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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农业起源，古籍中有许多美丽动听的传说故事，经常要归功于伟大的神农、后稷和黄帝或其他帝王、名臣等等(1)。但要想真正解决中国农业的起源，仅凭古史传说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丰硕成果。近半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使我们能够了解中国原始农业的基本面貌，而近几十年来的民族学，又使这个基本面貌更加清晰和生动。

一．农业的发明

农业是在采集基础上产生的。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在长期的采集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一些可食植物的生长，经过无数次的实践，终于将它们栽培、驯化为农作物，从而发明了农业。当农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时，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曾在山西省朔县峙峪和沁水县下川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石刀、石锯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采集野生谷物的工具。其年代是距今28000—120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更新世晚期，当时处于冰期和间冰期交替之中。冰期气候干冷，狩猎不易，植物减少，人们的食物匮乏，迫使人们努力去采集野生植物充饥，也加深了对野生植物的观察和认识。在距今13000—12000年左右，处于间冰期，气候转为较温暖湿润，草本作物生长较为茂盛，禾本科植物增多，人们更易于采集到野生谷物，也会更加珍惜这些野生谷物。人们先是注意加以保护，然后尝试进行种植。一旦尝试成功，就会加以推广。农业也就诞生了。

因此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将采集的野生谷物撒在地上，让它生长，到成熟时用手摘取，这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民族学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云南的独龙族就是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既清除了农作物生长的杂草，又可利用带起来的泥土掩埋种子。农作物长大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和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2)

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江西省万年县吊桶环遗址和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1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稻作遗存和水稻植硅石，可能就是属于这一阶段。玉蟾岩遗址发现3粒稻谷，其中1粒是野生稻，其余属栽培古稻，其年代为距今14000年左右。吊桶环遗址的植硅石鉴定结果，表明12000年前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为食物。大约在距今10000—9000年，栽培稻已经出现。牛栏洞遗址的植硅石年代为距今11000—8000年。(3)这3处遗址都没有发现典型的农业工具，可见当时的种植水稻的方式是与上述云南独龙族类似。

与此阶段同步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可能还有河北徐水南庄头等遗址，以及华南地区的一些洞穴遗址，如广东英德牛栏洞(距今100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9000年)等。这一阶段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也被称为“火耕”或"刀耕火种”。

大约到了8000年前，原始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突出的标志是出现了农业工具，反映了耕作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由于谷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必然要扩大种植面积以承受日益增多的人口压力。但是天然的适宜种植谷物的土地毕竟有限，必须开辟新的耕地。人们除了用火焚烧地面上的野草杂树之外，还要砍伐荒地上的树木和刨掘树根，平整地面，以便于播种，使庄稼顺利生长。而这些作业仅凭双手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工具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用来砍伐的石斧、石锛，用来修正土地的耒耜，以及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用于脱壳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工具。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栽培驯化，野生的谷物逐步进化，品质得到改良，初步脱离了野生状态，产量相应提高。农业也就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了。但是，当时还不可能会对土地进行施肥，因此种植几年之后，地力衰退，产量下降，就将土地抛荒，另辟新地种植。称之为抛荒制。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大体上是属于这一阶段。如在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距今7800—7300年)，黄河中游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黄河下游的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距今7000多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7868年左右)，淮河下游的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距今7000多年)，长江中游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湖北省宜都枝城北遗址(均距今8000年左右)，长江下游的浙江省浦江县渠南村遗址(距今9700—8200年)、浙江省萧山跨湖桥遗址(早于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桐乡县罗家角遗址(距今7100年左右)，等等。

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铲、石耜、骨耜、木耒(痕迹)、石刀、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一整套农业工具，发现了炭化的粟、黍、稻(籽粒或壳)，属于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此外，还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或模型，说明原始农业已经脱离了火耕阶段。特别是耒耜等翻土工具是典型的农具，而整地又是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环节，因此这一阶段的原始农业也被称为“耜耕农业”。

大约从距今6000多年开始，原始农业进入了时期。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农田的开辟，产量的提高，有了更多的粮食可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可以比较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定居，村落规模逐渐扩大。而人口的增加又迫使人们去耕种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和饲养更多家畜，导致原始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农具的种类增加，石质农具通体磨光，制作得更加精致、实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农田得到进一步整治，修整沟渠等排灌措施，对田里的庄稼加强保护管理(如铲锄杂草，驱赶糟蹋庄稼的野兽等)。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址，都属于这一阶段。考古学家不但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木、石、骨、蚌质地的农具和数量众多的粮食作物遗存以及畜禽骨骼，更为难得的是发现了农田遗址。如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和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遗址都发现了6000年前的水田遗址。特别是草鞋山遗址的水田是由小块水池状的水田串联而成，小者几平方米，大者十几平方米，互相间有水口串联，并有水井、水塘、水沟等配套设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已日趋成熟。同时也表明原始农业的耕作制度已由原始的抛荒制进步到熟荒耕作制，而南方则可能已是连续耕作制，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大约从5000多年前到4000多年前这段时间里，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达时期。农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实用，种类增加。如石锄、石镢的普遍使用，石铲更为扁薄宽大，精工磨制，出现了有肩石铲、穿孔石铲、穿孔石刀，石镰的制作也较以前进步，粮食加工工具杵臼的出现和推广，晚期还出现了石犁，标志着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增多，粟、黍、稻、麦、豆、麻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水稻种植已扩大到黄河流域，粮食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畜牧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后代称为“六畜”的马、牛、羊、猪、狗、鸡等均已饲养，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下降。水井的开凿并被使用到生活和生产上，给定居生活提供更大的方便，使人们可以向距离河流和泉水较远的地区扩展。发达的原始农业不但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为积累了财富，而且为制陶等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创造了条件，也为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处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有：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华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山文化等为数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原始农业已形成三大经济类型，即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以黄淮地区为中心的粟、稻混作农业，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稻作农业，基本上已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大体格局。二．作物的栽培

