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古书中都有京观的记载，如《史记》中的长平之战、项羽坑杀20万秦军战俘；《汉书》中王莽坑杀反抗者；《三国志》、《晋书》、《宋史》、《明史》等等众多。

历史上隋朝三征高丽失败，高句丽统治者便将战死隋军的尸体筑成“京观”。后来高句丽向唐朝交好，唐太宗便派人毁掉了高句丽的“京观”。

第25集：王莽改制

这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它描绘了从西汉、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700多年中13位帝王的形象，这其中包括割据政权的刘备和孙权，但有一朝代的帝王却被忽略和轻视，他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建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仅存14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然额，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其享国日短，因为与新朝相比，秦朝也不过十五年，在历史上，虽然新朝显然无法和秦朝相提并论，新朝的皇帝王莽更是被后来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定性为篡汉的奸臣，这一观点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所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作为新莽。直到近两千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新朝皇帝，胡适等一些近代学者，开始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大名县老城位于现在河北省大名县的东部，公元前45年，王莽即出生于此，也许因为历史中定位王莽篡位的缘故，这里与其他帝王故里不同的是，它既没有这位帝王的祠堂，也没有塑像，只有在大名县的方志馆才能找到关于王莽的少量文字记载。里面收藏的这几年，有一两千本《大名县志》，在《大名县志》里面，记载了王莽的家族历史。王莽的出身非常煊赫，他所在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多生活奢靡，意气骄横，只有王莽早年丧父，孤贫恭俭，拜当时名儒沛郡陈参学习《礼经》，如同一位普通的儒生，在当时王莽良好的品行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这为他出人头地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将军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当他生病时，王莽精心护理，几个月不解衣袋，以至于蓬头垢面，令王凤深为感动，王凤是当朝的重臣，临终前特地为皇帝推荐了王莽。

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就是服务皇帝左右，传达诏命的官员，历史上对王莽做黄门侍郎并没有太多的记载。

但是，这段时间对王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他任职期间，认识了同朝为官在天禄阁校理图书的刘歆，刘歆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勘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新发现的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能纠正已逐渐僵化、神化的今文经学的弊端，这些书就是古文经。在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对今文经学垄断官学，认为今文经学门派森严，压制和排斥其它学派，正蜕化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还肆意地曲解经书的含义，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导致人心的混乱。当今文经学越来越陈腐、保守时，在野的古文经学则展现了勃勃的生机，正是在这个时期，也正是古文和今文将王莽和刘歆紧密联系在一起。

孙晓：西汉末年的时候，王莽和刘歆，恰恰这两个人在这方面找到了契合点，两个人的年龄也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对社会治理的这种理念和寻找社会治理方法的这种途径也是一致的，所以说两个人就是，开始从古文经学中去想寻找一些新的社会治理的办法。

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这两位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极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妥协。于是，步调一致地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开始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将成为实践者。

孙晓：刘歆可以说是王莽的一个理论家，他对经学的这种整理，特别是古文经学这些理论的书籍和一些理论的整理，刘歆做得非常多。而王莽是这种新的这种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个实践者，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政治家的一种结合。

王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贤能谦恭，其地位和声誉都在飞速提高，他的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此举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王莽累迁至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即便地位再高，王莽一如既往地礼贤下士，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深受爱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此时王莽，既是外朝的首领，又成为学界的领袖，他与刘歆一起开始力促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这将会促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丁、傅两家外戚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此被免职，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此时，刘歆也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大司空师丹等人诋毁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王莽已被免职，刘歆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几乎被诛杀，不得已，刘歆离开京城，几年后因病免去官职。

孙晓：西汉末年以后，今文经学被少部分人所垄断，他们掌握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没有进入这个集团，没有取得这种经义解释合法性的这些知识份子，他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就像刘歆这样的人，他虽然是皇家档案图书的管理者，他也很难进入这种经学政治集团的核心。

王莽虽然免职归家，但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新都侯，一件事情的发生使王莽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天，王莽的次子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并不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奴婢的地位形同私人财产，可以被当做工具随意买卖。然而，王莽本人却较真了，他认为奴婢的生命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杀人就得偿命，因此，他硬是逼迫着自己的次子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迅速提高，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希望他再次回归朝堂。

王启发：王莽的儿子杀了奴隶，然后他就是以命抵命，这个其实也还是表现出他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大义灭亲，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践行自己的一个道德方面的标准。

