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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论东汉朝廷对今文经学经本家法的保护和校理》 《学术交流》2002年第6期

14、《论两汉鲁诗学派》 《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

15、《论诗序的主体部分可能始撰于孟子学派》 《诗经研究丛刊》2002年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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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8、《关于隋唐四大类书》 与董治安先生合作 《海峡两岸文献学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论齐诗学派与王莽的关系及其在东汉的命运》 《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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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3、《诗序的主体部分写定于毛传之前的文献依据》 《诗经研究丛刊》2001年创刊号

24、《从兴的角度对诗经中某些部分创作年代的推测》 《福建论坛》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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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论朱熹与唐仲友间的一桩公案》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7、《李焘著述考辨》 《文史》2000年第1辑

28、《从传序的关系论诗序的写作年代》 《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学苑出版社

29、《刘向校书同僚学行考论》 《文献》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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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毛诗的时代性质及其传授渊源考略》 《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32、《两汉文献的现状与两汉全书的任务》 《文史哲》1998年增刊

33、《论高亨先生的周易校勘学》 《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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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清中叶栖霞学者牟应震的行年和著述》 《山东图书馆季刊》1995年第3期

36、《试论姚振宗的别录七略辑本》 《古籍研究》1995年第1期

37、《李焘事迹编年》 《古籍整理研究论丛》1994年10月齐鲁书社

38、《喜见藏书史研究之新篇章——评山东藏书家史略》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4年第2期

39、《评曹之先生的中国古籍版本学》 《山东图书馆季刊》1993年第4期

40、《试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著录依据和著录方法》 《古籍整理研究论丛》1993年3月山东文艺出版社

41、《正史艺文志补志浅说》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42、《试论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 《古籍整理研究论丛》1991年9月山大出版社

43、《评列女传译注》 《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

44、《宋代的国家藏书》 《文史知识》1990年第3期

45、《从正史艺文志谈补志的得失》 《图书馆工作》1990年第3、4期

46、《论四库全书总目类目设置之得失》 《山东图书馆季刊》1989年第2期

47、《杨守敬与日本访书志》 《文献》1989年第1期

48、《李平心与生活全国总书目》 《山东图书馆季刊》1987年第4著作 1、《野菜博录校释》 2006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2、《毛诗名物图说》 2006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

3、《高亨著作集林》 编校组主要成员 2004年12月清华大学出版社

4、《李焘学行诗文辑考》 2004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5、《郑玄与今古文经学》 2004年11月山东文艺出版社

6、《宋史校勘记》 张元济遗稿 与王绍曾先生合作整理 2004年4月商务印书馆

7、《唐代四大类书》 副主编 2003年1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

8、《诗经要籍提要》 执行编辑、主要撰稿人 2003年8月学苑出版社

9、《离骚全图校释》 2003年4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10、《毛诗品物图考》 2002年8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11、《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与王绍曾先生等合作 2002年4月齐鲁书社

12、《诗经要籍集成》 执行编辑 2002年学苑出版社

13、《南史校勘记》 张元济遗稿 与王绍曾先生合作整理 2001年10月商务印书馆

14、《二十五史外人物总传要籍集成》 副主编 2000年10月齐鲁书社

15、《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常务编委、主要撰稿人 2000年9月中华书局

16、《两汉全书》第一册 编委、主要撰稿人 1999年9月山东大学出版社

17、《两汉全书》第二册 编委、主要撰稿人 1999年9月山东大学出版社

18、《汉书校勘记》 张元济遗稿 与王绍曾先生合作整理 1999年5月商务印书馆

19、《山东文献书目》 编委、主要撰稿人 1993年齐鲁书社

20、《世界百科名著大词典》 图书馆学与综合学科卷编委、主要撰稿人 1992年11月山东教育出版社 1、《两汉全书》，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编委会主要成员，自1996年立项至今，先后整理《毛诗传笺》、《史记》等要籍，凡200余万言。

2、《中华儒藏·诗经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与董治安先生、郑杰文先生共同主持，正在进行。

3、《汉魏之际山东经学现象探析》，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与庄大钧先生共同主持，正在进行。

4、《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与刘心明先生共同主持，正在进行。 1、《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200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2003年获山东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3、《论毛诗序的写作年代》，2002年获中国诗经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4、《清史稿艺文志拾遗》，2002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5、《清史稿艺文志拾遗》，2001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6、《清史稿艺文志拾遗》，2001获山东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7、2000年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文献学奖学金”博士生二等奖

8、《山东文献书目》，1995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9、《山东文献书目》，1995年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10、山东文献书目》，1994年获山东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11、1990年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首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硕士生二等奖。

