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知到便当一词的来历

便当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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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日语“弁当”（音：bentou）。更多已经简化翻译成Bento了，在大陆习惯称为“盒饭”，即盒装餐食。在台湾一般统统称为 便当，通常用于午餐、外卖、工作餐等场合。“便当”与“盒饭”在用法上有细微差异，“盒饭”一词更倾向于简单粗糙的饭食，如“日式便当”一词，就很少被说成“日式盒饭”。

日本便当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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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初期的便当，极为简陋，顶多是几个握饭，再添些许酱菜而已。中期以后，庶民生活水准大大提升，便当也随着豪华起来。种类不但有「赏花便当」、「观剧便当」、「游船便当」，更有「郊游便当」。「幕之内」便当在彼时正是于观剧中场休息时吃的便当，现在则泛指菜肴很多的便当。

当时的「幕之内」便当的确非常实用，握饭都是扁扁圆圆的，一口一个刚刚好，且都经过烘烤，米饭不会干燥。菜肴也都是煮炖、熏烤的食品，不用担心会坏掉。

当时的大名或高阶级武士们，赏花方式和现代非常类似。古籍记载（1695年），德川家「御三家」之一的纪伊藩（和歌山县）某家老（家臣头目）的家臣们，为了赏花，大家分摊出钱，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一直据守在樱花树下吃喝玩乐。这时的饮食，是吩咐料理店特地送来的。

德川幕府的时候严禁武士们涉足吉原妓院区和剧场，话虽如此，有些下级武士还是会偷偷跑去看，只是武士身份的人，必须先将刀剑寄放在茶馆，不能佩刀进场。

江户时代的大名，跟现代的企业主管没两样，每天都要进城办公。而除非城内有特别仪式以外，午饭通常是便当。将近中午时，家臣会送便当到固定场所。由于家臣们不能进殿内，大名的身边琐事通常是由殿内三百多名小和尚负责。这些小和尚俸禄很低，身份低贱，因而时常耍手段。如果不时常馈赠一些礼品，他们便会故意领大名到别的房间，或假装忘记不把家臣送过来的便当传给大名。大名碍于身份，既无法亲自去领取便当，又拉不下脸皮讯问小和尚，只能吞声忍气饿着肚子佯装风雅，到中庭观赏锦鲤或花木。

便当的另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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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画和**中，还有一个词叫“领便当”。领便当一词来自星爷的喜剧片喜剧之王剧中星爷演的小人物想当大演员但只能出演些过场角色，导演不用他时便只给他一个便当把他打发领便当一词也传扬开来意义为导演的遣散费引用到动漫中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物的死亡，你领了便当这部戏里便用不着你了。

2求日本便当文化的资料

日本京都交通介绍 我国去日本的交通很方便。

浦东机场每天都有去京都的航班，大约1小时45分左右可以到达关西国际机场。在机场有机场迎送巴士，在京都站八条口到关西机场之间运行。

游客可以在早晨从京都醍醐寺、京都全日空饭店和京阪三条乘车，全程需要105分钟。 成人票价2300日元，儿童1150日元。

另外还有特急haruka，从JR京都车站去关西国际机场。平均1小时2班，只要75分钟就可到达。

京都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市内有市营巴士、京都巴士、JR巴士和地铁、电车、出租车等。

游客可以利用与目的地相吻合的交通工具，有效的节省时间，愉快地度过有意义的旅行。 市营巴士 一般的巴士是淡绿色的车身上有深绿色的条纹，也有色彩缤纷的巴士。

游客从后门上车，从设有整理券的箱子里领取整理券。下车时提前按铃，通知司机。

市内等价区间内的车费是200日元。如在等价区间以外，则把上车时领取的整理券番号与巴士正面所表示的金钱数额，与整理券一起放在司机旁的收费箱内，从前面的车门下车。

注意要提前换好硬币。12岁以下的儿童半价，一个成人可以带两名6岁以下的儿童。

市营巴士专用磁卡：2000元面额的有优惠，使用方法与京磁卡相同。在等价区间内，还有一日任意乘坐巴士的通用车票，磁卡，限定当日使用的金额为700日元，很适合旅游者使用。

地铁和电车 市内有南北运行的乌丸线、东西运行的东西线二条地铁，有京福电车、京阪电车、阪急电车等六种电车。车内严禁吸烟。

在自动购买机购买车票时，放入硬币或钞票，再按下目的地的按钮。使用Prepaid（预付）磁卡可以直接通过车站的剪票口剪票。

在通过自动剪票机时，先把车票或磁卡放进去，取出来后切记收好，到目的地还要用来剪票回收。 交通京磁卡：市营巴士的全部车辆都可以直接使用此种磁卡，它可以通过地铁口的剪票口。

