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还不如我自己回答，《红楼梦》脂本系统的最好的是：红楼梦（红研所校注本）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1985年8月改由沈尹默题写书名并增加刘旦宅插图；1996年12月出修订版复又取消插图。

本书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为底本，以甲戌本、己卯本、蒙府本、戚本等脂本及程甲本、程乙本为参校本，底本若干处缺文均依其他脂本或程本补齐，第六十四、六十七回缺文，采用程甲本补配。后40回以程甲本为底本，校以藤花榭本、本衙藏本、王雪香本、程乙等本。本书由冯其庸、李希凡主持校注，先后有近20位专家参加工作。初版本有校记1033条，有注释2318条。

1996年出版修订版，由冯其庸、林冠夫、吕启祥负责。计新增注释八十七条，补充和修改原注一百六十五条，其余所有注释，共二千四百零一条，从内容到文字也重新作了一次审核认定；在校勘和标点、分段方面，重校的文字为数亦不在少。

本书是目前的权威版本，注释尤其精善。许多论文、专著引文皆以该本为据。当然也还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已为一些专家、学人指出，兹不多说。 增评校注红楼梦

蔡义江校注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修订版。

本书前80回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所列12种“脂本”互校，择文首重甲戌本，次为己卯本和庚辰本；后40回以程甲本、程乙本互校。卷首列甲戌本“凡例”，首回从“列位看官，……”开始。第64、67两回采用“列藏本”，与其他排印本差异较大。本书注释采用分页注释的方式，数量较大，实际包括三种内容，即注解、校记、脂评选辑。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俞平伯校订 王惜时参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1963年6月二印（稍作增订），1993年11月三印。　本书全四册，分别为《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上下册，附录《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和《红楼梦后部四十回》各一册。

本书以戚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八种本子，并据以大量校改文字。本书是第一个（前八十回）以脂本为底本整理的本子，在版本史上是一个进步。本书署曹雪芹著，以八十回为正文，后四十回为附录，体例纯正。

虽然由于当年部分抄本尚未发现，俞校本据以参校的本子不多，但事实证明，俞先生在推敲定字上见解不凡，与后出校本比较，一些有争议的地方，仔细斟酌，还是以俞校为是。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新版本，选择俞校本正文，加入启功先生的注释，同时作为《大学生必读》和《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大量发行，使这个校本大为普及。

以上都是有文本，有注释，而无脂批，是一大遗憾。一下有脂批而无注释：脂砚斋评批红楼梦

黄霖校点

齐鲁书社1994年7月出版。

本书有戴敦邦绘制的插图，正文前八十回除《凡例》及第一回基本依据甲戌本外，余皆以庚辰本为底本，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以程甲本及其他脂本配齐。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因非曹雪芹原作故作为附录。书中收录了所有的脂批，旨在整理一部完整、统一、简便的脂评本，以方便读者阅读、欣赏和研究。

脂本汇校石头记

郑庆山校

作家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本书依次使用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为底本，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以列藏本为底本，以其余脂本及程甲本做校本。校勘原则：对于校本严取舍，对于底本慎改易。存真为准，恢复原文。通顺为度，补遗订讹。

程本系统的则有：

红楼梦校注本

启功等校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中华书局1998年4月重新出版。

本书是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程甲本为底本进行整理的校注本。由启功先生主持，张俊、武静寰、周纪彬、聂石樵、龚书铎校注。本书为大32开4册，简体字竖排本，135万字。本书注释详实，每回后有校记，书前有原版插图。

后来，北师大出版社将本书版权转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经过必要的修订，于1998年4月重新出版，改为精装3册，简体字横排本，1225万字（注释部分减少了12万字），取消了插图，这个版本到2002年共印刷4次。此外，中华书局还出过两种白文普及本，分别是2001年小32开平装2册和2005年大32开精装1册。

然后还有刘世德先生校点本，补过印刷时错讹较多。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杜工部集》

版本介绍

《杜工部集》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文集，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得名。现存诗1400余首，文30余篇。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原集60卷，现已佚。现存最早的本子是北宋王洙编的20卷，补遗1卷，并成为杜甫诗文的定本。杜甫诗文的注本很多，较好的有：　

1、宋代郭知达 《九家集注杜诗》，中华书局1982年据此影印出版。　

2、宋代无名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出丛》据此影印出版。　

3、清代钱谦益的 《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出版。　

4、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出版。　

5、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排印出版。　

6、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出版。　

现今选本主要有：　

1、冯至 《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2、萧涤非 《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3、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522409htm

《杜诗详注》应该是读杜诗的参考书。

1 核木记文言文全文翻译

不是《核木记》，没有这样一篇文言文，应该是《核舟记》。

核舟记

明魏学洢

原文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石青糁之。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

