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参考文献（列国志数据库  供交流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

该著创立了所谓的“七类文献法”，用于进行指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构建。

Ⅰ马克思主义经典

《资本论》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

《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

《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

《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

《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

Ⅱ国学

《周易》（杨天才等译注），中华书局，2011。

《国语译注》（汪济民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老子译注》（罗义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

《大学中庸译注》（王文锦），中华书局，2013。

《孟子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2012。

《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白平），中华书局，2013。

《楚辞译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61～2014。

《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7。

《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

《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唐诗一万首精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

《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李清照全词》（刘瑜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

《红楼梦》（周书文点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熊十力选集》（景海峰编），吉林出版社，2005。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2010。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06。

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Ⅲ历史和思想文化

卜正民等：《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

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

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outledge,2001）。

金观涛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法律出版社，2011。

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何国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

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2011。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第1～5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

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Ⅳ政治和哲学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transby William Lovitt),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7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2010。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余大章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

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程恩富等：《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江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

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

洪银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代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简新华等：《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简新华：《再论“资本中性论”——答侯廷智教授的商榷》，《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4期。

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

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刘永佶：《劳动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

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

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钱广华：《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荣兆梓：《资本一般与公有资本》，《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0期。

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

孙中山：《三民主义》，九州出版社，2011。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吴宣恭：《从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主线》，《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

吴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

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

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杨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姚顺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

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

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Ⅴ方法论

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London: Verso,2010（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Volume 2,London: Verso,2013

Dincan Foley,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Henry Green,The logic of Marx,transby Terrell Carver,Oxford:Basil Blackwell,1980

Leontief,Wassily1938: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8(1): 1-9

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李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贝洛菲尔等：《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

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The Beacon Press,1957）。

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The Beacon Press,1957）。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

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1992。

布朗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丁堡骏：《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定位——兼与王峰明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

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林岗：《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刘召峰：《〈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

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5）。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裴宏：《实体与形式对偶的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斯蒂德曼等：《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1990。

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王亚南：《〈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

王亚南：《再论〈资本论〉的方法》，《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

王峰明：《马克思经济学假设的哲学方法论辨析——以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问题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

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吴宣恭：《“人力资本”概念悖论分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0期。

谢富胜等：《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

谢尔盖耶维奇：《卡尔·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雎国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许光伟：《实体与形式对偶说的逻辑不足和拓展方向——与裴宏博士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许光伟：《〈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与刘召峰博士的几点交流》，《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

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

Ⅵ经济理论

Coase,Ronald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4(3): 386-405

William Lazonick,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白暴力：《财富劳动与价值——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重构》，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陈其人：《李嘉图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陈其人：《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何新：《反主流经济学》，时事出版社，2010。

胡钧：《〈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兼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

胡培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可动摇》，《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

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杰弗·霍奇森（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剥削理论》，于树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

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

李达：《经济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200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卢森贝：《〈资本论〉注释》，赵木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顾准译，商务印书馆，1984。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孟捷等：《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第二版），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

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沈越：《论古典经济学的市民性质——马克思市民理论再探讨》，《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巫宝三译，商务印书馆，1963。

荣兆梓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荣兆梓：《企业制度：平等与效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段毅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Free Press,1985）。

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

许光伟：《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现代化的一般思考》，《当代经济科学》2003年第2期。

许光伟：《再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从马克思的协作理论说起》，《制度经济学研究》2004年第1期。

许光伟：《中国国有企业历史特性分析》，《经济评论》2008年第1期。

许光伟：《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再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30年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

许光伟：《生产要素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性分析——实践逻辑域中的思考》，《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

许光伟：《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建构：一个引论》，《中国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

杨继国：《价值运行论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杨继国：《论虚拟经济的特殊“供求规律”》，《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张定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余斌的解说》，东方出版社，2011。

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Ⅶ其他

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许光伟：《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范式》，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7。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

《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

《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王亚南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1989。