农业的产生是以粮食作物的栽培为标志。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农作物标本，说明黄河流域的先民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种植粟、黍、稷等旱作谷物，在5000年前已经种植小麦。而长江流域的先民则早在1万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粟  粟是属于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作物，原产于中国北方，一直是黄河流域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它是从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的。何时驯化，尚不清楚。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炭化粟粒、粟壳或谷灰。其中最早的为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省新郑县沙窝李遗址，前者距今8000年左右，后者距今7000多年。磁山遗址共发现了88个存有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食均堆积在窖穴的底部，十分疏松，出土时略为潮湿，颜色显绿，风干后成灰白色，大部分已成粉末状。粉灰之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壳，颗粒完整，外部形态圆隆饱满，直径约2毫米，与粟粒基本相同。经灰象法鉴定证明是粟。有些窖穴的底部粮食堆积中发现有完整到陶盂，可能是盛取粮食的容器。有些窖穴在粮食堆积的底部整齐地摆放着猪、狗等家畜(骨架)，可能是存放粮食时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而放人的。新郑沙窝李遗址也发现一片面积约o．8—1．5平方米比较密集的粟的碳化颗粒。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粟的遗存。这些粟粒有的是存放在窖穴里，厚达18厘米。有的是放在陶瓮、陶罐或陶钵中。其中有的可能是作为种子而保存的，也有的是放在坟墓里作为随葬品，可见粟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距今4800多年的粟粒，体积达1立方米多。说明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后，粟也成为黄河下游的主要粮食了。

黍、稷  黍稷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温暖、抗旱力极强，特别适合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种植。黍稷本是同种作物，农学界一般将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秆上有毛，子实黏性者称为黍；将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开，秆上无毛，子实不黏者称为稷。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公元前5850年的碳化黍粒，说明黍在中国的栽培也有近8000年，与粟一样古老。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和山东省长岛县北庄遗址也都发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黍壳。在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里，还发现了堆积达1．8立方米的稷穗，是捆扎成束堆放在一起的，也可能是作为种子贮藏的，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此外，在新疆、青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黍稷遗存。它们和粟一样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

麦  麦在我国种植的历史较晚，目前只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麦的遗存，其中最早的是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和大麦的碳化籽粒。距令5000年左右。其次为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中出土了数百粒小麦，距今4000年左右。在新疆哈密市五堡乡克孜尔确卡古墓中发现大麦的植株和穗子，距今3200年左右。看来麦子在新石器时代还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稻  稻是一年生的禾本科草本作物，喜温暖、潮湿，是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最主要粮食作物。栽培稻是从野生稻驯化来的。驯化的时间大约在1万多年前。考古学家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但已具有人工干预的痕迹，说明当时人们不但已经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而且可能已尝试人工种植。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3粒半1万年前的稻粒，其中一粒是野生稻，其余属古栽培稻。在广东英德市牛栏洞遗址也发现了1万年前的水稻植硅石。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也发现了9000年前稻作遗存。这就证明我国栽培水稻的历史已有万年之久。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种植在长江流域中游和淮河上游都颇具规模。考古学家在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李家岗遗址都发现了大量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壳和稻谷遗存，有的保存极好，出土时如同新鲜稻谷。在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谷遗存。经鉴定都属于古栽培稻。说明已经越过选育、驯化阶段，形成了早期稻作农业文化。大约到了7000年前，我国的稻作农业已进入发展阶段。淮河流域下游、长江中下游都已发现很多稻作文化遗址，如湖南省的临澧县胡家屋场、岳阳市坟山堡遗址，湖北省宜都城背溪、枝城北以及秭归县柳林溪遗址，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等，都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说明这一时期，稻作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普及，并且水稻品种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到了6000年前，我国的原始稻作开始进入发达阶段，水稻种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规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种植已经遍布长江流域各地以及华南、闽台地区，甚至连黄河流域(如陕西、河南、山东)都已开始种植水稻了。水稻的驯化、培育成功，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巨大成就之一。