三闾大夫”是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职，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的闲差事。

左徒，古代时官名。战国时楚国设置。入内参与议论国政，发布号令，出则接待宾客。诗人屈原曾任此职。来自百度

其他：

《史记•屈原列传》记述屈原“为楚怀王左徒”。说明屈原在楚怀王朝曾任过左徒官职。但是，对于“左徒”的职掌及官阶等情况，《史记》却没有明确记述，其它文献也没有直接的记载。而且除屈原任左徒之外，古文献也没有左徒这一官位的记载。左徒是楚国特有的，或者说是专为屈原特设的官职。因此，古今学者也异说纷纭。

1、姜亮夫说：左徒是莫敖。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⑴说：“余疑即春秋以来之所谓‘莫敖’也”。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按襄十五年及二十三年左氏叙楚命官之次，莫敖仅亚令尹”。二是春秋有莫敖之职时期是屈原所任左徒之时期，而且在春秋时皆屈氏所任，所以屈原所任的左徒即莫敖之职。三是莫敖与左徒都与楚之宗姓有关。莫敖的职掌是什么呢？姜亮夫说：“莫敖是管天文、郊祀的官，懂得许多历史。屈原也是管天文的。”（2）姜亮夫的说法与《史记•屈原列传》所述明显不合，如是管天文之类的官，怎么会“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应宾客”（3）呢？

2、王汝弼说：左徒是左史。民国人王汝弼《左徒考——屈赋发微之一》（4）说：“左徒之职，当即《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之所谓‘左史’。何以知其然也？《玉藻》云：‘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王汝弼同时认为“徒字当为史字的楚译”。他在此不仅述及左徒为左史的来源，而且也解释了左史的职掌。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5）称之为“没有充分证据”，是“可笑猜测”。

3、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4、张中一说：左徒是巫官。张中一在《屈原新传•屈原是个神奇的大巫学家》（6）一文中说：“屈原左徒官职是巫官。”他首先认为司马迁《屈原列传》所述“左徒”的职掌与王逸《离骚经序》所述“三闾大夫”的职掌“基本一致”，又说：“只不过王逸所述的‘三闾’职责比较具体而已。叙述了‘三闾’不但要兼掌内政、外交，而且还要负责王族的教化，为楚王主祭，解决疑难问题。”因此推论：“屈原之所以能亲近楚王，参预政事，是因为楚王所有的重大问题都必须请左徒屈原占卜，才能决策行动，决定嫌疑。推知左徒本是巫职官员。”

细阅《屈原列传》与《离骚经序》，司马迁与王逸所述“左徒”与“三闾大夫”的职掌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张中一、何剑熏、赵辉等推论“左徒”与“三闾大夫”是同一官职，（7）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从其职掌推论“左徒”是巫官，不仅证据不足，而且有风马牛之嫌。

5、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褚斌杰、赵逵夫等学者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8）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赵逵夫则说这“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综合’”。詹安泰在《屈原》（9）中也反驳张守节的说法，并说：“显而易见，这是不妥当的。”

6、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10）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7、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11）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8、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12）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 徒”、“右 徒”，“ ”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9、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13）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10、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14）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从以上所择取的几种说法中可以看出，大多数认为左徒官位在楚国是较高的，是楚国内政外交的一个主要负责人，而且对屈原任左徒所担负的具体任务也没有太大的争议。据《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者，…… 为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古今大部分学者据此认为，屈原任左徒所担负的具体任务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参议国家大事，发号施令；二是接待宾客，应付外交事宜；三是草拟宪令，具体掌握国家的政策方针。左徒的职掌也不会离开这三个方面。这也充分说明左徒的官位是比较高的，从“议国事”、“出号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等记述中可以看出。至于说左徒相当于什么官阶，没有必要探究如此细微，就目前史料等情况看，一时难以定论。

注释：

⑴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5月。

⑵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

⑶见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⑷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1942年12月。

⑸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

⑹张中一《屈原新考》，贵州出版社，1993年11月。

⑺何剑熏的说法见其《楚辞拾沉》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赵辉于2005年7月中国屈原学会在包头召开的十一届年会上，提交的论文《〈周礼〉所载‘宗伯’的职掌看屈原的身份》和学术交流中，阐述了“左徒”就是“三闾大夫”的观点，当场就受到周建忠等学者的反驳。

⑻《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⑼詹安泰《屈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

⑽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

⑾游国恩《屈原》，中华书局，1980年5月。

⑿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2月。

⒀聂石樵《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月。

⒁见《中州学刊》，2001年第五期。又见《释“来吾道夫先路”》一文，中国屈原学会编《中国楚辞学》第五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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