《卫兴华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

许光伟_  

许光伟[1]  （概述图来源[2]  ），《保卫〈资本论〉》一书作者。[3]  当下一位写作风格特立独行的历史经济工作者、研究者。[4-5]  1971年8月生于安徽滁州。[2]  工作于江西财经大学，教授[1]  、硕士生导师[6-7]  。涉猎《资本论》[1]  、当代中国经济[1]  、企业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与专业方向。[1]  目前从事中国经济学研究。[2] 

本着“多路进，狭路退”的治学理念，酝酿了十载，运思了十年[8]  ，于2014年底推出学术成果《保卫〈资本论〉》[9]  ，副标题：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3]  。其贯串了许光伟教授的前期成果[10-11]  ：各个研究路径和类型的学术论文[12]  ，贯串其所喜爱之历史和文化。[9]  由于信奉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和而不同”，致力于书写“学术整史”逻辑[13]  ，于是演绎出“国学马克思主义[13] + 中国经济学”[14]  的相生相克[15-16]  的经济思维来[14]  ，使学术呼吁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话语行动。

2021改名字最新规定

1、已经年满16岁的，所需要资料，本人身份证、家庭户口本、2者的复印件、在校生需要学校出具证明，单位的需要单位出证明，无业游民则所在地居委会出证(或者不用)。

没有满16岁的，没有办身份证的，可以直接拿户口本即可。

2、准备好自己已经打算修改的名字，一般情况下姓别是不允许修改的，但是部分人员以前是跟母亲姓的，也可以修改成跟父亲姓，跟父亲姓的也可以修改跟母亲姓。

3、在工作时间到自己户口本所在地的派出所，户籍中心申请办理，跟户籍科的人员说明需要改名字的理由，然后就把相关资料给他们。

4、改名之后的身份证，需要重新办理，身份证名字和户口本名字需要一致，修改之后户籍档案里面会注明自己的曾用名。

5、最好改名时间是：满16岁办理身份证时候，一起把身份证的名字也修改，不用浪费，上大学、工作之后改名字影响比较大，比较麻烦。

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择姓氏：

(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三)有其他正当理由。

公民变更姓名，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1、未满十八周岁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或者父母、收养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十八周岁以上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部分省市规定：

申报户口登记的姓名，姓氏可以随父姓或者随母姓，且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不得使用或者含有下列文字、字母、数字、符号：

(一)已简化的繁体字;

(二)已淘汰的异体字，但姓氏中的异体字除外;

(三)自造字;

(四)外国文字;

(五)汉语拼音字母;

(六)阿拉伯数字;

(七)符号;

(八)其他超出规范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范围以外的字样。

改名字的年纪越大需要的证件越多，如果没有满16岁的，没有办身份证的，可以直接拿户口本即可。如果满了十六岁办了身份证的就需要身份证，在校生需要学校出具证明，改名字的最好在16岁之前更改。

青海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青海地方史志文献丛书》，收录了青海古代、近代最为重要的一些地方志等文献典籍。把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用出版丛书的形式保存和利用起来，是一件有益当今、惠及后世的文化建设工作，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中国有编修地方志的优秀传统，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谓“方志乃一方全史”。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历史的综合性著作，对当地的疆域山川、建置沿革、历史事件、物产、资源、天文、气候、水利、交通、户籍、财赋、职官、选举、人物、民族、民俗风情、文化教育、名胜古迹等，都做了较详细的记述和考证。因其内容广博，包罗万象，后来又被人们誉为“地方之百科全书”。

地方志书不仅内容全面，而且有较强的科学性、可靠性。地方志资料除取材于正史外，还取材于当时当地的公文档案、谱牒家传、金石碑刻、笔记信札等原始材料，有些资料还来源于野老口说和实地调查采访。许多不被正史编纂者所重视的有用资料，往往在地方志书中得以保存。章学诚说：“修志有二便，地近易核，时近迹真。”由于纂修方志的主持者一般系当时当地的最高行政官员，执笔编纂者一般系本地的缙绅文人，所以在调查研究、征集资料、考证核实等方面是有其方便之处的。如清乾隆间《西宁府新志》的作者杨应琚，就是当时出任西宁道的地方行政官员，他把修志作为自己的责任，调查、编纂、校对等咸出自一人之手。这种当代人写当地事的地方文献资料，接近实际，取材翔实，其可靠程度往往在其他文献之上。

