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筝又名汉筝、秦筝、瑶筝、鸾筝，是汉族民族传统乐器中的筝乐器，属于弹拨乐器。它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因此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现在也出现了小古筝、便携式古筝、迷你古筝、半筝、新筝、十二平均律转调筝。古筝属弹拨乐器，结构由面板、雁柱（一些地段也称之为筝码）、琴弦、前岳山、弦钉、调音盒、琴足、后岳山、侧板、出音口、底板、穿弦孔组成。

古代典籍对古筝的记载如下：

1  

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传．谏逐客书》中所引资料，颇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斯《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筝乃“真秦之声也”，故而历来就有“秦筝”之名，但是若从行文来看，又有值得推敲的地方，那就是“击瓮、叩缶”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髀”又与“韶于、武象”对举，因此接下去就有“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这儿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而所对举的乃是“乐”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濮上”，乃是郑过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就由此可见“叩缶、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就是“韶虞”就是“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2

也有说法为：筝是战国时的一种兵器，用于竖着挥起打人。还有一句古话叫“筝横为乐，立地成兵”。后来在上面加上琴弦，拨动时发现悦耳动听，于是发展成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器也越来越轻便，筝这种体形庞大、质量不轻的兵器就被遗弃了。所以眼下人们见到的筝都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的，形态优美，并附有装饰。

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以上所指的乃是音乐；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嬴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筝当时属于宫廷所用的乐器了，它理当比缶、瓮高雅一些。至于“搏髀”，于之想对举的乃是“武象”。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乐舞，是周人歌颂武王伐纣的。由此可见，“搏髀”当是秦国的宫廷乐舞。李斯所举之例，证明秦国宫廷所用的歌、舞、乐都是别国的，为反驳政治上不用客卿张本。其那文已经提及，李斯进呈《谏逐客书》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筝在秦国的流行当是在此之前。筝的产生就相对完善也就理当比李斯书《谏逐客书》要早一些。

3

《集韵》“分瑟为筝”之说：“秦俗薄恶，姐妹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

4

汉代应邵《风俗通》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5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6

《战国策》记载：“临淄其富而实，其民无不欢竽、击筑、弹筝”，所以不少人称山东筝为齐筝。它的流传主要在包括郓城和鄄城在内的菏泽地区，和鲁西的聊城地区，特别是菏泽地区的民间音乐甚为流行，被人们誉为“筝琴之乡”，出过不少民间说唱、戏曲和民间器乐的演奏人才。

7

《三国史记》记载：“伽倻国嘉实王制十二弦琴。以象十二月之律。乃命于勒制其曲。” “伽倻琴亦法中国乐部筝而为之。伽倻琴，虽与筝制度小异，而大概似之。”

注：《三国史记》（淀ダ）是一部记述朝鲜半岛的正史，是朝鲜现存的最古史书 。《三国史记》主要以已失传的《旧三国史记》和《花郎世记》为依据，同时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典籍包括《魏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此书是研究朝鲜三国时期和后期新罗历史的珍贵文献。

