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段成式，唐朝人，所著《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1000年之前，其中有“又有一种，形如番芋，蔓生，艺者架小棚使蔓之，花开亦落土，结子如香芋，亦名花生”的描述。

（2）贾铭（1279—1368），元朝人，在《饮食须知》中有“落花生，味甘、微苦、性平，形如香芋，小儿多食，滞气难消……”的记述。《饮食须知》中的内容均来自诸家本草，成书年代应在14世纪中期，而所摘引材料的来源则应更早于成书年代。

（3）蓝茂（1397—1476），明朝人，所著《滇南本草》中有关于花生的记载，其成书年代约在15世纪中期。

（4）《常熟县志》（1503年）中有花生条目称“花生三月栽，引蔓不甚长，俗云花落在地，亦生子土中，故名，露后食之，其味才美”。

（5）《上海县志》（1504年）、《姑苏县志》（1506年）均有关于花生的描写。

（6）赵学敏，清朝人，1765年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对落花生有较详尽的考证，书中引用过唐朝《酉阳杂俎》中有关花生的叙述，认为唐朝时已有花生栽培。

（7）檀萃，清朝人，1799年所著《滇海虞衡志》中有“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宋元间，棉花、番瓜、红薯之类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棉花、番瓜、番芋、落花生同时传入中国”的记载。这说明中国在宋、元年间（即公元1000年左右）已有花生栽培，而且是与甘薯等作物同时从南洋诸岛国得来的。客观上，我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与农业有关的著述并完整保留下来的不是很多。明朝后期李时珍作著《本草纲目》（1578）和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1628）均未见关于花生的记述，其原因可能是到明朝末年在中国花生还不是一种广泛种植利用的农作物。唐朝《酉阳杂俎》对花生的描述是现存最早而明确的文字记载，但该书若干不同版本中又没有关于花生的文字表述，因此该书关于花生的记述是否出自唐朝原始版本尚有待考证。更早的文献如西晋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304）中有关于“千岁子”的描述，性状均与花生相同，清朝广东编撰的《大埔县志》中则称千岁子即是花生，而千岁子这一植物名称最早见于汉朝文献《三辅黄图》。从上述有限的文字记载中，暂且不考虑若干不确定的部分，也可以说明在14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已有花生的栽培和文字资料。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1492年，欧洲文献中直到1535年才有关于花生的记述。

真能自学成才！例如能考上清北的孩子，基本都是自学成才，并不是清北老师就能带出清北的孩子。这是好事！

我上中学那个时候，初一所有的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初二物理老师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三数学，物理老师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数学老师还是刚毕业的，这样师资力量能有啥成果？

我们全年级没考上一个重点高中，三个班级考上两个师范学校，其中一个是固定名额，一个是音乐特长。这些博士的小学老师什么学历？

应该大部分没有这么高的学位，不也是可以培养出他们来嘛。所以应该让他们到他们研究领域做出更大贡献，而不应该成为某些学校的噱头，国家培养他们真的不容易。

现在社会上面普遍有一种文品高消费的趋势。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教育专业吗？

我认为是比不过北师大，华师大等专业师范学校。最优秀的人当老师，没有毛病。社会需要的顶尖科学家真的不多。大学生当清洁工也不稀奇，现在大学都快普及了，什么行业都要有人做。

会教学生的老师不一定有高文凭，清北博硕不一定能教好学生。要教好学生还是看教学方法，不是看你是来自哪间名校。很多年前，我所在的高中是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学，学生都是市一中县一中县城中学挑剩的，每年能考上二年专科的学生也是凤毛麟角。

政治老师刚从某四线城市师范学校（不是学院）毕业，从高二开始教，第二年教高三。该老师虽是新手，但上课不用课本，自己编了一套，每周出一份四页的测验卷。高考出成绩后，引起轰动。

全县政治成绩前十占其五，第一名还是全省第一。第三年，该老师的讲议、测验题非常抢手。但该老师一根筋，不准流出学校。再创一年佳绩后，县一中把他抢走了。

根据已有考古和研究结果来看，种植水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早期。

三个万年以上的古稻遗址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其中玉蟾岩遗址经年代测定为距今一万二千多年，这时候的稻谷介于野生稻和栽培稻（含有籼、粳特征）之间，因此被认定为是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古栽培稻类型。