周恩来总理曾于1958年在《关于整理善本的指示》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关资料，我们除了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周总理于1959年4月在邀集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讲道：“……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存了许多有用的史料。”古旧方志中有许多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事业十分有用的资料，如关于本地物产、土特产、土地、田赋、税役、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史料；关于矿产资源、水利资源、天文星野、江河水文、气候变迁、水旱灾害、地震、水利、交通、医药等科学史料；关于疆域山川、地形地貌、江河湖海、城池关隘等地理史料；关于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历史沿革、兵制兵防、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军政史料；关于户籍人口、民俗民情、民族宗教、方言俗语等社会史料；关于地方艺文、金石碑刻、古城遗址、文物古迹等文化史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科学研究价值。随着岁月的流转，许多事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方上很久以前的事现代人难以知晓，当时当地的情况却在地方志中用文字保留下来了。

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为地方志这一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未被重视和利用而感叹曰：“如此缜密系统之记载，顾无人焉能充分应用之，岂非学术界一大憾事耶！”（《中国地方志综录·序》）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许多科研部门和史志工作者通过对旧方志资料的整理研究，在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天文、地震、水利等方面，撰写了许多专著和其他科研成果，在古为今用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大规模地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一大批新方志成果在各地陆续出版，不断丰富了地方历史文化宝库。在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建设工程中，古旧地方文献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今天的历史，是过去历史的延续。整理出版古旧的地方史志文献资料，有利于我们了解地方历史，熟悉各方面的情况，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从事地方工作的人们，从阅读地方史志文献资料入手，了解地方各方面的情况，则是一个便捷的渠道。古代许多有头脑的封建官吏，走马上任，下马观志，把地方志书作为“辅治之鉴”。唐朝韩愈南行，路过梅岭，先借《韶州图经》；宋朝朱熹赴南康军任职，下车伊始，便找《南康军志》。这些大学问家看重地方志的故事，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有见地的领导干部也常利用地方志来了解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熟悉省情、地情和县情。阅读和研究地方史志文献资料，可为我们在从事地方建设时，如何从实际出发，发挥地方优势，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历史依据，从地方社会历史发展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使我们少走弯路。

青海地处西北，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护甘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就是许多政权和民族争夺之地，所以历代战事频繁。青海高原自然条件严酷，古代交通闭塞，文化相对落后，历史文献本身留存较少，加上战乱频仍、兵燹水浸和其他原因，历史上最早的一些史志文献早已散失殆尽。明代中叶以前，青海无地方志。明代中叶以后，各地修志之风盛行，青海地区曾出现明嘉靖间邑人张芝草创《西宁卫志》、万历间刘敏宽、龙膺纂修《西宁卫志》。可惜这两部明代志书不久便非佚即残。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曾任西宁通判的张伟绩为清初方志《西宁志》作序，说他在莅位之时曾寻访地方典籍，“欲辑一代之书，然博访旧闻，旁咨故老，皆无有存者。嗟乎，杞宋无征，文献澌灭也！”清人苏铣在顺治间纂修《西宁志》时，明代两部方志全本已佚。清人杨应琚在乾隆间纂修《西宁府新志》时称“湟中旧志久失，而见存者荒谬不雅驯……而边陲质野，文献无征，是西宁郡志作者为尤难也。”（《西宁府新志》杨应琚序）。清《四库全书·存目提要》谓：“西宁在国初为军民指挥使司，本临边之地，文献罕征。”古代官员均以青海地处边陲，流传下来的地方史志资料稀少而感叹，所以流传至今的地方历史文献显得弥足珍贵。

