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手稿和古籍的开阖——

明天又是端午节了。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喝雄黄酒、请五福(一种传统的印刷品)之外，还需要改变它的符号，因为据说午夜画的符号和石海(24小时制中的0-2点和22-24点)是最灵验的，道士通常在午夜画出来，然后在白天带到市场上分发。

中国人向来讲究和合，和合生财，阴阳和合，家里什么都旺。

根据现有的道经，和谐符号应该是以“和”为基调的一系列祈福符号。

传说中还有一种融合的魅力，那就是忘我，但邪不压正。邪恶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和副作用，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与和谐公正的原则大相径庭。

和谐不仅意味着夫妻之间的爱，也意味着一切和谐的必要性。朋友和家人，家人，邻居，同事，甚至每天和你打交道的陌生人……每个人都应该和睦相处。——因此，说与顺应也应该是一种心理暗示。作为护身符，你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只有善良才能赚钱，愤怒只会伤害它。

在道教的主要流派中，有一种或几种具有和谐属性的符箓法术，有大有小，直接可用。还有一些特殊的技术需要专门化。常用于直接佩戴祈祷，但特殊的很少，因为特殊的和谐不是简单的和谐效果，还有其他越来越大的用途，如求雨、防洪、防雷、消防等与自然和谐相处

现代民俗文化研究表明，神祗上的大多数人物实际上表明了一些简单的原因。只要你按照上面的话去做，持之以恒自然会取得成效。

比如有一次看到一个和声人物，符文内容中有四个小角色，——，相互接近。翻译成现代汉语应该是这样的：缘分要随波逐流，不能三心二意。这难道不是好婚姻的必要条件吗？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是“好运”；收敛自己的花花肠子，一心一意对待对方，也就是“用心”。

希望所有看过这篇文章的单身朋友都能“随缘接受”！尽快收获自己的幸福。

　　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灶书》称，“灶神，姓苏，名 利，妇名搏颊”。唐李贤注引《杂五行书》又称，“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披发，从灶中出”。灶神初为女神，或称是老妇，或称是美女，说法诸多。大约出于清代的《敬灶全书》则称，灶君姓张，名单，字子郭,当属男神

　　详细解释：

　　灶神

　　即东厨司命定福灶君，俗称灶君、灶王、灶王爷，主管人间的饮食。

　　中国古代就有祭祀灶神的。魏晋以后，灶神有了姓名。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灶书》称，“灶神，姓苏，名 利，妇名搏颊”。唐李贤注引《杂五行书》又称，“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披发，从灶中出”。灶神初为女神，或称是老妇，或称是美女，说法诸多。大约出于清代的《敬灶全书》则称，灶君姓张，名单，字子郭,当属男神。现在民间供奉的东厨司命定福灶君，是一对老夫妇并坐，或是一男两女并坐，即灶君和灶君夫人的画像。

　　灶神又称灶君、灶王，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饮食之神。晋以后则列为督察人间善恶的司命之神。自人类脱离茹毛饮血，发明火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灶就逐渐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崇拜灶神也就成为诸多拜神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了。故《礼记·祭法》中“王为群姓立七祀”，即有一祀为“灶”，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

　　①自是承袭古俗而来。先秦两汉典籍，对灶神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将火神与灶神合二为一。《淮南子·汜论》曰：“炎帝于火，而死为灶。”高诱注曰：“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

　　②许慎《五经异义》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也，祀以为灶神。”

　　③皆以火神为灶神。二是以灶神为先炊。《史记·封禅书》有“先炊之属”语，唐张守节“正义”曰；“先炊，古炊母神也。”

　　④《礼记·礼器》曰：“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曰：“其神则先炊也，故谓之老妇。惟盛食于盆，盛酒于瓶，卑贱之祭耳。虽卑贱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于饮食，故报之也。”

　　⑤灶神的姓名，也各说不一。许慎《五经异义》称灶神姓苏名吉利。《艺文类聚》卷八十和《后汉书·阴识传》注引《杂五行书》曰：“灶君名禅，字子郭，衣黄衣”；

　　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四则曰：“灶神名隗，……又姓张名单，字子郭。……一曰灶神名壤子也。”

　　⑦灶神是男是女？古时也有不同说法。一般经学家以灶神为老妇，《庄子·达生篇》司马彪注称“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

　　⑧其余诸书皆以灶神为男，且有妇有女。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十二引《灶书》曰：“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名抟颊。”

