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

2、《写在人生边上》是2000年05月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图书，作者是钱钟书。 该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是钱钟书的一本散文集。

3、《人·兽·鬼》是学者钱钟书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本书中所收入的《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篇小说作品，出自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写于1945—1946年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

4、《槐聚诗存》系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一本诗词合集。《槐聚诗存》汇集了作者1934年至1991年的诗作，其中有《还乡杂诗》、《牛津公园感秋》、《窗外丛竹》、《秋心》、《王辛迪寄茶》、《阅世》、《代拟无题七首》等。入《钱钟书集》。

5、《模糊的铜镜》，这是钱钟书 先生1988年给香港版《宋诗选注》所写前言的题目。钱先生把他的这部《宋诗选注》比作“模糊的铜镜”，是有其深意在的，可惜学界至今似未有评述。

参考资料来源 -模糊的铜镜

                         -钱钟书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孟子和《孟子》一书 缜密纯熟的论辩技巧 气势浩然的文风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前372－前289）的谈话，是孟子和其 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 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千百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 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这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 具有无究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 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鲜明的 个性特征。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有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召 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次日却出吊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并没有 病。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赶快去朝 见，孟子仍然不去（《公孙丑下》），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表现出傲岸的个性， 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孟子仕于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 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 现天下大治。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宝贵，希望 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 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 辣的个性特点。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在这些论辩中， 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 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 直的个性。

　　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 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 《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 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 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 《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 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 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 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 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 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 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 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 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 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 度，提出诘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 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 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

　　“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 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 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孟子》 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 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 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 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 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 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 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 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 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 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 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 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 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 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 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 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同时，《孟子》大量使用 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和古奥难懂的《尚 书》及铜器铭文显然不同。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 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 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2《荀子》文章醇熟圆厚，理正辞雅，于缜密周详的论述中，时有雄辞丽藻相调剂，显示出温厚可亲的长者之风。研究者对荀文的语言修辞技巧也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荀文比喻运用独具特色。夏麟勋《试论荀子散文的风格》认为，《荀子》比喻更多是“譬于事”，即“用一种事情来比另一种事情”，并且往往“以多种事物并列起来作比，从各方面求证，来证明他的论点，使人信服其不可移易的结论。”章沧授《论〈荀子〉散文的文学成就》把荀文用喻概括为五大特征：一是广比博喻，《荀子》很少用一物喻一理，擅长于一连串地用多种事物从不同角度来说明一个道理；二是喻体源于生活而富于哲理；三是善于将喻体作生动的描绘，给人以可见可触的具象；四是用同一事物多侧面地喻明某种事理，通过多面模拟，寻找出共性特征，喻理显得丰厚深刻；五是多方对比设喻。谭家健《〈荀子〉的议论散文》认为，《荀子》议论散文的一大特色是博喻和群证。作者指出：荀子比喻往往引类联篇，一举一大串，有如落英缤纷，蝶舞蹁跹，使人应接不暇；不但用于解释，而且据以说理，深入浅出，生动巧妙，使读者既在思想上得到启迪，又在情绪上受到感染；荀文用喻又有例证的作用，“以证代议，寓议于证，议证交融，合为一体，使文章更有光彩，理论更加深化。”

