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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头王财

嘎玛嘎

象头王财神名(毗那夜迦)，象鼻天，亦为之神。相传为大自在天之长子，掌管天库。因其十分，凡有人祈求，无不令人满愿。大黑其不分胡乱施舍，遂割其首级。后象王，大黑天方将象头置于其颈上，收为眷属。修此德：可令者财富丰定，吉祥如意。

财王心横财偏财非常强的语。

嗡贝夏哇那也

财王职掌人世间与之转化，散发人间财富，，消除障之挑战，净化天人成就大光明境地，将可立得。财王属之一，为帝释天之外臣，以能世间故，又称护世者，梵名毗沙门，译为[多闻]，表其福德之名，闻于四方，居须弥山北，率月叉诸部。又依所述，财王名[南通谢]，乃五方之南方宝生所化现，周边围绕财神为部属，协助财王救渡，以满之愿。凡曾受财王法权顶者，若於本尊面前祈求，并精勤其语，常行喜舍善行利乐一切，藉由本尊财王及财神之大力，可事业顺利鸿图大展，求财满愿，速能相应。

财王是七大之一。这里有，您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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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财一般多用招财和风水招财这两大类，不过也有些招财和增财类，上面我上传的这册类的书的内容中有些招财，

图中右下角上的字名为玄奇阁这类招财类古籍均出自己于此，包括下面的五运财的局和五运财的风水局使用方法在其中非常的多

一、五运财风水术：财神招财大全。

五运财世传多伪法，而不得真传，真龙大地，地灵尤耗，发福旺福未至而祸先发，世人用法不明，而以伪法当真。是不知净阴净阳之故也。对事业运的语。

五运财，并非随处可用。是需要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才能有效运用。五运财口诀：“山龙廉贞有向，水龙巨门见水。”依净阴净阳以及三爻纳甲原理，纳入二十四山。

二、五运财：

五运财法强大,但不到迫不得已,轻易不要用。只因每一个来求财的人,心愿满足后,往往忘记对神之承诺,不懂得以礼相还,更生贪念,不知回报利益。循环,而招致-无所得之结果。

五运财是要由精血施法，操纵五，运用术，帮忙运财，而使求财者财源滚滚，永远没有钱财上的困难与忧愁，五运财法强大，有不少真正个案。一夜变有钱语。

五运财广为人知。各门施法程序、要领、运用上，亦各有巧妙，不尽相同。

坊间相传此术只有八字中有偏才、横财的人才能使用。榔梅道派的五运财法，命中有横财偏财者，用可谓如虎添翼，如龙入海。钱财更是、排山倒海而来，发如猛虎。命中无偏财者，弱水三千亦可取一瓢饮。至于得财大小，因人而异。一般百姓得五运财法，可以小钱不断，常常有意外惊喜之财。可保富余。但是财不能太大了。太大了，恐消受不起。巨贾用，则得财数亿百万不等。最灵的招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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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典籍称为三藏，也就是《律藏》、《经藏》、《论藏》。

《律藏》，巴利叫作Vinayapiñaka,是世尊为诸弟子制定的戒律、教诫和生活的规则。

上座部佛教的《律藏》依缅甸的传统就分为五大册。

第一册叫做《巴拉基咖》，就是波罗夷。

第二册叫做《巴吉帝亚》，波逸提。

第三册叫做《大品》。

第四册叫做《小品》。

第五册叫做《附随》。

其中的《巴拉基咖》跟《巴吉帝亚》这两册，又称为《经分别》，Sutta- vibhaïga。它这里讲到的经主要是指《戒经》——《巴帝摩卡》，就是《比库巴帝摩卡》，《比库尼巴帝摩卡》，也就是比丘的波罗提木叉，比丘尼的波罗提木叉，它是详细的解释它的开、遮、持、犯的。

那《大品》跟《小品》呢？《大品》一共有十篇，《小品》有十二篇，加起来是二十二篇。这个篇也就是篇章的意思，巴利就叫khandhaka。古代依梵文skandha，翻译成什么？犍度，或者翻译成揵度。

