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亦号海若，又号清远道人，别号玉茗堂主人。临川人。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

从小天资聪颖，刻苦攻读，“於古文词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他不但爱读“非圣”之书，更广交“气义”之士，透过积极的社会活动，铸就了正直刚强，不肯趋炎附势的品格。青年时代因不肯接受首辅张居正的拉拢，结果两次落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三十三岁，即居正死后次年，始中进士。但他仍不肯趋附新任宰相申时行，故仅能在南京任太常博士。后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又迁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在职期间，与进步的东林党人邹元标、顾宪成等交往甚密。万历十九年（1591），上《论辅臣科臣疏》，历数神宗皇帝在位二十年间，朝政腐败，科场舞弊，弄臣贿赂，言路阻塞等弊端，因而触怒了神宗，被谪迁广东徐闻县典史。一年后，又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清廉简朴，体恤民情，修相圃书院及演武堂，下乡劝农，平反冤狱，惩处地方恶霸，深得民心。终因不满朝政腐败，於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回临川闲居，寓所号“玉茗堂”，致力戏剧和文学创作活动，终其一生。

显祖十三岁即师事泰州学派的哲学家罗汝芳。后来又非常景仰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的李贽，并提出了“情至”说，所谓“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题词》）。以此肯定“情”是生活的客观规律，与封建主义“理”的教义相对立。这种先进的哲学观点，同复杂的政治斗争历程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溶汇在一起，为他的创作活动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显祖在文学思想反对以王世贞为首的拟古派，主张抒写性灵，明确申述：“予曲中有讥托。”他一生写了二千二百多篇诗文，颇多佳作，特别是《感事》、《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等诗作，把矛头直指封建皇帝，其大胆、尖锐，为同代诗作所罕见。

他尤其热爱戏曲艺术，收藏元人杂剧达千种，各本佳句，都能口诵。他约在二十八岁（1577）时，始作《紫箫记》，因被时人议为影射“秉国首揆”而辍笔。但他志向未泯，十年后（1587）又改为《紫钗记》。由是一发而不可止，於一五九八年弃官返乡后作《还魂记》（《牡丹亭》）；一六零零年夏作《南柯记》；一六零一年秋作《邯郸记》。这四大传奇均有梦境构想，故并称“临川四梦”。

他的剧作，植根於现实生活的土壤，同时又显示出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代表作《还魂记》，以强烈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无情地挟击了腐朽封建道学的理念束缚，描写了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梦中相爱，醒后寻梦不得，抑郁而死。其后梦梅掘坟开棺，丽娘复活，深刻地表达了作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思想。丽娘之父杜宝的封建卫道士嘴脸，被揭露无遗。尤其是主人公杜丽娘困於礼教束缚的复杂细腻哀愁和坚定执著的反抗性格，被作者以文彩瑰丽的妙笔，刻划得入木三分：“原来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数百年来，为人们唱得口角生香。时人谓“《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擅才情则推临川；临川胸罗二酉，笔组七襄，玉茗四科，脍灸词坛。”（沈宠绥《弦索辨讹序》）“《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称古今绝唱。”（清姚燮《今乐考证》）《柳亭诗话》及《黎潇云语》还记载当时有少女读其剧作“忿惋而死”及杭州女令演“寻梦”时感情激动，卒於舞台，足见其影响之巨，感人之深。

《紫钗记》主题思想同样体现著作者的“情至”观念。它透过爱情题材，反映政治斗争，鞭挞了封建权贵卢太尉，歌颂了理想的义侠黄衫客，使剧作具有更深的思想意义，这是同作者在政治活动中的亲身体验有著密切的关系的。

《南柯记》和《邯郸记》，是寓言性的讽世剧。二剧借梦中之景，写现实之事，举凡社会的病态，人情的险诈，官场的黑暗以及知识份子的种种心理活动，均跃然纸上。剧本布上了一层“色即是空”，“浮世芬芬蚁子群”的佛家和道家思想的迷雾，流露出消极的厌世情绪，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和历史的局恨。但从主要倾向来看，仍不失为杰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戏曲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位置。