　　其次是荀文寓言，沈起伟认为：《荀子》“是质朴的说理文，引用寓言故事不多。”（《先秦寓言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郭预衡亦认为，《荀子》文章引物连类、设喻说理，“只是简单的比况，而不讲寓言故事。”（《中国散文史》（上）第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郭志坤则认为，在运用寓言以说理的战国，荀子当然也离不开寓言，只是荀子运用寓言与诸家不同，其最大特点是“言简意赅，一语破的，具有格言性质”，舍去了细致的描写、完整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凝缩为成语格言，从而人使不觉其在运用寓言；同时这些格言化的寓言又具有拟人化的特点，蟹躁蚓一式的比喻实具寓言的特性，既高度凝练又入情入理，文学意味浓郁。（《荀子的语言艺术》，《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另外，对于荀文的其它语言修辞技巧，研究者也予以了关注，认为特有的句法和入情入理的修辞手法，是形成荀子散文独特风格的重要原因。陈柱认为：“荀卿之文富有骈文化，为后世骈文家之祖。”（《中国散文史》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37）夏麟勋《试论荀子散文的风格》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荀子的散文中对称整齐，音节和谐的排句特别多，有时甚至全段或全文的大部分都是”，或以排句将所论问题的另一面提出，使之相互映衬，加强语言的感人效果；或用排句铺陈事实，使所论问题全面周密；或用一连串的排句将问题一口气说出，以创造气氛，加强语势；排句中多有韵语，或双句句末用韵，或句中用韵，或句句叶韵，具有极强的音乐性，加之长短相间的句式，抑扬顿挫，错落有致，骈化倾向十分明显。章沧授《论〈荀子〉散文的文学成就》对荀文排比句式作了探讨，指出：荀文中排语多到惊人的程度，议论、叙事以及用喻、引典均用排比句来表达；格式灵活多样，有并列和承接的排比，有同类和正反的排比，还有词组和分句的排比，以及字句整齐和参差的排比；这些排句大多字数相等，句式相似，重语反复，因而具有明快的节奏，读来雄健有力，铿锵入耳，具有音律之美，近乎韵文，而且往往连接而起，缀句成段，集段成篇，使荀子长篇大论的散文条理井然，层次分明，文势雄健，豪放自如，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谭家健《〈荀子〉的议论散文》也论述了荀文运用排比和骈偶的情况，认为：“书中大量出现排比和骈偶，方法之多样，手法之娴熟，在先秦散文中显得格外突出”，“骈散结合，长短相间，错落有致，抑扬顿挫，潇洒自如”，并指出：“荀子是在有意追求散文语言的音乐美、节奏感以及语句整齐、匀称等形式美。”

古书注解在两汉之际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原因是什么如下：

我国古书的少释，开创于西汉。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已经确立。为了巩固这一统治，西汉王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而先秦典籍经秦火劫难，亟待整理。再者，从先秦至汉，文字、语言发生了较大变化，先秦典籍文字艰深，其古音古义不易为人通晓，急需进行注释。

此外，西流经济发展，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也为古书注释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从西汉到东汉，注释古书方兴未艾。两汉注释古书，以解经为目的，所注之书大部分为经部典籍，两汉经常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学派不同，师说家法各异，因而注释古书各具特色。今文学派好阐发“微言大义”，讲谶纬之学，注释往往繁琐冗杂。古文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

古文学派的这种学风，人称“朴学”、“汉学”，为后代所继承。

两汉注家林立，注本亦多。注家之中，古文经学派实力最雄，出现了贾逵、服虔、马融、郑兴（曾任太中大夫，人称“郑大夫”）、郑众（兴子，曾任大司农，人称“郑司农”，“先郑”）许慎、郑玄（人称“后郑”）等一大批经学大师。两汉儒生，大都注一经，只有郑玄，意主博通，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汇古今，集两汉经学大成，世称“郑家”。

中国风插画的背景和意义？

中国风插画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风俗为主题的绘画形式,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以下是中国风插画的背景和意义:

1传承历史文化:中国风插画体现了中国千年文化的渊源和精髓,表现出中国人对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

2弘扬民族精神:中国风插画通过描绘传统文化、民俗活动和神话传说等元素,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

3倡导生态环保:一些中国风插画作品也涉及到生态环保、动物保护等社会问题,呼吁公众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4传递情感与思考:中国风插画具有浓郁的情感和思考性质,往往通过形象、色彩和线条等手法,表达作者对生命、情感和生活的独特见解和感悟。

5丰富视觉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中国风插画不仅能够丰富视觉文化,也为文学、影视等其他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的设计参考和素材基础。

总之,中国风插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具有浓郁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也是推广中国文化和传统艺术的重要手段之一。

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是我国向来的传统。

插图都是木版画,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既粗俗,刻得又简陋,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流传下来的《卅三剑客图》,人物造型十分生动。

