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共有七个版本，甲戌本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本来面貌。

甲戌本

甲戌本（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本），现存红楼梦较早的版本之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版本）。又称脂残本、脂铨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十五字，指明所据底本年代，故名甲戌本。甲戌年，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残存十六回，即一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二十五至二十八回；无目录。第四回回末缺下半叶，第十三回上半叶缺左下角。四回一册，共四册。每半叶十二行，行十八字。每册回首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甲戌本是现存所有红钞本中最珍贵的一种，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本来面貌。第一回正文“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一句上，比他本多出“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十五字。据此可以推定，这个本子的祖本可能是脂砚斋在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年）“抄阅再评”的《石头记》原稿本（自藏本）每页版心下部都有脂砚斋的署名。林黛玉眉目描写尚未成文，拨开后人的涂改，可以辨认出：“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其下半句以朱笔空围。虚以待补的还有若干回的标题诗，回目前仅有“诗曰”之类空悬。这说明甲戌本仍然处于稿本状态。此稿本既然是再评本，那么它的底本自然是初评本。

此本第一回有畸笏叟丁亥春的行侧朱批，墨抄总评也有作于丁亥者，说明此本的抄录时间在乾隆二十三年丁亥(一七六七)之后。

甲戌本是一个保存批语最多的本子。第十三回末眉批：“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这个过录本共十一页，所谓十页盖取其整数。这说明此本的抄录仍保存甲戌本原本的行款和样式。每半页二十行，行十八字。（从第二回回前总评重文三十八字看，原来亦可能每行二十字。）更加重要的是，这条批语还表明了甲戌本是删削“秦可卿*丧天香楼”之后的第一稿。未删此节之前的初评本应该题名《金陵十二钗》，由“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可证。然此本亡佚。

第一回第一页第一行顶格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行“凡例”二字，第三行起凡例五则，末题诗一首。其中第一至四则及题诗，共四百一十四字，为此本独有。第五则“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后来本子仅存此段作为引言，与正文混同，遂成了正文开始。凡例之后的七律题诗，尾联“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脍炙人口，为论红著作所常引用。正文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开始——这纔是曹雪芹原稿的本来面目。

甲戌本虽仅残存十六回，但在第一回第四页下第一行“丰神迥异”句下至第五页上末行“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句之间，有独存的僧道与石头对话的四百二十九字，恰好两页。这四百二十九字叙述了石头偶闻一僧一道谈论红尘中事，不觉打动凡心，求二仙将自己携入红尘。二仙劝阻不住，只得同意，僧人大展幻术，将大石顿时变成一块小小美玉。这段情节，诸本皆无（当是抄录时漏页所致），以至文义不全，补衲有痕。这段文字另有非常重要之处，如二仙话中被脂评称作“一部之总纲”的四个分句：“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即是。除此，我们还由此可以看明大荒山下的顽石是“通灵宝玉”的本相，是虚拟的小说作者，这与“夹带”它下世的——贾宝玉的前身的神瑛侍者并非一回事。虽则彼此有关系，但决不是如程高本篡改过的那样，成了石头、神瑛、贾宝玉三位一体。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与警幻之妹兼美成亲的一段情节，与各本也不同。底本无拼凑现象，正文很少修改，与其他各本相比质量最高，因此最为宝贵。又第五回回目也与诸本皆异，作：“开生面梦演红楼梦，立新场情传幻境情”。以“情”迭字设在回目中是雪芹的习惯，如“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第二十九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第三十四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第四十八回）、“情小妹耻情归地府”（第六十六回）等皆是。可见此回目是作者亲拟。又：庚辰本已改此回目而第二十七回却仍有脂批“开生面、立新场，是书不止‘红楼梦’一回”等语，更可证甲戌本此回回目是原拟。

