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评论李白人物性格和作品风格，大多离不开两个字，一个是“豪”字，再一个是“逸”字。杜甫借用樊哙痛饮斗卮酒的典故来刻画李白的人物性格，突出的就是“豪”。李白既是诗仙，又是酒仙，每日必饮，每饮必醉，醉时长吟，妙语横生，正是酒壮诗胆，诗长酒兴。杜甫是李白的挚友，深刻地了解李白。杜甫说“李 白一斗诗百篇”，正是抓住李白一边用斗卮饮酒，一边长吟不辍的独特形象，反映李白的豪迈气概和敏捷才思，而不在于说明李白到底饮了多少酒。 从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因为连日旅游的劳累，列车开动后，我就头倚车窗昏昏欲睡。蒙中，听到对面两位旅客谈论李白与酒，兴趣顿生，赶走睡意，洗耳恭听。 一位说:“古往今来，数李白最能喝酒。李白不仅是‘诗仙’，而且是‘醉圣’、‘酒星’、‘酒仙’。世称‘李白斗酒诗百篇’。喝下一斗酒，还能做出一百篇诗，可见一斗酒居然没有醉倒李白。” 另一位说:“李白爱喝酒不假，《太平广记》说李白自幼好酒。但爱喝不等于能喝。李白留下多少诗，不足千首，既然斗酒百篇，那么，李白活了六十多岁，一辈子喝的酒不足一石，算能喝吗” “李白的诗作大多散失了，你不能以他留传下来的诗篇计算。” “李白族叔李阳冰为《草堂集》作序，说李白著述当时十丧其九，全算起来，李白一生饮酒也过不了十石。” …… 两位旅客喋喋不休，侃兴甚浓，而我旁听的兴趣渐淡，可我头脑里却有一个疑问在盘旋── 回到家里，闲暇下来，我翻检书籍，发现裴斐所著《李白十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历代李白评价述评》一文说:“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并注明了引自杜甫《饮中八仙歌》。如此容易地找到典故的出处，令我十分高兴。 我迅速地从《杜甫诗选》(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找到《饮中八仙歌》，发现原文与裴斐先生的引文不一致。原文写李白的四句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原文与引文相比，原文是七言，不是五言;原文说的是“一斗”，而不是“斗酒”。我又查清代仇兆鳌编撰的《杜诗详注》和杨伦笺注的《杜诗镜铨》，两者都与《杜甫诗选》相同。我想，裴斐先生论文引用的是杜甫诗句的原意，并非原文。 或许有人会质疑，“斗酒”是否符合杜甫诗的原意呢如果说它符合杜诗的原意，为什么杜诗不直接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却说“李白一斗诗百篇”呢 《饮中八仙歌》写李白的四句诗中，第二句“长安市上酒家眠”和第四句“自称臣是酒中仙”，都有“酒”字。如果第一句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在一首诗中“酒”字就用得太多，犯重复之病。再看这三处用“酒”的地方，第二句和第四句的“酒”字，别无替代，只有第一句的“酒”字，可以替代，所以，“李白斗酒诗百篇”跟“李白一斗诗百篇”的意思是一样的。 视“李白一斗诗百篇”等同“李白斗酒诗百篇”的人，不独裴斐先生，古往今来，大有人在。仅举两例，以兹证明。 北宋诗人陈师道《和饶节咏周画李白真》诗:“青莲居士亦其亚，斗酒百篇天所借。” 南宋文学家楼钥《题贺监李谪仙二像》诗:“斗酒浇诗动百篇，湖牛渚两俱仙。” 那么，“李白斗酒诗百篇”或者“李白一斗诗百篇”应当怎么解释呢 萧涤非编撰的《杜甫诗选注》上说:“一斗诗百篇，是说才饮一斗酒就能写出百篇诗，写李白不但酒兴豪，而且文思敏捷。” 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杜甫诗选》上说:“斗:一种大的酒器。” 这两种解释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当前注释杜诗的流行观点。我以为，前一种解释是望文生义，与杜诗本意不着边际;后一种解释稍着杜诗本意边际，然而很不确切。 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山谷道人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这话虽然说得有些过分，但是确实抓住了诗圣精通传统文化，善于灵活运用的特点。无论是“李白一斗诗百篇”还是“李白斗酒诗百篇”诗句中的“斗”，都是“斗卮”的简称。斗卮的故事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项羽本纪》写樊哙闯入鸿门宴后，“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 这段故事写得十分精彩。