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裴佶姑父”的文言文翻译

裴佶说了他在朝当大官的姑父的一件事。

一次，他去看望姑父，姑父刚退朝回来，对家人说：“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话音刚落，门人通报寿州刺史崔昭前来拜见。他姑父立即怒容满面，很不情愿地更衣出去会见崔昭。

一会儿，却急忙吩咐下人上茶、准备酒饭，盛情招待崔昭。连他姑母对这个变化都感到十分惊讶。

等他姑父送走崔昭回来时，面“有得色”，先对裴佶说：“你去学院休息吧！”裴佶刚出门，还没下台阶，回头就见姑父从怀中取出一张券据，对他姑母说：“崔昭送来了官施（合乎标准的绸）千匹”。这是伪清廉的例子。

2 裴垍传 文言文的翻译

翻译

裴光德在中书省（指宰相府）任职时，有个官职也不小的老朋友从远方来拜访他。裴公招待他相当优厚，举止行动相当亲切。朋友在他的府第内毫无拘束之感。乘机请求他在京城官府谋个判司做做。裴光德对他说： “您确实是个有能力的读书人，但是这官给您做不合适。我不敢因为老朋友的私情而败坏了朝廷的制度。要是往后有瞎了眼的宰相同情你，可能会获得这个官职。至于我，万万不会这样做。” 从文中看出裴光德是个怎样的人？ 裴光德是一个大公无私，不徇私情，不轻易给故人谋一官半职，任人唯贤的人。

3 求几篇古文原文

1、司马迁赞李广① 《传》②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恂恂③如鄙人④，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⑤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⑥”。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字词注释 ①选自《史记》。②传（zhu4n）：指《论语》。

③恂（xn）恂：诚恳谨慎的样子。④鄙人：乡野的人。

⑤信：同“伸”，这里有取信、使……相信的意思。⑥“桃李”二句：桃李并不说话，但是由于花朵美丽，果实甘香，人们自然会接踵而至，在树下踏出一条路来。

蹊（x9）：小路。 诗文翻译 《论语》讲：“一个在上位的人，他自己行为正直，不下命令，教化也能推行；他自己行为不正，即使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听从。”

这正好用来说明李将军。我看李将军诚诚恳恳严肃认真，像一个质朴的乡下人，不善于讲漂亮话。

但是当他死的时候，普天下的人，不论是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全都沉痛地哀悼他。这是因为他那忠诚朴实的品德，实实在在地展现在士大夫面前啊。

谚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话讲的虽是平常小事，却说明了一个大道理。

2、何岳拾金不昧原文：秀才何岳，号畏斋。曾夜行拾得银贰百余两，不敢与家人言之，恐劝令留金也。

次早携至拾银处，见一人寻至，问其银数与封识皆合，遂以还之。其人欲分数金为谢，畏斋曰：“拾金而人不知，皆我物也，何利此数金乎？”其人感谢而去。

又尝教书于宦官家，宦官有事入京，寄一箱于畏斋，中有数百金，曰：“俟他日来取。”去数年，绝无音信，闻其侄以他事南来，非取箱也。

因托以寄去。夫畏斋一穷秀才也，拾金而还，暂犹可勉；寄金数年，略不动心，此其过人也远矣 译文：秀才何岳，自号畏斋，曾经在夜晚走路时捡到200余两白银，但是不敢和家人说起这件事，担心家人劝他留下这笔钱。

第二天早晨，他携带着银子来到他捡到钱的地方，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寻找，便上前问他，回答的数目与封存的标记都与他捡到的相符合。那人想从中取出一部分钱作为酬谢，何岳说：“捡到钱而没有人知道，就可以算都是我的东西了，（我连这写都不要），又怎么会贪图这些钱呢？”那人拜谢而走。

他又曾经在做官的人家中教书，官吏有事要去京城，将一个箱子寄放在何岳那里，里面有金数百两，（官吏）说：“等到他日我回来再来取。”，去了许多年，没有一点音信，（后来）听说官吏的侄子为了他的事情南下，但并非取箱子。

（何岳）得以托官吏的侄子把箱子带回官吏那儿。秀才何岳，只是一个穷书生而已，捡到钱归还，短时期内还可以勉励自己不起贪心；金钱寄放在他那数年却一点也不动心，凭着一点就可以看出他远过与常人。

意义：拾金不昧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中叙述了穷秀才何岳两次还金的故事，表现了何岳的高尚品格，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3、钱金玉舍生取义原文 钱金玉官松江千总，性刚果，尚廉节。道光壬寅鸦片衅起，钱方假归省亲，闻讯，即束装起行。

其亲友尼之曰：“军事方急，祸福不可知。君方在假，上官又未有文檄趣君往，何为？”钱不听。

既至吴淞，从守西炮台，与部卒同饮食卧起，以力战相勖。及东炮台陷，弹丸咸集于西炮台。

钱奋勇督战，喋血数小时，左臂中三弹，曾不少却。其近卒泣陈：“公有老母在，不可死。”

笑谢曰：“焉有食国之禄而逃其难者乎？幸勿为吾母虑也！”未几，一弹来，中左乳，遂仆。弥留之际，犹大呼“贼奴误国”不置。

译文 钱金玉做松江县的千总官，性情刚毅果敢，崇尚廉洁的气节。道光壬寅年间（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

钱金玉正在休假回乡探亲，听到消息，立即收拾行装动身。他的亲友阻止他说：“战事正紧急，是祸是福不可知晓，您正在休假，上级官员又没有文件催促您前去，为什么忙忙地回去呢？”钱金玉不听，回到吴淞口后，就跟从军队守卫西炮台，和士兵一起吃饭睡觉，一起行动，他们用努力作战的话相互勉励。

到了东炮台陷落后，枪弹炮弹全都落到西炮台。钱金玉奋勇指挥战斗，浴血奋战几个小时，左臂中了三弹，却毫不后退。

他身边的士兵哭着说：“您有老母亲在，不能死。”钱金玉笑着辞谢说：“哪里有享受国家俸禄却在国家有难时逃避的道理呢？希望你不要为我母亲担心。”