王莽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人们从王莽的行为中看到了重整河山、复兴社会的希望。西汉，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经略国家，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励精图治和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走向衰落，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把昌盛的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外戚轮流执政，宦官也受宠弄权，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多是贪官污吏。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能结交上权臣，就能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的搜刮盘剥。人口激增与灾害频发也在加剧社会矛盾，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西汉平帝时，已达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与关东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重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孙晓：社会暴乱，流民增加，灾荒，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那传统的经文经学又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些一些有为的知识分子，像刘歆、王莽就开始从一些别的经典中，比如说古文经学中，去寻找一些可支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些理论，并从这些理论中去找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办法，也许就是在共同找一种新的理论支点和新的办法措施的这条路上，刘忻和王莽走到一起。

公元前2年，在众多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王莽再次回到京城，一年后，汉哀帝病逝，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在他的建议下，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公元三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王莽执政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认为，改变王朝意识形态的机会正在成熟，王莽迅速组建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当然，王莽不会忘记志同道合的刘歆，将刘歆从地方调到中央，并特命为羲和，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就是传说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儒林史卜之官，刘歆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在全国掀起。王莽与刘歆同心协力，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官学，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长期饱受压制的许多儒生将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正规编制，实现他们的抱负。

后来，王莽又增立《乐经》，并且将《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经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广召通晓各种学问者数千人来到京城，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为此王，莽在长安建造一万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和百信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10万人的奋力突击，一万套住宅竟然在20天就全部完工，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播及更多的普通百姓，他在长安城中建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候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要按照上古三代所遵行的唐虞之道建造一个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的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不止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

王启发：王莽和古文经学的关系，主要还是在提出用《周礼》的理论和制度来作为改制，建立了新莽政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论依据和制度依据，也是一种，这个延续了西汉的经学政治的发展。

王莽复古《周礼》的一件大事，即是建明堂，立辟雍。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同时也是周礼的象征。在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面王莽时期的铜像，它上面的文字印证了这段历史。

周亚：这是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这面铜镜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镜的内圈有一周的铭文，这个铭文最主要的几句话就是新兴辟雍，建明堂，他当时是实行了一种复古的政策，他就是要恢复《周礼》上的制度，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建辟雍、明堂，这几句话和我们文献上记载王莽复古政策当中，建辟雍的这个记录是相吻合的。

公元5年正月，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举行祭祀大典，场面隆重而庄严，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王莽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圣贤。为此，900名公卿大臣请求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也如此，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孙晓：九锡是古代君王对这些诸侯王有特殊贡献者，它表示对你曾经做过的这种贡献一种嘉奖，凡是这个得到九锡的人，后来都成为了一个这个篡位者，王莽被加封了九锡，他最后取代了汉。

公元六年，汉平帝暴卒，年仅两岁的刘盈即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为假皇帝（代理之意），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亲为主的反对势力的反叛，在顺利清除这些障碍之后，王莽也许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成为皇帝的机会正在来临，即便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要从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他就必须自己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他更加紧锣密鼓地营造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上天要将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围，它体现于各种祥瑞之中。在王莽摄政时，认识各种各样的福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在龛里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有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人与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一一写上，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龛去高祖庙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

杜维明：王莽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年轻人他是一个学术上的很有造诣，而且，对人他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大的亲和力，所以说不能完全是靠他的政治权术，事实上就靠他的人格魅力笼络了一大批人，不仅如此，接受他这个观念的儒生人数相当多，愿意让他改变，这个就是公众舆论，也是相当的强，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这里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元九年1月15日，正在这里王莽接受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禅让后称帝，从假皇帝变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在中国的史书中，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王朝的更替，而是将王莽此举视为乱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认为，王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登上皇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从此时起历时21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王莽的时代正式开始。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杜维明：他确实争取到了话语权，话语权的本身是力量，是权利，而这个话语权的权利也和当时政治发展有很密切的内在关系。

王启发：传统意义上来讲，认为他还是逼迫汉室的人，比如说那个孺子婴年龄小，然后把权力让给他了，那么从现在的史书里面看，确实没有看到刘氏政权里边有什么强力人物出现，来跟他争夺这个权力。

