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简历

陈寅恪（1890年－－ 1969年10月7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5年3月归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次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闭门治学。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到成都，执教燕京大学。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

著作书目及相关研究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集》��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健东），三联书店，1995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陈寅恪的“四不讲”，可以说是老师讲课的一座高峰，能做到其中一条，就很不容易了。要做到“四不讲”，首先你得全面了解前人、近人都讲过了些什么，这需要博览群书，需要博闻强记，需要寒窗苦读，单是完成这一项工作，就成了了不起的大学问家了。

还得了解外国人都讲了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精通多种外语，“学贯中西”，肯定也是当之无愧的;然后再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新研究成果，而且每天、每堂课都有新见解，有真知灼见，更是难上加难。可是，这“四不讲”陈寅恪都做到了，无愧为国学大师、文史泰斗。

扩展资料：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魏晋南北朝

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陈寅恪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该书虽非陈寅恪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

隋唐两朝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中世纪的极盛时代，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陈寅恪有鉴于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书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明清

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 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

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

陈寅恪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他有些考据过于繁复冗长，这又是他的不足。 陈寅恪与王国维、陈垣等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新考据学派”。研究的范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 蒙史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他在《蒙古源流》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敦煌学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虽然没有倾力于敦煌学，但是却在敦煌学资料的抢救、整理、敦煌学的确立及发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敦煌学终于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1930年，陈寅恪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 著文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藏学

陈寅恪对藏学、突劂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积极促进当时国内对于藏文书籍文献的保护和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存有陈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录》，除此之外，还曾在流亡云南蒙自时期撰写《蒙古源流注》，该书稿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另又花费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经的梵、藏、汉译本之异同得失而撰写《校记》。可惜资料及文稿均毁佚于战火。

陈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学者有多人，如李方桂于解放前赴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有《马重英考》等多篇论文。而受陈寅恪的影响，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张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学生，如吴其昌、姚薇元、刘盼遂、刘铭恕兄弟、林亮等人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学研究。

突厥学

在突厥学方面，陈寅恪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宗教学

陈寅恪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陈门家学有浓厚的佛学气氛，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就学于佛学大师杨仁山的祗洹精舍，潜心修佛。长兄陈衡恪自幼经受佛学薰习，且擅佛画。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叙：陈寅恪少时曾泛览祖父所藏“浩如烟海”的古籍佛典。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他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

语言学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更有盛传其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考察其游学经历，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参考陈封怀回忆，陈寅恪应当掌握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考察其游学所学课程，陈寅恪应当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考察其所记录笔记，陈寅恪应当涉猎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

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寅恪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陈寅恪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徽州绩溪县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胡适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蒋中正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文革”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赵元任(1892—1982 225) 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29年6月底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

此四人皆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都很牛叉。但是每个人在博学多才的基础上都有自己的专长。

辜鸿铭在西方人眼中代表了剥削的中国学者，他的贡献在于互通中西文化，使双方对彼此皆有了了解。

胡适最为渊博。他的贡献在于发起新文化运动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至于提倡白话抑制文言对汉文化是否产生断层，我认为这不是他的责任。相较于文 革而言，微乎其微。

陈寅恪最大的贡献在于历史方面。

赵元任的贡献在于音韵方面。

我个人最推崇胡适

乾家三大考据著作的异同

浅析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异同

考证（或称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研究方式。表现在史学方面，历史考证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要研究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异同，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这两种考证学的大致背景与其内容。

第 1 页

广州 甲醛检测 甲醛检测 CMA专业检测机构

专业检测甲醛公司，CMA认证实验室，测甲醛服务公司 甲醛检测-法律效力报告CMA认证实验室 甲醛检测全国上门服务 新房甲醛含量检测，真实，公正，准确，室内空气检

点击立即咨询，了解更多详情

咨询

珠海市中频检测科技 广告

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是我国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考据学风盛行，许多学科都以考据为治学的主要手段。清代乾嘉时期，一则由于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二则由于清王朝稳固的政治以及繁盛的经济；三则由于清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学术领域考证之风盛行，形成了清代学术史上著名的乾嘉考据学派。乾嘉考据学以戴震、钱大昕、惠栋、王鸣盛等人为代表，其中又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乾嘉考据学主要从事对古籍的校勘、辨伪和辑佚，对旧史的改写、补作和考证和对方志、谱牒与工具书的编纂等。乾嘉考据学以求真求实的精神为人们称道，到了清代晚期，又具