不久，一颗枪弹飞来，击中了左胸，他于是倒下了。在临死的时候，他还大呼“卖国贼害了国家”而不停。

4、郑玄谦让无私原文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

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

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

译文 郑玄想注《春秋传》，还没有完成。有事外出，与服子慎（虔）不期而遇，同住一个客店，起初彼此互不认识。

服虔在客店外的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这部书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觉得服虔的见解多数和自己相同。

于是走到车边，对服虔说：“我早就想注《春秋传》，目前还没完成。听了您刚才的话，看法大多与我相同。

现在，我应该把自己所作的注全部送给您。”这就。

4 关于不徇私情的文言文

裴光德垍在中书。有故人，官亦不卑，自远相访。裴公给恤优厚，从容款狎，在其第无所不为。乘间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诚佳士，但此官与公不相当。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纲纪。他日有瞎眼宰相怜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 ——出自《裴光德大公无私》

意思：裴光德在中书省（指宰相府）任职时，有个官职也不小的老朋友从远方来拜访他。裴公招待他相当优厚，举止行动相当亲切。朋友在他的府第内毫无拘束之感。乘机请求他在京城官府谋个判司做做。裴光德对他说： “您确实是个有能力的读书人，但是这官给您做不合适。我不敢因为老朋友的私情而败坏了朝廷的制度。要是往后有瞎了眼的宰相同情你，可能会获得这个官职。至于我，万万不会这样做。”

5 裴邃字渊明文言文阅读

父仲穆。

邃少言笑，沉深有思略，为政宽明，遥昌为立碑，督众军讨焉、颜延有‘二始’之叹。 四年，进号宣毅将军。

斩首万余级，攻其郛，诏邃拒焉。行次直渎，谥曰壮。

稚等奔走，闭门自固，字子义、秦二州刺史。 五年，征邵阳洲。

迁右军谘议参军，邃击破之，遂围其城，有不臣之迹，字渊明。迁为游击将军、朱衣直阁，邃还寿阳，值刺史裴叔业以寿阳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驱掠。

寻迁假节、明威将军，率骑三千，先袭寿阳。王为南兖，除长流参军，未行。

以功封夷陵县子，邃率麾下拒破之，邃以援绝拔还。于是邃复整兵。

是岁，大军将北伐，以邃督征讨诸军事，迁散骑常侍，收集士卒，令诸将各以服色相别。邃自为黄袍骑，省息边运，民吏获安。

卒，镇合肥。魏寿阳守将长孙稚、河间王元琛率众五万，出城挑战，乃相率饷绢千余匹。

邃从容曰、云骑将军、朱衣直阁将军，增邑七百户，邃乘舰径造桥侧，兼卫尉卿，转少府卿。还为给事中，邃遂随众北徙。

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魏众惊溃，邃乘胜追击，大破之。进克羊石城，斩城主元康。

又破霍丘城，斩城主甯永仁、黎浆等城，皆拔之。屠安成、马头、信武将军、北徐州刺史。

征太子左卫率。举秀才。

魏所署义州刺史封寿据檀公岘。又别攻魏广陵城。

时魏将吕颇率众五万奄来攻郡，善《左氏春秋》裴邃、豫章王云麾府司马，率所领助守石头。出为竟陵太守、左卫将军，给鼓吹一部，进爵为侯，以为辅国将军、庐江太守，会魏攻宿预，魏军来援。

以邃为假节、信武将军、督北徐州诸军事，加右军将军，淮，先攻狄丘、甓城，义州平、肥间莫不流涕，以为邃不死，洛阳不足拔也，骁骑将军。邃十岁能属文。

邃筑垒逼桥，因论帝王功业。其妻甥王篆之密启高祖。

吾才不逮古人，今为三始！”未及至郡，除云麾将军，中书郎。平小岘，魏郡太守。

魏遣王肃镇寿阳，邃固求随肃，密图南归，始脩芍陂。明年，邑三百户。

迁冠军长史、广陵太守、信武将军、北徐州刺史。未之职，又迁督豫州、北豫。

邃与乡人共入魏武庙、沙陵等戍。是冬。

寻为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诸军事，始安王萧遥光为抚军将军、西戎校尉、北梁，使邃为文，甚见称赏，汝颍之间，所在响应，自国子生推第，补邵陵王国左常侍，魏襄州刺史绰之后也，仍留宿卫，补直阁将军。丁父忧，服阕袭封，非其愿也，将如之何，魏众退，迁大匠卿。

普通二年。寿阳有八公山庙，复破魏新蔡郡，略地至于郑城，直殿省，因请随军讨寿阳。

复开创屯田数千顷，仓廪盈实。祖寿孙。

邃深入魏境，云“裴邃多大言，四甄竞发，魏众大败，寿面缚请降，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将吏惮之。

子之礼。除持节，每战辄克，于是密作没突舰。

会甚雨，淮水暴溢、扬州刺史，引邃为参军。后遥光败，魏人为长桥断淮以济。”

由是左迁为始安太守。邃志欲立功边陲，不愿闲远，自拔还朝，除后军谘议参军。

邃求边境自效，卒于军中。追赠侍中，少敢犯法。

及其卒也。谥曰烈，以为司徒属，平之，除信武将军、西豫州刺史，加轻车将军，除黄门侍郎，迁中军宣城王司马。

子政，承圣中，官至给事黄门侍郎。江陵陷，攻合肥，从边城道，出其不意，寓居寿阳，为宋武帝前军长史，乃致书于吕僧珍曰：“昔阮咸，斩关而入，一日战九合，为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开置屯田，公私便之、霍三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邃勒诸将为四甄以待之，令直阁将军李祖怜伪遁以引稚，稚等悉众追之、信威行参军，河东闻喜人。九月壬戌，夜至寿阳。

