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曹刿论战的作者为春秋时期的左丘明，曹刿论战的出处为《左传·庄公十年》。

《曹刿论战》出自《左传·庄公十年》。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

文章说明了在战争中如何正确运用战略防御原则——只有“取信于民”，实行“敌疲我打”的正确方针，选择反攻和追击的有利时机，才能以小敌大，以弱胜强。

简介

文章记叙的齐鲁长勺之战，是鲁国抵抗齐国进攻的一次战役。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但却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原则，是后发制人，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左丘明（前502年—前422年），姓左，名丘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也有说姓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人，历史学家。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春秋时鲁国都君庄）人。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

秦始皇焚《诗》、《书》，医、卜之类的文籍，不在焚烧之列。

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

（1）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鲸刑并罚苦役四年；

（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3）有愿习法令者， 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在宴会散后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

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

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权力和享受到荣华富贵之后，十分怕死。在统一中国之后，他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药。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或者所献之药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侯生、卢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 ，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贪于权势 等等。秦始皇听后，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乱黔首 的罪名，下令进行追查，并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即是所谓的“坑儒”事件。

1,先读大学里的历史系。不经过专业知识训练是很难成家的。

2、阅读大量古籍，包括文史哲。知识渊博的考古学家通常能凭借典籍里的某一句话就判断出一件文物的诸多情况。

3、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掌握研究的方法。方法得当能使考古研究少走弯路。

4、多做实地考察，包括参观各地的博物馆。有空还可到文物市场逛一下。

5,要能吃苦，耐的住寂寞和清贫，还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很多时候都是在野外工作，干民工的活，挖探方

“谁园”藏书

张瑞玑不像山西当时的其他藏书家那样著名。但无论从他藏书的数量或质量上看，他应当是山西近代的一位当之无愧的藏书家。

张瑞玑的藏书，自述约有“十五万卷”之多。自陕西回来时，“载书百竹箱”，已初具规模。

1912年袁世凯派卢永祥率兵进攻山西起义军。克娘子关，占太原，而后南下进攻，陷赵城，纵兵焚烧抢劫。赵城人民以及张瑞玑的家中惨遭焚掠，“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棂，箱笥无一缕……书籍图画无整幅……”，张瑞玑藏书的一部分应毁于此时。

对卢永祥及其军队的暴行，赵城人民以及张瑞玑恨之入骨，以致事后赵城绅民仿西湖岳飞庙前下跪的秦桧铁像，铸卢永祥双膝跪地捧元宝铁人像置于赵城南门，背后镌刻着张瑞玑撰写的铁像铭：汉族之贼，满清之奴，厥名永祥，其姓曰卢，山东巨盗，袁氏走狗，贪财好色，亡赖游手……镌字在背，不磨不灭，唾骂千秋，冤哉顽铁。此铁人跪像在南门外长达数年之久，风吹日晒，万人唾弃。卢永祥托人说情，欲将铁像除去，张瑞玑终不予毁，后来还是卢永祥派人趁夜毁掉的。从这件事上，可以感受到藏书人对卢永祥掠抢毁书痛心疾首的程度。

嗣后，张瑞玑又陆续购置书籍储藏，晚年号称“又得十万卷储之”，告诫其子曰：所以遗汝亦足矣。1928年张瑞玑病故，这份丰厚的遗产由他惟一的儿子张小衡（尔公）继承。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次战争和风风雨雨，很不容易地保存了下来。

张小衡捐赠了张瑞玑的藏书后，当时原单位前辈们曾经有过初步整理，留下了宝贵的书目。从书目里可以感到，张瑞玑穷其毕生精力收藏大量古籍，不是滥藏，而是在藏书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有选择地收罗，不乏孤本、精品；他也不是食古不化的书痴，他的藏书中也有部分是记载现代知识和技术的平装书籍。

据不完全统计，他的藏书中，经部大约有92种，5542卷，1604册；史部大约有272种，13522卷，3428册；子部大约有105种，1929卷，1297册（另外还有平装书137种，703册）；集部大约有465种，12506卷，4475册（另外还有平装书105种，606册）；丛部大约有84种，14464卷，3894册；佛经大约有53种，159卷；此外还有碑帖字画一箱（品种、数量不详）。

