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决定了古籍价值，同一本书，刻的年代和刻的人不同，其价值也不同。我们常常会好奇，同是《史记》，有的价值上万，有的就值几百。其实这和我们现代的出版物是一个道理，好的出版社出的书，价格自然高，因为人家纸质好，印刷好。古籍也同理。宫里的版本通常在质量上要比民间的坊刻本好很多，因为人家财大气粗。民间的不同刊刻人和作坊（相当于现在的出版机构）之间也有差别，所以版本很重要。

工具/原料

热爱阅读

热爱古书

方法/步骤

1．从版刻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

书籍的刊刻风格依托于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刊刻的风格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气息，所以，掌握一个时期刻书的风格特点，对于版刻时地的考定和版本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如宋代刻书从版式上讲，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后期则出现细黑口，版心有鱼尾，版心常镌有本版的字数、书名的简称、卷次、叶码、刻工姓名等，早期刻本卷端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官刻书多在卷末刻有校勘人衔名，私刻本则卷末多有题记或牌记。宋代四川、两浙、建阳、江西等四大刻书地，在用纸、字体上也各自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特征。四川崇颜体、浙江崇欧体、建阳崇柳体、江西兼而有之。而从现存古籍看，用纸方面建阳多竹纸，其他地区则多为皮纸。

2．根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

依据原书的序跋断定版刻年代是常用而且比较可靠的方法，序跋书写的年份、序跋中记载的有关刻书人、时、地的情况，均可作为断定版刻年代的参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判定版本必须结合版刻特点等其他因素，避免重刻而保留旧序旧跋的误导，造成判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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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

古人刻书特别是坊肆刻书，常常在书前内封面镌雕牌记，与现在出版物的版权页有相近之处，注明了书名、著者、批点评论者、刊版年月、雕版的斋室堂名等。这种牌记如果不是后人故意作伪，应该是鉴定版本最直接的根据。如，国家图书馆藏《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原来根据版刻风格等诸因素，断定为宋本。20世纪70年代，山东朱檀墓出土一部此书，与国家图书馆藏本比对，应为同版，而此书有牌记称“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有明确的刊刻时间，足以帮助我们断定此书并非宋刻，而是元刻，纠正了前人编目的错误。但也经常会有后人因书版易主更改牌记或书商故意剜改旧牌记以冒充早期刻本的情况，也还有牌记写为“╳╳╳藏版”，应区分刻版处和藏版处的不同。

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籍文化的贡献的故事

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为保护祖国文献不被掠夺，郑振铎与“文献同志保护会”的同仁一起，肩负起此重任。数年来，经他们之手“抢救”出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为保存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和出版家，1937年在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以后，他又担负起了保存中华文献的重任，为国家“抢救”出大批珍本古籍，其功德无量。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都离沪去了后方，但郑振铎没有走，他毅然留在上海。东南数省相继沦陷后，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不仅日寇和汉奸攫取抢购，更多的将会流到海外。郑振铎深感“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1]。最重要的是，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居心叵测。就当时而言，可用做调查资源、研究地方情报及行军路线；从长远来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想到此，他忧心如焚，然而又没有“挽狂澜”之力。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不断传出，一些有失道德的书商也图谋乘乱发财，这使他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是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考古学家、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那里。郑振铎和上述几位关心文献的人士，痛惜国宝散失，每日聚商挽救办法，最后决定立即行动起来，抢救文献。鉴于个人经济力量实在有限，而流散图籍甚多，于是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

此前的两年中，郑振铎已经以个人之力担负起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其中所获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2]”尽管如此，他毕竟势单力薄，深感力不从心。他曾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不过他还是竭尽全力去做，“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无悔矣![3]”就表明了他的决心。

当时上海的形势甚为紧张，就在1月4日，郑振铎得何炳松等人电话告知，敌伪已列黑名单共14人，皆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负责人，将下毒手绑架，嘱防之。郑振铎被迫转移借宿他家，但他十分坚定，仍与诸先生为争取当局支持抢救文献之事而奔波。他曾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4]”

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复电，虽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又说“惟值沪上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5]”重庆来电所述当是实情，但解决的办法似有“踢皮球”之嫌。不过，在郑振铎等的力争下，最终还是同意拨款抢救古籍。

几天后，何炳松登门告诉郑振铎，教育部已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并告教育部下决心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后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购书)。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又扶病奔走。经研究拟推张元济主持其事，但张老以年高而力辞不就，只好转推张咏霓、郑振铎等4人具体负责。数日后，几人再次碰头商谈购书事宜，认为以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所学校如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及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图书馆)的名义购书为宜。经过商讨，最后一致同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表示“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6]”具体分工为：张凤举与郑振铎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郑振铎虽分工负责采访，但他生性积极，实际上所做的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