它有1000元和3000元两种，3000元的没有使用期限，并且可以供两名以上的乘客使用。

3盒饭的来历

盒饭，是把预先作好的米饭盛在一只长方形塑料饭盒里，在米饭上放些菜肴，调味酱油，并备上一双方便木筷，揭开饭盒盖，便可以用餐，用毕即可把饭盒和木筷扔掉，干净利索，很适合现代社会快节奏、高时效的生活。

盒饭始于日本江户时代前的安士挑山时代（1573~1600年），当时爱知县的大名织田信长率部于安士城会师，给每个官兵发放了一份定量食品，以定量米饭配以咸菜。江户时代（1603~1867年）因娱乐活动盛行，日本人成群结队观赏樱花或结伴到戏院看戏，休息时也备有盒饭，致使专营盒饭的饭铺应运而生。

至1885年，宇都宫市火车站首次出现供应旅客的盒饭。此风一吹，日本人家庭聚餐也喜用菜肴丰盛的盒饭，并逐渐发展成为深受日本人喜爱的方便食品。

盒饭，也就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以筷用饭本是中国的传统，日本发展成盒饭又推广到中国，可谓是传统还家吧。

4求关于日本便当文化

江户初期的便当，极为简陋，顶多是几个握饭，再添些许酱菜而已。

中期以后，庶民生活水准大大提升，便当也随着豪华起来。种类不但有「赏花便当」、「观剧便当」、「游船便当」，更有「郊游便当」。

幕之内」便当在彼时正是于观剧中场休息时吃的便当，现在则泛指菜肴很多的便当。 当时的「幕之内」便当的确非常实用，握饭都是扁扁圆圆的，一口一个刚刚好，且都经过烘烤，米饭不会干燥。

菜肴也都是煮炖、熏烤的食品，不用担心会坏掉。 当时的大名或高阶级武士们，赏花方式和现代非常类似。

古籍记载（1695年），德川家「御三家」之一的纪伊藩（和歌山县）某家老（家臣头目）的家臣们，为了赏花，大家分摊出钱，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一直据守在樱花树下吃喝玩乐。这时的饮食，是吩咐料理店特地送来的。

德川幕府的时候严禁武士们涉足吉原妓院区和剧场，话虽如此，有些下级武士还是会偷偷跑去看，只是武士身份的人，必须先将刀剑寄放在茶馆，不能佩刀进场。 江户时代的大名，跟现代的企业主管没两样，每天都要进城办公。

而除非城内有特别仪式以外，午饭通常是便当。将近中午时，家臣会送便当到固定场所。

由于家臣们不能进殿内，大名的身边琐事通常是由殿内三百多名小和尚负责。这些小和尚俸禄很低，身份低贱，因而时常耍手段。

如果不时常馈赠一些礼品，他们便会故意领大名到别的房间，或假装忘记不把家臣送过来的便当传给大名。大名碍于身份，既无法亲自去领取便当，又拉不下脸皮讯问小和尚，只能吞声忍气饿着肚子佯装风雅，到中庭观赏锦鲤或花木。

在上篇，“外国朋友眼里的日本饮食文化”的结尾，作为一个日本人，特别的感觉到了日本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而且还有深度。今天，我们就再次谈起它。

午餐的一些事情 任何女人，都有做盒饭的经验吧？ 那时候，会怎么想呢？用午餐盒包装吗？ 营养均衡吗？ 色彩搭配的好吗？ 米饭和菜肴的搭配组合吗？ 大概，在做小菜的时候，使用晚餐饭盒包装，自然就会想到营养均衡和色彩要搭配。 或者，会想起打开午餐盒的人脸上浮现出那种高兴的情景！ 其实，日本人在外国的眼里，在做便当方面是相当有一套的，他们会感觉相当的了不起。

每天的午餐由丈夫做 那时候我还在加拿大居住。当时，老公在我旁边的公司上班。

在老公公司的附近没有饭店和便利的咖啡馆，我只好做午饭。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因素是次要的，最难的是每天午休的时候得去考察什么地方可以吃午饭。

