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有斗蜘蛛的传统(没有你要的8条腿的，只有其他的）

斗动物游戏是通过引逗或驱使某些动物进行相斗而达到娱乐目的的一种游戏形式。这类游戏的特点，就是参与游戏活动的主体不是人而是动物，而游戏者本人只是作为一个观赏对象参与其中，从动物的斗赛活动中得到某种快乐。由于有了生性特点与人类颇为不同的各种动物的加入，使得游戏活动变得更加引人入胜，情趣盎然。

中国古代较为典型的动物斗赛游戏形式，主要有斗鸡、斗牛、斗鹌鹑、斗蟋蟀等。

斗鸡

鸡是一种善于竞斗的动物，把两只性情凶猛的公鸡放在一起，它们就会激烈地争斗起来，直到一方败下阵来为止。斗鸡的场面往往极为惨烈，一些古诗中对此有生动描绘，如韩愈、孟郊的《斗鸡联句》：“裂血失鸣声，啄殷甚饥馁，对起何急惊，随旋诚巧绐。”“事爪深难解，嗔睛时未怠。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两鸡相斗时已是难分难解，势不两立，相斗后是鸡冠流血，无力啼叫。如果相斗已久，各显疲惫之态，还要用水喷醒，使其清醒振奋，重新投入战斗。这是何等惨烈、残酷的场面！

斗鸡作为一种古老的斗禽游戏形式，在中国大致已流行了2000多年的时间。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些王侯贵族府邸中就可以见到斗鸡的场景。据《左传》记载，在昭公二十五年时，鲁国的大夫季氏和氏曾经举行过一场斗鸡比赛。他们为了使自己的鸡能够斗赢对方，各自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季氏是在自己的鸡身上披上一件特制的铁甲，而氏则是在自己的鸡爪子上套上金属做的套子，这样两鸡争斗起来就更为凶猛，也更为有趣。先秦时代的斗鸡游戏不仅在贵族家中十分盛行，而且在民间也蔚成风气，对各个阶层都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到了东汉末年，曹丕、曹植等贵族子弟都十分喜好斗鸡。如曹植有《斗鸡篇》写道：“游目极妙技，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冀独翱翔。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诗中刻画了斗鸡时紧张激烈的场面，也流露了斗鸡给人带来的极大快乐。

唐代，斗鸡之戏达到了极至，当时的斗鸡活动不但形式众多，而且风靡朝野，从皇帝到平民，都加入了斗鸡的行列，尤其是唐玄宗，堪称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位“斗鸡皇帝”。唐玄宗还未即位之时，就爱上了斗鸡游戏，当了皇帝以后，更是成立了皇家鸡坊，“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之”。每到节庆盛典，唐玄宗便要向人展示皇家的斗鸡场面，气势极为壮观。在唐代的斗鸡史上同样值得一提的人物还有斗鸡小儿贾昌。他本是一个平民子弟，后被唐玄宗任命为斗鸡坊中的首领。每当宫廷中举行斗鸡时，贾昌都要指挥群鸡相斗于广场之上，其规模之大，水平之高，是历代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天下号为神鸡童”。开元十四年（726年），贾昌的父亲也因为其子而受封。当时民间有歌谣云：“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由于唐玄宗的带头，唐代上上下下斗鸡成风，“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币破产，市鸡以偿其值”（陈弘祖《东城老父传》）。为买一只斗鸡，不惜倾家荡产，这种斗鸡活动已完全超出了传统的游戏范围，而演变为一种夸富的手段了。

明清时期，斗鸡之风仍然非常盛行，明代《涌幢小品》中记云：“博鸡者……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明代还出现了一种专门从事斗鸡的民间组织—斗鸡社。据《陶庵梦忆》卷三记载：“天启壬戌间好斗鸡，设斗鸡社于龙山下。”

由于各地风俗不同，举行斗鸡的时间和形式也不相同。如我国北方地区的斗鸡活动多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后举行。斗鸡时间约好后，鸡主各抱自己的鸡来到斗鸡场，主持斗鸡的权威人士根据参赛鸡的强弱撮合协议，代为配对和商定赌注。一切皆妥后，便放鸡进入场内决斗。此时但见两鸡树毛振翼，砺吻磨距，一场难分难解的争斗随即开始。站在周围观斗鸡的人们则纷纷呐喊助威，气氛极为紧张热烈。

斗牛

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原始社会后期，我国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牛的驯化和饲养，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后来又逐渐出现了牛耕。为了选择健壮的公牛来繁衍后代，人们可能很早已经懂得采取斗牛的方式来进行公牛品种的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意义上的选种斗牛活动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斗赛游戏，它以不同的形式流行在我国许多民族中，深受人们的喜爱。

东汉时期的《风俗通义》中有一则有关斗牛的神话，说的是战国时李冰受命为郡守，负责治理当地江水。江神每年要取两个童女为妇，李冰为了阻止此举，变成一头斗牛与江神所变之牛在江中展开激战，最终将其杀死。根据这个神话传说可知，中国的斗牛之举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

在中国古代各种形式的斗牛活动中，浙江省金华一带的斗牛最负盛名。相传这一带的斗牛风俗始兴于宋仁宗明道年间，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该地斗牛活动的特点是隆重而且时间长，从每年插秧结束后的“开角”（系一年中第一次斗牛活动的俗称）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耕前的“封角”（指最后一次斗牛活动）止，除了农事大忙期间稍有间断外，几乎是一月一大斗，半月一小斗。乡里之人闻有斗牛比赛，纷纷举家前往观看，参与盛况令人惊叹。清代人陈其元在《庸间斋笔记·婺州斗牛俗》记云：“每逢春秋佳日，乡氓祈报祭赛之时，辄有斗牛之会……此日至之时，国中千万人往矣。”

斗牛比赛开始前，村民们要首先进行祭祀社神的宗教活动，向庙中的菩萨祈求丰收与平安。斗场设在水田中，周围皆搭台设看座。斗牛开始后，火铳铜锣齐鸣，各村参赛的斗牛头簪金花，身披红绸和白绫，由四个身著彩衣、头扎汗巾、腰系彩带的壮汉拥呼入场。四个壮汉手中都拿着一面写有斗牛名子的绸旗。斗牛的名字多根据牛的特点而起，如“乌龙”、“下山虎”、“老黄忠”等。斗牛汇集后，由拈阄决定次序。牛少时，每对依次入场相斗；牛多时则数对同时入场开斗。在震耳的鞭炮声中，先赛的斗牛由护牛壮汉送到赛场中央，使其互相对视一会，待到牛的斗性发作，蠢蠢欲斗时，护牛壮汉便迅速走开，让两牛互相冲击，展开竞斗。斗到三四回合时，鞭炮鸣放，由护牛壮汉入场将斗牛分开，稍事休息，然后再令其相斗。数次之后，斗牛皆两眼圆睁发红，斗性大发，越斗越紧张惊险，赛场四周的乡民们则不约而同地呐喊助威。此时斗牛仗人威势，越发勇猛，奋力角逐。勇者横冲直撞，所向无敌；弱者节节败退，东躲西窜。决出胜负后，参赛的斗牛分别被各自的主人牵出场外，获胜一方的主人及其亲友簇拥斗牛凯旋而归，设宴庆贺。有时斗败的牛鲜血淋漓，仓皇奔逃，将两边的桌凳都掀翻在地。此时观众们则纷纷“哗然争避，或失足田中，或倒身岸下，遗簪坠珥，衣服沾濡，头面污损，相将相扶而去。真可谓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矣”（陈其元《庸间斋笔记·婺州斗牛俗》）。