后两个遗址的时期要更早一些，属于旧石器末期至新石器早中期，但没有发现稻谷的碳化颗粒，只是发现了稻谷的植物硅酸体。

以往我们教科书上告诉我们，国内发现的最早的水稻是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但根据严文明教授的《中国稻作文化起源》来看：“这里发现的稻谷遗存极为丰富，单是1973年冬至1974年春第一次发掘时，就在第4文化层发现约400平方米的稻谷、稻壳和稻草堆积，其厚度从10-20厘米到30-40厘米不等，最厚处达70-80厘米。。。颗粒大小接近于现在的栽培稻，比现在野生稻大得多，加以还有许多稻作农具共存，可以肯定这些稻谷堆积的遗存属于栽培稻的收获品”，说明处于新石器中期的河姆渡时期的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一定的程度了，所以在这之前肯定是有前例的，也就是说河姆渡的稻作农业是被传播过来，不是独立发展而来的。

但，中国那么大，随着考古的发现，可能会有更多新的成果被发现，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文献：

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探析，黄剑华

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看这篇论文

   关于农业起源，古籍中有许多美丽动听的传说故事，经常要归功于伟大的神农、后稷和黄帝或其他帝王、名臣等等(1)。但要想真正解决中国农业的起源，仅凭古史传说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丰硕成果。近半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使我们能够了解中国原始农业的基本面貌，而近几十年来的民族学，又使这个基本面貌更加清晰和生动。

一．农业的发明

农业是在采集基础上产生的。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在长期的采集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一些可食植物的生长，经过无数次的实践，终于将它们栽培、驯化为农作物，从而发明了农业。当农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时，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曾在山西省朔县峙峪和沁水县下川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石刀、石锯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采集野生谷物的工具。其年代是距今28000—120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更新世晚期，当时处于冰期和间冰期交替之中。冰期气候干冷，狩猎不易，植物减少，人们的食物匮乏，迫使人们努力去采集野生植物充饥，也加深了对野生植物的观察和认识。在距今13000—12000年左右，处于间冰期，气候转为较温暖湿润，草本作物生长较为茂盛，禾本科植物增多，人们更易于采集到野生谷物，也会更加珍惜这些野生谷物。人们先是注意加以保护，然后尝试进行种植。一旦尝试成功，就会加以推广。农业也就诞生了。

因此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将采集的野生谷物撒在地上，让它生长，到成熟时用手摘取，这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民族学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云南的独龙族就是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既清除了农作物生长的杂草，又可利用带起来的泥土掩埋种子。农作物长大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和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2)

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江西省万年县吊桶环遗址和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1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稻作遗存和水稻植硅石，可能就是属于这一阶段。玉蟾岩遗址发现3粒稻谷，其中1粒是野生稻，其余属栽培古稻，其年代为距今14000年左右。吊桶环遗址的植硅石鉴定结果，表明12000年前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为食物。大约在距今10000—9000年，栽培稻已经出现。牛栏洞遗址的植硅石年代为距今11000—8000年。(3)这3处遗址都没有发现典型的农业工具，可见当时的种植水稻的方式是与上述云南独龙族类似。

与此阶段同步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可能还有河北徐水南庄头等遗址，以及华南地区的一些洞穴遗址，如广东英德牛栏洞(距今100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9000年)等。这一阶段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也被称为“火耕”或"刀耕火种”。

大约到了8000年前，原始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突出的标志是出现了农业工具，反映了耕作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由于谷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必然要扩大种植面积以承受日益增多的人口压力。但是天然的适宜种植谷物的土地毕竟有限，必须开辟新的耕地。人们除了用火焚烧地面上的野草杂树之外，还要砍伐荒地上的树木和刨掘树根，平整地面，以便于播种，使庄稼顺利生长。而这些作业仅凭双手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工具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用来砍伐的石斧、石锛，用来修正土地的耒耜，以及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用于脱壳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工具。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栽培驯化，野生的谷物逐步进化，品质得到改良，初步脱离了野生状态，产量相应提高。农业也就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了。但是，当时还不可能会对土地进行施肥，因此种植几年之后，地力衰退，产量下降，就将土地抛荒，另辟新地种植。称之为抛荒制。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大体上是属于这一阶段。如在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距今7800—7300年)，黄河中游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黄河下游的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距今7000多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7868年左右)，淮河下游的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距今7000多年)，长江中游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湖北省宜都枝城北遗址(均距今8000年左右)，长江下游的浙江省浦江县渠南村遗址(距今9700—8200年)、浙江省萧山跨湖桥遗址(早于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桐乡县罗家角遗址(距今7100年左右)，等等。