在我当编辑的时候，办公大楼里有这样的地区。每天，考虑在哪吃饭是件很麻烦的事，午休的时间几乎都浪费了。

然后去寻找饭店，再决定吃还是不吃，订完餐之后回到办公室里等待，一转眼午休的时间过去了。 但是有一点，如果选择自带午餐的话，当天中午就会很迅速的吃完午饭，然后你就可以休息了。

这是最大的不同点！ 刚开始的时候，不仅仅是日式的便当，还会做点三明治。但是考虑到老公喜欢日式的便当，要是每天都一样的菜肴的话会厌烦了。

但是我得总需要跑出去买三明治，这已经让我感到厌倦了。 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做便当了，我感觉这样很好。

因为三明治的变化非常小，便当就不一样了，花样很多。 便当在公司里很受瞩目 在一般的时候，我都会考虑营养均衡和色彩搭配，用午餐盒来包装。

丈夫和公司里的同事之间都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真正美丽的一天…… 他说：他的午餐时间，就是一盏聚光灯。

当听说这件事之后，我感觉工作都很有热情了。 但是，要是因工作忙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就很难准备便当了。

如果哪一天没有带便当，就会传来这样的问话，“这位同志，和你的妻子生气了吗？” 当我听见这样的话之后，就不惜一切代价为他准备午餐。（……单纯的我） 我幻想每天都携带着日本的饮食文化（我有点夸张），但是会坚持天天做便当的。

日本的便当文化 在加拿大，没有包装便当的盒子。最早时候是用塑料袋之类的密闭容器装的。

调味盒和筷子盒也必须用塑料袋装（超市只出售儿童食物）。后来是两层那种喷漆的便当盒，还有筷子、蛋黄酱、日式的午餐也都是用这种容器装的。

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就不用多说了。 便当再配上一本书，听上去不错。

但是，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对于这件事我很有触动。日本的便当文化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韵味。

对于日本的便当，我感觉很了不起。无论什么菜都可以，要是有米、海苔和梅干，都可以做成饭团。

材料以及做好的便当都可以储存。因为在家的时候，总有没有菜的时候。

但在平时，我们最好还是准备一些面包和三明治。 要是回想一下日本的饮食文化，我在做便当方面是很有经验的。

现在我丈夫在家里就可以工作了，我为他做便当的机会也随之减少了，往往还会感觉很寂寞的。 附日文原文： 日本の食文化の1つ……お弁当 ——日本的なお弁当 前回の记事「外国人パートナーを通して见る日本の食文化」の终わりに“私が特に日本の食文化の豊かさ・奥深さを感じたあるモノ”と书きましたが、今日は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お话ししましょう。

その“あるモノ”とは「お弁当」なのです。 女性なら谁でも、一度はお弁当を作った。

5便当的名字来历,典故,有什么种类

该词最早源于南宋时期的俗语「便当」，意思是「便利的东西、方便、顺利」。传入日本后，曾以「便道」、「辨道」、「辨当」等当字（当て字）表记[1]。

「便当」一词后来反传入中国是源于日语的「弁当」（新字体：弁当，旧字体：辨当），亦即中国大陆惯称之盒饭、或香港人称的饭盒；在早期台湾，以闽南语称之为饭包，后因受日治时期影响而惯称为便当。但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便当」专指日式便当。

便当通常用于午餐与晚餐，非家里开伙，又不在餐厅用膳，即是外卖、野餐等，为了节省时间以及省却煮饭、洗餐具等工作。可到店里买现成的便当，或打电话找外卖店，或者到自助餐店里，选取自己喜欢的配菜。便当也是便利商店贩售的即食商品之一。

在台湾，各级学校的营养午餐普及之前，不少学生把家里制作好的便当带到学校去。通常是在早上放进「蒸饭室」，中午再去取回蒸好的便当食用。

6“便当”一词的由来

便当的由来

最早源于南宋时期的俗语“便当”，意思是“便利的东西、方便、顺利”。传入日本后，曾以“便道”、“辨道”、“辨当”等当字（当て字）表记。

“便当”一词后来反传入中国是源于日语“弁当”（音：bentou）。更多已经简化翻译成Bento了，在大陆大部分地区习惯称为“盒饭”，即盒装餐食。在台湾地区一般称为

便当，通常用于午餐、外卖、工作餐等场合。“便当”与“盒饭”在用法上有细微差异，“盒饭”一词更倾向于简单粗糙的饭食，如“日式便当”一词，就很少被说成“日式盒饭”。

日本的便当历史悠久，最早出现在古坟时代（大约四世纪至六世纪之间），那时的便当还很简单，就是把做好的米饭在阳光下晒干，叫做“干饭”，具有不易变质，便于携带，可以立即食用的优点。在战国时代成为武士在战场上的军粮。桃山时代（十六世纪下半叶左右）出现了现代便当的雏形，即把饭菜摆在专门的便当盒子的便当。当时的大名和贵族经常在赏花和看红叶时携带便当。