参加竞斗的牛，待遇非常优厚，它们有的卧以真丝帐，食以白米饭，喝的是好酒佳酿。如果有客人来了，主人便要吩咐下人道：不要将饮牛的酒拿出来招待客人。此话乍一听来是敬客之意，其实却是主人舍不得将饮牛的上品之酒拿出来招待客人。牛主人称牛的旧家主人为“牛亲家”，称豢养牛的牧童为“牛大舅”，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比自己与儿女亲家的关系还要亲近密切。这些生动有趣的行为方式，充分地表现了明清时期金华地区斗牛活动的风貌，展示了当地群众在斗牛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民情风俗。

斗鹌鹑

鸟类动物体形一般较小，但是其性情却也十分凶猛，善争好斗的鸟类不计其数，例如八哥、画眉、鹪鹩、鹌鹑等都十分喜好相斗，因此中国古代斗鸟游戏也一直十分盛行。江南地区多以八哥、画眉为斗赛之鸟。其方式有两种：一是将两只鸟放进中间有隔的大鸟笼内，使之隔笼而斗。几个回合斗下来，胜者高声啼叫，败者则落荒而逃。二是将两只鸟放进没有隔的大鸟笼内，使之混在一起追逐相斗。这种斗鸟法较前一种激烈，往往会斗得羽毛脱落，头破血流，甚至有的鸟会被斗得当场死去。

在中国古代斗鸟游戏中，影响最大的是斗鹌鹑。斗鹌鹑也叫“斗鹑”、“冬兴”，相传始于唐代。据近人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唐玄宗时，西凉人进献鹌鹑，能随金鼓节奏争斗，宫中养以为戏。此风一直到清代仍然盛行于北京和其他各地。据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膏粱子弟好斗鹌鹑，千金角胜。”成书于光绪年间的《川沙厅志》也载称：“每于秋末冬初斗鹌鹑，曰‘冬兴’，又曰‘鹌鹑圈’。良家子弟，由此废时失业。”而在上海，“霜降后喜斗鹌鹑……斗时，贴标头分筹马，每斗一次谓之一圈”（见葛元煦《沪游杂记》）。斗鹌鹑竟以“千金角胜”，并使“良家子弟，由此废时失业”，可见这种风气在当时影响很大。

清代有一本名叫《蝶阶外史》的书上，曾经记载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斗鹌鹑故事。当时有一个住在武清蔡村兴善寺中的和尚，名叫鸿僧。他非常喜欢斗鹌鹑，蓄养的鹌鹑数以万计。后来他得到了一只玉鹑，长颈短尾，纯洁如雪，就像一只小鹤一样。它十分擅长搏击，飞起来有三四尺高，每次搏击时都能十分准确地击中敌手，因此附近地区没有一只鹌鹑能战胜它。后来邻村的西贾得到了一只黑鹑，毛色纯黑，短小精悍，当它与其他鹌鹑相斗时，两个翅膀伏在地上，就如燕子掠水一般。它的嘴硬得像锥子一样，啄时令对手无法逃躲。村人对玉鹑和黑鹑都非常喜爱，将它们称之为天龙和地虎，鸿僧与西贾也因为两只鹌鹑而结为好友，并约定两鹑永不相斗。不料有一次因为误会，这两只鹌鹑不得不互相争斗起来。后来黑鹑落败，西贾见后非常气愤，拔出刀来要与鸿僧拼命，经过鸿僧的解释，总算结束了这场纠纷。后来鸿僧一直与玉鹑相依为命，直至鸿僧圆寂的那一天，玉鹑也在他手中死去。这个故事极其生动地描写了斗鹌鹑时激烈、惨壮的场面，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那种盛行的斗鹌鹑风气。

古人在进行斗鹌鹑游戏时，有一系列特定的规矩。例如在北方地区，参加竞斗的鹌鹑一般都被放置在一个藤条编的长方形簸栏里，双方主人分别蹲在簸栏两侧，各人在地上丢下三五粒谷子，同时以手掌遮掩不让对方看到。鹌鹑吃了谷子后，又继续寻食，遇上对方的鹌鹑，于是便厮斗起来。鹌鹑相斗时一般都是痛啄对方的头部或颈部，同时发出咕咕的叫声，通常三五分钟即可分出胜负。如果其中一只斗了一会儿后突然逃走，或者被另一只追得四处乱飞，便算认输。此时游戏者立即“叫停”，并将一些谷粒撒在簸栏里，然后由双方主人分别将它们挡住，这样鹌鹑就会停止厮斗，低下头去啄米了。在一旁观看斗鹌鹑的人，可以蹲，可以站，可以坐，但是不管采取什么姿势，都不能移动换位，或者是举手搔痒，否则就要被逐出场外，或者挨一顿骂。因为每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把打斗中的鹌鹑吓跑。斗鹌鹑的时间一般都是在早晨，因为早晨鹌鹑肚子饿，故斗起来特别凶狠。斗鹌鹑的日期和地点一般也都是事先约定的。参加竞斗的双方主人要事先对时间、地点等问题进行商量，有的还要签订协议，以免以后发生纠纷。当地驯养鹌鹑也有许多方式。训练的方式称为“把”，即将鹌鹑的两腿夹在人的两指之间，使其双爪悬空，无法蹬跃，再将其颈部夹在虎口间。如此天天训练几次，鹌鹑便可服从主人的命令。

斗蟋蟀

蟋蟀是一种十分普通的小昆虫，身细头方，尾有数刺，大都生长在墙缘草丛中。到了秋天，它们会发出“瞿瞿”的鸣叫声，雄性蟋蟀还会与其他的蟋蟀咬斗，以求配偶。然而，就是这种小小的动物，对中国古代的游戏文化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蟋蟀那种在求偶期善于咬斗的天性，逐渐被人们利用来作为一种特殊的斗赛游戏活动。

