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古籍

宋代：欧阳修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

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

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

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

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

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

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

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

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

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

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

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

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

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

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

《白香词谱》是清朝嘉庆年间靖安人舒梦兰编选唐朝到清朝的词作品集。所选词大都是较为通用的，小令、中调、长调均有。为便于初学 者，每调还详细列注平仄韵读，成为真正的词谱。 《白香词谱》同时又是一本简明词选。所选的词都是比较 著名的或者艺术性较高的，好些是历久传诵不衰的名作。 它兼收并蓄，不主一家，既收婉约，也收豪放，是一本不 可多得的好选本，也是一本较佳的词学入门读物。

《白香词谱》编于万树《词律》和《钦定词谱》之后，但因其简便易学，示范性强，成为旧时颇为流行的普及性词谱。

此后有谢朝征《白香词谱笺》。谢朝征，字韦庵，广东南海人，同治、光绪间任湖北典史。谢笺抽去原书中苏轼《蝶恋花》一首，存九十九调，仿朱彝尊《词综》，改以作家时代先后为序，先标姓名，再列词调，删去原书声潜；并仿厉鹦、查为仁《绝妙好词笺》体例，于每词后详列里居、出处、文献掌故，增入资料颇多。于是，由原书的词谱性质，改为侧重词的内容本事考评了。有《半厂丛书》本、《四部备要》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7年，据原刻本断句校订出版。

1918年，天虚我生陈栩、陈小蝶父子又为《白香词谱》作考正，以新版问世，称《考正白香词谱》。此书鉴于《白香词谱》谬误颇多，而《词律》、《钦定词谱》互有抵触，不便初学，“乃复剖析毫厘，折中而求一是”，“广搜诸家所作，逐细引证，舍短取长，著为定谱”，“为学填词者之津梁”（天虚我生《白序》）。书共三卷，收自唐至清诸家词一百首，于每调之后，附“考正”一项，说明词调渊源及异名；又附“填词法”一项，说明该词调句法、平仄、叶韵等方面应注意事项，对初学者作详细指导。所注声谱，改半白半黑圈为◎记号。舒氏原本谬误之处，也逐一加以辨正。书末附录《词人姓氏录》和《增订晚翠轩词韵》，也为使用此谱者提供了方便。有振始堂初版本，18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出版。

①性成熟年龄大熊猫的性成熟年龄与营养水平，环境条件及饲养管理水平有关。营养不足，阻碍身体和生殖器官的正常发育，使性成熟时间延迟。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由于生活水平高于野外，其性成熟年龄也比野外提前2～3岁。各地观察到的具体数据有出入。刘维新(1986年)认为，发情的年龄和体重，雌兽为45～75岁，85～105公斤；雄兽为55～75岁，95～105公斤，两性性成熟在年龄上无显著差异。胡锦矗认为雌雄兽性成熟年龄为55～65岁，在野外一般为66～75岁。成都动物园繁殖大熊猫初次发情雌兽为35～45，雄兽为55～75岁。

②繁殖季节大熊猫为季节性发情。雌兽发情期一般在3～5月，也有提前到1月下旬或延后至6月下旬的，个别除春季发情外，秋季(8～10月)也有发情表现，但时间短，表现也不很明显。Moore等在1974年研究表明雄性熊猫春季睾丸变大，易采得精液，精液质量较好，而7～8月采不到精液，睾丸明显地变小。Masui在1984年认为雄兽尿中，全年均可找到精子，但其数量从夏季到秋季逐渐减少，冬季又逐渐增加。从性行为表现来看，雄兽在春季逐渐达到高潮。故雄性发情也在春季。

③发情周期大熊猫一般一年发情一次，育幼雌兽一般要两年才发情一次，但若提前强迫断奶，则也和雄兽一样一年发情一次。少数熊猫一次发情中有两个高潮期。雌兽发情期为15～25天，发情高峰仅2～4天，个别长达30多天，极少数只有几天，发情表现极不明显。一般将大熊猫的发情期分为发情前期(2～5天)、发情期(5～8天)、发情高峰期(4～6天)和发情后期(5～10天)。