自这以后，郑振铎等便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了一场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前二年郑振铎替国家收书是以个人的力量，自发的，出于“嗜书如命”的爱好，而这时“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以国家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的，体现了富有正义感的爱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炽热情感。购书的目标，原则上以收购江南若干“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设法为国家购下。当郑振铎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藏书以及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书商们开始骚动了，这些藏家的收藏原本都是书商“逐鹿”的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如今遇到强劲对手，自知无力抗衡，也知道如此江南一带不会再有所获，于是他们便转移目标，常到郑振铎家里走走，并不时携带些好的书样。郑振铎望之心喜，和张咏霓、何炳松二先生商量后，也豪不犹豫地收留下来。

这样一来，书商们便一天天多起来，郑振铎的家门庭若市，“样本”堆了好几箱。他不时要和诸位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摞起来有一尺多高。那时，郑振铎已沉浸在收书之中，用他的话说，“我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7]”此话言之绰绰，因为郑振铎本人就是一位藏书家，他的最大嗜好就是去书肆“淘金”，数十年来，他搜集有许多珍本秘籍，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如果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

从郑振铎致张咏霓的信中可看出，举凡当时珍本图籍从藏家散出的信息，以及收购、论价等工作，因何炳松、郑振铎同在暨南大学不时相会，大都两人先行商定，然后征得张咏霓同意后办理，即支付书款。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咏霓的信就达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二十一封信。信中除谈及购书之事外，时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从中可以看出郑振铎的拳拳报国之心。这里不妨摘录两段：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浙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8]”“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9]

郑振铎为收书，还专门刻了两枚图章。据他后来回忆，“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10]另一章殆为“书生本色”，用于立银行帐号。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抢救工作。他整日接待书商，版本图籍一一鉴定论价，并常常为购书款的多少而与书商讨价还价，煞费苦心，正如他给张咏霓信中所说的“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每天收来之书，还要经他点查、登记、编目然后装箱运送。储藏本有专人，但他还要亲自检点。为了预防不测，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

相当繁重。郑振铎自接手这一工作后又恢复了往日的激情，天天可以见到那么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得以先睹为快，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幸事。作为一个文化人，郑振铎何所求

为了动员所有爱国文人一起加入这极有意义的“抢救”工作，6月25日，郑振铎作《保卫民族文化运动》一文，号召爱国进步文化工作者“要在这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编者在《编后记》感谢作者“在万忙中写的论文，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由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郑振铎害怕所收的图籍再得而复失，那将是多么令人伤心。他在给张咏霓信中曾指出：“现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故在收书的同时，他将一些重要的图籍和史料重游影印出版，该丛书后定名为《玄览堂丛书》，这是后话了。

同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来沪。徐为国内著名文物、版本鉴定专家，除负有其他使命外，将留沪协助鉴定收购善本工作。

图书收购后，郑振铎还要忙于将“善本”分类、编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郑振铎一想到得这么多的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他不无自豪地说，“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较专；三是唐诗多且颇精。”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都和抢救版本图籍有关，如果一旦被日寇查出，抢救古籍之事将功败垂成。恰好文友唐(著名文学家)为邮局邮务员，郑振铎通过他将购书印书的有关邮件寄到重庆及香港，以避免敌伪的检查。唐每天有机会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付邮的信件投入邮袋后封口，这样万无一失。由于有了他这条内线，其后到重庆和香港的邮件都是走的这条路并安全抵达。

1941年4月底，历经1年多的时间，郑振铎终于结束了图书的购置工作，随后开始编制“善本书目”。自6月，郑振铎就开始忙于装书、寄书。这也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随时都会遇到危险，他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干，一批接一批的寄。白天忙于此事，晚上还要编写书目，忙得不可开交。

7月24日，徐鸿宝携带着精品两大箱离沪，郑振铎去送行，回来后写信告张咏霓“再有半月，‘善目’中物，必可全部运毕。”后来他回忆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鸿宝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整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徐鸿

宝抵港后，来电催郑振铎携第二批善本书去港。原本准备先行离沪的郑振铎由于手上事多未能完结而放心不下，遂决定暂不走，到8月初运书之事基本告竣。

由于资金有限，购书时慎之又慎，间有错失良机，使有些图籍未能得到，对此，郑振铎非常伤心。“心中至为愤懑”，“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郑振铎就是这样一位极认真负责的人，希望所做工作能完美无缺，虽已尽力并足以自慰，但仍感美中不足。