杨姓谱牒修撰的历史相当悠久。汉代刘歆在《七略》中提到与他同时的杨雄有《家牒》，而一些古代地方志中摘引的《家牒》片断涉及杨雄身后世。《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提到数十种南朝士族家谱，其中有《杨氏谱》。《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有：《杨氏血脉谱》2卷，《杨氏家谱状并墓记》1卷，《杨氏支分谱》1卷，《杨氏谱》1卷。此外，古籍中还提到北齐有佚名的《杨愔家传》。以杨姓和王姓等为多，南北朝时的杨姓大族，已有编撰家谱之风。宋至元明时期，私修的杨姓家谱为数不少。元末战乱，杨氏衰落，谱也残缺。明初，分别任司仓、通判的杨氏兄弟罢官家居，商量采撷文献重修家乘，但不久即相继去世。为继承先辈遗志，杨士奇与从兄杨思贻遍访博求，虽为片纸也谨慎过录，积十多年努力，编成《杨氏家乘》。《杨氏家乘》第一部分为族谱，以示尊重本始；第二部分为家谱，以示尊重亲人；以后依次为杨氏人物事实、哀鞔文字、杨氏人物遗文、赠答之作；末附有助于旁考杨氏行事的名贤文字，总共20卷。清代为私修家谱的大发展的时代，雍正皇帝撰写了《圣谕广训》，下令在各地方宣讲，敦促各宗族“修族谱以联疏远”，各级官僚及地方士绅起而应之，各宗族闻风仿效，家谱之盛，遂为空前。民国时期，笃宗族、勤谱事之风未曾稍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谱之风稍歇，20世纪80年代后，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推动，许多族姓又兴起续修、重修之风，如重庆万州、湖北荆门等地的杨姓组织了不少修谱委员会或理事会，分别致书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请同乡同姓寄去生平业绩，以便辑人族谱。这时的家谱，传统的功能已相当淡化，联络感情、光大族姓、多途径发展乡里经济，成为新修家谱族谱的主要目的。久离乡里的杨姓成员，则通过参与修谱来寄托慎终迫远的寻根情怀，当然也不排斥衣锦还乡的骄傲之情。家谱修好后，要定期续修，一则续上后出子孙，二则根据家族内部调节和整合族人的需要，适当修改族规。续修家谱，并不单是循例而行，也是调整族内关系的需要。家谱保存族谱印好后，谱版安置在小宗祠内，各版片之间用纸搪隔，以免损伤，外用木箱封装，搁置在高架上，以免受潮。族中如有需要加印族谱的，要经管理小宗祠者问清来历，如果确是嫡派子孙，备办好纸张后即到祠中印刷，不得搬到别处，以防版片散失。各房领出家谱多少本，管理小宗祠者要作登记，注明领取时间及领谱人，以便稽查。各家领回的家谱要用木匣装载，置放在香火之上，或密藏于书房之中，每逢伏天取出晒晾，不能让其稍有蛀烂之迹。凡逢岁时祭祀，各家带上原本，到小宗祠集中验看一次，如发现有鼠啮、油污、墨浸及磨坏字迹等现象，族中长辈，要在祖宗牌位前对持谱人严厉申饬，并当众罚银三两，归人祠内，以充日后修谱之资。拒不从命的，不得参与祭祀。家谱不得誊抄，不能传与外人，更不能出售，如有不肖子孙瞒众觅利，族众共同驱逐他，从此不许人祠。这类规定，在不少杨姓家谱中，都有或详或略的交代。家谱的内容体例根据现存的杨氏家谱来看，主要包括：1．谱序，主要记述族姓的来源，先世德行、宗族的迁徙和本家谱的编修、续修情况。谱序一般由本族名人或请当时的社会名人执笔，详细叙述族姓的起源、发展和迁徙的全过程。以使后代子孙知道祖先源流和他们辗转迁徙的艰辛。2．谱例，也称凡例，说明家谱编修的基本原则，家谱的作用和编修家谱的必要睦。3世家，记述本族的名人事迹。4．诰敕，记录当朝政府对本族人的旌奖文书。5．像赞，收集本族先祖、名人的画像，在其后写上赞语，歌颂其功德。6．世系，这是家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本家族的一世祖以下，每代每人的女名都按辈分写清楚，一看便知自己的继承关系。7．传志，记述先祖名人仕宦的传记，以教育后代子孙。8．家训，对子孙的教育准则。9．祠规，记述本族祭祀的规矩。10．祠堂，记载坟墓、义庄等财产情况。

一 ; 出自「姬」姓。以国为氏。据《元和姓纂》云 。周武王分封其第叔虞于唐邑 (山西翼城 )。出公子齐，生伯侨，天子封为杨侯，以国为氏。

二 ; 为五胡十六国时氐族姓氏，据《晋书》云 ; 氐有杨氏，世居仇池 ( 甘肃仇池山 )。

三 ; 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有代北姓「莫胡芦」氏，后改为汉字单姓「杨」氏。

四 ; 出自「扬」姓。以邑为氏。古时有「扬氏邑」。

家族名人

杨玉环 (杨贵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胖美人。又名杨太真，是唐玄宗的贵妃，又称杨贵妃。她体态丰腴，肌肤细嫩，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人之一。起初嫁给唐玄宗的儿子李瑁为妃，后因为美貌被唐玄宗召进宫中，封为贵妃，深受宠爱。杨氏一家因此而显贵，堂兄杨国忠操纵朝政，败坏政事。756年，唐玄宗逃到马嵬驿，兵士哗变，杨贵妃被迫自缢而死。