第 2 页

有经世致用的精神。乾嘉考据学派在辨别古书的真伪、提倡疑古精神、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初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之后迅速崛起，并在30年代前后取得主导地位。在这一热潮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以其精湛的史学研究，出色的史学成就雄居史坛，为20世纪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新历史考证学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而又大大发展了这个传统，是远非乾嘉考据学所能比的。新历史考证学的具体内容及特点将在比较它和乾嘉考据学的异同时再仔细介绍。

一、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相同点

第 3 页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新历史考证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所以，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有许多相同之处。

（1）、二者都体现出实证精神。

新历史考证学受近代西方实证史学的影响主张研究历史完全依靠实证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理论，这与乾嘉学派的治学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乾嘉学派治学推崇“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态度。研究历史，说明问题，需要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据不足就不能说明问题。清代“顾亭林考证古音，他的方法极其精密。例如‘服’字，古音不读‘服’音，而读‘笔’音，他为了考证这一字，立这一说，举出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实。”又如胡渭著《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一书，用比较严谨的考据方法，证明古文尚书系东晋的伪造等等。

第 4 页

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之一胡适提出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相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他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于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来的。“大胆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挣破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求证”即是要求人们不能停在假设或可能的路上，而要进行证明，小心的证明则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在证明过程中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更不能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充当事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

第 5 页

能有半点马虎，千万要“小心”。另外，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克服了乾嘉学派大多注重文献资料的缺陷，进一步完善了求真求实的方法。

（2）、二者都具有疑古和学术批判精神。

乾嘉学者已经开始注重学术的批判精神。他们不仅对宋学不尊重事实的做法持批判态度，而且也注重学派内部相互的学术批判和自我批判。如戴震主张从事考据必须有“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已经具备了一种初步的求是精神和严谨态度。

在清代的乾嘉时期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占据支配地位的还是程朱理学，而在学术界蔚然成为风气的则是汉学。尽管汉学家们以注重客观、讲求实际相标榜，但实际上谨守汉儒家法，门户观念甚强。他们大多认为“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甚至信古崇汉到盲从的地步，说什么“汉法疑经，则治以非圣无法之罪”。在他们看来，汉学以外的一切学问都是伪学：“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崔述对这种学风很不以为然，他在《丰镐考信别录》卷三《洪范补说》中批评道：“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为考事之真伪、论理之是非，崔述即对宋儒的义理心性空谈不满，也不信从汉儒的经说：“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第 6 页

崔述的这种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精神在新历史考证学中也得到体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不仅直接传承了胡适的存疑主义，而且究其根源也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崔述等人的学术思想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来源。他说:“辨证伪古史方面”，“除了承受崔述的辨证以外，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很少”，“《易》本来是卜筮，《诗》本来是乐歌，我们不过为他们洗刷出原来的面目而已；所以这里所云建设的意义只是‘恢复’，而所谓破坏也只等于扫除尘障。”他怀疑《易》不是神农伏羲的圣经，《诗》也不是文武周公的圣经。他说他到了北大，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后，感到治史须走“批评的路

第 7 页

子”。由此可见，乾嘉学术在治史方面对顾颉刚是有很大启发的。

（3）、二者都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

乾嘉学派中提倡经世致用的非章学诚莫属，对于史学的宗旨，章学诚明确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他在《文史通义》中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阐发。章学诚认为，研究历史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坚持详近略远的原则，注重研究当代史；还应

第 8 页

根据不同的社会特点，使研究符合时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开风气之先，千万不可为世风所囿。