青海古旧地方志总体上处于数量小、流传少、使用不便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人民出版社已印行了一些地方志书，现在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社会需求仍然十分广泛。用丛书的形式整理出版青海地方史志文献，便于系统地保存流传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套丛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戴发望副总编辑等人精心策划，逐一选定入选图书，奔波于省内专家学者之间，落实校勘任务，精心编审，做了大量的工作。丛书中所收录的志书，大多是在原出版物的基础上，再一次做了标点、核对、校订、注释等工作，对部分误字、衍字、脱文等做了纠正，对断句标点做了进一步的斟酌修改，对重要的历史事件、人名、地名等做了必要的核查，对记述失实和疑误之处加了注释和说明。这种必要的校勘整理工作，提高了这批古籍文献的使用价值，有利于今人和后人更好地利用，有利于长久地流传和保存。这套丛书的出版，实为一项不朽的业绩，是一件抢救和保存地方文化的幸事！这套丛书的存史和资政作用，将会在青海历史上长久地呈现出来。

这套丛书付梓前，出版社的同仁嘱我作序，我虽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多年，但各类知识尚属浅薄，曾一再推辞，但仍难辞雅命。为不负重托，又出于对青海地方史志文献的偏爱，谨作以上文字，以为丛书序言。

姜子牙在沈峰梆子山的四个不同是什么

看过神榜的人都知道剧中英雄姜子牙的坐骑很特别,像鹿不像鹿,像马不像马,叫做四异。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描述一件奇怪的事情时经常称之为四个不同。什么是四个不同？张伟查阅了数据,发现四个不同是一种稀有动物的好名字。

中国过去有一种叫麋鹿的动物,它的角像鹿,它的脸像马,它的蹄像牛,它的尾巴像驴。然而,总的来说,它看起来像鹿、马或马、牛或牛、驴或驴,所以人们委婉地称之为四体诗。

麋鹿是一种食草动物。一般来说,公麋鹿重约250公斤,有长角,每年被替换两次。根据科、属、种的分类,麋鹿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亚门、哺乳动物亚门、偶蹄动物亚门、鹿亚门、麋鹿亚门和麋鹿亚门。它是中国特有的动物,也是世界上罕见的珍稀动物,与大熊猫同名。它曾广泛分布于华北和中原的沼泽低洼地区。

麋鹿喜欢水,游泳游得很好。由于蹄宽,侧蹄也能接触地面,适合在雪地和泥泞的地面上行走。以草、树叶和水生植物为食。六月至八月为发情期。怀孕10个月左右,次年5月分娩。

麋鹿,俗称四象,体长约200厘米,肩高130厘米。尾巴很长,尾巴下垂到脚踝；冬天的头发是灰棕色的,夏天的头发是红棕色的,黑棕色的纵向条纹延伸到身体后部的前面,黑棕色的长发在脖子下面。雌鹿没有角,而雄鹿有角。角状树枝的形状很特别,而且没有眉叉。角被分成两个分支,每个分支有两个分支,每个分支被分成一些小的分支。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角分支的二次分叉变得更加复杂。麋鹿的尾巴比其他鹿长得多,长达65厘米,是鹿中最长的,尾巴上有一簇簇毛发。

古籍中也有关于麋鹿特殊外貌的记载:清代、清代西部,《黑龙江外记》,第8卷:四不像鹿。柳文欢的春季竞选就像一匹马。如果你有什么要吹的,你会来的。如果你舔盐,你就会去。人们会依赖它,不会杀死它。民族语言被称为奥伦布胡,而外来记录被称为蛟鹿。试着看看文清·舒慧的谚语:四样东西是不同的,鱼卵和牡蛎都有角。那么角鹿也不是没有根的。当地人吃石花,也就是苔藓。

根据科学家对出土化石的考证,四象麋鹿曾广泛分布于华北和中原的沼泽低洼地区,但在明清时期,它们开始从野外消失,成为一种园林动物。最后一批四象保存在北京以南6英里的南海子皇家狩猎园,到了晚清,只剩下120头。

1865年,法国传教士大卫骑着马来到南海子视察北京郊区的农村。他意外地发现了栅栏里的四个不同,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第二年,他用20两银子贿赂骗了一对四异,把它们送到巴黎。从那以后,一些四个不同被运往一些欧洲国家。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南海子围场的四个伪装被洗劫一空。从那以后,四个伪装在中国消失了。