《经分别》，就前面两册注重在“止持”。也就是佛陀规定不能做的。例如说，不能挖地，不能损坏植物，不能在非时食，不能够接受金钱，这些是侧重在不能做的。而《大品》跟《小品》,是侧重在“作持”，就是应当做的。“止持”就是说了不能做，你做了犯戒；但是“作持”，就是你要去做，你不做了犯戒，它的差别在这里。例如在《大品》里面有个叫《大篇》的，它就讲到了如果人要来求出家，你要如何给他出家？出家的程序怎么样？然后受戒的程序又是怎么样？等他受戒了之后，又要怎么样去教导他，然后，当他离开了戒师，又要怎么样去寻找依止师。又讲到了《诵戒篇》，就讲到应该如何诵戒；《安居篇》，《雨安居篇》就讲到了在雨季的时候应该如何入雨安居。这些都是僧团运作的规范。

第五册叫作《附随》（parivāra），《附随》也等于现在所说的附录，一共有十九品，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前面所讲到的戒的内容。

《律藏》是一切比库跟比库尼都应当认真地学习、仔细地研读，并且确实的遵行的。　　

三藏的第二藏是《经藏》，《经藏》，巴利就叫Suttapiñaka,是世尊以及圣弟子们的言行集。上座部的经藏一共有五部，即《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

《长部》(Dãghanikàya) ，是指：这里的长是篇幅的长，它是收录篇幅比较长的经典，一共收了三十四部经。

《中部》（Majjhimanikāya），收录的篇幅，经文篇幅不长不短，是中等，一共收录了一百五十二经。

《相应部》（Saüyuttanikàya），这里的相应是按内容的分门别类，也就是，例如讲到五蕴的编在一起，讲到六处的编在一起，讲到十八界的编在一起，讲到四圣谛的编在一起，讲到缘起的编在一起，讲到八圣道的编在一起。它是按内容而编在一起，一共有五十六个相应，收录了七千七百六十二部经。

《增支部》（Aïguttaranikàya），这里的增是增添、更善、更上的意思。Aïga，是指“支”，也就是一项一项增上、增加。增支的编辑方法就好象法数，凡是佛陀所讲到的一法将它编在一起，二法编在一起，三法编在一起。例如讲到二法，就讲到有止、观，所以这个有二法；名与色这个是二法。讲到三法，例如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是三法；讲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是三法。就从一法一直编到十一法，所以《增支部》有十一集，就是把佛陀所讲的跟法、跟数目有关的经文编在一起，一共收录了九千五百五十七部经。

《小部》（Khuddakanikàya），这里的小并不是篇幅小的小，而是指内容很庞杂，它把前面四部以外的所有经典都收录在这里面。比如说《法句》，《法句经》Dhammapada，如果要编在前面的四部的话，它不知道要编在哪里，所以就收录在《小部》。《小部》一共有十五部，它们分别是《小诵》、《法句》、《自说》、《如是语》、《经集》、《天宫事》、《饿鬼事》、《长老偈》、《长老尼偈》、《本生经》、《义释》、《无碍解道》、《譬喻》、《佛种姓》、《所行藏》。在缅甸又再加上了《弥林达问经》、《导论》跟《藏释》，成为十八部。《小部》是经藏五部当中份量最大的，凡是不属于前面四部的，都归于《小部》。

我们再看《论藏》。论，它的巴利叫(Abhidhamma)，藏是piñaka，这是对世尊教法要义的精确及系统地分类与诠析。这里讲到的abhidhamma，我们翻译为“阿毗达摩”。abhidhamma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组合词。abhi是上等殊胜的、卓越的意思。dhamma是法，法有很多种含义，有时候是指一切，例如我们说的一切诸法；有时候是专指有为法，行法，例如讲到诸法因缘生；有时候又是指法所缘，有时候是指法界，有时候是指法处，有时候又专指善法，有时候是指现象、事物，有时候又专指佛陀的教法。在这里，法是专指究竟、真实的法，特指佛陀所教导的法。