杨坚：冯翊（今陕西省大荔）人，南北朝时北周丞相。公元581年杀周静帝自立，建立隋朝，他励精图治，改革兵制，于公元589年灭陈，结束了东晋十六国以来27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

杨广：隋文帝杨坚的次子。荒*奢侈，急功好利，惨酷猜忌，远征高丽，开凿运河，赋役繁苛，终激乱败国，为宇文化及弑于江都。谥炀。

杨行密 (852～905)：字化源。五代吴国开国君主。庐州合肥人。少为群盗，占据庐州，唐昭宗拜为淮南节度使，封吴王，悉有淮南江东地，在位十五年。后其子溥称帝，追尊为太祖武皇帝。

杨业 ：宋朝太原人。初事北汉，骁勇善战，赐姓刘，名继业。北汉亡，归宋，刺代州，积功迁云州观察使，后潘美以忠武军节度使北征，业副之，连拔应、寰、朔各州。会契丹国母萧氏率众南下，复陷寰州，业等在朔州，蔚州刺史王侁等逼业赴敌，既战而败，援兵不至，力竭被擒，不食三日死。后杨氏几代杨延昭， 杨文广一直为北宋王朝捍卫疆土，杨家将的忠勇事为后人传诵。

杨延昭：民间俗称“杨六郎”，杨业之子，久经沙场，智勇兼备，防守边关20余年，因操劳过度，57岁时死于军前。

杨秀清 (？～1856)：原名嗣龙，清朝广西桂平人。因与洪秀全约为兄弟，故改名秀清。与秀全同起事，屡败清兵，封东王，太平军号令几全出自秀清，权势颇盛，故世并称洪杨，后为韦昌辉所杀。

杨振宁 （1922～)：安徽合肥人。华裔美籍物理学家，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近代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一九五七年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尚昆 前中国国家主席。

杨 炯：华州华阴人，初唐四杰排名第二，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于显庆四年（659年）举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及第。补校书郎，累迁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年）坐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年），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年）秋后迁盈川令，吏治以严酷著称，卒于官。世称杨盈川。《旧唐书》本传谓其有文集30卷，《郡斋读书志》著录《盈川集》20卷，今均不传。明万历中童□搜辑汇编有《盈川集》10卷，附录1卷。崇祯间张燮重辑为13卷。其诗尤以描写军事题材的边塞诗影响最大，有《杨炯集》传世。

杨深秀（1849-1898）：清末维新变法人士。字漪村或仪村，山西闻喜人。光绪进士，精通中西数学。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3月，与宋伯鲁等在北京成立关学会，又列名保国会。6月上疏请定国是，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騤阻挠新政事。维新派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时，他上疏辩护。戊戌政变中，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遂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有《杨漪村侍御奏稿》、《虚声堂诗抄》、《闻喜县新志》。其狱中诗为世人所传诵。

地望分布：河南弘农郡，甘肃天水郡，河南河内郡。

起源参考

杨姓起源参考之二

杨姓是当今中国第六大姓，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在台湾排名第十。杨姓出自姬姓，出自西周。周宣王姬静之子尚父，被周幽王封在一个名叫杨的地方，建立了杨国。到春秋时期，杨国被晋国所灭，杨国的后人就以国为姓，从此姓杨。而晋国灭杨以后，将杨分给了晋武公的孙子突，突被称为“羊舌大夫”。突的孙子叔向，生了个儿子叫伯石，字食我。食我以封邑作为自己的姓氏，人称杨石，又叫杨食我。 发展和演变：杨石于晋国六卿之乱时被杀，他的后裔逃到弘农、华阴，逐渐发展，成为现在杨姓的最主要的一个支派。此外，杨姓也有一些是少数民族的姓或由少数民族改姓形成的。杨姓一开始在陕西，河南一带发展，从西晋末年开始迁入福建，并于元朝迁入广东。杨姓的主要聚居地有：华阴，修武，河内， 扶风，梅县等。其他名人尚有：杨振宁。