后来,四种伪装在英国的武邦寺庄园孕育并得以繁荣。到1901年,世界上只有18种四种伪装。1981年,我国派出科学代表团访问武邦寺庄园,考察四个蒙昧。庄园的主人塔维斯托克勋爵多次告诉国际科学界,他希望有一天四象会回到中国定居。

1985年,在世界自然保护组织的帮助下,英国武邦寺庄园捐赠给中国的第一批四不香于8月24日被运往北京,在四不香的祖先世代居住的南海子麋鹿苑饲养。经过100多年的流离失所,四象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家乡。

1986年8月,由英国伦敦动物园免费提供的39头四象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并在大丰市被放养。直到那时,它们才在中国再次出现。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四象的数量已经繁殖到500多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现在大丰自然保护区有一个四不像基因库,四不像不会灭绝。

当姜子牙在那一年结束学业离开昆仑山时,他的老师元氏天尊送给他三件宝物:神鞭、杏黄旗和四头大象。四个务必作为三宝之一,800年来为周朝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也成为人们用来形容一件毫不起眼的事情的成语！

陶渊明 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生平 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 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颜延之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但家庭教育很好，读了《老子》、《庄子》和“六经”。不少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读的。少年时代志趣未定。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他的《五柳先生传》可能写于青年时期，其中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陶渊明出生地 江西九江柴桑荆岭街全景

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41岁。他因“亲老家贫”，离家为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五、六年。晋安帝隆安四年 (400)他到荆州，任刺史桓玄属吏，职务不明。曾奉命使都。此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测篡夺的时机。隆安五年 (401)他就因母丧辞职归家。晋安帝元兴二年 (403)，桓玄率军东下，攻下建康，杀司马元显，自称太尉，总揽朝政，陶渊明在家乡浔阳开始躬耕。同年冬天,桓玄篡晋，改国号为楚,迁晋安帝于浔阳之时,他仍在家闭户高吟。元兴三年(404)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文武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西走,又把囚禁在浔阳的晋安帝带到江陵。刘裕入建康后被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陶渊明离家东下,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是年,桓玄伏诛。义熙元年，他转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是年3月曾奉刘敬宣使命赴都。5月，桓玄余党告平。8月，他出任彭泽令。在官80余日。11月，辞官回家。这一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闲情赋》、《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归去来兮辞》，等等。

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他归田之初，家有僮仆,虽然他和妻子也参与耕作，但劳动余闲时间较多，温饱亦无忧虑。可惜好景不长，义熙四年六月，他家遭大火，林室尽焚，宅无遗宇。此后,生活日益贫困。躬耕未废,饥寒不免。义熙七年,他移居浔阳负郭之南村,结识了不少新的邻居,其中既有共话桑麻的农民,也有共赏奇文、共赋新诗的文人。如后来成为刘宋王朝权贵的殷景仁，当时即一度与他同游共话。又如当时有两个佛教信徒周续之和刘遗民也和他经常往来，好事者曾把他们三个称为“浔阳三隐”。大概因为周、刘两人的介绍，他还和当时居住在庐山东林寺的佛教著名法师慧远和尚一度成为方外之交。但他和这几个佛家信徒、法师的思想并不投合。义熙十一年，当时著名的诗人颜延之，也作了江州刺史刘柳的功曹，来到浔阳，与他为邻居,同游共饮,感情很融洽。义熙末年，朝廷又征他为著作郎，被他拒绝。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改国号为宋。东晋灭亡。宋文帝元嘉三年，檀道济作江州刺史，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病饿卧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粱肉,被他挥而去之。元嘉四年冬天,终于在贫病交攻之下去世。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园田居五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二首》、《形影神三首》、《杂诗十二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赠羊长史》、《饮酒二十首》、《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桃花源诗并记》、《述酒》、《读山海经十三首》、《咏荆轲》、《有会而作》、《挽歌诗三首》、《感士不遇赋》、《与子俨等疏》、《自祭文》等篇。

