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 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人

　　袁枚(公元1716—1798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他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才华出众,诗文冠江南

　　温庭筠 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温彦博之裔孙,我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

　　时号 温八叉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诗今存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爱国诗人。

　　杜甫号少陵野老、少陵 杜甫生平 [唐代]诗人。字子美,世称杜少陵、杜工部,自号少陵野老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高山流水

琴 曲

古代琴曲。战国时已有关于高山流水的琴曲故事流传，故亦传《高山流水》系伯牙所作。乐谱最早见于明代《神奇秘谱（朱权成书于1425年）》，此谱之《高山》、《流水》解题有：“《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数。至来分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两千多年来，《高山》、《流水》这两首著名的古琴曲与伯牙鼓琴遇知音的故事一起，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

《高山流水》取材于“伯牙鼓琴遇知音”，有多种谱本。有琴曲和筝曲两种，两者同名异曲，风格完全不同。

随着明清以来琴的演奏艺术的发展，《高山》、《流水》有了很大变化。《传奇秘谱》本不分段，而后世琴谱多分段。明清以来多种琴谱中以清代唐彝铭所编《天闻阁琴谱》（1876年）中所收川派琴家张孔山改编的《流水》尤有特色，增加了以“滚、拂、绰、注”手法作流水声的第六段，又称“七十二滚拂流水”，以其形象鲜明，情景交融而广为流传。据琴家考证，在《天闻阁琴谱》问世以前，所有琴谱中的《流水》都没有张孔山演奏的第六段，全曲只八段，与《神奇秘谱》解题所说相符，但张孔山的传谱已增为九段，后琴家多据此谱演奏。

另有筝曲《高山流水》，音乐与琴曲迥异，同样取材于“伯牙鼓琴遇知音”。现有多种流派谱本。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则是浙江武林派的传谱，旋律典雅，韵味隽永，颇具“高山之巍巍，流水之洋洋”貌。

山东派的《高山流水》是《琴韵》、《风摆翠竹》、《夜静銮铃》、《书韵》四个小曲的联奏，也称《四段曲》、《四段锦》。

河南派的《高山流水》则是取自于民间《老六板》板头曲，节奏清新明快，民间艺人常在初次见面时演奏，以示尊敬结交之意。这三者及古琴曲《高山流水》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都是同名异曲。

成 语

高山流水 ( gāo shān liú shuǐ )

解 释 比喻知己相赏或知音难遇。也比喻乐曲高妙。

出 处 战国·郑·列御寇《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用 法 联合式；作宾语；比喻乐曲高妙

示 例 清·袁于令《西楼记·病晤》：“清商绕画梁，一声一字，万种悠扬，～相倾赏。”

近义词 知音难觅

典 故

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惊曰：“善哉，子之心与吾同。”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终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俞伯牙年轻的时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琴技达到水平，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伯牙的老师知道他的想法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伯牙举目眺望，只见波浪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山林树木，郁郁葱葱，如入仙境一般。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咯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伯牙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老师告诉他：“你已经学了。”

一夜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忽听岸上有人叫绝。伯牙闻声走出船来，只见一个樵夫站在岸边，他知道此人是知音当即请樵夫上船，兴致勃勃地为他演奏。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说道：“真好！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样！”当他弹奏表现奔腾澎湃的波涛时，樵夫又说：“真好！宽广浩荡，好像看见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一般！”伯牙兴奋色了，激动地说：“知音！你真是我的知音。”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从此二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1950年，这个传说有赖于黄梅**《天仙配》而大扬于天下。2002年10月26日中国邮政局发行的一套邮票《民间传说———董永与七仙女》，更是扩大了这个传说在当代生活中的影响度。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对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董永与七仙女的来源则不甚清楚。董永一角是来源于历史人物还仅是传说人物？唐宋以来，博兴、孝感、丹阳、东台、通州、蒲州、河间等地都称有董永遗迹，可见人们并不认为董永是可考的历史人物。至于七仙女，至今仍有人将之混同为织女，到头来，董永与牛郎之间的关系便难以理清。

