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一语见于汉代 班固《后汉书 李固传》，是李固说的话。

原文：

昔昌邑之立，昏乱日滋，霍光忧愧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意思：从前霍光迎立了武帝的孙子昌邑王贺，国家黑暗混乱不断滋生，霍光忧虑而且羞愧，后悔至极，只一百天，就把昌邑王贺废掉了。

如果不是霍光忠心勇义，再迎立戾太子的孙子病已即宣帝，大汉恐怕早就岌岌可危了。最为忧虑与重要的事（指立太子），怎么可以不深思熟虑！这么多的事，只有这件事是最大的。国家的兴衰，全都在此一举。

扩展资料：

霍光废昌邑王贺立宣帝：

汉昭帝死，无子，此时武帝的儿子只有广陵王胥在。霍光说广陵王曾经犯罪给先帝废掉的，不可立。迎立了武帝的孙子昌邑王贺，一百天，把他废掉了。再迎立戾太子的孙子病已，改名为询，这个便是宣帝。宣帝立，大权还在霍光之手。

宣帝年少时，因戾太子之故，系掖庭诏狱，几乎丧命。幸而掖庭令丙吉保全他，后来替他娶了个许广汉的女儿。宣帝在民间，就依靠他的外家史氏和丈母家许氏。即位之后，把许氏立为皇后。霍光的夫人名显，想把自己的女儿立做皇后，听得大怒。

趁许皇后生了太子，就是元帝。教一个女医生，进毒药把她药死，霍光的女儿就立做皇后。霍光死后，宣帝渐夺霍氏之权。霍光的儿子禹，侄孙云、山，相对而泣，霍光的夫人也急了。就把当初谋弑许皇后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大惊道:这是灭族的事，如何使得。

于是就有反谋。事情发觉，都给宣帝杀掉。霍皇后也废掉。按霍光的废立，向来读史的人都说他大公无私。把他和伊尹并称，谓之“伊霍”。

-李固

-霍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ca>

被世界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作品的高峰”的汉代青铜奔马俑是件具有极强艺术感染力的古代艺术佳作，是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县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张姓将军的墓中出土的。

它造型轻盈而雄骏，昂首扬尾，四蹄腾空，筋骨刚健，一副风驰电掣般奔驰的形状。而且，马身上没有辔头、鞍镫、缰绳，完全体现出一种自由奔放的境界。马的各部位的比例安排得恰到好处。观赏者们无论从雕像的正面、侧面，还是从整体上都会感觉到那种雄健、自在、超然的浪漫情调。

这具青铜雕制的奔马俑确实称得上是一件集绘画、雕刻、冶炼、铸造等技艺之大成的艺术珍品。更妙的是，它的后足恰巧踏在一只正收缩着翅膀在空中疾飞的鸟背上，既表现了创作者的浪漫主义意识，又稳定了铜马俑的重心，真是精巧之极。

正是根据这具奔马俑的这种造型，人们把它称之为“马踏飞燕”，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浪漫主义情调。

可是，史学界却从此面对着一个难解之谜。这具艺术珍品的原型到底是一匹什么马呢？

最初，专家、学者们仅仅是把它看作是一种造型生动的良骏。这也是铜奔马被赋名为“马踏飞燕”的原因。据史料记载：周穆王有8匹骏马，其中一匹名为“翻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匹飞驰速度已经超过了飞鸟的快马。专家们认为这具铜马俑很可能就是刻画这匹良骏的。

可是，不久后研究人员发现，奔马俑的右后蹄下的飞鸟造型不像是燕子。经过专家认定，这只飞鸟竟然是龙雀。看来，把铜奔马改称“马踏龙雀”就更准确了。问题还不仅在此。学者们指出：在中国古代，龙雀可不是凡鸟，它是风神，古称“飞廉”，是一种神鸟。这样一来，它绝不应是一匹奔马所踏之物。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奔马俑是非凡之马的雕像。

于是，一些学者提出：这形神俱妙的古代艺术品刻画的是一匹邀游太空的“天马”。古代的一些名人都描述过这种神骏。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作《天马歌》，其中就有“回头笑紫燕”的佳句。据史书记载，汉代产自大宛的良种汉血马就被称做“天马”。大宛在西北，而奔马俑出土之地武威也正是在西北。

