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得看哪一方面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总体要比岳麓好一些，不过岳麓的很多书相对价位低，适合学生。\x0d\另外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精品图书和系列，比如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系列”是很好的一套书，学术水平比较高；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这一套比较适合初学者，选篇不错，但是翻译水平参差不齐；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这套书总体不错，但是印刷质量参差不齐。\x0d\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很不错，这套书中的三汇本聊斋算是目前聊斋中很出色的本子了，但是印刷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还有它的吕思勉文集、明清小品丛书、历代笔记小说大观都不错。\x0d\岳麓有一套”民国学术文化名著“，这套书还是不错的，不过有书友发现这套书中新出的几本书在审核上比较差劲，内容有重大疏漏。\x0d\此外，像是三联的”陈寅恪全集“，九州的”钱穆先生文集“都是很不错的。\x0d\你得具体来说想买哪本书，然后选版本，再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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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型式各异的刻本。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刻本；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平水本（山西平水刻本）等，具体又分为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等；按照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分为官刻本（我国古代政府各机关雕版印行的书籍）、家刻本、坊刻本（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官刻本因所刻单位不同分监本、经厂本、藩府本、书院本以及各种名称的刻本，比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仓台本、计台本、漕院本、公使库本、郡斋本、太医局本等。

坊刻和家刻都是私人刻书；从刻版形体上来区别的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影刻本（又称影刊，其方法是先照原书影摹，然后在版上雕）、巾箱本（版本较小的古书，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策；因该书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极便携带，故名）等；从印刷技术上区别的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因版印技术不同,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

因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按书籍流通情况又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分别。刻本的出现和流通对保存、传播祖国文化遗产起了极大作用。

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我想下面的答案，你能了解到你想了解的东西。

　　古籍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做知道就是，剪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种传统。

　　我国的民间剪纸手工艺术有它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国纸的发明是在公元前的西汉时代（公元前6世纪），当时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却早在未出现纸时就已流行，即以雕、镂、剔、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甚至在树叶上剪刻纹样。《史记》中的剪桐封弟记述了西周初期成王用梧桐叶剪成“圭”赐其弟，封姬虞到唐为侯。战国时期就有用皮革镂花，（湖北江凌望山一号楚墓出土文物之一），银箔镂空刻花（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出土文物之一），都与剪纸同出一撤，他们的出现都为民间剪纸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国最早的剪纸作品发现，是在1967年我国考古学世界最大的剪纸虎

　　家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古北朝墓群中，发现的两张团花剪纸，他们采用的是麻料纸，都是折叠型祭祀剪纸，他们的发现为我国的剪纸形成提供了实物佐证。　关于剪纸手工艺术的历史，即真正意义上的剪纸，应该从纸的出现开始。汉代纸的发明促使了剪纸的出现、发展与普及。纸张是一种很容易霉烂的材料，在我国东南部地区气候湿润，再加上当地每年五、六月的梅雨天，时间一长纸张制品就霉烂，而民间剪纸又是一种大众化的东西，人们不会象珍宝一样保存起来，搞坏了自己还可以再剪。而在我国西北地区天干少雨，气候干燥，纸张也不易霉烂，这也可能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北朝剪纸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剪纸已处于大发展时期，杜甫诗中有“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句子，以剪纸招魂的风俗当时就已流传民间。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唐代剪纸均可看出当时剪纸手工艺术水平已极高，画面构图完整，表达一种天上人间的理想境界。唐代流行颉，其镂花木版纹样具有剪纸特色，如现藏日本正仓院的“对羊”，其羊的纹样就是典型的剪纸手工艺术表现手法。唐代民间还出现了利用剪纸形式制作的漏版印花板，人们用厚纸雕刻成花版，将染料漏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　宋代造纸业成熟，纸品名目繁多，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如成为民间礼品的“礼花”，贴于窗上的“窗花”，或用于灯彩、茶盏的装饰。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通过上釉、烧制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蓝印花布工艺制作的镂花制版是用油纸板雕镂成纹，刮浆印花的花版纹样就是采用剪纸的技法，有阴、阳刻之分，长线要割断，以点分虚实。　明、清时期剪纸手工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时期。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范围更为广泛，举凡民间灯彩上的花饰，扇面上的纹饰，以及刺绣的花样等等，无一不是利用剪纸作为装饰成再加工的。而更多的是我国民间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如门栈、窗花、柜花、喜花，棚顶花等都是用来装饰门窗、房间的剪纸。除南宋以后出现的纸扎花样工匠外，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的最基本的队伍，还是那些农村妇女。女红是我国传统女性完美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女红的必修技巧——剪纸，也就成了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的手工艺。她们从前辈或姐妹那里要来学习剪纸的花样，通过临剪、重剪、画剪、描绘自己熟悉而热爱的自然景物，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以至最后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信手剪出新的花样来。　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犹如一株常春藤，古老而长青，它特有的普及性、实用性、审美性成为了符合民众心理需要的象征意义。