　　⑨许慎《五经异义》云：“灶神妇姓王，名抟颊。”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四云：灶神“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冾。”《太上感应篇》注引《传》曰：“灶神状如美人貌，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也。”灶神的职责，最初以为管人间之饮食，其后则称其代天监察人间善恶，按时向天帝上报。《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六引《万毕术》曰：“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此《万毕术》当为《淮南万毕术》，茆泮林辑《淮南万毕术》即辑有此条。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曰：“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因此，至迟从魏晋起，人们即认为灶神负有代天监察人间善恶的使命，有给人祸福的大权，故皆谨慎祀之。其后，《太上感应篇》注引《传》曰：“灶之为神，号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贱之命。过无隐露，纤悉皆言。……月晦日诣天曹白人罪，大者夺纪，小者夺算。一云：灶有三十六神，能转祸为福，除死定生，驱逐妖邪，迁官益禄。”据此，灶神竟成为掌管人间祸福生死的大神了。以后某些道书又进一步加以发挥。《东厨司命灯仪》曰：“灶神职重，秉下民倚伏之权。……在天为七元之使者，递日奉万事于宸庭。一灶各立一名，五方或称五帝，群分部属，迭主阴阳，虽善善恶恶，均在修为，然是是非非，必恭纪录。”《太上灵宝补谢灶玉经》又称灶神为“种火老母”，是奉元始天尊之命，下界监察人间的。曰：“昆仑之山，有一老母，独处其中。……天尊曰：惟此老母是名种火之母，能上通天界，下统五行，达于神明，观乎二气，在天则为天帝，在人间乃为司命。又为北斗七元使者，主人寿命长短、富贵贫贱，掌人职禄。又为五帝灶君，管人住宅，十二时辰，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悉是此母也。”AH正因灶神有那样大的权威，归时人们都勤加祭祀。祭祀的日子多，名目亦不少。清顾铁卿《清嘉录》卷六云：“（六月）初四、十四、念四（即二十四）日，比户祀司灶，谓之谢灶。谚云：‘三番谢灶，胜做一坛醮。祀时，以米粉作团，素羞四簋，俗称谢灶素菜。’”AI据称，六月祀灶，是合乎古礼的，《礼记·月令》即有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其祀灶”的记述。但是多数地区祭灶皆不在五六月。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和隋杜台卿《玉烛宝典》皆谓十二月初八，“并以豚酒祭灶神”。证明南北朝至隋祭灶已不是六月，而在腊月初八。唐宋以后，多数地区又移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少数地区为十二月二十三日）。明沈榜《宛署杂记》、明刘侗等《帝城景物略》、明田汝成《熙朝乐事》、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等，皆谓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灶，名曰“送灶上天”。即谓该日是灶神上天白人罪状的日子，因此都于当日设献礼祭之。所献祭品，古时曾用黄羊或豚酒，明清时，多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或以“胶牙饧、糯米花糖、豆粉汤” 等祭之。祭时祝曰：“好多说，不好少说。”LC或祝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可见送灶上天是比较重要的祭祀。除夕夜或正月初一（也有延至上元夜者），又设祭如前，迎灶君下界，名曰“接灶”或“迎新灶”。除送灶、迎灶外，一些地区又于八月初三“灶君生日”举行祭祀。送灶、迎灶皆在家宅灶前，祭灶君生日则在庙中。清顾铁卿《清嘉录》卷八云：“（八）月初三日，为灶君生日，家户具香蜡素羞，以祀天王堂及福济观之灶君殿。进香者络绎终日。有集男、妇嗜斋为会者，谓之灶君素。”

　　注：①⑤ 《礼记》254～255页，136页，88～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⑦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663页，第1047册721页，72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③ 《笔记小说大观》第4编2册1142页，第1编9册5671页，5746页，5699页，

　　台湾新兴书局，1984年

　　④ 《史记》第4册第1378、1379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⑥ 《艺文类聚》第3册13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⑧ 《丛书集成初编》原拟出司马彪《庄子注》，后未出，此从《癸巳存稿》卷十

　　三转引

　　⑨ 《丛书集成初编》第1339册420页，中华书局，1985年

　　ACAFAGAH 《道藏》第27册11页，11页，第3册581页，第6册248页，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AD 《太平御览》第1册903页，中华书局，1959年

　　AE 《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第125页，中华书局，1985年

　　AKLBLC 《说郛续》卷二十八：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本

　　灶神，也称灶王、灶君、灶王爷、灶公灶母、东厨司命等，是中国民间信仰最普遍的神只，几乎各民族都有供奉。据记载，祭灶习俗在先秦时已经流行。但灶神究竟为何物，是一个不容易搞清楚的问题。由于可供参考的说法实在太多，大致可分四种"流派"。