王莽在朝野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在交替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做了皇帝后，王莽雄心勃勃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儒家的经义，尤其是根据《周礼》，讲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如果说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王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也就是恢复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抑制土地兼并是要使人数众多的国家赋役负担者编户农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孙晓：土地集中在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平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也不会很稳定，王莽他就采取了王田，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我就可以平均分配，你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你不就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在推行王田的的同时，王莽又将奴婢改成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即改变奴婢与牛马同栏的地位，又抑制大量农民沦为奴婢，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孙晓：废奴就是把奴婢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要给他解救出来，一方面就是想削弱这个大土地所有者这些集团的这种势力，第二个也使国家获得了更多的一些劳动力，也是因为政策做得不彻底。

五军六莞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五均：即由政府统一物价，平衡市场供应，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了五均官，来控制物价暴跌，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了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六莞就是由国家直接接管六项重要的经济事业，既包括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有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这项政策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孙晓：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莞很多措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在实践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这些具体的这种执行的官僚、这些阶层，他们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他另搞一套。

在王莽的家乡大名县，如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时期的些货币，这些货币种类繁多，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它们当时的面值。

采访：这是王莽改制前用的五铢钱，这其它的还有大泉五十、兵钱、货泉，货泉比较多，剩这其他的是五铢也不少。

王莽频繁的改革币制，他即位后，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而且每次易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的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孙晓：就像王莽的别的政策一样，它是经常变化的，新的钱币来了以后，老板应还没有熟悉以后它就变了，所以说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

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鸿沟，王莽的改革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也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阻力与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的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在青海省海晏县文化图书西海郡博物馆里，保护着王莽时期一件重要的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虎符石柜是放兵符的柜子，这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

李启录：王莽他雕凿了这个虎符石柜以后，表明了我的政权已经涉及到了我们西部草原。

西海郡虎符石柜是在海宴县县城约一公里处的西海郡遗址出土的，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名义上如此，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对关中、关东地区带来的人口压力。任玉贵对西海郡的建立有详细的了解，谈到凑成四海的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任玉贵：当时王莽就想，在这个地方叫羌海，就是羌人住的地方，于是他就派审查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把羌人贿赂一下，拿了很多金银财宝，羌人见了非常高兴，他们就跑到青海湖以西地方去了，把这个地方给了汉王朝，在这个地方建立西海郡。

西海郡古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高达四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任玉贵：这个工程相当浩大，除了主城以外，城里还有设施，它有太守府，还有西部都尉府，除了这些官府以外，还有一些兵营，还有筑城的民工，还有这些囚犯，当时那一块，我们想象是非常热闹的。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的实施中，这些战争不仅没有起到冻结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自然灾害同样加速着王莽失败的步伐，这是位于大名县的王莽堤，是为防止灾害而修筑的，实际上这是一条宽约40米，高约两米的堤基，犹如一条长龙纵横在大名县内，残断连绵20公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汉代金堤遗址，如今在堤上还能发现当年的汉砖。

桂士辉：它形成的原因，是当时地面水比较高，它弄成这个砖坯之后，为了让它晾晒干，就在那边铲那个芦苇，铺那个席，把它放上面，这样一放就形成一个凹槽。

公元十一年，正是在大名县附近的黄河魏郡河段发生了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在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公元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不得不废除王田、奴婢、六莞之计，即为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这意味着改革的全盘崩溃，而王莽本人也将面临最大的困境。

杜维明：王莽在做巨大的这个文化运动，而且，他有内在的政治含义，那么真正的，对他的理想能够认同的，在很多地方开始有所质疑，时间那么短，这有很大的关系，又好大喜功，在他没有得到这个地位的时候，他是礼贤下士，他逐渐逐渐地表现出来骄横。

孙晓：他把事情做得太急了，把很多政策，同时一个短时间内推出，这种政策之间，这种措施之间互相抵触的地方就非常多，第二个，遇到了阻力以后没有办法，就变成了这种政策执行不下去，就难以执行，难以执行的政策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来自于内部，以王莽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团的内部分化，是对王莽最沉重的打击，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对刘歆有了防备，弃之不用，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人心思汉，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了废除王莽的兵变，公元23年7月在兵变失败后，已经年过七旬的刘歆自杀身亡，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也给新朝皇帝王莽以致命的打击。

