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的发展简史(关于印刷)?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印刷的发展简史(关于印刷)?,第1张

印刷业的发展简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而中国的印刷术,不是由某人独力发明,也不是在某一年代突然发明的;而是千百位先贤智慧的结晶,数千年经验的累积,逐渐综合演进发展的集体创作。

中国的印刷术,导源极早;自新石器时代的印文陶、斑文布,商周的甲骨文、钟鼎文、玺印封泥,秦代的石刻碑文、模印传瓦,汉代的石经、到东晋的木板雕印符咒,皆为其先期的历程。古代印玺,用於印布、印帛、印木、印陶、印泥,皆印刷术之先河。

印字之主要意义有二:一是印章,一是印刷。中国在周代,用印章已多,至秦汉,广及民间。印章印於纸上,便与雕版印刷之作业过程相同。人类文化,乃先有图画,后有文字。印刷的发展,是先印图画,后印文字。图画印刷,其内容由简而繁;文字印刷,其字数由少而多。进而文字与图画混合印刷,形成了我中国的印刷文化。

汉代印章制度普及於民间。佛教徒及道教徒仿印章之法,刻印佛像与符咒。汉和帝元兴元年,宦官中常侍蔡伦,利用树皮、麻头、鱼网、破布,发明造纸新方法,对印刷术之推广,居功至伟。汉灵帝时,发明拓印之法。

梁武帝曾在其父萧顺之墓前立表,石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是与印章一样的左反书刻法。唐初贞观十年,印行「女则」十篇,是为雕版印书之始,可惜无实物可证。现存的最早雕版印刷书籍,是在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考证,约雕印於唐武则天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间,比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由王玠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要早一百多年。宋仁宗时,毕升首创胶泥瓦活字版印刷法。

南宋绍兴年间,政府用铜版印刷钞票「会子」。在「会子」以前的钞票「交子」、「钱引」、「关子」,也是印刷品。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经宋朝时蒙古人西征,元朝马可孛罗东游中国与明朝郑和下西洋,先后传入西方。

元朝王桢设计木刻活字,并创韵轮字盘检字排版法印书。到了十五世纪初,朝鲜(今韩国)创用铜质活字,刊印「大学衍义」、「详定礼文」及「十八史略」等书,是为最古之金属活字版印刷品。西方印刷术的发展可追溯到十四世纪时,欧洲开始用雕板印刷,著名之板印古籍为「贫民圣经」及「圣克利斯多福图」等。明英宗时,德国人顾登堡和荷兰人柯斯特创合金活字版。

后於清嘉庆年问传入中国。一四六O年,意大利人菲尼格拉创雕刻凹版印刷法。后於清光绪年间传入中国。十八世纪未,奥国人塞纳菲雨德创石版印刷术,即现在的平版印刷术。后於清道光十一年传入中国。

台湾地区的印刷业,往台湾光愎初期,仅有小型印刷厂一百八十家,而且绝大多数是活字凸版印刷;平版方面,最多也只能印刷套色的线条印件。由於民国四十二年的美援贷款更新印刷设备,又因民国五十七年起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大量印制彩色教科书,使印刷业欣欣向荣,不仅新厂纷纷成立、产量大增、品质提高,而且由单色印刷进入了平版彩色印刷的时代。

目前印刷工厂巳超过七千八百家。其中台湾省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七八,台北市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二八,高雄市占百分之四点九四。民国六十二年前后,中小学教科书之印制,占印刷业生产能量之百分之二十。目前教科书及习作,每年产量将近一亿册,印数较二十年前又大为增加,惟教科书之印制,仅占印刷业生产能量之百分之四点五。直言之,由於设备的扩充和自动化,印刷生产能量大为提高。