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铲、石耜、骨耜、木耒(痕迹)、石刀、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一整套农业工具，发现了炭化的粟、黍、稻(籽粒或壳)，属于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此外，还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或模型，说明原始农业已经脱离了火耕阶段。特别是耒耜等翻土工具是典型的农具，而整地又是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环节，因此这一阶段的原始农业也被称为“耜耕农业”。

大约从距今6000多年开始，原始农业进入了时期。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农田的开辟，产量的提高，有了更多的粮食可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可以比较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定居，村落规模逐渐扩大。而人口的增加又迫使人们去耕种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和饲养更多家畜，导致原始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农具的种类增加，石质农具通体磨光，制作得更加精致、实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农田得到进一步整治，修整沟渠等排灌措施，对田里的庄稼加强保护管理(如铲锄杂草，驱赶糟蹋庄稼的野兽等)。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址，都属于这一阶段。考古学家不但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木、石、骨、蚌质地的农具和数量众多的粮食作物遗存以及畜禽骨骼，更为难得的是发现了农田遗址。如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和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遗址都发现了6000年前的水田遗址。特别是草鞋山遗址的水田是由小块水池状的水田串联而成，小者几平方米，大者十几平方米，互相间有水口串联，并有水井、水塘、水沟等配套设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已日趋成熟。同时也表明原始农业的耕作制度已由原始的抛荒制进步到熟荒耕作制，而南方则可能已是连续耕作制，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大约从5000多年前到4000多年前这段时间里，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达时期。农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实用，种类增加。如石锄、石镢的普遍使用，石铲更为扁薄宽大，精工磨制，出现了有肩石铲、穿孔石铲、穿孔石刀，石镰的制作也较以前进步，粮食加工工具杵臼的出现和推广，晚期还出现了石犁，标志着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增多，粟、黍、稻、麦、豆、麻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水稻种植已扩大到黄河流域，粮食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畜牧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后代称为“六畜”的马、牛、羊、猪、狗、鸡等均已饲养，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下降。水井的开凿并被使用到生活和生产上，给定居生活提供更大的方便，使人们可以向距离河流和泉水较远的地区扩展。发达的原始农业不但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为积累了财富，而且为制陶等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创造了条件，也为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处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有：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华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山文化等为数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原始农业已形成三大经济类型，即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以黄淮地区为中心的粟、稻混作农业，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稻作农业，基本上已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大体格局。二．作物的栽培

农业的产生是以粮食作物的栽培为标志。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农作物标本，说明黄河流域的先民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种植粟、黍、稷等旱作谷物，在5000年前已经种植小麦。而长江流域的先民则早在1万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粟  粟是属于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作物，原产于中国北方，一直是黄河流域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它是从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的。何时驯化，尚不清楚。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炭化粟粒、粟壳或谷灰。其中最早的为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省新郑县沙窝李遗址，前者距今8000年左右，后者距今7000多年。磁山遗址共发现了88个存有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食均堆积在窖穴的底部，十分疏松，出土时略为潮湿，颜色显绿，风干后成灰白色，大部分已成粉末状。粉灰之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壳，颗粒完整，外部形态圆隆饱满，直径约2毫米，与粟粒基本相同。经灰象法鉴定证明是粟。有些窖穴的底部粮食堆积中发现有完整到陶盂，可能是盛取粮食的容器。有些窖穴在粮食堆积的底部整齐地摆放着猪、狗等家畜(骨架)，可能是存放粮食时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而放人的。新郑沙窝李遗址也发现一片面积约o．8—1．5平方米比较密集的粟的碳化颗粒。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粟的遗存。这些粟粒有的是存放在窖穴里，厚达18厘米。有的是放在陶瓮、陶罐或陶钵中。其中有的可能是作为种子而保存的，也有的是放在坟墓里作为随葬品，可见粟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距今4800多年的粟粒，体积达1立方米多。说明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后，粟也成为黄河下游的主要粮食了。

黍、稷  黍稷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温暖、抗旱力极强，特别适合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种植。黍稷本是同种作物，农学界一般将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秆上有毛，子实黏性者称为黍；将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开，秆上无毛，子实不黏者称为稷。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公元前5850年的碳化黍粒，说明黍在中国的栽培也有近8000年，与粟一样古老。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和山东省长岛县北庄遗址也都发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黍壳。在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里，还发现了堆积达1．8立方米的稷穗，是捆扎成束堆放在一起的，也可能是作为种子贮藏的，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此外，在新疆、青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黍稷遗存。它们和粟一样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