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最后沦陷。当日郑振铎一早就赶到暨南大学参加校务会，会上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大学关闭。”郑振铎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在10点30分见到日军车开来时，他“立刻挺直了身体，作出了立正的姿势，沉毅的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现在下课!’”。再现了当年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中的爱国情结。

从9日至16日，整整一个星期，郑振铎每天都在搬运自家的藏书。一部分运到另租的一处，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他动员全家一起上阵，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计帮忙，仅搬书就耗去了二千多元。

“一二·八”以后，郑振铎的“抢救”工作也随之停顿，一是因经济来源中断；二是敌伪无孔不入，决难允许象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存在；三是为了书籍个人安全，他也不得不离开家。12月16日，郑振铎被迫离家避难。他回忆道“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

从1940年春至1941年初冬，郑振铎等为国家收书，虽前后不过两年时间，却抢救、搜罗了不少重要文献，江南著名藏书家，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赵氏旧山楼等所藏图书，凡有散出的大都归为国有，计珍本图籍三千八百余种，约一万八千余册，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当时北平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善本图书目录》四册，录有善本书仅三千九百种，而“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却相当于当年国家原藏之数，其成绩相当可观。

叶圣陶后来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对于郑振铎等为国家抢救文献，徐鸿宝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致蒋复璁信中说，“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寥寥数语，勾勒出郑振铎等人的一身正气。

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曾编有目录，现不知流向何处。全部图籍根据郑振铎致张咏霓书信及其他著录，大约可分三部分：

一、是“首先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之古书八十多种，由徐森玉先生运往香港，再由港空运至重庆，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

二、是明刊本、抄校本等典籍约三千二百余部，寄往香港许地山处并暂放在香港大学，原准备陆续再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典籍为日寇劫去。日本投降后，蒋复璁亲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故全部追回，共计107箱。国民党败退时将这批珍贵典籍全部运至台湾。

三、是其余部分，由何、郑二人分藏于几处地方，抗战胜利后，归入南京中央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大家，他的研究、他的译著、他的作品、他的办刊，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和敬佩的。但是，正如周一萍在“疾风劲草识良师”一文中写道：“我觉得，郑振铎同志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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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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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书之媒

作者：韦力

豆瓣评分：84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11

页数：433

内容简介：

韦力谈《古书之媒》：

《古书之媒》是一个系列，共有4本书，每本选择四五位人选进行细致访谈。因为恰好11月就是中国古书拍卖20年的时间节点，所以顺应先推出了《古书之媒——感知拍卖二十年摭谈》。另外三本则分别谈北方的古旧书市中心琉璃厂、南方的中心上海福州路以及介绍国内著名的书商。

从古至今大家对于书商都没有一个大的评价，但我其实对书商是怀有感激之情的，有了书商才有了古书流通，他们才是古籍流通最重要的人。也正因为此，此系列书把一些能梳理的东西整理出来，取之“媒介”之义。

这系列书难度大、关键就在于访谈提纲的设置。为了达到预期效果，花费大量时间在提问上，比如准备苏州90高龄书商的访谈，就拟了近160个问题。——韦力

内容简介：

《 古书之媒——感知拍卖二十年摭谈》为我国民间藏书名家韦力先生同嘉德拍卖有限公司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的对谈录。全书分七个部分，详细解读了近二十年来我国古籍拍卖的奇书、奇人、奇事。二十年古籍拍卖的点点滴滴，见证一段段历史、一个个家族的兴衰、一个个爱书人的喜怒哀乐与痴情。喜的是好书得藏，文化得以传承；悲的是错失良缘，斯人斯书已失。

本书隐含着古籍鉴别、版本选择、价值判断等专业知识，介绍了这二十年来我国市场上出现的一些重要古籍的收藏价值及流传情况，以及一些大藏家藏书历程，从中可见他们的人生趣味及其对传承文化的拳拳之心，并从古籍拍卖的征集、图录、封面、估价、佣金、保证金等方面全面展示了古籍拍卖的市场运作情况以及它对保护、传承我国古籍的重要意义，对认识我国古籍善本的流传及保存状况大有裨益。

编辑推荐：

1． 韦力，中国民间藏书第一人，继《古书之美》后又一力作；拓晓堂，中国古籍拍卖的****，开创中国古籍进入拍卖市场的先河，确立古籍善本每年春秋大拍的惯例。

2． 《古书之媒》的“媒”，是指韦力和嘉德拍卖的拓晓堂对谈，有旗鼓相当的舒畅感，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娓娓道来古籍拍卖二十年的风云秘事和喜乐悲苦，是了解古书文化、版本鉴别及价值判断的必读之作。

3． 本书不仅汇聚萧盅友、黄裳、黄永年、韦力、拓晓堂等一批大家的藏书经历与心得，而且从古籍拍卖的征集、图录、封面、估价、佣金、保证金等方面全面展示了古籍拍卖的市场运作情况，看完即可基本了解古籍的流通和运作。