蔬菜瓜果  原始居民除了食用主粮之外，还要吃蔬菜瓜果。根据资料，商周时期我国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业已经相当发达，推测其起始年代应有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目前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葫芦、菱芡、甜瓜子、莲子、桃核、梅核、枣核、栗壳以及菜籽等实物，年代最早可达7000年前。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野生植物，看来当时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培育粮食作物方面，同时采集一些野生果实充饥，不可能有人工种植。不过，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曾出土过距今近7000年的油菜籽，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的一座房子遗址里发现一件小陶罐，口很小，内盛碳化了的菜籽，经鉴定是属于白菜或芥菜的种子。将菜籽装在不易取出的小陶罐里，显然不是为了食用，应该是供来年种植使用。由此可见，我国人工种植蔬菜的历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白菜、芥菜和油菜的起源地正是中国，至今仍然是民间最主要的蔬菜。

纤维作物及蚕桑  原始人最初的衣服是冬披兽皮夏穿树叶，以后逐渐学会利用野生葛、麻的纤维纺织布料制成衣服。当原始农业发展以后，人们在种植粮食的同时也尝试栽培麻、葛等作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人们也从采集野生的蚕茧进而学会养蚕缫丝纺织衣服。这个过程可能要晚于粮食作物的栽培，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才发展起来的。首先被驯化栽培的是大麻。大麻是雌雄异株植物，雌株结的籽粒可食用，古人曾作为粮食，被列为“五谷”之一。雄株的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原始先民可能是在采集雌麻籽粒过程中发现了雄麻纤维可做衣料，从而逐渐加以栽培种植。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出土过四五千年前的大麻籽，新疆孔雀河古墓内出土过4000年前的大麻纤维，辽宁省北票市丰下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麻布残迹，是目前最早的实物标本。另一种纤维作物苎麻是雌雄同株，大约与大麻同时被种植，浙江省吴县钱山漾遗址曾出土了一些苎麻布和苎麻绳子，距今也有4000多年。葛是野生纤维植物，但是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过6000年前的葛纤维纺织品残片，说明当时原始先民可能已经有意识的加以保护利用，甚至也可能尝试种植它。原始先民在采集野生桑椹充饥过程中，会发现桑树上野蚕所结的茧，从而逐渐利用野蚕茧丝，继而有意识地保护、饲养，终于将它驯化成家蚕。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两件5400年前的陶蚕蛹，钱山漾遗址也出土了4700多年前的家蚕丝带、丝线和绢片。可见至少在5000年前，我国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这是纺织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说明黄帝“淳化……虫蛾”的传说并非毫无根据。

三．家畜的驯化

在旧石器晚期，由于狩猎工具的改进和狩猎经验的积累，人们捕捉野兽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有可能将一些暂时不吃的活的野兽或小动物放在天然地洞内或圈以栅栏养起来，以备日后捕捉不到野兽时食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洞养或圈养的野兽也越来越多。天长日久，部分野兽的性情开始渐渐温顺起来，进而驯化为家畜。这样就开始了原始的畜牧业。这一过程，大体上是与农作物的栽培同步的。从考古资料得知，至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经开始饲养狗、猪、牛、羊、马、鸡等家禽家畜。

狗  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早在狩猎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进入农业时代，狗会有一部分成为肉食对象。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狗骨骼，说明至少在8000年前狗已成为家畜之一。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华北狼有很大区别，已具备家养狗的特征。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陶狗鬶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狗的形态特征。

猪  猪是从野猪驯化而来的，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的家猪骨骼，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猪骨骼，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7000年前的陶猪模型，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和现代家猪之间，属于原始家猪阶段。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陶猪鬶，其形态则属于典型的家猪。在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经常以猪作为随葬品，说明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可见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已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羊  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羊一直是北方居民的主要肉食对象。因此北方的遗址中发现的家羊遗存较南方为多。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出土过一件陶羊头，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出土过一件陶塑器盖把纽，呈羊头状，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过羊骨骼。在南方，最早的发现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陶羊，其形态属于家羊。看来，至少在7000年前，羊的驯化已经成功。到了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各地已普遍养羊，因此，各地的遗址发现羊骨骼也较多。

牛  作为肉食的牛，主要是黄牛。耕牛则包括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它们各有其野生的祖先。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出土过黄牛的骨骼，河姆渡遗址出土过牛的残骨和牙齿，半坡遗址也出土过牛的牙齿，江苏省邳县刘林遗址还发现30多件牛的牙床和牙齿。说明牛的驯养早在8000年前就已开始，至6000多年前，南北各地都已饲养黄牛。水牛的饲养在南方可早到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16个水牛头骨。江苏省吴江县梅堰遗址也出土了7个6000年前的水牛头骨。在北方，山东省的大汶口、王因遗址，河北省的邯郸涧沟村遗址，陕西省的长安客省庄遗址，都发现过水牛骨骼。可见至少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牛已经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了。

马  马的驯养比较晚，在我国一些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未发现马的遗存。我国家马的祖先是生活在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蒙古野马，最早驯养马的也应该是这一地区的先民。只在半坡遗址发现2颗马齿和1节马趾骨，未能肯定是家马。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如山东省历城市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市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出土过马骨。

鸡  鸡是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发现原鸡的遗骨，西安半坡遗址也发现原鸡属的鸟类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各地都有条件加以驯化。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山东省滕县北辛等遗址都有家鸡遗骨出土，说明家鸡的驯化年代可早到8000年前，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都已饲养家鸡，成为主要的家禽。总之，古代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犬、猪)在新石器时代都已经驯养了，除了马较晚之外，其它畜禽驯养的都早到七八千年前，远远超过传说中黄帝“淳化鸟兽虫蛾”的年代。