《论藏》，在上座部佛教一共有七部论，称为南传七论，或者上座部七论。它就是，第一是《法集论》(Dhmmasaïgaõã)或者又称为《法聚论》。dhamma，是法，就是诸法，特指种种究竟法。saïgaõã是指集合、聚集、集合在一起的意思。这部论是整部《论藏》的根源，它很广泛地讨论了种种究竟法。

第二是《分别论》，这里的Vibhaïga，是指分别、解释的意思，在这部论里面把蕴、处、界、根、谛等法义分为经分别、论分别跟问分，三种方式来讨论。经分别是把《经藏》里面的内容罗列出来讨论，然后再以论的方式进行分析，再用问答来反复地抉择。

第三是《界论》(Dhàtukathà)，以问答的方式编排，依蕴、处、界来讨论一切法。

第四是《人施设论》，(Puggalapa¤¤atti)，puggala是人，pa¤¤atti是概念，在这里面就讨论了各种不同种类的人。

第五是《论事》(Kathàvatthu)，这部论是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才由摩嘎离之子•帝思(Moggaliputta Tissa)所造的。他的目的是驳斥当时流行在阿首咖（阿育王）时代的种种邪见，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外道假装成僧人混进佛法，他们把很多的邪见也带进来，于是摩嘎离之子•帝思大长老就在结集的时候，就造了这部论，专门来破斥种种的邪见。

第六是《双论》(Yamaka)，它的目的是为了解除种种名相术语含糊不清的地方，再解释它的正确用法。因为这部论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以一对一的方式来讨论，比如是否一切法都有善因，是否一切善因都是善法，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问，就是一对一对的方式来提问，所以称为《双论》。

第七是《发趣论》(Paññhàna)，这部论在《论藏》里是最重要的，传统上称它为《大论》(Mahà- Pakaraõa)，这部论跟前面六论稍微有点儿不同。前面的六部论侧重在分析，分析诸法的名相，而这部论是用二十四缘的方法来贯穿一切诸法。缘就是关系、条件，把前面所讲的法贯穿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前面这六部论所讨论的法比喻成珠宝，那《发趣论》就用二十四缘这条经线把所有这些法贯穿在一起。上座部佛教传承认为这部论是最能够证明佛陀具有一切知智的。因为这部论非常复杂，必须得先透过，先了解跟通透前面那几部论，才有可能通达这部论。它属于组织法，前面的属于分析法，这个是属于组织法。把前面几部论里面所讨论讲到的法都整理、统合起来。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上座部佛教各种文字的巴利三藏原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贝叶和仿贝叶的漆写本或墨写本，另一类是排印本。 ⒈贝叶写本──锡兰的僧伽罗文，柬埔寨文、缅文、泰文和孟文字母等都有贝叶写本的巴利文原典，其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恐怕要算泰国皇家图书馆所藏的拉玛一世（1782～1809）和拉玛三世（1824～1851）所修订的皇室本贝叶三藏了。拉玛一世时修编的泰文字母三藏典籍，开始于1788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完成，前后共历时五月，参加这一工作的共有二百三十名硕学长老和三十名皇家学者，全部三藏共有贝叶三千五百六十八筴，包括律藏四十卷，经藏一百五十七卷，论藏五十六卷和巴利语词遍三十五卷。这次编定的全藏还抄出了两套副本作为僧侣考试和各寺院抄录之用。后来在拉玛三世执政时，又由当时的皇族高僧瓦吉罗纳那亲王（即拉玛四世）先后两次由锡兰借来了巴利圣典七十卷作参考，修订了拉玛一世本后，又抄录出七部保存，其中的一部，据说装帧得非常精致。