　　编辑本段史籍

　　早在汉、唐时代，民间妇女即有用金银箔和彩帛剪成方胜、花鸟贴在鬓角为饰的风尚。后来逐步发展，在节日中，用色纸剪成各种花草、动物或故事人物，贴在窗户上（叫“窗花”）、门楣上（叫“门签”）作为装饰，也有作为礼品装饰或刺绣花样之用的。　剪纸艺术源远流长，在古代诗词典籍中，也被广泛的记载：　1 唐朝的崔道融所留传的诗中，有这样的词句：“欲剪宜春字，春寒人剪刀”这里所讲的“宜春帖子”，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剪纸。　2 唐朝的李商隐《人曰》诗：“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剪彩也就是剪纸。　3 唐朝的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蟠,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胜以戏之。”　4 南宋的周密所著《志雅堂诗杂钞》中写有：“旧都天衔，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又中原有余承志者，每剪诸家书字，毕专门。其后有少年能于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极精工。”即是“开封”府，“剪花样”指的自然是“剪纸”。　5 广州建德县志云：“林文辉，字纲齐，剪纸为字，飞动如龙蛇，点差不差毫发，室人装潢成轴，易薪米以自给，人称之曰剪”。鹿鹤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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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右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大地湾文化，中经大地湾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由于气候变冷，以西戎、氐、羌为主的 畜牧文化代之而起。接着，周人兴起陇东，秦人崛起天水，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文化兴盛起来，奠定了自先秦至隋唐陇右地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格局。宋代以来，伴随单一农业经济形态的形成，陇右文化由农牧并举转向农耕文化形态。陇右文化历经千百年来的流变整合和融通积淀，浸润了深深的地域性烙印。它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第一，开放性与兼容性。陇右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在水分、热量和植被等地理因素上属于典型的过渡性自然带，这为陇右地区发展农业、经营畜牧或半农半牧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可能。陇右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荟萃的舞台和扩散传播的桥梁。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陇右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进程中使陇右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这种自然、人文环境，使陇右文化具有了开放、兼容的优势和极强的渗透性与包容性，从而既促进了陇右文化的发展，又为中华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活力和新鲜血液。　第二，尚武精神和功利色彩浓厚。陇右地区亦农亦牧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杂居、文化融合的人文环境，加之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在陇右一带的争夺与分立，使陇右民风以好勇尚武著称。先秦时期的西戎、氐、羌等民族，以游牧射猎和强健勇猛见长。秦人入居陇右后，在长期与西戎的争夺与交往中，形成了粗犷悍厉、劲悍质木、果敢勇猛的民族气质。秦人轻死重义、奖励耕战的价值追求和不畏艰险、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构成秦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奠定了陇右地域文化的原生形态。这一文化特征成为陇右地域文化中长期传习和内在积淀的一种文化基因。　第三，质朴性。秦汉以来，陇右文化中的儒学成分和礼仪价值体系，始终是其文化的主体。但是，与中原儒家文化相比，陇右儒学更注重简约实用而较少繁文缛节。长期的文化融合与多民族交错杂居，使陇右文化兼具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长。陇右高原旷野、荒凉苍桑的环境条件和少数民族弛骋游牧、劲悍质直、率真活泼的人文氛围，共同影响和造就了陇右人质朴无华的文化特点。体现在生活习俗中，农业耕牧的简单粗放、房屋民居的窑洞板屋、土房热炕，饮食习惯上的多面少菜、粗茶淡饭，服饰上的简约朴素，无不是朴实风尚的直接反映。　第四，保守性。唐宋以降，伴随中原王朝疆域的拓展和西北边防地带的外移，中原汉文化圈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扩大。明清以来人口增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重、自然灾害频发等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导致陇右成为“陇中苦瘠甲天下”的贫困落后之区。长期的生存压力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使陇右人在群体心理和文化观念上趋于封闭和保守。恋守故土、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宿命观念和保守心态，浓厚的家族、小农意识，重农轻商、淡泊内向的价值追求，以及淳朴简约的行为习尚，根深蒂固地作用于陇右人，又从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中一再表现出来。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和丝绸之路的衰落，陇右文化既走向趋同，又被边缘化。这既加大了它与中原文化发展的差距，又强化了其封闭性。 伏羲文化及其精神实质　追寻我们民族的根，有几个伟大的名字是无法回避的，他们就是“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伏羲位居“三皇”之首，中华文明史上一些重大的发明创造如画八卦、结网罟、兴嫁娶、创乐器等都附着在伏羲身上，因此伏羲也就成了文化的化身，古往今来被尊称为“人文始祖”，民间称“人宗爷”或“人祖爷”。当然，现代意义上的伏羲文化内涵更加广泛，凡和伏羲事迹相关的事或物，诸如祠庙遗迹、民情风俗、轶闻传说、史籍记录等都属于伏羲文化范畴。 关于伏羲的传说至迟在春秋战国之时即口传心授，长久流传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秦汉以降，伏羲开天辟地第一帝的地位确立，其事迹及相应的文化通过三个层面传播：其一，典籍传承层面，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代不绝书；其二，图像传承层面，伏羲女娲交尾像被广泛采用，频频出现在墓室雕刻、建筑物彩绘、工艺品加工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其三，祭祀传承层面，从官方到民间都是设祠祭祀，绵延不绝。由此，形成了内容博大的伏羲文化，而对伏羲的钦崇自然而然成了几千年来信仰民俗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