天监初。齐建武初，刺史萧遥昌引为府主簿，对策高第，奉朝请。

东昏践阼，不敢复出。其年五月：“汝等不应尔；吾又不可逆。”

纳其绢二匹而已，随例入西魏。

6 宋史章衡传文言文翻译

原文：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

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

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

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

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

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

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

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

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

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

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

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天下所疾恶者。

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

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

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译文：张衡，字平子，是南阳郡西鄂县人。张衡年轻时就擅长写文章，在“三辅”一带游学，于是就进了洛阳，在太学学习，于是通晓五经，贯通六艺，虽然才华比一般的人高，但并不因此而骄傲自大。

（他）平时举止从容，态度平静，不喜欢与世俗之人交往。永元年间，他被推举为孝廉，却不应荐，屡次被公府征召，都没有就任。

此时社会长期太平无事，从王公贵族到一般官吏，没有不过度奢侈的。张衡于是模仿班固的《两都赋》写了《二京赋》，用它来（向朝廷）讽喻规劝。

（这篇赋，他）精心构思文章的组织、布局、命意、修辞，用了十年才完成。大将军邓骘对他的才能感到惊讶，屡次征召他，他也不去 。

张衡善于器械制造方面的巧思，尤其在天文、气象和历法的推算等方面很用心。汉安帝常听说他擅长术数方面的学问，命公车特地征召他，授予他郎中的官职。

后来迁升为太史令。于是，张衡就精心研究、考核阴阳之学（包括天文、气象、历法诸种学问），精辟地研究出测天文仪器的正确道理，制作浑天仪，著成《灵宪》《算罔论》等书籍，论述极其详尽。

（汉）顺帝初年，（张衡）又两次转任，又做了太史令之职。张衡不趋附当时的那些达官显贵，他所担任的官职，总是多年得不到提升。

自他从太史令上离任后，过了五年，又回到这里。顺帝阳嘉元年，张衡又制造了候风地动仪。

这个地动仪是用纯铜铸造的，直径有8尺，上下两部分相合盖住，中央凸起，样子像个大酒樽。外面用篆体文字和山、龟、鸟、兽的图案装饰。

内部中央有根粗大的铜柱，铜柱的周围伸出八条滑道，还装置着枢纽，用来拨动机件。外面有八条龙。

龙口各含一枚铜丸，龙头下面各有一个蛤蟆，张着嘴巴，准备接住龙口吐出的铜丸。仪器的枢纽和机件制造得很精巧，都隐藏在酒尊形的仪器中，覆盖严密得没有一点缝隙。

如果发生地震，仪器外面的龙就震动起来，机关发动，龙口吐出铜丸，下面的蛤蟆就把它接住。铜丸震击的声音清脆响亮，守候机器的人因此得知发生地震的消息。

地震发生时只有一条龙的机关发动，另外七个龙头丝毫不动。按照震动的龙头所指的方向去寻找，就能知道地震的方位。

用实际发生的地震来检验仪器，彼此完全相符，真是灵验如神。从古籍的记载中，从来没有这种事。

有一次，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可是洛阳并没有感到地震，京城的学者都责怪它这次没有应验。几天后，驿站上传送文书的人来了，证明果然在陇西地区发生地震，大家这才都叹服地动仪的绝妙。

从此以后，朝廷就责成史官根据地动仪记载每次地震发生的方位。当时政治昏暗，中央权力向下转移，张衡于是给皇帝上书陈述这些事。

后来被升为侍中，皇帝让他进皇宫，在皇帝左右，对国家的政事提意见。皇帝曾经向张衡问起天下人所痛恨的是谁。

宦官害怕张衡说出他们，都给他使眼色，张衡于是没对皇帝说实话而出了皇宫。但那些宦党终究害怕张衡成为祸患，于是一起诋毁他。

张衡常常思谋自身安全的事，认为福祸相因，幽深微妙，难以看清，于是写了《思玄赋》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思。（汉顺帝）永和初年，张衡调离京城，担。

7 斐垍,字弘中文言文阅读答案

原文翻译供参考：

裴垍，字弘中，河东闻喜人裴垍二十岁时考中进士科贞元年间，制举贤良极谏，对策得第一，因此任为美原县尉任职期满后，藩镇幕府交相徵召他，他全都未去就任正式任命为监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尚书礼部考功二员外郎当时吏部侍郎郑殉瑜请裴垍主持考核词判，裴垍坚守正道不受请托，考核时都力求取有真才实学者元和初年，召入翰林院任学士，又改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升任中书舍人李吉甫从翰林承旨正式任命为干章事，韶命将要下发的那天晚上，他感动得流下眼泪，对裴垍说：“李吉甫从尚书郎流放到远方，十多年才得以回来，立刻就被召入到禁署任职，现在刚满一年，后来选进的人物，很少接触认识宰相的职责，就应选任贤良优秀者，现在我却茫然不知可否卿长於鉴别，现在的杰出人才，为我说说”裴垍取笔列出姓名，共列三十多人；几个月之内，大都被选用，当时人们纷纷称赞李吉甫知人善任元和三年，皇帝诏命考试贤良科，当时有个叫皇甫湜的应对策问，言词激烈率直，牛僧孺、李宗闵也极力指斥时政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将三人的对策都升为上等，裴垍在中间覆审，没有提出异议但被贵幸之人在皇上面前哭诉以后，又请皇上处罚，宪宗不得已，命杨於陵、韦贯之出京外任，罢免裴垍翰林学士，改任户部侍郎但宪宗知道裴垍秉性正直，更加信任他这年秋天，李吉甫出外镇守淮南，於是皇上任命裴垍接替他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第二年，加任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起初，裴垍任翰林承旨，当时宪宗刚刚平定吴、蜀，励精图治，机要事务，全部交付裴垍处置，裴垍小心恭敬谨慎从事，非常符合皇上旨意等到任宰相以后，恳请甄别善恶，杜绝侥幸，统一法纪，考核吏治都被皇上欣然采纳吐突承璀在宪宗为太子时就随侍左右，受到的恩遇无人可比吐突承璀打算藉此关系有所进言宪宗畏惧裴垍，告诫他不要再说，在宫中常称裴垍的官名而不直呼姓名杨於陵任岭南节度使，舆监军许遂振不和，许遂振诬告杨於陵，宪宗下诏将他改授闲散官职，裴垍说：“因许遂振的缘故惩罚一方藩臣，是不可以的”请任他为吏部侍郎严绶在太原，政事完全由监军李辅光处理，严绶终日无所事事而已，裴垍详细奏明此事，请求任用李鄘替代他

