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源地。雕版印刷书由隋唐五代发其端，至北南宋而鼎盛。雕版书的装帧由开始的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到背包装，宋以后出现了线装书。一书多本的线装书还用纸板青布糊制成“函”收装，配以象牙别子。这种装帧，便于翻阅，不易破散，在我国书籍传统装帧技术上是最进步的，叶根友它一直流行了几百年。“线装书”也成了我国古籍的别称。近十几年，线装书有了较大量的出版。中国书店每年出版线装书二三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扬州广陵书局每年也出不少线装书。1993年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家线装书专业出版社———中国线装书局。这家出版社已出线装书近二十种。

中国民间流行的走马灯就是800多年前发明的。

中国民间流行的走马灯，就是在 800 多年前发明的。它的原理和近代的燃气轮机是一样的。

许多古籍都有关于走马灯的记述。走马灯上有平放的叶轮，下有燃烛或灯，热气上升带动叶轮旋转，这正是现代燃气涡轮工作原理的原始应用。

走马灯的相关应用

走马灯是中国长期流行于民间，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玩具，有的达到了相当精美的程度。

走马灯的构造，是在一根立轴上部横装一个斜翼系统和叶轮，立轴下端附近则装一盏灯或一支烛，点燃后，上方空气受热膨胀，密度降低，热空气即上升，而冷空气由下方进入补充，产生空气对流，从而推动叶轮旋转，并带动与立轴相联的各种图像转动。

走马灯的制作原理，与现代燃汽机相同，是燃气轮机的雏形。

欧洲在1550年发明了燃汽轮，用于烤肉，以后在工业革命中，燃汽轮得到发展，用于工业生产，产生巨大的革命性的后果，燃气轮机及衍生而出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涡轮风扇发动机对被广泛用于发电、船舶、航空，对人类经济、军事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可见一般。可惜的是，中国古代发现、利用了空气驱动的原理，制造玩具，但始终没有能进一步加以研究，使之在生产活动中加以应用。

中国古籍形制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卷轴装。粘结幅度相等的若干幅纸成一长条，承袭简册帛书的存放方式，左端安一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成一卷。也有的不用轴。盛行于南北朝至唐代。②册叶装。分经折装和蝴蝶装。经折装，由卷轴装过渡而来，即将一长条，按一定行数左右折叠成长方形，前后加封面。蝴蝶装，将印好的一整叶，以有字的一面对折，数叶为一叠，将若干叠的版心处粘于用作前后封面的硬纸上。唐末五代即出现这种装帧，盛行于宋元。③包背装。将书叶无字的一面对折，数叶为一叠，右边版框空白处打眼订捻，前后封面是一整张纸，书脊被包裹起来。元代和明代前期最流行。④线装。折叠方法与包背装一样，只是打眼处改用线装订，前后封面各用一纸。出现于明代中期，是中国古籍最后的，也是最通行的装帧形式。明清时期，很多宋元古书重新装修时大半都改为线装。

演进形式以及优缺点：

卷轴装

在纸张发明之前，书用简帛制成。

竹简缀连在一起，成为一卷。

称为简策装。

纸张发明后，仍然延续了简帛的风格。

最早出现的装帧形式是“卷轴装”。

这种装帧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现在的书法和绘画有时候也使用这种装帧方法。

卷轴装的内容含量小，所以不见于后来的一般书籍，而它装帧精美，更多用于内容少又追求精致的书法、绘画、抄经，等等。

至今，书籍的章节单位“卷”仍受装帧卷轴装影响。

经折装

对于僧侣来讲，正襟危坐念经时翻阅卷轴很困难，于是，流行的卷轴装改革，首先从佛教经卷上发生了。

唐朝开始，逐渐繁盛。

大家看《西游记》中唐僧的通关文牒，就是经折装装帧。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佛教典籍仍然是经折装形制。

也许佛教典籍赋予经折装庄重的内涵，大臣给皇帝奏书也采用经折装，故称奏折。

梵夹装

梵夹装最早是将经书写在贝多罗叶上，然后码好，用两块木板夹住，中间穿孔订成。

也有像卷轴装那样连续的页面，比卷轴装携带方便。

这是一种从古印度传来的一种对佛教经典的装帧形式，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典籍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