孙晓：一个有理想的人都很寂寞的，有理想人都是很孤独的，为什么刘歆死后，王莽终日感到很潦倒，因为他连这样一个知己都死了，一个本来和他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都很契合的一个知己，最后也变成了他的反对者，你想一想，王莽到了晚年，政治理想破灭，政治的实践难以实行，他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是很强大的。

杜维明：对王莽重新的评价是现代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建国以来彻底改变，把这个制度彻底改变，这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距离，你彻底改变的本身是一个断裂，而断裂会带来，常常是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你不管你的理想多高，你当时所要处理问题多尖锐，如果你想就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特别汉代经过那么长期的发展，那么多各方面地方的力量，那么多积累的资源，你都不管，这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急功好利，在很短的时间，没办法维持下去。

刘歆的年纪与王莽相仿，志同道合，西汉末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堕落时，正是刘歆与王莽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论基础，力促王莽建立新朝，然而在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的艰难状况下，刘歆进行了最彻底的背叛，这包括数十年的情谊和共同的理想。王莽从此深居宫中，读书累了，就靠几案而睡，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理想无法与现实相结合，他的近似梦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悬崖。然而他并不甘心，他自以为是怀着救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宏愿的，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即便有错，自己的本心不错。他曾是那样的深得人心，即便现在，他仍然希望从古文经中找到出路和答案，希望上天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上天没有眷顾他，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新莽政权的灭亡。

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而更始军的兵峰正直指京城，公元23年夏末，转火逼近长安，十月初二，起义军攻入宫门，大火蔓延。《汉书》有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把王莽篡汉说成是以紫夺朱，蛙声打鸣。此时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礼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了上天，王莽最终死于乱军当中，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新朝政权宣告灭亡。

王莽之死，使儒家们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好梦终究难以成真，我们依然应该肯定王莽作为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中应有的地位，肯定他为克服西汉末年社会危机而进行改革的见识和勇气，肯定他为实现儒家构想的理想社会而做的大胆尝试，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未取得成功的改革实践中，找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必须切合实际，措施得当，贯彻有力，善始善终，会认识到改革的艰巨与困难。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教训中汲取营养，成就我们自己的辉煌。

公元九年，王莽接受了孺子婴的禅让，建立了新朝。西汉末年以来，社会矛盾激化，加上王莽骤然篡国，人心不稳，因此王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来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统治。

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等多方面内容。王莽本以为这些改革措施能改变西汉末年以来人心动荡的局面，结果没想到正是新政使得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了赤眉、绿林农民起义，新朝遂告灭亡，立国仅十五年。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王莽改制的背景、内容、以及影响。

一、王莽为什么要推行新政？

公元九年，王莽取代西汉，建立了新朝。自从坐上皇位的那一刻起，王莽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做些什么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按理说，新王朝即位以后通常是会制定一些“与民休息”的国策来赢得人心，而改革只会触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为什么王莽偏偏选择改革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西汉末年糟糕的社会状况了，那时候的西汉早已经没有了昔日文景、武帝、昭宣时期的生气，只剩下了一副烂摊子。在中央，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地方上，官员腐败成风。

但是最严重的当属土地兼并问题，与土地兼并伴随而来的便是普通百姓的流离失所、居无定处。史书记载，到了汉成帝时期“百姓财竭力尽，餧死于道者，以百万数”。

百姓失去了土地只能沦为流民，然而朝廷对此却毫无应对措施，于是百姓怨声四起。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加上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其实都在说明：西汉王朝已经临近黄昏，灭亡是注定的结局。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莽轻易地夺取了汉家江山。

王莽称帝以来，就在积极地寻求应对措施。与我们已有的刻板印象相反，王莽本人并非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实际上王莽是一个儒学家，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篡位之前的他堪称是那个时代里的一股清流，他甚至能做出大义灭亲的壮举。对于那个时候的王莽来说，他需要更大的权力来改革社会弊病，实现自己的理想。

二、王莽托古改制

对于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弊病，王莽也是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当时王莽以《周礼》为参考书籍。由于历来改革都是向前看，而王莽偏偏是选择借鉴更古老的制度，因此史学家称王莽改制为“托古改制”。

在政治上，王莽修改了官名和地名，同时禁止交易奴隶；在经济上，王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并对币制进行改革。王莽的改革处处透漏着复古气息，比如他将西汉的官名按照古籍进行重新命名，还按照周朝制度分封了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在经济上更是恢复了西周的井田制、恢复了春秋时期的刀币。