奔马俑和汉血马似乎有关，可是，这种说法也无法解释某些史料中的记载。在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中有“铜雀蟠婉，天马半汉”之句。这表明当时王宫内龙雀和天马是地位对应相当的铜制陈列品，而这具奔马佣造型却是马在飞廉之上，而且马踏着飞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最近又有人指出：在汉代，飞廉、大马地位极高，它们是皇家威仪的象征。无论“天马”是真的汉血马，还是铜制天马俑，都不可能被臣民享用。可这具奔马俑却出土于一位张姓将军墓中，确实不可思议。看来，奔马俑是天马之说，仍存有疏漏。

有人提出了一种新见解，认为铜奔马是一具马神的塑像。古籍《尔雅·释天》中写道：“大驷，房也。”指的是上天二十八星宿中东方苍龙七宿之四，名为“房”，也称“天驷”。秦汉以前，人们都崇“天驷”为马神，它后来演变成了马王爷。自骑兵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拜祭马神。武威汉墓的主人是将军，生前率骑戍边是他的职业，供奉马神也就在情理之中。他死后，亲人们将他的将军印和铜制马神随葬，以期望他在幽冥世界被庇护并获得尊荣，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这种解释的确有很强的说服力。只可惜，目前这些解释都仅仅是推测，没有找到足够的史料佐证。

由于斗数不如八字公开，研究斗数的人相对较少，留下的著作就更少。较为流行的斗数典籍是大约200年前的《斗数全书》与《斗数全集》，还有一些著名的赋文，如《太微赋》、《骨髓赋》等等。

紫微斗数的英文翻译

The 14 Major Stars are（14主星）：

Mercy Star (Tian Ji) 天机

Sun (Tai Yang) 太阳

Finance Star (Wu Qu) 武曲

Lucky Star (Tian Tong)天同

Treasury Star (Tian Fu) 天府

Moon (Tai Yin)太阴

Flirting Star (Tan Lang) 贪狼

Gloomy Star (Ju Men) 巨门

Blessing Star (Tian Liang) 天梁

Power Star (Qi Sha) 七杀

Ruinous Star (Po Jun)破军

Wicked Star (Lian Zhen）廉贞

Minister Star (Tian Xiang）天相

Emperor Star (Zi Wei）紫微

……

The Lucky Stars are（吉星）：

Angel 1 (Tian Kui）天魁

Angel 2 (Tian Yue）天钺

Deputy 1 (Zuo Fu)左辅

Deputy 2 (You Bi）右弼

Intellect Star (Wen chang)文昌

Intelligence Star (Wen Qu）文曲

……

The Harmful Stars are（凶星）：

Worrisome Star (Tuo Luo）陀罗

Troublesome Star (Qing Yang）擎羊

Fiery Star (Huo Xing）火星

Siren Star (Ling Xing）铃星

Misfortune Star (Di Kong）地空

Calamity Star (Di Jie）地劫

……

The Auxiliary Stars are（辅星）：

Abundance Star (Lu Cun）禄存

Pegasus (Tian Ma）天马

Stern Star (tian Xing）天刑

Romance Star (Tian Yao）天姚

Wedding Star (Hong Luan）红鸾

Birth Star (Tian Xi)天喜。

常见的格局有：

君臣庆会格

紫府同宫格

七杀朝斗格

石中隐玉格

三奇加会格

日月并明格

日月反背格

日照雷门格

明珠出海格

月朗天门格

木火通明格

极向离明格

英星入庙格

紫府朝垣格

天府朝垣格

府相朝垣格

机月同梁格

机梁加会格

文梁振纪格

巨日同宫格

金灿光辉格

阳梁昌禄格

月生沧海格

寿星入庙格

英星入庙格

马头带箭格

巨机同临格

天乙拱命格

权禄巡逢格

科权禄夹格

双禄夹命格

左右同宫格

文桂文华格

贪武同行格

三合火贪格

贪铃朝垣格

贵星夹命格

廉贞文武格

权煞化禄格

权星朝垣格

辅拱文星格

禄文拱命格

禄合鸳鸯格

双禄朝垣格

禄马佩印格

禄马交驰格

二曜同临格

丹墀桂墀格

马头带剑格

天梁拱月格

文星遇夹格

科星煞凑格

科星逢破格

魁钺凶冲格

巨机化酉格

刑囚夹印格

月同遇煞格

马落空亡格

梁马飘荡格

禄逢两煞格

羊陀夹忌格

火铃夹命格

“紫微斗数”的特点

左右同宫格

文桂文华格

贪武同行格

三合火贪格

贪铃朝垣格

贵星夹命格

廉贞文武格

权煞化禄格

权星朝垣格

紫微的格局只做参考，实际看命，需要以具体星气组合为主，层次高低和格局关系不大。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两副忠义胆,刀山火海提命现｡"不是出自历史古籍，而是出自周星驰**《功夫》，首次出现的这两句话随着周星驰的无厘头红遍了网络｡