4． 几百册毛边本一上市，顷刻被抢购一空。

5． 四色彩印，用纸考究，收录近百幅重要古籍的书影，还原古书之厚重与优美。

作者简介：

韦力，著名藏书家，收藏有7万余册古籍善本，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嘉德等数家拍卖公司学术顾问相关著述有《古书收藏》《批注本》《书楼寻踪》《芷兰斋书跋初集》 《芷兰斋书跋续集》《中国古籍拍卖评述》 等。

拓晓堂，原供职于国家图书馆，1994年加入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是年秋，组织中国古籍善本第一场专场拍卖会，开创了中国古籍进入拍卖市场的先河，并确立了古籍善本每年春秋大拍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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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型式各异的刻本。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刻本；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平水本（山西平水刻本）等，具体又分为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等；按照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分为官刻本（我国古代政府各机关雕版印行的书籍）、家刻本、坊刻本（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官刻本因所刻单位不同分监本、经厂本、藩府本、书院本以及各种名称的刻本，比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仓台本、计台本、漕院本、公使库本、郡斋本、太医局本等。

坊刻和家刻都是私人刻书；从刻版形体上来区别的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影刻本（又称影刊，其方法是先照原书影摹，然后在版上雕）、巾箱本（版本较小的古书，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策；因该书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极便携带，故名）等；从印刷技术上区别的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因版印技术不同,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

因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按书籍流通情况又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分别。刻本的出现和流通对保存、传播祖国文化遗产起了极大作用。

1． 古籍：指1911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需指出：上述时间是粗线条的，处于保护利用需要，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书（古人所著）通常仍当“古籍”看待）

2． 版本：由特定工艺制作的、具有特定形式和内容的图书物质形式

3． 古籍版本学：研究古籍版本源流以及古籍版本鉴定规律的一门学科

4． 版本源流：广义上：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狭义上：每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

5． 文献考证法：把古籍版本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

6． 比较研究法：通过比较版本异同，比较版本

7． 试验研究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如物理化学实验），对古籍版本进行鉴定

8． 计量分析法：通过计量分析研究版本

9． 版框：也叫边栏，指一张印纸四周的围线

10． 四周单边：四周边栏只有一条围线

11． 左右双边：左右边栏各有两条线组成的

12．四周双边：四周边栏都是两条围线的，又称文武栏

13．字栏：用 字组成的栏线

14．竹节栏：用竹节图案组成的栏线

15．博古栏：用各种乐器图案组成的栏线

16．界行：字行之间的分界线 界行和栏线有朱墨两色：红色栏线的叫朱丝栏；黑色栏线叫乌丝栏

17．版心：也叫中缝、书口、版口，指每页正中较窄的一格，格内常常刻有书名、卷次、页码、字数和刻工姓名

18．鱼尾：版心全长四分之一处的鱼尾形标志

19．单尾鱼：版心只有一个鱼尾

20．双尾鱼：版心有两个鱼尾

21．三尾鱼：版心有三个鱼尾

22．对尾鱼：两个鱼尾方向相反者

23．顺尾鱼：两个鱼尾方向相同者

24．以鱼尾虚实图案分：只有鱼尾外部轮廓的，叫白鱼尾

鱼尾轮廓用墨填写的，叫黑鱼尾

鱼尾由线条构成的，叫线鱼尾

鱼尾由图案构成的，叫花鱼尾

25．象鼻：连接鱼尾和版框的一条线。有粗细之分：粗的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的叫小黑口、