第四回，甲戌本介绍薛蟠的表字是“文龙”，而其他诸本均作“文起”。古人的名与字义常相关联，名为“蟠”，字应为“文龙”；其他诸本之“文起”定是草体形讹。第七十九回回目可作证，诸本均作“薛文龙悔娶河东狮”（仅杨藏本将“龙”字勾去改为“起”）。除甲戌本外，诸本皆误。

甲戌本虽然只有十六回，却有密集的朱笔眉批、行间侧批、双行夹批一千六百余条（有部份批语系从另本移录）。所存各回脂批远多于其他脂本，尤有一些重要批语为他本所无，相当有研究的价值。如第一回“满纸荒唐言”诗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这条批语是持曹雪芹卒于壬午年(一七六三)论者的首要依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甲戌本以外的本子，其共同的祖本已被人修改，修改者不是曹雪芹，也没有经过曹雪芹过目，因而改后的本子的质量大为下降。《红楼梦》在甲戌（一七五四）前已基本完稿了。“增删五次”是甲戌以前的是（甲戌本上已有“增删五次”的字样），甲戌之后，曹雪芹再也没有修改他已交在脂砚斋等人手中的《红楼梦》稿。故甲戌后抄出的本子（如己卯、庚辰等本），凡与甲戌本有异文者，都不是出之于曹雪芹之手笔。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甲戌本”只是过录本，其中也不免有过录者改动之处。但总体上保留了曹雪芹的原笔。总之，现存甲戌本的地位与接近原稿的程度，远远超出包括己卯、庚辰本在内的其他任何本子。所憾太过残缺，仅得前八十回的五分之一。

甲戌本原为清朝大兴刘位坦得之于京中打鼓担中，传其子刘铨福。内有刘铨福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所作的跋，极有见地。另有刘铨福的友人绵州孙桐生（署“左绵痴道人”）批语三十余条。之后流传不详，一九二七年夏此本出现于上海，为刚刚归国的胡适重价购得，是为首次发现的传抄残本。一九六二年胡适去世后，此本被寄藏于美国康乃尔（Cornell）大学图书馆，现已被上海博物馆购藏。

目前，也还有人对甲戌本的钞写年代表示怀疑。虽然如此，甲戌本的重要性和参考价值仍不容低估。这是因为，甲戌本是几种钞本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当然最接近原著。

已卯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己卯冬月定本），又称脂怡本，脂馆本。原残存三十八回，后又得三回又两个半回，现共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此本的底本是现存脂评抄本的底本中较早的一个（一七五九年），仅次于甲戌本，略早于庚辰本。其所标“定本”的纪年比“庚辰”早一年，更重要的是正文上的差异。此本的文字有多于庚辰之处。此本文字与庚辰本大体相同，但庚辰本抄错之处，此本却往往是对的，可惜它已经残缺不全了。己卯本的脂评相当特别，它基本上没有眉批和朱笔批语，行间批也很少，主要是正文下的双行小字批，全书共有七百一十七条批语。

此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册总目书名下注云“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三册总目书名下复注云“己卯冬月定本”，故名己卯本。己卯年，是乾隆廿四年(一七五九)。存四十回。即一至二十回、三十一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内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原缺，系后人武裕庵据程高系统本抄配）。其中第一册总目缺，第一回开始缺三页半，十回末缺一页半，七十回末缺一又四分之一页。十回一册，共四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五或三十字不等。另有残卷一册，存三个整回又两个半回。即第五十五后半回、五十六至五十八回及五十九回前半回。

己卯本与庚辰本有共同的祖本，可称之为“己卯——庚辰原本”（郑庆山先生称之为“丙子脂砚斋三阅评本”），即庚辰本第七十五回题记所谓“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本。此本已佚。残存第七十五回回目：“开夜宴发悲音，赏中秋得佳谶。”“己卯——庚辰原本”（丙子本）已删去“凡例”，而把“凡例”的第五条并入“楔子”。脱漏了僧道与石头对话文字，以“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长谈，见”补缀。第五回末贾宝玉误入迷津有较大修改。第十六回末都判与小鬼对话也有修改等等。