穿云箭，意即信号箭。一支信号箭发出去，就有千万个兄弟过来帮忙；两副忠肝义胆，就算是刀山火海玩命也去，这两句话将江湖上的兄弟义气描述的淋漓尽致，言简意赅，余韵悠长，也无怪乎如此走红了。

扩展资料：

为什么周星驰在《功夫》里扮演的角色从头到尾没名字，原因如下;

功夫这部**讲了一个底层小人物在黑道横行的时代生存奋斗的故事，在当时的年代黑帮垄断各个行业的情况下，要么你就安安稳稳的生活，想出人头地只能投靠斧头帮，对于一个有梦想、想做大事的年轻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所以这种环境使他错误的相信只有坏，别人才会怕他

所以一直告诫自己坏一点再坏一点，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去迎合恶势力，虽然他内心是善的,直到遇见包租婆才醒悟善是可以战胜恶的,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周星驰扮演的角色在影片中从始到终都没有名字。

周星驰的**一直以描写小人物著称，可能和星爷的经历有关系，周星驰从跑龙套到现在的巨星，经历了太多挫折，我们从他的**就可以看出来，“他好像一条狗哎”“我就是一坨屎”，所以周星驰的**有太多的情节都是自己所受的经历，

《功夫》中周星驰也是一个小人物，没人在乎的他的姓名，唉唉唉唉，你你你，阿星都是都是周星驰饰演的小人物的代名词，你只要没有权没有钱，没人想问你的名字，没人尊重你，所以周星驰在成名后一直提拔新人，而且周星驰**中配角的精彩程度不亚于主角，每个配角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也是周星驰**的一个标志了。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经过几十年考古工作的辛勤探索，特别是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对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新的发掘和研究，学术界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已基本取得共识：

1．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一、二、三、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2．分布在豫北冀南以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与夏文化基本同时的先商文化。

3．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均是早商都邑遗址。郑州商城宫殿区的始建和偃师商城小城的始建可以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

以上述论断为依据，比较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 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豫西晋南一带，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两者以沁河为界，分处东西，虽存在文化交往关系，但面貌基本不同，是两支各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和作为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两者虽有一定的内在文化传承关系，例如均以鬲、甗为主要炊器，反映出基本的生活习俗没有改变。但从总体来看，两者之间的文化构成因素还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文化分布的地域，二里岗文化已大大超过了下七垣文化分布的范围，覆盖了包括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在内的更为广大的区域，两者应是存在文化蝉联关系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至于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和作为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之间，多处地点包括郑州商城宫殿区在内，均发现了两者在层位上的地层叠压关系，表明两者在时间上一早一晚，紧相衔接。在文化内涵上，二里岗早商文化确也从二里头夏文化接收了诸如铸铜、琢玉技术等先进因素，但整体面貌却大不相同，很难认为二里岗早商文化是二里头夏文化的自然延续。

显然，无论是从下七垣先商文化到二里岗早商文化，还是从二里头夏文化到二里岗早商文化，都出现了文化中断现象，产生了文化性质上的突变。出现这种夏文化急剧衰亡，先商文化飞速膨胀转化为早商文化并取夏文化而代之的原因，只能是实现夏、商王朝更迭的大规模战争行为。正是从汤开始的“十一征”到夏桀被推翻的激烈战争，才造成了如此空前的文化突变。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夏桀的都城所在地，偃师商城是汤灭夏后最早建立的商城之一，相距仅十多华里，两者一兴一废，其间反映的文化变迁之剧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商、周政权的更迭如同夏、商政权的更迭一样，也是通过大规模战争实现的。但分析其对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影响却不像夏、商政权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影响之强烈。

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是“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后期国都遗址，从 1928年至今已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其文化面貌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在殷墟迄今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存。有人认为，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遗存的绝对年代有可能已进入西周纪年。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则表明武王灭商，商都并未被毁，《史记·殷本纪》所云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是确有其事。即使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诛，成王也只是砍了武庚的头，另封微子启于宋续殷后，对商都未“扫穴犁庭”，也未派周人武装彻底占领。这应该是殷墟范围内迄今没有发现西周早期周人遗存的根本原因。