那么王莽为什么对古代的制度如此情有独钟？这就不得不提到儒家对王莽的影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变成了西汉的治国思想，那么作为儒生的王莽在改革时处处借鉴古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王莽的改制为何以失败告终？

王莽自从即位以来，就不断地采取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但是为何没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呢？新朝为何仅仅存在了十五年便走向了灭亡呢？王莽的改革究竟是受时代局限还是本身就有问题呢？

王莽在改制的时候，太过固执，一定要让地名遵循古制，于是大量的地名、官名被改动。但是一时半会之间，百姓却不能适应，因此官府在颁发公文的时候，都得在新名称后面注解上旧名称，这就使得官员和百姓在日常行政和生活上都有着极大的困扰。

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禁止买卖奴隶一定是个很得人心的举措吧！但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骤然禁止买卖奴隶，并没有起到王莽预想的作用，反而让大官僚与地主阶级暗中勾结起来交易奴隶，奴隶买卖没能完全停止。这一措施也一直有人反对，三年之后，王莽便不得不叫停了这项政策。

王莽深感土地兼并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动荡和危机，因此他将土地收归国有，恢复了井田制。但是，他这一举措触及到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因此王莽的统治受到了这些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排斥，公元12年，在朝野的压力下，王莽不得不废除井田制，恢复了土地的自由买卖。

在币制上，王莽废除了西汉的五铢钱，推行新币。但是王莽没能稳定币制，而是在短短几年间，数次更改货币制度，王莽的新币制可以总结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化、布化六大钱币类型，二十八品是指不同质地、不同形态、不同单位的二十八品钱币。

如此复杂的货币制度怎能使货币流通不混乱？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王莽的新币换算复杂，币制混乱，给百姓的生活带去了极大的不便，因此民间私自用五铢钱交易。王莽得知后，没有想办法简化币制，增强货币信用，而是黔驴技穷，强制老百姓使用新币，使得民心大乱。

除此之外，王莽还设立了五均六筦制度，具体是通过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禁止大商人囤积居奇，搜刮老百姓，但想法是好的，实行起来却是依靠富商大贾来执行，而这些人同官僚相互勾结，损公肥私，百姓的生活愈发艰难了。

王莽的改制最终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王莽本人。虽然王莽有心缓和社会矛盾，但是他不顾实际、一味复古，给老百姓的生活带去了困难；而且王莽爱慕虚名、喜欢逞威风比如他曾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导致匈奴单于不满，引兵南下、骚扰边疆，边地吏民死伤无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莽刚愎自用，对自己的制度太过自信，史书记载他曾多次罢免直言进谏的人，最终导致 “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让他自己成为了不知民情的“孤家寡人”。

中国古籍十大厄运 （1) 秦始皇焚书坑儒 （2) 项羽纵火攻秦宫 （3) 汉王莽焚典籍 （4) 董卓发乱燔荡洛阳 （5) 刘石乱华洛阳再燔 （6) 梁元帝悉焚天府书 （7) 安史叛乱掠长安 （8) 靖康之乱，金人劫典籍 （9) 清帝大兴文字狱 （10) 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

为了表示改朝换代，革汉立新，废刘兴王，王莽根据儒家经典，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 如在中央官职中，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地方官职的名称也多有改动：太守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都尉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宰。等等。此外，王莽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后又典兵，位上卿；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等。 王莽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

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王莽掌权后，根据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公元九年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这道诏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井，即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者，按上述制度受田。二是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诏令还规定，如果有人敢于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人破坏法令，则将其流放至边境地区。

王田、私属制，是王莽针对西汉以来最突出的土地和奴婢两大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从主观上，王莽看到了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买卖。因此，规定土地国有，不准私人买卖土地，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被抛出土地的现象。

在这一点上，王莽比西汉历代统治者都要高明。但是，商周时期的土地国有制，早在战国以后即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经过秦和西汉二百余年的发展，到西汉末年，土地私有已成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因此，实行王田的诏令刚一颁布，便遭到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强烈反对。一部分地主、官僚甚至举兵反抗。汉徐亭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真定地主豪强也在刘都的率领下举兵反莽。朝廷内部一部分原来追随王莽的人也提出异议：井田虽圣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王莽不得不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1年），即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王田”、“私属”制度：“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建兴帝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 五均”的主要内容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司市，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五均官的任务一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二是管理市场的物价，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市平”。如果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将控制的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具体办法是：如果百姓办理祭祀、丧葬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贷。祭祀借贷须在十天内归还，丧事借贷须在三个月内归还，以上两项借贷不收取利息；工商贷款每年交纳不超过所借数额十分之一的利息。