宋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当推沈括，他晚年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逝世。他一生著作多达几十种，但保存到现在的，除《梦溪笔谈》外，仅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和医药著作《良方》等少数几部了。《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来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 

代表性的人物和其作品： 

自然和技术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 

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 

医学家：陈实功——《外科正宗》 

医学家：张景岳——《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 

数学家：王文素——《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数学家：程大位——《算法统宗》 

地质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 

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 

兽医学家：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 

植物学家：朱橚——《救荒本草》 

植物学家：俞宗本——《种树书》 

植物学家：马一龙——《农说》 

植物学家：屠本畯（jun）——《闽中海错疏》 

此外，还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医学　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历法和数学　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苏州吴江人，著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几种天文学方面的著作。他精通中西历法，对二者异说，皆能条其原委，究其得失。他肯定了西洋历法先进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他对日月食的算法，对一些天文数据的应用，以及回归年的长度、岁差常数等问题，都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由于他能结合中外经验，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所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进了中国历算学的发展。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我国古代历算学的整理和阐发，同时也对西洋科学加以研究和介绍。所著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书籍，共达86种，在中外科学知识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写的《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 

他的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括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达到当时我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该书的《方程论》部分，阐明了我国古代方程的独创性，指出这种算法是西洋所没有的；他在《勾股测量》、《九数存古》等部分，也都发扬了我国古代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堑堵测量》、《几何补偏》部分，他介绍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学，并对西洋立体几何作了论述和发展；而在《筹算》、《度算》、《比例数解》等部分中，则解释和介绍了西洋的对数、伽利略的比例规等方法。 

明安图，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历算学家。他在乾隆时任钦天监监正。当时从欧洲传进三个有关三角函数的解析式子——割圆三法（圆径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没有公式的证明方法。中国学者曾长期苦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给当时的数学工作者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明安图经过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四卷，不仅创用“割圆连比例法”证明了三个式子，而且进一步创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这是明安图对数学的杰出贡献。他是我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地理测绘　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乾隆时，又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我国的新疆地区。这两份地图，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嘉怯邺十五年（1820年）绘制的《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清代疆域图，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版图。 

邹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又字一鹗，广东南海人。邹伯奇在科学上是个多面手。他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仪器制造上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就，是中国近代史早期即鸦片战争时候出色的科学技术发明家。

邹伯奇在当时很简陋的条件下，对光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是我国摄影机的最早制造者，他写过对古代所谓“格术”和关于“取景器”的光学论文。他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因用镜取火，受到启发，制成了“取景器”，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快门和底板，而发明了摄影机，他自拍的一张照相底片一直保存到现在，目前在广州越秀公园镇海楼广州市博物馆内还陈列着他自摄的一张照片。在欧州，1839年发明了银板照相法，邹伯奇的发明较之欧洲只晚了几年时间。他发明的科学仪器有一些还完好地保存到现在，如在广州市文管会和广州市博物馆还保存和陈列有他发明的“日夜晷”和“七政仪”等。“日夜晷”是在白天利用日光照射投影，晚间利用节气和星宿位置来确定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他利用这种办法推算出《广州日夜晷运行时刻图》。“七政仪”应称“太阳系表演仪”，是由他制作的我国早期表演哥白尼日心地动学说的一种天象仪器。它的制作，是我国科学家把哥白尼学说予以实际运用的首创。这种仪器由一个四足圆盘底座和太阳系各星球的模型两部分构成，圆盘中心直立一金属轴，上端安一大圆球表示太阳；在“太阳”下面安有八个环套在轴上，各环外各水平面上接装一金属杆，末端各垂直向上安装星球模型。各模型可以绕轴旋转，直观地表演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规律。八个圆环的支杆上各有一组星球，中间有一个大球表示“行星”，大球周围的小球表示“卫星”。这架“太阳系表演仪”以形象的实体表现了天体太阳系的真实情况，在我国近代史初期对于破除“天动地静”、“天圆地方”、“日月众星皆斜绕大地（地球）而行”，以宣扬“天尊地卑”的长期流传的错误说法起了积极作用。它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辑录以介绍和宣传哥白尼日心说的有关译文进行直接的配合，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的一些所谓宿儒阮元、戴熙等的上述谬说。此外，邹伯奇尚制作有天球仪（在我国古代称为“浑球”或“浑天象”）为自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设计制作的在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二架天体仪。这架天体仪体积不大，设计精巧，连底座在内通高不过50公分，从结构到形式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与南怀仁所制作的那一架不同。

邹伯奇还精于测地绘图，在这方面“尤多创解”，他的家乡南海县的县志地图都是他“手定义例”，被评为“跬步密测，密合无憾，虽以西人为之微妙不是过也”。

同治三年（1864年），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以伯奇专精数学，特荐于朝，请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清廷命地方官咨送邹伯奇到北京任职，邹伯奇“坚以疾辞”。与此同时，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两江总督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内设学堂，“请伯奇以数学授生徒，属前任督学刘熙载致意”，邹伯奇还是拒绝征调，一直家居养母，坚持清贫生活，直到几年后去世。

