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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一书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三十六篇

校勘是古典文献学中最基本的一门学问，也是民族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懂校勘方法，就很难读懂古代文献。

古代把校勘工作视为文献整理工作的主体，所以校勘学有时被人们当作文献学的代名词。因为文献的校勘，是保证书籍质量的关键。大多数古代遗留下来的各少数民族古典文献，无论是档案资料，还是古籍、经卷，大部分都是抄本，其间“衍、夺、脱、讹”等情况在所难免（衍指原稿本无而传写、刻印、排印误增的文字称衍文，又称羡文、衍字。；脱文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也称夺文或阙文。从脱文的多少看，有脱字、脱句、脱简、脱行、脱页等多种；讹又称“误文”，就是文献原有文字写错了）所以，校勘已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

任何一种古文献，经过反复传抄和版刻，不免会有文字上的纰缪、词语的脱落、橘子的增衍和缺漏等错误。一般来说，古籍文献没传抄或版刻一次，旧的错误改正了，又有新的错误发生，有时则原来的错误还未克服，又增加新的错误。错误的东西以讹传讹，反复多次后，是原著与重负多次的抄本之间面目全非。所以无论对具体的古籍文献解读、翻译工作而言，还是从整个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出发，对文化典籍和文献资料进行严格的校勘都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之前提到的传抄过程出现的错漏外，各民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方言差异，抄录者往往按其方言语音，以自己习用的同音假借字和异体字抄写，使得文献面目

校对基本方法有4种：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这四种方法是古籍校雠的基本方法，完全适用于现代图书校对工作，因而也是现代校对的基本方法。 31 对校法。对校法的特点是：“照本改字，不讹不漏。” 对校的客体有两个——原稿和校样 , 采用比照原稿核对校样的方法，通过查找异同而发现差错。现代校对的折校、点校、读校、核红等技术，都属于对校法。发现了校样上与原稿相异之处，原则上依据原稿改正校样。 32 本校法。本校法的特点是：“定本子之是非。”现代校对的“本子”即原稿。 本校的客体只有一个——改正录排错漏后的校样，采用通读检查的方法，通过文中内在矛盾发现问题，然后进行是非判断而发现原稿的差错。发现了原稿的差错，用铅笔在校样上标注，提出改正差错的建议，同时填写《校对质疑表》，向编辑质疑。校是非不同于文字加工，只管改错、补漏、删重，而不做文字润色。 33 他校法。他校法的特点是：“以他书校本书。”“他书”指其他的书。“改必有据”是校对改错的重要原则。在通读检查中发现了问题，又难以判断是非时，就得去查检相关的权威工具书或权威著作，找到判断是非、改正错误的可靠依据。 34 理校法。理校法的特点是：推理判断。在发现疑问又找不到可靠根据时，即应进行推理判断，包括分析字词含义、进行逻辑推理等。 上述四种基本校对方法，在实践中应当综合运用，以求得到相辅相成 之效果，最大限度地消灭差错现在还有用校对软件（例如“黑马”）进行校对的。

《方言》最早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常常能用晋代的方言和汉代的方言来人作比较，能通古今。清代研究《方言》的也有多家，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戴震的《方言疏证》和钱绎的《方言笺疏》，都对《方言》作了很好的整理和阐发。《方言疏证》对《方言》一书作了细致的文字校正，并逐条作了疏证，是研究《方言》的重要参考书。《方言笺疏》广片博引，材料比较丰富，而且能从声音上去解释词义，成就较高。

《方言注》

《方言注》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东晋郭璞撰（涵芬楼四部丛刊本）。郭璞继承和发扬了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传统，在为《方言》作注时，采用晋代活的语言来和扬雄所记汉代方言相比较。从《方言注》中可以看出某些词语古今的意义已发生变化。例如卷一：“虔、刘、惨、，杀也。”注：“今关西呼打为。”卷六：“擘，楚谓之纫。”注：“今亦以线贯针为纫，音刃。”《方言注》还指明某些方言词依旧在某地保存，或已经在某地消失转而在他处保存。例如卷一：“娥、，好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媌，莫交反。”“虔、儇，慧也。……，楚或谓之。”注：“他和反，亦今通语。”扬雄《方言》的原本虽无可查考，但因有郭注本而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宋以后的几种《方言》刻本，都是郭注本。《方言注·序》和扬雄跟刘歆间往来的书信都说《方言》共有15篇，但今本《方言注》仅存13卷，这大概是六朝时期的变动。至于字数，应劭《风俗通义·序》说9000字，清代戴震统计，《方言注》正文则有19万余字，其间变化，因时代推移，已无从查考。

《方言疏证》

《方言疏证》，清代为扬雄《方言》正伪补漏，逐条疏证的第一个校本。13卷，戴震撰（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扬雄《方言》的刻本，自宋代以来有多种，经流传写刻，难免有些错漏。戴震以《永乐大典》本跟明本校勘，并进一步搜集古籍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来和《永乐大典》本互相参订，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辨析疑义，取证确凿。例如卷五：“甑，自关而东谓之甗，或谓之傧”，注：“梁州呼。”文中“梁州”为“凉州”之讹，戴氏加以改正。又如卷十三：“冢，……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不封也。”“言不封也”下面有脱字，戴氏从《永乐大典》本补注“墓犹慕也”4个字。卷六：“怠，陁，坏也。”注：“谓坏落也，音虫豸，未晓。”戴氏认为“未晓”二字是阅读者所记，为衍文，故删。《方言疏证》还有疏漏和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卷五：“薄，……自关而西谓之薄。”戴氏下脱“南楚谓之蓬薄”六字。卷十二：“莳、殖，立也。”戴氏误改“殖”为“植”。清代王念孙撰《方言疏证补》（高邮王氏遗书本），有不少见解可以补戴氏的不足。

《方言笺疏》

《方言笺疏》，清代为扬雄《方言》作注的著作。钱绎撰。卷首有咸丰建元辛亥（1851）自序。《方言笺疏》主要参考戴震的《方言疏证》和卢文弨（1717～1795）的《重校方言》这两种本，又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参校一遍。共13卷20余万字，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如卷一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笺疏》引书有《广雅》、《荀子》、《白虎通义》、《吕氏春秋》、《礼记》、《左传》、《逸周书》、《孟子》、《庄子》、《诗经》、《楚辞》、《史记》、《释名》、《说文》、《广韵》等20多种。钱氏不理解《方言》一书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主旨，只是从史传、诸子、类书以及古佚残篇中搜集材料，加以考证，所以用力虽勤但创见较少。《方言笺疏》在清代有3种传本：一为广雅书局本，一为徐氏《积学斋丛书》本，都有脱文，一为光绪十六年仁和王文韶红蝠山房校刊本，相传以后者最为完备。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红蝠山房刊本影印发行。

一般来说，能称为善本的必须是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即这本书是按原作者的底稿原样印刷，没有错字、漏字。所以善本少，毕竟现在很多书印刷出来都有漏页、错字的，更别说以前活字印刷、石板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