项王的部下对项王的指示心领神会。项王指示“赐之卮酒”，部下“则与斗卮酒”;项王指示“赐之彘肩”，部下“则与一生彘肩”。生彘肩就是生的猪蹄肩，这是一般人无法吃下的东西。斗卮酒与生猪肩对举，显然这是一般人无法喝下的饮料。这些貌似善意的行为，实际上是故意刁难。司马迁通过痛饮斗卮酒，尽啖生彘肩，把樊哙置生死于度外的豪情勇气描绘的淋漓尽致。 “斗卮”是什么东西呢卮是秦汉时期人们常用的一种饮酒器。后来，卮被淘汰，人们对它的形制印象越来越模糊，以至完全忘却。1964年第4期《文物》刊登自然科学家王振铎先生《试论汉代饮器中的卮与魁》的文章。作者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断定汉墓中经常出土的一种圆筒形、底部有三个小矮足、筒壁带环状小把的饮酒器，就是古籍中所谓的卮。这一研究成果，到1968年被河北满城汉代中山靖王墓出土的文物证实。秦汉时代的卮，通常是漆器或陶器。斗卮，顾名思义，就是容量为一斗的卮。这种卮是当时最大号的酒杯。 或许有人以今度古，怀疑是否有容量为一斗的卮这就涉及到古今度量衡有差异的问题。现今一市升为一千毫升。根据大量秦汉时期量器铭文，考古工作者经过实测，确定秦汉时期的一升在二百毫升左右，相当于现今五分之一市升。这样看来，斗卮的容量跟现今的二升啤酒杯相当。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35号漆卮，经实测，容量为2100毫升。该墓出土的记载陪葬品的遗册上有一只竹简明确记载:“髹画斗卮。”这证实135号漆卮是汉代斗卮实物。 “斗卮”能不能简称为“斗”呢“斗卮酒”能不能简称“斗酒”呢 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有古人诗词为证。南宋豪放派诗人刘过曾写过一首《沁园春》的词，寄给当时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的辛弃疾，词的开头就说“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在这里，作者直截了当地援引《史记项羽本纪》樊哙勇闯鸿门宴，痛饮斗卮酒，尽啖生彘肩的故事，并以成语形式把它概括为“斗酒彘肩”，用来表达自己渴望收复中原，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 弄清上述一系列问题，就为我们正确理解“李白一斗诗百篇”或者“李白斗酒诗百篇”扫清了障碍。 历来评论李白人物性格和作品风格，大多离不开两个字，一个是“豪”字，再一个是“逸”字。杜甫借用樊哙痛饮斗卮酒的典故来刻画李白的人物性格，突出的就是“豪”。试想在鸿门宴上，樊哙痛饮斗卮酒，酒量大固然惊人，但他痛饮时给人们印象最具体、最深刻、最持久的还是他使用的那只特大号的酒杯所表现出来的豪气。李白既是诗仙，又是酒仙，每日必饮，每饮必醉，醉时长吟，妙语横生，正是酒壮诗胆，诗长酒兴。杜甫是李白的挚友，深刻地了解李白。杜甫说“李白一斗诗百篇”，正是抓住李白一边用斗卮饮酒，一边长吟不辍的独特形象，反映李白的豪迈气概和敏捷才思，而不在于说明李白到底饮了多少酒。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必旁征博引，去寻找证据，只要以杜诗解杜诗，就能弄清它的本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是以“饮酒”为纽带，把贺知章等八位喜欢喝酒的人联系在一起，描写他们各自独特的嗜酒酣醉的姿态，同时也勾画出他们性情豪放不拘的共同特点。这饮中的八位，杜甫说汝阳王李进是“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说左丞相李适之是“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说布衣焦遂是“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至少这三位的酒量比李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杜甫说“李白一斗诗百篇”大概不是强调李白的酒量。杜甫还有一首题为《不见》的诗，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怀。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颈联“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怀”，跟千首诗相联系的依然是那只特大号的酒杯──斗卮。 