己卯本上有“己卯冬月定本”题记，庚辰本上有“庚辰秋月定本”题记，这实际上是“己卯庚辰原本”的两个阶段。“己卯冬月定本”系第一至第四十回，“庚辰秋月定本”系第四十一至第八十回。也就是说，“己卯——庚辰原本”是跨己卯（一七五九）和庚辰（一七六○）两个年头才完成的。其时曹雪芹尚在，但他并未参加整理修订工作。

过录己卯本正文避国讳“玄”和“禛”，避两代怡亲王胤祥和弘晓的名讳“祥”和“晓”。冯其庸先生和已故吴恩裕先生论定此本为怡亲王府弘晓抄本。弘晓之父怡亲王胤祥为康熙第十三子，曹家与之关系非浅，故所据底本可能就出自曹家。或以为避家讳并不严格，乃怡府本之传抄本。因急于峻事，前十一回没抄批语，并非底本有拼凑现象。然对正文，主持者妄加删改，如改“成则王侯败则贼”为“成则公候败则贼”，即是显例。损害了原本的价值。又此本前五回多了一次修改，确系怡府本的过录本。

己卯本既与庚辰本同源，两本也就有大量共同特点。两本都题“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墨笔夹批与总批几乎相同；前十一回都是白文本；在回目上，两本文字相同；第十七、十八回都尚未分开，共享一个回目；第十九回都无回目，宁国府一小书房也没命名；又同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回；在正文方面，两本有大量共同异文，其中有近一半是共同的讹误。最明显的是，诸本的“英莲”在己卯与庚辰本中都作“英菊”“甄英莲”，据脂批原谐音“真应怜”。己卯本讹夺字较少，文字有多于庚辰本的地方，语意较庚辰本确切。尤其以前五回文字差异较大。

此本无复杂的眉批侧批，面貌干净。批语绝大多数在正文内双行书写，计七百一十七条，除多一条单字批外，与庚辰本全同。第十一回之前无夹批，却有十二处侧批为别本所无，见于第六回和第十回。

此本中夹有六张笺条，补此书批注不足。第一张为第一回正文“昌明隆盛之邦”批注“伏长安大都”；第二张为第四回“护官符小注”；第三张为第五回题诗一首；第四张为第六回题诗一首；第五张为第二回前指示将总批低两格抄；第六张为第十九回一条批注，连所属正文，另纸记在回前。

就总体而言，己卯本比庚辰本更接近己卯——庚辰原本的本来面貌，因而也就更接近原稿。己卯本第四回，冯渊家人向贾雨村告状说：“……望大老爷拘拿凶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在庚辰本中，“剪恶除凶”四字被删去。己卯本第九回：“茗烟见人欺负我，他岂有不为我的，他们反而打伙儿打了茗烟。”庚辰本这句只有“茗烟”两个字，很明显，是因为句头句尾都作“茗烟”而把中间部分脱漏了。

此本三十四回末题“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为脂本石头记第一个出现“红楼梦”标名的本子，说明曹雪芹生前一度使用“红楼梦”为书名

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庚辰秋月定本），又称脂京本。即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七十八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原本八十回，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回。原书八册中每册卷首都注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自第五册起，兼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庚辰本”以此而得名。原为徐星署旧藏。徐星署名祯祥，是光绪时协办大学士徐郙之子。此书徐星署于一九三二年初在隆福寺书摊得之，系北城旗人卖出，当时售价银洋八元。

庚辰本属于珍贵的早期抄本，其文字质量虽逊于甲戌、己卯本，然其完整程度却非前两者可比。庚辰年是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零年），其时曹雪芹尚在。离雪芹去世之壬午除夕，仅下隔两年有余。

