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到清华大学借读，并认识钱锺书。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百善孝为先。这是我国五千年历史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古代非常讲究为人做官的修身之道，据史料记载萌发于夏、商、西周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他强调敬德保民，并以礼为核心，以孝悌恭敬和惠爱为主要范畴，提出了道德修养学说。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首先提出了“仁” 的思想，还把“仁” 同“礼” 结合起来，由“仁” 和“礼” 又延伸出“孝” 和“忠，” 从而建立起儒家修行个人，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道德修养体系。古人不是在孝道与效忠国家上说说而己，而且事事处处身体力行。《三国志》载：“陆绩，三国时吴人也。官至太守，精于天文、历法。绩年六，于九江见袁术。术令人出橘食之。绩怀三枚，临行拜辞术，而橘坠地。术笑曰：陆郎作客而怀橘，何为耶？绩跪对曰：是橘甘，欲怀不遗母。术曰：陆郎幼而知孝，大必成才。术奇之，后常称说。” 这个故事是说陆绩从小就知道孝敬父母，长大必成奇才，后来果然官至太守。

　　孝敬父母、呵护家人并不是私事，而是做人做官的公德问题，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正确处理公与私的方法妥不妥当。据《世说新语》载：“侃为东晋之大将军，于国为栋梁，于民若父母，世人重之。其少时为何梁吏。尝以一坩鮓饷母。母曰：此何来？使者曰：官府所有。母封酢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不益，乃增吾忧也”。本故事是说世上的父母 ，都希望子女孝敬他们 ，但孝敬要正当。把公家的财物赠送给父母，这是不应该的，陶母拒收一坛腌鱼，并回信严肃地批评儿子，这是母亲教育有方。陶侃从小就很孝敬父母，对父母的冷暖及一言一行时刻挂在心间，无论官做的大小，对父母的教诲言听计从，后来终成国家栋梁之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构建和谐社会，正确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从基础做起。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孝道须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双亲要在家庭生活中，言传身教，理智处理各种矛盾，孝敬公婆、勤俭持家、邻里友善、亲朋和睦，养成良好的道德风范。南宋岳母为了让儿子时刻不忘报效国家，在儿子幼小稚嫩的背上用针刺上“精忠报国” 四个大字，在母亲的熏陶下，岳飞终于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战国时，齐国宰相田稷子在一次还乡回家时，将部下馈赠的百两黄金献给母亲。田母不喜反疑，追问来路，得知原委后，语重心长告诫儿子：为官就要品行高洁，孝敬父母应清正廉洁，贪贿敛财即为不孝，不义之财理应拒收，不孝之子非吾儿也！毛泽东主席也是孝道的典范，每次回韶山都要上坟跪拜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家教甚严。全国解放不久，毛岸英回韶山临行前，毛泽东特别嘱咐：在乡亲们面前不准以我的儿子自居，要懂得尊长爱幼。岸英十分孝敬父亲，效忠国家，为保家卫国捐躯朝鲜战场，被世人所颂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家庭美德和孝道的继承和发扬，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评判为官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一个连自已父母都不孝敬的人，那么做官也可想而知。历朝历代亦有不孝之子，为官很坏者。《风月笑林》中有个“不肖子三变” 的故事：“世有不肖子，凡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货其庄田屋业而食之；第二变为蠹虫，货其家藏古籍而食之；第三变为大虫，货其奴婢食之。不肖子弟，何代无之，皆有其祖先不教以诗书仁义之所论也。古人云：遗子黄金满箱，不如教学一经。乃至论也”。故事是说大多不孝的败家子，都是依赖祖上的家业，或倚仗当官的父母，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先是败家，进而破坏社会。其责任首先当然由他们自己负，然而做家长的从小不严格管教，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林彪与儿子林立果，老不教子，儿不孝老子，做老子不象老子，做儿子不象儿子，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终被世人所唾骂，成为历史的败类。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官场鱼龙混杂，充满铜臭味，传统伦理道德被抛至脑后，当今不孝之子，不孝之官也不乏其人，不关爱妻子儿女也大有人在。有的贪官大肆受贿，以不正道的财物去孝敬父母，其实质不是孝敬，而是出于光宗光耀祖的私心，摆阔给别人看，显示自己有本事。有的贪官不仅不关爱妻子儿女，而且在外包二奶，二奶有的比自己女儿还小，没有一点官样儿。他们不仅不孝敬父母，不关心家人，而且败坏道德、败坏官风、败不民风、败坏社会风气，也败坏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