印刷产品类别比率,约可分为二大类:(1)政府机关的印件,包括教科书在内,约占百分之二十。(2)文化出版书刊,包括书籍、杂志及儿童读物,约占百分之三十。(3)工商业印刷品,包括电路板、纺织品、建材、贴纸、玻璃、陶瓷及宣传品、外销包装材料等,约估百分之五十。台湾区的印刷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厂为家族化组织,优点是全家同甘共苦,为巳定目标努力,极容易达成良好的业绩,但缺乏整体性的经营管理制度,现在正进行调整,以期转型升级。由於印刷技术日新月异,印刷相关的各项制造,遂逐渐分离为专业化的单独作业。目前可分为:平版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网版印刷、特殊印刷、照相分色(电子分色)、制版、装订、上光、制盒,及其他特殊加工行业,业别分类虽细,但各业间均唇齿相依,相辅相成。大型工厂,多采综合性一贯作业生产。而网版印刷在配合工业生产需要之下,十年以来,成长甚乌快速,是为一枝新秀。

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纺织印染

中国古代的纺织与印染技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人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已懂得就地取材,利用自然资源作为纺织和印染的原料,以及制造简单的纺织工具。直至今天,我们日常的衣、某些生活用品和艺术品都是纺织和印染技术的产物。

中国机具纺织起源于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纺轮和腰机。西周时期具有传统性能的简单机械缫车、纺车、织机相继出现,汉代广泛使用提花机、斜织机,唐以后中国纺织机械日趋完善,大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纺织原料多样化

古今纺织工艺流程和设备的发展都是因应纺织原料而设计的,因此,原料在纺织技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世界各国用于纺织的纤维均为天然纤维,一般是毛、麻、棉)三种短纤维,如地中海地区以前用于纺织的纤维仅是羊毛和亚麻;印度半岛地区以前则用棉花。古代中国除了使用这三种纤维外,还大量利用长纤维——蚕丝。

蚕丝在所有天然纤维中是最优良、最长、最纤细的纺织纤维,可以织制各种复杂的花纹提花织物。丝纤维的广泛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纺织工艺和纺织机械的进步,从而使丝织生产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纺织技术。

各种类型的纺织机

1.纺坠

纺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于纺纱的工具,它的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新时石器时代。根据考古资料,在全中国三十几个省市已发掘的早期居民遗址中,几乎都有纺坠的主要部件纺轮出土。出土的早期纺轮,一般由石片或陶片经简单打磨而成,形状不一,多呈鼓形、圆形、扁圆形、四边形等状,有的轮面上还绘有纹饰。

纺坠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始社会的纺织生产,对后世纺纱工具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并且它作为一种简便的纺纱工具,一直被沿用了几千年,即使在二十世纪,西藏地区一些游牧藏民,仍在用它纺纱。

2.纺车

古代通用的纺车按结构可分为手摇纺车和脚踏纺车两种。手摇纺车的图像数据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多次发现,说明手摇纺车早在汉代已非常普及。脚踏纺车是在手摇纺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最早的图像数据是江苏省泗洪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手摇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手,操作时,需一手摇动纺车,一手从事纺纱工作。而脚踏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脚,操作时,纺妇能够用双手进行纺纱操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纺车自出现以来,一直都是最普及的纺纱机具,即使在近代,一些偏僻的地区仍然把它作为主要的纺纱工具。

3.水力大纺车

古代纺车的锭子数目一般是2至3枚,最多为5枚。宋元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各种传世纺车机具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种有几十个锭子的大纺车。大纺车与原有的纺车不同,其特点是:锭子数目多达几十枚,及利用水力驱动。这些特点使大纺车具备了近代纺纱机械的雏形,适应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以纺麻为例,通用纺车每天最多纺纱3斤,而大纺车一昼夜可纺一百多斤。纺绩时,需使用足够的麻才能满足其生产能力。水力大纺车是中国古代将自然力运用于纺织机械的一项重要发明,如单就以水力作原动力的纺纱机具而论,中国比西方早了四个多世纪。

4.踏板织机

踏板织机是带有脚踏提综开口装置纺织机的通称。踏板织机最早出现的时间,目前尚缺乏可靠的史料说明。研究者根据史书所载,战国时期诸侯间馈赠的布帛数量比春秋时高达百倍的现象,及近年来各地出土的刻有踏板织机的汉画象石等实物史料,推测踏板织机的出现可追溯到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普遍使用。织机采用脚踏板提综开口是织机发展史上一项重大发明,它将织工的双手从提综动作解脱出来,以专门从事投梭和打纬,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以生产平纹织品为例,比之原始织机提高了20至60倍,每人每小时可织布03至1米。