⒉贝叶刻本──用针形笔把文字刺写在贝叶上的佛经。这种刺写本除了僧伽罗文外，还有中国傣族地区的西双版纳傣文，老挝和泰国北部的傣允及缅甸掸邦的景东一带的贝叶佛具，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⒊仿贝叶的漆写本或墨写本──缅甸的古巴利体字母佛典，大多是用墨漆写在较贝叶略为宽大的纸质或铜质的红漆描金的薄片上。中国德宏傣族地区因为不产贝叶，佛教徒所供诵的佛典都是构皮棉纸装订的墨写本，西双版纳、临沧和孟连等地，还有一些折叠式的裱本；这些大小形式不同的写本基本上和汉族地区的这一类型差不多。中国傣族地区的巴利语系佛典，从总目上看来，是包括了全部三藏的音译及意译各经在内的，而且还有着不少的其他藏外典籍。 现在已经编印出版的上座部三藏，共有以下的几种︰

（一）巴利原典

⒈僧伽罗字母本，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在锡兰出版的佛典有长部、中部、相应部及增支部各经。佛涅盘二千五百年纪念时，锡兰决定把全部巴利三藏译为僧伽罗语并与巴利三藏同时出版，现正在印刷中。

⒉泰文字母的排印本。属于全藏的有两种︰一为拉玛五世时1893年的曼谷版全藏，系根据拉玛三世时写本修订后付印的，共三十九卷，印刷了一千部，尚缺《小部经》中的〈本生〉、〈譬喻〉、〈天宫事〉、〈饿鬼事〉、〈长老偈〉、〈长老尼偈〉、〈诸佛谱系〉和〈所行藏〉各经。后来拉玛七世于1928年又印行了四十五卷的全藏一千五百部，并补排了拉玛五世曼谷版所缺的各经。此外，泰国还有把全部二万四千页的贝叶三藏缩编为一百零八筴，印刷在一千六百二十张贝叶上的简本全藏及专为雨安居时念诵而编印的各经，共九十筴，以便在三个月的雨安居中每天诵完一筴。

⒊缅甸字母本。曾先后出版过包括律藏、经藏中的《长部》各经和论藏的二十卷、二十一卷、三十八卷和三十九卷等四种版本。从1956年至1960年间又校勘了全部三藏，其后又印出了巴利和缅甸语译文的两种版本的全藏，五十一卷本的注疏和十一卷本的解疏。

⒋印度的天城体梵文字母本。虽然，这部藏经远在六十年前即已计划编印，但最近几年来才开始出书，现已印出包括经律部分的二十卷，还在陆续地编印中。

⒌英国巴利圣典协会版的拉丁字母本全部三藏六十五卷和注疏。

（二）译文

除了缅甸语译本已在上面提到外，还有以下的几种文字︰

⒈日本出版的《南传大藏经》共六十五卷，系根据巴利圣典协会本译出，未包括全部注疏在内，藏外部分只有︰《弥兰王问经》、《岛史》、《小史》、《清净道论》、《一切善见律注序》、《摄阿毗达磨义论》及《阿育王石刻》等。

⒉中国的《普慧大藏经》中有从日译《南传大藏经》转译的部份，计有︰

⑴《本生经》只有译出〈因缘总序〉和一

至一五0个本生故事两卷。

⑵《长部》经典一至三十四各经共两卷。

⑶《中部》经典的根本五十经一卷。

⑷《发趣论》一卷。

⒊英译本。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先后出版的英译上座部佛典，几乎概括了全部三藏，收编在《东方圣书》和《佛教圣书》之内，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选译本或节译本等。如《律藏》大小品即有三种不同的译文。

⒋其它的欧洲文字，如德国、法国等的三藏零散译文大约共在二十种左右。

⒌柬埔寨王国于佛历2472年（西元1928）起即组成三藏委员会，从事南传佛典的柬语翻译工作，经过僧俗学者十一年来的不懈努力，已在佛历2482年（1938）完成了这项艰钜的工作，共译为一一0卷，现已出版六十七卷。