第五十回，庚辰本作“芦雪广争联即景诗”，各本不识“广”（音眼，就山崖建造的房子）字，或改为“庵”，或以“亭”、“庭”字代之。庚辰本保持了原目原文。

庚辰本还保存有大量脂批，署有名号、年月的批，也远比他本为多，这些都极有研究价值。其中第十二至第二十八回还有大量的朱批，可能系从别本移来。在诸抄本，脂批前四十回多，后四十回少；后四十回的批语主要来自庚辰本，这些批语有的还为研究作者构思成书过程和探索佚稿情节提供了线索。如：第四十二回批：“钗、玉名虽两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第七十五回批：“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第七十九回批：“先为对景悼颦儿作引。”等等。

戚序本

戚序本，全名为“戚蓼生序本”，简称戚序本或戚本， 原由乾隆进德清戚蓼生所藏并序，约在光绪年间桐城张开模得到它的一个过录本，后归俞明震，俞以之赠上海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据以照相石印，题为《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以其卷首有戚蓼生的一篇序 ，故称“戚序本”。但是，卷首有戚序的共有三个本子。

一戚沪本：又称戚张本，张开模旧藏戚蓼生序本，抄本，存第一至四十回。戚沪本有乌丝栏，是有正本的底本。据上海古籍书店的同志所鉴定，“从纸张墨色来看，约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抄成”。原本曾传闻已于一九二一年毁于火。一九七五年冬，上海古籍书店整理旧库，意外发现迷失多年的该本前四十回半部。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二戚宁本：泽存书库旧藏戚蓼生序本，又称泽库本、南图本，抄本。与戚沪本是共同底本的不同抄本，两者的文字只有极细微的差别。存八十回全，四回一册，共二十册，十回一卷，共八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行款格式与戚沪本全同。宁本无格栏。此本一般认为是戚沪本的过录本。由于戚沪本已残，而据以影印的有正本经过贴改，戚宁本则保持了戚沪本原貌，所以仍然有其一定的版本价值。戚宁本抄写时代约在清咸、同之间，是高一涵的意见。藏南京图书馆，

三戚正本：又称有正本。上海有正书局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据戚沪本照相制版石印，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印行前四十回，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印行后四十回。出版时题《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此本付印前对底本作过整理，有改动失真之处，如删去了原收藏者的印章，对个别字作了贴改（据查验，前四十回贴改二十处，三十二字）。此本八十回，前四十回眉批为书局老板狄葆贤所加，“小字本”后四十回中也有眉批，为狄葆贤征求他人所加。价值不高。一九二○年用“大字本”剪贴缩印了一种“小字本”，于是有大小字本之分。“小字本”又于一九二七年再版。存八十回全。“大字本”四回一册，共二十册，十回一卷，共八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缩印“小字本”为十二册，每半叶十五行，行三十字。“小字本”因错误甚多，无甚参考价值。