线黑口或细黑口；没有象鼻的叫白口；白口刻有文字的叫花口

26．天头：也叫书眉，指上栏以外的空白处

27．地脚：下栏以外的空白处

28．书耳：也叫耳格或耳子，指版框外边上端的小方格，用以书写篇名、室名等

29．书衣：也叫书皮，指包在全书最外层的一张纸，较厚，有保护全书的作用

30．书签：贴在书衣左上方的一个长方形纸条或丝条，上面标有书名，书签常常请名人或师长题写

31．书名页：书衣之后题有书名的一页

32．书首：也叫书头，指书的上端

33．书根：书的下端截面

34．书脑：装订线右边的部分

35．书脊：也叫书背，装订线右侧的截面

36．副页：也叫护页、扉页，指夹在书衣和书名页之间的空白页子。其作用：保护图书，防潮防蛀

37．包角：用细绢所包订线一侧上下之角，既美观又起保护作用

38．衬纸：修补图书时，在书页内所加的白纸

39．金镶玉：修补图书时，因书品太小，不可剪裁，书页之内衬一张长于书页上下两端的白纸，由于原书旧页如金之黄，新村白纸如玉之白，故名

40．书帙：包装卷轴装书籍的外衣

41．书套：书函的一种，指保护古籍的外套

42．四合套:外露书首、书根，仅包前后左右四面的书套

43．六合套：前后左右上下六面全包起来的书套

44．木匣：书函的一种，指专门盛放珍贵图书的木制匣子

45．夹板：夹在图书上下的两块木板

46．高广：书页的长度和宽度

47．书品：两个意思,1 指书籍大小；2书籍的新旧完损程度

48．序：征文之前说明写作经过、刊刻情况、学术源流等内容的文字

49．跋：图书在流传过程中写上的有关版刻源流、流传源流的文字

50．凡例：全书编制体例的说明文字

51．卷首：正文之前独立成卷的部分

52．卷末：正文之后独立成卷的部分

53．附录：正集之后的附加部分，和卷末的情况基本相同

54．外集：正集之外的部分

55．卷端：每卷正文前两三行表示书名、著者、编纂校刊姓氏、版刻情况的文字

56．小题和大题：小题指篇名，大题 指书名（古籍卷端书名写在篇名之下者，叫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

57．牌记：刻书者用以宣传刻书情况的特殊标识

58．墨钉：正文中表示阙文的黑色方块

59．墨围：为了强调“注”、“疏”等关键字眼，在其四周围上墨线

60．阴文：笔画凹下的字，多用于“注”、“疏”等字

61．白文：只有正文、不含注疏的本子

62．行款：书页版面的行数和字数

63．藏章：也叫藏书印，是古籍在流传中钤上的印章

64．帮手：指藏章、序跋等可以帮助鉴定版本的一些东西

65．古籍版本的类别：

以刻印时间分：

宋刻本：宋朝刻的书

元刻本：元朝刻的书

明刻本：明朝刻的书

清刻本：清朝刻的书

三朝本：南宋时，国子监刻书甚多，到了元朝，其书版被运入杭州西湖书院，稍事修补，继续刷印。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又将书版运至南京国子监，再次修补印行。因为这些书版历经宋元明三朝修补刷印，故名

递修本：书版残缺，经过多次修补印成的书

旧刻本：刻印时代不详的早期刻本

初刻本：同书异本之中的最早刻本

重刻本：根据原书本重新付刻的本子 其行款n不一定与原刻本相同

翻刻本：也叫覆刻本，是指严格按照原刻本的内容、行款、版式重新付刻的本子

影刻本：按照原刻本逐页影摹刻印而成的本子

初印本：书版刻成之后初次印成的本子

后印本：初印本之外同一书版的其他版本

以刻印地点分：

浙本：即浙江刻本。

建本：又叫闽本，即福建刻本

蜀本：又叫川本，即四川刻本

江西本：即江西刻本

平阳本：即平阳刻本，平阳又叫平水，在今山西临汾一带，是金代和元代北方刻书中心

朝鲜本：即古代朝鲜用汉字刻印的书 因朝鲜古称高丽，故又称高丽本

日本本：古代日本用汉字刻的书，又叫和刻本

越南本：古代越南用汉字刻印的书

梵本：用古代印度文字书写的佛经

以刻印单位分：

官刻本：各级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所刻的书

家刻本：私人所刻的书

坊刻本：书商所刻的书

京本：即京城官本的简称

监本：国子监刻本

兴文蜀本：元代兴文署所刻的书

经厂本：明代经厂所刻的书

殿本：清代武英殿所刻的书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廷内部刻印的书

藩本：明代藩王在封地藩府所刻的书

局本：清代各省地方官书局所刻的书

扬州诗局本：清康熙间扬州诗局所刻的书

书院本：各地书院所刻的书

公使库本：宋代各地公使库所刻的书

汲古阁本：汲古阁所刻的书 汲古阁主人为明末清初著名刻书家毛晋，故又叫毛刻本

陈宅书籍铺本：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所刻的书

建安余氏本：宋代福建建安余氏所刻的书

以装订形式分：

写本：人工抄写而成的书

拓本：把铸刻在金石器皿上的文字图案用纸拓下来装订而成的书

刻本：雕版印刷而成的书

活字本：用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套印本：将书中正文、评点等不同内容分别各刻一版，然后用不同的颜色一次加印在一起而成的书

钤印本：将印章直接钤盖在纸上而成的书

石印本：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再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在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

影印本：将原书逐页照相制版印成的书

饾版：这是一种彩画的印刷方q法：把画面按颜色、深浅分刻若干小版，然后刷上颜色，逐块加印在一起。据说古代有一种五色小饼，像花卉禽兽珍宝之形，以盒盛放，名叫饾饤。饾版，大抵色彩斑驳陆离，同饾饤有些相像，故名