据古籍记载，中国的斗蟋之风大概兴于唐天宝年间，时称“斗蛩”。宋顾文荐《负曝杂录》云：“斗蛩之戏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唐时的斗蟋游戏主要流行于京师的宫廷、贵戚和豪富之家。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金笼蟋蟀》云：“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在中国历史上，喜爱斗蟋蟀游戏的人不计其数，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有三人，一是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此人素好斗蟋，甚至为了斗蟋而不顾国家安危。当南宋重镇襄阳被蒙古大军围困之时，作为一国宰相的贾似道竟对此重大军情隐匿不报，又不派兵支援，只是成天在其西湖葛岭私邸半闲堂中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最终导致了南宋的覆亡。二是明代的“斗蟋皇帝”朱瞻基。明宣宗朱瞻基为了斗蟋玩乐，曾经密诏苏州知府况钟向民间征集勇猛善斗的蟋蟀1000只作为供奉，弄得一境之民不得安宁，只能经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当时民谚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反映的就是这一社会现实。据说当初苏州府中的武弁还有以捕蟋蟀来充当军功，以得世袭官职的。三是南明时的“蟋蟀相公”马士英。马士英是南明宰相，也是明代高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斗蟋蟀迷，他“为人极似贾似道，其声色货利，以至好蓄蟋蟀，无一不同。时局严重，清兵临江，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这些封建时代的皇帝与朝廷重臣，在国家、民族命运危急的关头，竟然不理朝政大事，成天以斗蟋蟀为乐，真可算得上是古代游戏群体中的败类。

当然，这些人中也有个别者对中国古代的蟋蟀文化作出过一定贡献。例如，贾似道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遴选、决斗和饲养的专著《促织经》。

明清以后，斗蟋活动常常与赌博相结合，变成一种具有巨大的钱财输赢的博戏形式，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斗蟋蟀游戏大都规定十分严格，并形成了各种独特的行为规范。如明人谢肇《五杂俎》卷九中云：“三吴有斗促织之戏。斗之有场，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两家审视数回，然后登场决赌。”可见明代时斗蟋蟀游戏已有一整套规矩制度。到了清代，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等地都出现了许多斗蟋赌场，其规矩程式也更为严格和繁多。每至秋风起时，人们即在空旷之地搭起棚子，棚内用布帐分隔为若干圈，作为赌室。赌前双方约定赌注金额，旁观者亦可下注。赌注大者可达几百甚至上千两白银。斗蟋蟀开始后，蟋蟀置于高架之上，以防人为干扰。双方各出一人观其胜负，其余赌徒便只得举目仰望，倾听鸣声而已。《清嘉录》一书中，对于清代苏州地区的斗蟋赌博风俗更是描写甚详：“白露前后驯养蟋蟀，以作赌斗之乐，谓之秋兴。斗时在台上两造认色，或红或绿，曰标头。台下观者，即以台上之胜负为输赢，谓之贴标斗。分筹马，谓之花。以制钱一百二十文为一花，一花至百花、千花不等，凭两家议定。胜者得彩，不胜者输金。”

人物介绍

马钧，字德衡，三国时期魏国扶风（今陕西省兴平县）人，生活在东汉末年这一时期。生卒年代不详。

出身贫寒。他是中国古代的机械大师。他的不少发明创造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他在传动机械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称他为“天下之名巧”。马钧从小口吃，不善言谈。但是他很喜欢思索，善于动脑，同时注重实践，勤于动手，尤其喜欢钻研机械方面的问题。马钧早年生活比较贫困，长时间住在乡间，比较关心生产工具的改革，并且作出了突出贡献。

马钧少年游乐，未认识到自己的才华。当博士时，生活贫困，于是改进绫机，并因此而出名。后来，在魏朝担任给事中，同时研制机械。他虽然一生不大得志，但刻苦钻研，设计制造出多种机械。魏明帝时，见当时织机五十条经线者有五十蹑（脚踏操纵板），六十条经线者六十蹑，便将织机一律改为十二蹑，大大提高了功效。在洛阳时，又发明了排灌水车，名叫“翻车”，它利用人力可以将水由低处提到高处。他还研究制造出指南车，改进了诸葛亮的连弩，改进了攻城用的发石车。他制造的“水转百戏”以水为动力，以机械木轮为传动装置，使木偶可以自动表演，构思十分巧妙。

生平记事

马钧，魏给事省中。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

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钧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於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钧作之，而指南车成。钧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有裴秀者，上国之士也，精通见理，闻而哂之。乃难钧，钧口屈不对。裴子自以为难得其要，言之不已。傅玄驳之。安乡侯曹羲与秀同，后服钧，告武安侯曹爽，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 人物影响 新式织绫机

绫是一种表面光洁的提花丝织品。中国是世界上生产丝织品最早的国家。可那时所以生产效率还很低。中国劳动人民才在生产实践中逐步发明了简单的织绫机。这种织绫机有一百二十个蹑（踏具），人们用脚踏蹑管理它，织一匹花绫得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后来，这种织绫机虽经多次简化。可到三国时，仍然是五十根经线的织绫机五十蹑，六十根经线的织统机六十蹑，非常笨拙。马钧看到工人在这种织绫机上操作，累得满身流汗，生产效率很低，就下决心改良这种织绫机，以减轻工人的劳动。于是，他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对旧式织绫机进行了认真研究，重新设计了一种新式织绫机。新织绫机简化了踏具，改造了桄运动机件（即开口运动机件）。原来的织绫机五十根经线的五十蹑，六十根经线的六十蹑，综控制着经线的分组、上下开合，以便梭子来回穿织；蹑是踏具。马钧统统将其改成十二蹑。经过这样一改进，新织绫机不仅更精致，更简单适用，而且生产效率也比原来的提高了四、五倍，织出的提花绫锦，花纹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端，受到了广大丝织工人的欢迎。新织绫机的诞生，是马钧一生中最早的贡献，它大大加快了中国古代丝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为中国家庭手工业织布机奠定了基础。

指南车

指南车是一种辨别方向的工具。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创造了指南车。据中国古史上传说，4000多年前，黄帝和蚩尤作战，蚩尤为使自己的军队不被打败，便作雾气，使黄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后来，黄帝制造 了

指南车

靠指南车辨别了方向，终于打败了蚩尤。又传说3000年前，远方的越裳氏（在今越南）派使臣到周朝，迷失了回去的路线，周公遂制造指南车相赠，以作为指向工具。这些故事，虽然是传说，特别是蚩尤作雾，更是一种神话，但是中国指南车的发明，实在是极为久远的事情。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张衡就曾利用纯机械的结构，创造了指南车，可惜张衡造指南车的方法失传了。