在其他地点除叔虞所封的晋，通过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发掘，证明晋文化是西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外，成王在洛阳兴建的东都成周、召公封燕的北京房山燕都、康叔所封的淇县卫都、周公之子所封的邢台邢都等，却是另一种情形，与殷墟颇有某些相似之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发现的贵族墓地中虽可以分辨出代表典型周人礼制和习俗的因素，但居址和手工业作坊址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由商代延续下来的代表商人习俗的因素或当地土著的因素，代表周人的西周宗周文化在这些封国中并不像商灭夏后代表商人的早商文化彻底排斥夏文化那样，到处居于统治地位，而是星星点点，与后商文化因素及其他土著文化因素共处一域，看不出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种文化格局是怎样形成的我认为，一方面可能是灭商前先周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商文化发展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与灭商后周人未将统治中心直接建在殷人的腹心地区有关。夏商王朝更迭抑或商周王朝更迭，都是通过异族入侵和大规模战争而实现，但政权建立后，推行了不同的统治方略，却对考古文化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细细玩味的。

由汤伐桀、武王伐纣引发的夏、商王朝和商、周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带来的不同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夏王朝建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将十分有益。

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遗存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桀的都城遗址，现已成为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但二里头一期文化是否是最早的夏文化，学术界仍存在争论。过去我曾提出过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后形成的夏文化，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有可能是早期夏文化的观点。现在重新予以审视，这种看法似乎仍有一些道理。

考古发现的层位关系证明，二里头一期遗存常常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之上，二者时间上紧密相接，其间不可能再有什么缺环。但比较它们的文化面貌，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许多人都有觉察，我们在文章中也有具体的论证。事实情况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出现过文化中断现象，产生过突变。二里头文化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河南龙山文化也不是形成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来源。

考古学文化演进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文化突变现象，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夏商王朝更迭、商周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带来的影响来看，恐怕只有大规模的战争、部族迁徙等重大社会变动才能如此。而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的，根据《史记·夏本纪》等史籍记载，夏王朝的建立是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必然，是部落联盟首领职位由禅让制过渡为传子制实现的，即使曾经发生过矛盾和斗争，但也是本族内部的事情，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异族入侵和战争。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由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发生的文化突变，不会是夏王朝建立引发的结果。而更大可能则是我们曾经主张的是由“后羿代夏”这一夏初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所引起，二里头文化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否定了二里头文化是早期夏文化，惟一的可能就只有从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了。河南龙山文化从早到晚一脉相承，以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我们很难将河南龙山文化一刀两断，像区分二里头夏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商文化与西周文化、下七垣先商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那样，将其区别分为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不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聚落分级趋势愈演愈烈，冶金术逐步得到推广，大型显贵墓葬和设防的城市不断涌现，每一位研究者都强烈地感到龙山时代正处于社会重大变动时期。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重视在众多新现象中，位于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龙山城堡的发现。这座城堡在同时代出现的城堡中的确不能算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先秦古籍中“禹居阳城”的所在地，而且恰恰就在其东不远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过去安金槐先生首倡王城岗龙山城堡“禹都阳城”说，不少人以该城面积太小，时代过早而加以否定。不过细细研究有关文献记载，说的都是“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禹避商均于阳城”，还没有一处是说“禹筑阳城”。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禹受舜禅之前阳城已经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许作这种推测，那么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无道理。作出这一推论，从夏王朝的建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角度考虑，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夏文化定义的不准确，在推断何者为夏文化时，研究者们所指的对象就不会完全一致，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周密，在夏文化的讨论中，各家的结论都无法使对方折服，认识的分歧自然难以消除；由于研究重点的偏颇，夏文化研究者争论的中心主要是伊洛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的夏和商的分界，从而忽略了一些本来应当首先加以讨论的基本问题。

夏文化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中的重要课题。参加探讨的学者之多，发表论文数量之多，都是其它考古学研究课题所不及的。然而，在这热烈的外表背后，我们却不能不看到，目前的夏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和定义上，在理论和方法上，在研究角度和重点上，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夏文化定义的不准确，在推断何者为夏文化时，研究者们所指的对象就不会完全一致，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周密，在夏文化的讨论中，各家的结论都无法使对方折服，认识的分歧自然难以消除；由于研究重点的偏颇，夏文化研究者争论的中心主要是伊洛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的夏和商的分界，从而忽略了一些本来应当首先加以讨论的基本问题。有见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夏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得某种程度上认识的一致，以利于今后夏文化问题研究的深入进行。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