④雄兽发情时，表现为兴奋、活动量增大、饮水量增加，尿频。有时在地上打滚，戏水，睾丸肿胀，阴茎外伸，发出咩叫声等；雌兽发情时，食欲降低或拒食，兴奋，活动量大，尿频量少，主动接近雄兽，阴唇变红，肿胀，发出咩叫声，用臀部抵异物，翘尾。雌性大熊猫外阴变化很具特色。在发情前期，雌兽苍白的外阴出现粉红，在发情期，阴门开始红肿并逐渐显著，阴道黏膜肿胀，色红而潮润，当达到发情高峰期时，阴门可能不断紧缩与扩张，阴门可肿胀到最大限度，呈玫瑰红色，阴道黏膜肿胀并松弛，呈粉红色，有分泌物流出，阴道上皮角化细胞具有峰值，最高可达94%。在发情期中，除有明显的行为变化外，雌激素水平逐渐上升，在发情高潮期达峰值并迅速下降到基线，体温比平时高1～2℃。

⑤大熊猫精液为乳白色，采精量少时较黏稠。电刺激采精量约02～8毫升，精子活动率为50～85％，畸形率44～20％，计数为4～377亿／毫升。精液锌元素含量为5092ppm(干样)，比人的含量低得多，从家畜育种的实践看，缺锌可导致不育。大熊猫繁殖能力低，是否与缺锌有关还待进一步研究。大熊猫精子呈蝌蚪状，总长50～60Um，尾长45～55Um，精子在37℃的Bww稀释液中的运动速度为390±180m／s，在15～18℃中可存活5天。鲜精或冻精均能使大熊猫受孕。岳奎元在1985年测定大熊猫精子头部的顶体只包绕细胞核的一半(超薄切片)或1／3(冰冻蚀刻)，而人的可绕2／3。这种差异可能使大熊猫的受精难度增大，成功率降低，繁殖力下降。

⑥大熊猫排卵可能在雌激素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时，即行为上开始接收交配的时期。每次发情一般排出1～2个卵，偶尔也有排出3个卵子的，特别是人工授精的雌兽，多数排出2个卵子，以致大多数每胎产二仔。不过，大熊猫发情雌兽，能排出正常卵子达到受精，怀孕、产仔的，仍然是少数。这主要因为接近成熟的生长卵泡和成熟卵泡，几个至30个以上重叠成块，卵泡间相互影响不易成熟排出，绝大多数成熟卵在排出前就已退化，被吸化，卵泡里充满液体，卵泡体积增大成为卵泡囊肿，这种情况影响了卵子的正常排出和受孕率，是大熊猫生殖能力低的原因之一。为了改善大熊猫的排卵，可适当使用外源促性腺激素来激活卵巢功能。首先，用促滤泡激素(FSH)刺激包裹卵母细胞的滤泡生长，然后用促黄体激素(LH)或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促进排卵，1989年4～5月，成都动物园使用这一方法使大熊猫“厌厌”成功地生下了仔代“星星”，并抚育成活。此外，陈定宇曾分析了雄兽尿中17种类固醇的含量认为：雄性大熊猫体内的雄激素分泌量低是雄性大熊猫性欲低的主要原因，可以在饲养中适当增加含胆固醇较多的食物，并在发情期注射一定量的雄性激素将有利于大熊猫繁殖。

有的学者认为，外源激素的使用不仅能有利于大熊猫发情、配种，而且可使母兽奶水充足，有利于幼兽茁壮成长。但一般能正常发情的大熊猫不宜用外源激素。使用不当会引起一个发情周期多次出现发情高峰。