　　一，上古帝王或后裔说。《事物原会》称，黄帝作灶，死为灶神。《淮南子·氾论篇》："炎帝作火而死为灶。"高诱注：炎帝以火德为管理天下，死后以灶神的身分享受祭祀。《周礼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吕氏春秋·孟秋》"其神祝融"高诱注："祝融，颛顼氏后，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有人据此认为灶神就是火神，是这一自然力崇拜的产物进入人类居住空间后的变体。由于炎帝为"火德之帝"，祝融为"火官之神"，所以都被奉为灶神。

　　二，鬼神或精变说。《礼记·礼器》"奥者，老妇之祭也"郑玄注："老妇，先炊者也。"《仪礼·特牲馈食礼》"卒食而祭〓爨、雍爨"孔颖达疏："爨者，老妇之祭也。……此祭先炊，非祭火神。"是说灶神既非火神，亦非灶的发明者，而是一位主司厨房烹调事务的女神--先炊，因为烹调须在灶上操作，所以对她的祭祀表现为祭灶。《文献通考· 郊社一九》释灶神的"司命"名号："司命则司命星下食人间，司谴过小神。"《庄子·达生篇》记齐桓公问皇子告敖："到底有没有鬼"皇子告敖答曰："有。水下有鬼叫'履'，灶中有鬼叫'髻'。"西晋司马彪注："灶神，其状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也有称灶神为火精宋无忌的。《三国志·魏志·管辂传》：王基家贱妇生一子，堕地便走人灶中。辂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史记·封禅书》"宋毋忌"司马贞索隐："《白泽图》：'火之精曰宋无忌。'"关于灶神是一对夫妇(即"灶公灶母")的俗信，也有所本。《荆楚岁时记》："灶神名苏吉利。"《玉烛宝典》十二引《灶书》："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名博颊。" 《灶王经》说天下灶君，以种火老母为尊。有人认为，这是俗信"灶君奶奶"的由来。

　　三，人死变神说。《酉阳杂俎·诺皋记》云，灶神姓张名单，又名隗，字子郭，貌如美女。其妻小字卿忌。生有六女，都取名察洽。传说张单是一个负情浪子，因羞见休妻而钻入灶内，成为灶神。一说，古时候有一贪官，生性最馋，每天须找美味食用，百姓不堪其扰。后一位神仙幻变的民女将他掴到锅台上，变成"灶王"，只能看人家吃美食。

　　四，穷蝉演变说。此说为当代学者袁珂的见解。他从前引《庄子·达生篇》"灶有髻"人手分析。"髻"是"蛣"的异体字或假借字，《广雅·释虫》："〓，蛣，蝉也。"《大戴礼·帝系篇》："颛顼产穷蝉。""这就说到点子上了：颛顼之子名穷蝉，蝉又是'灶有髻(蛣)'的'髻(蛣)'，而'髻 (蛣)'又说是灶神，是"穷蝉"与灶神之间有了一定的"联系"。但此"蝉"并非"知了"，而是灶上常见的一种蝉状的小生物，俗称蟑螂，有的地方称为"灶马 "。正是这种常见于灶上的小生物，古人以为是神物(或鬼物)，祀为灶神。殷周鼎彝，多以蝉纹为饰，所刻绘的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史记·五帝本纪》"颛顼生子曰穷蝉"司马贞索隐："《系(世)本》，作穷系。"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灶神"条引《许慎异义》："灶神，古《周礼》说，颛顼有子曰犁，为祝融，祀以为灶神。"犁、系、髻(蛣)音皆相近，而穷系又作穷蝉，是穷蝉即犁，也就是古代传说中的灶神。《后汉书·阴识传》"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李贤注引《杂五行书》："灶神名禅，字子郭。"《酉阳杂俎·诺皋记上》："灶神姓张名单。"可见"单"或"禅"其实都是"穷蝉"一名的演变。进一步推测，"苏吉利"该是"宋无忌"的音变，而"吉"、"忌"的声音又都近于髻(蛣)。至此"豁然贯通"：穷蝉既然又名穷系，而系、髻(蛣)、吉、忌的声音又如此相近，则后世传说的灶神，无论名叫"禅"的，名叫"单"的，名叫"宋无忌"的，名叫"苏吉利"的，都是颛顼的儿子"穷蝉(穷系)"一名的演变。而穷蝉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又只不过是灶上常见的那种蝉样的红壳虫--蟑螂(《漫话灶神和祭灶》，原载《散文》1980年第二期)。

