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曾侯乙墓，恐怕最为声名远扬的文物应当就是曾侯乙编钟了吧。编钟很可能最早由铙（音同挠）发展而来，铙又被称为执钟，其形制很像倒放的编钟（甬钟）。商代晚期出现了编组铜铙，比如妇好墓中出土的5枚编组铜铙。及至西周时期，出现了编钟，并在周朝进入兴盛，按形制可分为镈钟、甬钟和钮钟，在曾侯乙墓编钟中均有体现。

甬钟由舞部、钲部、篆部、鼓部，枚和铣组成。位于甬钟最上端的舞部上立有甬柱，这是甬钟的特点。西周时期的甬钟五音缺商，据说是为了表现西周对殷商的否定。与甬钟不同，钮钟的舞部上端为长方形数环钮，其合瓦形的构造可以实现“一钟两音”的效果。甬钟是将甬柱直接插入铜木结构的横梁上，而钮钟则是悬挂在横梁上。镈钟也有环钮，但与其他编钟不同的是表面绘纹极多，且口缘平，可以单独悬挂在钟悬上，故而又称之为“特钟”。

编钟一般而言都遵循这样的规律：编钟越小，音调越高，音量也越小；编钟越大，音调越低，音量也越大。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为三层，最上层为三组钮钟，共19件，中下两层为甬钟，楚王赠镈在也在下层，共45件。三层编钟均按照钟体大小、音调高低的顺序排列，以“L”形的曲悬摆放。

当年发掘墓葬过程中，墓室均被泡在积水中，抽水机抽了好长时间。随着水位下降，墓室也渐渐揭开面纱，L形编钟铜木架在两千多年后终于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除了个别编钟外，大部分编钟都依然悬挂在铜木架上，65件编钟，数量如此之多，体积如此之庞大，为世间罕有。

考古人员在万余件文物中发现大量刻有“曾侯乙”名字铭文的青铜器，按照惯例，可以认定墓主人即为曾侯乙，但史籍几乎没有关于曾侯乙的记载，无法确切知道其生活的年代。然而曾侯乙编钟中有一件镈钟却帮助考古人员确定了曾侯乙生活年代，此钟即为楚王赠镈。

楚王赠镈上刻有铭文：“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楚王五十六年，王（楚惠王熊章）特铸造镈钟作为祭奠曾侯乙的礼器，从西阳送到曾国，希望曾侯乙永远持有使用它。通过“王五十六又祀”铭文，确定其年为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应该是在这一年去世，或者更早些日子。

先秦时期，一国诸侯为另一国诸侯铸造宗彝极为少见，到目前为止，也只在曾侯乙墓中发现了这一件楚王赠镈，可见楚随两国关系之亲密。或许，将这件镈钟背后的随楚关系再往前推两代楚王，我们就好理解为什么楚王会在曾侯去世时赠送镈钟给他了。

楚惠王祖父楚平王当年听信费无极谗言，杀害了楚国忠臣伍奢及其长子伍尚，次子伍员（字子胥）逃往吴国。伍子胥发誓报仇雪恨，将专诸推荐给吴国公子光，后来专诸用鱼肠剑成功刺杀吴王僚，助公子光成为吴国国君，是为吴王阖闾。之后，伍子胥又举荐孙武为吴国军师，助吴国建立其强大的军事力量。

伍子胥帮助吴国强盛起来后，兴兵伐楚，接连五战即占领了楚国郢都，几乎将楚国覆灭。此时楚平王已死了十年，伍子胥仍不放过，挖出平王尸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平王之子昭王逃往随国，随侯拒绝向吴国交出楚昭王。此时，前往秦国求援的楚国大臣申包胥已得到秦国的出兵支持，吴国遂退兵。

自此以后，楚随两国关系就不再寻常，昭王去世后，子章继位，是为楚惠王。为表未忘随国收留昭王之恩，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后，便送镈钟以表达感恩之心，并将继续与随国保持世代友好的关系。