王府本

王府本，存百二十回，十回一卷，共十二卷。分装四函，函八册，共三十二册。面十八行，行二十字。粉色连史纸钞写。目录页和版心题名《石头记》。赵万里云出自清代某蒙古王府之后人，故称“蒙古王府本”，简称脂蒙本或蒙本。因其第七十一回回末总评一页的背面有“柒爷王爷”之草书，一栗《红楼梦书录》疑出清王府旧藏，故称“清某王府旧藏本”，简称王府本或府本。王府本前八十回大体同戚本，版式相近，为同祖之本，但无戚序。其前八十回总目及正文用印就的朱丝栏粉色连史纸钞写，每版十八行，行二十字。补配部份系素白纸，每页十八行，行二十四字。书口印有朱色《石头记》书名，下手有手写墨色卷×、×回及每回页码。行款版式均同戚序本。缺第五十七回至第六十二回。后人以程甲本抄配了这六回及后四十回目录、正文，并在全书之首冠以程伟元序。有总目，十回为一卷。然而，每册四回。王府本也是一个附有脂砚斋批语的本子，回前回后总评亦单占一页，然而从此本开始，各本一律删去所有脂砚斋的名字。它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特有八百三十四条不见于早期脂砚斋评本的评语。这些批语补齐了回前回后总批，又有侧批和双行批。有散文，还有诗、词、曲等韵文。在第四十一回前的那首七言绝句之下，署名立松轩。立松轩把他的批语写入双行批注，可证王府本的底本为立松轩手抄本。松轩本的底本则有三个，依次为庚辰本、己卯本和杨藏本（皆非今本）。此本前五回文字属于庚辰本。第十六回末，都判与小鬼的调侃世情，己卯本有残文。此本正是己卯本残文的连缀。第五十六回改“时宝钗”为“识宝钗”，即从杨藏本。诸底本经过立松轩的整理和修改。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已分开，第十九回有了回目，第二十二回末已补齐，第六十四回，补入一个有批语的稿子，第六十七回亦补入，第八十回也有了回目。——凡此种种，以下各本皆大同小异。如无特殊情况，即不再赘述。王府本的抄写时间颇晚。它的第六十七回据程甲本抄补，用预留纸张，由前八十回抄手之一书写。在总目中，该回与其它各回似为一色笔墨。这说明王府本的过录时间是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之后。

舒序本

舒序本又称己酉本、脂舒本，舒元炜序本，简称舒序本或舒本，卷首有舒元炜的序及其弟舒元炳题《沁园春》词，故名。舒元炜，杭州人，其序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已酉，亦名已酉本。又因这个本子今归吴晓铃先生收藏，而且仅存四十回，故又名吴藏残本或吴本。此本原为八十回抄本，总目中原有八十回回目，后被人撕去三页，今存第一至第三十九回和第八十回回目。目录前及每回正文前均题《红楼梦》。后来散佚第四十一回以下部份。每五回一册，共八册。然从抄写者转手的情况看，其底本为每册四回。每半页八行，行二十四字，独与郑本相同。从舒序得知，此本之原藏主为姚玉楝号筠圃者。他曾与当廉使（当保，先后担任河南按察使和直隶按察使——“廉使”为廉访使的简称）并录过八十卷，然遭故散失二十七卷；复借邻家之本，合付抄胥，因成新本。他虽然没有说抄配的到底是哪几回，但是，与它本对校，舒本确是一个拼凑本。其来源尚不止于两部份。它的前五回与庚辰本有相同底本。如第五回，各本：“自较别个不同。”庚、舒改“较”为“觉”。再如第二十七回，甲戌：“得了玉的宜似的。”府、戚：“得了玉的益似的。”列本：“得了玉的济是的。”梦本：“得了玉的便宜是的。”庚、舒：“得了玉的依似的。”舒序本跟己卯本也有相同底本。如第三十七回，庚、杨：“我宁可不要。”己、舒：“我能可不要。”府本、戚本自第十二回以后与己卯本有共同底本，第二十二回末惜春诗谜以下不缺。舒本此回结尾文字与府本、戚本相同。舒本与杨本、列本、梦本有相同底本。舒序本和庚辰本多有与甲戌本相同之文，但并不早于甲戌本。其总目与各回之分目不尽相同，是此本的特别之处。又有长短不等的增文，最令人疑惑，盖亦抄写者所为。它又几乎是一个白文本。自是晚期抄本无疑。舒元炜序的落款是：“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园氏舒元炜序并书于金台客舍。”有“元炜”、“董园”印二方。为舒氏作序的原本。其新抄本之告成亦在此时，这是舒序中说得很清楚的。舒序中还提到，舒本八十回付抄的时候，读者中已有一个一百二十回的全本在流传。虽然，舒氏兄弟等人未能见到这个全本，但序中说到“合丰城之剑，完美无难”，成全本很有把握。“全本”的存在，当不是无根据的道听途说，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即程甲本问世的两年半以前，《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书已经在读者中流传。从这一点看来，《红楼梦》后四十回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舒本为我们作重新考虑提拱了一条线索。