在实行五均和赊贷的同时，王莽还设六筦之令。“筦”即“管”就是由政府管理六种经济事业，即：酒、盐、铁由国家专卖，铸钱由国家专营；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征收山泽税；加上五均赊贷，合称为“六筦”。王莽推行五均、赊贷及六筦等措施，其目的在于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经济事业，平抑物价，限制商人囤积居奇，使贫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这些措施，无论从减轻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还是加强封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加强中央集权，都是有利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实际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延续。但是，推行这些政策大多是依靠一些富商大贾，他们利用特权同官僚、地主互相勾结，肥己营私，囤积居奇。原来为平抑物价防止商人渔利的五均，也变成官吏贱买贵卖从中谋利的机构。那些身穿官服的商人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结果给普通百姓带来更大的痛苦。 王莽当政后，为了削弱汉朝旧族势力，以及对百姓的财富掠夺，他以“托古改制”为名进行了一系列的币制改革。刀币和布币都在改革中恢复，但从形态上与春秋战国时的并不相同。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币制改革的失败也是新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

王莽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

第一次是在他即位前的居摄二年（公元7年），下讼在五铢钱之外增铸大钱、契刀、错刀。新朝建立后，建兴帝王莽又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进行第二次改革，废除五铢钱及刀币，另外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贝货、布货），共二十八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非常不便。所以人们仍在暗地使用五铢钱。为推行新币制，王莽采取强制措施，下令严禁私铸钱，甚至民家藏有铜、炭者，都被指为私铸货币，一家盗铸，五家连坐。即使这样，也无法，使新货币顺利流通。一年以后，王莽被迫废除刚刚施行的二十八种货币，只留小钱值一和五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

第四次改革是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泉重五铢，货布重二十五铢，但一货布却值二十五货泉，货币价值的比例十分不合理。这次改革，非但没有理清混乱的货币体制，反而加剧了混乱。而且，这些改革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然后又以更劣的货币代替原来铸造的货币，每更换一次货币，百姓就要遭受一次盘剥。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王莽施行货币改革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不少人甚至在市场上痛哭。 如果说，王莽施行的其他政策在主观上还有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内容，那么，他所实行的货币改革，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因而招致了全国从上到下的反对。有人曾经在评价王莽币制改革时说：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货币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 。

尽管王莽的改革是失败的，但他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却是古钱史上的精品。货币多采用悬针篆的字体，制作十分精美。国宝金匮直万是价值最高的古钱之一，存世仅两枚。 居摄二年改汉币制 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铸大钱，下令铸造错刀、契刀和大泉五十。王莽所铸刀、布币完全不同于战国时期刀、布币的形制。他在刀币上加了一个方孔圆钱，并且明明白白地铸上刀币的名称和价值。如“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其身形如刀，材质为铜。 一刀平五千的圆钱上以黄金镶嵌“一刀”两字，刀身铸有“平五千”三个字，所以又称金错刀。一刀平五千与原来的五铢钱并用，一刀平五千当五千枚五铢用。契刀五百当五百枚五铢用，大泉五十当五十枚五铢用。这几枚钱的钱文均属篆文。金错刀、契刀通长二寸二分（汉尺），实际测量长约72-75厘米，金错刀重20-46克，契刀重164克。后来民间私铸减重，数量颇多，今所见大小不一，而且面文有二决文、四决文重轮、传形等，此外还有铁钱。 王莽建国二年行宝货制 “宝货制”内容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化、布化六大钱币类型。

二十八品是指不同质地、不同形态、不同单位的二十八品钱币。分别为金货一品，即黄金重一斤，直钱一万。银货一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普通银每流直钱一千。龟货四品，即元龟长尺二寸，直钱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直钱五百；侯龟七寸以上、直钱三百；子龟五寸以上，直钱百。贝货五品，即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十；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