杨姓起源参考之三1、出自姬姓。周成王封弟弟叔虞于唐，人称唐叔虞。唐叔虞的 儿子燮继位后，因唐地有晋水，就改称晋侯。周宣王之子尚父，幽王 时被封为杨侯，春秋时晋国灭杨，杨成为晋国羊舌肸的封地。晋武公 （燮的第10世孙）时封次子伯侨于杨，称杨侯，是为杨姓人的受姓始 祖。伯侨之孙突食采于羊舌，为羊舌大夫，是为羊舌氏。突之孙肸， 字叔向，又称叔肸，因戴晋有功，被分封于杨氏邑，其子伯石以邑名 为氏，称杨氏。公元前514年，晋灭羊舌氏，伯石有子逃往华山仙谷 ，遂居华阴，称为杨氏，史称杨氏正宗。

2、出自赐姓。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哀牢夷（湖南、贵州的僚族 分支）后，赐当地少数民族为赵、张、杨、李等姓。

3、出自他姓改杨姓。如福建林姓迁居广东梅州后改姓杨。《北 史》载，杨义臣本姓尉迟，后改杨氏。

4、出自他族改姓。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施行汉化，有代 北三字姓莫胡卢氏改为杨氏。

5、以封地为姓。周武王之子（姓姬）叔虞，字子于。周灭唐 （今山西翼城西）后，把唐封地给他。并赏给他怀姓九宗。叔虞（又 称唐叔）的儿子燮继位以后，因唐地南临晋水，就改称晋侯。这样， 叔虞就成了周代晋国的始祖。叔虞的后裔有封于杨者。杨，在今山西 洪洞东南。春秋时灭于晋国，成了晋国大夫羊舌肸的封地。被封于杨 地者的后代就用封地名“杨”作为姓氏。

《山海异闻录》手游将以《山海经》为依托，上古时代特有的珍奇异兽、神话故事都将以不同的程度和形式渗透在一系列的核心玩法当中，衍生出崭新的故事脉络与情节，同时还融入了弹幕剧情、**视角、奇遇社交等诸多当下年轻态的功能设计，使得手游完美结合现代对《山海经》的理解和想象，以更贴近玩家的喜好方式走进现实生活，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渊源流传。

依托《山海经》追溯东方文化起源

作为中国先秦十分重要的古籍，《山海经》被誉为记录三皇五帝时期最古老的奇书，甚至是中国乃至东方人文化思维的起源。《山海经》表面描绘的是远古时代的山川地理，但其中无所不包，蕴含着地理、神话、民俗乃至医学等诸多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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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现代解读重现山海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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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古籍馆共收录古籍60387种，689761032个字

词目 三坟五典

发音 sān fén wǔ diǎn

释义 相传为我国最早的古籍。

出处 《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三坟五典几人知 继承中华文明，要从源头抓起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而且也与古文字信息载体的耐久性有关。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一种存在的过程，而记录这种过程的信息及其载体，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的信息记录，包括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两大部分。所谓主观记录，是指人类用符号记录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实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谓客观记录，就是人类无意间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遗弃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吃剩的兽骨，以及由于人类的生存而对自然环境及其生物的物种结构所造成的可以察觉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42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不过，我们今天通常只能够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看到这些文明信息的符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载体上留下过文明信息符号，因为许多不耐久的载体可能已经消失了。例如，远古神话传说就是一种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就记有伏羲时代创造的复杂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530年，楚国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够读懂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遗憾的是《左传》没有说明这些上古名著的内容和形式。

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显然，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书序》的说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然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 “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上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

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

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1999年9月9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

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王赞扬左史倚说：

是良史也。于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什么是三坟五典，后世争论不休。东汉贾逵说，三坟即三王之书。马融说：三坟就是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三气。张衡说：三坟就是三礼。礼为“大防”，坟也是“大防”。大防，就是今天说的根本原则、主要界限。马融的学生郑玄据《周礼》上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但三皇是谁又众说纷纭。郑玄说是伏牺、女娲、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燧人、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祝融、神农，有人说是天皇，地皇，人皇。但天皇地皇人皇又是谁，也说不清楚。