行文至此，顺便想到，今后舞台上倘若出现李白痛饮狂歌的形象，应当让李白手持斗卮，这恐怕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第一种说法为李白是李暠之后。王文才《李白家世探微》（《四川师院学 报》1979年第4期）、 耿元瑞《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辨疑》（《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 两篇文章持这一说法。 王步高《李白是达摩的子孙吗》（《衡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 期）亦认为李白和李世民都系凉武昭王九世孙。 第二种说法是李白为李贤、李穆之后。兰州大学张书城在其《李白家世之谜》（《 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4日）一文中认为李白是西汉李广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 系的后裔。本文作者另有《拓跋魏系李陵之后说考辨——附揭李白本家金陵之谜底》（ 《祁连学刊》1990年第2期）、《李白家与许氏家似曾相识》（《李白研究》1990年第2 期）两篇文章亦持同一观点，并在《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发表《说李白“本 姓李，其先陇西诚纪人”》一文，对李白先祖的家世演变进行了完整的勾勒。 第三种说法为李白是李抗之后。刘伯涵《李白先世新探》（《中国李白研究》1990 年集）一文持此说。作者认为李白应出生于陇西李氏的一般平民家庭。 第四种说法为李白是太子李建成之后。徐本立《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中国李 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应为凉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李渊 五世孙、太子建成玄孙。 第五种说法为李白是李瑗之后。徐本立在写了《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中国李 白研究》1990年集）后，很快又发表了《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补正》（《中国李白研究 》1991年集）对前文进行补正，认为李白也可能是李瑗的后代。 第六种说法为李白是李轨之后。周维衍《关于李白先世的问题》（《学术月刊》19 85年第6期）持这一观点，认为李白是隋末割据河西、入唐后与李渊抗衡失败被诛的凉王 李轨的第四代或第五代孙。 第七种说法为李白是李伦之后。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4年版）认为李白是陇西李氏丹阳房始祖李伦之后。 除汉人说以外还有混血儿说。范伟的《关于李白氏族的研究》（《求实选刊》1986 年第3期）认为李白是汉之苗裔、 胡之身躯的中原和北地的混血儿。 除以上观点外，研究者们还从其它方面对李白家世问题进行了探讨。张书城《李白 先世流放焉耆碎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3 期）一 文重点考查了隋朝在西域是否开辟过贬谪地。杨镰《李白身世的一个问题》（《唐代文 学论丛》1986年第7 辑）一文认为“咸秦”一词应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在对李白家世的讨论中宗室说占的比重较大。而异族说的主 要依据是：《宗室世系表》中没有记载李白的家世；李白本人没有成为天宝元年宗正寺 隶入李氏子孙的诏赦对象；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对唐宗室的称呼非常混乱；李白的容貌 像异族；李白懂外国语。非宗室的汉人说的支持者往往赞同异族说的前两个论据而否定 后三个依据。实际上这三种说法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二种说法是对第一种说法的全 面否定；第三种说法又部分地否定了第二种说法。家世问题又与出生地问题之间有着紧 密的联系：持宗室说者一部分赞同西域说一部分赞同蜀中说，而非宗室的汉人说的支持 者和异族说的支持者则一般赞同西域说。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 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