董永遇仙传说发生于东汉中叶，支持这个结论的可靠材料过去只发现了三条，第一条见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修建的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该石刻上有董永孝养父亲的画像，但是画像中还没有出现仙女的踪影。第二条是魏曹植乐府诗《灵芝篇》：“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第三条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董永上工的路上遇到一个女子，那女子要与他成亲，董永推脱不了，便一同来到主人家。妇人“能织”，“一旬织缣百匹”。帮助董永偿清债务后，便与之告别了。临行之时，她向董永交了底：“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偿债尔。”

其实，董永是实有其人的。笔者发现，历代史料中至少记录了四个名叫董永的人。第一个董永记在《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有一个叫做董忠的人，因为告发别人的一个阴谋而立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壮侯。后来他的儿子董宏、孙子董武又相继为侯。西汉末年，董武为王莽所废。幸运的是，27年之后，东汉光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复封被王莽所废的西汉故侯时，建武2年（公元26年）高昌侯第四代（玄孙）董永又被朝廷找到，再度封侯。《汉书》明确记载，董永生活于“千乘”（今山东青州，即高昌侯国所在地），与《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汉董永，千乘人。”因这条材料记在《表》中，且非常简略：“侯永绍封”，历来不为人所知。第二个董永生活在东汉末年。最早记下这个董永名姓的材料首见于南宋人娄机所撰的《汉隶字原》卷1：“孟郁尧庙碑阴。碑云：刊碑勒谍。碑皆载仲氏父祖兄弟子孙所历所终之官，独有一董永为异姓。”若此碑文所录不误，可以确定，公元167年左右今山东曹县（济阴）之地有一位大约五十上下的乡绅董永其人。第三个董永在唐代，《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河间有一个孝子董永，曾受到朝廷旌表。第四个董永在宋代，《宋史·董槐传》的传主董槐是南宋的名相，他的父亲叫董永。

以上四个董永，只有两汉之间的那个董永最有可能是传说主角的历史原型。董武被废后不久，正逢乱世，山东犹受其害，董武父子生活艰难自不必说，即所谓“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所谓“遭”家贫，只能说明原先董永并不家贫，后来因发生变故，所以致贫；如若原就贫寒，父老岂有“遗财”？董永在贫寒中能“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正是他孝行的体现。

高昌侯董永与传说中的董永之间至少有五点重要的吻合之处：（一）二人姓名相同。（二）从时间上看，前者与武梁祠壁画，曹植、干宝的记载均不矛盾。（三）从地点上看，前者与武梁祠画像题记、干宝《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皆为“千乘人”。（四）二人都与“孝”有关。尽管高昌侯董永的孝行只是笔者的推测，但“孝”作为高昌侯的传家宝却是史实，所以这种推测有合情合理的一面。（五）二人的生活条件有相似之处。高昌侯董永在父亲被废之后、自己未封之前，有27年的贫寒生活经历；传说中董永家境本来似乎不贫，后来才破财。因此可以认为，董永遇仙传说极有可能是以两汉之间的历史人物高昌侯董永行孝、封侯的史实为材料，杂糅东汉时期的神仙观念而形成的。因后人不知它的历史渊源，所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以致到了东晋时，干宝只听说董永“少偏孤，与父居”的故事，而对他的家世则一无所知了。

至于七仙女，曹植之诗称她为“神女”，《搜神记》中她自称“天之织女”。而在《搜神记》成书的东晋时期，牛郎织女的传说已经成熟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今存晋代到唐代的董永遇仙传说材料几乎是空白，也许正好说明牛女传说的巨大影响抑制了董永传说的传播。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既然牛郎已经与织女结缘，那么董永怎能再与之结为夫妇呢？