到三国时期，人们只从传说上了解到指南车，但谁也没见过指南车是啥模样。当时，在魏国作给事中官的马钧对传说中的指南车极有兴趣，决心要把它重造出来。然而，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知道马钧的决心后，都持怀疑态度，不相信马钧能造出指南车。有一天，在魏明帝面前，一些官员就指南车和马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散骑常侍高堂隆说："古代据说有指南车，但文献不足，不足为凭，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骁骑将军秦朗也随声附和道："古代传说不大可信，孔夫子对三代以上的事，也是不大相信的，恐怕不能有什么指南车。"马钧说；"愚见以为，指南车以往很可能是有过的，问题在于后人对它没有认真钻研，就原理方面看，造指南车还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高堂隆听后轻视地冷冷一笑。秦朗则更是摇头不已，他嘲讽马钧说："你先生名钧，字德衡，钧是器具的模型，衡能决定物品的轻重，如果轻重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就可以作模型吗？"马钧道："空口争论，又有何用？咱们试制一下，自有分晓。"随后，他们一起去见魏明帝（曹睿），明帝遂令马钧制造指南车。马钧在没有资料，没有模型的情况下，苦钻苦研，反复实验，没过多久，终于运用差动齿轮的构造原理，制成了指南车。事实胜于雄辩，马钧用实际成就，胜利地结束了这一场争论。马钧制成的指南车，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不管战车如何的翻动，车上木人的手指始终指南，引起了满朝大臣的敬佩，从此，"天下服其巧也"。这充分表现了马钧肯刻苦钻研，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

龙骨水车

在以前中国许多地区都广泛使用着一种龙骨水车。也叫翻车。它应用齿轮的

原理使其汲水，很是好用。中国应用水车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约在东汉时期，翻车就出现了，据古籍记载，东汉末年有个叫毕岚的人曾有翻车的制造，但那时的翻车还比较粗糙，大抵应该说是中国乡村历代通用的龙骨水车的前身。直到三国时期，机械发明家马钧重新发明创造了一种新式翻车，才使得翻车广泛推广应用，从而形成了从东汉到三国翻车的正式产生。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毕岚曾制造翻车，用于取河水洒路。马钧在京城洛阳任职时，城内有地，可辟为园。为了能灌溉，他制造了翻车（即龙骨水车）。清代麟庆所著的《河工器具图说》记载了翻车的构造：车身用三块板拼成矩形长槽，槽两端各架一链轮，以龙骨叶板作链条，穿过长槽；车身斜置在水边，下链轮和长槽的一部分浸入水中，在岸上的链轮为主动轮；主动轮的轴较长，两端各带拐木四根；人靠在架上，踏动拐木，驱动上链轮，叶板沿槽刮水上升，到槽端将水排出，再沿长槽上方返回水中。如此循环，连续把水送到岸上。马钧所制的翻车，轻快省力，可让儿童运转，“其巧百倍于常”，即比当时其他提水工具强好多倍，因此，受到社会上的欢迎，被广泛应用。直到20世纪，中国有些地区仍使用翻车提水。

马钧当时在魏国作一个小官，经常住在京城洛阳，当时在洛阳城里，有一大块坡地非常适合种蔬菜，老百姓很想把这块土地开辟成菜园，可惜因无法引水浇地，一直空闲着。马钧看到后，就下决心要解决灌溉上的困难。于是他又在机械上动脑筋。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他终于创造出一种翻车，把河里的水引上了土坡，实现了老百姓的多年愿望。马钧创适的这种翻车，"其巧百倍于常"，用时极其轻便，连小孩也能转动。它不但能提水，而且还能在雨涝的时候向外排水。可见进步之多，功效之高。这种翻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之一，从那时起，一直被中国乡村历代所沿用，直至实现电动机械提水以前，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水转百戏

马钧在传动机械方面的研究，造诣是很深的，成绩也是极其卓著的。"水转百戏"的研制成功，足以说明这

一点。 一次，有人进献给魏明帝一种木偶百戏，造型相当精美，可那些木偶只能摆在那里，不能动作，明帝觉得很遗憾。明帝问马钧："你能使这些木偶活动吗？"马钧肯定地回答道："能！"明帝遂命马钧加以改造。没有多久，马钧则成功地创造了"水转百戏"。他用木头制成原动轮，以水力推动，使其旋转，通过传动机构。这样，上层的所有陈设的木人都动起来了。有的击鼓，有的吹萧，有的跳舞，有的耍剑，有的骑马，有的在绳上倒立，还有百官行署，真是变化无穷。并且这些木人出入自由，动作极其复杂，巧妙程度使原来的百戏木偶无法比拟。"水转百戏"的研制成功，在中国古代木偶艺术中，应该说是非常卓越的创造。它虽然是供封建统治者玩乐的东西，但从另一方面看，马钧已能熟练掌握和巧妙利用水利和机械方面传动的原理。 军事发明

由于马钧掌握了军事原理，因而他在军事上兵器制造方面也有不少发明创造。从历史文献当中可以证明，他在兵器学方面的精深研究，足以和同时代的军事学家诸葛亮相比。

那时候，魏国和蜀国经常打仗。蜀国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出师北伐时，曾发明了一种可以把箭接连发射出去的连发射远器--连弩。它每次可发数十箭，威力很大。魏军在战场上拣到，颇感惊奇。当时已经年老的马钧看到连弩后，认为这种兵器很好，说："巧是很巧了，但还有不到的地方，如再改进一下，威力还可增加五倍。"于是，他便将连弩进行了改进，果然效果甚佳。功效可提高五倍。

汉末时官渡之战，曹操曾使用“发石车”攻击袁绍的阵地，但只能单发，效率不高。马钧担心敌方在城楼上挂起湿牛皮，就能挡住发石车抛出的石头。马钧在原来作战用的发石车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出了一种新式的攻城武器——轮转式发石车。原来的发石车，象个大天平，一头挂着一个斗，斗里装满大小石头，另一头挂着许多根绳子，作战时，兵士们一齐用力拉绳子这头，装石头那头就飞快地翘起来，这样，石头就被抛出去打击敌人。这种发石车缺点很多，每发射一次，都要花费一些时间，而且效果不大。马钧设计的新式轮转式发石车，则克服了这些缺点。它是利用一个木轮子，把石头挂在木轮上，这样，装上机械带动轮子飞快地转动，就可以把大石头接连不断地发射出去，使敌方来不及防御。马钧曾用车轮子来做试验，可以连续把几十块砖瓦射出几百步远（一步约合145米），这在当时说来，威力是相当大的。

然而，这种设计却遭到地图学家裴秀的讥笑和发难，但得到文学家傅玄的理解和支持。傅玄对安乡侯曹羲说，马先生要制造的是国家之精器、军队之要用，只要费一点木材，用两个人，就能制造，不妨试验一下，免得埋没有用的东西。曹羲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情况转告给武安侯曹爽。但曹爽未予理睬。对此，傅玄感慨地说，试验一下，本来是极易办到的事，马先生是有名的巧人，尚且不受重视，何况那些怀才的无名之辈呢？