静坐观众妙

为李白诗， 。李诗以诗情而臻哲理， 但细味之，李句“众妙”，由抽象归具体，朱句“天和”，则为抽象之玄思，性格有别。此联为清人张应昌所集。清人喜作集句诗、集句联，此固一时风气，然亦因珠玉在前，独创终难以逾越前修。(《1990年对联台历》申君编选，韩盈评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老耿注：

上句出自李白《寻阳紫极宫感秋作》：

何处闻秋声，翛翛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懒从唐生决，羞访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洒，世道有翻覆。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

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李白还写了不少乐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

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评论 | 给力0不给力0今天 12:17 热心网友李白（701－762），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被后人誉为“诗仙”，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汉族，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县），出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唐朝领土，今属吉尔吉斯斯坦），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今安徽境内，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生活，南到洞庭湘江，东至越州（会稽郡），寓居在安陆、应山。直到天宝元年（742），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两年半，就赐金放还而去，然后由高天师如贵道士授录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的道观紫极宫。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士，过着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

后世将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他的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

　　李白故居李白庄

　　李白故居山东泗水李白庄，源自诗仙李白《寄东鲁二稚子》一诗。

　　李白在《寄东鲁二稚子》诗中直接表白：“我家寄东鲁”，“因之汶阳川。”诗中，李白明确交待了自己家寄东鲁汶阳。东鲁在哪里？东鲁在泗水，指曲阜东部。汶阳在何处？汶阳在泗城西北。泗水汶阳乡，即今中册镇。明代知县尤应鲁《汶阳乡考》：“汶阳于隋前为县，迨隋置泗水县，以汶阳地益焉。”“本县原有汶阳乡，余考军册坊廊，中册……柘沟俱属汶阳乡。”东鲁汶阳共有两处李白庄，都在泗水县中册镇境内，西为李白庄，东是小李白庄，相距三里。

　　唐《通典》、宋《太平寰宇记》及清《山东续考古录》均称：“汶阳城在泗水县。”据《泗水县志》、《地名志》对照中册镇古碑铭考证，汶阳城，即今泗水中册镇故县北城子顶，距李白庄十二里。李白的子孙后裔世世代代就居住在小李白庄。

　　《泗水县志》收录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甫》一诗，（石门，即龙门山，位于李白庄北八里）该诗写于天宝四年深秋，这是李白与杜甫在东鲁汶阳李白家中第三次会见。李杜情同手足，游遍了泗河两岸的山川古寺，亭台楼池，在龙门山石门，李白送别杜甫好友，留下了“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这绝唱佳句，传诵千古。

　　李白送别杜甫后，在泗水家中住过一段时间，他决定南游天台，行前作了《别东鲁诸公》，又题《梦游天姥吟留别》。

　　《寄东鲁二稚子》作于天宝七年。李白与宗氏夫人结婚后，在梁园有家。这时，许氏夫人已去世，远在东鲁汶阳的子女常牵引李白的思念。诗中提到的酒楼、桃树、龟阴田等，在今李白庄均有遗迹。李白庄青莲街在唐代就有酒楼，后来酒楼坍塌，在原址建了太白祠，并立了根旗杆，至今旗杆窝仍在。李白庄北山有龟阴田，至今仍属李白庄集体所有，且村南河上有李白舍金架设的石桥；李白河西有其捐银修建的碧波池，池旁碑碣刻有李白手书“天连地井碧波泉。”庄东三里小李白庄建有李氏家庙，石碑林立。当地至今流传着好多李白的故事传说。

　　据史志古籍考，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北），出生在西域碎叶（今哈萨克托克马克附近），五岁时迁居绵州隆昌（今四川江油）青莲乡，二十五岁出川漫游，在湖北安陆娶原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李白携发妻许氏和娇女平阳移居东鲁汶阳（今山东泗水）李白庄。其子伯禽生于此，娇女平阳长于此，后来，许氏夫人卒于此，舍下稚儿娇女无人抚养，多亏李白的剑师白云师太收留，后迁居李白庄东三里处（今小李白庄）。至天宝十四年（公元756年），是李白最后一次别亲南行。李白在此生活了二十三年，留下诗文百余篇。李白故居便以诗仙命名，名曰李白庄。

　　李白学剑来山东

　　“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据说李白移居东鲁汶阳（今山东泗水县）李白庄后，在龙门山与白云师太比试剑法，拜师学艺，曾引发了一连串动人的故事。

　　唐代诗仙李白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于西域碎叶，五岁迁居绵州隆昌青莲乡。李白从小就爱好舞剑，十五岁拜左邻击剑老人学练剑术，二十岁常骑马佩剑出入于通都大邑。在《结客少年场行》诗中写到：“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珠袍曳锦带，匕首掐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英雄风”。好一派侠客风度。出蜀后，他南游洞庭，车览吴越，寓居安陆，后又移居东鲁汶阳，（今山东泗水李白庄）。在漫游各地期间，他随身佩剑，勤学苦练，在他很多诗中，都捉到过他的宝剑。如“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等。李白迷爱宝剑，简直形影不离。

　　开元二十四年（736），李白从湖北安陆移居东鲁汶阳后，听说白云庵有位尼姑剑术很高，名冠东鲁无敌手，很想与她比试比试，论个高低。可是，他几次登门寻访，均未见到白云师太的踪影。心中不免有些淡性。