　　以史为镜，孝道可鉴。河津、金昌两地把孝敬父母作为选任干部的标准，不但没有什么不妥之出，反而说明是历史的传承。为官者的衣食父母是天下之老百姓，只有孝敬老百姓才能做个好人好官，这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值得推而广之的。

　　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来他官至司空。

　　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黄庭坚，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书法家。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杨香，晋朝人。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1 文学常识端明殿学士

文学常识端明殿学士 1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

出自这里吧？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端明殿学士应该是官职名，而永兴军应是地名，"知'表主管（永兴军

宋置，治京兆府（今西安），辖今陕甘各一部，豫西一小部，金为京兆府路。）

2中国文学常识,例如李白字号,主要作品每个诗人词人的

韩愈 简介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河南 方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柳宗元 简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 柳宗元 西省运城市），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官监察御史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 “唐宋八大家”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唐代河东解（今山西省运城解州镇）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欧阳修 简介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州永丰（现江西永丰）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 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苏洵 基本资料 苏洵 姓名：苏洵，字明允， 号老泉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衡论 生平介绍 文家汉族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 苏轼 简介 苏轼 苏轼（1037~1101）宋朝（北宋）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 生平简介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苏辙 简介 苏辙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年号颍滨遗老。

3翰林学士的殿学士

此外，宋代还有一种“殿学士”的衔称，包括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等。殿学士的资望极高，无职守，无典掌，只是出入侍从，以备顾问而已，然非常人可充任。《通考·职官考八》说：观文殿大学士，非曾为宰相不除；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及学士，并以宠辅臣之位者；端明殿学士，惟学士之久次者始除。可见宋代的“殿学士”是专门作为高官、宠臣的荣称。

4巢谷传的资料文学常识,重点字词,主旨

这篇人物传记写一位忠于友情的笃诚君子巢谷首写巢谷弃文习武，已使人觉谷与众不同；次写谷与熙河名将韩存宝的金石之交，韩因罪“自料必死”，托巢谷以后事，谷“即变姓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后写巢谷与苏辙兄弟的交谊当他们青云直上时，“谷浮沉里中，未尝一见”，而在他们远谪岭南时，谷却自眉州“万里步行”相访，结果死于途中作品名称： 巢谷传 创作年代： 北宋 作品出处： 栾城集 作者： 苏辙 目录作者：苏辙原文（上海二期课改版）赏析全文特点关键句品读问题全解译文重要字解难读字词其他版本原文翻译作者：苏辙 原文（上海二期课改版） 赏析 全文特点 关键句品读 问题全解译文 重要字解 难读字词其他版本 原文 翻译展开 编辑本段作者：苏辙 本文选自《栾城集》 苏辙，1039—1112年，北宋散文家，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东坡区）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人物生平 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祐六年（1091）拜尚书右丞，次年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雷州安置（官制用语，宋朝对犯罪官员的一种处分），绍圣丁丑春（1098）移化州别驾（官名，即州牧，知州），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编辑本段原文（上海二期课改版）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农家也少从士大夫读书，老为里校师谷幼传父学，虽朴而博举进 电视剧《苏东坡》中的巢谷士京师，见举武艺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旧学，畜弓箭，习骑射久之，业成而不中第 闻西边多骁勇，骑射击刺为四方冠，去游秦凤、泾原间所至友其秀杰，有韩存宝者，尤与之善，谷教之兵书，二人相与为金石交熙宁中，存宝为河州将，有功，号“熙河名将”，朝廷稍奇之会泸州蛮乞弟扰边，诸郡不能制，乃命存宝出兵讨之存宝不习蛮事，邀谷至军中问焉及存宝得罪，将就逮，自料必死，谓谷曰：“我泾原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橐中有银数百两，非君莫使遗之者”谷许诺，即变姓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存宝死，谷逃避江淮间，会赦乃出 予以乡闾故，故幼而识之，知其志节，缓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沉浮里中，未尝一见 绍圣初，予以罪谪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谷独慨然，自眉山诵言，欲徒步访吾兄弟闻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遗予书曰：“我万里步行见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见，死无恨矣”予惊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见，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时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复昔日元修也将复见子瞻于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则善，然自此至儋数千里，复当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留之，不可阅其橐中，无数千钱，予方乏困，亦强资遣之船行至新会，有蛮隶窃其橐装以逃，获于新州，谷从之至新，遂病死予闻，哭之失声，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 予方杂居南夷，与之起居出入，盖将终焉，虽知其贤，尚何以发之？闻谷有子蒙，在泾原军中，故为作传，异日以授之谷始名榖，及见之循州，改名谷云编辑本段赏析全文特点 全文语言质朴，选材典型，详略得宜，只以三件事就将义士巢谷的风节和形象写得很逼真文章写得情深意挚、结构缜密、文笔简洁、风格质朴，是一篇比较出色的传记关键句品读 1韩存宝：“非君莫使遗之者” 除了您没有可以代送给他们的人了 解读： （1）说明巢谷作为朋友值得信赖“怀银步行往授其子”说明巢谷不负所托 （2）说明事情危急，这件事有危险性，需要勇气、胆略“将就逮，自料必死”“即变姓名……人无知者”“谷逃避江淮间，会赦乃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见其忠于友情 苏辙“知其志节，缓急可托也”“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知道他志向。