裴垍虽然年少，迅速跃居相位，而器度却严峻庄重，有法度，即使大官前辈，前来见他都不敢用私事求他谏官谈论时政得失，旧例，掌权的多不喜欢提升他们的官职裴垍在中书省时，独孤郁、李正辞、严休复从拾遣改任补阙，他们朝见谢恩的时候，裴垍在廷上对他们说：“独孤郁与李二补阙，进言不倦，今天的升转，可以称得上是无愧於朝廷的酬劳严补阙的业绩，与他们有所不同，前日拟定进级时，不能说没有迟疑”严休复惶恐惭愧退下裴垍在翰林院，推荐李绛、崔群一同掌管机密决策，等到位居宰相，又任用韦贯之、裴度主管制诰，升任李夷简为御史中丞，以后几人相继入朝为相，都很有声望建树其余的量材授予官职，都很得人心，选拔任用官员恰如其分，这一点在他前后无人可比，人们都没有说不合适的

8 励志文言文150字左右

1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

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

之上。

2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劭、全琮，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驽马有逸

足之用，顾子所谓驽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所目，陆为胜邪？」曰：「驽马虽精

速，能致一人耳。驽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

樊子昭。」

3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

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

4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

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

5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宀是），荀靖方陈谌，荀爽方陈

纪，荀□（或彡）方陈群，荀觊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

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危页）方陈王戎，裴邈方王玄。

7冀州刺史杨准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准与裴□（危页）、乐广友善，遣见之。

□（危页）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准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

有神检，谓准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

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9 裴玄本好谐谑 原文翻译

原文裴玄本唐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看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也。"（出《大唐新语》）

译文唐朝人裴玄本喜爱开玩笑，任户部郎中。在左仆射房玄龄病重时，省署内的郎中们准备去探病，裴玄本戏谑地说："房仆射患病有必要去探问，既然病得很重了，为什么还要去探问他病得轻重呢？"有人将裴玄本的这句话传给了房玄龄。等到裴玄本跟从大家一块儿去探望房玄龄时，房玄龄笑着说："裴郎中来看我了，我看来不会死的了。"

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

据近代考古学方面的成果，远在史前时代，人类就已经懂得从自然界中的物质，例如蜂蜜、鲜果等之中获取甜味食物了，但这些甜味食物还只能算自然物质而不能算人类的加工制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糖业发展基本经历了早期制糖、手工业制糖和机械化制糖等三个大致阶段，这是世界糖业发展总的趋势，而我国则是这个总趋势的典型国家。早期的制糖工艺在我国的起源很早，据考证，早在殷商末年，我们的先民们就知道用谷物来制造甜味食品了。在西周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的诗句，诗的意思是在西周远祖的古公亶父时代，周人西迁到了周原（今陕西岐山），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即使野菜也象饴一样的甜蜜。据此我们可知，至少在西周以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知道饴这种东西了。所谓饴，就是一种以谷物为原料制成的淀粉糖，现在一般叫麦芽糖，也称饴糖。史实证明，早在蔗糖问世之前，作为甜类食品，饴糖的食用已经很普遍了。饴糖的制造是以谷物的淀粉掺和麦芽再经过醣化熬煮而形成的粘稠状制品，民间流传十分广泛，从西周至唐代之间的史籍中都有许多食用和制作的记载，其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饧哺》中记叙最为详尽，乃至直到今天，一些家庭式作坊仍然沿用古老的传统工艺进行生产并供应市场。

在甜味食品之中，蔗糖比饴糖更为重要。世界上蔗糖的发源地有两处，一处是古代的印度，这在其古籍《吠陀经》中可以知道；另一处就是古代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战国末年爱国诗人屈原（也有人认为是宋玉）所作的《招魂》，其中有"腼鳖炮羔，有柘浆些"句，意为在烹煮鳖鱼和煎炸羊羔这些美味食品的时候，还要淋上一些"柘浆"调味。所谓柘浆，也就是指甘蔗榨出来的甜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战国末期，位于南方的楚国不但已经有了甘蔗的种植，而且人们已经能够懂得榨出其中的甜汁来作烹调食物时的调味品；又由于《招魂》一诗通篇描写的是民间常见的招徕亡魂的风俗礼仪，与之同时描写的还有稻、麦、鸡、牛等民间常用的食物，这足以说明蔗类制品的榨取与食用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

到了西汉时代，蔗类制品的应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刘歆《西京杂记》曾述及"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 ，所谓石蜜，即是指以甘蔗为原料制成的固态制品，这与战国后期的液态"柘浆"，应该是一个技术上的进步。高帝即是指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可知汉初的蔗糖制品尚是稀罕之物，否则就不会作为贡品上献于皇帝。当然，汉代之际柘浆依然存在，不过功能又有了进展。元鼎五年（前112）十一月辛巳朔旦，汉武帝祀于甘泉宫，令司马相如等数十人赋诗称颂，共同制作了《郊祀歌》十九章，中有"泰尊柘浆析朝酲"之句 。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甘蔗汁可以解去贵人们早上犹未退去的宿酒。由此可见，至迟在西汉中期，人们使用甘蔗汁，不但是一种常用的调味食品，还往往用来作解酒之用。

同样也是这个司马相如，他的名作《子虚赋》，其中在描述楚国的物产如何丰富时，也有"诸蔗猼且"的文字表述，其中"猼且"即是古代的芭蕉，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而"诸蔗"就是甘蔗。这可以说明，大致在司马相如在世时的西汉中期这两百余年之中，对于蔗汁的食用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人物比较常见的事情。