在野外，大熊猫的雄兽和雌兽平常都是过着独居的生活，每个个体的活动范围大约为4～7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种群通常也是由零散的个体所组成的，每个个体均栖息于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分享着同一地区的食物来源，彼此之间互相依赖和制约，自然地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大熊猫的面部缺乏表情，一般通过视觉、嗅觉和听觉来保持种群之间的通讯联系，其中嗅觉最为重要。在它的肛门两侧各有一片裸露的区域，是肛周腺的所在地，这种腺体可以分泌一种闻起来带酸味的物质，它常在高大的树干基部或者其他显著的物体如石块、土堆等，用肛周腺的分泌物涂抹，同时也用粪便和尿液等，作为互相之间识别的标记，表明各自所在的地理位置。

大熊猫的眼睛的瞳孔象家猫一样，呈纵裂状，说明它具有夜行性动物的特征。大熊猫发出的声音比较复杂，专家们采用了对其各种可分辩的叫声进行声谱分析的方法，并且参照它的行为表现，从而分析其叫声所表示的本能行为、求偶和感情状态等生物学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大熊猫成体的叫声由12个比较清晰的叫声和喘声所组成，其声音信号的意义可以表示占有领域、寻觅配偶、抚育幼仔、受到了威胁的恐惧等等，包括嗷叫、低嗷、哼叫、吠叫、强吠、吼叫、尖叫和嘶叫等叫声，还有呼气、鼓鼻、咂嘴等声音。大熊猫初生幼仔的叫声比较单调，只有“吱吱”、“哇哇”和“咕咕”等三种，表示饥饿、身体不适或者需要排便等生理现象。到了9月龄时，还会发出呻吟、鼓鼻，以及类似牛叫和犬吠等叫声，其意义已经接近成体。随着其月龄的增长和体重的增加，它们的叫声变得越来越复杂。

大熊猫的洞巢大多位于针阔混交林中的空心大树的基部或者树兜的凹穴中，树洞是由于人类在采伐时在树的基部一侧砍过几斧或由于其他原因而寓朽穿孔，里外沟通形成的。洞内一般有20～40厘米厚的朽木粉、碎屑、朽块。树兜凹穴则是由树根包围而成。这些洞巢或巢穴以高大的冷杉树为主，所处的环境都比较僻静，附近食物资源丰富，隐蔽条件也比较好。筑成的巢，结构比较简陋而粗糙。里面的铺垫物通常呈浅盘状，由从洞外衔入的几十根干枯的或新鲜的、带有嫩叶的树枝、冷箭竹、藤条，以及木块、苔藓等构成，树枝或竹枝的一般为直径05～2厘米，长度为10～200厘米，种类有冷杉、红桦、野樱桃、札鹃、花揪、冷箭竹、猕猴桃等，粗枝弯成弧形，交叠后作为巢的边框，较细的枝条和苔藓重叠起来作为巢的内缘，巢底则利用树洞里的朽木粉和碎屑、木块等筑成浅盘状。巢穴周同留下的踪迹很多，如垫脚物、毛发、粪便、卧穴、爪痕、齿痕，以及残余的食物等。有的洞口前面的地面比较陡，不便进出，它就用衔来的直径为2～7厘米，长度为40～190厘米的新鲜或干枯的冷杉、杜鹃、红桦和花揪等树木的树枝，堆积成厚达几十厘米高的垫脚物，进出洞穴都从垫脚物的上面走过，时间长了，踩得十分光滑。

大熊猫与小熊猫有哪些区别？

大熊猫的近代名称(即国内通行的中名)，最初订名者本叫猫熊或大猫熊，意思是它的脸型似猫那样圆胖，但整个体型又像熊，有的甚至把它隶属于熊科。后来，由于在解放前书写的是直书，认读是自右到左，而改为横书后则从左到右，当北碚博物馆展出时说明标题用横书，名猫熊，而当时参观者习惯了直书自右到左的认读，误认为熊猫。自此，首先在主产它的故乡(四川)，长此以往向传讹误，久之也就习以为常的把猫熊更名为熊猫了。以后，它通用的中名叫大熊猫，也就被人们所公认。