也有人说:三坟指的是三皇，即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的著作；典指的是五帝：少昊氏、颛顼氏、帝喾、尧、舜，记载五帝事迹的书，叫作五典。三坟五典是中国最古老的书，早已经失传了。坟的本义是指高大的土堆，不是说死人的坟头是坟。人死了埋在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标记，防止以后再来扫墓找不到了，就在地上堆一个土堆，叫作坟头，但这并不是坟的本义。

能较为全面地涵盖道家思想。《隋书�6�1经籍志》在追溯汉代历史时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隋书》所讲的“道学”指的是以《易经》为源头，黄帝、老子为宗的道家学说。当然，这个“道学”并不等同于我们普遍意义上讲的“道学”， 我们知道，人们常用的“道学”一般都是特指宋明理学。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

“汉字”又被称之为“中国字”或者又叫做“方块字”，它是汉语书写的一种文字体，我们通过使用汉字就能够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人们对会写字的人是非常敬佩的，十分推崇。随着汉字文化的不断演变和发展，逐渐从刚开始用汉字记事的基础行为，上升为可以传留下去的“书法”。

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文字是记载在距今9000-7800年。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符，又称贾湖刻符。它的出现引起了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它只是刻符，还有的认为它是文字。饶宗颐曾经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考证，提出了“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一份崭新的资料”；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他也认为贾湖刻符“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

汉字是在现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数最多的字体了，汉字的发展历史比较悠久，通过考古学家发现在早期的龟背上或者石头上都会刻有一些类似于文字的符号，被称作为"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商朝，在殷商时期通过画动物或者用一些比较常见物体的图形来表达出自己需要的文字。甲骨文可以说是中国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最古老的文字了，它时代是最早、体系也是较为完整的文字了，距今3600多年。现代的文字多是一个记录语言的工具，人类往往一开始是先有口头上的语言，后来又产生了书面的文字。甲骨文它是中国及东亚所知道中的最早的成体系的商代文字。汉字的发展对于国家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巨大的意义。

　关键词：；报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4-0099-04 >从中国第一位报学研究者戈公振先生开始至今，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载。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的，一个角度侧重于从唐代报纸本身的考证入手，探讨古代报纸的起源、形态、名称等具体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方汉奇、姚福申、张国刚等，他们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直至80年代，先后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一个角度重在研究唐代新闻传播的全貌。以李彬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传播学理论的渗透下，把研究领域拓宽到唐代传播活动的各个层面，甚至开始了唐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以这两个研究角度为线索对各家观点进行综述。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及形态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讨 >1．古代报纸源于何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代报纸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古代报纸究竟出现于何时，新闻史学家说法不一，有说、汉朝说、唐代说。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关于“邸报”起源的论断，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研究者，也影响了国外的学者。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珍贵史料的发现，及学者们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促使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大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究大都聚焦在了唐代。1982年方汉奇先生的《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表明“中国开始有邸报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代”。黄卓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指出：“根据目前能够发现的史料，说明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也明确的指出“邸报”产生于晚唐。 >唐代近300年间，古代报纸具体出现在哪一时段不同学者对此问题也存在着分歧。唐人孙樵《经纬集》卷三的《读开元杂报》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是“对原始形态的报纸叙述得最详细和最具体的”，据此认为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始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杨立新《中国古代报纸起始于何时(淳化阁帖)中的“状”和“状报”考》称“我国有史可考的古代报纸出现的时间上限，可追溯到年间，即公元627-649年，比《开元杂报》约提前了100年。”圈方汉奇先生把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考证为最早的古代报纸，他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时间就是唐僖宗年间，即公元873-888年。 >在唐代说成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热点时，2004年，陈力丹先生在《当代传播》发表《发现“府报”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800年》，文章以张涛对我国西北居延、敦煌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多年考证、研究为依据，把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再次提前到西汉。其实张涛于1998年撰写的《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一文就曾引起学术界的兴趣，2001年他在《论西汉“木简报”》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国古代成制度的官方新闻传播，起始时期不应再是较晚的唐代，而应定位在较早的西汉，即提前约1300年”。 >以上研究者在佐证报纸起源时，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力图寻找“第一份”报纸，用报纸实物的“铁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是从已发现的文字史料的名称、文书的性质方面着手，加上从古代文献中考证“报”、“报状”、“杂报”、“条报”，以至于“邸报”等词出现的时间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与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李彬提出：“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指认最早的一份邸报，不如先辨别出邸报起源处那一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低沉的嗡嗡声’，辨别出与之连带的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他把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多的从孕育新闻传播的社会土壤来考察。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说正式的邸报源于唐代说目前恐怕还难于成立，但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创生却可以‘歼元杂报’为标志。无论从历史科学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彰显着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转折。” >2．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探讨。在古代报纸起源的研究中，“进奏院状”的性质是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简单说来，这一争论就是：“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 >1982年方汉奇先生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说：“我的看法是，唐代已经有邸报，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并在《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得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作用，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的结论。这一具有冲击力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对“进奏院状”为“邸报”之始这一观点，张国刚先生以《“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拉开了质疑的序幕。他认为“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1986年6月，在《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一文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唐代进奏院状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从实物还是记载，都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官府公文，与报纸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江向东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是进奏官向藩镇长官发送的一份报告，“根本找不出其他证据说明这种报告已经发展成一种超出官文书范畴的文献类型”。 >1988年吴廷俊发表《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对“进奏院状”的性质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具有情报性质，因为它“只对个人抄送，以藩镇个人为唯一读者，并且带有相当的机密性”。李彬则认为：“将状报视为报纸和将状报视为公文，都有失偏颇。深究起来，双方其实在强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状报脱胎于官文书一脉，因遗传关系而明显地带有公文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传递信息、报道‘新闻’的关系，状报又具备‘新闻纸’的若干内在性质，显示出某种报业萌芽的苗头。”他认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针对李彬的观点，颐提出“无论是进奏院状或邸吏状之类，都不能与十五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那种通过向专人订购的方式交流商业、航海等信息的新闻信相比，前者属 内部文报系统活动，后者是