显祖在戏曲批评和表、导演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他透过大量书札和对董解元的《西厢记》、王玉峰的《焚香记》等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尺牍《答吕姜山》）。他和以沈景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吴江派作家进行了顽强的论争。尤其是作为一六零二年前后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不仅记述了弋阴腔的演唱情况，为我国戏曲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而且对表、导演艺术发表了精辟见解，强调演员要体验生活，体验角色，领会曲意，在生活上和艺术上严以律己，以人物的感情去感染观众。他自己勤於艺术实践，“为情作使，劬於伎剧”，同临川一带上千名演唱海盐腔的宜黄班艺人保持著广泛的联系，实际上成了地方戏曲运动的领袖。他还亲自为演员解释曲意，指导排练，“自踏新词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

他的作品和戏剧活动，影响深远。师法於他的“临川派”戏剧家，在明代有吴炳、孟称舜等；在清代有李渔、洪升、蒋士铨等。直到今天《四梦》裏的许多精采片断还保留在昆剧舞台上。石淩鹤改编的赣剧弋阴腔《还魂记》，还被摄成彩色影片，深受广大观众欢迎。显祖不仅属於中国，也是世界文化伟人之一。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将他和莎士比亚并称，为东西方交相辉映的两颗明星，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在本世纪初，他的创作便不断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去。日本文学家山口大学教授岩成秀夫的《中国戏曲演剧研究》，认为显祖虽比日本大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早一百多年，其成就却远胜於后者。他的剧作、诗文，自明代以来刊本甚多。其戏曲不为精代统治者所重视，《四库全书》只存目诗文《玉茗堂集》二十九卷。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包括他的全部作品的四卷本《汤显祖集》，参照了历代刻本，详加校勘，是迄今较为完善的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二年先后将戏曲和诗文分别从《汤显祖集》中抽出单独出版为《汤显祖戏曲集》（上、下），使之更为广泛传流。

乾家三大考据著作的异同

浅析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异同

考证（或称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研究方式。表现在史学方面，历史考证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要研究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异同，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这两种考证学的大致背景与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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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是我国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考据学风盛行，许多学科都以考据为治学的主要手段。清代乾嘉时期，一则由于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二则由于清王朝稳固的政治以及繁盛的经济；三则由于清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学术领域考证之风盛行，形成了清代学术史上著名的乾嘉考据学派。乾嘉考据学以戴震、钱大昕、惠栋、王鸣盛等人为代表，其中又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乾嘉考据学主要从事对古籍的校勘、辨伪和辑佚，对旧史的改写、补作和考证和对方志、谱牒与工具书的编纂等。乾嘉考据学以求真求实的精神为人们称道，到了清代晚期，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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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世致用的精神。乾嘉考据学派在辨别古书的真伪、提倡疑古精神、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初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之后迅速崛起，并在30年代前后取得主导地位。在这一热潮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以其精湛的史学研究，出色的史学成就雄居史坛，为20世纪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新历史考证学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而又大大发展了这个传统，是远非乾嘉考据学所能比的。新历史考证学的具体内容及特点将在比较它和乾嘉考据学的异同时再仔细介绍。

一、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相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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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新历史考证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所以，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有许多相同之处。

（1）、二者都体现出实证精神。

新历史考证学受近代西方实证史学的影响主张研究历史完全依靠实证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理论，这与乾嘉学派的治学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乾嘉学派治学推崇“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态度。研究历史，说明问题，需要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据不足就不能说明问题。清代“顾亭林考证古音，他的方法极其精密。例如‘服’字，古音不读‘服’音，而读‘笔’音，他为了考证这一字，立这一说，举出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实。”又如胡渭著《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一书，用比较严谨的考据方法，证明古文尚书系东晋的伪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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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之一胡适提出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相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他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于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来的。“大胆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挣破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求证”即是要求人们不能停在假设或可能的路上，而要进行证明，小心的证明则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在证明过程中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更不能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充当事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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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半点马虎，千万要“小心”。另外，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克服了乾嘉学派大多注重文献资料的缺陷，进一步完善了求真求实的方法。

（2）、二者都具有疑古和学术批判精神。

乾嘉学者已经开始注重学术的批判精神。他们不仅对宋学不尊重事实的做法持批判态度，而且也注重学派内部相互的学术批判和自我批判。如戴震主张从事考据必须有“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已经具备了一种初步的求是精神和严谨态度。