靖藏本

因扬州靖靖应鵾所藏而得名，简称靖本，题《石头记》。 一九五九年由南京毛国瑶发现，为藏乾隆时的抄本。一九六四年尚在，以后迷失不知下落。据目验者毛国瑶回忆，此本未标书名，亦无序文，中缝亦无页码。初称《红楼梦》，嗣后也有称《石头记》者。原有八十回，存十九册，蓝纸封面。钤有“拙生藏书”和“明远堂”篆文图章。一九五九年发现时，已分十厚册装订，缺失第二十八回和第二十九回，第三十回尾部残失三页。实存七十七回有余。竹纸抄写，抄手不止一人，字迹尚工整，而不及有正本。每页行数及每行字数未察。有三十九回为白文本。“明远堂”系靖氏堂名。靖应鵾祖籍辽阳，旗人。始迁江都，乾嘉之际移居扬州，清末自扬州迁南京。一九年发觉靖本迷失。现存毛国瑶抄录的有正本所无批语一百五十条。从批语所附正文看，靖本不缺僧道与石头对话那四百余字，与甲戌本相当。原书有三十五回全无批语，其他各回则附大量朱墨批语。书的封面下原有“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字样纸条。夕葵书屋是《熙朝雅颂集》（其中选有敦诚、敦敏有关曹雪芹的诗）的主要编纂者、乾隆时著名文士吴鼐的书斋名。书发现之初，毛国瑶曾将此本与戚本作了对勘，摘录戚本中所无的批语一百五十条。后来，将它发表在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一九七四年八、九月号上，并撰文介绍。此外，《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周汝昌《〈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中也曾介绍这个脂本，并校读、解说了其中的部分批语。

　　百度了一下，只看到，闽南地区的，不错闽南很大部分也是包括讲了厦门港的情况，你可以参考一下哦。

　　17-19世纪：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闽南海商

　　郑氏集团覆灭后，闽南海商独步中国海外贸易局面不复存在。然而，闽南商人依托厦门港和东南亚华商网络，仍能长期主导中国海外贸易。

　　清朝攻下台湾的次年（1684年），颁令开海贸易，开放厦门、广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口岸。厦门作为福建唯一开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贸易，需由厦门出口。早在明代嘉万年间，厦门已成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为郑芝龙发迹的大本营。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狭水浅，只是在海禁时期大港被禁后才成为走私贸易中心。厦门港阔水深，位于漳泉地区中心，海禁开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渐汇集于厦门。在郑成功时代，厦门已是沿海对外贸易中心。在清代前期开海贸易之初，厦门海外贸易繁盛程度一度领先于广州等城市，直至鸦片战争前，闽南商人仍保持主导海外商贸网络的局面。当时的一位外国人如此评述遍布中国南北方各港口和东南亚重要商埠的闽南商人：“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象厦门那样聚集了许多有钱能干的商人，他们分散在中国沿海各地，并且在东印度群岛的许多地方开设商号。被人称为‘青头船’的帆船，大多数是厦门商人的船只也诚如《厦门志》所载：“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返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为活计者以万计”。

　　以厦门为基地的闽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各港口的闽南籍商贸网络和移民；三是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台湾后，重新开放海外贸易，厦门被定为作为往南洋贸易的官方发舶中心，广东澳门则定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之地。但朝廷也特许西班牙船来厦，可能因为西班牙船带来的是中国紧缺的白银。清朝似乎并无严禁外国船来厦门贸易，清代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来厦门交易。到清代中期，广东方面也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厦门独享发舶南洋的特权不复存在。