后来经过唐代的改造，将贝叶改换为仿贝叶纸张，形成纸书梵夹装。

再到后来，梵夹装有了进一步变化。

国家图书馆藏有五代时期用回鹘文字书写的梵夹装《玄奘传》，没有穿绳的圆孔，但两端各画有一个红圈，这显然是钻孔的位置，钻孔成了一种象征意义。

后来的蒙文大藏经以及清宫所藏泥金书写的佛经，都是长条仿贝叶纸片，上下装有厚重木夹，都决无钻孔，采用黄绫绕捆。

成了变了态的梵夹装。

旋风装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发展时期，诗人写诗需要经常参看韵书。

传统流行装帧形式——卷轴装书籍，由于其特性只能单面书写，不能方便查阅韵部。

于是一种卷轴外表，以粗长厚纸做底，书叶片片粘裱于底纸右端，如龙鳞般排列，这种装帧形式叫“旋风装”。

这样的装帧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不方便的矛盾。

写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故宫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是现存中国古代书籍旋风装的唯一例证，弥足珍贵。

蝴蝶装

五代时期， 开始允许并主持雕版印《九经》。

至于宋，雕版印书事业空前发展。

卷轴装帧的书可以不分段落的连写下去，雕版印书就不行了。

这就需要将一书刊刻成若干版，一版一版印刷，印出来的是以版为单位的书叶。

于是就有了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的诞生。

古代的印刷技术不像现在那么发达可以双面印刷，而是采取单面的印刷。

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需要做一个书版，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面字对字地折齐。

集数页为一叠，折边居右戳齐为书脊，再在书脊处用浆糊彼此粘连。

这样的形式很像现代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像蝴蝶展翅。

蝴蝶装书籍一版一页，版心集于书脊，即使磨损也伤不到文字，同时也没有穿线针眼和纸捻订孔，散了重装也不至于损坏，这些优点使它在宋元两代流传了将近400年。

包背装 蝴蝶装优点很多，但书页粘连两个文字区域的版面，容易造成两个半页文字彼此吸连。

包背装从蝴蝶装发展，跟蝴蝶装不同，包背装的书口向外，书本的装订用浆糊黏贴，书背连在一起，跟现在的书一样。

线装

想到古籍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

线装由包背装发展而来，不同于包背装，线装是用线装订的，而且把包背改为露背。

线装书的折法跟包背装一样，但跟蝴蝶装、包背装的不同就是，它的装订不用浆糊，而是用线。

将书页码齐之后，再加上封面和封底（两页，而包背装和蝴蝶装是一页）在边上订四个孔，然后用线穿起来。

古籍的装帧形式大抵就是这样。

正是因为有这些古籍，才成就我们中华民族不断代的文化传承。

蝴蝶装，传世宋版书多经后人改装为线装。官刻书一般多参看书后衔名页所记，私刻、坊刻可以参看牌记、戳记；粗略时代的判断还可以参考避讳、刻工情况。综合论定。一般宋本早就被著录和研究了，屠龙术在宋本上基本没多大用处。至于说印刷时间，一般只能根据字迹、版面、版心情况判断初印、后印、修版、补版。印刷出版时间可根据牌记著录、序跋提及、刻工工作年代、避讳情况等推定。其中前两种能够提供确切年月甚至精确到日，后两种则是在前两种未及的情况下采用的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只能说是推断大致时间。线装书是指以线类进行装订的图书类型，又称古线装，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 中国古代的纸本书，经历了卷轴和册页两个阶段。卷轴由卷、轴、缥、带组装成。汉、唐代只有这种卷轴形式的书。今天我们看到挂在墙上的轴画、书法，仍是卷轴装的遗风。宋代是书籍印刷爆发的时代，开始出现多种多样的装订方法，宋代是书籍装订形式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是书籍装订形式大发展时期与奠定时期，不仅蝴蝶装、包背装等明确产成在宋代，线装书也产成于宋代。汉代虽然发明了纸，但当时的书写材料，竹、木仍为大宗，其次是帛。纸写书，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都没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在汉代(特别是西汉)就已普及。线装书出现在包背装盛行的公元15世纪的明朝中叶，是我国装订技术史上第一次将零散页张集中起来，用订线方式穿联成册的装订方法。它的出现表明了我国的装订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蝴蝶装书页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接,读完一面后必须连翻两页,打开书时常遇上空白无字的背面,于是到南宋后期,人们开始把书页反面对反面折起来，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再包上书衣,就成为“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图4[打开的包背装])。后改在边上打两个或三个小孔,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书页订牢，再包上书衣。穿纸捻处称为“书脑”。包背装在元代和明代前期最为流行。

医学著述( 春秋战国时期)