我们可以认为，在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蔗糖的制取与食用应该是相当普遍的事情，这不但在司马相如的文赋中屡有出现，同时也见于同时代的其它人，例如东方朔的《神异经》："南方有之林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多则伤人。是甘蔗能减多益少，凡蔗亦然。 """一词，后来逐渐写成了"甘蔗"。它不但指出了蔗类植物的产地，甚至还指出了"多则伤人"这样科学论断，这与当代医学之中认为糖类制品不宜多吃是相一致的，笔者据此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蔗糖食品的相应普及，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知道其"多则伤人"的医学知识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近代的考古成果。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简牍中有"糖一笥"的记载，笔者认为，其物能放置于竹笥之中，当是固态的制成品而无疑。这不但与战国时期液态的"柘浆"，在技术上可说是大大地进了一步，而且与汉初越国王献与高皇帝的贡品石蜜，在其普及性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到了东汉的张衡着《七辨》，其中有"沙饴石蜜"的称谓。所谓"沙饴"，即是指结晶状糖类制品。我们知道，淀粉糖呈粘稠状，而要想得到结晶状糖类食品，除了蔗糖是不可能有第二种取代物的。应该说，最起码在东汉时期，人们已经能够食用到具有砂糖雏形的蔗糖制品了。西汉末年刘向作《杖铭》说："都蔗虽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 "在铭中，刘向将甘蔗的特性用作人们常识的类比，可见甘蔗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

三国时期至唐代以前的食糖简况

《三国志·吴志》中记载：吴主孙亮曾使黄门（宦者）取交州所献"甘蔗饧"食用。所谓甘蔗饧，也就是蔗糖。如果说战国时代屈原所知道的"柘浆"还是一种稀薄的液体蔗糖的话，那么三国时代的"甘蔗饧"则已经已经是真正意义上蔗糖了，它的形态是一种特意为之的粘稠状，其软柔的特性更能适应人们的食用，其意义就象今天的人吃软糖远多于吃硬糖一样，这与战国时代相比确实进了一大步。此外，这则记载还明白地告诉了后人"甘蔗饧"的产地是交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一带。由于甘蔗是一种热带、亚热带植物，三国时期的"甘蔗饧"来自于交州，这是合乎甘蔗生长特点的。

晋代嵇含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孙子，其所着的《南方草木状》说："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笮（榨）取其汁曝晒数日成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 "这则记载明确地说明了当时甘蔗的产地和蔗糖的生产方法。与之同时期的古《南中八郡志》（今已佚，唐宋之际尚存）有这样的记载："笮（榨）甘蔗汁，曝成饴，谓之石蜜。"这与《南方草木状》和记载是基本相同的，"南中"一词，古代泛指南方的的广大地区，最早出现在《魏书·李寿传》中："封（李寿）建宁王，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今考当时的建宁国，即为今天云南的曲靖地区。至于它的具体生产过程，则是借助于太阳的曝晒。这样的生产方式，也许受到了食盐生产方式的影响。液态的蔗浆在太阳曝晒的光合与蒸发作用下，形成了固态的结晶体，这与后世以蒸煮方式制糖，在生产原理上还有其本质上的差别。

东晋卢谌着《祭法》一书，其中有"冬祀用甘蔗"的记载 ，这是中国古籍中第一次使用"甘蔗"这一名词，它与西汉时代的"诸柘"一样，都是由嚼食甘蔗时的嘴部动作"咀咋"一词变化而来的。与卢谌同时代的着名画家顾恺之嗜食甘蔗，但吃的方式与众不同，总是从尾吃到头，每逢有人因惊讶而相问时，他的解释是"渐入佳境" 。顾恺之的吃法我们今天虽然无可非议，但却使我们知道东晋时期人们对甘蔗的直接食用也相当普遍。

另一位东晋大学者陶弘景着《名医别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也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这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最起码在公元六世纪的古代中国，已经能够制作"沙糖"了。所谓沙糖，即是指外表呈砂砾状的结晶糖，这与今天我们日常食用的砂糖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

到了唐代，蔗糖的生产出现了新的格局。由于甘蔗的大量种植和消费的广泛普及，原来用日光爆晒的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人们将目光移向国外，寻求更好的生产方式。《新唐书》载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遗使至"摩揭它国"求取熬糖法，然后下诏令扬州上贡当地种植的甘蔗进行试生产，其成品的色、味均远胜于摩揭它国 ，当时人们称之为"沙糖"，又称为"霜糖"。"摩揭它"（Magadha）为古印度时代的奴隶制城邦，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曾一度统一印度全境，孔雀王朝时最为强盛，至公元四世纪的笈多王朝时仍为印度强国。中国晋、唐僧人法显、玄奘等都曾到此。摩揭它蔗糖的生产方式相对先进，它是利用火的热能作为蒸发方式来进行生产的，因而有更快的生产周期。唐太宗不惜远离数万里之遥而派人前往，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说，甚至比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更具实际意义。

当摩揭它的制糖法取来之后，扬州生长的甘蔗成了制糖的最好原料。但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扬州，并不是今天地理上的扬州地区，而是指唐初属于扬州管辖范围下的岭南东西两道，即今天的广东与广西。由于岭南甘蔗味甜而多汁，其质量远比西域摩揭它国的好，所以生产出来的蔗糖在味与色的方面都远胜于摩揭它国产品。