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

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魏子详瞩既毕，诧曰：嘻，技亦灵怪矣哉！《庄》《列》所载，称惊犹鬼神者良多，然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而须麋瞭然者？假有人焉，举我言以复于我，亦必疑其诳。乃今亲睹之。由斯以观，棘刺之端，未必不可为母猴也。嘻，技亦灵怪矣哉！

——选自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本《虞初新志》

译文

明朝有个手艺奇妙精巧的人叫王叔远，他能用直径一寸左右的木头雕刻成宫室、器皿、人物，以及飞鸟走兽、树木石头，而且无不按着木头的原形来雕饰模拟物态，因而雕刻得各有各的情趣神态。他曾经赠送我一只用桃核雕刻成的小船，刻的是苏东坡泛舟游览赤壁的情景。

核舟从头到尾大约有八分多长，高二分左右。中部高起而宽敞的地方是船舱，上面覆盖着箬竹船篷。船舱两旁开有小窗，左边和右边各四扇，总共八扇。打开窗子看，可见雕花的船栏杆，左右相对。关上窗子，可欣赏到右边窗上刻着“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左边窗上刻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八字，都涂了石青颜色。

船头上坐着三个人，当中戴高帽满腮胡须的是苏东坡，右边是佛印和尚，左边是黄鲁直。苏、黄两人正在共看一幅手卷。东坡右手拿着手卷的右端，左手搭在鲁直的背上。鲁直左手拿着手卷的末端，右手指着手卷，好像在讲什么话。东坡露出右脚，鲁直露出左脚，各微侧着身体，他们紧靠着的两膝，各隐现在手卷底下的衣服皱褶中。佛印极像弥勒佛，敞开胸怀， 双乳，抬头仰望着天空，神态表情与苏、黄二人不一样。他平方右膝，曲着右臂支撑在船板上，左腿曲膝竖起，左臂挂着念珠靠在左膝上，念珠可以一粒一粒清楚地数出来。

船尾横放着一支桨。桨两旁各有一个船夫。右边那个梳着椎形发髻，仰面朝天，左手靠在一根横木上，右手扳住右脚趾头，像嘬着嘴唇在吹口哨的样子。左边那个右手拿着一柄蒲葵扇，左手摸着炉子，炉子上放一把水壶，那个人目光注视茶炉，脸色平静，好像在凝神倾听茶水烧煮的声音。

这只船的底部比较平坦，就在上面题上名字，题的字是“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笔划细得像蚊子脚，一钩一画都清清楚楚，字色黑。又用上一颗篆字印章，文字是“初平山人”，红颜色。

总计这只船上，刻有五个人，八扇窗，箬竹船篷、船桨、茶炉、水壶、手卷、念珠各一件；对联、题名以及篆字印章，刻的字共有三十四个。可是量量核舟的长度，甚至还不满一寸。这原是挑选狭长的桃核雕刻成的。

魏子仔细地看了这只核舟后，惊叹道：噫，技艺也真是神奇啊！《庄子》《列子》书中所记载的能工巧匠，被誉为像是鬼斧神工的事情很多，可是有谁在不到一寸的材料上运刀自如地进行雕刻，而又能刻得胡须眉毛都清清楚楚的？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拿我的话来告诉我，我也一定会怀疑他在说谎。可现在这却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从这件作品来看，在棘木刺的尖端，未必不能雕刻出母猴来。噫，技艺也真是神奇啊！

注：

参考“古诗文网”曹光甫翻译，个别地方作了修订。

链接网址：gushiwen/GuShiWen_53ca8fd4fcx

2 求：中考必考古诗文文言文（含内容及赏析）

三峡、小石潭记、陋室铭、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记承天寺夜游、爱莲说、夸父逐日 、与朱元思书、五柳先生传、马说、送东阳马生序、桃花源记、孟子两章、鱼我所欲也。

1《曹刿论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

公将战。曹刿请见。

其乡人日：“肉食者谋 之，又何间焉？”对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日：“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日：“小惠未徧，民弗从也。”

公 日： “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日“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公日：“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日：“忠之属也。

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公将鼓之。刿日：“未可”齐人三鼓。

刿日：“可矣。”齐师败绩。

公将驰之。刿日：“未可。”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日：“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日：“夫战，勇气也。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

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2《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3《论语》十则 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4《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

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5《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6《小石潭记》柳宗元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

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

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 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7《岳阳楼记》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

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 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 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8《蒹 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唏。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滨。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9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0 《饮 酒》 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1《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2《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

3 求高一语文常考古诗句,文言文

必修一：

《荆轲刺秦王》：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 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必修二：

1、《兰亭集序》：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2、《游褒禅山记》：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3、《赤壁赋》：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4 高中必考古诗文有哪些 高考必背文言文篇目