  面向社会的信息交流。”对唐进奏院状的性质，他不同意李彬的观点，他认为“从内容(通报与职守相关的情况)和活动形式(主要报送上级)看，它距官文书很近而去新闻信甚远。” 

对于“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的争论，方汉奇先生做了进一步阐释：“以‘敦煌邸报’为代表的唐代进奏院状，是一种和后来的邸报相类似的新闻传播工具。它以传报朝廷方面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由地方一级军政单位在首都的派驻机构向下传发，因而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并不是中央 统一审定发布的正式官报。它保留了不少官文书的痕迹，但并不等于官文书。它具有某种报纸的性质，如广泛采集新闻，先于官文书传布消息等等，但在定期、公开发行等方面，还不完全具备正规报纸的要素，因而，只能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不论学者持有何种观点，考证“进奏院状”的性质势必要研究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进奏院作用和职能以及进奏院状报的内容和特点。 >(二)关于唐代报纸名称的探讨 >对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古代报纸名称众多。唐代报纸的名称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通过古籍考证，在唐代并没有出现“邸报”这一词语，历来被我们称为“邸报”的封建官报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报名，文献中对它的称呼有：“进奏院状报”、“进奏院状”、“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报状”、“邸吏状”、“报状”、“报”、“杂报”、“朝报”。方汉奇先生认为：“所有这些，称呼虽然不同，但指的是同一事物，即都是由进奏官转发至地方的原始状态报纸。其性质接近于后来的邸报。”有学者则指出众多古代报纸名称的所指是有区别的。黄卓明先生认为“报状”由朝廷直接发布，是“原始形态报纸的概称”，“应具有唐王朝中央 公报性质”。他还说明“‘报状’经由藩镇自行抄传就形成了唐代‘进奏院状报’”姚福申先生专门解释了“朝报”，他认为“朝报”是唐宋时代朝廷逐日发布的一种新闻简报，“唐代首创朝报”，“可能是‘飞奏’的继续”。 >(三)关于唐代报纸是否印刷问题的探讨 >学术界也曾经对唐朝出现的原始形态报纸是否印刷的问题进行争议，特别是针对“开元杂报”。此争议源于清末明初的版本学家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近有汀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页，云是唐人雕本”。戈公振先生首先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中国报学史》中说“开元杂报”是现存的堪称“奇珍”的两本“唐刻”之一。之后，曾虚白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中断言：“开元杂报”就是雕版印刷的报纸。向达先生最先提出质疑：“‘开元杂报’虽有边线界栏，而墨印漫漶，不甚可辨，乌能必其即为刊印即为唐本”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梦溪笔谈》中“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和对《中国雕版源流考》中那段话的考证，对“开元杂报”是印刷品的说法予以否定。黄卓明先生说：“不仅唐代如此，而且自唐以后长期停留于手写传抄状态，这又是中国古代报纸的一个特点。”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从“开元杂报”名称的由来、唐代书籍装帧以及雕版印刷成本三个方面非常详尽地论证了唐代不存在印刷的报纸。 >二、唐代新闻传播的全面探讨 >(一)丰富精彩的唐代传播活动 >“邸报”作为新闻史从无序进入有序的标志，在众多同样具有新闻传播属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中尤为抢眼，使得研究者们较少地涉及唐代其它传播形式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位学者陆续展开了探讨。其中，姚福申先生发表了《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和《唐代新闻传播形式》两篇颇具开创性的文章。文章以介绍露布、诏令、条报、朝报、进奏官报、进奏院状、观察史牒等为主，较全面地梳理了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整体上展示了其面貌与特征。李彬在《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中，把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方式的视野拓宽到官方系统中的常规及非常规的新闻传播方式上。