邹伯奇的著作稿经其后人整理成《邹征君遗书》，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地理、测量及经史等，范围广泛。 

齐彦槐　(1774—1841)　 

清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齐彦槐，字荫山，号梅麓，婺源冲田人。年少时读书聪敏，下笔成章。嘉庆十三年考举人获第二名，次年中进士。 

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苏金匮县知县、苏州府同知、知府。任职间，专心为民谋利，民称“齐青天”。为了抗旱，深入民间采访，创造了提水抗旱的龙骨车和恒升车。又精心制成了一架天文钟——中星仪（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能准确了解天上的星象位置和运行情况。时称为“千古以来未有之能事”。 

郑复光（1780～） 

中国清代科学家。字元甫，号浣香。安徽歙县人。监生出身。卒年不详。郑复光于数学、物理学都有一定的成就。他善于融会贯通中西算术，常与当时数学名家李锐、汪莱、张敦仁等讨论天算问题。他还善于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那些容易引起当时人们“惊骇以为灾祥奇怪”的自然现象，汇集了200多条，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纂成《费隐与知录》一书，内容包括天文、气象、化学、物理等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郑复光在科学上的最出色的研究是在光学方面。他经过数十年的观察、实验和研究，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835）前后归纳出一套具有独特形式的几何光学理论，著成《镜镜詅痴》一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版。全书共5卷，约7万余字，扼要地分析了各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镜质和镜形，系统地论述了光线通过各种镜子（主要是凹、凸透镜和透镜组 ）之后的成像原理。具有丰富的光学知识。书中创造了一些光学概念和名词来解释光学仪器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其中有些概念名词是错误的。《镜镜詅痴》还对各种铜镜的制造、对铜质透光镜的透光原理，对于冰透镜取火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它是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一部重要的光学专著，代表了清代中期中国的光学发展水平。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汪莱（1768－1813） 

中国数学家。清代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字孝婴，号衡斋，安徽歙县人。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但刻苦用功，“不由师傅，深造自得”，终于博通经史及天文、数学。成年后以教书为业，与焦循、李锐共同探讨天文数学问题。1806年受聘负责测量六塘河入海口，供治河参考。1807年到北京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入国史治纂修《天文志》、《时宪志》等民用历书。因修书有功，1809年被选授石埭县（今安徽石台县）儒学训导（主管文教），直至早逝。著有《衡斋算学》7册（1796-1805）和遗稿《衡斋遗书》9卷，由学生夏燮整理后合刻刊行（见《衡斋算学遗书合刻》）。他的主要贡献有：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方程理论，提出高次方程正根的存在及数目问题和方程系数应具备的条件，当方程的根均为正根时，得到了与三次方程韦达定理一致的结果；系统讨论了球面三角形6种基本问题的求解，分别得出了有解和无解的条件；得到一系列组合公式。他还对勾股问题、p进位制等问题有创见，著有《递兼数理》、《参两算经》等专著。其中《参两算经》是中国数学史上第一篇专论P进位制的著作，意义深远。此外，为观测和修历需要，设计制造过浑天仪、简平仪、一方、勺漏等天文仪器。 

李锐（1769～1817） 

中国清代数学家。字尚之，号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人。曾受业于钱大昕门下，后入阮元幕府，整理数学典籍。实际主持《畴人传》的编写工作。著有《弧矢算术细草》、《勾股算术细草》、《方程新术草》，阐发中国古代数学的精粹。还曾对多部历法进行注释和数理上的考证，著成《日法朔余强弱考》。 

1《曾国藩》唐浩明 著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通俗，可读性强，艺术地再现了曾国藩平凡且辉煌的一生。本书既写曾国藩的文韬武略，也写他的待人处民与生活态度；既写他的困厄与成功，也写他的得宠与失宠。曾国藩制胜的兵法、治军行政的方针，他独特的人生观、处世哲学，他的文化素养和人格品位等等，都在作品中得以表现。

2《冰鉴》曾国藩 著

《冰鉴》一书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它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因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本书其实就是一本他个人对“面相学”的体会和研究报告。 

3《挺经》曾国藩 著

《挺经》讲的是如何做事，做人，不像现在的那些励志书籍讲的明明白白，书中给的故事和道理都需要自己的思考，自己领悟。 

由于曾国藩没能完成他的这部《挺经》就告别了人世。该书的部分内容、篇章散见在《曾国藩杂著》及其弟子、幕僚的著述中。现在读者手中的《挺经》，是经资深研究员吴樵子历时数载，从《经史百家杂钞》、《湘乡曾氏文献》、《曾国藩年谱》、《曾国藩全集》，以及曾国藩的僚属、弟子的文集、笔记等一百二十余种典籍中辑佚、整理出来的。

全书按李鸿章口述的“挺经十八法”，共分十八卷，每卷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以经为纲，以事为纬，包括经文、经文注译、事典、点评四个部分，事典是从“事”的角度对经文的阐释，绝大多数是曾国藩的所作所为；点评也从经文出发，对经文中出现的以及历史上相类的人物、事件的总结、概括和评析。