不过，悬挂在编钟架上的楚王赠镈只是礼器，并不作为演奏的乐器。曾侯乙编钟令世人惊叹的还远不止这些，比如绝迹两千年的“一钟双音”在曾侯乙编钟上的重现。所谓“一钟双音”指的是一个编钟可以敲击出两种不同的音，铸造这样的编钟需要极高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在经济上也是划算的。原本一件编钟只能敲出一个音，能敲出两个音的编钟就意味着能够减少稀缺的青铜资源的消耗。

然而，随着青铜器时代的衰退，“一钟两音”的铸造技术也渐渐失传，仅存于古籍记载之中。宋徽宗时期，徽宗有感于全国音律混乱情况，下令铸造大晟钟作为定音之器，不过这些钟也并不具备“一钟双音”效果。清乾隆皇帝也曾用黄金铸造了十六件圆形编钟，作为定音之器。

两千多年来，无人知晓如何实现“一钟双音”，直到曾侯乙墓编钟的出现，人们才重新了解“一钟双音”。早在宋朝时期，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论述编钟作为乐器的原因时写到：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所以作为乐器的钟都是扁的，圆钟则无法演奏，西方的钟几乎都为圆形，所以并不能用来演奏。

曾侯乙墓编钟合瓦形的构造才是决定它能实现“一钟双音”的重要原因，敲击正鼓与敲击侧鼓会产生不同的振动，这种振动又经过了精确的工艺处理，使之产生的两种音互不影响。当年参与曾侯乙编钟研究的王湘在曾侯乙发掘前刚发表了关于“一钟双音”实现的理论研究，很多人对他的研究结果持有怀疑态度，而恰好出现的曾侯乙编钟却给了他的研究结果以最强有力的支撑。

编钟为青铜乐器中的重器，货真价实的重器，比如曾侯乙编钟总重达两千五百多公斤，由两千多公斤中的铜木架支撑。前文已有介绍，除了编钟外，曾侯乙墓还出了众多土琴、瑟、编磬、丝竹乐器等。

何谓“乐”，《礼记•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儒家将乐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声、音、乐。所谓“声”，就是没有节奏、旋律的声音；音有节奏与旋律，生自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由音生，本质上来说依然是源自人心对于事物的感想所发。

不过音与乐似乎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只有“德音”才能称之为乐，也就是说音是乐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礼记•乐记》：“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所以，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之为乐。

如何才是合于道的音？声被赋予了节奏旋律就能成为音（声成文，谓之音），音若合于德，才能成为乐，谓之“德音”。魏文侯问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何也？”子夏回答，郑卫之音虽是流行，但五音皆乱，这是乱世之音，与乐相差甚远。古乐“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所以常被君子称道，而“郑音好滥*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音均有害于德，所以祭祀时也不会演奏它们。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从《诗经》说起，周朝设有专门采集各地诗歌的官职，采风的官员将各地反映民风政德的诗歌记录下来，早期的诗是用来唱的常识恐怕也不必再多说明了吧。一开始，乐就与政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故而通过欣赏某地的乐就能知晓这个地方的政是如何（政治与政并非同义），原因有二：其一，作为万民之主的诸侯国君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也会直接影响民风。因国君提倡而盛行的乐曲必然也会长期影响百姓的情趣所向，所以人民表现出来的性情也正是受了乐的长期熏陶而成。其二，乐生于人心而感于物。“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国家处于如何境地，就有什么的乐产生，故而观音知政。

先秦时代，礼乐关系大体为：“礼为主，乐为辅；以礼为体，乐为用”。“礼乐”通常同时出现。，前文有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天地之序”性质决定了它相较于乐更具有强制性，表现为礼制；而乐则相对温和，并不具有强制性。乐从人心而发，出自内里，而礼则是加之于人的外在的规章制度。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制规定了万物之间存在着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而乐则体现了万物之间的谐和。人致力于乐则能调节心灵，极致则和悦，这是内在；致力于礼则调节行为举止，极致则恭顺，这是外在。故而致力于礼乐的推广，既能提高个人修养也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