拱花：也是一种图画的印制方法：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画面部分拱起，就像使用钢印的效果一样

以写本种类分：

写本：成书时以写本形式流传的本子

稿本：著者的原稿

手稿本：著者亲笔写成的稿子

清稿本：指用以增补、校订或付印的著作眷清本

抄本：又叫传抄本，是指根据底本传录而制成的副本

精抄本：指纸墨精良、书法工整、内容错误较少的抄本

乌丝栏抄本：用墨栏格纸所抄写的书

朱丝栏本：用红栏格纸所抄的书

影抄本：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本子

毛抄本：明末清初，毛晋所抄的书

旧抄本：时间不详的早期抄本

以活字种类区分：

泥活字本：用泥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木活字本：用木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清乾隆皇帝以为活字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

铜活字本：用铜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铅活字本：用铅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以字体、行款区分;

大字本：字体较大的本子。一般来说，大字本的行款小于半页10行、行20字

小字体：字体较小的本子。一般来说，小字本的行款大于半页10行、行20字

软体字本：用软体字(即楷体)所刻的书

硬体字本：用硬体字刻成的书 又叫宋体、匠体，是刻书工匠经常使用的字体

×行本：半页×行的本子

以纸张区分：详见第十二章第十节

以颜色区分：

朱墨本：用朱墨二色套印而成的本子

朱印本：用红色刷印的本子

蓝印本：用蓝色刷油的本子

以版式区分：

巾箱本：指那些版式较小、便于携带的本子

两节版本：书版分上下两栏的印本。或上图下文，或下栏为正文，上栏为注解或批语，多半是民间通俗读物

三节版本：书版分上中下三栏的印本

百衲本：拼凑不同书版印成一部（套）完整的书

配本：集合许多不同的书版，配合成一种完整的书

黑口本：凡书口为黑口的本子

以刻印质量区分：

邋遢本：版本模糊，极不整齐的本子

大花脸本：墨色深浅不一，字体大小不同，而用刷印模糊的本子

书帕本：明代官场作为礼品送人所刻的书

写刻本：名家手写上版刻成的书

精刻本：内容无误，写、刻俱佳的本子

以内容区分：

单刻本：只含一种书的刻本

合刻本：两种以上著作合刻在一起的本子

抽印本：抽取一种（套）书的部分内容刻印而成的书

丛书本：汇刻多种著作而成的书

增订本：增订原本内容而成的新书

删本：删节原本内容而成的书

足本：卷数完整的本子

残本：卷数残缺不全的本子

校本：经过校勘而成的本子

注本：带有注解的本子

批点本：带有眉批、圈点的本子

真本：也叫正本，内容无误的原本

伪本：通过各种手段作伪而成的书

序跋本：带有某人序跋的本子，在对同书异本比较的时候，常称××序跋本，以示区别

插图本：带有插图的本子

过录本：将名家批校文字移录而成的本子

×卷本：正文包含 ×卷的本子

以用途区分：

进呈本：进呈给内廷的本子

底本：作伪校勘主要依据的本子或据以编纂、刊刻的本子

样本：以待审查、校订、观赏的本子

以流传情况和价值区分

俗本：流布较广，容易得到的本子

孤本：举世无双的本子

秘本：秘不示人的本子

善本：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

焦尾本：火灾之后幸存的本子

××藏本：×× 藏书家收藏的本子

66．版本目录：著录版本的目录

67．别本：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

68．正本：同书异本中最早的眷刻之本

69．流俗本：广为流传的本子

70．净本：据草稿写定的本子

71．版牍：用木板写成的书

72．简策：文字在在竹木上

73．帛书：文字写在缣帛上

74．檄：汉代皇帝发布的征召、声讨的文书。

75．杀青：就是把竹简烘干，以防虫蛀和腐烂。

76．赘简：在编连时简策开头常常另加两枚无字的简，以保护正文和撰写篇名、篇数。

77．经生：经生又叫书手、楷书、佣书、赁书、书工等。它是一种专以抄书谋生的社会职业。

78．国子监：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和教育机关。

79．公使库：是专供公使厨传（饮食住行的总称）的机构，公使库不仅要为公使出差提供饮食住行的方便，而且承担起所有的费用。

80．经厂：经常是司礼监（掌管宫内仪礼、刑名、内外章奏、书籍名画等）内负责刻印书籍的专门机构。

81．南监：又称南雍，为明代南京国子监。由于明成祖迁都之后在北京又建立了一个国子监，所以命长出现了南北两监并存的局面。另北监即为北京国子监。

82．藩府刻书：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将其子孙分封到全国，作为藩王，用来协助中央地域外族侵略和监督地方官吏。藩府刻书就是藩王在地方刻书，是明代官刻的一种。

