卷三：“夫一仞之墙，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登而游焉，凌迟故也。”

　　2、衰败，败坏。《汉书•刑法志》：“今堤防凌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此刑之所以蕃也。” 唐陈子昂 《上军国利害事•牧宰》：“不以才能任职，所以天下凌迟。”《明史•孙玮传》：“法纪凌迟，人心瓦解。” 清 戴名世 《刘庶诗序》：“而其变愈下，彼此訾謷，互起迭仆，凌迟至于今。”

　　3、封建时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又称“剐刑”。始于 五代 ， 元 、 明 、 清 俱列入正条， 清 末始废。《宋史•刑法志一》：“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 陈氏 不合通同奸夫杀死亲夫，大逆不道，凌迟示众。” 元 关汉卿 《窦娥冤》第四折：“ 张驴儿 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 明 沉采 《千金记•延访》：“告元帅，拿这 李左车 ，不知是要粗凌迟碎凌迟他。”《老残游记》第十六回：“六千金买得凌迟罪，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鲁迅《亭杂文•隔膜》：“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

　　4、折磨。《敦煌变文集•目连缘起变文》：“牛头每日凌迟，狱卒终朝来拷。”

　　5、凌迟：衰退；衰败。 晋 葛洪 《抱朴子•刺骄》：“道化凌迟，流遁遂往，贤士儒者，所宜共惜。”《梁书•侯景传》：“兼属 魏国 凌迟，外无勍敌，故能西取 华陵 ，北封 淮泗 。”《续资治通鉴•宋高宗建炎三年》：“今日之事，反正而兴之在陛下，其遂凌迟不振，亦在陛下。”

　　6、俗称剐刑。封建时代最残酷的一种死刑。始于 五代 ， 清 末始废。《宋史•刑法志一》：“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凌，一本作“ 凌 ”。 清 钱泳 《履园丛话•耆旧•香洲先生》：“忽命舆大搜 张 室，得木杵于牀下，血痕殷然，尺寸与格伤合，遂定以凌迟详报。”《清史稿•诸王传六•允祀》：“ 张明德 坐凌迟处死。”

　　历史沿革

　　在明朝以及明以前，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不赦的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清朝中前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再是枭首，最后肢解。

　　明朝时期，凌迟一般比较精细，大多数凌迟都超过千刀，比较典型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据说第一天割完后，刘瑾还喝了一点粥，第二天继续。

　　到了清朝之后，凌迟的刀数大不如前。大致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其中，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四刀切两腿。

　　1905年4月24日的《陈情奏表》，终于得以正式废除凌迟。

　　注意：以下内容可能令您感到不安、恐惧或受惊，阅读前敬请注意。

　　相关

　　亚洲和中东的民族尤为偏好此刑。该刑的关键在于将人体零敲碎打，直至死去。

　　波斯帝国对于反叛者的凌迟是四等分四等分地切。古罗马人处理女犯时先割去双乳，对男犯则先去其生殖器。古希腊人在割肉时还要加上剔骨的程序，弄得犯人每个都像木屑填充的布娃娃。但比起中国人，其他民族都显得粗糙。中国人将凌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之堪称绝技。行刑开始时，刽子手会巧妙地一刀剜去犯人的喉结，以免他喊叫。然后迅速地包扎出血伤口，最先动手的部位是背，每刀割下的肉必须只有指甲盖大小。杀一个成年人必须要施3357刀，刀刀须见血掉肉，要用大白瓷盘将其贴在上面供观众鉴赏，并要得到赞赏，如果犯人在规定刀数前死去，刽子手将被观众嗤之以鼻，并有可能丢掉饭碗。