4《曾国藩家书》曾国藩 著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为官鼎盛时期写给家里人的信的辑录，从中可看出曾国藩功高而不震主的秘密。 

《曾国藩家书》内容广博，既有治军为政之道，又有人生处世之谈，自1879年初刊以来，广为流传，是研究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的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

曾国藩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其诗歌教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5《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清] 曾国藩 原著，唐浩明 评点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介绍了曾国藩的家世、学养和人脉关系。举凡曾氏大家庭、小家庭的每位成员，与曾氏有较密切交往的亲戚朋友，《评点》中都将眉目清晰的予以介绍。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视角来考察曾氏的思想，分析曾氏有哪些方面对今人仍有启益价值和借鉴价值，是《评点》作者用力最多的部分。比如作者将会细致地分析曾氏有关求缺的思想、惜福的思想、不留钱财给子孙的思想等等。

探索曾氏的内心世界，发表作者的读史领悟，是《评点》的最大特色。比如推动曾氏将湘军做大做强的第一动力究竟是什么？又如曾氏官越大、权越重、心里越恐惧、行动越谨慎。他为什么会这样？作者在评点曾氏为母亲办丧事时，提出了“孝道平衡了“三从四德”’的观点；在评点曾氏教子时，提出聪明并不是人的重要美质等等。

6《曾文正公嘉言钞》[清] 曾国藩 著，梁启超　辑 

曾国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自近代以来，就是中国青年争相学习的楷模。梁启超先生一生对曾文正公推崇备至，对其遗著更是“一日三复”，曾文正公的文集非常之多，不适合一般人阅读，梁启超先生对他认为的精华部分做了摘录，非常方便阅读，白话文翻译也挺不错，此书适合经常翻阅。 

7《经史百家杂钞》[清] 曾国藩 著

《经史百家杂钞(上下)》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二十六卷。《经史百家杂钞(上下)》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着、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

曾国藩简介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徐大椿

徐大椿(1693～1771)，原名大业，字灵胎，号洄溪，江苏吴江人，今苏州市吴江区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卒于高宗乾隆三十六年，年七十九岁。性通敏，喜豪辩。自《周易》、《道德》、《阴符》家言，以及天文、地理、音律、技击等无不通晓，尤精于医。初以诸生贡太学。后弃去，往来吴淞、震泽，专以医活人。大椿著书颇多，有《兰台轨范》、《医学源流论》、《论伤寒类方》等，都为医学之籍。他的歌曲有《洄溪道情》三十余首，《中国诗史》颇有愤世之辞。

中文名：徐大椿

别名：洄溪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

出生日期：1693年

逝世日期：1771年

职业：清代名医

信仰：道家思想

代表作品：《兰台轨方》、《医举源流》（又名医学源流论；两卷）等

人物成就

大椿精勤于学，平生著述甚丰，皆其所评论阐发，如《医学源流论》(1757)、《医贯砭》(1767)、《兰台轨范》(1764)《慎疾刍言》(1767)等，均能一扫成见，另树一帜，实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家。又著《难经经释》(1727)，《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伤寒类方》(1759)等以及后人整理的《洄溪医案》及《乐府传声》，虽曰遵经诠释之作，其中真知灼见亦颇不少。后人将其所著辑为《徐氏医学全书六种》等板行，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人物关系

弟子：吴蓟（1736-1824），字兰佩，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人，吴蓟家学渊源，是清朝著名医学家徐大椿弟子。少时跟随父亲和祖父在医馆学医，洞明药性，颇多疑难杂症，都可手到病除。后因吴母突患肺岩（今称肺癌），吴蓟虽全力医治，遍寻各地名医，仍就无法痊愈，3年后病至肝部而逝。吴蓟痛下决心肆力于岩疾，为求医技精湛，拜入名医徐大椿门下，成为其首个弟子，追随在其身边学医十数年，终得其真传，医术更为精湛。

人物事迹

徐大椿曾两度奉诏赴京。首次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直言质朴而得乾隆帝嘉赏，原拟留职京师，坚辞放归隐居画眉泉；第二次乾隆三十六年，年已七十九岁，自知不豫，携子徐_同行，到京后三日死。死前自拟墓前对联曰：“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可谓平生写照云。

人物生平

“终日遑遑，总没有一时闲荡。严冬雪夜，拥被驼绵，直读到鸡声三唱。到夏月蚊多，还要隔帐停灯映末光。只今日，目暗神衰，还不肯把笔儿放轻”。

这是清代名医徐大椿自述生平精研医经典籍的词句。

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县人，今苏州市吴江区人，生于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卒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他出生在书香之家。曾祖父好古博学，积书甚富。祖父举博学宏儒，官翰林院检诗，纂修明史，是位饶有隐逸风格的词章之士，平生工于诗古文辞，在文苑中很有声名。父亲徐养浩，考授州司马不成功，也是位读书人。徐大椿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长辈们寄以读书做官、承继祖业、克振家声的希望，那是自然的事。然而，徐大椿却淡功名利禄，不屑八股文；相反，对经学和医学却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就自选了一条学医济世的道路。