在清代的乾嘉时期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占据支配地位的还是程朱理学，而在学术界蔚然成为风气的则是汉学。尽管汉学家们以注重客观、讲求实际相标榜，但实际上谨守汉儒家法，门户观念甚强。他们大多认为“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甚至信古崇汉到盲从的地步，说什么“汉法疑经，则治以非圣无法之罪”。在他们看来，汉学以外的一切学问都是伪学：“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崔述对这种学风很不以为然，他在《丰镐考信别录》卷三《洪范补说》中批评道：“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为考事之真伪、论理之是非，崔述即对宋儒的义理心性空谈不满，也不信从汉儒的经说：“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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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的这种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精神在新历史考证学中也得到体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不仅直接传承了胡适的存疑主义，而且究其根源也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崔述等人的学术思想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来源。他说:“辨证伪古史方面”，“除了承受崔述的辨证以外，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很少”，“《易》本来是卜筮，《诗》本来是乐歌，我们不过为他们洗刷出原来的面目而已；所以这里所云建设的意义只是‘恢复’，而所谓破坏也只等于扫除尘障。”他怀疑《易》不是神农伏羲的圣经，《诗》也不是文武周公的圣经。他说他到了北大，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后，感到治史须走“批评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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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由此可见，乾嘉学术在治史方面对顾颉刚是有很大启发的。

（3）、二者都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

乾嘉学派中提倡经世致用的非章学诚莫属，对于史学的宗旨，章学诚明确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他在《文史通义》中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阐发。章学诚认为，研究历史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坚持详近略远的原则，注重研究当代史；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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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社会特点，使研究符合时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开风气之先，千万不可为世风所囿。

在考据之风笼罩的时代，章学诚大声疾呼经世致用，试图改变那种脱离现实、埋头考据的不良学风，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历史考证学在面对民族危机的时候，也格外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如傅斯年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东北的野心，为了对国人进行历史和国情教育，组织编纂了《东北史纲》。他为揭露日寇企图吞并全中国的阴谋，反对对日妥协和投降，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于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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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其主旨是“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呼吁人民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至于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以研究东北史地，在重庆创通俗教育馆、办《文史杂志》，以通俗浅近语言宣传历史、唤起民众的抗日情绪。

二、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不同点

（1）、新历史考证学推崇科学主义，乾嘉考据学仍然封建保守

这是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学术迥然不同的时代品格造成的。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激烈地批判旧史学主观盲从、闭塞保守的瘤疾，要求冲破旧史以帝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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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束缚，改变为以民众活动、社会生活为中心，叙述历史的进化求其公理公例。其“新史学”的主张实已朦胧地具有史学科学化的意识。至“五四”旧时期西方近代新学理大量涌入，“科学主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追求史学的科学化更成为兼具扎实考证功力与革新意识的史家自觉努力的方向。胡适反复阐发的实验主义方法，顾颉刚倡导“打破偶像”，傅斯年强调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陈垣为推动建立现代文献学学科所作的努力，都以各具特点的风格反映了追求科学化这一共同的时代取向。而传统的乾嘉学派仍局限在封建内部的史料考据，很少接触以及吸收西方外来的史学思想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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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思路不同

较之乾嘉史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个重大转变就是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思路已经接近现代史学的研究路数，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以经学为中心转向以史学为中心。历来考证学的中心是经学，即使如钱大昕、崔述等史家也强调以史翼经，以史附经，考史须折衷于《六经》，这是束缚考证学更新的枷锁。但到新历史考证学者便不同了。他们的考证中心已转向史学，诚如吴其昌在描述王国维学术转变时所言：“岁先师非经学家，其治经学的主旨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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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证古史，先师晚年专治西北地理史事”。王国维把考证学的中心从经学转向史学，这是近世学术史上的大突破。与王氏一样胡适、陈寅恪、陈垣等人的考证研究的中心也在于史学领域。

其次，从抱残守缺转向吸取新事物。清儒称考证学为“古学”，其倾向是“好古”。但新历史考证学者已开始大量吸取新事物。这些新事物除了在学术方法上的创新外，主要包括“取地下的实物”、“异族之故书”、“外来之观念”等新史料、新理论和新方法，而这些新事物，恰恰是转移一时史学之风气，引领传统历史考证学走向“新”、走向“现代”的主要助力，也是“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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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古籍整理转向考究重要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清儒考史大多局限于整理古籍。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也有对古籍的考证，并为学术界所重视。但其考证史学中最可贵的成果乃是对民族、宗教、制度、文化等重要历史问题的考究。以制度史考证为例，请如王国维对殷周制度变革的考究，陈寅悟对隋唐制度渊源的考述等，旨是琐碎的史籍考证发展到探讨制度的演变的重要尝试。可以说注重对历史问题的考究是新历史考证学者把考史之学推进到新境界的一个主要标志。