他的善本书中，有宋本《道德经》一函二册二卷、《庄子》三函二十三册十卷、列子一函八册八卷以及广胜寺经卷。还有一部抄本《红楼梦》四十册八十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整批书籍捐赠整理后，这部抄本《红楼梦》即由当时的一位副省长带往北京，不知所踪。我当年分析该书可能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红楼梦》甲辰本。理由不多：看国图的藏书书目，该版本的入藏时间与张小衡捐赠的时间相仿佛，嗣后功夫不到家，资料检索不够，没有细追下去。最近卫洪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考证得出：这部《红楼梦》就是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本！1953年由分管文教工作的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亲自带着甲辰本进京，将它送到国家文物的最高行政机关，交于郑振铎，后存于北京图书馆。这证实了张瑞玑的收藏眼光，证实了我单位前辈的鉴定眼光，同时也证明了当时分管文化工作的王世英的眼光！

1978年，全国古籍善本书普查开始后，在1981年编定的《山西省古籍善本书书目》子部宗教佛教类中，收录的山西省博物馆馆藏经卷有六种，其中三种就是张瑞玑收藏的，它们是：赵城藏一卷（金刻），妙法莲花经方便品第三妙法莲花经第一（北宋刻），五灯会元二十卷（存二卷明刻本傅山批点）。另据不完全统计，在他藏书的经史子集部分中，其他善本书大约有119种，5756种。

他的藏书，也有实用的部分。如他曾经任职过的陕西周边地方兴平县、咸宁县、龙门县、洋县、长安县、东乡等县的县志；也有山西晋南临汾一带，如洪洞等县的县志，还有《石膏山志》、《霍山志》的地方志；以及山西其他地区和他感兴趣的全国其他省的一些县志。此外，还有部分琴棋书画、茶道医药、阴阳五行等方面的书籍，足见他个人的兴趣之广泛。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藏书中竟然有一批近代军事方面的书籍，如《鱼雷学4种》、《军事教程》、《军事常识》、《军队教育计划案》、《武学》、《训练操法详晰图说》、《陆军大条课本》、《战略战术详解》、《射击精理》、《野外要务详解》、《局部战术》、《数线阵地战之研究》、《战术笔记》、《兵器学笔记》等等，从这些书目中，可以看到一个爱国文人的胸怀和志向。

1952年，张小衡将张瑞玑藏书捐给人民政府。省政府委托当时的洪赵县委员会代表接收，而后运回太原。文化主管单位山西省文教厅把这批书交给当时的山西省图书博物馆，存放在库房。同年12月，山西省图书博物馆有关人员初步整理了这批藏书，并编有《谁园书目》。

1953年7月，山西省图书博物馆与太原市文物馆合并，10月改称山西省博物馆，原馆藏线装书仍由博物馆图书股保存。1957年山西省政府决定以博物馆图书部藏书和省文史馆藏书为基础，筹备建设山西省图书馆，1960 年山西省图书馆新馆建成开馆。但在筹建过程中，博物馆方面留存了张瑞玑的部分藏书，其中大部分是善本、珍本，虽经省图书馆筹备组一再交涉，要求接收博物馆留存的那部分，一并保存管理，无果！由是，囿于当时有关领导的水平和认识，致使张瑞玑的藏书现在不能完整地收藏于一处，以饕读者欣赏研究，实为憾事！

张瑞玑一生，收书不辍；其子张小衡又继承父志，含辛茹苦地把这批藏书保存了下来，张氏父子二人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谁园藏书琳琅满目，珍品杂陈，虽然这批藏书现在身居二所，但幸运的是化私为公，终得其所，为山西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追述这段历史，对保管和利用这批宝藏，是不无裨益的。

大量综合性汇编丛书仍在近代古籍丛书中占显要地位，著名的有：刘承干的《嘉业堂丛书》、张钧衡的《适园丛书》、董康的《诵芬室丛刊》、陶湘的《托跋廛丛刻》、缪荃孙的《云自在龛丛书》、邓实的《古学汇刊》、《风雨楼丛书》、郑振铎的《玄览堂丛书》、赵诒琛的《峭帆楼丛书》、《又满楼丛书》、郑国勋的《龙溪精舍丛书》及罗振玉在宣统至民国间为保存敦煌文献所刊刻的《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等。影响最为深远、至今仍为学术界普遍重视的，应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三大古籍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