"沙糖"一词，从上文可知，出自于唐初，由于其呈河砂状，故名。今天一般写作"砂糖"。又由于其色泽为白色霜状物，因而当时又称为"霜糖"。我们知道，今天的砂糖有白砂糖与赤砂糖之分，从制作工艺上来说，白砂糖远比赤砂糖复杂，既然唐代的蔗糖已被冠以"霜"名，其色当为白色或接近的白色，因此可以认为，唐代的制糖工人们已经掌握了一整套的蔗糖提纯及脱色工艺，其生产流程应该与今天的现代法生产流程相去不远，在没有一定的化学工业知识为前提基础下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霜糖"的生产关键是脱色，据《新唐书》载，唐高宗李治上元元年（674），国内的制糖工匠发明了"滴漏法"为蔗糖脱色。其法是将蔗汁熬至相当浓度后倒入一个叫"瓦溜"的漏斗形陶器之中，从上淋入黄泥浆，以现代技术观点而言是把黄泥浆作为吸附式脱色剂来制取白糖。这种办法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古代的蔗糖生产已经能够采用接近于现代化学脱色的生产方法而进行生产了。

综上所述，我国的蔗糖生产，源于战国而定型于唐初，这是史有明文的记载，应该成为基本的定论。

宋代以后人们对于蔗糖的食用及生产

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至此中国方有沙糖。"此后一些述及中国蔗糖历史的人，往往以此为据，认为中国的砂糖始于唐初。但此论其实并不确切，早在汉代以前，"沙糖"一词就已出现了。东汉名医张仲景曾以"沙糖"调制"青木香丸"；而南北朝是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又有"取（蔗）汁为沙糖甚益人"之语，可见远在唐初之前中国已有了原始的结晶状砂糖，只不过唐太宗派人从西域摩揭它国学习相对较先进的制糖技术后，使中国的砂糖生产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跃进罢了。

可以认为，中国蔗糖的生产，真正取得较大发展的是在唐、宋两朝之际，其中宋代的成就可能更大一些。据宋代洪迈所作《容斋随笔》载，宋代蔗糖的产区主要在福唐（今福建福清县东南）、四明（今浙江宁波）、番禺（今属广东）、广汉、遂宁（均属今四川）等五个地区，其中就质量而言以遂宁所产的为最好。远在唐代大历年间，有个姓邹的和尚来到遂宁（今属四川）北二十里的繖山居住，教当地的居民黄氏制造霜糖。到了北宋时期，繖山一带民众广植甘蔗，致使这一带居民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占十分之四，而以制糖为业的占十分之三，也就是说，宋代遂宁的居民中，绝大部分的居民就业都与蔗糖有关。遂宁所产的蔗糖当时称为糖霜，可知当为白色结晶状。

在遂宁当时所种的甘蔗之中，主要有四个品种，其名称分别是杜蔗、西蔗、艻蔗和红蔗。其中，红蔗又称为"昆仑蔗"，主要用于生吃；艻蔗又称为"获蔗"，可以用来制作沙糖；西蔗能够制作糖霜，但由于颜色并不纯白而略带浅色，因而在当地价格并不高；只有杜蔗最好，味甜而厚，用来制作糖霜，颜色雪白而似霜雪，因而价格最高。

在种植甘蔗方面，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甘蔗的种植最损耗地力，因而凡头年种过甘蔗的田地，第二年一定要改种五谷，用以休息地力，否则便得不到好的收成。

在蔗糖生产方面，据记载已经有了专业化较强的生产工具：削砍甘蔗的有蔗削和蔗镰；堆垛甘蔗的有专用的蔗凳；榨甘蔗汁的有蔗碾、榨斗和榨床；每一种工具都有其特定作用。

北宋宣和初年，王黼创应奉司，专门管理各地上贡朝廷的贡品，其中遂宁就以糖霜为主，每年要进贡数千斤。宣和末年应奉司停办，当时的京城汴京才不太见到遂宁所产的糖霜产品。

宋代遂宁所产的糖霜，在当时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可以从宋人的诗作中得到反映。北宋苏东坡有一次游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有遂宁僧名圆宝者为寺中住持，于是东坡作诗赠之云："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盖因东坡知圆宝为遂宁人，于是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遂宁的特产糖霜，由于可见当时遂宁糖霜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黄庭坚也有一首极具风趣的糖霜诗，这是诗人在戎州（今四川宜宾）时因品尝到遂宁糖霜，感觉到其味极其鲜美而特地给好友梓州雍熙长老寄去一包并在信中所作的一首诗："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在这里，黄庭坚采用了极具夸张的修饰手法，用舌尖舔舐鼻尖的描写，突出了糖霜的美味。

到了明代，宋应星作《开工开物》，其中的《甘嗜》篇也详尽地记叙了种蔗和制糖的各种方法，某些地方的叙述甚至比王灼的《糖霜谱》更为详尽。例如其中的牛拉石辘多次压榨取汁法，与现代制糖业所采用的多重压榨原理是相一致的；此外，在蔗汁澄清方面，书中所叙的石灰法，其生产原理在现代制糖中仍然沿用。

至迟在唐宋之际，中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开始向海外传播。据日本鸟仓龙治所作《冲绳一千年史》载，公元754年鉴真和尚东渡扶桑，为日本带去了制糖技术。而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中国的福州、泉州一带制糖业十分发达，远销至海外。又隔了大约二、三百年，大约在明代中期，从中国移居海外的侨民将制糖技术传到了东南亚的菲律宾，然后再传至远隔重洋的夏威夷等地。至于西欧各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则是公元七世纪时由印度经阿拉伯人所传入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 。

西方各国对于糖的研究，据记载始于十六世纪中叶，1747年德国化学家A·马格拉弗首次从甜菜中分离出单糖，但并受到重视；直到1786年，马格拉弗的学生F·阿哈尔德由于其在柏林近郊试种甜菜获得成功，才促使他利用其老师的科研究成果而实现了从甜菜中提取单糖成为现实。从化学结构而言，这种单糖与蔗糖是相一致的，是以人们认为，阿哈尔德从甜菜中提取到了蔗糖。1799年，阿哈尔德正式发表论文，宣告了这一消息。到了1802年，阿哈尔德在西里西亚的库内恩建成了第一座甜菜糖厂。1822年，法国化学家佩恩采用脱色吸附剂用于甜菜糖的精制 ，也就是说，直到此时，国外才开始用自己发展起来的生产工艺制造糖类制品，与中国唐代初年就能生产纯白的蔗糖相比，在时间上晚了一千多年。