　　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对巩固和扩展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中的领先地位意义重大。闽南地狭人稠，无广阔经济腹地，物产有限，且与中国内地交通不便，成为中国沿海贸易中心的物资条件远逊于山东半岛、江浙与两广。明中期以后闽南人开始主导海外贸易，直至郑氏时代闽南人独步海上贸易，实在是一系列因缘际会所致，所凭借的是闽南人无畏的冒险、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闽南偏远地理位置，在朝廷对中国私商海外贸易的普遍压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发展机遇一样，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使海禁开放以后，闽南商人能掌控发展海外贸易和对外移民的先机，东南亚诸港，如“葛拉巴、三宝垄、实力、马辰、哧仔、暹罗、柔佛、六昆、宋居唠、丁家卢、宿务、苏禄、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注：周凯：《厦门志》（道光）卷5《船政略洋船》。）都充斥着闽南商贩。18世纪以后，广东、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开始活跃于东南亚各地。潮州人与闽南人都被称为“福佬”，是卓有声望的造船工匠，他们将其造船行当扩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罗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纪中期，潮州人开始以削价为手段与闽南人竞争，在中暹大米贸易方面开始取代闽南人而当时广州的贸易规模、人口数量、在中国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厦门。

　　中国帆船从厦门发舶，也使早已地狭民稠的闽南向东南亚移民活动远较其它沿海省份便利。欧洲人在东南亚开辟殖民地需要大批劳力，东南亚华商网络的扩大也需大量的辅助人员，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帆船是东南沿海人们移民海外的主要运输工具。因此，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官定发舶地，就使闽南海外称民在清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直到清代中期，到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仍是闽南人居多。雍正5年（1727年）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中提到：“查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船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注：郝玉麟编：《朱批喻旨》（46册）1887年上海点石斋本，第27页。） 从明后期闽南海商开始主导海上华商网络到郑氏集团建立海上帝国，奠定了闽南海商在海外的优势地 位，这种地位在清初又因厦门成为中国发舶地而得到加强，使闽南商贩和移民遍布东南亚各要埠，海外华埠的扩大使华人移民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更多，从而吸引更多的闽南商贩和移民加入。因此，尽管清代以来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福建，18世纪中期以降，广东的海外贸易也远盛过闽南，广州港更非厦门港可比拟，但闽南人仍能依托海外闽南籍移民群体和商家主导海外华商经贸网络。巴达维亚是荷属印尼的商贸中心，其历代华人甲必丹和大华商绝大多数是闽南籍人。越南的重要商埠会安的华人商家早期也以闽南人为多：“会安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注：大汕和尚：《海外记事》卷4，第80页，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19世纪前期，暹罗华人尽管是潮州籍者占绝大多数，但他们大多从事种植业，闽南的同安人则从事航运业和商贸。（注：布赛尔(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第24页、28页。）马来半岛各商埠华商历来是闽南人为主，新加坡开港后，仍是闽南人主导华埠商贸。从16世纪末以来，菲律宾华人是东南亚各地华人中唯一几乎仅从事商贩活动的群体，而菲律宾华人几乎都是闽南人。到19世纪中期，东南亚华人约150万人，粤籍者约90万。尽管东南亚的广东人已远超过闽南人，但东南亚华商网络为闽南人所主导应无疑义。直到20世纪中期，闽南籍华人在商贸领域仍是独占鳌头。因此，虽然西洋人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以后，华商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不复存在，但由于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海外华商网络仍可存活和发展，而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的优势地位，亦能维持至今。