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最古的版画作品,是汉代的肖形印,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印在绢上纸上,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盛于宋元,到明末而登峰造极,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老莲)。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年画盛行于民间。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

任渭长画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偶有空闲,翻阅数页,很触发一些想象,常常引起一个念头:“最好能给每一幅图‘插’一篇短篇小说。”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

由于读书不多,这三十三个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但反正是写小说,不知道原来出典的,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于是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

其中《虬髯客》、《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四个故事众所周知,不再详细叙述,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所以附录了原文。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L钉,又称“L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是明季遗黎对故国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息,在古代山水插图中,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诸帝喜游幸,绘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种插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记游之类的图书插图极富,成就斐然。方志中的插图,多少也与此有关。但这些插图,多受殿版影响,《太平山水图画》中的磅礴之气,无从见到了。

明代发展起来的套版彩印插图,到清代亦有佳构。清康熙年间沈因伯刊行的《芥子园画传》,“一幅之色,分别先后,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至今仍被奉为画学的圭臬。《西湖佳话》卷首冠佳景十图,为金陵王衙彩色套印本,图画富丽精工,亦为套印书中的大观。

清嘉庆之后,版刻插图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数人物图传类书籍和记游类书籍插图外,可称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见突破。

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术传入中国。石版印刷对印制图画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为印制图书插图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图书极多,图亦精丽,虽然这已不是木刻画,但在技法和构图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版刻插图的传统,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已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

插画的背景该怎么设计才能让这套插画得到一个好的展示呢下面就来看看插画如何运用在设计中。1插画的表现形式插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艺术形式,更好的表达出设计师想表达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插画不仅可以表达出主题,同时也可以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在设计中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从而实现一定的视觉传达。2色彩设计色彩是一种视觉感受的媒介,它在画面上能产生诸多效果,同时能体现形象、内容、设计师的风格等。在设计过程中通过对色彩的合理应用,充分发挥色彩在画面中的表现力,能更好地体现设计理念和目的。

要有历史的眼光，鉴往知来——读一点语文教育史的书

语文不只是工具，语文教师更不是操持工具的工匠，为此，对自己从事的语文教育，要有历史的眼

光，才能鉴往知来。张志公先生虽然限于历史的原因，主张过“工具说”，但他有一部相当精彩的著作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初版)，后来又增补改写成《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

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看了这本书至少可以明白：一百年前的教师是怎样教

书的？使用的是什么教材？然后才可以思考：这些历史遗产对我们还有多大用途？怎样用它们来为我们

的教学服务？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有了革命性的转变，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

白话文运动)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要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演变，可以读北京师范大学郑国民教授的专著《

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而对于这一百年语文教育历史要作一个综览，则可以读一本大书：顾黄初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

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了解了过去，还要展望世界，面向未来，华东师大

倪文锦教授等主编的《语文教育展望》(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正是一部闳中而肆外、鉴往而知来

的大部头著作。

语文教育大师的经典性专著

“五四”以来，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大师们，对于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是十分关注的。他们有的专门

为此写过文章，发表过专著。如梁启超就曾作过《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演讲(见夏晓虹编《梁启超文

选》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胡适也先后作过《中学国文的教授》和《再论中学国文教学

》的演讲(见《读书与治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他还主持过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的制订。

把主要精力放在大中小学语文教育上的大师，当然是三十年代以后的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朱

光潜、陈望道、黎锦熙、吕叔湘等人。

叶圣陶的名字在三四十年代，往往与夏丏尊连在一起。他们志同道合，又是儿女亲家。他们以开明

书店为基地，编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国文百八课》；编杂志《中学生》；共同编写小说体学习语

文的专著《文心》，具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他们开拓的这条语文教育之道路，是一条正路，一条大

路，我们应该沿着这一条“开明之路”走下去。叶先生关于语文教育的论著，收在《叶圣陶集》(江苏教

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的第13、14、15三卷之中，而第16卷则是他编选的教材。这么多著作当然难以读