作为地处南方江汉之间的姬姓诸侯国，曾国虽难免受到南方蛮夷文化的影响，但始终以周室为尊，曾侯乙墓中也处处体现周文化的影子，比如对龙的崇尚，甚至曾侯乙的名“乙”也是因字形像龙而用此字为名的。

当我尚是中学生时，我对曾侯乙墓的了解也仅限于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青铜器文物，是近数十年来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与马王堆汉墓齐名。然而当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曾侯乙编钟时，我才知道那些青铜编钟并非只是物件，凝聚其上的还有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这种文明直至今日依然未曾断绝。

古书上的“礼乐不作”中，“礼乐”指“礼乐制”。礼乐制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文化制度。“乐”不能单纯理解为“音乐”，“乐”在“礼乐”中指的是一种“待遇”。

礼作为阶级分化的象征，自部落时期的贫富差距就已有所形成，这里按下不表。单谈一下乐。早在部落时期，中国的古代人民就发明了诸如骨笛等乐器，还创造了音律，为音乐的出现作出了巨大贡献。山海经中就有夏后启得天乐改九招的神话记载。到了商朝，乐作为祭祀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贵族之间也开始盛行音乐。到了周王朝，周公为了巩固统治，集前朝之大成。从礼巩固阶级分化，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舆论，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的阶级区分。乐则被升华成了一种待遇，对于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待遇，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巩固阶级统治。礼乐制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正式定型。

声律启蒙读书笔记5篇

在古代，自私塾的幼童起，就开始这种文学修养的训练，对声调、音律、格律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下面就是我整理的声律启蒙读书笔记5篇，希望大家喜欢。

声律启蒙读书笔记1

《声律启蒙》我授课的对象是太平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因此在备课的时候，我根据学生们已有的人认知水平，在国学与音乐这两部分我采用的都是由浅入深。

国学部分的内容我通过五种读，看，看注释，了解其中的意思并联想感受意境美。

音乐部分的内容共有四个阶段：一是有节奏的朗读，二是有节奏的拍手，三是旋律伴奏，四是乐器演奏有感情的歌唱。

通过这两部分的教授学生能够快速记忆，学生感兴趣，课堂氛围非常活跃，老师教的轻松，学生学的快乐。但是，在教授的内容上，我发现国学部分涉及的环节过多，内容量较大，因此，在二次备课中，在了解大意，感受意境美得关节，可以用直观的看的方式让学生感受。

在音乐部分，我应该给他大家《声律启蒙》的歌曲旋律打出来，又便于学生直观的学唱。

课后思考，国学教学不仅对学生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对于我们白身也是有很大的提升。教学之后，反思白己，自身看书学习的时间少了，尤其对祖国传统的文化的营养汲取太贫乏了。当想学习时，总是以各种借口来麻痹自己、为白己开脱。课前有时于对教材的钻研不充分，自身对教材吃得不透，就伧足上阵。这样做其实是很不妥的，要给学生带来有益的、有效的课堂，就必须先认真钻研教材，设计好教学流程使课堂教学更精彩。

声律启蒙读书笔记2

我最近爱读爸爸给我推荐的《声律启蒙》，这本书作者是清朝的张思岩，共二十二卷，收有着名词家四百三十四人的作品。这本书写得还不错，就是这本书的印刷和正常不一样，文字是竖着排版，读的时候需要反方向翻，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我问爸爸：“为什么这本书是反着翻呢？”爸爸说：“古籍都是这样的，是古人的习惯。”

我记得第一句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读着朗朗上口也很好记。但是有些文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的解释也很让人费解，比如说：疎墉（我不知道是哪个疎墉）的意思是懒也。有些人根本就看不懂，只有文学修养很深的人才能看懂，比如说像我就看不懂，不知道我爸爸能看懂不，不过我爸爸说看不懂不要紧，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还有，这本书是押韵的，什么叫押韵？就比如说一（代表条目）东（代表韵脚），那么许多句子最后一个字的韵母都是ong（如东、中、空等等等等）。