它的地方名，在它的故乡里多叫白熊、或白老熊，也有叫花熊的；在岷山藏族地区叫荡或杜洞尕(gǎ)，平武白马达布人则叫洞尕；凉山彝族叫峨曲。所有这些地方名，虽称呼不同。而其含义与古籍中叫的貔貅或貘，无非都是说明它的体色白，或黑白，或体型似熊罢了。

大熊猫足熊科。熊科成员多数食性很杂，也有少数以肉食或植食为主，体型多比较大。熊科成员虽然体态笨重，但是多数能爬树，并有不少是游泳好手。熊科成员视觉不佳，但嗅觉比较灵敏，主要依靠嗅觉觅食。

大熊猫的颜色黑白相间，又圆又胖，看起来老实，憨厚。

小熊猫足浣熊科。浣熊科Procyonidae是类似于熊科的杂食性动物，形态和结构略似熊科，但体型要小很多，并有较长的尾，树栖性比熊科更强。

小熊猫又叫猫熊，红熊猫。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游人都会误解为小熊猫就是大熊猫的宝宝，红熊猫还有一种称呼叫九节狐，由于它的尾巴是由黄红相间的九节构成而得名。在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小熊猫馆你可以领略到它们的风采，它们就像是人类的朋友，你到了红熊猫馆，饲养人员会给你一些它们喜欢吃的水果或饼干等食品，把食物放在手心儿里，它们自己就会跑过来亲近你。有时候，吃完了食物也不离开，像小孩子一样耍赖皮，直到饲养人员用食物诱引，你才能够脱身。不过你千万不要担心，它们不会伤到你的。

红熊猫分布比大熊猫广，以温带丛林为主，从尼泊尔向东，经喜马拉雅山脉、缅甸北部，以至中国。红熊猫有一点跟大熊猫不同，它们有一个家，不像大熊猫喜欢孤立生活。法国神父大卫说：“中国人叫它们做‘山上的孩子’，因为它们的叫声像小孩。”

红熊猫几乎只吃竹子，但它们不像大熊猫那样吃竹茎，只随着季节吃竹叶或竹笋。此外，秋天它们也吃野樱桃、醋栗及少数其他水果。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体诗。它在隋唐之际已经产生，中唐以后逐渐有较多文人从事创作,晚唐五代趋于繁荣,而极盛于宋代。在唐五代时,一般称为“曲”、“曲子”、“曲子词”。后来才称为“词”，又称“乐府”。“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等。这些别名均始见于宋人文献。

词的兴起 词起源于民间。它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和外国传入的乐曲有密切关系。古人大都认为词来源于乐府诗和唐代近体诗。如宋代胡寅说:“词曲者,古乐府只有意义的字,后来用有意义的字填进去,成为长短其句的整体艺术品，便是词的雏形。清代宋翔凤说：“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余。”（《乐府余论》）认为词被称为“诗余”，即由于词是从唐代绝句演变出来的，其表现形式便是依曲调增减诗句字数而为长短句。然而，这里所论及的只是局部情况，实际上，大部分词调并不是由古乐府和近体诗衍变而来的，它们另有自己的渊源。

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合乐诗体,词可以说是《诗经·国风》与汉魏六朝乐府的继承者。唐代许多近体诗,也是可以合乐歌唱的。但古乐府及近体诗之可歌者与词又有重要区别。前者大都先作诗歌，再以乐曲配合；后者则先有曲调，再按其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所以作词也被称为“填词”、“倚声”。词的长短有固定格律，与乐府古诗中句式长短自由的杂言体截然不同。宋代王安石曾指出：“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侯鲭录》引)明代胡震亨也说：“唐人始则摘取诗句谱乐，继者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截然与诗两途。”（《唐音癸签》）其实按乐填词的现象在隋唐以前已经出现了。如南朝梁武帝萧衍有《江南弄》七曲，每首均三句七言、四句三言。同时沈约有四首,萧纲有三首,体裁完全相同。据《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此曲系据《西曲》改制,可说是词的滥觞。隋文帝仁寿元年 (601)牛弘等制《上寿歌辞》，隋炀帝制《夜饮朝眠曲》以及他和王胄作《纪辽东》，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许敬宗作《恩光曲词》等,都已具备词的雏形。孟□《本事诗》载唐中宗时沈□期等歌《回波乐》词及内宴唱《回波词》，也是依曲填词的例子。这些作品有的产生于近体诗形成前，有的与近体诗同时，终唐之世以至五代，歌唱五、七言近体诗与长短句歌词的情况一直是并存的。