创作 诗歌 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他的五言诗可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几乎很少先例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内容是丰富的，其中有他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诗，也有晚年归田以后写的《杂诗》、《饮酒》、《咏贫士》、《拟古》、《读山海经》、《挽歌诗》等抒情言志之作。这些题目虽不同，但内容并无严格的界限。例如萧统的《文选》里就把他的《饮酒》诗两首（“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改题为《杂诗》，并把《咏贫士诗》中“万族各有托”一首，《读山海经》中“孟夏草木长”一首也归入“杂持”一类之中。

他中年的宦游行旅诗，包括他在桓玄和刘裕、刘敬宣幕下写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五首诗。当时东晋王朝的内战已从东海之滨蔓延到长江中下游。他的职务又和这些战争紧密相连。但他这些诗里既没有流露少年时的豪情，也没有丝毫战争的影子。只见他在宦海奔波中一次又一次地想念着家园：“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想见那个使诗人痛苦难言、只好毅然归田的污浊、动乱的时代。

陶渊明归田12年以后，写了著名的《饮酒二十首》，他把这些咏怀言志的作品题为“饮酒”诗，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有个性特征。魏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各豪门世族之间不断地发生剧烈尖锐的斗争，许多文人名士都因卷入这些斗争的漩涡而断送了性命。所以当时文人名士们讲话极难，只好多饮酒而少说话。陶渊明则是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饮酒》等诗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躬耕自资的道路，傲视上层社会和豪门世族，甚至坚决拒绝统治者对他的征召。历来传诵最广的“结庐在人境”一首就是属于这一类。这首诗的意境是和平静穆的，表现诗人淡然忘世的态度。所以王安石说：“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由诗人以来无此句。”只有思想真正远离官场，心远地偏，才能在采菊见山之际，景与意会，兴致悠然。“秋菊有佳色”一首,取菊花之芳洁,寄此生之啸傲；见归鸟之入林，悟此生之归宿，与前诗倾向是一致的。但是,他的归田,虽远权贵，未隔庸俗。“有客常同止”一首就写他和一个自命头脑清醒的势利之徒话不投机，只好“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子云性嗜酒”一首，写人们载酒前来向他问学求教，他总是来者不拒，但有时对方问他一些现实政治问题，他又只好沉默了。这两首诗既讽刺了不同的世态，也见出他饮酒时那种如履薄冰的苦心。白居易《防陶公旧宅》诗说：“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他的弃官归田，在当时可能是有点惊世止俗的，“行止千万端”一首就反映他与众不同的“行止”，当时曾经招来不少的嘲笑非议。“独正者危，至方则碍。”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他是深有体会的。“青松在东园”一首，就以青松自喻,指出众草虽能暂时埋没青松,可是青松也终以其后凋之节蔑视众草。“清晨闻叩门”一首，仿屈原《渔父》的对话形式，拒绝了“田父”要他接受朝廷征召的劝告。“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语气虽然委婉,态度却非常坚决。不过，他的态度也并非一味温和。最后一首“羲农去我久”,就是痛恨整个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六经废黜、救世无人的愤慨之音。结尾四句，陡然说到饮酒：“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显然是悲愤之余又故作自我开脱的醉人醉语。可见他即使是在饮酒的时候，也并不都是超脱清闲，浑身静穆。当然，象“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等诗句，也确有一些消极颓放的情调。