马钧善于巧思，注重实践，对技术问题有自信心，但不擅长辞令。

马钧在手工业、农业、军事等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是三国时代最优秀的机械制造家，就是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也不多见，堪称一代机械大师，当时，有位叫傅玄的文学家曾称赞他说："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腐败没落，马钩的许多发明创造没有得到重视。他的一生，从少年到老年，一直不得志，虽然他曾作过给事中官，但他的工作仍然受到阻挠和蔑视，技巧一直未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尽管文学家傅玄曾几次在魏国贵族安乡侯曹义、武安侯曹爽那里推荐他，也还是没有受到重视。傅玄对此感慨颇深地说："马先生的巧，虽古时的公输般（鲁班）、墨翟，以及汉代的张衡，也比不过，但公输般和墨翟都能见用于时，张衡和马钧的一生却不能发挥其长，真是最可痛心的事。"傅玄的话道出了在封建社会里多少发明家被埋没了的事实。

马钧对中国的贡献，虽然没有被封建贵族所重视，但他的发明创造却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一千多年来，他的功绩和美名一直被劳动人民所传颂。

马钧传

原文马先生钧，字德衡，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

译文马钧先生，字德衡，是天下闻名的技术高超的人。他年轻时过着游乐的生活，自己不知道有技术。在这时候，他从不对人家谈到技术，又怎么谈得上有人知道他呢？

原文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此轮扁之对，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

译文他当了博士，生活贫困，就想改进织绫机，不用说什么人们就知道他技术巧妙了。旧式的织绫机，五十综（综：织绫机上经线的分组）的用五十个蹑（蹑：织绫机上的踏具），六十综的用六十个蹑，马先生认为这样的设计费力费时，于是他改进机械，全都改用十二个蹑。改进以后，可以随心所欲织出各种奇妙的花纹，织成后看上去象是天然形成的一样，又象阴阳二气反复变化无穷。这正象制造轮子的工人（轮扁：古代制造轮子的工人）回答别人的询问：那巧妙的地方是没法用言语说明的，又怎么能用言语去检验它呢？

原文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晒之曰：“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主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此一异也，又不可以言者也。从是，天下服其巧矣。

译文先生任给事中官职时，有一次，和散骑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在朝廷上争论关于指南车的事。他两个说，古代根本没有指南车，记载上的说法是虚假的。先生说：“古代是有指南车的。我们没有去想到它罢了，哪是什么遥远的事呢！”两人嘲笑他说：“先生大名是钧，大号是德衡。‘钧’是陶器的模具，‘衡’是定东西轻重的，你现在这个‘衡’定不出轻重，还想做得出模具来吗！”。先生说：“讲空话，瞎争论，还不如试一试可以见效。”于是两人把这事报告明帝，明帝下令要先生把它制作出来，后来，他就把指南车造成了。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又是没法用言语说清楚的。从此之后，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技术高明了。

原文居京师，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溉。先生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功百倍于常。此二异也。

译文他住在京师，城里有地可以种植菜蔬，但愁的是近旁没有水可以灌溉。先生就制作了翻车，叫年轻人（童儿：年轻人）转动它，汲来的可以自行倒出流到地里，翻车里外转动，效率大大超过平常水车。这是第二件奇妙的事情。

原文其后有人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垣、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斗鸡，变化百端。此三异也。

译文后来有人进贡一套杂技模型，只能作摆设不能活动。皇帝问先生：“你能使得它们动起来吗？”回答说：“可以活动。”皇帝说：“可以做得更巧妙些吗？”回答说：“可以更好。”于是他就接受皇命制作了。他用大木头又雕又削，做成轮子的形状，放在地上，下面设机关用水里发动。上面制作了女子奏乐舞蹈的偶像，还有木偶打鼓、吹箫、叠罗汉，还可以使木偶丢木球、掷剑、走绳索、翻筋斗，动作灵活，还有木偶坐堂审案，舂米磨面、斗鸡等各种各样的动作。这是第三件奇妙的制作。

原文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于楼边悬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悬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悬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

译文先生看到诸葛亮设计的连弩，说：“这东西巧是很巧，但还不顶完善。”他说，他可以做出一种连弩，发箭的效率能增加五倍。又认为发石车效果差，如果敌人在城楼边挂起湿牛皮，发过去的石子碰上牛皮就滑落下来，发石车又不能连续发射。他想制作一种轮子，挂上几十块大石头，用机械转动轮子，轮上悬石的绳子按一定节奏断掉，石子抛射到敌人城楼，可以迅速地接连抛射。他曾经试验用个车轮挂上几十块砖头瓦块，可以抛射到几百步远的地方去。

原文有裴子者，上国之士也，精通见理，闻而哂之。乃难先生，先生口屈不能对，裴子自以为难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谓裴子曰：“子所长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马氏所长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长，击彼所短，则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难彼所长，则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者，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难之不已，其相击刺，必已远矣。心乖于内，口屈于外，此马氏之所以不对也。”

译文有位裴先生，是京师的著名人士，见识精深，听到先生的事情，就讥笑他。他去到先生那里和先生辩论，先生被他说得没法应对。裴先生自以为击中先生要害，不停地滔滔议论。傅先生对裴先生说：“您的长处是会讲话，短处是没有巧思。马先生的长处是有巧思，短处是不会讲话。用您的长处，攻他的短处，当然他不能不屈服了；但如果用你的短处，去较量他的长处，那您一定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机巧之类，是天下极微妙精深的事情，您并不理解还要不停攻击，那攻击的内容，一定离题万里了。他内心并不同意您，但嘴上又说不过，这就是马先生不再应对你的责难的原因了。

原文傅子见安乡侯，言及裴子之论，安乡侯又与裴子同。傅子曰：“圣人具体备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诚心先达，德行颜渊之伦是也。以言取之者，以变辩是非，言语宰我、子贡是也。以事取之者，着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旦圣人之明尽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试。然则试冉、季以政，试游、夏以学矣。游、夏犹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悬言物理，不可以言尽也；施之于事，言之难尽，而试之易知也。今若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难试易验之事，而轻以言抑人异能，此犹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难尽之物，此所以多废也。马氏所作，因变而得，是则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无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