遍，我以为《文心》一书是值得每位教师认真一读的。至于在教学实践方面，叶先生又与朱自清先生在

40年代初合作编写了《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精读”是对经典名文的品赏和分析，如

课堂实录一般；“略读”则是对一本本名著所作的介绍，指导学生自己去阅读。我认为他们开启了一种

很好的教学方法，我们今天也应该参考、学习和继承。

朱自清先生更多的工夫是在大学教书，但也没有离开语文教育的大范围。在《朱自清全集》(江苏教

育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中，有关语文教育的文字放在第二、三卷之中，其中以《国文教学》和《标准与

尺度》这两辑与我们的关系最为切近。

朱光潜先生是一位美学大师，但他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和影响甚大。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他先是在叶

圣陶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然后在30年代初又在《中学生》杂志上写了“第十

三封信”即《谈美》，是最通俗易懂的美学论著。然后又有了《诗论》、《我与文学及其他》；40年代

则有《谈修养》和《谈文学》。我建议中小学语文教师都可以通读朱先生这六本书(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年新印的单行本)。他的文字十分流畅明白，文理清晰，许多深奥晦涩的理论被他一说就清楚了。

尤其是《谈文学》中的几篇论写作的文字，对我们从事写作教学大有帮助。

陈望道先生是修辞学家。他的《修辞学发凡》，应是我们语文教师案头必备的著作。另外他也是第

一个写“作文法”的人。他的《作文法讲义》(1922年上海民智书局版)中的主要部分收在《陈望道论语

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之中。

一般人只知道郭绍虞先生是文学批评史家，其实他在大学语文的教学方面也花了不少工夫。他的《

学文示例》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大学语文教材，尤其是对文章的比较阅读方面，别开生面。他有关语文

教育的论著收在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郭绍虞论语文教育》一书中。

在上一个世纪的语文教育大师中，黎锦熙先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他早在1916年就倡建“国语研究

会”，至1978年3月21日逝世那一天的上午，还在准备“语言学科规划会议”的讲稿。他的论著有具体入

微的特色，读了之后会发现，我们今天讨论的不少问题，这位老先生早就谈过了。在他去世后，由他的

女儿和门生编缉了一本《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吕叔湘先生当然是语文教育的大师。别的方面姑且不说，就这一本薄薄的《语文常谈》，真是写得

好极了。我认为拿它作教本来教学生，不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可以一学就通，久久不忘，

是“大家”写“小书”的典范之作。此书有三联书店的本子，小巧玲珑，读来饶有情味。顺便说一句，

语言学家陈原先生的小册子《语言与社会生活》，也有三联的小本子，更有情趣，语文教师也可一读。

健在的大师中我崇敬的是96岁的张中行先生。他的本业是语文教学。他的回忆录《流年碎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有好几篇，都与他从事语文教育工作有关。张先生的专著中，《文言和

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作文杂谈》等都是关于语文教育的(见《张中行作品集》

第一、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另外有一本《谈文论语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比较少见，收集了他关于语文的零星文章。我以为，张先生对文言文教学有极为精辟的见解。他编的《

文言读本续编》(与吕叔湘合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尤其是三本《文言文选读》(人民教育出版社)，最

适合教师的教学。

说到张中行先生，不能不提到新近去世的启功先生，他们是一对好朋友。启功先生治学涉及的面很

广，他的那本《汉语现象论丛》是极有功力极有见解的好书，语文教师最好能通读一遍。他与张中行先

生以及前几年去世的金克木先生三人合著的《说八股》(中华书局1994年版)，有兴趣的语文老师也应该

读一读。有什么用呢？长学问长见识呀！

当代语文教育专家的论著和教学实录

现在说，语文教育界“诸子百家”的著作。

有一本书要先说，名叫《我和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它在“改革开放”之初，集

中了当时还活跃在语文教坛的名师，让他们作一番自述。名单为：于满川、于漪、叶圣陶、叶苍岑、江

山野、吕叔湘、刘国盈、向锦江、何以聪、辛安亭、张毕来、张传宗、张志公、张寿康、卢元、张孝纯

、张隆华、陈哲文、时雁行、沈蘅仲、罗大同、林炜彤、闻国新、徐中玉、黄光硕、钱梦龙、程力夫、

蒋仲仁、曾仲珊、谭惟翰、黎思明、颜振遥。共32位。如今，21年过去了，不少老先生都已归道山，健

在者中最年轻的大约是钱梦龙先生了。这一个群体在近20年来为语文教育事业的确是起了“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作用的。