敦煌残卷《董永变文》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变文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织女已经从一个演变成三个了！董永的儿子董仲长到七岁，受人羞辱，要找母亲，一个道士孙宾告诉他说：“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纵见小儿郎。”织女变成三个的契机，一方面是为了与牛女传说划清界线，另一方面也是以天上星象为依据的。织女星本有三颗，位于银河岸边，三星呈三角形排列。虽然有了三个织女，到底还不能与牛郎之妻截然分开，也不能确认哪一个织女是董永之妻。到了宋代，这个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明代人所编的一部载录宋元旧话本的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在中国早已失传，20世纪初由日本传回国内，书中保存着一篇完整的话本小说《董永遇仙传》。董永的儿子董仲舒为了寻母，道士严君平指点道：“难得这般孝心。我与你说，可到七月七日，你母亲同众仙女下凡太白山中采药，那第七位穿黄的便是。”董永所遇的仙女第一次成了“七仙女”。从此之后，明清以来的各种地方戏中，董永所遇的仙女都叫七仙女了。织女一下子变成了七位，那么在天上，她们又是什么星宿的化身呢？

笔者发现，在中国古代星象学中，天上以“七星”命名的一共有十三组：北斗七星、紫微垣华盖七星、太微垣常陈七星、天市垣七公七星、东方亢宿折威七星、北方女宿扶筐七星、北方危宿车府七星、西方奎宿外屏七星、西方奎宿天溷七星、西方昴宿昴七星、南方鬼宿天狗七星、南方星宿星七星、南方轸宿青丘七星。这些星宿都有自己的特定功能，其中北方女宿扶筐七星的功能是：“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晋书·志一》、《隋书·志十四》）、“扶筐七星，为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一曰供奉后与夫人之亲蚕。明，吉；暗，凶；移徙，则女工失业。彗星犯，将叛。流星犯，丝绵大贵。”（《宋史·志三》）

得名较迟的“扶筐七星”，首见于《晋书》，而《晋书》、《隋书》均为唐人所修，则此星大致得名于六朝之后。唐宋时期，扶筐七星的主功能是非常明确，为人间桑蚕、纺织的主星神。因七星相围如采桑之提筐，所以得名“扶筐”，即“盛桑之器”。《宋史·志三》还说：“织女足常向扶筐，则吉；不向，则丝绵大贵。”元人所修的《宋史》对之记录甚明，可知当宋末元初扶筐七星主桑蚕之功能在民间定有流播。而首出七仙姑的《董永遇仙传》正出于宋元之际。可知，扶筐七星的纺织功能及吉凶预兆上的反映正是七星姑形成的星辰源典。这种民俗认定与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中首次出现七仙女身影在时间与寓意上都是非常吻合的。因此，唐宋之后，民间观念中织女与七仙女才能不相混同，牛女传说与董永传说则自然分离开了。

不过，今天民间观念中的所谓“姑儿星”，其实指的是昴七星（昴星团），但在唐宋时代，这种观念还没有形成。唐代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说：“昴七星为髦头，胡星，亦为狱事。明，天下狱讼平；暗为刑罚滥。六星明与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摇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见，皆兵之忧也。”可能是，后来人们因为找不着“七仙女”的星宿身份，便将之附会到看上去挤成一团的昴七星身上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东晋永和年间，在风景秀丽的善卷山南，有一个祝家庄。庄里有一户殷实富户，人称祝员外。祝家族规，财产传男不传女。因祝员外没有儿子，为继承家产，祝员外将女儿英台自小男装打扮。英台才貌双绝、聪颖好学。到了读书年龄，祝员外便把英台送到附近的碧鲜庵读书。在碧鲜庵读书时，有一位同学叫做梁山伯，家住善卷山北西去五里的梁家庄，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引为知己，遂于善卷后洞的草桥结义金兰，兄弟共勉，相互提携。