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中，除四首是中年时咏行役奔波之苦而外,都是50岁以后,由中年转入老境时候的作品。这组诗里,“白日沦西阿”,“忆我少壮时”两首历来最为研究者所注意。前者写他在斗室月夜中,想到自己一生壮志未酬而挥杯劝影、痛苦失眠的情景。后者则回忆自己少年时代“无乐自欣豫”的乐观精神和“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由于仕宦生活的教训和折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但他对此也并不甘心。所以，义熙十三年当他听到刘裕北伐后秦打下洛阳、长安的消息以后，曾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示自己在“九域甫已一”之时，颇动“逝将理舟舆”的念头，很想北上看看这两个古都的圣贤遗迹。后来虽未动身，但他跃跃欲试的心情已洋溢于诗中。这说明他虽身在乡村，对政治仍然相当关心。晋宋易代之后，宋永初二年(421),刘裕以毒酒一罂授张伟，使鸩零陵王（即已废的晋恭帝司马德文），伟自饮而卒；刘裕又令兵人逾垣进药，零陵王不肯饮，遂以被掩杀之。刘裕这种惨毒手段，使这个看惯了篡乱的老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声音。他一改诗中不谈政治的惯例，用许多□词隐语写成一首《述酒》，同情零陵王的悲惨下场。他晚年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借着《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异书”中的神话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其中颇有“金刚怒目”的豪放之作。“夸父诞宏志”一首就一反历来嘲笑夸父不自量力的俗见,大胆歌颂了他敢和太阳竞走的勇气。“精卫衔微木”一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不屈服于命运、敢于斗争的精神。他还仿阮□、左思，写了一首《咏荆轲》：“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显然饱含着诗人的激情。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这些豪放之作，虽不能说和晋宋易代的事没有关系，但更应该联系他的全人：从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中年时代的“有志不获骋”，到老年的“猛志固常在”，显然有一股济世的热情流贯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掩盖这一点。

陶渊明的田园诗，包括他中年学仕时期的《怀古田舍》,《劝农》以及晚年归田时期的《归园田居》、《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西田获早稻》、《下□田舍获》、《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桃花源诗并记》等描写乡村风光与田园劳动生活，以及在此生活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理想。

陶渊明39岁那年所写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写出了他第一次参加农业劳动的体验与认识。田野的景物是清新的：“鸟□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劳动的生活是愉快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同时，他也认真地考虑了孔子的“忧道不忧贫”之类的教训。

《归园田居五首》是他田园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第一首“少无适俗韵”尤为世人传诵。他说自己置身官场,好比是“羁鸟”和“池鱼”,无时不想念着“旧林”和“故渊”的自由天地；日夜梦想的田园景物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他好象是又重新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欢欣、喜悦的心情。“野外罕人事”一首写他断绝了和官场上层的应酬,却和农民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身在田园,心在田园,种桑麻就说桑麻,没有其他杂念,自然就和农民有了共同语言。“种豆南山下”一首，也是直接描写种豆锄草的劳动。晨出暮归,这一天的活对他来说并不轻松,因而就有一种先难后获的充实愉快心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两句，给农家披星戴月的劳动增加了无限的诗意。

但平静的田园生活没过几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写他家遭了火灾：“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航舟荫门前。”面对突然袭来的灾难，他想起远古的东户季子时代。那时吃不完的粮食就堆在田头，人们吃饱之后就无忧无虑。但是他最后说：“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他并没有忘记耕田、灌园的本务。又过两年，他家乡浔阳又成为卢循与官军的战场，江州刺史何无忌战败身死，自春至秋，战火延续了五、六月，这一年他写了著名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仍然没有一个字触及战争和时事。但他对人生的看法更坚定朴实了：“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在如此动乱不安的年月，他仍然坚守着耕种的“常业”，渐衰的身体已经深知九秋霜露风寒的威力，他仍然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又过6年，他62岁,又写了《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他描写半夜起身，登舟越湖，经过清壑荒山前往收获的情景，其中有“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这样真切而生动的诗句,没有经过饥寒劳苦的人是写不出的。他越到老年，生计越艰难。在54岁那年,他写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诉自己一生立志行善、艰苦自励、却屡遭坎坷的悲愤：“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他这个能临变而守常的人,虽然也说：“在己何怨天”,但毕竟是对天道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归庄图卷（局部） 元代何澄作

大约在晋宋易代前后，他写了《桃花源诗并记》这篇流传千古的作品。桃花源的故事有它的历史现实的背景。自汉末以来,国内屡经战乱,北方人民屡有聚众入山，据险避难的事。例如《三国志·田畴传》、《晋书·郗鉴传》都有此类记载。在江南，晋宋时代也有江州、荆州人民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逃到深山幽谷之地的记载。《晋书·刘毅传》说：“(江州)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宋书·夷蛮传·荆州蛮传》也说：“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所在多深险。”而且桃源故事所出的武陵，也正是五溪族所居的地方。桃花源故事还有它的思想渊源。自魏晋以来，阮籍、嵇康、鲍敬言等思想家继承老庄小国寡民的观点，发展成为一种无君论。他们的乌托邦式观点，反映了小私有农民对封建剥削制度的软弱抗议。陶渊明晚年的诗文里，东户、羲农、重华、黄虞这些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反复出现，是和他受阮籍、嵇康、鲍敬言等人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当然，《桃花源诗并记》中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景物，“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气氛，以及桃源人民纯朴的精神世界，都是源于他对田园生活的体验。