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请华东师大瞿葆奎老先生主持编成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集中了上

海地区的名师:于漪、高润华、陆继椿、钱蓉芬、陈钟梁、徐振维、朱兆麟、杨墨秋、过传忠等人的25篇

课文的“上课实录”。这在当时是首创的，更是许多中学老师竞相购买的最新鲜的资料。以后这类书出

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于漪老师，德高望重。她有《于漪文集》传世，那套书相当厚重。我觉得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于漪

教育文丛》四种(《站大写的人字上》、《给语文教学加点钙》、《可以做得更好》、《和中学生交朋友

》，2001年版)读起来更方便一些。

钱梦龙老师的课上得潇洒自如，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像看马连良的京剧，入情入理，入筋入骨

。他的著作我手边只有《导读的艺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学习他的教学艺术，光读著作不够

，还应该看教学实录的盘片。

小学语文教学，老一辈的，我认为以李吉林老师最好。她把儿童的语文学习放在一定的生活情境中

进行，如鱼在水，如鸟在空，活泼生动，自然成长，这是小学语文教育之坦途。她的著作不少，最近的

这一本《情境教育的诗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版)是集其大成的，也值得小学以外的老师读一读

。

新生代小学语文教师以窦桂梅最为杰出。她的课上得好，有思想、有追求，还健于写作。她最近的

这本著作《梳理课堂——窦桂梅“课堂捉虫”手记》(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写得短小精悍、生动活

泼。我觉得中学、大学的老师也不妨读一读。

我还要特别向中小学语文教师推荐一类书，那就是大学教授的“上课实录”。仅就我所见到的，最

远的当数上个世纪20年代胡小石教授在南京中央大学所讲的《中国文学史讲稿》，由学生苏拯提供的课

堂笔记，见《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三四十年代，则有闻一多、罗庸两位先

生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课堂笔记《笳吹弦诵传薪录》(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942年至1947年，顾随先生在北京辅仁大学讲授古代文学，学生叶嘉莹记了6年的笔记，共十余册。

80年代从海外携带回国，整理成书，是为《顾随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卷。从这些笔记

中，可以看到名师授课的精妙和严谨，虽然没有录音录像的设备，但也会使人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感染。

当代大学名师的上课实录，最近整理出版得不少。三联书店编了一套《三联讲坛》，已出版的有北

京大学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大学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北

大演讲录之二》(“之一”则是《话说周氏兄弟》，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陈平原的《从

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吴晓东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二十世纪的小说

和小说家》、清华大学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实录》、华中科技大学王乾坤的《文学的承诺》；广

西师大出版社也紧紧跟上，编了一套《大学名师讲课实录》，已出版四种：张世英的《新哲学讲演录》

，王一川的《文学理论讲课录》，吴炫的《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邓晓芒的《康德哲学讲演录

》。最近，北京师大出版社也出版了《启功讲学录》，读这本书等于当了一次启功先生的研究生。

语文教育理论方面的论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书店偶然买到一本浙江师范大学的语文教学法教授王尚文先生的《语感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书不厚，花一夜工夫快读一遍，如闻空谷足音。以后又读到他赠我的

前于此书的《语文教改的三个浪潮》(此书印书极少，我的一本签名本也被学生取走，看来是不想归还了

)。他是较早不满“工具说”而提出“人文说”的，由此而进一步写了《语感论》，到了2000年，上海教

育出版社的老编辑韩焕昌君一下子推出了《语文教育新论》丛书，先是三册：王尚文的《语感论》(修订

本)、李海林《言语教学论》和李维鼎的《语文言意论》，以后在2001年又出了韩雪屏的《语文教育的心

理原理》。这样，语文教育的理论界形成了一股崭新的力量，打开了新的局面。

有关语文课程理论的著作，我看到的以下列两种最重要：一是2003年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语