英台与山伯在碧鲜庵同窗三载，期间曾同往齐鲁谒拜孔圣，又同到东吴游学。两人日则同食，夜则同眠，诗文唱和，形影相随。山伯不仅才高学富，而且为人忠厚正直，深得祝英台的爱慕。然而，三年之中，英台始终衣不解带，山伯虽屡起疑惑，但均被英台支吾过去。山伯始终不知英台为女子。

三年的同窗生活，梁祝情深意笃，祝英台对梁山伯产生了爱意。三年后，梁山伯要继续去余杭游学，而祝父因英台年届及笄，不许英台前往。二人依依不舍，互赠信物。山伯赠与英台古琴长剑，英台回赠山伯镏金折扇，亲书“碧鲜”二字。在山伯去杭城时，英台相送十八里，途中英台多次借物抒怀，暗示爱慕之情。但忠厚淳朴的山伯浑然不觉，不解其意。临别时，英台又假言做媒以家中九妹许于梁山伯，并约定时日，请山伯来祝家相访求婚。

英台学成回家后，岂料其父母已将英台许配邑西鲸塘马氏。山伯从余杭游学回来，到祝家造访，英台红妆翠袖，罗扇遮面，前来相见，山伯方知其为女子。当得知英台已聘马氏后，柔肠寸断，悲痛至极。两人临别立下誓言：“生不能成婚，死也要成双。”

梁祝泪别后，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卒葬村西胡桥。英台闻讯悲痛欲绝，决意以身殉情。出阁当日，坚持要经胡桥祭奠。轿至胡桥山伯墓时，英台上前祭吊，恸哭撞碑，突然狂风大作，天空混沌，飞沙走石，地忽裂丈余，英台堕入其中。风停雨过后，彩虹高悬，有二只硕大的蝴蝶，蹁跹起舞，传为梁祝两人之精灵所化，黑者即祝英台，黄者即梁山伯，情侣依依，形影不离，比翼双飞于天地之间。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因**版的广泛传播而成为这一题材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名剧。

袁雪芬与范瑞娟初演《梁祝哀史》的时间是1945年，1951年，华东越剧实验剧团重排该剧，增尾“化蝶”，剧本由袁雪芬、范瑞娟口述，徐进等执笔，黄沙导演，陈捷、薛岩音乐整理，幸熙、苏石风布景设计。范瑞娟饰梁山伯、傅全香饰祝英台、张桂凤饰祝公远、吕瑞英饰银心、魏小云饰四九、金艳芳饰师母。该剧于 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剧本奖、演出一等奖、音乐作曲奖、舞美设计奖，主演范瑞娟和傅全香获演员一等奖、张桂凤获演员二等奖、吕瑞英获演员三等奖。1953年，该剧由上海**制片厂摄制成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由徐进、桑弧编剧，桑弧、黄沙导演，袁雪芬和范瑞娟主演。

川剧《柳荫记》也1952年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荣获剧本奖，陈书舫获演员一等奖，袁玉昆和刘成基获演员二等奖。

京剧关于梁祝的故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其中以马彦祥根据川剧移植的《柳荫记》和程砚秋晚年的名作《英台抗婚》流传最广。

《柳荫记》由王瑶卿设计唱腔，杜近芳、叶盛兰在1953年首演。全剧分10场，重要场次有“英台别家”、“柳荫结拜”、“书馆谈心”、“山伯送行”、“英台思兄”、“祝庄访友”、“祭坟化蝶”。此剧最大的特色在唱词方面，典雅华丽，优美隽永，许多语句打破京剧传统的七字、十字句，给人以清新脱俗的艺术美感，同时在唱腔设计上很是精致，无论是曲调的选择，还是板式的变换，即保持了传统韵味，又出新求变。被公认为是建国初期戏曲推陈出新的代表作。