⒍中国的两种傣文佛典译文。都是贝叶或纸写本，基本上包括了全部三藏各经在内。

⒎寮文字母的南传三藏，不论是巴利原典或译文可能还没出版过。

◎附二︰Charles Eliot着·李荣熙译《巴利系佛教史纲》第六章（摘录）

巴利文经典最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缺乏同情心的读者最感厌倦的特点，就是单字、语句和整段文节的重复。这一部分是文法或至少是文体所产生的结果。巴利文造句法的简单性以及很少使用从属子句，导致了相同的片语有规则地并排平列，好像地板上的木板条一样。用几个主词，例如五蕴，来叙述某一件事时，很少发现有一个单独句子包含一个复合的说明。一般说来，首先叙述第一蕴的事，然后再照样重述其它各蕴。但是这种文句冗长的特性，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长时期中三藏经典只以口授相传。三藏经典以口授的形式传入锡兰一百五十多年以后，于西元前二十年伐多伽摩尼王在位时，才第一次在锡兰写成文字。这一情况使我们无须怀疑经文的真实性。因为全部印度古代文学，不论是散文或者诗歌，都是以口授流传下来的。甚至在今日，如果全部文稿和书籍都遗失了，大部分古代文学都能够复原。佛教徒没有像婆罗门那样制订详细规则来保存和记忆他们的圣典，而且在佛教初期他们具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佛教教义不是需要背诵的符咒，而是应该理解和付诸实践的原则。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背诵佛陀的言教，而且也许获得成功，把这些言教变成最广泛使用的方言。背诵整部吠陀经典以及附属论文，即有关仪式、韵律、文法和世系的附属论文，这是当时常见的事（在印度现在仍能见到这一现象）。有这样的记忆力，那是不难记住一系列说教中的要点的。佛陀逐日说法，大约有四十五年。他虽然有时谈论特殊事情，但他无疑有一套讲词，经常重覆讲用。由于他不断地迁移地方，向新听众说法，所以不致有人反对这样的重覆。在他的弟子中间有受过训练的婆罗门信徒，在他逝世时必然有许多人，也许有几百人，已经背熟了他的主要言论的概要。

但是一段说教不如一首诗或以某种记忆法编写的材料那样容易记忆。一个明显的帮助记忆的方法，就是把说教分为若干标题，冠以数目，每一标题附带某种显著的短语，如果这些短语能够重覆，那就更好。因为一个预定的公式在许多适当的地方出现，就能保证正确无误。

巴利文经典令人生厌的机械性的重覆叙述，也可能一部分是由于僧伽罗人不愿遗失外国传教师传授给他们的圣语，因为达到这种程度的重覆并不是印度文体的特点。这种情形在梵文佛经中不是像巴利文佛经那样显著，但是在耆那教文献中却非常明显。适当的使用复述文体是《奥义书》的特色，我们在《奥义书》中发现有反覆叙述的公式，还有按照一个方式构成的连续片语，只有少数几个字不同。

但是我仍然觉得重覆叙述不仅是说教记录的特点，而且也是说教本身的特点。我们持有的版本，无疑地是把一段自由说教压缩成为编有号码的段落和重覆叙述的产品。佛陀所说的话一定比这些生硬的表格更为活泼柔软得多。（中略）

三藏经典的可靠性必须用印度口授相传的标准来予以判断。它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历史感，这一点我们一再注意到了。印度史传家忽视重要事件，他们记载的事情都是模糊不清，事情的规模和连贯性以及年代都不可查考。他们常常在很小的事实基础上，或者根本没有基础，就建立起一个故事的结构。但是故事一般是很明显的，所以过去历史学家的困难不是在于被这些故事引入歧途，而是在于忽视故事中可能包含的真实因素。因为印度人具有良好的语言记忆力，所以他们的世系、帝王世系和地名一般说都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特别喜欢记忆人名表。他们在叙述学理方面也有真正兴趣。如果佛陀被人曲解了，那倒不是因为缺乏传达深奥思想的智慧和能力，而是因为对神学感兴趣的人往往根据自己所爱好的见解来解释教主的教义。