最后，从单纯的史学考证转向开始总结考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方面陈寅恪、陈垣的贡献最大。陈寅恪汲取前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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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发明了考证史事的公式，即先确定旧“时”和“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相较而言，陈垣更注重对考证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诸如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等，皆是他总结史学考证经验的结晶。应该说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间，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老一代学人，已为我国历史考证的科学方法完成了建基工作。

新历史考证学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与超越，20世纪新历史考据史家在继承发扬乾嘉考据思想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促进了民族史学的近代化。他们或对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进行肯定与阐发，或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考据的方法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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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或指出其流弊而加以修正，或在领会其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提出考据学方法的新见解，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考据学，不仅建立了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而且在利用新的方法整理史料等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使史料与史学的整理研究工作提高了一个层次，其意义是深远的，对传统史学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汤勤福主编，《中国史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02月第1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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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整理：《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圣谕广训》是由清朝官方颁布，并运用政治力使之广为刊行的官样书籍。《圣谕广训》一书的内文，基本上分为康熙〈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广训〉两个架构。〈圣谕十六条〉乃摘录自康熙九年（1670）所颁上谕， 每条七字，结构工整，兹列于下：

1、敦孝弟以重人伦

2、笃宗族以昭雍穆

3、和乡党以息争讼

4、重农桑以足衣食

5、尚节俭以惜财用

6、隆学校以端士习

7、黜异端以崇正学

8、讲法律以儆愚顽

9、明礼让以厚风俗

10、务本业以定民志

11、训子弟以禁非为

12、息诬告以全善良

13、诫匿逃以免株连

14、完钱粮以省催科

15、联保甲以弭盗贼

16、解雠忿以重身命

而「广训」部分，则完成于雍正即位次年（1724）。雍正自云，期望其子民「俾服诵圣训者咸得晓然于圣祖牖民觉世之旨，勿徒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 ，因此就康熙〈圣谕十六条〉各条目，逐一「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 ，而创作了十六篇短文，及一篇序言。至此《圣谕广训》一卷于焉问世（后简称《广训》。

《广训》出现后，不仅被颁发于各地，清朝政府还一再发挥其政治力，命令及诱导官民阅读该书。《大清会典》即载：「雍正二年，御制《圣谕广训》万言，颁发直省督抚学臣，转行该地方文武各官暨教职衙门，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讲读。」 对此，《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圣谕广训」条（乾隆四十七年十月）说得更清楚：

「方今（注：即乾隆）布在学官，着于令甲：凡童子应试、初入学者，并令默写无遗，乃为合格；而于朔望日，令有司乡约耆长宣读，以警觉颛蒙。盖所以陶成民俗，祇服训言者，法良意美，洵无以复加云。

意指清朝统治阶级除「命令要求帝国各地区都要于每月初一、十五朗读该读本之一部分」 外，还要求清朝士子凡求取科甲功名者，需熟读该书，无论县考、府考或科考，其中必有默写《圣谕广训》之考试，非但不可有错，亦不得误写或添改。」

自康熙以来，《广训》条文的定期朗读，即与明以来的乡约制度相结合，成为「圣谕宣讲」传统之始。 「圣谕宣讲」后来成了有清一朝地方施政的要目之一，和中国各地民众的团体活动之一。各级官员皆需于每月两次（朔望或初二、十六）举行公开集会，对百姓进行宣讲，并解释《圣谕》。 而雍正《广训》颁布后，「圣谕宣讲」则以该书为宣讲的主要内容。

再者，也许为求宣讲时，平常百姓得以了解「万岁爷的意思」，当时陆续地出现了许多白话解释版的《圣谕广训》。此因定期举行「圣谕宣讲」，本来为的是让被统治阶层通晓并遵行《广训》的条文规约，然而雍正《广训》以简洁文句写成，一般乡野间不识字的百姓们无法了解；加以定期宣讲时，各级官员也需说话材料，因此地方上出现了一些《广训》白话解释本。这些口语化的《广训》版本，极便于宣讲时所用，因而为各省官员所反复刻印，种类极为繁多。然而其中最有名的是《圣谕广训衍》，以及道光三十年敕颁的《圣谕广训直解》。

