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五经正义》在编撰中曾出现过不少疏漏， 《五经正义》之春秋正义可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和集大成之作，它仍有重要历史地位。不仅对唐代文化、思想、哲学、教育、伦理、社会舆论等的发展变化起过一定的作用，也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据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说：“由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在现有的《十三经注疏》中，唐人注者虽仅有唐玄宗御注《孝经》一种，但注疏则唐居其九，约占70%，在史料的全面和见解的新异上也有一定特色，特别是大胆地吸收引进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一些玄学知识分子注经的成果，促使经学研究更加活跃和深入。

自《五经正义》始，经学朝着简明和实用的方向发展，如在“礼”经中，取实用具体的《礼记》，而不取难懂、烦琐的《周礼》和《仪礼》；在“春秋”经中只取简明生动的《左传》，而放弃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这对唐以后学风由谈玄转向务实，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的撰着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由于《五经正义》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又是朝廷颁布的官书，故士子相传习诵，不易亡佚。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

虽然不少人批评《五经正义》在疏解上颇多烦言赘语，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没。《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的颁行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端邪说。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如此专制的一统，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学术空气，阻碍了经学的发展。

古书的注释形式很多，各有特点。例如：“诂”，就是用当代的语文去解释古代的语言，或用普通话去解释方言。“训”，是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如《尔雅》有《释训》一篇。“传”，即传述的意思，如《论语》有《齐说》二十九篇。“记”，其作用接近传和说，如《五行传记》十一卷。“注”，就是解释古书，如《吕氏春秋注》。“解”，分析的意思，如韩非的《解老》，就是解释《老子》一书。“笺”，引申前人的说法称为重复，如东汉郑玄写的《诗笺》，引申毛公的《诗传》又不与其相杂。“章句”，在训释词义之外，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如《公羊章句》三十八篇。“集解”，即各家说法的总汇，如《论语集解》。“义疏”，和集解很接近，如《论语义疏》，盛行于南北朝。“正义”，统一整理前人的义疏，盛行于唐代，如《五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