江户初期的便当，极为简陋，顶多是几个握饭团，再添些许酱菜而已。中期以后，庶民生活水准大大提升，便当也随着豪华起来。种类不但有「赏花便当」、「观剧便当」、「游船便当」，更有。「幕之内」便当在彼时正是于观剧中场休息时吃的便当，现在则泛指菜肴很多的便当

7西方快餐历史

快餐即预先做好的能够迅速提供顾客食用的饭食，如汉堡包、盒饭等。又叫盒饭。港台一带获译作速食、即食等，不同于便当。

快餐具有大众化、节时、方便的优点。如今快餐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并因此出现了“快餐文化”和“速食主义”。

西方快餐最早出现于德国，英语称为“quickmeal”或“fastfood”。引入中国之后，中文名称就叫“快餐”，即烹饪好了的，能随时供应的饭食。

其实通常我们所说的“快餐”准确地来说应该叫中式快餐，俗称盒饭。它是中餐吸收外国饮食文化而形成的饮食方式。它以明快、方便、节约的显著特征走进了千家万户。

8快餐的来历是什么

知道快餐是怎么来的么？今天在五谷轮回处又翻鹏Sir的《伟大的博弈》，居然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要是知道这本书已经成了我厕所文化最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主题不知道当时还会不会慷慨相借。嘻嘻。快餐这种形式居然是从华尔街开始的，原因就是19世纪后期，随着美国鬼子铁路的发展，南北战争的结束，能源开发的兴起等等利好因素，华尔街的经纪人们变得异常活跃繁忙，以致于不能从容的回家吃午饭，于是，快餐便被发明了出来。这和北大南门往东太平洋大厦对面中海市场往西那一溜吃饭的小窗口的出现何其相似啊。

快餐（a quick lunch (or meal); a snack; fast food )kuài cān 预先做好的能够迅速提供顾客食用的饭食，如汉堡包、盒饭等。又叫盒饭。港台一带获译作速食、即食、便当等，而消费者对快餐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远不止外来语原意所能包容。但无外乎这么几点，即快餐是由食品工厂生产或大中型餐饮企业加工的，大众化、节时、方便，可以充当主食。

快餐 最早出现于西方世界，英语称为〃quickmeal“或〃fastfood〃。引入中国之后，中文名称就叫〃快餐〃，即烹饪好了的，能随时供应的饭食。其实通常我们所说的〃快餐〃准确地来说应该叫中式快餐，俗称盒饭。它是中餐吸收外国饮食文化而形成的饮食方式。它以明快、方便、节约的显著特征走进了千家万户

唐代市场有一种叫“立办”的酒席，这“立办”，便是唐代的快餐。据李肇的《国史补》记载：唐德宗临时召见吴凑，任命他为“京兆尹”，而且要他立即赴任。吴凑在上任前，邀请亲朋好友家中聚餐，虽然时间很紧迫，可是接到邀请的客人到来时，酒宴已在桌上摆好了。有些客人惑不解，吴府的人回答道：“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可立办也。”到了宋代，在东京、杭城等地，市场上有一种比比皆是的叫“逐时施行索唤”和“咄嗟可办”的餐饮，如同今日所谓的方便快餐了。

快餐的主要分类

1、按经营方式、工业化程度可分为：传统快餐、现代快餐；

2、按菜品风味可分为：中式快餐、西式快餐、中西合璧式快餐、其它快餐；

3、按品种形式可分为：单一品种快餐、组合品种快餐。

快餐的作用与地位

快餐业的发展是由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决定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生活方式改善

的迫切需要，是人们为适应社会经济建设，工作与生活节奏加快，家庭服务和单位后勤服

务走向社会化的必然产物。

其作用：

1、快餐业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的产业；

2、是国民经济发展和餐饮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3、是传统餐饮走向现代餐饮的突破口和先行军；

4、是人们休闲消费、旅游消费、购物消费等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5、是国家扩大内需、吸纳社会就业和扩大再就业的重要渠道；