至于中国近代的机械化制糖，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拿来主义的道路。清光绪四年（1878），英商怡和洋行在香港设中华精糖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制糖企业，机器购自英国，以土糖为原料生产精炼糖，每天能处理土糖4000担。第三年，该公司又在广东汕头的角石镇开设精糖分厂，以适应内地的需求。除此之外，由英国商人管理的香港太古洋行也创办了太古炼糖公司，其后美、日等国商人相继来中国建厂制糖，但由于社会动荡等多方面原因，这些糖厂不久都相继倒闭。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中国的东北开始有人种植制糖用甜菜。光绪三十四年，阿城糖厂建成投产，能日加工甜菜350吨，这是中国第一座近代机械化制糖的民族企业。1915年，另一座同等规模的呼兰糖厂建成。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可以认为不论是甜菜制糖厂，还是甘蔗制糖厂；不论是外资兴办，还是民族资本，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而国内土糖寮、土糖房、小作坊式的制糖方式仍是遍布城乡。

从30年代开始直到建国之前，广东、广西等地的军阀企图通过创办糖业，充实自己实力，对兴办机械化制糖业不遗余力。仅以广东一省而言，就能日产蔗糖7000吨，但由于时局动荡，再加上民族工业基础薄弱，多数糖厂都最后走向破产的归宿。

山海经是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的古籍。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山海经》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山海经》的介绍

《山海经》展示的是远古的文化，记录的是大荒时期的生活状况与人们的思想活动，勾勒出了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化状态，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对《山海经》一书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确指出《山海经》的作者是在西汉刘秀的《上山海经表》中，刘秀认为《山海经》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

在《吴越春秋》中：“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招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族，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命曰《山海经》。”

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奢侈大博级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花圃之寓言，以成此书”。

论罗隐及其诗文

正如韦庄既是晚唐的重要诗人，又是西蜀词派的一位代表人物一样，罗隐虽长期生活在晚唐，但他的才能到归附钱liú＠⑴后才得以发挥，他既是晚唐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吴越文坛的代表人物。他与“辞藻富赡”的罗虬和“才清而绵致”的罗邺并称“江东三罗”而居其首（王定保《唐摭言》）。胡震亨说：“五代十国诗家著者，多有唐遗士……罗昭谏隐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唐音癸签》）鲁迅先生对罗隐的小品文有过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阅读罗隐集时对许多诗画了浓圈密点。总之，罗隐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作家。

一

罗隐（833—909）是浙江新城（今富阳新登）人，原名横，字昭谏，后因屡试不第，愤而改名为隐，自号江东生。他的曾祖和祖父都任过福州福唐县令，父亲也应过开元礼，为贵池尉。罗隐27岁就在贡籍，“才了十人，学殚百代。”（沈崧《罗给事墓志》），谁知十次应试，却十次落第！“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湘南应用集序》），“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谗书·序》）。此后十六七年，“东归霸国以求用”（《五代史补》），除家乡浙江外，还有陕西、河南、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苏等，但都“龃龉不合”（《十国春秋·罗隐传》）。

罗隐向有“江东才子”之称，为什么总是所至不遇？这是因为当时的用人制度已极其腐败，科场被权贵把持，营私舞弊，任人唯亲。罗隐是“江左孤根”（《投郑尚书启》），“族惟卑贱”（《投湖南王大夫启》），自然只好感叹“五等列侯无故旧，一枝仙桂有风霜”（《长安秋夜》）了。《五代史补》说他“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据载，唐昭宗曾欲以甲科取隐，当场有大臣反对说：“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并举出“讥谤之词”《华清宫》为据：“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昭宗听了，就取消了原来的打算（见姚士麟《〈两同书〉跋》）。可见，罗隐的这些诗着实刺痛了统治者的心，既使其恼恨，又使其害怕，不为其所容也理所当然了。再则，罗隐所求的“霸国”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也多骄奢腐败，并无用人之心。如靠征讨黄巢起义军而威震一时的淮南节度使高骈，这时正独霸一方，罗隐往谒以求用，而高骈却惑于嬖吏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神仙之说，酷好仙术，荒唐不堪。罗隐写了《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后土庙》予以揭露。他把诗题在墙上，连夕挂帆而去。高骈知道后，恼羞成怒，发船紧追，追之不及始罢。

直到55岁那年，转机终于来了，在外奔波了大半生而所至不遇的罗隐，回到了钱塘，投奔雄据东南的杭州刺史钱liú＠⑴。钱liú＠⑴辟罗隐为从事，又请置钱塘县，表隐为钱塘县令。唐昭宗天复二年（902）， 钱liú＠⑴进爵越王，哀帝天yòu＠⑵元年（904），又进爵吴王。天yòu＠⑵三年（906），罗隐转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军判官。梁开平元年（907）， 钱liú＠⑴被封为吴越王，又表荐罗隐为给事中。22年中，宾主遇合，如鱼得水，凡邦土的大事记、钱氏的文告、奏表几乎都出于罗隐之手。吴颖说：“昭谏则固有于天下之大者也，遨游吴楚，退而应钱王之召。其高节奇气，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重刻罗昭谏江东集叙》）袁英称之为“佐国是而惠残黎”（《重刻罗昭谏集跋言》）。

唐昭宗景福三年（893）九月， 以武威军防御使钱liú＠⑴为镇海军节度使、浙江西道观察处置军使，钱liú＠⑴使沈崧草谢表，盛言浙西繁富。隐曰：“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给，朝廷执政方切于贿赂，此表入奏，执政岂无意于要求耶？”改为：“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以诙谐幽默的语言为东南人民说了话。朝廷大臣见了都说：“此罗隐词也。”（《吴越备史·罗隐传》）。

罗隐感知遇之恩，竭力辅佐，深谋献策，敢于进谏。当时，吴越的赋税很多，小到鸡、鱼、蛋之类都要纳税。西湖的渔民每天要向钱王府上缴几斤鱼，名“使宅鱼”。渔民不胜其苦。罗隐作《题〈pán＠⑶溪垂钓图〉》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liú＠⑴感悟，“遂蠲其征”（同上）。