文教育方面第一位博士王荣生的博士论文《语文科课程论基础》，可谓体大思精，对语文教育的整个大

厦，作了认真的清理和评估。还有一本是北京师大郑国民教授的《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研究》(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此书写得通俗易懂，而且多从实际教学取例，深入浅出，也颇见功力。

2004年，浙江教育出版社也推出了《语文课程改革理论探索书系》，先出三种：王尚文主编的《语文教

学对话论》、李维鼎的《语文课程初论》和《语文教材别论》。我认为：将对话理论引入语文教育是一

件十分重要的大事，请第一线的老师不要忽视。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以其真诚率直的性格和深沉厚实的学养积极投入语文教学的改革之中。2003

年，他把自己的有关论著编成《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其中确实有许多远见卓识，

这是一本是感时伤世的忧患之作。无独有偶，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教授的《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南方

日报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参与意识更浓，笔端的感情色彩与其理论的阐述相得益彰。

最后介绍的一本好书是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吴非)的教育随笔《不跪着教书》(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

年版)，这本书是最近读书界争相阅读的热门书，不用我赘言了。

阅读学、写作学、训诂学等相关学科著作

最近这这一两年，我到处推荐美国学者艾德勒的专著《如何阅读一本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更简洁一点的话，可以读复旦大学郜元宝博士辑录的海德格尔语录《人，诗意地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年版)；接下来是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读起来也太艰难，我用简便的办法，读洪

汉鼎先生主编的《理论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各家的重要论著都在

这里了。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解释学。我读到的有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而更切近我们语文教

学的，是浙江大学蒋成瑀教授的《语文课读解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此入门，可以；但还

应该进一步探究，不能像我这样浅尝辄止。

在阅读教学方面，还有一方面最被忽视，就是教学生诵读。当然不是照过去私塾老先生的办法摇头

晃脑吟咏，也不必如今日的话剧演员拿腔拿调地朗诵。我建议老师们不妨看一看南京师大陈少松教授的

《古诗词文吟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一书，肯定能为你打开吟诵之门。

下面讲写作。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写作的，以福建师大潘新和教授用力最勤。他的《中国写作教育思

想论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和《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读了之后

可以鉴往知来。再打开眼界，则要了解国外的写作教育情况，我手边有一本刘锡庆教授组织编写的《外

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写作学”是每个大学中文系都开的课。讲义内容大同小异，搬到中小学来用，方凿圆枘，有生搬硬

套之弊。而坊间教中小学生做作文的书已泛滥成灾。我看有两本书最好。一是叶圣陶和夏丏尊在30年代

写的《文章讲话》(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二是张中行的《作文杂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虽都是薄薄的小册子，但都说到根子上，说到点子上，远胜那些大部头的专门论著。教学生写文章，

明白这些基本的道理就行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文章是写出来的，多说没有用，至少不起关键

的作用。

中西文化及其经典的介绍

西方名著浩如烟海，难以赘述，不如删繁就简，只介绍一套书《西方名著入门》。这是美国哈佛大

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和阅读学专家莫蒂默·艾德勃合编的一套丛书，共九册。第一、二、三册是文学

，第四册评论，第五、六册是人与社会，第七册自然科学，第八册数学，第九册哲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

第一版)，此书精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的名著片断，并加以解说。原是供西方中学生阅读的。特别值得介

绍的是第一册书前有主编撰写的《致读者》(16页)和《导言》(114页)，务请各位读者认真一读，真可谓

“金针度人”、“指点迷津”之作。如果要对西方学术思想有一简略的了解，也不妨读一本《西方人文

主义传统》(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再说中国传统文化，最近倡导“国学”的风头很健，目前除了被按下头去读经的儿童之外，真正潜