我读《声律启蒙》的收获：一是认识了好多生字，能够非常熟练地查字典，二是学会了很多近义词和反义词，比如近义词有“金对玉，宝对珠，玉兔对金乌”等等，反义词有“邪对正，假对真，幽对显，寂对喧”等等。三是读《声律启蒙》让我感觉到_语言的博大精深。我学会了很多对仗工整、语句优美的对子，如：“鸟翼长随凤兮洵众禽长，狐威不假虎也真百兽尊”。

这一学年老师推荐我们读了一本好书—《声律启蒙》。()

《声律启蒙》是一本国学经典，是我们的祖先用淬炼出的精华。这本书包罗着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朗朗上口。

我读了这本书想起一句名言：“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声律启蒙》让我们增长智慧，陶冶情_ ，学会的道理！

声律启蒙读书笔记3

昨天下午，我们学校举行了四年级的背《声律启蒙》比赛。先一个班级一起接龙，再叫顺序号抽查。

四（1）班背完后，该我们班了。我们按排有顺序的入场，入场后中间一排做着，上、下两排站着。开始了，麦克风像传接力棒似的，在同学们手中传递着。当刘勃含说到“一蓑_ 雨”时，我的大脑飞快做出判断：“我要说溪边晚钓之翁。”我接过麦克风说：“溪边晚钓之翁。”把麦克风递给了阮明雨。可是高鹏旭竟然忘词了，他只好传给下一个同学，就这样传了两圈，我们班结束了。

开始抽查了，我忽然听见了16号。16号？那不是我的号吗？我赶紧过去。叫完了号，抽纸条排序。老天，怎么这么靠后？我暗暗叫苦。

我的前面有一个男生，背着背着，忽然忘词了。看着他一脸逑啵蚁胄Γ鋈幌肓似鹄矗辖舯惩晗绿ā/p>

等来等去，到我了。我要背第2段。上台时，我的心像敲小鼓似的咚咚响。后来，我想：“都上台了就没什么好怕的。”于是，我尽量背好、不背错。背完了，我赶紧下台，回到班级。

这次比赛，我知道古人写书是不易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声律启蒙读书笔记4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即使不知道《声律启蒙》，大多数人对这句话也还都是耳熟能详。这样的句子有让人过目不忘的“本事”——它是如此简单、工整，又美得不可方物。就算不必浸*书斋，甚至对阅读了无兴趣，但是看到这样的句子，总还是难免心生好感。

仅仅是言辞上，《声律启蒙》便无疑是一本很美的书，手上这本果麦新版《声律启蒙》，更是在书中配上了白石老人的六十幅画作。白石老人本就是写意大师，寥寥数笔便能勾勒出累累万言也难以说尽的幽深情趣——《声律启蒙》中的词句同样如此。二者搭配，可谓是将“美”之意境体现得淋漓尽致。

随手翻开一页来读吧！“作酒固难忘曲蘖（音：聂），调羹必要用盐梅。月满庾楼，据胡床而可玩；花开唐苑，轰羯鼓以奚催。”（《声律启蒙·上卷·十》）所谓“曲蘖”，指的是酒曲等酿酒的原材料；而“盐梅”顾名思义，即盐与梅子，二者一咸一酸，皆为调味之品。因而这段头两句，在表现生活凡常之物的同时，又似乎若有若无地点出了某种哲理。至于后两句，则分别叙述了两个典故，前者是晋代庾信曾在月圆之夜，带着胡床——即来自海外的一种坐具，登楼赏月；后者则是唐杨贵妃赏花，因嫌花开太晚，命人击羯鼓——自然也是来自外夷的一种乐器，催促花开，据说百花果真因此竞相开放。短短几言，便是一段颇有趣味的故事，意境也蕴含其中，“不谈风云，只谈风月”，多么有趣！