　　起源与神秘之名

　　“凌迟”二字最早出现在《辽史•刑法志》，指名为一种肉刑的名目。这个名词非常神秘，无疑的是汉人文字和草原民族契丹语的结合。

　　我们可以在前几个朝代找到几乎相同的名词，不过第一个字最常出现为阜字旁的“陵”；“陵”的意思为土丘；“迟”字则不能解读为现代汉语的“迟到”，而是“逐渐铺平”或“刮平”的动词。具体而言，“陵迟”可以指为逐渐铺平或刮平土丘，意即一座坟堆，宗族的集体冢。不过，有些朝代的史篇记载具有象征意义：“陵”，斜坡或运河沿岸土堤，代表制度、律法，所有国体的划定界限；“迟”，代表界限的下沉与崩塌。所以“凌迟”意味着衰落的起始，此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防制度的崩塌。因此，这个名词和刑罚系统没有直接关联，一直到辽代才用来指称一种肉刑。写法上有些差异（人们发现有写作“持”，而非“迟”），冰字旁的“凌”变得比阜字旁的“陵”常用。《宋史》中还同时采用两种写法，

　　不过从元朝开始，只能找到第二种写法，也就是冰字旁的“凌”，而且永远只作为刑的解释。古代的写法只有在古籍出现，后来的人不再采用。从此“凌迟”只是肉刑的名字，少数博学多闻的人才会记起它从前的意义。

　　事情的经过究竟如何？非常肯定地，它原本是契丹语的一种名词，发音非常接近汉字的“凌迟”，它是契丹辽代政权下所使用的一种肉刑，可能是利用小刀切割被缚的犯人。几经考量之后，这个名词就固定用来指称辽代统治中国所施行的此种肉刑。

　　对于研究刑罚系统改革的中国学者而言，这种刑罚具有蛮族的血性，它的名词晦涩难懂，虽然不属于为“五刑”系统，但非常明确的具有汉人的字词。然而，将人缚在木桩上刮杀、切割，不仅是蛮族地区或异国朝代的处决，凌迟手段愈来愈频繁、系统化、萧规曹随，宋朝传至元朝，明朝承续后，又传至清朝。这几个朝代的中国，如同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一样，继续将之传承下去。施行各类凌迟之翘首，首推对抗蒙古大汗、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他颁布《大诰》，已以“凌迟”之刑惩罚各式犯罪，特别是官吏的贪污，甚至无论财物数字如何微小。

　　对女犯人的凌迟

　　依据历史记载，在明清期间，判处凌迟处死的女犯在行刑当日会被剥光全身衣裤，将其乳房，生殖器和肛门予以公开展示后，她们的阴户和肛门会被插在木驴囚车的活动木橛上游街示众，称之”骑木驴”。游街结束之后，才将女犯人押到刑场凌迟处死。

　　凌迟女犯的方式虽随年代和地域不同而略有差异，但一般由所谓“十八刀法”衍生而来。“十八刀法”即—第一刀剜舌，第二、三刀用牛耳尖刀剜去两颗乳头，第四、五刀将犯人的两只乳房齐根切下，第六、七刀割去两片大阴唇，第八至十刀挖去两半小阴唇和阴核(蒂)，第十一刀将女犯的子宫取出，其中第六至十一刀这一系列切除女犯生殖器的部份另称为“幽闭”，正是王明德所言“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里面”幽其闭”所指。接着第十二刀和十三刀以尖刺刺入女人的屁股肉，造成其臀动脉大量失血，第十四刀到第十七刀用大斧锉断女犯的四肢，最后一刀刺心，确定女犯断气后，凌迟的程序才告结束。

　　在凌迟完毕后，女犯的头颅，双乳，大小阴唇和子宫依例会被展放在刑场的木台上示众，在隔一段期间后才允许家属或相关人收殓，没有家属或亲友前来认殓的，则会由官府予以焚尸扬灰。

　　根据清代中叶的地方县志记载，十八世纪华北地区对一名出轨并谋杀亲夫的二十四岁**曹氏的完整处决程序如下，可以藉此大至一窥女犯人受凌迟刑的情况：

　　一、 辰时正，曹氏被剥光全身衣裤，狱卒为她验明身分后由稳婆为之稍事梳洗，并将她的长发梳成受刑女犯人标准款式的大圆髻盘在头上，最后反剪双手于腰际背后，两脚脚踝铐上脚镣，防止抵抗或逃脱。