1954年，京剧大师程砚秋参考其它剧种的相关剧目编演了一部不朽的程派名剧《英台抗婚》，此剧是程砚秋解放后编演的唯一一部大戏，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作品。此剧剧情无变，包括“别家”、“结拜”、“书馆”、“相送”、“惊聘”、“拒婚”、“祭坟”、“化蝶”等场次，后来，因觉前部结构较散，便从“惊聘” 开始了。这出戏的唱词和唱腔有很多突破性的创造。以唱词看：“望爹爹退婚礼随我愿，使我嫁梁君，你是我亲爱的老严亲”，“却为何你执意要把女儿我嫁与一个陌生生不识之人”……这样几乎等同于散文诗的句子竟然被大师“装”进唱腔，且严丝合缝，感人至深，不能不让人叹服大师的功力。李世济曾在建国10周年献礼演出时上演此剧。

芗剧传统剧目《山伯英台》由邵江海编剧，源出“锦歌”唱本。剧本保留了“锦歌”唱多白少、通俗易念的特色，几乎每一场都有大段独唱或对唱。其中“英台哭灵二十四拜”最为突出，一百多句唱词缠绵悱恻，曲牌使用了芗剧的所有哭调，一拜一调，连接紧密和谐，组成了类似曲牌联缀体的成套唱腔。在“安童买菜宴山伯”、“楼台宴请十二盘”等出中，从菜名、菜谱到俗例、俗语都来自闽南特有的民情风俗。“讨药”一出，山伯相思病重，英台剪青丝、割裤带寄赠，也属闽南风俗。全剧情节不同于其他剧种。如英台无父而有母张氏，马俊也同在杭城求学，无“十八相送’，而有游春见景暗喻。“英台祭墓”一出着重表现英台奔丧哭灵。幕表戏尚有“山伯英台游地狱见证前身”、“还魂生子征番”等情节，较有特色的是“山伯相思哭更”，尽情倾吐了梁山伯爱、恨、恋、怨的复杂心情。1978年岁陈德根根据邵江海本、台湾歌仔戏和越剧演出本综合整理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由漳州市芗剧团演出，在一个剧场曾连续上演三百场。1979年，钱天真、洪彩莲分别扮演祝英台、梁山伯，获得福建省优秀青年演员的称号。

另外，豫剧、评剧等几乎所有的大小剧种都有该剧的整本或折子戏传世。

近年来有两台重新敷衍的梁祝故事剧目引起争议。一台由沈阳京剧院迟小秋和朱强主演，一台是杭州越剧团排演。这两台新戏无论是情节设置还是主题开掘，特别在舞台的呈现方式上都有大幅度的反传统般的“跳跃”，由于演出场次不多，范围也不广，笔者无缘窥其全貌也就不好妄加评论，只就所见到过的迟小秋的“哭坟”一折说几句当时的观感。这一折戏给我的整体感觉尚好，尤其是水袖功的重新编排，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回忆部分的唱腔设计也很感人，只是在唱段的开始几句有些“绕”，听起来不顺。