麦  麦在我国种植的历史较晚，目前只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麦的遗存，其中最早的是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和大麦的碳化籽粒。距令5000年左右。其次为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中出土了数百粒小麦，距今4000年左右。在新疆哈密市五堡乡克孜尔确卡古墓中发现大麦的植株和穗子，距今3200年左右。看来麦子在新石器时代还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稻  稻是一年生的禾本科草本作物，喜温暖、潮湿，是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最主要粮食作物。栽培稻是从野生稻驯化来的。驯化的时间大约在1万多年前。考古学家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但已具有人工干预的痕迹，说明当时人们不但已经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而且可能已尝试人工种植。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3粒半1万年前的稻粒，其中一粒是野生稻，其余属古栽培稻。在广东英德市牛栏洞遗址也发现了1万年前的水稻植硅石。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也发现了9000年前稻作遗存。这就证明我国栽培水稻的历史已有万年之久。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种植在长江流域中游和淮河上游都颇具规模。考古学家在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李家岗遗址都发现了大量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壳和稻谷遗存，有的保存极好，出土时如同新鲜稻谷。在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谷遗存。经鉴定都属于古栽培稻。说明已经越过选育、驯化阶段，形成了早期稻作农业文化。大约到了7000年前，我国的稻作农业已进入发展阶段。淮河流域下游、长江中下游都已发现很多稻作文化遗址，如湖南省的临澧县胡家屋场、岳阳市坟山堡遗址，湖北省宜都城背溪、枝城北以及秭归县柳林溪遗址，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等，都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说明这一时期，稻作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普及，并且水稻品种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到了6000年前，我国的原始稻作开始进入发达阶段，水稻种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规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种植已经遍布长江流域各地以及华南、闽台地区，甚至连黄河流域(如陕西、河南、山东)都已开始种植水稻了。水稻的驯化、培育成功，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巨大成就之一。

蔬菜瓜果  原始居民除了食用主粮之外，还要吃蔬菜瓜果。根据资料，商周时期我国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业已经相当发达，推测其起始年代应有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目前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葫芦、菱芡、甜瓜子、莲子、桃核、梅核、枣核、栗壳以及菜籽等实物，年代最早可达7000年前。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野生植物，看来当时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培育粮食作物方面，同时采集一些野生果实充饥，不可能有人工种植。不过，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曾出土过距今近7000年的油菜籽，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的一座房子遗址里发现一件小陶罐，口很小，内盛碳化了的菜籽，经鉴定是属于白菜或芥菜的种子。将菜籽装在不易取出的小陶罐里，显然不是为了食用，应该是供来年种植使用。由此可见，我国人工种植蔬菜的历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白菜、芥菜和油菜的起源地正是中国，至今仍然是民间最主要的蔬菜。

纤维作物及蚕桑  原始人最初的衣服是冬披兽皮夏穿树叶，以后逐渐学会利用野生葛、麻的纤维纺织布料制成衣服。当原始农业发展以后，人们在种植粮食的同时也尝试栽培麻、葛等作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人们也从采集野生的蚕茧进而学会养蚕缫丝纺织衣服。这个过程可能要晚于粮食作物的栽培，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才发展起来的。首先被驯化栽培的是大麻。大麻是雌雄异株植物，雌株结的籽粒可食用，古人曾作为粮食，被列为“五谷”之一。雄株的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原始先民可能是在采集雌麻籽粒过程中发现了雄麻纤维可做衣料，从而逐渐加以栽培种植。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出土过四五千年前的大麻籽，新疆孔雀河古墓内出土过4000年前的大麻纤维，辽宁省北票市丰下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麻布残迹，是目前最早的实物标本。另一种纤维作物苎麻是雌雄同株，大约与大麻同时被种植，浙江省吴县钱山漾遗址曾出土了一些苎麻布和苎麻绳子，距今也有4000多年。葛是野生纤维植物，但是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过6000年前的葛纤维纺织品残片，说明当时原始先民可能已经有意识的加以保护利用，甚至也可能尝试种植它。原始先民在采集野生桑椹充饥过程中，会发现桑树上野蚕所结的茧，从而逐渐利用野蚕茧丝，继而有意识地保护、饲养，终于将它驯化成家蚕。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两件5400年前的陶蚕蛹，钱山漾遗址也出土了4700多年前的家蚕丝带、丝线和绢片。可见至少在5000年前，我国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这是纺织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说明黄帝“淳化……虫蛾”的传说并非毫无根据。