译文傅先生去见安乡侯，谈到裴先生和马先生说的一套话，安乡侯的看法和裴先生一样。傅先生说：“圣人一身之中，具有各种才能德行，他选取人才并不局限于一个方面。有的以品德方面选取，有的从口才方面选取，有的从能力方面选取。从品德方面选取的人，不听他的言论就能看出他的诚心诚意，象德行类的颜渊等人就是。从口才方面选取的，能明辨是非、有机变，言语类的宰我、子贡等人就是。从能力方面选取的，如政治上有能力的冉有、季路，文学上有能力的子游、子夏。即使圣人有理解一切的明智，但要选用人材，就一定要先加以考验。因此，他就考验了冉有、季路的政治才能，考验了子游、子夏的文学才能。对这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为什么这样？空谈理论，有很多事情是无法讲得清楚的，如果加以实践，讲不清楚的地方，一考验就容易得到证明了。马先生所要制作的，是国家精密的器械，军事上重要的战具，化费十丈木材，用去两个人的劳力，不需多少时间，就可知道是错是对。去责难那种很容易考验出结果的事情，随便用言语去压抑别人的才能，这犹如用自己的老一套去做天下的事，用不变的方法看待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事情当然就办不好了。马先生所制作的，都是创新的东西，因此他开头的所说所为，不会马上就正确，为了他有时会有错误，就不去支持他、任用他，那末杰出的奇才就无从产生了。同时爱一个人的人们相互妒忌，同类工作的人互相诽谤，一般人都不能避免。所以君子不因为个人的私心去伤害别人的事业，一定要以实际考验来作标准。丢开实际考验这个标准不用，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块美玉为什么会被诬说是石头，卞和要抱着玉璞痛哭了。

原文于是安乡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又马氏之巧名已定，此既易试之事，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

译文安乡侯听了，就明白了，他就把这享告诉了武安侯。武安侯并不重视，也不去考验马先生的制作。马先生的特异才能已经为大众公认。这种很容易考验效果的事情，还忽略而不去考查，何况那些被埋没的人才，不出名的玉璞呢？后世的君子，要以此作为教训啊！

原文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吗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译文马先生技术的巧妙，就是古代的公输般、墨翟、王尔，近代汉朝的张衡，都不能超过他。公输般、墨翟都在当时受过重用，所以他们的技术对国家有用处。张衡虽做侍中，马先生虽做给事中，但他们的官职都不是工程一类的，技术的巧妙不能贡献给国家。用人不用他的专门才能，知道有才能又不让他去实践，这实在是可惜之至了。

原文裴子者，裴秀。安乡侯者，曹羲也。武乡侯者，曹爽也。

译文裴先生，是裴秀。安乡侯，就是曹羲。武乡侯，就是曹爽。

《马钧传》，选自裴松之注《三国志-杜夔传》的注文。傅玄（217-278），字休奕，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三国魏末到晋初时的思想家。曾撰又《傅子》一书，现已失传。《马钧传》所记述的马钧，是三国时魏国人，中国古代有名的科学家，擅长发明创造和革新机械。

　　孔子周游列国是其一生的重大事件。他自述“三十而立”，即三十岁时立定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对天下一些重大事情的看法，积极投入政治活动。由三十到七十三岁去世的四十多年中，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占去三分之一时间。再以孔子与各国君主接触，宣传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来说，又是联系最广、影响面最大的一段时间。为此，对孔子的这段历史有必要仔细辨析。对此略抒浅见于此。

1、周游列国的原因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五十五岁的孔子，抛弃鲁国三公之一——大司寇的高位，带领弟子们到鲁国之外周游。为什么应有四个原因：

一为“送女乐”事件 。在此前不久的夹谷之会上，齐国要用武力摄服鲁国，当时身为相礼的孔子，用周礼作武器，拙败了齐国的企图，在国内威信大增，齐国为此忧虑，于是齐景公采纳黎钡的建议，向鲁国送去八十名娇艳的舞女和一百二十匹身披着锦绣的马，陈列到鲁国稷门外。孔子知道鲁君如果收下便会骄奢*佚，不理政事，坚决反对收下。执政大夫季桓子却主张收下，鲁定公碍于面子，不好马上说收，却以巡视为名，到稷门看了三次，后来收下了。孔子愤怒地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子认为这样一来舞女腐蚀国君，当政的“小人”进谗言，鲁国政治不会清明，自己的理想不能推行，故而离开。

二为“失膰”事 。孔子要马上离去，弟子们说鲁国就要祭天了，按照旧制国君祭天时的膰肉，要在祭后分给大臣。弟子们请他再等几天，说如果送来膰肉，说明国君还器重您。孔子为此等了三天，也未见人送祭肉来，便知道鲁国国君对自己失去了信任，才决定离开。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

三因孔子主持隳三都的事件 。当年季桓子的家臣阳虎在鲁国叛乱，孔子态度明朗地反对阳虎，鲁国的执政大夫季桓子认为孔子和自己政治观点一致，便请鲁君任命他为中都宰。孔子治理中都一年，成绩突出，又不断擢升为司空、大司寇。孔子一旦大权在握，便开展了维护鲁君利益、削弱大夫势力的“隳三都”活动。他先向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说：依照周礼，“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三家的家臣分别占据三地，城池大，势力大，严重威胁到三家的利益。以此为由出兵拆除了叔孙氏的郈城，在对季孙氏费城的攻击中，遭到强烈抵抗后，才勉强拆除。当要拆到孟孙氏的郕城时，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坚决反对，孟孙氏回味自己的家臣公敛处父对自己忠心耿耿，并未威胁到自己，原来孔子拆郕城的矛头是对着自己。郕城没攻下来，三家却醒悟过来，三家大夫意识到孔子隳三都的主要目的是削弱来三家大夫的力量，孔子和自己并不是一家，所以在鲁君面前屡进谗言，把孔子挤走了。

四是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走 。孔子一直怀着仁政德治的治国理想，几年前在中都小试锋芒，取得成功，加强了信心。当上大司寇后，在夹谷之会上为“相”时，取得成功，更信心勃勃，才敢于触动三家大夫，展开了隳三都的活动。一旦被排挤，认识到鲁国非实现自己政治理想之地，于是另辟蹊径，另找出路，到别国试试。他认为凭着自己的本领和威望，不信干不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便决心带着弟子们到鲁国之外发展。这便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原因。

2、周游列国的目的和结果

　人们提起孔子周游列国的活动，往往重视“周游”二字，即到各国游历，其实不然。孔子及其弟子一行，十几年来在外面的活动，不是去游历(今日习称旅游)，不是去游山玩水，不是到处观景。也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级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考察团，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的政治集团。一个以孔子为首，带领一批弟子到各国去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到某一国家施展自己抱负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各国的活动，都是一些政治活动。

　孔子远大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达到世界“大同”。其近期目标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认为现实社会应该和鲁国大夫专权的现实不一样，“政不在大夫”。他十分自负地说：如果有人用自己的主张，几个月就可使这个国家变样，三年就能大见成效。当子贡向他问起一块美玉是藏起来好，还是找个识货的主卖出去好时，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实际上孔子在各国的一些活动都是在推销自己。为了从政，他带领弟子们由北方跑到南方，由这国跑到那国，为了达到从政的目的，他不惜面见社会上反响不好的卫国南子，甚至连背叛晋国的佛肸对他召唤，他也“欲往”。尽管他相信自己“不缁”、“不璘”;有信心改变坏人，不与坏人同流合污，打算用各种不同的手法争取坏人，改造坏人。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各国施展，这就是孔子率领的这一政治集团到处周游的目的。