近年，浙江越剧团的傅派传人陈艺主演了新版《梁祝》的“祭坟”和“化蝶”两场。

总之，经典就是经典，仿佛有演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意韵，道不完的感叹。

1上古神话十则，按时间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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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开天：话说最早的天地本是合在一起的，宇宙本是一团混沌。在这片混沌中沉睡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盘古。他的身边放着一把样子古怪的斧头。直到有一天盘古忽然醒来，但是觉得自己所在的空间是那么的压抑，于是拿起身旁的斧头对着周围的空间一气乱挥，也不知道挥了多久，反正是把天和地给明确的划分出来了。但是天与地分开没多久就又开始慢慢合拢，盘古就用自己的身体来支撑着天与地，就这样支撑了很久很久，天与地的位置已经被固定住了，但是伟大的盘古却因疲劳过度，累死了。他死后身体开始变化，骨骼变成了山脉和丘陵，肉身变成了平原和盆地，血和汗水变成了江海，毛发变成了森林，草原和沼泽。他的元神到了天与地的中心处，却因疲倦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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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造人：在盘古肉身化为大地之后，大地上出现了很多种生物．多了很多年之后，大地上出现了一位同样伟大的人物－－女娲．女娲发现大地虽然有了很多生灵，但是它们缺少着创造能力，于是女娲便用黄泥按照自己的摸样捏出了很多小人，因为女娲觉得创造的这些人应该和自己有点区别才是，所以把泥人的尾巴改成了两条后肢（双足）．之后用施放了法术将这些小人变成有生命的活人，并且这些人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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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击石生火：人类使用最早的火全都是天然火（大多是雷电击在大树上所产生的火）．有个人便想人类总不能一直依靠天然火吧，所以决定自己要创造一种取火的方法，在一次狩猎中，他一失手未将石制的标枪命中猎物，不过他发现标枪与地上的石头相击时产生了火花，于是他就捡了很多那里的石头来试验，结果成功的取得了火．也因为他发现了取火的方法，所以各个部落都一致拥他为王，这个人就是以火德为王的炎帝．之后他又创造了耕种方法并且教会了人类耕种，所以他又被称为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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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试百草：生老病死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不过因为”病”而早早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又实在值得同情．神农觉得自己有保护好自己的子民的职责，所以他踏遍神州大地寻找治疗病患的药草，找到后他都先自己服用来确定有用与否或者有毒与否．最后终于找到了可以治疗很多常见病患的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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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炎帝有一个善良，可爱的小女儿，名字叫精卫．她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希望见道无边的大海．小女孩一天天张大，也一天比一天漂亮．终于在她认为自己有能力找到大海的时候，她悄悄的离开了部落．最终她找到了大海，她为大海的伟大而陶醉，正当她奔向大海的时候，大海同样卷着巨浪奔向精卫．最后，大海把精卫带走了，带着她离开了这个世界．精卫死前那一刻才醒悟过来．精卫的灵魂因为愤怒而化做一只青鸟，精卫为了报复大海，决定把大海填平，于是就日以继夜的含着西山的石头去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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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天舞干戈：炎帝得知心爱的小女儿死去的消息，悲痛的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全身无力，这件事被早想篡位的义和知道后，义和便起兵造反，炎帝被困荒山之中．兵变的事被炎帝最忠诚的战将刑天知道后，刑天立即带兵前往平乱．刑天的部下虽然勇猛，但是义和兵众实在太多，刑天的部队全部被灭．刑天一怒之下以自己的血祭战戈，战戈得饮主人之血不但变的锋利无比，而且威力无边．刑天凭一人一戈将数万叛军悉数杀尽，义和也死在了刑天的战戈下．刑天成功的救下了炎帝，但是自己却因身受多处致命伤，最终全身血淋淋的站着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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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战蚩尤：也许应验了那句话，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华夏大地陷入了分裂的局面，战事连连，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华夏被分为五个大部落，这五个部落中以黄帝和蚩尤的部落势力最大，黄帝因不愿看到百姓因战争而受苦，便想停止这种战争局面，要想叫无休止的战争停止谈何容易？最后只得使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先后分别消灭并收服了那三个较弱的部落．最后集中全力在逐鹿与蚩尤展开决战．蚩尤兵败逃跑．黄帝命应龙（应龙：龙族的一类，长着翅膀的龙．在机缘巧合下被黄帝收服．）前往追杀．应龙不负期望将蚩尤杀死并割下蚩尤的头颅献给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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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怒触不周山：多年以后，黄帝的后裔颛顼登位．颛顼颁布了众多法典将华夏大地治理的很繁荣．法典给大部分人带来了利益，但是也侵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共工就是被侵害的最严重一人，他纠结了很多人一起起兵造反．一路攻城掠地所向无敌，直逼不周山（王城所在）．祝融身为大将，带兵下山迎战．祝融武艺与法术厉害无比，而带兵之道更是远胜与共工，共工一方全军覆没．仅剩共工一人．共工宁死不投降，最后盛怒之下一头撞向不周仙山．共工法力何等之强？这一撞可不得了，竟将不周山撞翻．这不周山不仅仅是王城所在，也是擎天柱．天门敞开，洪水泛滥，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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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补天：共工撞翻不周山，洞开天门的事被女娲测算到后便从九重天下凡来制止来自天门的洪水．女娲四处收集五色石，再以五色石炼制成补天石．用补天石将天门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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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羿射日：多年以后（尧帝在位时），天下大旱，原因很简单，天上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后羿为解决大旱问题，自己锻炼出一把威力无限的巨弓．后羿在弓上注入法力．然后携弓登上高山，以自己法力凝聚成无形之箭，引弓射日．本想把十个太阳全射下来，但是想到如果全都射下来，大地将陷入无止境的黑暗，所以便留了一个太阳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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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神话的时期全是未进入文明的时期．称为上古神话．