三藏经典说明了印度传统的长处和弱点。历史感的微弱性可以从《小品》关于提婆达多的行为的记述中看出来。《小品》的编者似乎不能对他所认为的重大事件作出清晰的记载。就是这部著作讨论寺院规则时，则很丰富而明确，而且其中记载的言论具有真实可靠的风格。在佛教经典中，印度人记忆力的优点发挥了作用。历史的连贯性是没有问题的。在经典中我们只有一段导言，说明某些人物和地点的名称，然后就是一段说教。我们从律藏中知道，僧人们应当牢记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正是他们能够背诵的东西。我认为没有理由怀疑在波罗奈所说的教法，以及《长阿含》第一篇中的重覆章节，是佛陀逝世以后不久公认为他的言论的巴利文版本。方言的变化没有重大意义。阿育王的巴布鲁敕文中记载说︰‘善法因此将久住于世。’据信这句话是引用语，而且很明确地十分接近《增一阿含》中的一段话。阿育王的原话是︰Saddhamma cilat hitikehasti，而巴利文则是︰Saddhammo ciratthi-tiko hoti。佛陀的语言和我们持有的典籍之间的差异，大致与此类似。在巴利文、梵文和同类的印度语言中，概念集中表现在单字上，而不是漫衍在全句中。这一事实就减低了语言变化的重要性，增加了表达概念的便利。因此波罗奈说教中的主要字眼，即使作为一个没有文法联系的字汇表，也是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要旨。我可以同样地设想，《长阿含》的早期经典中所记载的关于宗教生活的进程的那些重覆段节，都是佛陀本人言论的回声。因为这些段节不仅具有古风而且还有雄辩与高尚的特征。

三味是以三种味道来形象地比喻读诗书、诸子百家等古籍的滋味，分别是经味、史味、诸子百家味。

三味书屋是晚清绍兴府城内著名私塾，也是鲁迅12岁至17岁求学的地方，位于都昌坊口11号。塾师寿镜吾(晚署镜湖)，是一位方正、质朴和博学的人。他的为人和治学精神，给鲁迅留下难忘的印象。

扩展资料：

一、鲁迅眼中的三味书屋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童年妙趣生活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当中。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逼真地写出了三味书屋的陈腐味，说它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儿童在那里受到规矩的束缚。但作者并未将三味书屋写得死气沉沉，而是通过课间学生溜到后园嬉耍，老私塾先生在课堂上入神读书学生乘机偷乐两个小故事的叙述，使三味书屋充满了谐趣。

同时，书屋中学生和老师都读一些晦涩绕口的词句，更加的凸显出了旧时私塾教育的不尽人意。

二、相关历史

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地方。他于12岁那年到这里上学。第二年秋后，因祖父下狱，少年鲁迅离家去绍兴农村──皇甫庄、小皋埠避难，故学业中断。1894年夏间回家，仍返三味书屋。这样一直到大约1898年往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前半年才离开，首尾竟达六年。

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仍旧如鲁迅回忆时写的那样：“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这匾和画，解放前曾散失，解放后，党组织派干部想尽办法才找回来。

当年和鲁迅一道念书的同学，解放初还有周梅卿、章祥耀、王福林三位健在，按照这三位老同学的回忆，三味书屋恢复了原来的布置。屋子里，好像是中国旧式的客厅，这在今天的青少年看来，是会感到奇特的。学生的座位一共有11个。

鲁迅的座位排在北墙边，是一张带抽屉的长方形桌子，桌子后面放着一张略嫌低些的椅子。这儿光线很暗，空气也显得潮湿。他的书桌右角，至今还刻有一个约一寸见方的“早”字，刀法简朴挺直，它是鲁迅幼年手刻的一件极为珍贵的木刻文物。

至于它的来历，据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鲁迅上学迟到了，受到塾师的责备，他就用小刀刻下了这个方方正正的“早”字，来督促、提醒自己不要迟到。从此，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三味书屋