一、古诗词部分：

1 氓（2）《诗经》

2 短歌行（2）曹操

3 归园田居（其一，2）陶渊明

4 蜀道难（3）李白

5 秋兴八首（其一，3）杜甫

6 咏怀古迹 （其三，3） 杜甫

7 登高（3）杜甫

8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4）李清照

9声声慢（寻寻觅觅，4）李清照

10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4）辛弃疾

11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4）辛弃疾

二、文言文部分：

1荆轲刺秦王（易水诀别一段，1） 《战国策》

2兰亭集序（全文，2）王羲之

3游褒禅山记（第三段，2）王安石

4赤壁赋（全文，2）苏轼

5寡人之于国也（全文，3）《孟子》

6劝学（全文，3）《荀子》

7过秦论（后三段，3）贾谊

8廉颇蔺相如列传（负荆请罪部分，4）司马迁

9陈情表（全文，5）李密

10归去来兮辞并序（全文，5）陶渊明

11滕王阁序（2-3段，5）王勃

5 核船记是文言文版的什么文

核船记是文言文版的什么文？ 本文题目有“记”字，是否意味着是记叙文？它与《桃花源记》是不是同一种文体？ 这是一篇介绍事物的说明文。

题目中的“记”在这里是描述、摹写的意思。文章全面而如实地描述了雕刻在核舟上的人和物，活灵活现，使人能领会神奇的雕刻技巧。

从对象看，《桃花源记》记的是事，是记叙文；而《核舟记》记的是工艺品，是说明文。从语言看，《桃花源记》多用描写；而《核舟记》则多用说明。

“记”，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主要是记载事物，并通过记事、记物，写景、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即景抒情，托物言志。

因此，它可以写景状物如《核舟记》，也可以叙事如《桃花源记》，也可以将写景状物与议论抒情结合起来像《岳阳楼记》。在写法上大多以记述为主而兼有议论、抒情成分。

写作特点描写细致，说明清楚，层次井然，富于想象。本文语言平实、洗练，特别是摹写舟中人物情状，句句都出自作者审视所得，毫无夸饰，逼真而又生动，读罢令人有如同亲见“大苏泛赤壁”之感。

6 翻译文言文：《宋史》丰稷

《宋史》丰稷 翻译丰稷，字相之，明州鄞县人。

登上第，为谷城令，以清廉明察著称。从安煮出使高丽，海上大风，桅杆折断，船几乎覆盖，众人惶恐不安不知所措，丰稷却神色自如。

煮叹息说：“丰你不易测量的。“我知道封丘县，神宗召回答，问：你从前在海上遇到风暴，为什么不害怕？”回答说：“巨泡几天，风浪固其常罢了，凭仗军威，还怕什么！皇帝很高兴”，提拔为监察御史。

治理参知政事章请托的事情，没有什么改变阻挠，从重视陈州。徒著作佐郎、吏部员外郎，提点利州、成都路刑狱。

入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万事之统，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应变曲当，而不可用其智。

顺考古道，二帝所以圣；仪刑文王，成王所以贤。愿以《洪范》为元龟，祖训为宝鉴，一动一言，思所以为则于四海，为法于千载，则教化行，习俗美，而中国安矣。”

刘奉世册立夏国嗣子乾顺，而乾顺来贺坤成节，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赎论，迁右司谏。扬、荆二王为天子叔父，尊宠莫并，密令蜀道织锦茵。

稷于正衙论曰：“二圣以俭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纠正。”既退，御史赵？几谓曰：“闻君言，使？几汗流浃背。”

改国子司业、起居舍人，历太常少卿、国子祭酒。车驾幸太学，命讲《书·无逸篇》，赐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讲。

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气交作，岂应天之实未充，事天之礼未备，畏天之诚未孚欤？宫掖之臣，有关预政事，如天圣之罗崇勋、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欤？愿陛下昭圣德，祗天戒，总正万事，以消灾祥。”帝亲政，召内侍居外者乐士宣等数人。

稷言：“陛下初亲万机，未闻登进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入朝任殿中侍御史。

上疏哲宗说：“陛下眼力足以看清万事的统，而不能用照明；智谋足以应付变曲应，而不能用他们的智慧。顺考古道，二帝之所以圣人；效法文王，成王这样认为。

希望以《洪范》为借鉴，训为宝鉴，一言一行，想以此为则在四海，为法律在千年，那么教化行，风俗习惯美，而中国怎么了。”刘奉世册立夏国儿子干顺，而乾顺来祝贺坤成节，冯奉世马上出境，国家弹劾的，冯奉世以赎罪论处，升为右司谏。

扬、楚二王为皇帝的叔父，没有人都尊宠，秘密让蜀道织锦褥。国家在正衙评论说：“二位圣人以节俭先天下，而宗王奢侈，官吏奉承，都应该纠正。”