织品的染色

中国古代用于着色的材料可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其中以后者为古代主要的染料。古代先民很早就掌握了多种植物染料的性质,并发明了多种染色技术和被称为「缬」的防染印花技术。各种染料均有其着色原理,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虽然都是色料,但它们的着色原理却是不同的。矿物颜料着色是通过粘和剂使之粘附于织物的表面,但颜色遇水即容易脱落。植物染料则不然,染制时,其色素分子是通过与织物纤维亲合而改变纤维的色彩,所着之色虽经日晒水洗,均不易脱落或很少脱落。

古代常用的矿物植物染料实在多不胜数,古人根据不同的染料特性而创造的染色工艺计有:直接染、媒染、还原染、防染、套色染等。染料品种和工艺方法的多样性使古代印染行业的色谱十分丰富,古籍中见于记载的就有几百种,特别是在一种色调中明确地分出几十种近似色,这需要熟练地掌握各种染料的组合、配方及改变工艺条件方能达到。

主要织品

中国纺织,历史悠久。纺织产品可归纳为刺绣、丝绸、服饰和地毯四大品种。这四大品种,制作工艺各不相同,风格独具,下面分别对它们作简单介绍。

刺绣

刺绣作为手工艺的刺绣,是在一般缝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穿针引线缝制衣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中国刺绣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新石器时代,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人,不但使用骨针,而且有了纺织。中国的刺绣,数千年来大体上是沿着这样一条线发展的:先是刺绣衣裳,又扩展到刺绣起居的日用品,以后才上升到刺绣观赏品。直到现在,依然是分作两类,即刺绣生活用品和刺绣书画。

刺绣是一种原发性的艺术,是为了自己生活的美好而创造出来的。刺绣质朴纯真,表现出刺绣艺人内在的深情。

丝绸

丝是蚕在结茧时所吐出的一种液体,由丝蛋白和丝胶经过空气凝固而成。丝的性能优良,韧性大而且弹性好。一条蚕可吐丝1000米长左右。养蚕缫丝,丝织刺绣,成为中国古代妇女的主要劳动。一条小小的虫儿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并引起全世界的震动。

中国的丝织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中国的丝织物开始于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735-2175年。

中国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和唐代(公元618年-907年)是两个鼎盛期。在丝织方面也是空前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并有许多实物流传下来。长期以来,中国不但是发明丝绸的国家,并且是有这种手工业的唯一国家。由于高级丝织品的向外输出,中国被世界各国誉为"丝

国"。

现在所称的"绸",是丝织物类称。绸,质地较细密,但不过于轻薄,有生织、熟织、素织、(平纹上起简单花纹)之分。

中国丝织物的图案花纹,一开始就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景象。不论小花、大花、单色、彩色,也不论几何自然形,都适应着丝物结构和实际用途,并且且又与同时代的艺术装饰相映照。中国传统的工艺装饰图案,在题材和内容上不仅讲究形式的美感,更强调吉祥的含义。那些辟邪驱恶的命题也是为了平安纳福。

丝绸锦缎,以其华美高贵的品质赢得了全人类的珍爱,又以各种不同的织造技艺使其繁杂多样,加之风格独异的艺术匠心,因而造就了三千年的辉煌。

服饰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意。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互相渗透影响而生成的。汉唐(公元前206--公元907)以来,尤其是近代以后,大量吸纳融化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才演化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

清代(公元1644--1911)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在清代可谓满、汉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以上衣下裙为时尚。妇女服饰的样式及品种至清代也愈来愈多样,如背心、裙子、大衣、围巾、腰带、眼镜……,层出不穷。

风行于本世纪20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汉族妇女在穿著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20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彻底摆脱了老式样,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著。

地毯

中国约在(清)咸丰十年至同治十年之间(1860-1871)开始生产地毯。地毯图案设计,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20世纪初,中国地毯在图案设计、设色、工艺三方面渐趋成熟,至20年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地毯。

中国地毯的标准制式:

地毯图案的基本章法,主要反映在内纹样的布局以圆夔纹样为主占据地毯中心部位,四个角隅由等边三角形的角云装饰,地毯的外部环绕着小边和大边,地毯的边缘是一圈狭窄而没有任何装饰的匝边。

清代(公元1644--1911)的地毯。主要用于朝廷礼仪、帝后生活以及京中官宦人家,少数为民间喜庆活动使用。

中国地毯图案的格局、纹饰以富丽堂皇、庄重肃穆、色彩典雅而不媚俗蓍称于世。1920年以后,中国地毯又产生了彩枝式、美术式等类图案。

如何藏书才不会遭虫蛀呢?益阳市图书馆有关专家提供了一些方法。首先要防潮。潮湿对图书十分不利,因为纸张中非纤维素成分或残留在纸张中的酸碱、漂白粉等有害物质,在高温、高湿度影响下,会加快纸张的老化,对纸张的纤维产生腐蚀作用,从而造成图书的霉烂和虫蛀,所以书柜、书架等要放在干燥通风处。其次要避光。因为各种光对图书都有一定危害,尤其是日光的危害更大,故书柜要避免日光直射,对已经受潮的书籍,应该采取通风晾干法,千万不能放在日光下暴晒,以防发黄变脆。同时,在书柜、书架中可放些用纸包好的卫生球、天然樟脑等对人体无害的防虫药物。发现虫蛀、鼠啃的书刊要及时处理,防止蔓延。另外,书柜、书架要保持清洁,因为灰尘不仅污染图书,也容易引起虫蛀和霉烂。如果书刊受潮起了霉迹,可以用浸过明矾水的棉球擦洗,然后再用吸水纸把水分吸干。

收藏书籍,有必要区分古书和旧书。中国书店旧书收购条例中,将1911年之前的称为古书,1911年以后的出版物称为旧书。

古书收藏讲求善本,历代藏书家皆有不同的善本观,如今获得普遍认同的是《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中所归纳的三性九条,国际标准则认可明正德以前的足本。

宋版书早在明代中叶就已经成为藏家追逐之物,如今,宋、元代和明代前期的书几乎不受内容限制,价值很高;名家批校本和名人手稿由于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古书中很受欢迎的一类;此外,具有代表性的雕版印刷方式印制的古书,如明代铜活字、清代木活字、还有瓷活字、泥活字等也受到追捧,套版套色、木版水印等成为讲究。

旧书的范围,在旧书市场上流行“民国老版书”之概念,但有人认为,新中国的出版物正在彰显越来越大的收藏价值,所以把旧书下限定为20年前的出版物。

“新文学版本”书收藏的兴起要铭记几个人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末阿英最早提出要整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并在此后着手收藏;唐弢进一步完善了“新善本”的概念,对“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品进行考量,根据书名、作者、版形(字体大小、宽窄)、封面、出版单位、印量、印次等确立了新型出版物的“新版本学”;姜德明是当代身体力行收藏新文学版本书的大家,他的《书衣百影》更在一时成为藏家收藏“新文学”书的重要参照。

新文学版本书的收藏为当代的藏书人打开了一扇窗,热衷收藏革命文献的秦杰说:“虽然我不藏新文学,但我认可他们的理念。天一阁藏书在当时没有任何版本价值,因为是明代藏明代,但天一阁藏书有自己的取舍鉴赏标准,如藏有明代历代方志、名人手稿,因而到清代中期天一阁开始被重视,到晚清成为四大藏书楼之一。”

收藏者的爱好成为藏书选择的一大关键因素,有人注重宋元、明清的刻本,有人专门搜集名人信札,有人对近现代的书籍感兴趣,有人喜欢抗战资料,有人只买版画,专题收藏就此形成。在京城藏书的“腕儿”中,姜德明是新文学版本书收藏的代表,杨成凯着力于古代词集,宋午生专攻版画,田涛热衷法律典籍,孟宪均对金石类碑帖和著名版刻怀有深厚感情,陆昕偏好清末民初的旧书,谢其章在期刊杂志领域独树一帜,秦杰则凭与党史相关的革命文献的不同领域在藏书圈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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