为什么去印度取经的玄奘能听懂本地语言？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现代历史学界对玄奘身份的定义时，会经常将他定义成一个翻译家，也就是说玄奘本人就是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大翻译官。

中国古代会外语的人也很多

其实中国最早出现翻译的年代非常久远。早在周朝时，就有关于翻译的记载了。古籍《册府元龟》里记载：

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意思是周公摄政的时候，越裳国派了三个口译员（象胥）来朝贡，并且说因为路途太远，山川阻隔，所以派三个翻译官，一个传一个地翻译，翻译三次才能翻译成周公能听懂的语言，完成朝贡的使命。这就是儒家经典《尚书》里“重译献雉”的典故。

而到了秦汉时代就有了“九译令”、“译令官”等专职翻译官，后来历朝历代官方也都会招募培养专职的翻译人员。所以翻译在古代中国也并不是一个特别稀罕的职业。

玄奘也是外语大神

而玄奘生活的年代是唐朝，是中国古代除了元朝之外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朝代，玄奘所生活的城市又是长安，是一个按现代标准都非常国际化的城市，玄奘日常生活中可能天天都会接触到一些生活在唐朝的外国人。而且玄奘是个僧人，需要大量学习佛教经典，而最早的佛经其实都是从印度的梵文翻译成汉文的，所以玄奘在学习时能接触到一些原文经典，甚至学习一些梵文也是非常正常的情况，所以玄奘会一些外语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了。

有史书记载，玄奘早年就曾经跟随来华的西域僧人学习梵文。既然是西域僧人，那么玄奘所学习的应该就不仅是印度的梵文了，恐怕还会有一些西域国家的语言。而玄奘西行之后，也曾先到了今天克什米尔地区的迦湿弥罗国进修梵文，所以玄奘真正到达印度的时候，梵语应该已经说的非常流利了。

隋唐时期是中印金丹术交流的高峰时期。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所录印度医方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婆罗门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由于这些方书的翻译，印度金丹术的某些知识也同时介绍到我国。如《千金翼方》记载有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养长生不老丸和耆婆汤等都是源于印度，王焘《外台秘要》天竺经中介绍了印度早已应用于眼科的矿物药如硫酸铜、硼砂、明矾等。印度八分医方中，列为第七的是长命药科论。唐代帝王酷好长生药，除请教道家的金丹术士外，也多方向印度寻求灵药。《酉阳杂俎》卷七记载，在六四八年，“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迩娑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飙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亻去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若欲取水，以骆驼髑髅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唐太宗还派人到全国各地采怪药异石，甚至派使者到印度去采访名药。但那罗延娑婆寐造的药并无奇效，太宗只好听任去留，但他因年老体衰无法返国，死在长安。高宗即位，又从东天竺迎来卢迦逸多，任怀化大将军，派往印度，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可见，印度金丹家那罗延娑婆寐和卢迦逸多在长安和中国宫廷名医、金丹家有过一定来往，曾共同研制一种新药，以求返老还童，但没有成功。公元716年，因为印度人要求唐玄宗派使者前去采购珠翠奇宝，宣称狮子国有灵药和养医之妪，玄宗便叫监察御史汤范臣和印度商人出使斯里兰卡。之后，屡宾、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国多次进献精制药物，这些药物无非是所谓的长生不老灵药，其主要来源地是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隋唐时期中国金丹术在印度也很有吸引力，受到印度金丹家的普遍赞扬。公元647年唐太宗下令由玄奘法师合同道士蔡晃、成英组成一个三十多人的译经班子，将老子《道德经》逐字逐句译成梵文。这部梵文《道德经》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就送到了东天竺迦摩缕波国童子王的手中。阿萨密的许多习俗和礼仪从此染上了道教的风气，几乎与道教仪式并无两样。随着道教在印度的流行，作为道教组成部分的中国金丹术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说：“神州药石，根茎之类，……香气茅郁，可以蠲疾……长年之药，惟东夏焉……四海之中，孰不钦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的金石药物和草药就可以免除疾病，至于长生不老的丹药，更是只有中国的最灵，因而备受印度人的推崇。