徐大椿十四岁已对学时文感到厌烦。他老师启发说：“时文有止境，只有经学才是无止境的。”，于是他就一心扑在经学上，其中用心最多的是《易经》，旁及诸子百家。专心致志地探求各种实用的学问，终于在诗、文、书、画、天文、历算，音律、击刺、算法、水利，尤其是医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徐大椿家人多病，三弟患痞病，父亲遍请名医诊治，徐灵胎亲自制药，医理稍通。然而四弟、五弟相继不治而亡。父亲因此悲伤得病，终年医药不绝。他深深感到医学的重要，也气愤于当时庸医之医术低下，于是愤而学医。他把家藏几十种医书拿来读，朝夕披览，日久通其义。

从他开始学医的五十年中，经他批阅的书约千多卷，泛览的书约万余卷。据《苏州府志》记载，他穷经探《易经》，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既益泛滥，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刀剑、技击、勾卒、嬴越之法，没有不通究的，而对于医更是深研。

徐大椿认为读书要从源到流，上追灵素根源，下治汉唐支派。首先熟读《内经》、《本草》、《伤寒》、《金匮》等古医典，继而博览《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以下各书，取长补短，以广见识，然后多行临证，把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联系起来，这才不会落入窠臼，步入偏见。

徐大椿很强调“学古”，对“古法”推崇备至，有“宗经法古”的思想。但是，他并非“食古不化”，相反，还有“疑古”的精神，敢于批语前人的得失。他读古书坚持了“掇其精华，摘其谬误”的原则，往往把读过的书，重加整理注释，节其冗，取其要，补其缺，正其伪。他读《难经》，就将其原文与《内经》对照，经过校勘，发现了许多新义，并指出了它不少错误。《难经》中有“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一句，他指出这是错误的，并作出恰当的解释。当时医界中，盛行承袭明代以来“温补派”的治法，用药不考虑病人的体质，仅执一、二温补之方，通治万人不同之病，所谓“执一驭万”。他们的方里往往十有九味是参、附、姜、术、茸、熟地等竣补辛热品，结果药证相逆，杀人无数。面对这种情况，徐大椿郑重地指出：医家要实事求是地诊断病情，用药必须十分慎重，不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温补。他在《医贯砭》中，语气有些过激地批语了明代医学家赵献可专以六味、八味为治，尽废古人经方的做法。他又在一篇《人参论》的文章里告诫人们，绝对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在与错误偏见斗争中，他总结了如下经验，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要精思历试，不能为邪说所误，这是可取的。

在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写的《徐灵胎先生传》里提到的两个有趣病例就足以证明徐大椿不仅在临床实践中印证书本的知识，而且结合实际，把前人的经验加以整理提高，写出了十几部很有价值的医学著作。其中《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砭》、《兰台轨范》、《伤寒类方》等。据王孟英说，后学均奉为金科玉律。他的《兰台轨范》、《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尤为一般中医所喜爱。徐大椿治学的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往往十年“磨一书”。在《难经经释》序中，他说，他研究医学十余年，乃注《难经》，又十余年才注《本草》，又十余年才作《医学源流论》，又五年才著《伤寒类方》。写《伤寒论类方》，他已满六十七岁，完稿后又钻研了七年，五易其稿而成。

徐大椿一生治好了不知多少病人，远近求治者络绎不绝。当时的皇帝乾隆，也多次召他上京治病。最后一次召见，是在他七十九岁，正当卧病不起时，推辞已属枉然，他只好叫儿子陪扶前往，并带一具棺材，准备途中随死随殓。果然到京第三天他就病死了。临终自拟墓门对联一副：“满山灵草仙人药，一径松风处士坟”。

个人著作

《徐灵胎医学全书》详尽介绍了徐氏的生平经历，以及其学术建树和著作考证等，对于后世研究徐灵胎的学术思想有很大启发。书末还附有“论文题录”，全面摘录了1950-1997年间公开发表的现代学者对徐氏学术思想、诊治经验以及生平著述等各方面研究的论文题目，以利读者查阅。

《徐灵胎医学全书》集古籍整理与现代研究于一体，完整、准确地反映了徐灵胎的医学学术特点，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医籍。可供广大中医爱好者参考阅读。

1、潘崇。春秋楚成王时太师，助楚穆王继位有功，被穆王封为太师，兼掌上环列之尹。

　　2、潘 岳（247-300）：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以文学才华及“美姿容”而著名。在文学方面，长于诗赋，文辞华靡，与陆机齐名，世称“潘陆”，并有成语“潘江陆海”可证。其《闲居赋》《悼亡诗》为世传颂，明人辑有《潘黄门集》。亦称为潘河阳﹑潘安。“貌比潘安”，是大家都懂得应用的一句话，用来形容姿容美好的男子。这位潘安，就是晋代的大才子潘岳。　

　　3、潘 尼（约250-311）：西晋文学家，字正叔，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官至太常卿。与叔父潘岳以文学齐名，世称“两潘”。明人辑有《潘太常集》。

　　4、潘 美（925-991）:北宋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字仲询，大名（今属河北）人。宋初，从太祖平定叛臣李重进，率军灭南汉、南唐、北汉，其功居多。雍熙三年（986）北伐，“美独拔寰、朔、云、应等州”，因攻辽时指挥失当，致名将杨业被俘绝食而死。旋以业妻折太君劾，削秩三等。后加至同平章事（宰相）。卒年六十七,赠中书令，谥武惠。真宗咸平(999)二年，配飨太宗庙庭，追封郑王。