83．书帕本：书帕本是古籍版本的一个类别，属官刻。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书帕本的制作分两种情况：一是官吏朝觐入都，地方官为了巴结上司，慷国家之慨，用公费刊书为其送行；二是官吏朝觐入都，时间紧迫，来不及新刻一书，于是就把官刻旧版拿来稍加删改，以旧充新。总体上说，书帕本就是为了把书当作礼物送给他人的刻书本子。

84．毛晋：毛晋，明末清初的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对于古代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众多室名中以汲古阁和绿君亭为著名。

85．武英殿刻书：武英殿刻书始于康熙十九年，该年与清廷内务府设立武英殿造办处，在制作内廷所需文具、文艺品的同时兼事刻书。

86．官书局：官书局是清代末期地方官刻的重要代表。它产生于雕版印刷日趋没落，新的印刷技术日渐兴旺之际，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87．北京琉璃厂：，琉璃厂在北京南城，本名海王村。明清两代在此设窑烧制琉璃砖瓦，供营建宫殿、王公邸舍之用。从明代开始，琉璃厂即有书市出现，书市至清而大盛。除了书市贸易之外，不少书坊还从事刻书活动。

88．编例：是指一书内容的编制体例。

89．藏版：收藏书版。

90．室名：古时候文人墨客、书坊主任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为了现实高雅，常常给自己的居室或书坊取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室名。

91．版藏：收藏版本

92．自序：作者本人所写

93．他序：非作者本人所写，而由他人写

94．总序：针对全书而写，范围较大

95．篇序（或类序）：针对某篇而言，范围较小

96．原刻序：又叫初刻序，即一书初刻所写的序

97．重刻序：重刻一书时所写的序

98．避讳：封建时代对于对于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的种种规定

99．改字法：即用同音字或同义字代替讳字

100．空字法：即碰到讳字，用“某”或“上讳”等字代替或用符号“”表示

101．缺笔法：省去讳字的最后一笔不写

102．书名作伪：即用挖改书名的办法冒充新本

103．著者作伪：用挖改著者姓名的办法冒充新本

104．卷数作伪：即以残充全欺人

105．序言作伪：即增删序言欺人

106．年号作伪：改刻年号以欺售

107．牌记作伪：即增删牌子欺人

108．藏书印作伪：即伪造名家藏书印欺人

109．题跋作伪：伪造名家题跋欺人

110．纸张作伪：把新纸伪作旧纸欺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藏古籍辨版本

我国的古籍图书总体上是以雕版印刷形式为主，多种形式（活字、石印、影印）并存的局面。所谓雕版印刷就是把文字刻在木板上，然后用来印书的印刷工艺。先在木板上刻出阳文反字，再在板上涂墨，蒙上纸张刷印出书页。古人称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叫刻本或者刊本，现代人把它称为木刻本。木刻本又根据不同情况分成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几种不同的版本系列。周海鹰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原刻本，亦称祖本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第一版，是一部书的原貌和“灵魂”。作者、出版者往往十分重视原刻本，所以大都是精工细刻，同时对纸墨也很讲究，印出的书版面整洁、字迹清朗。一般来说，原刻本印刷的数量不大，所以古籍中的原刻本一直是藏家的首选。

判断一部古籍是否是原刻本，通常要从资料记载、出版者署名、书中的序言、跋语中的叙述去综合判断，有多个序言的古籍，要重视最后的序言是否被抽毁。此外，由于古籍雕版一经刻竣，便不会变动，所以还可用原刻本雕版的尺寸、字数去比对。周海鹰说，清康熙年间编纂出版的《康熙字典》，其中的武英殿内府原刻本是清初的著名善本，但《康熙字典》在清中期、清末，直至民国，翻刻、翻印已不知其许，原刻本与后印本价值差距甚远。从博物馆所藏康熙内府宫装本得知，原刻雕版板框19．5×14厘米，8行12字，小字按双行计。根据这个尺寸与实物一比对，是否原刻本便一目了然了。

翻刻本，也称重刻本或复刻本目前存世的古籍中绝大多数都属此类。翻刻本与原刻本相比，虽然基本相同，但往往因为政治、人为或技术的原因而有所变化，有时还产生一些差错。而且翻刻次数越多，错讹的地方也就越多。因此收藏价值相对于原刻本有一段距离。