泉货六品，即小泉直一，直径六分，重一铢；幺泉一十，直径七分，重三株；幼泉二十，直径八分，重五铢；中泉三十，直径九分，重七铢；壮泉四十，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布货十品，以大小顺序则有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即小、幺、幼、序、差、中、壮、第、次、大。这二十八品均为法定货币。在当时的流通领域中，大概只有其中的六泉十布所占比重较大。尤其以“六泉”制作精美、钱文秀丽。“十布”均模仿战国平首布钱形态，不同处是十布的头部铸有一圆孔，钱面中部自首部至裆部铸有一条直线，直线两侧为钱文，阴文，篆书；币的首部圆孔及币的边缘均有郭。

王莽此次实施的“宝货制”，换算复杂，币制混乱，结果民心大乱，商品流通不畅，民间却私自还用五铢钱来交易。王莽得知后大怒，于是明令城内老百姓接受，每个人出入城必须出示“大布黄千”钱来作为通行证。王莽治国无方，敛财有术，他篡汉15年，就曾四次改革币制。王莽频繁地更改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把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搜刮光了。王莽的横征暴敛，加剧了新朝的灭亡，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王莽和他的金银财宝都被一起焚毁。 王莽铸币的文字 有几种采用悬针篆。过去泉学家只着重谈论过布泉一种，其实，王莽的十布、货布和货泉的文字都有悬针篆。除布泉外，悬针篆比较突出的是货布和大布黄千两种。这两种钱的悬针篆很具典型性。

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也叫垂针篆，是篆书的异体，悬针是指“竖画收笔出锋”，锋就像钢针倒悬一样。南朝宋王愔的《文字志》说：“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宋朱长文《墨池篇》说：“悬针之书，亦出曹喜。”宋僧梦英《十八体书》说：“悬针、垂露曹喜所作。悬针篆，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芒。”看来，前人对悬针篆早有议论，而且上述二人肯定悬针篆是曹喜所创。

曹喜，东汉人。章帝（刘炟）建初年间为秘书郎，大概是掌管图书经籍的小官。他工篆、隶，有些名气。有人说他看见李斯小篆的笔势，“悲叹不已”。人们认为曹喜的篆书“小异于李斯，而也称善”，对他的评价不低。然而，要说悬针篆是他所创，则未必是事实。章帝晚于王莽六七十年，曹喜在章帝那里当小官时，王莽已经铸了好几种悬针篆的钱币了。可见悬针篆不是曹喜所创。

除钱币外，尚有新嘉量铭文和砖文。莽量铭文的小篆，也堪称精美，结体呈纵势、长方，上密下疏，瘦劲厉悍。后人治印，多所借助，甚至有大书画家，篆刻家如齐白石、邓散木等的篆书、篆刻，都从它得益很多。

王莽货币的面文，也如布泉一样，是悬针篆。清代泉学家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说：“货布二字细瘦如针，莽钱中之最精者。”

关于大布黄千钱文的书体，无疑也是精美的悬针篆。大布黄千有两种，一为四字悬针均不太明显；二是四字悬针均显著。另外还有异范一种，“黄”字和“千”字末笔悬针的尖锐程度则非常强烈而醒目。 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购买，反之则有政府卖出，防止物价上涨。

王莽改制的具体措施有哪些？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是将中央和地方的官名统统改了遍。改后的官名多富有理想色彩。如大鸿胪改称典乐，执金吾改称奋武。另还依照古籍增加了不少官职，如大司马司允、司恭、司从、司葱、司睿等等。导致官员不知所措，机构臃肿，新的贪污腐败滋生。

王田制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按照人口均分土地，私人不得买卖。私属制是对现有的奴隶数量冻结，禁止继续买卖和产生新的奴隶、婢女，只有犯罪的人才能被称为奴婢，使奴隶制度自然消灭。

实行政府主导的赊贷，促进货币流通，以期繁荣民间经济。同时也顺便试水社会福利，如丧葬贷款等无需利息，只还本金;农业生产和商业需求贷款，只收利润的十分之一作为利息。设立五均官，负责收税和管理物价。设六莞令，酒、盐、铁由专卖，铸钱由专管，并向各民间手工业者和技术人员征收山泽税。

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王莽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开始进行的全面社会改革。

王莽对自己的改革相当的有信心，他想当圣人，想彻底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回到西周那个单纯，不堕落的社会去，当然不愿意相信他的改革政策完全失败的事实。

总体来说，王莽的各种改革，都是非常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但是由于其太过超前的思想，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新朝也只生存了短短的15年，就被推翻了，这颗冉冉新星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