陶渊明的田园诗，虽然有着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和趣味,但其中确实有不少是接近农民的“田家语”;诗人虽然只是叙述自己劳苦生活的感受，并不代表农民说话，但是，没有劳苦生活体验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辞赋、韵文与散文 陶渊明现存文12篇,计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篇数不多，影响却很大。

辞赋3篇中,《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人同类辞赋而作。先铺陈一连串爱情追求的幻想。例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虽然结尾是“止乎礼义”，但那些目的，究竟是大胆的。所以唐司空图说：“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白菊》）。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此赋在陶集中是“白璧微瑕”，北宋以后，苏轼等人又反驳萧统。其实萧统指出此赋劝多于讽,是符合事实的。至于是瑕是瑜,则往往因时因人而异。《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在魏晋时代，门阀世族享有政治特权，寒门庶族的文士备受压抑。他写这篇赋不仅是自悲有志莫骋,怀才不遇,也是为很多没有出路的文士抒愤。赋的结尾：“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也正与他弃官归田的思想完全一致。《归去来兮辞》是他与官场诀别的宣言。赋一开头就是激愤诀绝之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以下写启程抵家情况以及息交绝游、耕西畴，登东皋。也都是归家以前的悬想预拟之辞。萧统《文选》选录引文。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到北宋末“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从而和者数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洪迈《容斋随笔》卷三“和归去来”条）直到今天仍是普遍传诵之名作。元代赵孟□书陶渊明《归去来辞》（局部）

韵文5篇:《扇上画赞》以四言韵语赞荷□丈人、长沮桀溺至东汉薛孟尝、周阳□等隐居之士。《读史述》9章也是赞美《史记》人物,从“夷齐”至张长公。其中写“夷齐”，“箕子”两章则突出他们在“天人革命”之后“绝景穷居”的易代之感。《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是吊祭亲人的韵文，其中回忆与从弟敬远谈心，互相勉励以及共同收获,“三宿水滨”的情景,都是陶渊明传记的第一手资料。《自祭文》与他的《挽歌诗》3首,都是他临终前写下的向人世告别的作品。他回顾自己一生：前半生虽然作过几次小官，但“宠非己荣，涅岂吾缁。”后半世躬耕,则“勤靡余劳,心有常闲。”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结尾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是把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话略加变化，说自己已经尝尽生之艰难，对生死问题看得很清醒透彻。

散文 4篇：除《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外，《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是他为外祖父孟嘉写的传记。《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此文称为《孟嘉别传》。传里说孟嘉“行不苟合，言无夸矜”，“好酣饮，逾多不乱”等语，可见渊明性情颇受外祖父的影响。《与子俨等疏》，《宋书》、《南史》皆有收录。这大概是50岁以后一次大病中写给 4个儿子的一篇家常话，既说自己平生的个性志趣，也勉励几个不同母生的弟兄要互相友爱。他的贫困的家境，爱好自然的情趣，与坦率慈祥的个性，都跃然纸上。

对陶渊明诗文的品评及其本集 陶渊明的诗文在南北朝并不很受重视。刘勰《文心雕龙》根本没有提到他，钟嵘《诗品》仅把他的诗列入中品，萧统的《文选》也只选了他八首诗、一篇文。到了唐代，他才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李白、高□、颜真卿、白居易等极力推崇其人品和气节；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认真仿效其题材与风格。北宋以后，他的地位愈尊，北宋苏轼追和陶诗111首,大有将他置于曹、刘、李、杜之上之势。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也大力赞扬他的诗，不遗余力，元明清三代,注陶、评陶风气大开。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