中国文人自古便强调文字作品的“音韵美”，不仅要写的好看有趣，意境高远，读出来同样需要朗朗上口、优美典雅。《声律启蒙》正是这方面的典范。实际上，仅从书名便不难推测，这部作品乃是“发蒙之作”，是作者清人车万育为了训练幼童有关声调、音律和格律的文学修养，“尝取对偶……故实，多取习见，且细为评注”（蒋允焄语）而完成的作品，为后世所推崇。而另一方面，《声律启蒙》虽以规范训读、格调，强调音韵为目的，但其内容本身又相当充实，随意撷取，便尽是旨趣典故，可谓字字珠玑，句句藏实，实在值得留在近旁，不时翻阅一番。

曾听人说，读书正是因缺乏了社交属性，才日渐衰微。对于现代人，生活节奏总是颇为快捷的。每个人似乎都在社会里举足轻重，以至于要时时捧着手机——与世界保持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声律启蒙》这样的“慢读物”似乎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一方面，唯有诵读方能尽受其美；另一方面，字里行间又似乎都“暗藏玄机”，需静下来，细心体会。但从根本上讲，不论审美，还是感怀旧事、情思与事理，哪怕只是借这本书，“抄一抄”、“读一读”，以放空自己，其实都是与自己对话的过程——那么喜欢和别人“保持联络”的你，为什么就不肯静下来，关照一下自己呢？

“逸民适志，须凭诗酒养疏懒。”这是《声律启蒙》中，我颇为喜欢的一句话。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上叱咤风云的日子——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与此无关。所以更多地，我们有且只有自己的生活。做一个“逸民”，不免陷入日常的寡淡甚至绝望之中——倘若“无诗无酒”，这日子该多么难熬！

声律启蒙读书笔记5

网上有个段子有段极火，大意是说：我们之所以读书，是因为当看见夕阳西下，鸿雁南飞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将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卧槽，看，有好多鸟飞过去了！”读书读诗的意义自然不止于此，而身处信息爆炸的浮躁时代，能静下心来读诗的人却愈来愈少，网络语言横行，汉语却变得贫瘠。上段《诗词大会》的走红，当我们听着别人背出那些已然遗忘的诗词，为传统文化激动地鼓掌，甚至留下敬佩的热泪，亦是人们对自己所匮乏的捡拾。

读中文系的时候，诗词课的老师曾教导我们，对于很多人而言，诗词是童子功，是骨子里的东西，过了年轻的岁月，有些事诸如读诗如果不曾尝试，也将永远错过。诗之美，读过便知，而古诗之美，若要体会得深切，则需要一定文化的启蒙与积淀。清人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其深入浅出，大抵可以当做是孩子诗歌学习中的《三字经》，读来朗朗上口，细想则颇有回味。

作者车万育是康熙时代的进士，对于诗词韵律颇有研究，所著《声律启蒙》、《怀园集唐诗》皆流传较广，特别是这本《声律启蒙》。作为声韵格律之启蒙读物，书分上下两卷，按韵分编，内容则包罗万象，花草虫鱼、天文地理，个中意象、各种典故，均浓缩于书中。单字、双字、多字成对，层层属对，既可以用以学习与检索不同韵脚以及对仗的规律，亦可用于欣赏与培养语感。书中全无枯燥的说教，而是将所有声律的常识与规律写入诗体之中，每一句教导亦是例证。有雅兴时信手翻来或在安静的时候读上几句，都能体会汉语的韵律之美。《声律启蒙》所述的工整之道，正是随意的现代汉语使用中所缺失的优雅与凝炼。