词与乐府诗歌的区别还在于词所配合的是新兴的音乐。隋唐时代，中国的音乐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军事、通商、传教、文化交流等种种原因，少数民族音乐与外国音乐大量传入中原地区，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进入上层社会和宫廷，以至“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隋书·音乐志》），而原有的音乐则逐渐衰微。据《隋书·音乐志》载：隋文帝“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其中除《清乐》、《礼毕》为南朝乐府歌舞音乐外，《西凉》等七部乐都是少数民族及外国传入的音乐。至唐代又有发展。《旧唐书·音乐志》载，唐高祖“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唐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遂为十部,其中《清乐》为南朝旧乐;《平凉乐》、《高昌乐》等八部为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燕乐》则为唐王朝乐府创作，自唐太宗至唐玄宗，历朝都添新作，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臻于极盛。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小序统计,上述十部享宴所用“燕乐”,“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这些音乐歌舞，演奏时有声有词。词所配合的乐曲繁复变化多端，自然须要有短长错落、抑扬婉转的歌词与之配合，这样就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词。又据《旧唐书·音乐志》说，当时乐工习唱的燕乐歌词，相传为“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为《□乐五调歌词》，“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以从唐初到开元、天宝年间，宫廷乐府的歌曲和歌词都广泛吸取了南朝旧乐、外来音乐和民间创作，从而在社会上更加风行起来。唐代商业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发达，城市的繁荣，酒筵歌席的需要，也是曲子词兴起的重要社会原因。唐肃宗宝应元年 (762)崔令钦撰《教坊记》，总结了开元、天宝年间燕乐盛况,录名曲、大曲名324种，其中有许多曲调是配用长短句体的。这类词调，多数不是从乐府或近体诗衍变来的。

唐代民间词和文人词 唐代曲子词最早流行于民间。

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词体起源于民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据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分析；其中〔苏莫遮〕长短句咏五台山之大曲6首,可能产生于武则天时期；《献忠心》 2首，可能产生于武周以后至玄宗初年；〔别仙子〕、〔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可能作于开元年间，而写定于天宝元年；《云谣集杂曲子》中一部分词以及大曲3套,可能均作于安禄山乱前。在写作时代较早的敦煌民间词中，已经具有多样而且比较完备的形式，有短小的令词，也有字数较多的中调和长调，其年代远在文人写作之前。虽然有些作品在表现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但题材广阔，风格清新明朗。〔定风波〕一首，刚健雄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

文人填词之风始于唐中叶。公元 8世纪前半期，唐玄宗李隆基爱好音律，除《云谣集杂曲子》“御制”曲子词中有些可能出自其手外,旧传还有〔好时光〕1首为他所作，见于《尊前集》。又相传李白作有〔菩萨蛮〕、〔忆秦娥〕、〔桂殿秋〕、〔连理枝〕、〔清平乐〕、〔清平调〕等10余首，其中〔清平调〕 3首形式与七言绝句相同,〔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首则为长短句,艺术价值很高,被推为“百代词曲之祖”(黄□《唐宋诸贤名家词选》)。但有人怀疑是伪作。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据《杜阳杂编》记载，说〔菩萨蛮〕曲调为唐宣宗大中初年因女蛮国入贡而编创的,则李白当时还无此曲调,自不可能有此词作。但据《教坊记》著录，开元、天宝间已有〔菩萨蛮〕曲名，敦煌民间词中也有〔菩萨蛮〕词作。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引近人杨宪益《零墨新笺》说,谓〔菩萨蛮〕是《骠苴蛮》或《符诏蛮》之异译,其曲调乃古缅甸乐，开元、天宝时已传入中国，则李白写作〔菩萨蛮〕词亦有可能。

