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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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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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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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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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演进形式以及优缺点：

　　卷轴装

　　在纸张发明之前，书用简帛制成。竹简缀连在一起，成为一卷。称为简策装。

　　纸张发明后，仍然延续了简帛的风格。最早出现的装帧形式是“卷轴装”。这种装帧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现在的书法和绘画有时候也使用这种装帧方法。卷轴装的内容含量小，所以不见于后来的一般书籍，而它装帧精美，更多用于内容少又追求精致的书法、绘画、抄经，等等。

　　至今，书籍的章节单位“卷”仍受装帧卷轴装影响。

　　经折装

　　对于僧侣来讲，正襟危坐念经时翻阅卷轴很困难，于是，流行的卷轴装改革，首先从佛教经卷上发生了。唐朝开始，逐渐繁盛。大家看《西游记》中唐僧的通关文牒，就是经折装装帧。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佛教典籍仍然是经折装形制。也许佛教典籍赋予经折装庄重的内涵，大臣给皇帝奏书也采用经折装，故称奏折。

　　梵夹装

　　梵夹装最早是将经书写在贝多罗叶上，然后码好，用两块木板夹住，中间穿孔订成。也有像卷轴装那样连续的页面，比卷轴装携带方便。这是一种从古印度传来的一种对佛教经典的装帧形式，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典籍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

　　后来经过唐代的改造，将贝叶改换为仿贝叶纸张，形成纸书梵夹装。再到后来，梵夹装有了进一步变化。国家图书馆藏有五代时期用回鹘文字书写的梵夹装《玄奘传》，没有穿绳的圆孔，但两端各画有一个红圈，这显然是钻孔的位置，钻孔成了一种象征意义。

　　后来的蒙文大藏经以及清宫所藏泥金书写的佛经，都是长条仿贝叶纸片，上下装有厚重木夹，都决无钻孔，采用黄绫绕捆。成了变了态的梵夹装。

　　旋风装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发展时期，诗人写诗需要经常参看韵书。传统流行装帧形式——卷轴装书籍，由于其特性只能单面书写，不能方便查阅韵部。于是一种卷轴外表，以粗长厚纸做底，书叶片片粘裱于底纸右端，如龙鳞般排列，这种装帧形式叫“旋风装”。这样的装帧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不方便的矛盾。

　　写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故宫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是现存中国古代书籍旋风装的唯一例证，弥足珍贵。

　　蝴蝶装

　　五代时期，政府开始允许并主持雕版印《九经》。至于宋，雕版印书事业空前发展。卷轴装帧的书可以不分段落的连写下去，雕版印书就不行了。这就需要将一书刊刻成若干版，一版一版印刷，印出来的是以版为单位的书叶。于是就有了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的诞生。 古代的印刷技术不像现在那么发达可以双面印刷，而是采取单面的印刷。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需要做一个书版，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面字对字地折齐。集数页为一叠，折边居右戳齐为书脊，再在书脊处用浆糊彼此粘连。这样的形式很像现代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像蝴蝶展翅。

　　蝴蝶装书籍一版一页，版心集于书脊，即使磨损也伤不到文字，同时也没有穿线针眼和纸捻订孔，散了重装也不至于损坏，这些优点使它在宋元两代流传了将近400年。 包背装 蝴蝶装优点很多，但书页粘连两个文字区域的版面，容易造成两个半页文字彼此吸连。包背装从蝴蝶装发展，跟蝴蝶装不同，包背装的书口向外，书本的装订用浆糊黏贴，书背连在一起，跟现在的书一样。

　　线装

　　想到古籍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线装由包背装发展而来，不同于包背装，线装是用线装订的，而且把包背改为露背。

　　线装书的折法跟包背装一样，但跟蝴蝶装、包背装的不同就是，它的装订不用浆糊，而是用线。将书页码齐之后，再加上封面和封底（两页，而包背装和蝴蝶装是一页）在边上订四个孔，然后用线穿起来。古籍的装帧形式大抵就是这样。正是因为有这些古籍，才成就我们中华民族不断代的文化传承。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我们国家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累，而且我们国家的文字出现得很早，所以流传到现在的书籍有很多，下面我们来看看要想读古籍，要从哪里开始读。

第一个我推荐的是易经，这个也是我们的高中班主任推荐的，他是一个毕业于汉语言文学的高材生，经常给我们推荐书，易经是一本神书，现在我们遇到的那些算命先生他们可能就是在易经里边小有成就才敢出来混，没错，已经里边有很多对算命的描写，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第二个推荐的是山海经，山海经里边都是一些传奇的故事，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了解西方的神话，什么宙斯啊雷神死神雅典娜之类的，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那些神话人物仅仅局限于西游记里边的描写。山海经里边记载了很多那些奇珍异兽，比如饕餮貔貅之类的，我认为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都要了解一下。