三．家畜的驯化

在旧石器晚期，由于狩猎工具的改进和狩猎经验的积累，人们捕捉野兽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有可能将一些暂时不吃的活的野兽或小动物放在天然地洞内或圈以栅栏养起来，以备日后捕捉不到野兽时食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洞养或圈养的野兽也越来越多。天长日久，部分野兽的性情开始渐渐温顺起来，进而驯化为家畜。这样就开始了原始的畜牧业。这一过程，大体上是与农作物的栽培同步的。从考古资料得知，至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经开始饲养狗、猪、牛、羊、马、鸡等家禽家畜。

狗  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早在狩猎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进入农业时代，狗会有一部分成为肉食对象。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狗骨骼，说明至少在8000年前狗已成为家畜之一。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华北狼有很大区别，已具备家养狗的特征。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陶狗鬶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狗的形态特征。

猪  猪是从野猪驯化而来的，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的家猪骨骼，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猪骨骼，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7000年前的陶猪模型，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和现代家猪之间，属于原始家猪阶段。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陶猪鬶，其形态则属于典型的家猪。在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经常以猪作为随葬品，说明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可见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已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羊  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羊一直是北方居民的主要肉食对象。因此北方的遗址中发现的家羊遗存较南方为多。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出土过一件陶羊头，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出土过一件陶塑器盖把纽，呈羊头状，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过羊骨骼。在南方，最早的发现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陶羊，其形态属于家羊。看来，至少在7000年前，羊的驯化已经成功。到了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各地已普遍养羊，因此，各地的遗址发现羊骨骼也较多。

牛  作为肉食的牛，主要是黄牛。耕牛则包括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它们各有其野生的祖先。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出土过黄牛的骨骼，河姆渡遗址出土过牛的残骨和牙齿，半坡遗址也出土过牛的牙齿，江苏省邳县刘林遗址还发现30多件牛的牙床和牙齿。说明牛的驯养早在8000年前就已开始，至6000多年前，南北各地都已饲养黄牛。水牛的饲养在南方可早到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16个水牛头骨。江苏省吴江县梅堰遗址也出土了7个6000年前的水牛头骨。在北方，山东省的大汶口、王因遗址，河北省的邯郸涧沟村遗址，陕西省的长安客省庄遗址，都发现过水牛骨骼。可见至少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牛已经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了。

马  马的驯养比较晚，在我国一些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未发现马的遗存。我国家马的祖先是生活在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蒙古野马，最早驯养马的也应该是这一地区的先民。只在半坡遗址发现2颗马齿和1节马趾骨，未能肯定是家马。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如山东省历城市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市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出土过马骨。

鸡  鸡是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发现原鸡的遗骨，西安半坡遗址也发现原鸡属的鸟类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各地都有条件加以驯化。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山东省滕县北辛等遗址都有家鸡遗骨出土，说明家鸡的驯化年代可早到8000年前，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都已饲养家鸡，成为主要的家禽。总之，古代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犬、猪)在新石器时代都已经驯养了，除了马较晚之外，其它畜禽驯养的都早到七八千年前，远远超过传说中黄帝“淳化鸟兽虫蛾”的年代。

我国是梨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栽培梨最早的国家。在我国，梨树的栽培已有3000年的历史。秦汉以后，梨树在全国各地的栽培有了很大发展。正如《史记》中说：“淮北滎南河济之间，千树梨，其人与千户侯等”。《广志》（公元3世纪）中也写道：陕西“弘农、京兆、石扶风郡界诸谷中”，“河南洛阳北邙山”等都盛栽梨树。从这些古籍中的记述，可以窥见当时我国黄河、淮河流域一带，梨树栽培规模之大，产量之多。除此之外，在我国长江流域也有梨的栽植。如《山海经》中说：“洞庭之山……其木多柤、梨、桔、柚”。《湖北荆州土地志》中也记载着：“江陵有名梨”。