　尽管孔子一行栖栖遑遑，到处寻找从政治国的机会，却一直未能如愿。原因何在这涉及到对孔子此人的基本估价问题。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各国的奴隶主政权岌岌可危。奴隶主们为了生存和延续统治，敲骨吸髓地对广大奴隶剥削压榨。其实，剥削压迫越甚，奴隶们反抗越厉害，各国奴隶制的统治越不稳。孔子，这位出身奴隶主家庭，一生忠君尊王，即忠心奴隶主服务的奴隶制思想家、奴隶主的代言人，想的却比各国奴隶主更深些，更远些，但却不切合实际。他认为如果奴隶主对奴隶放宽剥削，让他们吃饱穿暖，如果承认奴隶们的人格，不任意役使、买卖、杀戮、殉葬，奴隶们就不会反抗了。奴隶制就可延续了。于是他所到各国均宣传仁政、德治，大量举出先王宽民、爱民的例子，对违背礼制的人鞭挞、斥责。他认为这一剂良药，足可治奴隶制衰亡的顽症。殊不知惯于残酷奴役奴隶的奴隶主本性不改，人家不用他。他反对的那些争权者——各国大夫，正是各地反对奴隶制的力量，更对他不客气。所以孔子所到之处，大多是国君以礼相待，但不用他的主张。像宋国司马桓魋那样的人，与他的主张本来敌对，当然对他更不能容了。这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不被任用的主要原因。

3、孔子周游列国的收获

　在孔子率领弟子们十几年的周游列国中，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十几年来对外活动也有不少收获。

其一，孔子及其弟子们十几年，到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 通过到各国与各阶层人们广泛接触，实地了解到各国的民情、国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不少作用。学界一般认为孔子早年重礼，晚年重仁，就与其周游列国、广泛调查有关。六岁便“陈俎豆，设礼容”的孔子，早年习礼有成，曾被誉为鲁国最懂礼仪的人。孟僖子临死前对儿子说：因为自己对周礼不熟悉，难以担当大任，“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孟僖子临死前托孤让两个儿子向孔子习礼，此后不久，孔子率弟子南宫适等到周都洛邑观礼乐。他多次强调礼乐治国，认为礼是最大的事。经周游列国，到处了解些国情民情后，其思想则逐渐向仁德方面转变。如孔子归国后，季康子向他问增加田赋的事，他不回答，就是心中反对。冉求帮助季氏聚敛，他大发雷霆，“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路问君子，孔子接连回答“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对郑国的子产，更赞扬其“养民也惠，使民也义”的好思想，好作为。这些主张大都是在周游游列国时，多次实际见到民间疾苦的反映。

　社会调查还包括了解各国的国情。从各国的历史、到各国的现状。从这些具体实例中吸取经验，汲取教训。在他对各国历史人物及当时人物的评价中体现出他的思想。如卫灵公虽本事不大，道德不高，但用了几位贤才就能保住“不丧”。陈湣公对他的主张比较支持，但孔子考虑到陈国国小民贫，又介于大国之间，不敢在陈国有所作为等等。

第二个收获就是周游列国中又收了一些弟子，在现实中对弟子们教育，与弟子们交谈中，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

　另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到处播撒仁德思想、惠及各地民众、从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使孔夫子名扬各国，甚至有人把他奉为惊醒世人的木铎。

　作为孔子一生中重大事件的周游列国，并没白白浪费了十几年，而是有了一些实地接触、考察社会的机会。这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对这位文化巨人的铸造，显然起着重要作用。

4、周游列国的路线

　关于周游列国的路线，多年来人们依据司马迁的记载，似乎已经定型，其实许多地方还有商榷的余地。

(1)司马迁的主张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利用太史公的优越条件加上自己超人的努力，写出了史学名著《史记》。把孔子当作诸侯卿相一样对待，写出《孔子世家》。这篇文章分两部分，前面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孔子的生平，后面部分对孔子的事迹进行了重点补充。

　1984年匡亚明教授著《孔子评传》时，把“孔子生平”两章交给我写。写出初稿后，我依照《史记》画出了“孔子周游列国图”。2003年地图出版社出版我的《孔子历史地图集》中，又收入书中，这便是目前流行的“孔子周游列国”图。

　“孔子周游列国”图的依据是《史记·孔子世家》中提供的线索。即孔子一行由鲁国出发，西行先到卫国。在卫国到了匡、蒲，又折回卫国，然后西行渡黄河，未成，折回后南下曹国，到宋国。宋人伐木后，西行郑国，离开郑国东南去陈国。离陈经上蔡到楚国的负函。回来时，由负函北回陈国，再北行到仪，遇仪封人，再北上蒲，赞扬对仲由“治蒲三善”。然后回到卫国，被季康子接回鲁国。

(2)周游列国路线图的疑窦

　据有人统计，记述孔子生平的年谱、年表等不下170种之多，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的人，据我所知，也有好几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曲阜文管会项春生走过一次，摄影后办展览。日本学者井上靖走过，为了写《孔子》。九十年代大陆与台湾记者、学者走过一次，两岸作了报道。辽宁孟宪彬走过一次，写出《孔子周游列国志》。上海钱钧华走过一次，写出报告文学著作《跟孔子周游列国》。他们走过一遍，各有成果。历史上汉代王充，清代崔述及现代学者钱穆，对周游列路线都曾提出过不少怀疑。曲阜师大陈东教授近年来对路线问题，曾提出许多质疑，对人也很有启发。

　人们通过司马迁等人的记载，知道孔子一生曾三度出国。第一次是收下孟懿子、南宫敬叔两名贵族弟子后，请求鲁昭公给了车马，西行到洛邑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观周明堂，这次出国时间很短。第二次因鲁国季孙氏斗鸡事件，赶走鲁昭公，孔子尾随至齐，约二、三年的时间。此两次均在孔子三十多岁时。第三次是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即所谓“周游列国十四年”。《吕氏春秋》曾夸大其词地说“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司马迁《孔子世家》中则只记他们到过卫(包括匡、蒲)、曹、宋、郑、陈、楚六国，不像《吕氏春秋》说的声势那么浩大。具体说来，有下面一些疑窦。

第一，十四年中，孔子是否回过鲁国

　《左传》记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年)“春，邾隐公来朝”，与鲁定公收授玉器时，各不依正式礼仪。子贡说他们“皆有死亡”。果然过了两个月，鲁定公死去，孔子说：“赐不幸言而中”。孔子不在鲁国能知道这么具体能果断地下这么肯定的结论《国语·鲁语下》载：“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查《左传》卷五十七，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携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三月，越及吴平”。此哀公元年是公元前495年，这一资料证明孔子此时尚在鲁国仍有大夫之职。依传统说法，此时孔子已出国两年。