　　此外，民间传说中关于灶神由来还有多种"版本"，而少数民族有关灶神的传说更为丰富

　　灶神的由来：灶神，即东厨司命定福灶君，俗称灶君、灶王、灶王爷。中国古代就有祭祀灶神的。《礼记》的《祭法》篇称，「王为群姓立七祀」，在七祀中有一祀就是祀灶。但是普通百姓只能祀一锺，或者祀户，或者祀灶。灶要生火，因此，两汉时期，有称火神炎帝神农，死后托祀於灶；也有称祝融禄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於灶。上灶还要洗刷锅盆，因此《礼记》的《礼器》篇又称祭灶是「老妇之祭」，「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贱之祭耳。虽卑贱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饮食，故报之也」。魏晋以后，灶神有了姓名。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灶书》称，「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名搏颊」。唐李贤注引《杂五行书》又称，「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披发，从灶中出」。灶神初为女神，或称是老妇，或称是美女，说法诸多。大约出於清代的《敬灶全书》则称，灶君姓张，名单，字子郭。当属男神。现在民间供奉的东厨司命定福灶君的纸马，往往是一对老夫妇并坐，即灶君和灶君夫人的画像。

　　职能：灶神之职原是主管人间的饮食制作。约在东晋前，灶神又有了监察人间罪恶，掌握一家寿夭祸福的职能。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的《微旨》称：「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大约成书於元明之际的《东厨司命灯仪》中有句称，「灶神职重，秉下民倚伏之权」，「在天为七元之使者，递日奉万事於宸庭」，「迭主阴阳，虽善善恶恶，均在修为；然是是非非，必恭记录」。清代的《敬灶全书》则称，灶君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每奉庚申日，上奏玉帝，终月则算。功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福寿；过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灾殃。

　　奉祀：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灶神上天，报告人间功过，定人祸福。因此，南北习俗均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奉祀灶君，焚香祀送。旧时亦有士绅家於二十三日送灶，百姓家二十四日送灶之别。奉祀灶君多用糖元宝、炒米糖、花生糖、芝麻糖和糯米团子之类，以冀塞住灶神之口，不讲人间罪恶，世称「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祭毕，即将奉祀经年的灶君旧纸马从灶上揭下，连同纸锭等一起焚化，以示灶神上天。除夕接神时，再行接灶神之礼，奉祀灶神后，再在灶上粘贴新的灶君纸马。

易学源于《易经》之学，简称“易学”。易学是古人在观察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中，发现的一整套认识、分析和处理事物的规律和方法。早期，有关易学的经典有《连山》、《归藏》、《周易》，人称三易，后来由于《连山》和《归藏》的失散，仅《周易》得以完整流传下来，但是，易学的范围是包括对“三易”的研究。

易学在经历了漫长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学派，易学史家把他们大致划分为盖天派、占噬派、训诂派、义理派、图书派、汇通派、象数派等7大家。派别虽多，然而，都是基于易学的象、数、理这三大基础进行阐述和研究的。

盖天派——是古天文学的一个派别，是易学的起源。他是用最原始的方法来观测天象，所用仪器也是极为简单，也就是站在地平上，昼参日影，夜考极星，按照阴阳法，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天为圆，地为方;这就是天圆地方说的来源。盖天派观察天象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天气的变化，以便于生活和生产，最早的以卦纪年，纪月，纪时都是由盖天派创造发明的，三易都继承了他的天文观，他的创始人就是传说中的伏羲。

占噬派——是易学当中发展最快，也是最俱争议的，人们甚至简单的认为，易学就是占卜的学说，可见他的影响之大。在古代，由于科学和文明程度较低，人们对无法解释的现象都期盼用占卜的方法得到答案，于是，就有了蓍草占、龟甲占、铜钱占、六爻占、八字命理、奇门遁甲、面相、相字等等，千奇百怪，各显神通。占噬派起源于商朝，周代以太卜掌三易，兴盛于汉和宋代。著名的人物有汉代的焦赣，著有《焦氏易林》，宋代的邵雍，著有《皇极经世书》专论八卦数理。

象数派——是基于八卦原理，把观察自然现象时，通过有形的象，描绘其形容，象征其物体给人以完整的概念，并通过象来推考它的数理，也就是“象以定数”。把事物的内在本质、动能、潜力、规律，这些无法用象来直观的`，就用数来推演，称为“数以证象”。象和数相辅相成。于是，后学在研究易象时总结出了八卦之象、六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等。在研究易数时则认为，易数有卦数、爻数、策数、大衍数、勾股数、纳音数、五行数、干支数、万物数、天地数、九宫数、太乙数、星占数、皇极数等等。有的把普通的算数也纳入易数之中，偏离了主题，成为繁琐之学。象数派形成于汉代，代表人物有孟喜的《卦气》，唐代的李鼎祚著有《周易集解》，清代的黄宗羲著有《周易象数论》。