　　5、潘骞：为震公次子，即潘美之弟，字国英。其从兄征伐， 屡建大功，在开宝年间，被封为武威将军节度使，镇守江西九江，深受百姓拥戴。宋咸平二年被追封为晋平王。其立兄潘美之幼子惟文为嗣。（骞公40世孙潘朝法敬书）　

　　6、潘大临 宋代诗人，字邠老，黄岗人。与弟大观皆以诗名。从苏轼、黄庭坚、张耒游，雅所推重，有《柯山集》。

　　7、潘 阆（？-1009）：宋诗人，字梦空，号逍遥子，大名（今属河北）人，官至滁州参军。诗风清浅而少雕琢，以五律居多，著有《逍遥集》。

　　8、潘 翼 宋代学乾，字雄飞，青田人。贯穿诸子百家，著九域赋、工古文，邑人登科者多出其门。王十朋自少从游，每叹不能竟其学。

　　9、潘季训（1521-1595）明代水利家，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以御史巡按广东，行均平里甲法。并曾四任总理河道，总结出一套治黄方法。有《两河管见》、《宸断大工录》、《河防一览》等。

　　10、潘平格（1610-1677）：明清之际思想家，字用微，浙江慈溪人。强调在日用实际上去求真理，提出“浑然一体”、“见在真心”的理论。著有《求仁录》。

　　11、潘柽章（1626-1663）：明清之际学者，。姓潘的名人字圣木，号力田，吴江（今江苏）人。著有《国史考异》，顾炎武推其精审。

　　12、潘 耒（1646-1708）：清初学者，字次耕，又字稼堂，吴江（今江苏）人。师事顾炎武，博涉经史及历算声韵之学，曾参与纂修《明史》。

　　13、潘奕隽：清初书画家，平生著述甚多。所著《丛三松堂集》，遍诵艺林。

　　14、潘恭寿：清初画家，其族第多人都是当时知名画家。

　　15、潘 韬 清代将领，吴川人。乾隆中任闽浙督标水师营参将，守护台湾有功，官至南澳镇总兵。　

　　16、潘仕成 清广东番禺人，字德畲。好藏书。道光间辑刊《海山仙馆丛书》，首开于古籍之外，兼刻西欧翻译诸书之例。鸦片战争时曾聘请法国专家仿造西洋战船，向清廷报告，未被采纳。

　　17、潘龄皋 清末进士。字锡九，河北安新人。历官甘肃布政使等。

纽氏，即钮氏。

春秋战国时期祖居吴兴(现为浙江省湖州市)花林的先祖宣义公（家中排行二十六）之女为吴王夫差（公元前495~ 473年）第八宫后，宣义公时任吴王从卫骑都尉），当时以椒房之戚拜赐印绶指印“纽”而赐姓，故本姓“纽”，后才演变成“钮”，这就是钮氏姓的由来。

有钮氏族人在陕西省黄陵县祭拜黄帝陵时，在“百家姓寻根问祖馆”请得有先祖宣义公的钛合金像，并抄录有如下的钮氏始祖简介：“钮姓始祖为钮宣义。春秋时期，钮宣义为吴国从卫骑都尉，因其祖上为专职从事钮柄制作的‘百工’之长，故以技艺为姓，称为钮氏。”

《晋书》记载，古代东晋时期的钮滔，著书立说，宣扬封建迷信，是个县令。北周有钮因、钮士雄父子，皆因至孝而闻名。宋代有钮钊，吴兴人。元代有钮克让，介休人，官至宣慰使，为官用法平恕，颇多善政。明代有德安知府钮衍，以清白见称。清代有文字学家钮树玉，吴县人；诗人钮福畴，乌程人；贡生钮绣，吴江人，博雅多闻。上述钮氏名人，其籍贯多为吴兴。

扩展资料：

湖州吴兴钮氏的古往今来：

在湖州把一个家族的故居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唯吴兴钮氏家族一家。钮氏状元厅是湖州乃至杭嘉湖地区仅存的科举文化的厅堂建筑。它虽不是人们心目中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的“状元府邸”，但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传承着钮氏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风貌。

传承千年和谐共处的钮氏大家庭，可以说是枝繁叶茂。奉公秉直、努力奋斗、勤劳刻苦、多行善举等等；在钮家，这些话语从幼儿牙牙学语开始就在耳边念叨。钮氏家族2000多年前对子孙们是这么说的，2000多年后的钮氏子孙们还是这么做的。传统的家训家风在吴兴钮氏家族的代代相传中展现地淋漓尽致。

湖州吴兴钮氏起源于春秋末期的湖州花林，其姓氏始祖是钮宣义，钮氏是起源于吴兴的本土姓氏。2000多年家族的传承何以有如此大的凝聚力和扩散力，家训中“人贵自立，民生在勤”在千年的时间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钮氏家族中“君子自强不息”、“爱国报国”、“崇文尚教”的文化传统是极其可贵的。

-钮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