　　这天，“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佩剑携酒，又去登游龙门山，从赤龙潭、灵光寺、到秀灵台、未来香，只见山清水秀，云蒙雾罩，如同仙境。刚登上龙门山顶，只觉得眼前一亮，山顶上正有一位尼姑，手舞宝剑，疾如闪电，击刺挑格，动作敏捷。李白喜出望外，高兴万分，不由喊道：“白云师太吗？你让我好找！”白云师太见有人找，赶紧收剑，站定：“请问施主，找我何事？”李白施礼抚剑：“青莲居士，特来讨教。”白云仙姑有意推辞：“佛道两家，师不同门，互不相扰，请道长自重。”说罢转身欲走。李白上前拦住：“李白云游八方，均为以剑会友，请师太莫要推辞。”白云仍然冷若冰霜：“道长素不相识，更无怨仇，何必争斗？”李白执意比剑：“久闻师太大名，难得一见，常言道不打不成交，请师太出招。”说罢先自抽出宝剑，摆出架势。白云师太万般无奈，只得抽剑应战，但并不急于出招。

　　李白素来好胜，率先出手，击刺挑格豪气纵横，削劈点撩、剑法刚硬。白云则剑法典雅飘忽，变化多端、虚中藏实，柔中带刚。两人交战三个时辰，未见输赢。

　　后来，李白求胜心切，出剑险重，白云心气太平，只守不攻。李白越战越猛，白云身软手轻，好像是体力不支，猛然打了个趔趄，露出了破绽，李白瞅准时机，快速出手，直朝白云刺去，岂不知这是白云一计败中取胜。只见白云不慌不忙，接住来剑，按、拧、拨、带，使了个四两拨千斤的技法，李白猛然扑空，失去重心，脚下无根，再想收剑，已经晚矣，噔噔噔噔，向前冲出五六步，咯吱一声，将宝剑插进了石缝，再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过时，白云走来，手握剑柄，一推、一送，轻轻一抽，噌的一声，就把宝剑取出。这回，李白可真佩服得五体投地，豪风傲气飞得一干二净，当即拜白云为师，攻练剑术。

　　经过半年苦练，李白的剑术大有长进。也悟到了以柔克刚、水滴石穿的道理，不由对白云更加敬佩，以致萌生了爱慕之心。李白本就风流才子，曾几次劝说白云还俗，还流露了自己纳妾之意，都被白云严词回绝。可李白仍不死心，苦苦追求。白云虽说对李白也有爱慕之心，但更敬重他的才华。一怕误了李白的前程，二怕坏了自己的名声，三怕毁了许氏一家的幸福，落万人耻笑，难以做人。白云生怕李白继续纠缠，夜长梦多，便对李白明言：“本人既已出家，断不能沾染尘事，道家已有妻室儿女，怎能想三想四，咱们师徒一场，到此为止。请你下山吧。”

　　李白见白云生气，慌忙陪罪：“请师傅原谅，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今我剑法尚未学成，请师傅不要赶我下山，从今往后，我专心学剑，摈除杂念。”白云决心了断，干脆利落，顺水推舟说：“你若学剑，可拜我师兄裴旻为师。他的剑术更加精湛，可迎刃断百箭，令奚人均胆寒；他善于拉弓射箭，一天射虎三十一。师兄的剑术武功，高我百倍。”

　　经白云师太推荐，李白对裴旻敬佩十分，便给他写信说：“奴白，愿出将军门下。”裴旻当时也隐居在东鲁汶阳（山东泗水），见李白如此好学，诚心诚意，又有师妹白云的推荐，同意收李白为徒。

　　李白在东鲁汶阳学剑三年，以“铁杵磨针”的精神，日夜苦练，长期不懈，剑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曾多次受到裴旻的称赞。他射箭的本领，也特别惊人，后来，在幽州打猎，他：“一箭两虎穿，转背落又鸢。”（《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李白学剑来山东，为的是除暴安良，助人于困，曾得到各地豪侠的敬重。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李白打抱不平，为民除害，曾手刃数人。在与侠客交往中，得江南友人赠龙泉剑。李白《留别广陵诸公》诗中，“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曾提到此剑。

　　唐代文人崔宗之称赞李白：“担囊无俗物，访古千里外。袖有匕首剑，怀中藏陵书。”李白通文好武，一生致力诗作，但却身不离剑，且刻意求精，力图强体健魄，陶冶情操，锤炼意志，献身许国，这种精神和毅力，一直为世人所敬佩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