为了防备来自帝国内部的威胁，叛教时代之后，异端审判庭被组建，虽然审判庭监视着帝国内外的一切动向，但异端审判庭和猎巫人们关注的主要方面是对无约束的灵能者、异教徒和变种人的揭发和裁决，由于修女会和新成立的异端审判庭的目标紧密交织，不久之后，两者便投身于为同一神圣目的而奋战的行列中并结成同盟，修女会作为国教永久的常备部队，同时也成为异端审判庭的下属武装。

作为一个已然存在的秘密组织的黑暗分支，异端审判庭是人性的守护者，人类的监护人，防范着对帝国危害不亚于外部威胁的内在软弱。异端审判庭的猎巫人都是令人畏惧的铁腕角色，或因长期呆在审判庭要塞的拷问室里而皮肤苍白，或连续数周不知疲倦的研读记载异教徒及其诡计的古籍。

一个异端审判庭审判官的来临不仅仅伴随着敬畏，还有同等分量的恐惧，因为没人知道他们的目光会落于什么地方以及疑心会降于什么人身上。

除了监视国教—— 确保帝国信徒们在信仰之战中没有逾越所授与的所有权利，以及枢机主教们没有获得过多的权利 -——异端审判庭还注视着帝国的许多其他组织：法务部，帝国军队，星际陆战队以及审判庭的同僚们，他们监护着思想和肉体的纯净，没有任何人能够例外,那些胆敢阻拦在猎巫人面前的人只能用勇敢来形容了，因为仅仅反抗一位异端审判庭的成员便可能被指控为异教徒和异端。

修女会

在叛教时代末期，修女会随着塞巴斯蒂安 索尔对国教的重组而隆重登场，帝王之女被分为两个部分：位于地球的隐修会和位于奥菲利亚 VII的圣修院。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据历史记载，惠褐宋云书最后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19年）被判处死刑。

惠褐宋云书是汉代早期的三位名臣，他们曾经担任过汉武帝的重要顾问，为汉朝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以及权力之争，惠褐宋云书最终被汉武帝处以死刑。

这个答案来自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也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结论。尽管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与现代社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学习如何正确处理权力和政治斗争，尊重法律和人权。

在现代社会，我们要正确处理权力和政治斗争，遵循法律和人权的原则，为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做出贡献。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我们要遵循民主和法制原则，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加强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总之，了解历史、学习历史、汲取历史的教训，是我们正确处理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注重历史教育，加强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往古的时侯，伏牺氏治理天下，（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形象和大地的脉理，近的取法自身，远的取于它物，在这个基础上，才创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凶。到了神农氏的时代，使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社会，管理当时的事务，社会上的行业和杂事日益繁多。

掩饰作伪的事儿也发生了。（到了黄帝的时代，）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兽的足迹，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因而开始创造文字。（文字用于社会之后，）百业有定，万类具明。仓颉造字的本意，大概取意于《夬卦》，《夬卦》说，臣子应当辅佐君王，使王政畅行。

原文：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

此文出自东汉时期·许慎《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序》

写作背景：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为许慎。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很早的字典之一。编著时首次对“六书”做出了具体的解释。

《说文解字》是首部按部首编排的汉语字典。原书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后因年代久远而失传。宋太宗雍熙三年，宋太宗命徐铉、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解字》，分成上下共三十卷，奉敕雕版流布，后代研究《说文》多以此版为蓝本，如：清代的段玉裁注释本即用此版《说文》为底稿而加以注释。

《说文解字》里的“古文”，今依大徐本所注明的重文字数是474个，主要指汉代所发现的孔子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就许书所列古文形体来看，与魏石经古文、宋郭忠恕《汗简》所辑传抄古文字形皆近。这种文字也称为“蝌蚪文”，是战国时代通行于齐、鲁、三晋之间的一种古文字书迹。

《说文解字》中紧紧抓住字的本义，并且只讲本义（由于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于抓住了词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本义，就能够以简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义，解决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 《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顺服于满清统治的汉人如汤斌等人的著作受到重视，而黄宗羲、吕留良、顾炎武等一些与汤斌同时代却有骨气的文人著作则受到打击和禁毁。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