5龙图阁学士是什么职位

龙图阁学士

宋代官名。宋真宗时建龙图阁，收藏宋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典籍、图画、祥瑞之物以及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景德元年（1004），置龙图阁侍制。四年，置龙图阁学士。龙图阁学士为加官，用以加文学之士，备顾问，与论议，以示尊宠。

北宋龙图阁直学士是“加官”、“贴职”，一种虚衔，荣誉称号。

材料一：

“包龙图”指包拯（包公），向来被公认为是位铁面无私的大清官。为什么他被称作“龙图”呢？这与古代的“加官”制有关。

加官是指官员在本职之外加领的另外官衔。自汉代至清代都有此制度。包拯加领的是“龙图阁”职衔。龙图阁是北宋初年开封宫城中所建的一座馆阁，存放皇帝御书御画、皇家重要文献及宝瑞等物，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龙图）阁等人员。前三种名义上为皇帝出入侍从，并备作顾问，后一种不具此资格，只是单纯的“贴职”。只增加荣显，厚重身份，表示皇帝给予恩宠。宋代此类“阁”共有13个，如秘阁、宝文阁、敷文阁。包拯实任是开封知府，加官是龙图阁直学士（从三品）。

材料二：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

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其他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

6语文七年级下册《15孙权劝学》所有课下解释

司马光原文：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

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注释：1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反问语气）2但当涉猎，见往事耳。（限制语气）3大兄何见事之晚乎！（感叹语气）译文： 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管事了，不可不学习！”吕蒙以军中事务多来推辞。

孙权说：“我难道想要你钻研经书当博士吗！只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以往的事情罢了。你说事务多，谁比得上我事务多呢？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大有益处。”

吕蒙于是开始学习。到了鲁肃来到寻阳的时候，鲁肃和吕蒙论议，十分惊奇地说：“以你现在的才干、谋略来看，你不再是原来那个吴下阿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就要重新另眼看待，长兄知道这件事太晚了啊！”鲁肃于是叩拜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朋友就分别了。

赏析：1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人也在不停的学习 2不能用老眼光看人， 3只有不停的学习，才能有刮目相看的结果 4分析事物要全面，不要被一些表象所迷惑 5说明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不能半途而费作者介绍：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

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

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_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

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