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鱼尾

版心中间用作折页基准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只有一个鱼尾的称为单鱼尾，上下各有一个对称的鱼尾，称双鱼尾。

2、白口、黑口

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其中粗线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线叫小黑口或细黑口。

3、四周双边

四周双边是板框的一种，板框指书版四周，有四周双边，四周单边，左右单边等。版面四周的粗线，也叫边栏。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有的印页版框上下栏单线，两旁双线，被称为"左右双边"或"左右双栏"。

扩展资料

1、善本

指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方面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文献，如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或反映某一领域某一事件资料方面较有系统的稿本，

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能反映古代印刷技术发展的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等。

2、墨丁

亦称“墨等”。用一与文字大小相同之四方黑块以示阙文，或因校勘处文字校长，以示需另外刊补。自南宋时始用此法，如陈道人书籍铺本所刻《三唐人集》，其中颇多“墨等”。另外，尚有在“墨等”之上加刻阴文，称之为“墨盖子”。

3、毛边书

就是不切边的书。过去书版刻好后，书店印几部不切边的毛边书用来校对。一些著名的好书，爱好该书的人往往通过关系将毛边书借出来，或者干脆索要一部。

收藏家觉得这种书别有一种“原始”的风味，故此也开始收藏这种“毛边本”，后来书铺就专门发行少量这种“毛边书”供收藏者收藏。不仅我国的古籍，就是后来的西式书籍也有这种“毛边书”，连西方也有发行和收藏这种“毛边书”的。

——古籍术语

“断烂朝报”一语，最早出自王安石之口。自宋代以来，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个比喻是王安石对经书《春秋》的指斥。这一逸事，研究思想史、学术史乃至历史的人，大多熟知。

经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民族融和，到了大一统的唐代，胡汉语境本来已经淡漠，不过，承继五代的政治地理，宋代紧张的民族关系，又重新强化了华夷意识。这一现实背景，让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春秋》地位升高，备受重视，带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大凡带上象征意义的事物，是不容轻易置评的。比如之所以不能轻易否定岳飞，不能轻易肯定秦桧，不光是基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还有象征意义带给人的感情因素掺杂其中。王安石斥《春秋》为“断烂朝报”，在宋代饱受非难。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李幼武接着朱熹编的《名臣言行录》，以及理学家胡寅、真德秀也都以此指责王安石。

《春秋》不仅讲尊王攘夷大一统，还有以微言大义的笔法，褒贬历史人物。这就让《春秋》更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意义。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从此可以仿效《春秋》，以微言大义让乱臣贼子惧。《春秋》的这一作用的阐发强化，使史书不再仅仅是作为资治的通鉴而存在，更成为高耸的穿越时光的历史耻辱柱。让昏君乱臣都不敢肆意妄为。大哉，《春秋》！

《春秋》一经，拥有如此多层的伟大意义，王安石居然斥为“断烂朝报”，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么，王安石真的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了吗？宋人多数对此深信不疑，只有微声稀音表示了异议。程颐的弟子尹和靖就说：“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据此，南宋林希逸在其《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八《学记》中为王安石鸣冤：“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之语为荆公之罪，亦冤甚矣。”

这件公案，经过清人蔡上翔等人全力发覆，几乎可以断言，这是泼给王安石的一盆脏水。当代《春秋》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赵伯雄先生指出：“通览王安石全部著作，无一语诋《春秋》者，反而多次引用《春秋》传义。”

不过，王安石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见于宋朝国史，因此，在《宋史·王安石传》中也有记载。见于国史也未见得着实，争议甚多的王安石变法，让倾向于否定王安石的国史传记问题颇多。尽管如此，从《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一事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丝破绽来。传载：“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中的一个“戏”字。戏者，玩笑也，当不得真。

从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的转引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其高弟弟子陆佃师农、龚原深父并治《春秋》。陆著《春秋后传》，龚著《春秋解》，遇疑难者，辄目为阙文。荆公笑谓：阙文若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盖病治经者不得经说，不当以阙文置之。意实尊经，非诋经也。

这段记载尽管我还没有找到原始出处，相信《宋史》本传中的那个“戏”字，就是由这段逸事而来。而这段逸事所述便是王安石说《春秋》为“断烂朝报”的具体语境。本来王安石是一种反讽的假设说法，犹如说“夔一足”。以讹传讹，“断烂朝报”就落实成为对《春秋》的指斥。