在考据之风笼罩的时代，章学诚大声疾呼经世致用，试图改变那种脱离现实、埋头考据的不良学风，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历史考证学在面对民族危机的时候，也格外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如傅斯年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东北的野心，为了对国人进行历史和国情教育，组织编纂了《东北史纲》。他为揭露日寇企图吞并全中国的阴谋，反对对日妥协和投降，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于1932

第 9 页

年春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其主旨是“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呼吁人民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至于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以研究东北史地，在重庆创通俗教育馆、办《文史杂志》，以通俗浅近语言宣传历史、唤起民众的抗日情绪。

二、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不同点

（1）、新历史考证学推崇科学主义，乾嘉考据学仍然封建保守

这是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学术迥然不同的时代品格造成的。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激烈地批判旧史学主观盲从、闭塞保守的瘤疾，要求冲破旧史以帝王为

第 10 页

中心的束缚，改变为以民众活动、社会生活为中心，叙述历史的进化求其公理公例。其“新史学”的主张实已朦胧地具有史学科学化的意识。至“五四”旧时期西方近代新学理大量涌入，“科学主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追求史学的科学化更成为兼具扎实考证功力与革新意识的史家自觉努力的方向。胡适反复阐发的实验主义方法，顾颉刚倡导“打破偶像”，傅斯年强调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陈垣为推动建立现代文献学学科所作的努力，都以各具特点的风格反映了追求科学化这一共同的时代取向。而传统的乾嘉学派仍局限在封建内部的史料考据，很少接触以及吸收西方外来的史学思想与方法。

第 11 页

（2）、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思路不同

较之乾嘉史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个重大转变就是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思路已经接近现代史学的研究路数，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以经学为中心转向以史学为中心。历来考证学的中心是经学，即使如钱大昕、崔述等史家也强调以史翼经，以史附经，考史须折衷于《六经》，这是束缚考证学更新的枷锁。但到新历史考证学者便不同了。他们的考证中心已转向史学，诚如吴其昌在描述王国维学术转变时所言：“岁先师非经学家，其治经学的主旨乃在

第 12 页

推证古史，先师晚年专治西北地理史事”。王国维把考证学的中心从经学转向史学，这是近世学术史上的大突破。与王氏一样胡适、陈寅恪、陈垣等人的考证研究的中心也在于史学领域。

其次，从抱残守缺转向吸取新事物。清儒称考证学为“古学”，其倾向是“好古”。但新历史考证学者已开始大量吸取新事物。这些新事物除了在学术方法上的创新外，主要包括“取地下的实物”、“异族之故书”、“外来之观念”等新史料、新理论和新方法，而这些新事物，恰恰是转移一时史学之风气，引领传统历史考证学走向“新”、走向“现代”的主要助力，也是“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第 13 页

再次，从古籍整理转向考究重要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清儒考史大多局限于整理古籍。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也有对古籍的考证，并为学术界所重视。但其考证史学中最可贵的成果乃是对民族、宗教、制度、文化等重要历史问题的考究。以制度史考证为例，请如王国维对殷周制度变革的考究，陈寅悟对隋唐制度渊源的考述等，旨是琐碎的史籍考证发展到探讨制度的演变的重要尝试。可以说注重对历史问题的考究是新历史考证学者把考史之学推进到新境界的一个主要标志。

最后，从单纯的史学考证转向开始总结考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方面陈寅恪、陈垣的贡献最大。陈寅恪汲取前人经

第 14 页

验，发明了考证史事的公式，即先确定旧“时”和“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相较而言，陈垣更注重对考证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诸如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等，皆是他总结史学考证经验的结晶。应该说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间，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老一代学人，已为我国历史考证的科学方法完成了建基工作。

新历史考证学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与超越，20世纪新历史考据史家在继承发扬乾嘉考据思想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促进了民族史学的近代化。他们或对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进行肯定与阐发，或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考据的方法从事

第 15 页

历史研究，或指出其流弊而加以修正，或在领会其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提出考据学方法的新见解，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考据学，不仅建立了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而且在利用新的方法整理史料等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使史料与史学的整理研究工作提高了一个层次，其意义是深远的，对传统史学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汤勤福主编，《中国史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02月第1版，第358页

第 16 页

郑大华整理：《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