心研读者不多。我们语文教师不能随波逐流，还是应该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

己去拿”。对中国文化作系统讲述的著作不少，但我却愿意介绍两本简而明的读物：一是1947年曹伯韩

先生的《国学常识》(三联书店2002年版)。此书原是供中学生读的，文字浅易而清晰。但你一读会发现

，该介绍的他全介绍了，而且功力相当深。比读《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收效大，而曹聚仁的《中国

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又枝蔓太多、琐碎。

还有一本则是台湾学者韦政通的《中国的智慧》(岳麓书社2003年版)，它是与美国艾德勃《西方的

智慧》相配套的普及读物。他不以时间为线索，而列出一个个问题(哲学、科学、政治、道德、教育、宗

教、社会、经济、美与艺术、爱情友谊、人的问题)分门别类地讲述，最后对中西智慧的异同作一对照表

，读起来饶有趣味。韦先生另有《中国文化概论》(同上出版社)也值得细读。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很重要，有朱熹的权威注本《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年版)，不管怎么说，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作用是没有一本书可以与之抗衡的，所以我们语文教师还

是应该读一读的。另外，杨伯峻先生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左传译注》，都是中华书局出

版的，读起来更简便。最近还看到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也出了《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读下来也不错。至于台湾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差错不少，不敢恭维，比他差的还有，那就不说了。

《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我们语文教师是需要备一部在手边查查的，中华书局有影

印本(1963年版)。最近上海教育出版社还出了一种排印大字本，读起来更清楚。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是可以备一部的，如嫌它10本太多，可以精读王伯祥先生注释的《史

记选》共20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他的注释极精，来历都说清楚的。《汉

书》以下，非研究古代历史的，不必多花工夫。还有一套编年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

明纪》。也卷帙浩大，难以全读，可以读选本。

《老子》只有五千字，却十分费解。如果拣看得懂的说，方便；通盘了解极难。中华书局有朱谦之

先生注本，我看台湾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译今注》和《庄子今译今注》都不错，有中华书局的印本。

《墨子》的权威注本是清末大儒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其中《非攻》篇选入中学教材。《荀子》中有

《劝学》篇选入中学教材，《韩非子》则有一些寓言选入中小学教材，还有《晏子春秋》中也有一些故

事选入教材。教师都应该窥其全貌，心中有底。

《世说新语》，虽说是一部笔记，可它的确是中国古代语言艺术的精品。往往一两句话就勾勒出一

个人物的形象，甚至达到它的内心深处。阅读和写作，都应该以它为典范。此书有两种注本，余嘉锡的

《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详细些；徐震堮的《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简约

点。都值得一读。

《昭明文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好的一部文学总集。所选诗文上至汉代(诗则从屈原宋玉开始)

下至南朝，最优秀的作品都搜罗殆尽了。譬如《古诗十九首》就首次出现在《文选》之中。此书有通行

的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是唐代李善所注，共六册。

唐代以后，诗人文士辈出，各种别集众多，尤其是宋代以后能够刻印成书，更便于流传。我们由此

可以转入文学作品的选注本中去了。

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本和注本

要说正宗地系统地，如同大学中文系那么沿着先秦两汉的顺序研读中国古代文学，(这当然要在很大

的工夫和精力)那就要把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甚至文学批评史与历代文论选串在一起读。但这些年来，大学

生立志者不少，真学有所成者不多，“心有旁骜”也。如今亡羊补牢，再潜力来读，也未尝不可，但不

必急于求成，日有所获，数年之后也大有可观。

我读到的文学史都是老一代人写的，新的所知不多，而得益最多的则是刘大杰先生1957年的《中国

文学发展史》三册，我曾将它抄过一遍，至今抄本还珍藏在柜子里。这样做的好处是有一根线贯串在心

中，有“历史感”。作品呢？我看以50年代北京大学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

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比较完备。好处是选得多而精，注得详细

又有来历，不同的解释放在一起供你选择，还有不少背景材料。可惜唐宋以下就断掉了。

唐以前的诗，《诗经选》(余冠英选注)、《楚辞选》(马茂元选注)、《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