大禹统治华夏时才真正意义上进入了文明时代

2黄帝和蚩尤的故事详细版本：

相传，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发生在涿鹿，蚩尤施展了法术，三天三夜大雾弥漫，对面看不见人。黄帝命令制造一架指南车，识别了方向，大败蚩尤，最后擒杀了他。

黄帝以后，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先后有尧（y2o）、舜(sh)n)、禹(y()。那时候，部落联盟首领由推选产生。尧年老了，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大家推举有才德的舜为继承人。尧死后，舜继承了尧的位置。舜年老了，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把位置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种更替首领位置的办法，历史上叫作“禅让”。

相传，尧很节俭。他住在茅屋里，吃糙米饭，喝野菜汤，身上穿着麻布袄。舜品德也好，能以身作则。他在历山耕田，历山的人不再争田界，互相很谦让。人们都愿靠近舜居住。舜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年，那里就成了村落。他博得百姓普遍赞扬。尧舜时候，水患严重。舜命禹去治水。禹用疏导的方法，把水引入大海。他一心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洪水终于止住，百姓过上了安宁的生活。禹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威信。

3干将、莫邪

是两把剑，但是没有人能分开它们。干将、莫邪是两个人，同样，也没有人能将他（她）们分开。干将、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是丈夫，莫邪是妻子。干将很勤劳，莫邪很温柔。干将为吴王铸剑的时候，莫邪为干将扇扇子，擦汗水。三个月过去了，干将叹了一口气。莫邪也流出了眼泪。莫邪知道干将为什么叹气，因为炉中采自五山六合的金铁之精无法熔化，铁英不化，剑就无法铸成。干将也知道莫邪为什么流泪，因为剑铸不成，自己就得被吴王杀死。干将依旧叹气，而在一天晚上，莫邪却突然笑了。看到莫邪笑了，干将突然害怕起来，干将知道莫邪为什么笑，干将对莫邪说：莫邪，你千万不要去做。莫邪没说什么，她只是笑。干将醒来的时候，发现莫邪没在身边。干将如万箭穿心，他知道莫邪在哪儿。莫邪站在高耸的铸剑炉壁上，裙裾飘飞，宛如仙女。莫邪看到干将的身影在熹微的晨光中从远处急急奔来。她笑了，她听到干将嘶哑的喊叫：莫邪……，莫邪依然在笑，但是泪水也同时流了下来。干将也流下了眼泪，在泪光模糊中他看到莫邪飘然坠下，他听到莫邪最后对他说道：干将，我没有死，我们还会在一起……