6、是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和与国际餐饮市场对接的生力军。

快餐产业化的内涵

中式快餐产业化内涵界定为快餐的社会化、工业化、集约化。

快餐的社会化，就是依据社会化概念的内涵，即“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别生产过程

转变为互相联系的社会生产过程”。把传统的餐饮业，一家一户的做饭炒菜，餐馆及饮食

店的单病作战状态，改造成为具有专业化社会分工的行业，把人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满足人们现代生活节奏和营养与保健意识的需要。

快餐的工业化，就是以快餐生产的整个工艺为主线，用部分机械代替手工，用定量代

替模糊性，用流水线作业代替个体生产，将传统中国菜的一部分品种变为工厂化工程化操

作，生产出标准化的、感官形态符合人们审美习惯的烹饪产品——菜肴、面点；或加工出

适合家庭烹饪的成品、半成品。

9日本便当文化的变化原因

日本的便当绝对是日本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便当在汉语里一般译作盒饭，但是我感觉日本便当和中国的盒饭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在中国，盒饭给人的印象就是简单的饭菜，而日本的便当种类繁多，既有只有几个饭团子加几根咸菜的简单便当，也 鱼子酱，生鱼片等高级材料的便当；既有自家制的便当，也有在超市，便利店，便当店，火车站卖的价格不一的便当，最便宜的便当二三百日元（十多元人民币），最贵的便当要一万二百多日元（八百多人民币左右）。

日本的便当历史悠久，最早出现在古坟时代（大约四世纪至六世纪之间），那时的便当还很简单，就是把做好的米饭在阳光下晒干，叫做“干饭”，具有不易变质，便于携带，可以立即食用的优点。在战国时代成为武士在战场上的军粮。

桃山时代（十六世纪下半叶左右）出现了现代便当的雏形，即把饭菜摆在专门的便当盒子的便当。当时的大名和贵族经常在赏花和看红叶时携带便当。

江户初期的便当，极为简陋，顶多是几个握饭，再添些许酱菜而已。中期以后，庶民生活水准大大提升，便当也随着豪华起来。

种类不但有「赏花便当」、「观剧便当」、「游船便当」，更有「郊游便当」。 幕之内」便当在彼时正是于观剧中场休息时吃的便当，现在则泛指菜肴很多的便当。

当时的「幕之内」便当的确非常实用，握饭都是扁扁圆圆的，一口一个刚刚好，且都经过烘烤，米饭不会干燥。菜肴也都是煮炖、熏烤的食品，不用担心会坏掉。

当时的大名或高阶级武士们，赏花方式和现代非常类似。古籍记载（1695年），德川家「御三家」之一的纪伊藩（和歌山县）某家老（家臣头目）的家臣们，为了赏花，大家分摊出钱，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一直据守在樱花树下吃喝玩乐。

这时的饮食，是吩咐料理店特地送来的。 德川幕府的时候严禁武士们涉足吉原妓院区和剧场，话虽如此，有些下级武士还是会偷偷跑去看，只是武士身份的人，必须先将刀剑寄放在茶馆，不能佩刀进场。

江户时代的大名，跟现代的企业主管没两样，每天都要进城办公。而除非城内有特别仪式以外，午饭通常是便当。

将近中午时，家臣会送便当到固定场所。由于家臣们不能进殿内，大名的身边琐事通常是由殿内三百多名小和尚负责。

这些小和尚俸禄很低，身份低贱，因而时常耍手段。如果不时常馈赠一些礼品，他们便会故意领大名到别的房间，或假装忘记不把家臣送过来的便当传给大名。

大名碍于身份，既无法亲自去领取便当，又拉不下脸皮讯问小和尚，只能吞声忍气饿着肚子佯装风雅，到中庭观赏锦鲤或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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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mon·Bush朋友，你好。以下分别是老舍和鲁迅的详细资料。

首先是老舍：

老舍（1899～1966）中国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满族。北京人。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

生平和创作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惨案的刺激，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怀城市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在《骆驼祥子》中，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他从30年代初起 ，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作品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3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抗战8年中，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题旨。战争初起，他热情提倡通俗文艺，写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随后，转向直接向群众宣传的话剧创作 ，连续写剧照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自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和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小说刻画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自然也有消极逃匿和无耻堕落。《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 。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新时代的新成就 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老舍立即启程回国。新社会的新气象使他极为振奋，不久就发表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剧作《方珍珠》。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龙须沟》是老舍创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50～60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作品以话剧为主，有《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以刻画北京市民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作品较为成功。他还写有散文《我热爱新北京》。自50年代后半期起，老舍在话剧《茶馆》、《义和团》(又名《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转而描绘近代北京的历史风云。《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剧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其次是鲁迅：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