　　二、 辰时二刻，赤身裸体的曹氏捆缚妥当，长跪于一架平板囚车上被押出牢门，先行于城西的法场示众一个时辰。

　　三、 巳时二刻，祭祀受害亲夫的香坛设立，犯妇曹氏被带至坛上，在家属及围观众人面前由衙役以毛竹板抽打臀部，作为儆效和惩戒。

　　四、 巳时半，曹氏被拖上木驴，游遍城内主要街巷作为处刑前的游街。

　　午时三刻，犯妇曹氏正式被处以十八刀凌迟极刑。

　　凌迟起始至废除的文人反抗

　　凌迟，出现在920年的辽代，十三世纪末成为一种法定的刑罚，1905年废除，大约比欧洲晚了一个世纪之久（1789年法国废除轮刑，1810年英国废除裂体之刑）。废除凌迟，是朝向施行西方法典的第一个措施，监禁、罚款取代原来的肉刑，并节制绞刑。

　　有些人发觉到“凌迟”的不人道酷刑，即认定中国人崇拜欧洲的法律与观念，这是一项严重的错误。从宋朝之后，就不断出现限制或废止凌迟之刑的声音。当时可证明废除凌迟的最好例证，就是伟大诗人和官吏陆游的《陈情书》，这篇文字在当时是出人意外之举：他认为只需斩决取代凌迟，慷慨激昂地辩护废除凌迟的好处。其实，陆游的论点可归纳如下：（一）残酷死法、暴露器官，使国族不受尊重，妨碍实践教化的使命；（二）打压最恶劣的反对派，不应以牙还牙：支解罪犯并不合法理，即使他曾经支解过别人；（三）汉朝和唐朝两代同时提供革新与有效的刑罚系统，放弃酷刑。因此，他认为应该限制并废除凌迟与其他酷刑。

　　这篇文字经常被反对凌迟的文人引用，他们提出各种不同的论点。在此本人仅引述最重要的几则：清朝初年的法学家王明德，1680年印行的《读律佩》著作中提到，凌迟为五刑之外，因此为“正法之外”的刑罚，或者“非刑”。的确，尽管各朝皇帝采用，其实并不是合乎法理，有违中国刑罚的精神。擅长考证的大文人。所有的争论在文人间流传、搜集，清朝博学的法学家薛允升，他的两本著述《唐明律合编》《读例存疑》，对于清朝末年刑法的变革也有深远的影响。他大量引述陆游、王明德的观点，力陈恢复汉唐，不将凌迟纳入刑法之中。他的门生沈家本，也采用相同的论述，1905年4月24日的《陈情奏表》，终于得以正式废除凌迟。

　　当然，在帝王的统治之下，文人建请废除凌迟、或减少死刑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他们必须承受沈重的外在压力。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太平天国以后，类似死刑在清朝末年非常频繁，因此凌迟废除数月前，法国使馆士兵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拍摄到三个不同死刑犯的凌迟照片。这些照片不利于中国的过去，化为恐怖的证物。但是如果有一张照片，或者一位摄影者能拍摄到类似凌迟的英国或法国酷刑的画面，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中国酷刑”，不仅是法律史上的客观事实，我在此强调，它同时也影响欧洲人，在须臾之间留下对中国的某种观感。这是历史中常见的例子，但是它是新颖的，西方文明第一次拥有科技的方法，将视觉定格于纸上。在此，历史学家们应该留给这位艺术家一些空间，他深知尽情展现蔑视权力暗藏，支配者操控的不凡观点。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两天后他便气绝身亡。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凌迟的发展

　　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这种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宋后废帝刘昱曾亲手将人脔割。北齐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脔割的手段来杀人。唐中期安史之乱时，颜杲卿抗击安禄山兵败被俘，与袁履谦等人同时被零割。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人们大多认为始于五代。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946），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