铁水熔化，剑顺利铸成。一雄一雌，取名干将莫邪，干将只将“干将”献给吴王。干将私藏“莫邪”的消息很快被吴王知晓，武士将干将团团围住，干将束手就擒，他打开剑匣绝望地向里面问道：莫邪，我们怎样才能在一起？剑忽从匣中跃出，化为一条清丽的白龙，飞腾而去，同时，干将也突然消失无踪。在干将消失的时候，吴王身边的“干将”剑也不知去向。而在千里之外的荒凉的贫城县，在一个叫延平津的大湖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年轻的白龙。这条白龙美丽而善良，为百姓呼风唤雨，荒凉的贫城县渐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县城的名字也由贫城改为丰城。可是，当地人却时常发现，这条白龙几乎天天都在延平津的湖面张望，象在等待什么，有人还看到它的眼中常含着泪水。

六百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丰城县令雷焕在修筑城墙的时候，从地下掘出一个石匣，里面有一把剑，上面赫然刻着“干将”二字，雷焕欣喜异常，将这把传诵已久的名剑带在身边。有一天，雷焕从延平津湖边路过，腰中佩剑突然从鞘中跳出跃进水里，正在雷焕惊愕之际，水面翻涌，跃出黑白双龙，双龙向雷焕频频点头意在致谢，然后，两条龙脖颈亲热地纠缠厮磨，双双潜入水底不见了。在丰城县世代生活的百姓们，发现天天在延平津湖面含泪张望据说已存在了六百多年的白龙突然不见了。而在第二天，县城里却搬来了一对平凡的小夫妻。丈夫是一个出色的铁匠，技艺非常精湛，但他只用心锻打挣不了几个钱的普通农具却拒绝打造有千金之利的兵器，在他干活的时候，他的小妻子总在旁边为他扇扇子，擦汗水。

干将、莫邪是一把挚情之剑。

4百鸟朝凤

很久很久以前，凤凰只是一只很不起眼的小鸟，羽毛也很平常，丝毫不象传说中的那般光彩夺目。但它有一个优点：它很勤劳，不像别的鸟那样吃饱了就知道玩，而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将别的鸟扔掉的果实都一颗一颗捡起来，收藏在洞里。

这有什么意思呀？这不是财迷精，大傻瓜吗？可别小看了这种贮藏食物的行为，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可发挥大用处了！

果然，有一年，森林大旱。鸟儿们觅不到食物，都饿的头昏眼花，快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凤凰急忙打开山洞，把自己多年积存下来的干果和草籽拿出来分给大家，和大家共渡难关。

旱灾过后，为了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鸟儿们都从自己身上选了一根最漂亮的羽毛拔下来，制成了一件光彩耀眼的百鸟衣献给凤凰，并一致推举它为鸟王。

以后，每逢凤凰生日之时，四面八方的鸟儿都会飞来向凤凰表示祝贺，这就是百鸟朝凤。

史学研究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顾颉刚的私淑弟子黄现璠曾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民俗研究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会》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吴歌研究

1918年，他因病休学在家，因《北大日刊》的影响，开始搜集“怡情适性”的歌谣。他的搜集工作只有八个月，连带搜集了谚语、方言方音，后来发表于《晨报》，得到“研究歌谣专家”称号。他的研究成果首先得到来自文学方面的称赞。胡适说:《吴歌甲集》“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道地的方言文学”、“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又开一新纪元了。”他此书突出的成绩在于对歌谣结合吴地的地域文化（特别是民俗）进行阐释；标明歌谣适合的场所、参与者、具体的动作等；不同地域歌谣的变化；特别是它内容详实的附录———阐述了从题目的类型到《诗经》以来的争论。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吴歌甲集》“不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了。像这样比较完善的民间文学整理本，不要说在解放前，就是在解放后也是不多见的”。

故事研究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中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重印本） 《汉代学术史略》，人民出版社，2008 《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 《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 《崔东壁遗书·序言》，亚东图书馆，1936 《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中华书局，1955 《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尚书通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与章巽共同编写，谭其骧校订）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至第三集），中华书局，1988 《顾颉刚读书笔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中国当代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 《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西北考查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 《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0 《国史讲话》，中华书局，2010 《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1 《国史讲话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