退出，御史趟？几乎对他说：“听到你说的话，使？多少汗流浃背。”改国子司业、起居舍人，历任太常少卿、国子祭酒。

皇上临幸太学，命令他讲《尚书·无逸篇》，赐给四品服，任刑部侍郎兼侍讲。元八年春，多雪，后稷说：“现在吉祥尚未达到，渗气交作，难道应天的果实不充足，侍奉上天的礼仪不完备，畏惧上天的的确不孚吗？宫廷的臣子，有参与政事，如天的罗崇勋、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的人吧？希望陛下圣德美盛，恭敬上天的告诫，总正万事，以消除灾祸。

“帝亲政，叫内侍在外的音乐人宣等几个人。后稷说：“陛下开始亲理万机，没有听说登进忠良，而首召见宠幸，恐怕上多次大的德行。”

以集贤院学士知颍州、江宁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龙图阁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连岁亟徙六州。

徽宗立，以左谏议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对，与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执法，今日必有高论。”

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论京奸状，既而陈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动。

稷语陈师锡等曰：“京在朝，吾属何面目居此？”击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诬谤之祸，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录》乱《神宗实录》，今方修《哲宗实录》，愿申饬之。”

时宦官渐盛，稷怀《唐书·仇士良传》读于帝前，读数行，帝曰：“已谕。”稷为若不闻者，读毕乃止。

以集贤院学士知颍州、江宁府，任命吏部侍郎，又从河南知府，加龙图阁待制。章想困在路上，连年多次迁徙六州。

徽宗即位，任命左谏议大夫召，道任御史中丞。进入回答，与蔡京遇到，京越班行礼说：“天子从外地召公中执法，今天一定有高论。”

国家严肃地回答说：“做自己知道的。“这一天，论蔡京狼狈为奸，不久陈酵、江公望都说的，不能动。

国家对陈老师锡等说：“京在朝廷，我们有什么脸在这？“打不完的，京就离开翰林。又请求辨别宣仁诽谤之祸，并且说：“史臣认为王安石《日录》《神宗实录》混乱，现在正在修撰哲宗实录》，希望整顿的。

“当时宦官逐渐增多，国家有《唐书·仇士良传》读到上帝面前，读几行，皇帝说：“我已经告诉。”国家为如果不听到的人，读完后就停止了。

曾布得助嬖昵，将拜相，稷约其僚共论之。俄转工部尚书兼侍读，布遂相。

稷谢表有佞臣之语，帝问为谁，对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则天下事定矣。”

改礼部。论宋用臣不当赐美谥，不为书敕。

哲宗升祔，议功臣配享，稷以为当用司马光、吕公著。或谓二人尝得罪，不可用。

稷曰：“止论其有功于时尔，如唐五王岂非得罪于中宗，何嫌于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国’纪元，臣谓尊贤纳谏，舍己从人，是谓‘建中’；不作奇技*巧，毋使近习招权，是谓‘靖国’。以副体元谨始之义。

不是，是汉字规范化的要求。

汉字的规范化包括四定：定量（确定规范汉字的数量）、定形（确定汉字的规范写法）、定音（规范读音）和定序（汉字的排列顺序）。

一般情况下应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对于学术研究、书法等领域，可以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但字形要使用规范字形。

两个版本的《道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重新排版印刷的《中华道藏》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文字、排版更清晰易读。同时，收录的道经也更全面，数量更多。

而影印版的《正统道藏》则保持了经书的原貌，更接近道经要表达的原意。

《中华道藏》虽然纠正了《正统道藏》的谬误，但是，影印版的《正统道藏》因为保持了原貌，也避免了现代重新排版过程中的失误。6000多万字重新排版校对，没人能保证百分百正确。作为指导修行的经典，哪怕错一个字，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何况，以现代人的古文造诣和道家修为境界，是否有能力判断原版的对错？众多古籍排印本中，有意或无意的弄巧成拙的例子太多了。

因此，最好的选择是两个版本都收藏，对照阅读。在对影印本没有特别的偏爱情况下，可以日常阅读排印本《中华道藏》，遇到重要、关键的经文或语句，再参照影印本《正统道藏》核对，可确保不会因版本谬误受影响。

《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清·俞樾（1821-1906）撰。

俞氏因周、秦、汉三代之书，用词造句。与后世多有不同，抄传刊刻多有讹误，音义变易多有歧异，后人阅读、理解极为不便。遂博览古书诸经，分类总结概括，凡立八十八目，论说古书中造句特点、诠释方法、语言习惯、各种致误原因等，每说必详为例证，以明其意，使读者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果，为研读秦汉古籍之初学者必读之书。深为古籍文献、古汉语研究者推重。有1956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附四种皆为俞氏书出后补续之作。有刘师培《举例补》，杨树达《举例续补》，马叙伦《举例校录》，姚维锐《举例增补》，可补俞氏之末尽，正其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