古代印度的典籍之多，真是孙悟空也背不回来

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荷马史诗，可谓是古希腊文明的源泉，为古希腊人保留了很多历史记载、神话故事和文学诗歌。古希腊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后世的西方学者，经常引用荷马史诗，从中汲取营养、智慧和佐证。我国古代的《诗经》也有类似的作用，但诗经的篇幅无法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诗经共311篇，而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共48卷，约2万8千行。

 

而印度史诗《梨俱吠陀》规模更为宏大，有4万多行诗。并且成书年代要远远早于荷马史诗和《诗经》，一般认为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它是人类保持至今最早的诗歌集。

《梨俱吠陀》是雅利安人在祭祀、祭神时用以唱诵的，早先没有文字，靠世代口口相传，成书为后世笔录。“梨俱”意为“赞颂”，“吠陀”本意是“知识”或“明”，可理解为“赞颂明论”。

 

《梨俱吠陀》之后还有三部吠陀：《娑摩吠陀》（歌咏明论）、《耶柔吠陀》（祭祀明论）、《阿达婆吠陀》（禳灾明论）。

《娑摩吠陀》是歌曲集，有1549首圣歌。《耶柔吠陀》是祭祀用的祷文集，共84章。《阿达婆吠陀》是密语和符咒的总集，共20卷，731首诗。

这四部吠陀称“吠陀经”。吠陀经的注解书是“梵书”。“梵书”又分为《仪规》、《释意》、《极意》。其中《极意》最为重要，《极意》有多部，以《森林书》为最重要。《森林书》又有多部，以《奥义书》为最重要。印度各教派哲学大多从《奥义书》来，相传有108部。

《森林书》是哲人们栖居于森林深处苦思冥想后撰写的，属宗教哲学书。（印度通用的季节分法是三季：暑季、雨季、凉季，暑季酷热，人们常躲进树林乘凉）。《奥义书》是探索宇宙奥秘和吠陀启示的精华之作，意味“深奥的论述”，是关于自然现象与事务的神学推理，是关于至上灵魂（梵天）的性质的推理。

 

吠陀文献的最后一部分是《经书》，是研究吠陀各学科的简明论述，可独立出来。经书又分广义、狭义两种。广义六类：声调学、音律学、文法学、难字集解、天文学、礼学；狭义（礼学）三类：所闻经、家范经、法经。从生到死、从此生到彼生都包括了。

以《法经》为例，讲述人们的社会职责、行为规范和宗教义务，可以说是印度最古老的法律学著作。《法经》中有部分叫《法论》，以韵文写成，现存八十多部。《法论》中论政事的叫《实利论》，共五派十三部。

吠陀文献的编成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阶段是《梨俱吠陀》的前九卷。第二阶段是《梨俱吠陀》的第十卷和另外三吠陀经、梵书成型期，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经书》编成最晚，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后200年。

 

吠陀文献还只是印度古代典籍中的一类。以史诗为例，印度史诗是讲故事的形式，吠陀用梵文写，而史诗用俗语写成。以对句构成，每句分16音节，两句为一对，末尾有抑扬的声韵。

史诗数量很多，最重要的是两部：《摩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其中《摩柯婆罗多》共10万对句，8倍于荷马史诗。这部史诗主要描写部落战争，也叫“大战争史诗”。《罗摩衍那》有24000对句，讲述一个王子复仇的故事。

公元前后，有许多的仿两大史诗的历史著作，称为《往世书》，有十八部。

这些印度古籍记录了印度古代历史的方方面面。如种姓制度的二分格式（皮肤颜 别，分割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最早见于《梨俱吠陀》第九卷。第十卷则已经可以看到种姓制度的四分格式。

 

印度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的生活也有影响。如“业”、“轮回”这两个概念，最早见于《奥义书》。来生是幸福是悲惨，取决于今生，与西方的上帝支配人不同，印度人和中国人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