　　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凌迟在宋代通称为剐。景德年间，御史台曾审问杀人贼犯，定案之后，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剐”字原作“呙”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状也像人的头颅骨。《说文解字》解释说，其以为“剔人肉，置其骨”，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剐”又作“卨”，明朱国帧《通幢小品》卷十八“字义字起”一节云：“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卨之”。并注解说，卨，即“剐”字也。可见，“剐”的含义早已明了，只是到了宋代它成了凌迟的代名词而更加为人所熟知而已。这种情形，也常见于小说中的描写。《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写教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王婆被东平府尹陈文昭判为“拟合凌迟处死”，之后写道：

　　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供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由于宋代使用凌迟之刑较为常见，所以民间在对仇人进行报仇雪恨时，也仿照作为官刑的凌迟把人脔割至死。《水游传》中也有这样的情节，请看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一段描写：

　　（李逵）说：“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以上所引用《水浒传》中的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宋代凌迟在执行时的大致情形，这和《宋史•刑法志》中所说的“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候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参见本书《杂刑》）。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试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残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凌迟之刑的设立，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的残酷，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各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惜采用一切毒辣手段。明代各朝中，凡是捕获农民起义的首领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迟之刑将他们处死。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这里的“磔”即是凌迟。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明世宗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万历七年（1579）五月，礼部侍郎董传策被府中的奴仆杀死，有司将凶手捕获，下狱审理，第二年把他们全都“剐于市”。

　　另外据民间传说：凌迟在中国并未真正实施，真正的凌迟是在明朝，一个太监犯了谋反罪，皇帝钦定3600刀，侩子手有严格的规定，一刀不能多，一道不能少，必须在第3600刀才能死去，而且要把所有的肉割掉，因为有内脏，人并不会立刻死去。3600刀后，要求出现一副完美的人体骨架。

　　实际上，明代的凌迟之刑并不仅仅施用于谋反大逆，有时对罪行情节较轻的犯人也加以凌迟。明初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大诰》就记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如金吾后卫知事靳谦让妻子击鼓鸣冤，经审讯所诉不实，便判决靳谦犯了诽谤朝廷的罪，将他凌迟处死。崇德县民李付一任本县里甲时，因扰民而被人告发，县官传讯，他不予理采，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设计请王某饮酒，当王某喝醉时，李付一将王某绑缚起来，声称王某骗吃骗喝。李付一的行为虽然实属无赖，但还不至于构成死罪，结果他以诬诳罪被凌迟处死。又有北平道御史柯哲与都御史詹微有隙，于是何哲联合另外两名御史任辉、齐肃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十八人一同捏造事实，陷害詹微。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将何哲等人治罪，结果何、任、齐、魏四人被判为凌迟示众。像上面三例这样不该凌迟而被凌迟的案子还有一些，朱元道用刑峻酷，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先说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时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刘瑾把持朝政时，残害忠良，作恶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场固然使人解恨，但从他受刑的过程来看，凌迟这种刑罚不能不说它确实惨无人道。

　　再看郑鄤。若说刘瑾被凌迟是罪有应得，而郑鄤受如此酷刑却使人感到惋惜。郑鄤是常州横林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他的文才与声望曾名噪一时。崇祯初年，由于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引起政治纠纷，郑鄤也被卷了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后由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

　　关于郑鄤一案的详细背景与是非曲直，这里不作具体考述，我们只讲他受刑的大致经过。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当时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侧甘石桥下四牌楼（后世简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处决死囚常在这里进行。按平常的惯例，斩首在西牌楼下，凌迟在东牌楼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东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座，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只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絮絮不休地属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有位吏役说，西城察院的官长还未到，必须稍停片刻，正说着，那位官长由随从前呼后拥，分开密集的人群向这里来了。就位之后，他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同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的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些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疥药的原料。

　　清代仍有凌迟之刑。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首领一旦捕获，总是要凌迟处死。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迟示众。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也受了凌迟之刑。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诚，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清廷传旨将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决，骆秉章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竟残忍地对石达开等使用了凌迟之刑。那是同治二年（1862）六月二十五日，骆秉章率领清兵把石达开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绑赴刑场。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椿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凌迟之刑一直延续到清末。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