翻刻本一般从牌记、序言中可以看出，但不排除少数不良书商为获得暴利，有挖补书牌、抽毁后序、后印改前印的做法。这就需要藏家从书品、纸张、不同时代的刻本特征去综合判断。周海鹰说，尽管如此，但有几种翻刻本倒是值得藏家关注。其一，原刻本已佚失不存，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或流失。那翻刻本也就成了存世的惟一，其珍贵程度不亚于原刻本。其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历代的官书局，声名显赫的通志堂、汲古阁等等，这些机构往往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工匠，刻工精湛，校勘仔细，纸墨上乘，其刊本以其印刷工艺上精美而提升了自身的艺术价值。三是影刻本。由于古籍中的宋元善本，书写多出名手，并非匠人所为，故字均肥细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墨色清润，印刷皓朗。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与宋元版原刻本不仅内容相同，细节也相符，连版心中刻工的名字，所作的记号均原样保留。此种影摹宋刻的称“复宋本”，影摹元刻的叫“复元本”。古时影刻宋元版古籍最多也最精的是明末毛子晋的“汲古阁”。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大大高于一般的翻刻后印本。

写刻本，是指由擅长书法的人书写上版，有时也有作者自己书写上版的这类刻本数量很少，属木刻本中的精刻精印本，也是古籍收藏中的上乘佳品。由于此类刻本多出于名书家之手，常常一页书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甚为难得。比较著名的有宋代苏轼写刻的《陶诗》，明代夫容馆本《楚辞章句》，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另外，清代扬州诗局也出版了不少这类写刻本。

套色刻本，又称套印本这类刻本是在同一书页上，分次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这种套色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元代，至明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当时刊刻了不少朱墨套印、三色、五色的套印本。这些套印本的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价值的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其经典作品有《程氏墨苑》、《春秋左传》、《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

活字本，即用活字排印出来的书最早使用活字印书的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平民毕升。当时他用的是泥活字。此后陆续出现多种材质的活字本古籍。元代首先用木活字印出《大德旌德县志》；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后创立铜活字，清代又出现了磁活字版的《周易说略》，咸丰七年上海出现最早的铅活字本《六合丛谈》，开近现代铅字印刷之先河。活字本在古籍中所占份额极小，有记载说，流传至今的古籍总共有数万种，但其中有书目可稽考的活字本仅220种，明以前的活字本基本无实物存世。

目前藏家所想收藏的基本围绕着清武英殿木活字“聚珍版”和清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

石印本是由一种特殊的药墨把文字写在纸上，待其微干将它移到石面上，再施油墨印书。这种方法在清末由欧洲传入，由于它省去了繁琐的雕版工艺，所以很快得到了广泛推广和运用，并逐步替代了雕版印刷术。

石印本存世量极多，早先收藏古籍的人对其不屑一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用此法影印的前代古籍佚失后，这类石印本也成了珍品。因此，收藏石印本，要关注那些用宋元善本、明清版画为底本的影印本，一般的石印写本无大的收藏投资价值。

周海鹰说，在古籍收藏时，我们只要认清古籍的版本情况，把握住“善本时间早于乾隆；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的原则，就一定能提高鉴赏能力，淘到更多有价值的古籍。

古籍辨伪

采访时，王令策向记者推荐了四本收藏古籍的入门书籍，一本是毛春翔先生撰写的《古书版本常谈》，一本是《古籍基础知识问答》，再者就是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和陈国庆先生的《古籍版本浅说》。王令策说，收藏古籍除了要掌握古籍方面的知识外，还应该了解伪造古书的一些伎俩。历来各种藏品都有造假者，古籍也不例外。不法书商任意剜改书名、著者之名，伪造珍罕书者防不胜防。其手段之狡猾，竟使行家也常常陷入真假难辨的窘境。

根据历来古籍书版的作伪现象，王令策认为主要有一下一些方式：

杜撰书名、著者如果某一部书，前代公私书目都不曾记载过，在以后某一时期突然出现，这部书可能是伪书。如明代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不法书商竟将其篡改为《游记名山》，骗人上当。

增删刻书牌记刻书牌记是考证此书的出版人、出版地点和年代的重要依据。版本异同，价差很大。故增删刻书牌记之事，在明清时期时有发生，如今虽未曾出现，但也要多个心眼。

割改序跋肆意割改序跋中的内容，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牟利。

版本杂拼利用一本经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本子，杂拼成一书。古籍《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不法书商硬把三种版式行款各不相同的书瞎拼一气，冒充明成化间刻本。

剜改目录、卷数目录是记录图书的书名、著作、出版、内容的纲目。不法书商常利用同种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产生差异的情况，篡改卷数，删割目录，伪加编造，以残本冒充全书。

染纸造蛀，以充古籍采用染纸和伪造虫蛀的办法作伪。染纸作旧，明代有之，而近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