)，都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读本丛书”本子，到处都能买到。

唐诗选本极多，有名的是《唐诗三百首》，其实远远不如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马先生此书的好处是注释要言不烦，评析短小精要，都能点到要害上。沈祖棻先生的《唐人七

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也有同样的优点。

同样的，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读本丛书”本)也是注得好，评析得更好，

而且钱先生的解说语言出神入化，自有一种独特的趣味。

宋词的正宗选本是朱祖谋老先生的《宋词三百首》，唐圭璋先生加以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龙榆生先生是朱祖谋(彊村老人)的嫡传弟子，他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和《近三百年(即清代至现

代)名家词选》，都十分精到，可以买来读读。

《古文观止》流行数百年，先秦两汉收得太多，唐宋八家以后又收得太少，清代以后一篇没有。为

了教师进修备课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曾编过一套《古代散文选》三册(1962——1980年出版)这书选

得精，编得严，便于教师备课参考，也可以用来进修。

明清两代的诗文，有好作品，但缺乏好的选注本。如明末的小品文，实在是好。张岱的《陶庵梦忆

》，篇篇精彩，好在也不古奥，直接读下去，也能懂。

笔记小说是明清两代文人最喜欢的东西，老师们没事随手翻翻，如《聊斋志异》、《子不语》、《

阅微草堂笔记》等，谈狐说鬼，庄谐并出。还有谈掌故的，讲见闻的，以及读书札记，都能增长知识，

读着读着，古文就过关了，甚至还能下笔写上一小段。何乐而不为呢？

对我们教师来说，鉴赏比批评重要。这里要向老师们郑重推荐我的老师刘衍文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永

翔教授合著的《古典文学鉴赏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他们好像在组织一场场讨论会，对古典

文学中的一连串问题，召集古代的名家，各抒己见，然后再总结出自己的见解。看起来生动灵活，有趣

又有道理。他们的话锋，穿透二三千年历史的迷雾，往往能显现古代诗文的真面目，功力是深透的。

黄山谷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1 各个时期文言文的特点及分类

古籍的绝大部分是用文言写的。文言的两个特点──“历久不变”和“脱离口语”，既为我们阅读古籍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来了困难。

“历久不变”是指文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文言是在汉代以前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如《论语·学而》“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一句话就有九个虚词，可见当时是把口语中的每个虚词都记下来的。这种口语在魏晋南北朝就不说了，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一直到“五四”运动前的读书人，写文章都以先秦两汉的作品当作典范而刻意模仿。这样，汉代以前的语言就成了一种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书面语了，这种书面语就是文言。当然，因为模仿，各个时代的作者写出的文言文不免夹杂后代的词语和后代的语法，不可能跟汉代以前的语言完全一样，这就使文言在不变之中有某些细微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没有改变文言的基本面貌。所以，无论先秦两汉，还是宋元明清的文言作品，它们的基本词汇、语法都大致相同。这在客观上给我们方便：只要学会了文言，我们就能不受时代的限制，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自由地吸取需要的营养。如果古籍不是用文言写的，而是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白话写的，让我们去继承这份遗产，那不知道要难多少倍，这从读唐代变文、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中就能体会到。

“脱离口语”的特点使得文言古奥难懂。从魏晋南北朝起直到今天，要学会文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会”的标准不同，学的难易程度也不同。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会文言的标准是能读能写，现代人会文言的标准只要能读就行了，相对而言，现代人的“会”，难度小多了。况且，许多古籍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阅读的难度减少了。尽管这样，现代人要学会文言读古籍仍然有困难。语言发展了，时代相隔太远，我们对文言的词汇意义、语法特点感到陌生；古籍中记载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我们或者不熟悉，或者从来没有接触。这些都是学习文言的困难。然而，要读古籍就必须学会文言。文言是躺在文化遗产宝库门前的一只拦路虎，下决心降伏这只老虎，宝库的大门便向我人敞开，收获将是巨大的；在这只老虎面前犹豫、畏惧，不敢去碰，宝库的大门关闭着，我们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

古文有以下特点：

一、言文分离。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