　孔子是被迫出国的，走以前恋恋不舍，“迟迟我行”，吟诗明志，对故国留恋之情溢于言表。况且妻、子都在鲁国，有些弟子(如颜路、曾点)等在鲁国也有些影响。走以前他并没与当权者当面冲突，俗话说大家都没撕破脸。当他们在外走投无路时，不是不可能回去的。

　还有一点，孔子回国前三年，妻子并官氏死去。依照一般的规矩，他儿子孔鲤应及时向父亲报丧，孔子应及时赶回去。《说苑·正谏》中讲了一个故事：丘吾子因为外出亲亡，未及时回去，是一大错，并为此自刎。孔子还说“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也”，于是“弟子归养亲者十三人”。当然这是个寓言，但却说明孔子许多弟子跟随他长期在外，为了不违背“父母在，不远游”的精神。亲丧应该回去。弟子们如此，并官氏死去，孔子却不回家奔丧，如何讲得通呢

第二，孔子几去齐国

　在孔子三次出国的第二次，去了齐国。这时的事迹有：齐景公问政，孔子一次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次答“政在节财”。还有在齐闻韶，齐景公欲授尼溪之田，晏婴反对等等。这时孔子三十六、七岁，公元前516年。但又一则材料却无法解释。《论语·微子》记：“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齐景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47—490年，共五十八年。堂堂一个大国之君对三十七岁尚未出仕的孔子(孔子五十多岁才任中都宰)不可能以季、孟之间的标准待之。此时齐景公才四、五十岁，也不可能自称“吾老矣”。这段话应该是齐景公晚年，孔子成名以后的事，应该是孔子再去齐国的事。

　《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生平时，为“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蓄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是说孔子当了司空后(至少是五十二岁以后)先去齐、再去宋、卫、陈、蔡的。

　战国时的《庄子》中也有记载。当他假借盗跖之口，斥责孔子时，说孔子“再逐于鲁，削亦于卫，穷于齐，困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此“穷于齐”时间上也夹于卫、陈之间。《孟子·万章下》中万章向孟子提问孔子的事时，也把齐放到卫后。上述资料都不是孔子三十多岁时先去齐国所能解释得通的，只应理解孔子不止一次去过齐国。

　齐国在东，卫、宋、陈、蔡在西。从齐到卫，或从卫到齐，都一定经过鲁国。鲁国是孔子自己的父母之邦，尽管他在此一度不得意，但也不致于几过家门而不入。由此又可推知孔子周游列国时，不是没回过鲁国。

第三，孔子几去宋国

　孔子是宋人，宋国的栗(今河南夏邑)是孔子的祖籍。多次出国的孔子，难道只去过一次宋国还被司马桓魋赶的狼狈逃走应该不是这样。二十年前，我和河南夏邑及国内的学者研讨过孔子祖籍问题，当时我们认为孔子一生中至少三次到过宋国。

　孔子早年习礼、演礼，以知礼、懂礼著称。《礼记·礼运》记：“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孔子到杞考察夏礼，收获不大，却得到夏时历法之书。孔子到宋考察，对殷礼收获不多，却得到《坤乾》，即阴阳卜筮之书。年轻的孔子涉世不深，到了杞国及祖籍宋国，自己说没得到更多的文献，却得到夏时和坤乾，从这里却看到阴阳的功能和礼的区分等次，并由此推衍出礼的演变道理和周转程序，其实收获并不小。

　孔子并未为早年至宋“观殷道”满足，长大后，他又一次到宋，《礼记·儒行》记孔子说自己在“少居鲁”后“长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之冠”是殷人的礼帽。他不会只戴殷人的帽子，而是学习和演习殷人的礼仪。学习、考察后，得到的结果是“吾学殷礼，有宋存焉。”殷礼是什么古籍未记清楚，但《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记周武王与箕子对话中却可见出端倪：

　“天乃赐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微，九曰向用五福，民用六极。”

　这是上天赐给禹九种治国安民的大法。它是箕子对武王说的话，实际上正是孔子考察殷礼后得出的结论，司马迁托箕子之口记下的。《论语》中明确记载着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通过到宋国学习，孔子了解些殷礼，在宋国尽管所获不多，但“其损益可知也”，自己也可在了解殷礼的基础上进行增加或减少。

　孔子的夫人并官氏(传为亓官氏，误。本人考证应为并官氏)，宋国人，应该是孔子早年到宋国考察殷礼时认识或别人推介的。依照《礼记·昏义》，婚礼前应该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几个步骤。一向明礼、重礼的孔子，做任何事情，均“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不能不遵周礼，结婚前应有这一些手续。“纳吉”应在祖庙进行，“少也贱”的孔子在栗不可能有祖庙，在夏邑却有个“还乡祠”。如果理解成当年孔子在夏邑还乡祠行“纳吉”之礼，在宋国结婚或迎娶，至少又一次到过宋国。

　当然，还有孔子周游列国时，宋人伐木那一次。

　总之，孔子一生中观殷道、学殷礼、行迎亲礼、与弟子习礼，在宋国做了四次有关礼的事。直到临死前，他还说“丘也，殷人也”。临死前“梦奠两楹”时，也“梦坐奠两柱之间”(东为夏人，西为周人，中为殷人)再次申明，“予始殷人也。”

第四， 孔子几去陈国

　《史记·孔子世家》记“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左传》哀公二年(前493年)记“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孔子依理推测，鲁国失火，烧了祖庙，只能是桓公、僖公的。此文证明孔子周游列国前去过陈。

　再看另一则资料。《国语·鲁语下》记：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努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以华如之馆问之……”

　孔子解释：这是古时肃慎国贡献来的楛矢，周王赠给先王之后及功臣勋戚，在陈国库内还能找到。陈惠公在位时间在公元前532-506年，此时当孔子21岁―47岁之间，还未周游列国，依陈惠公在位的最后时间算，也还有七、八的时间，两者显然不是一回事，只能理解孔子周游列国前也去过陈国。《孔丛子·嘉言》记陈惠公时为修陵阳台，工未成已死多人。孔子去后，对陈惠公讲起爱惜民力的道理，陈惠公赦免了三名监督修台的官吏的罪。孔子九代孙孔鲋书中写的这一故事，又是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前。足证孔子去陈国并非一次。

第五， 孔子是否经过曹国

　对此问题，陈东教授认为未到过曹国。十四年中孔子既然有几次可能回鲁国，由鲁至宋不会经过曹国。他认为司马迁系沿袭孔安国的错误推断而来。孔安国把《论语·卫灵公》中“灵公问陈”及“在陈绝粮”两章看作一章，把两者联系起来，在《论语注疏》中说：

　“孔子去卫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难;又之陈，会吴伐陈，陈乱，故乏食。”

　两章合到一起，便给人以自卫直接赴陈的印象，而自卫赴陈，必须经过曹国和宋国。于是便出现了孔安国绘制的由卫至曹，由曹至宋，由宋至陈的路线图。因“过曹”无事可述，孔安国只推说“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