在古代，我国不仅东部地区普遍栽培梨树，而且西北地区也栽培着品质优良的梨树，并且作为商品远销国外。据《西京杂记》中说，今日的新疆焉耆和塔里木盆地，原是我国梨树的原产地之一。在那里，梨树的栽培至今也有1500年的历史。又如《大唐西域记》记载，古代我国甘肃一带的部族，经常到印度去经商，把琳琅满目的瓜果也顺便带到印度去，并在那里栽种，繁衍生长，其中，就有盛产我国西北的梨果。梨树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下，不仅迅速栽遍祖国各地，而且还培育出许多独具风味，各有特色的优良品种。如最早记载我国梨树品种的古籍《广志》中说：“张公夏梨，味甚甜，海内唯有一株”；“上党楟梨，小而甘”；“广都梨重6斤，数人分食之”。又如《魏文帝诏》说：“真定御梨，大如拳，甘如蜜，脆如菱”。到了公元5世纪，我国梨树的优良品种已有：紫梨、芳梨、青梨、大谷梨、细叶梨、金叶梨、缥叶梨、瀚海梨、东王梨和紫条梨等10种。到了唐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梨树的新品种更是层出不穷。正如《洛阳花木记》一书中，记载宋代洛阳栽种梨之别有二十七。公元1061年，苏颂在《图经本草》一书也记载了当时北方盛产的11个梨品种。其中特别提出：鹅梨，出近京州郡及北部，皮薄而浆，味差短于乳梨，香过之”。公元1630年，《群芳谱》一书也说：“梨北地妓处有之，南方惟宣城为胜”。“味色香种种奇绝，未可胜数”。

由上述古籍的引证，可以看出，我国从古代到近代，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培育出许多优良的梨树品种。这些品种有的一直保留到今天。如秋白梨、蜜梨、香水梨、红肖梨等，目前仍然是我国北方名贵的品种，在生产上仍占有重要地位。

近百年来，我国梨树的生产与其它果树栽培业一样，由于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派的压榨，使许多梨树被砍伐尽殆，梨园荒芜，病虫丛生，产量锐减，生产几乎濒于绝境。以我国主要梨产区之一的辽宁省北镇为例，抗日战争以前，该产区最高年产达100万担，但解放前夕只有25万担，仅为战前的四分之一。又如，河北省平原区的安国、博野一带，战前梨树蔚然成林，而到1949年，梨树则十分零星，数量仅为战前的40%左右，产量也大大下降，直到解放后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我国古代十大农书

一、《夏小正》



《夏小正》的经文载于《大戴礼记》的《夏小正传》中。它用夏历的月份，分别记载着十二个月的天文、气象、候和农事。因此，人们认为它是融天文、气象、物候和农事于一炉的混和历。《夏小正》撰者无考。《中国天文学简史》中说：“这本书虽然为后人所作，但其中的天象和某些物候的记载可能反映了夏代的实际情况。”农史学家夏纬瑛在《〈夏小正〉经文校释》中也说：“我们可以把《夏小正》的产生时代推到夏王朝末年。”

《夏小正》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全文共四百多字。它的内容是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每月的物候、气象、星象和有关重大政事，特别是生产方面的大事。书中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的内容包括谷物、纤维植物、染料、园艺作物的种植，蚕桑，畜牧和采集、渔猎；蚕桑和养马颇受重视；马的阉割，染料的蓝和园艺作物的芸、桃、杏等的栽培，均为首次见于记载。

您可以在《中国古代农书研究》中读到经过夏纬瑛校正的《夏小正》经文全文，报告中也包含了《夏小正》语译，并探讨了其中天地人物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吕氏春秋》与《月令》

《吕氏春秋》是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他的门客集体编写的。吕氏的门客有3000多人，他们来自名门各派。因此，吕不韦命令他们著其所闻，集成二十万字的巨著。这部巨著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三大部分。其中的《十二纪》是将春、夏、秋、冬四季按孟、仲、季再分为十二个月来命名的。其各纪的“纪首”就是该月的“月令”。后来有人将分散在“十二纪”纪首的月令集中起来纳入《礼记》之中称为《礼记·月令》 。

《中国古代农书研究》中所说的《月令》既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纪首的月令，又包括《礼记·月令》。这两者虽然也有文字上少量差异，但是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月令》类农书的特点是：它继承了《夏小正》中天地人物和谐与统一的精髓、发扬了传统的生态农学，并将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月令》不仅将天体的运动、气候的变迁、物候的演变、农事的活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将阴阳五行引进《月令》体系，阴阳和五行的结合，使中国古代朴素的系统论的结构更加合理。阴阳处于事物的深层，作为事物变化的根据，能够解释系统纵向演进的规律，而五行作为表层结构，便于说明事物复杂的横向交错的关系。阴阳五行的配合，大大提高了从理论上揭示事物系统特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