第三个是论语了，我们国家是推崇儒家文化的，而论语里边记载的大部分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言行，我们国家的孔子学院已经走上了世界，所以论语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

聊斋志异，庄子，论语，老子，史记本纪世家列传，周髀算经，史记天官书历书，博物志、酉阳杂俎等，新唐书、明史等历算章节，新仪象法要，测量法义……

上边说的都是我们国家的古籍，如果你能把这些文章都读一遍的话可能要花不少的时间，就当是你空闲时候的娱乐消遣吧。

西周灭殷后，我国古代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周公旦制礼作乐，大倡文治。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这是对西周尚文重礼文化氛围的高度概括。

从载体材料上看，西周时期仍有沿用甲骨记录卜辞的习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有周代甲骨的发现，最大的一次是1977年在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周原出土甲骨17000多片，其中有刻字的甲骨292片。除甲骨刻字外，青铜器铭文是西周时期文字记载最显著的特点。青铜器的制作，起源于夏商之际，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极为少见，如有铭文，一般也仅一两个字。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青铜器渐多，但铭文内容仍很简单，主要是记载族名或先人称号，以示纪念。发展到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字数开始增多，记史的性质逐渐增强，其内容大多有关祀典、策命、赏赐、征伐、记功、法律、契约等。以“大盂鼎”“大克鼎”“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等铭文较长，其中记录周宣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毛公鼎”铭文最长，共497字。

从文字形态的角度看，西周的青铜铭文，已进入大篆字体的阶段，字形渐趋方整，笔画横竖都较甲骨文更为整齐。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记载，西周末周宣王和史籀一同发明了籀书，《说文》中记录了许多籀书的字体，籀书的形成自然受到甲骨文、青铜文字的影响。总的说，随着记载的增多，汉文字在西周时期虽未形成统一使用的字体，但在同源多流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表达功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足以为正式典籍的产生奠定基础。

从记载的内容上看，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表明，西周时期文字记载的内容已更为丰富。在我国现存最古的典籍《尚书》中，学术界认为可确信为西周作品的有15篇。其中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记载了西周征服东土、加强对殷民统治的历史事实。这些记载成为学者们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文字记载的频繁，西周时已建立起古代早期的史官制度。《周礼》记周朝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各有所掌。验以青铜铭文，也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内史尹”等史官。从《尚书》中可看到一些史官的活动，如《洛诰》篇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这是有关周成王命令史官将祭祀祝词写于典册上的记载。此外，《洛诰》中还有关于周成王对周公后代封赐，由史官“作册逸诰”，进行记录的内容。《顾命》篇中也有“命作册度”之说。《汉书·艺文志》更把周代史官的职掌描述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具体分工。并认为周有采诗之官，负责搜集民间诗歌以备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这些记述虽然未必确切无疑，但如结合《尚书》等文献材料，则可推知西周的文事制度已在逐步完善，这也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发展的一个标志。

经：经书，指儒家经典著作；史：史书，即正史；子：先秦百家著作，宗教；集：文集，即诗词汇编。泛指我国古代典籍。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善本，简单讲就是好的书本。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西汉时，刘向为汉成帝典校书籍二十年，凡写新本，一定先把原文写在竹简上，改易删定后，再缮写在绢素上。如何改易删定呢？刘向《别录》记载了“雠校”之法，说：“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二人相对为雠。”湖南长沙晋永宁二年墓中出土的校雠俑，两人相向跪坐，一人读书，一人执笔校正讹字，十分形象地展现出当时人们校勘书籍的活动。所以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 唐以后，雕版印刷术逐步得到应用，书籍反复刊印，广泛传播，开始出现“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清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清末藏书家丁丙对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是“三性”的补充和具体规定，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应该指出的是，善本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会不断发展、更新。比如善本的时代下限，丁丙认为明本是善本；现在从书籍流传的实际出发，一般确定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中国古籍收藏数量最大的图书馆，经过严格挑选的善本有27万册件之多，包括宋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明文渊阁和清内阁大库的历代皇家收藏，南北许多大藏书家的珍本秘籍以及词曲小说、地方文献等富有特色的古籍收藏。本版将在“善本故事”栏目中陆续加以介绍，使这些世人难得一见的珍贵善本走出金匮石室，为广大读者朋友认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