他指出唐代不仅有报状、露布、檄书、烽燧、榜文、注记、起居录等主要官方新闻传播方式，还有花样翻新的竹筒传书、木鹅传表和信鸽传信等非常规方式。他把整个唐代的传播活动划分为三个系统，即官方传播、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分别把三个系统中的主要代表进奏院状报、笔记小说和讲唱活动视为原始媒介，进而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影响因素。“官方的邸吏状、文人的笔记小说和民间的讲唱形式互相融汇，便凸显为早期新闻史的生命脉动。”李彬先生把它们联系起来一同观照唐代社会丰富精彩的传播图景，使新闻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史学领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李异平和陶第迁发表了《论唐代的对外传播》一文，首次论及唐代的跨文化传播。2004年刘凤梅提出：可以把“民间艺人以口头进行人际传播的方式说书，视为一种娱乐传播。” >(二)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研究进奏院和进奏官 >进奏院状报和进奏院、进奏官间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准确地勾勒出进奏院状报的生产机构和生产者的面目，才能更好地辨析进奏院状报的性质。 >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对进奏院的职能做出精练的概括：“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方汉奇先生进一步阐明：“(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 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甚至有学者还把进奏院视为“诸如三省、枢密院、四方馆之类的新的秘书机构”。他们认为进奏官通过“在京师以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收集本地方和朝廷及其他地方的有关情报，”来加强本地方与中央的联系。 >西谚有云：“记者一半是记者，一半是侦探。”与之相较，进奏官不无相似。类比，李彬给进奏官以记者的判断。 >(三)传播网络中的传驿系统 >纵观史学界、传播学界对中国古代驿站与邮驿系统的研究，可发现唐代邸报的传播与当时完备、发达的邮驿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在传播生态环境中研究唐代的传播活动就不能不去考察唐代的邮驿系统。 >“邮是传递信件的机构，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邮亭，由专人骑马送信。驿是驿站，备有驿马，专供传递员交通工具和住宿，也同样接待过路官员。”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邮驿，汉代各地专设有邮亭供传递文书，唐朝在前朝基础上增设水驿。”“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唐开元年间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86所。陆驿大约30里一设，边陲地区驿所间隔则长一些。”可见，至唐已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传播网络。此外，为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唐代还出现了“快速报告的表章，由‘飞驿’传送，叫做‘飞表奏事’”。 >唐代的邮驿系统为中央控制，是正式的官方信息流通的主动脉。在《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中提到唐代邮驿兼管接待过路官员(包括进奏官)、接送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播渠道对社会的开放程度，促成了各类信息在藩镇与进奏官间的传递，甚至信息在全社会范围的流通。 >至此，对于唐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脉络已经比较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有学者在为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寻找强有力的实物证据，有学者在力争弄清史事的来龙去脉，有学者展开了质疑的论战，也有学者在“纷纭驳杂的历史表象上驰骋其智慧的灵思。”我们何不也把视野放宽些，把唐朝邸报的研究置于传播生态系统中，全面考察传播的五个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以及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