汉语的美，形神兼备，在古汉语中体现得尤为显眼，在极小的篇幅里，却能一语万言，彰显丰富的内涵。古诗之所以短小精悍，很大程度取决于其中所蕴含的典故。作为具有一定声律常识的读者，在阅读《声律启蒙》时，如将其作为一本典故辞典，亦能收获颇丰。值得一提的是，此版本的《声律启蒙》对于文中所提到的典故，一一作了简要的注释，为读者指明了方向、标明了出处。无论是较为人所熟知的典故，诸如“青眼”的典故出自于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管中窥豹”则出典于赌博；还是相对较为冷僻的出典，诸如“书*”并非贬义，指的是博览群书的皇甫谧，“传癖”则是同时代的杜玉，其爱《左传》成痴，而所谓“宋宗鸡”，并非是那个让少女痴迷的韩国欧巴，而是晋朝宋处饲养的一只聪颖异常的鸡，可以与人对谈；本书甚至收录了不少皇家八卦，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则是“花开唐苑，轰羯鼓以奚催”，其所讲的故事是：杨贵妃赏花，嫌弃花开台湾，下令敲打羯鼓催促，最终百花竞相盛开；每一个书中提及的典故如若遇上现今的段子手，大抵都是大有可为的好素材。

除了了解令人称奇的典故，书中的另一声律之外的养料则是可以教会我们不少意象词汇的典雅表达，“镜奁对衣笥”，尽显闺房之雅；“杨柳和烟”、“桃花流水”，好一派惬意河山。如作者车万育所言：“逸民之志，须凭诗酒养疏慵”，喝了太多应酬之酒的现代人，渐渐忘了读诗的滋味，也丢了忙碌之外的闲情逸致。汉语如此美丽，而美好之事物，值得我们坚守与传承。

有书生欲游吴地，道经江西，因风阻泊船，闲步入林，过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门外，小廊数间，傍有笔砚。书生攻画，遂把笔，于素壁上画一琵琶，大小与真不异。画毕，风静船发。僧归，见画处，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台山圣琵琶。”当亦戏言，而遂为村人传说，礼施求福，甚效。

书生往吴，经年，乃闻人说江西僧院，有圣琵琶，灵应非一，心窃疑之。因还江西时，令船人泊船旧处，上访之。僧亦不在，所画琵琶前，已幡花香炉供养矣。取水洗之尽，还宿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归，以失琵琶故，邻人大集，方共悲叹。书主故问，具言前验：“今应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潜隐。”书生大笑，为说所画及拭却之由，自是灵圣亦绝。

（选自唐·皇甫氏《原化记》）

白话译文

有个书生想要游玩吴地，路经江西，因为大风阻碍就停泊小舟，闲散行走进入一片树林，寻访一座僧院。僧人已经外出到其他地方去了，僧院的房门外面，有几间小厅廊，临近处有笔和砚台。书生善于画画，于是就拿起笔，在白墙壁上画了一个琵琶，大小和真的琵琶没有不同。画完，大风渐静书生乘船出发了。僧人回来，看到了画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人画的。于是告诉村里人说：“恐怕这是五台山上降临的仙琵琶。”当时也是戏言，然而这话于是就被村里人传说，人们给以教神的礼节仪式祈求得福，很灵验有效。

书生前往吴地，过了几年，就听人说江西的僧院，有个圣琵琶，灵验有效不止一二次，暗中对此感到怀疑。因此返回江西时，则令船进入停泊船原先的地方，上前拜访圣琵琶。僧人也不在，画的琵琶前，已经挂着幡，供着花，炉里点着香供奉了。书生取来水把它洗完，回去留宿在船上。到第二天，书生又上前拜访。僧人夜里已经回来了，因为失去琵琶的原因，邻近的人大规模地集中起来，正要共同悲哀感叹。书生特意询问，人们都说前头的应验：“如今一定有人违背了圣琵琶的指示，（违逆了神灵），所以它就隐没不见了。”书生大笑，对他们讲述了他所画以及擦洗掉的琵琶由来，从此神灵仙圣也绝迹了。