义理派——是适应古代帝王治国之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将易学以天道而应用于人事，所有帝王都视为宝典，成为治国的工具。孔子是义理派的开山鼻祖，他强调天人合一，以阴阳刚柔言天道，吉凶悔吝言人事，并为《周易》作注解，写爻辞，谈心得，把易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三国后期的王弼，著有《周易注》，唐代的孔颖达著有《周易正义>,宋代的朱熹,著有<周易本义>

图象派——是以注重八卦、太极、河图、洛书以及八卦图等研究的学派。孔子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可见图象对人们的研究之重要。由于秦代焚书的缘故，一度这些图象消逝了，到宋代才又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邵雍。据传，邵雍是先人口述，得先天八卦图，64卦方位图、次序图;西蜀隐者传传蔡季通太极图、河图、洛书;元代钱方义著有《周易图说》。

训诂派——就是对易学的相关古籍进行解释的学派。比如，易经里面用的最多的“元亨利贞”的元字，可以训作“始”、“初”、“首”，也可以训作“祖”。孔子为《周易》作辞传，都是运用了训诂的方法。训诂派是本着追求易经原义，用原始的意义来解释经典，反对今义解古文，或者望文生义。这方面有贡献者，主要有孔子的《卦辞爻辞系辞》后来者有宋代的朱熹《周易注解》，清代顾炎武的《九经误字》。

汇通派——是把易学各家的理论汇通一家，这是由于自汉代以来，易学产生了派系之争，有重理的，有重数的，后来又有汉易和宋易之争。汇通派就是主张“兼收并取，不病异同”的易学观点。汇通派起源较晚，主要在明清两代。另外，也有学者把易学理论运用于其他学科，也把他们列为汇通派，比如易学与医学，易学与兵法等。

古籍修复，历史悠久，学术界对于古籍修复萌芽说法很多，大体有4种:其一，在汉唐时代表作就是龙鳞装也叫做鱼鳞装旋风装，此装裱技艺基本失传，现在天津的竹影法师还会此项龙鳞装的装裱技艺。

古籍修复流派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的有如下几派。沪派、苏派、扬派、京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

在宋代出现，这是因为之前书籍和古画修复不分家，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古籍修复也蓬勃发展，逐渐独自发展。成为单独的技艺。第三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发现有很多绢帛上有修改、挖补的痕迹。部分学者认为此时为古籍修复的萌芽。第四种:认为夏商周时期，这个是因为考古发掘，有很多龟甲兽骨上有1、2、3等刻画符号。在册页研究的学术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当时应该是用绳子、皮革串连在一起，作为页数标注所以刻画。串联便形成早起册页。册页出现之时，就是古籍修复成立之时。

古籍修复因为时代和流派不同修复过程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收到修复的书籍:这个过程是修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这个环节修复师傅要检查送来的古书的破损程度、珍惜程度。和书籍的持有者商讨价格、修复要求、修复时间。因为修复古籍需要把珍藏的书相当长时间放在修复师傅手里，所以一般修复师傅只为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朋友修复。从古至今修复师傅和古书持有者之间主要是口头约定为准，无凭证票据的存在，所以收到古书和客户商议领悟客户修复的要求、心情、心境、品味等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2、对书籍资料记录:1970年之前的修复都是把每页文字都要抄录下来以便修复时方便检查和配页。津派在2000年时把照相技术引入修复，将古籍做影像资料储存。比过去更加科学，但是因为涉及古籍版权问题，自竹影法师停止修复后，影像资料的储存在修复中被取消。只有博物馆工作的部分修复师傅继续沿用古籍修复中的，影像保存环节。

3、拟定修复方法:古书的各种破损、污渍等被修复艺人叫做书病。古书艺人视书为孩子，所以修复如看病。古书修复也有望闻问切。望:指的是检查破损、污渍、纸张、绢帛等材质的的现有情况。闻:指的是通过气味判定，纸张的矾化程度、有无霉烂。问:指的是要询问书籍来历，如果书籍现在的持有者是长期居住南方则选用白芨作为浆糊，如果长期居住北方则选用面糊作为浆糊。客户不同的居住地域也决定了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而且要向书籍的持有者询问书籍的年代、版本、曾经印刷地域，这点很重要，因为修复师傅对于古籍断代能力不高，所以询问下书籍持有者详细内容很必要。对于修复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切:指的是修复师傅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的保存状况。纸张的薄厚、是不是曾经有修复。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