在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却相对安定，这固然有各种主客观原因，而罗隐辅佐钱氏22年，也是功不可没的。

二

作为文学家的罗隐，他在诗文两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对此，李慈铭作过很中肯的评价：“昭谏诗格虽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铮铮者，文亦崭然有气骨，如其诗与人也。”（《越缦堂读书录》八）

罗隐的著作相当丰富，诸籍所载略有出入。今存《甲乙集》十卷并补遗一卷（《全唐诗》编为十一卷），《谗书》五卷，《广陵妖乱志》一卷，《两同书》十篇及序、记、启、论、碑等杂著三十余篇。余皆散佚不传。

罗隐的诗歌约500首左右。除少数五、七言古诗和杂言诗外， 基本上都是近体诗，尤以七律最多。其中，固然不乏含蓄蕴籍之作，如《魏城逢故人》等，但更多的是尖锐刻露的刺世嫉邪之作。风雨飘摇的时代，曲折坎坷的经历，傲岸不屈的性格，使罗隐的诗歌充满了刚正浩然之气，“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桐江诗话》）。他的诗好发议论，现实性强，语言通俗平易，把中唐新乐府的精神体现在五七言近体诗中，这无疑是进步的。

罗隐的大量诗歌，通过对自身坎坷遭遇的感叹，揭露科举的弊端与用人制度的腐朽。《甲乙集》第一首《曲江春感》就是他落第后的抒慨之作：

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

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

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

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满腹经纶而累举不第，不得不归隐五湖，这不是对所谓“圣代无隐者”的绝妙讽刺吗？《感弄猴人赐朱绂》更是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帝王用人的荒唐：“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幕府燕闲录》载：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止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按唐制，五品官服浅绯，四品官服深绯。一个装腔作势的耍猴人，居然能够赐以大官的朝服，封以皇帝近侍的官衔，而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十二三年离乡背井上京应试，竟一无所得！帝王的昏庸，科举的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南来北往中，罗隐对虚职冗员尸位素餐、高官显贵滥赐乱赏，实在是看得太多，也深恶痛极了。他把这一切都凝聚在诗篇中：“从事不从事，养生非养生，职为尸禄本，官是受恩名。”（《茅斋》）在社会上，一方面富人们“粪土金玉珍，犹嫌未奢侈”，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另一方面“陋巷满蓬蒿，谁知有颜子”（《秦中富人》）。

罗隐的笔触，还注意到更广大的贫困者，一首咏雪的小诗，揭示了贫富咫尺相异的现实：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雪》）

丰收了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被统治者盘剥得更多？而在大雪纷飞中，有多少求告无门的贫者将冻饿而死！对他们来说，大雪，与其说是“瑞”，还不如说是“灾”，还是不要太多为好。将深沉的愤慨寓于冷隽的讽刺之中，既是对深居大宅锦衣玉食的富户显贵高谈阔论的揶揄，也是对丰歉同悲的贫者的同情，还有自己连年奔波却寒饿相接的不平。他在《送王使君赴苏台》中感叹：“两地干戈连越绝，数年麋鹿卧姑苏。疲méng＠⑷赋重全家尽，旧族兵侵太半无。”战乱频仍，赋徭繁重，生民凋蔽，为官者见此情景将何以为情？体察民瘼之情溢于言表。

罗隐的诗常常通过咏物、咏史等手段来讽刺现实、鞭笞黑暗。

在咏物诗中，或卒章显志，直言不讳，或象征比兴，借题发挥。他曾借咏钱揭露朱门富户虎狼般的贪婪本性：“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钱》）《金钱花》一诗对这种残暴贪黩行为挖苦得更为尖刻：“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⑸将。”那黄灿灿的金钱花如能象金钱一样收藏起来，也将会被豪门贵族砍尽采光。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

人们喜欢赞美黄河的磅礴气势，罗隐的《黄河》诗却专就其浑浊、弯曲这一特点发抒感慨：“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只要与历史稍作对照，就可发现，罗隐笔下的黄河，正是混乱黑暗的唐末现实的形象写照。当时奸邪当道，以曲求通之事比比皆是。而谁又能明了“天意”呢？

罗隐的咏物诗不仅用以揭露统治者，而且对依附权贵的庸禄之辈也常冷嘲热讽。有一首咏香的诗：“沉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烟nuǎn＠⑹玉楼春。怜君亦是无端物，贪作馨香忘却身。”（《香》）为了贪得权门贵人的欢心，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顾了。罗隐投之以轻蔑的一笑。

《鹰》是对那些爬上高位的既得利益者的剖视：“越海霜天暮，辞韬野草干。俊通司隶职，严奉武夫官。眼恶藏锋在，心粗逐物殚。近来脂腻足，驱遣不妨难。”本来如同司隶、武官一样的苍鹰，脂足肚饱后，就不肯尽职，连驱遣它都不容易了。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社会上那些随着地位变化而忘其所以甚至大摆架子的庸臣俗僚。

罗隐对那些口是心非的假隐士也不放过，他嘲讽鹭鸶：“不要向人夸素白，也知常有羡鱼心。”（《鹭鸶》）揶揄鸣蝉：“风栖露饱今如此，应忘当年滓浊时。”（《蝉》）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嘴上说得很清高，其实对官位权势欣羡得很的伪君子或一天到晚唱着高调、忘记自己本来面目的无耻之徒不也大有人在么？

通过咏史来刺时，是罗隐讽刺诗的又一特色。薛居正说罗隐“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旧五代史》）。所谓“长”，并不一定指数量多，主要是指手法巧妙，与现实的针对性强。罗隐的咏史诗常常具有史论的性质，在咏叹和议论历史的成败得失中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刺。他说过：“蠹简遗编试一寻，寂寥前事似如今。”（《咏史》）历史上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