--唐·《圣琵琶传闻》

汤琵琶传

清王猷定

汤应曾，邳州人，善弹琵琶，故人呼为“汤琵琶”云。幼好音律，闻歌声辄哭。已学歌，歌罢又哭。世庙时，李东垣善琵琶，江对峰传之，名播京师。江死，陈州蒋山人独传其妙。时周藩王有女乐数十部，咸习其技，莫之能善也，王以为恨。应曾往学之，不期年而成。闻于王，王召见，赐以碧镂牙嵌琵琶，令著宫锦衣，殿上弹《胡笳十八拍》，激楚动人。王深赏，岁给米万斛，以养其母。应曾由是名著大梁间。

后征西王将军招之幕中，随历嘉峪、张掖、酒泉诸地，每猎及阅士，令弹塞上之曲。戏下颜骨打者，善战阵，其临敌令曾为壮士声，乃上马杀贼。一日大雪，至榆关，马上闻觱篥，忽思母痛哭，遂别将军去。

襄王闻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风涛大作，舟人惶扰失措，应曾匡坐弹《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见一老猿，须眉甚古，自丛箐中跳入蓬窗，哀号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跃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辄惆怅不复弹。

已归省母，母尚健，而妇已亡。母告以：“妇亡之夕，有猿啼户外，启户不见。妇谓我曰：‘吾迟郎不至，而闻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闻郎琵琶声，倘归，为我一奏石楠之下。’”应曾闻母言，掩抑哀痛不自胜。夕陈酒浆，弹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乱，负母鬻食兵间。

曾年六十余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见而怜之载其母同至桃源后不知所终

轸石王子曰：戊子秋，予乞食遇曾公路浦，已不复见君曩者衣宫锦之盛矣。明年，复访曾，曾坐土锉中作食，奉匕箸于母。人争贱之，而予肃然加敬焉。曾仰天叹日：“世鲜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后，将投身黄河之岸矣!”予凄然许曾立传。越五年，乃克为之。呜呼！世之沦落不偶，而叹息于知音之寡者，独曾也乎哉？

--清《四照堂集》

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 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 。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 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 ，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

“大爱无形”这个词是“大象无形”这个词演变来的。

“大象无形”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

老子在说到"道"的至高至极境界时，引用了"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说法，意思是："宏大的方正（形象）一般看不出棱角，宏大的（人）材（物）器一般成熟较晚，宏大的音律听上去往往声响稀薄，宏大的气势景象似乎没有一定之形"。"大象无形"可以理解为：世界上最伟大恢宏、崇高壮丽的气派和境界，往往并不拘泥于一定的事物和格局，而是表现出"气象万千"的面貌和场景。

这首词起句便不寻常，一连用七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还极富音乐美。宋词是用来演唱的，因此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有极深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

只觉齿舌音来回反复吟唱，徘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而她还未开口就觉得已能使听众感觉到她的忧伤，而等她说完了，那种伤感的情绪还是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愁绪在心头和空气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

心情不好，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天气，词人连觉也睡不着了。如果能沉沉睡去，那么还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逃离痛苦，可是越想入眠就越难以入眠，于是词人就很自然想起亡夫来。

披衣起床，喝一点酒暖暖身子再说吧。可是寒冷是由于孤独引起的，而饮酒与品茶一样，独自一人只会觉得分外凄凉。

端着一杯淡酒，而在这天暗云低，冷风正劲的时节，却突然听到孤雁的一声悲鸣，那种哀怨的声音直划破天际，也再次划破了词人未愈的伤口，头白鸳鸯失伴飞。词人感叹：唉，雁儿，你叫得这样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失偶了吗？

难道也像我一样，余生要独自一人面对万里层山，千山暮雪吗？胡思乱想之下，泪光迷蒙之中，蓦然觉得那只孤雁正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的那一只。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日传情信使仍在，而秋娘与萧郎已死生相隔，人鬼殊途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一奇思妙想包含着无限无法诉说的哀愁。

这时看见那些菊花，才发觉花儿也已憔悴不堪，落红满地，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雅致了。词人想：以往丈夫在世时的日子多么美好，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了。