　　闽南海商长期经营南北航运交通和商贩贸易，也可能由于郑氏时代陆上五大商贸网络的存留，清代闽南海商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贸活动仍相当活跃。浙江温州府“闽浙商贾丛集之地，烟户繁多”，（注：《清高宗实录》卷336，第1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温州府平阳县至今还通行闽南语。宁波、舟山历来是闽南海舶经营对日贸易的中转和进货之地，汇集大批闽南商人水手。（注：陈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贸港口》，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康熙年间上海港兴起后，吸引众多闽南海商贾舶前往，仅在康熙年间，就有12艘闽台商船到上海运生丝到日本。据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辑的泉漳会馆碑铭记载，乾隆年间，上海兴建的泉漳会馆“规模之宏大、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苏州多闽籍豪商，“自阊门至枫桥，多闽中海贾，各饰郡邸，时节张灯陈百戏，过从宴犒，艳服以财相炫广东澳门与闽南渊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来的走私贸易以漳州人最为活跃，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也较深，葡萄牙人在澳门开港后，闽南商人就云集澳门。明朝末年给事中卢兆曾上奏：“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注：《崇祯长编》卷35，崇祯三年五月丙午。）郑芝龙早年随其在澳门经商的母舅黄程到澳门，学习葡萄牙语并担任通事。（注：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Blusse,ibid,p255）从明末到19世纪中期，闽南籍人在澳门一直很活跃。从澳门到广州的广东十三行行商之一谢东裕，其祖籍就是闽南诏安。在广州的闽南籍商人地位更为显赫。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实施以后，闽南商人资本与生意也随之部分转移到广州。乾嘉年间广东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叶义成（义成行）、潘丽泉（丽泉行）、谢东裕（东裕行）、黎资元（资元行）各俱闽籍，刘东生为徽籍，卢广利、梁天宝、易服泰、关福隆、黎届成为粤籍，闽籍行商全属漳泉商人

　　闽南商人的国内贸易网络除表现在覆盖地域的广阔性以外，还表现在于行业网络优势乃至行业垄断性。如在18世纪的外销茶贸易上，闽南商人虽非产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销茶集散地的广州为基地，却能仅以其在国内外贸易网络中的优势地位，组成外销茶叶生产、加工、贩运、销售的一条龙网络，主导在18世纪初—19世纪中期最为有利可图的国际茶叶贸易。18世纪初风靡欧洲的闽北武夷茶，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几占中国外销茶叶货值的一半，是当时中外贸易的核心商品组织闽北武夷茶的种植和加工，是来自闽南的商人。他们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种茶，从闽南招募茶师，开设茶厂，加工茶叶，再将茶叶贩运到广州，与垄断广州出口贸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卖给前来广州的洋商运往欧美。而广州行商多半是闽南籍。闽南商人或将茶叶直接运往巴达维亚与当地华商交易，再由荷兰商人运往欧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绝大多数是闽南籍者

　　闽南人在国内、尤其是东南沿海组构的贸易网络，是其海外贸易网络的支柱。尤其是18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尚未当地化以前，海外华商网络尚需依托中国商品、中国市场和中国帆船，因此，闽南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和移民网络就更显重要。

　　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对闽南人的海贸活动也不无裨益。厦门作为17世纪末以后近百年内唯一和台湾对渡的港口和远东水域重要的贸易港之一，是台湾货物国际流通的转运港。1684年以后，台湾主要通过与厦门的对渡进行国际和国内贸易，台湾经济主要支柱米和糖成为当时远东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通过与厦门的贸易，推动台湾农业经济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也对经营台湾产品的闽南商人扩展海外贸易起了重要作用。厦门商船长期经营大陆、台湾、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转口贸易，尤其是在17-18世纪国际市场热销的台糖运到厦门，对厦门的海外贸易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台湾经济的发展为闽南人移民台湾扩大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对闽南移民而言，移居台湾与移居东南亚并无本质的不同。尽管91世纪后期以前，清朝严厉限制移民台湾：凡欲渡台者需给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审批；渡台者一律不许带家眷；粤地为海盗渊薮，粤人不许渡台（此条后来取消）。但直到1789年设官渡以前，闽南人偷渡台湾者一直络绎于途，是移民台湾的主要方式之一。到19世纪初，台湾人口已达200万。在1884年设省以前，台湾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辖，居民也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及其后裔，区域文化特色与闽南无异，是闽南人社会在海外的延伸。台湾成为闽南人主导的社会后，闽南人海外商贸活动应是如虎添翼，形成更大规模的闽南方言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