为王安石翻案，并非此文的本意。我感兴趣的是王安石对待文献的态度和处理对文献的认识。

其弟子研治《春秋》，遇有解释不通处，便视为文字有脱阙。对此，王安石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史书的《春秋》就成残缺不全的文件汇编了。显然，王安石不赞同这样的认识，以及以这样的认识来处理文献中的疑难问题。

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王安石的这一“断烂朝报”的言论，对于今天校勘古籍，亦不乏启示意义。

像王安石弟子那样处理文献的往例，我在校勘实践中，也曾遇到过。聊举如下。

这是在校勘曾巩编纂的北宋前期史书《隆平集》时所遭遇的实例。在卷九《弭德超传》中，有“怒王显等居其上”之句，清人彭期七业堂刻本在“王”与“显”之间空出三行。检《四库全书》本，则于“王”下注一“阙”字，并空出三行，以示脱阙。根据我的检核，收录于《四库全书》的《隆平集》底本正是七业堂刻本。四库馆臣见底本有三行空余，以为此处有脱文，故注一“阙”字，且亦依样空出三行。然检《东都事略》卷三三《弭德超传》载：“德超怒显居其上，诟之，且曰：我有安社禝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骂曰：汝辈当断头，我度上无执守，为汝辈眩惑。显以闻。”《宋史》卷四七《弭德超传》并《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子条所记略同。据此可知，此处原本不阙，底本由于刻板原因，余出三行，四库馆臣不审视内容如何，便误以为底本原有脱文，很负责任地注上一个“阙”字，还依样空出三行。殊不知大谬。

同样的情况还见于他处，同卷《曹彬传》于“虽克新城，破涿州”之句，彭期本在“破”与“涿”之间空出一行，四库本亦于“破”下注一“阙”字，并余出相当于一行字数之空缺，以示脱阙。而检之《东都事略》卷三三《曹彬传》载：“雍熙三年，诏彬将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之师，与潘美等北伐，败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与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战于岐沟关，我师败绩。”又《名臣碑传琬琰集》中集卷四三所收李宗谔撰《曹武惠王彬行状》亦载：“三月，破虏固安南，斩首千余级，克其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来援，大破其众于城南，获马五百匹，杀奚酋贺思相公。四月，又与米信破虏于新城东北，斩首二百级。五月，与虏战攻歧沟关，王师不利。”据此可知，此处原本不阙，也是底本由于刊板原因，余出一行，以此为底本之四库馆臣又误以为此处脱文，故注一“阙”字，且亦依样空行。

另外，卷一三《戚纶传》“诈为灵木石之异”之句，“诈为”之下，彭期本原有一墨丁，且于传后记有校语云：“原本灵上疑脱神字。”据此，四库本记入一“阙”字。按，检与《隆平集》此传几乎一字不易之《名臣碑传琬琰集》下集卷七《戚学士纶传》，知此处并无脱阙。

对于四库本上述所注“阙”字处，除了运用以上的他校进行考证之外，我还核对了上海图书馆所藏之董氏万卷堂刻本，亦并无脱阙。

由以上几例可见，四库馆臣是从底本空行等表面形式上来判断《隆平集》上述几处存在脱阙的。这跟王安石弟子不解《春秋》上下文联系而认为存在阙文一样，都是属于主观臆测。诚然，古籍文献中不乏文字脱阙现象，但大多数文献并非都是不可卒读的“断烂朝报”。

以不阙为阙，诚为古籍整理时常常遭遇的一个问题。

像王安石弟子和四库馆臣那样具有警惕意识和怀疑精神自然很可贵。不过这种警惕意识和怀疑精神必须要落到实处，得以印证，不能以推测代替结论。那么，如何判断文献是否存在文字脱阙呢？从校勘学入手，需要检核其他版本的异同，来进行判断是否存在脱文。不过，这还是属于技术上的操作，不够有力。最有力的方式，当是技术层面的操作与内容考证相结合。上述几例就是先从其他相关文献证实内容上并无脱阙，然后又从版本上加以印证，并寻觅出显现出貌似脱阙的原因。校勘古籍，一定要深入到古籍文本的内容当中，不能只做机械的“点书匠”。过去刻制书版时书写的工匠，虽然写得一手好字，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解书写的内容，所以往往致误。机械的“点书匠”，亦犹此也。

王安石“断烂朝报”的笑谈，四库馆臣的教训，给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的启示良多。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