故物依然，人面全非。“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得似往时。”独对着孤雁残菊，更感凄凉。手托香腮，珠泪盈眶。怕黄昏，捱白昼。对着这阴沉的天，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可怕。独自一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变慢起来。

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点点滴滴，淅淅沥沥的，无边丝雨细如愁，下得人心更烦了。再看到屋外那两棵梧桐，虽然在风雨中却互相扶持，互相依靠，两相对比，自己一个人要凄凉多了。

急风骤雨，孤雁残菊梧桐，眼前的一切，使词人的哀怨重重叠叠，直至无以复加，不知怎样形容，也难以表达出来。于是词人再也不用什么对比，什么渲染，什么赋比兴了，直截了当地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简单直白，反而更觉神妙，更有韵味，更堪咀嚼。相形之下，连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稍觉失色。一江春水虽然无穷无尽，但毕竟还可形容得出。而词人的愁绪则非笔墨所能形容，自然稍胜一筹。

下面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正与上文“乍暖还寒”相合。古人晨起于卯时饮酒，又称“扶头卯酒”。这里说用酒消愁是不抵事的。、

下文“雁过也”的“雁”，是南来秋雁，正是往昔在北方见到的，所以说“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了。《唐宋词选释》说：“雁未必相识，却云‘旧时相识’者，寄怀乡之意。赵嘏《寒塘》：‘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词意近之。”

上片从一个人寻觅无着，写到酒难浇愁；风送雁声，反而增加了思乡的惆怅。于是下片由秋日高空转入自家庭院。园中开满了菊花，秋意正浓。这里“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英满地。

“憔悴损”是指自己因忧伤而憔悴瘦损，也不是指菊花枯萎凋谢。正由于自己无心看花，虽值菊堆满地，却不想去摘它赏它，这才是“如今有谁堪摘”的确解。

然而人不摘花，花当自萎；及花已损，则欲摘已不堪摘了。这里既写出了自己无心摘花的郁闷，又透露了惜花将谢的情怀，笔意比唐人杜秋娘所唱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深远多了。

从“守著窗儿”以下，写独坐无聊，内心苦闷之状，比“寻寻觅觅”三句又进一层。“守著”句如依张惠言《词选》断句，以“独自”连上文。

秦观（一作无名氏）《鹧鸪天》下片：“无一语，对芳樽，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与此词意境相近。但秦词从人对黄昏有思想准备方面着笔，李则从反面说，好像天有意不肯黑下来而使人尤为难过。

“梧桐”两句不仅脱胎淮海，而且兼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词意，把两种内容融而为一，笔更直而情更切。最后以“怎一个愁字了得”句作收，也是蹊径独辟之笔。

自庾信以来，或言愁有千斛万斛，或言愁如江如海（分别见李煜、秦观词），总之是极言其多。这里却化多为少，只说自己思绪纷茫复杂，仅用一个“愁”字如何包括得尽。妙在又不说明于一个“愁”字之外更有什么心情，即戛然而止，仿佛不了了之。表面上有“欲说还休”之势，实际上已倾泻无遗，淋漓尽致了。

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枝蔓，相关情事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谱入新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又却体现了倚声家的不假雕饰的本色，诚属个性独具的抒情名作。

扩展资料：

原文：声声慢·寻寻觅觅

宋代：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译文：苦苦地寻寻觅觅，却只见冷冷清清，怎不让人凄惨悲戚。乍暖还寒的时节，最难保养休息。喝三杯两杯淡酒，怎么能抵得住早晨的寒风急袭？一行大雁从眼前飞过，更让人伤心，因为都是旧日的相识。

园中菊花堆积满地，都已经憔悴不堪，如今还有谁来采摘？冷清清地守着窗子，独自一个人怎么熬到天黑？梧桐叶上细雨淋漓，到黄昏时分，还是点点滴滴。这般情景，怎么能用一个“愁”字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