一、简书《万物》

　　《万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之一（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4）：36，1988）。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万物》的竹简抄本年代，在西汉初年，据竹简“出现的'越’、'符离’等春秋时期才有的地名”，考证《万物》的撰写时代，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胡平生、韩自强:《万物》说略，文物，（4）：48，1988）。竹简残损严重，初以“杂方”名之。后胡平生、等据W001号竹简：“……，不可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简文而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简共计133支，共约1100字，最长者约216厘米，载30余字，其余长短不一，字数多寡不等。叙事记物，一句一读，两句之间，以墨色圆点隔开，一支简有写二、三句者。

　　《万物》的本草学成就：《万物》的药物种类，初步统计为71种，其中：玉石部5种，草部23种，木部5种，兽部11种，禽部4种，鱼部11种，果部4种，米谷部4种，菜部4种。此外，还有“莫盗”、“鼠享”、“大发”、”石卦”等待考。分析《万物》所记载药物，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药物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从“蜀椒”来说，可以推测，这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各地之间的药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万物》记载药物治疗的疾病，初步统计有病名31种，其中有的“浍”等个别病名尚待考证。这些疾病，包括内、外、五官、神经等各科疾病。《万物》所记载的病证，如寒热、烦心、心痛、气臾、鼓胀、瘘、痤、折、痿、痈、耳、惑、睡、梦噩、失眠、健忘等，皆流传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万物》记载的药物功用，有很多不仅与后世本草学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临证医疗中被应用。《万物》关于药物的采集，几乎没有记载。但加工炮制，则已记载有“煮”、“焙”、等几种原始方法。对药物服法与禁忌的记载亦极为简略，只有一条与服法或禁忌有关，如：“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乌喙，即乌头，有毒。由于应用适当炮制方法，可以降低乌头的毒性。因此虽不确切但可初步推测为服食乌头。

　　分析各方面的资料，《万物》的撰述年代应早于五十二病方，《万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本草史和医学史上战国初期至春秋时代之间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马王堆出土医书

　　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继对长沙市东郊的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其中一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国相侯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即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是利苍的儿子。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献资料，包括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医药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等。以上十一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种，所以实际上是十种。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竹木简200支。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四种，以上帛书和订木简医书共计为十四种。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的古医书。

　　1、两部古脉灸经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以下简称《阴阳》），全面论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从成书的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经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比两部脉灸经都晚，我们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内经》的十二经脉，是在帛书十一条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看不出各条经脉与脏腑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第四，两部脉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有些命名比较原始。

　　2、帛书《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3、《却谷食气》与《导引图》

　　帛书《却谷食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帛书《却谷食气》篇幅较长，原文有将近500字，惜因残损太甚，现今可辨认者仅270余字。从现存《却谷食气》的残文来看，它主要记载的是导引行气的方法和四时食气的宜忌。该篇认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尽量吐故纳新，做好深呼吸。

　　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经复原后，此图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在这幅色彩绚丽的导引图上，描绘了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这些人物形态逼真，姿势各殊，服装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这44人的动作姿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呼吸运动，一为活动四肢及躯干的运动，一为持械运动。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引脾病”，即以导引防治痹证或腹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帛画《导引图》中，还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在以仿生动作作为导引术式这一点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4、帛书《养主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帛书《养生方》残损相当严重，估计原书有6000字左右，现仅存3000余字。该书正文在前，目录在后，原有标题卅二个，经整理后尚可辨认者有27个，如“老不起”、“为醴”、“益甘”、“病最种（肿）”、“茎（轻）身益力”、“除中益气”等。

　　从全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健身补益方，主要用于强身健体，增强筋力，黑发益气美色等。一类是补益性机能的。

　　该书在叙述胎儿逐月发育的状态时，曾经明确地写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侯（猴）等等。这是最早对胎教的论述，认为孕妇的饮食起居，所见所闻，思想情志等，都将对胎儿发育的优劣，乃至胎儿性别的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江陵张家山医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挖掘江陵县张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汉初州古墓时，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简最多、达1000多枚，大部分贮藏在竹简（箱）内，保存较完整，字迹清晰。除了法律、军事、数学和遣册等类文献外，还有两种医书，题名为《脉书》和《引书》。据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随葬竹简的历谱推算，其墓葬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文帝初年（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1、《脉书》述要

　　《脉书》共2028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65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2/5，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332字、较乙本多122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6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2、《引书》述要

　　《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四、《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黄帝内经》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万言。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从其内容看，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之手。

　　《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段迳贰ⅰ堵鼍返取K得髟凇赌诰分耙延行矶嘀忠绞榱鞔妒馈br>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0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望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