8 世纪下半叶，文人填词者逐渐增多。较早有张志和的〔渔歌子〕（又作〔渔父词〕）5首,写渔钓闲散生活与自然风光，其词调来源当是渔民中流行的“里巷”之曲。相传一时唱和者甚多。张志和之兄松龄,也有〔渔父词〕1首,风格旨趣与其弟之作相近。还有顾况的《渔父引》，六言三句，也是咏渔家生活的。据日本《经国集》载，日本平安朝弘仁十四年(823)宫廷君臣唱和,仿效张志和〔渔歌子〕各填词五阕，可见其词调流传之广。另外，元结的〔□乃曲〕是模仿船歌之作，但形式同于七绝，“大历十子”之一的韩□，相传有与柳氏赠答的〔章台柳〕，是长短句形式。大历间诗人戴叔伦与韦应物各作有〔调笑令〕，写边塞生活与离别之恨，格调相同,声律急促,当是出自“胡夷”之乐。稍后王建的宫词中也有〔调笑令〕又名〔宫中调笑〕，主要写宫中美人失宠的哀怨或商妇的离愁；还有《宫中三台》和《江南三台》，后者中也有描写商人生活的。刘禹锡与白居易更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他们的新翻〔杨柳枝词〕及刘禹锡改造四川民歌而作的〔竹枝词〕，形式上似七绝，而实际上类同于词。相传白居易所作词有〔忆江南〕 3首、〔花非花〕1首、〔如梦令〕3首、〔长相思〕 2首，刘禹锡有〔忆江南〕2首、〔纥那曲〕2首、〔潇湘神〕2首、〔抛球乐〕2首,但除〔忆江南〕外,其余或不载于本集,或收附于卷末,故多有被人怀疑的。刘禹锡〔忆江南〕词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诗人依声填词的最早自白。总观这时期文人词作，作者多为较接近民间生活、爱好民间文艺者，故能从民间曲子吸取养料创作新词。但他们的主要成就还在诗，写词不过以余力为之，不很重视,所以词作数量不多,而且常不载于集中；有些无名作者又常以所作嫁名于他们，因之作品往往真伪难辨。同时，这时期的文人词作，无论意境风格、辞句形式，都还与一般诗歌比较接近，因而不少作品难以区别是诗是词，在后人编选的集子中分类也常不一致。这些都是词在形成过程中的现象。

进入晚唐，填词的风气更普遍了，所用的词调有所增加，词作在艺术上也比较成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温庭筠。他富有才华，精于音乐，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趋于放荡，经常出入酒楼妓馆，接受民间新曲的影响，大力从事词的创作。《旧唐书·文苑传》说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相传他有《握兰》、《金荃》两种词集,虽已亡佚,但《花间集》所录还有66首，后人收辑共得76首，为唐人词作传世最多者。他的词大都写歌妓的生活与感情，色彩浓艳，情思婉约，表现出与诗歌不同的艺术特色，又为五代西蜀花间词派所推崇，因而被称为”花间鼻祖”（王士□《花草蒙拾》）。温庭筠也能诗，但其词成就突出，与过去诗人以余力为词者不同。由于他奠定了词在韵文史上的独立地位，开启了五代词的道路。但他的侧艳词风，也影响词的发展境界比较狭隘。此外，晚唐词的作者，还有杜牧、段成式、张希复、郑符、皇甫松、司空图、韩□、李晔（唐昭宗）等。段、张、郑词，艺术平平。皇甫松词〔采莲子〕、〔摘得新〕、〔梦江南〕等，相当成功。司空图的〔酒泉子〕，写退隐闲逸生活，也有佳句。韩□存词5首,风格略同其艳情诗。唐昭宗李晔曾屡为宦宫藩镇劫持，最后被朱全忠所杀。《旧唐书·昭宗纪》载,乾宁四年(897)他在华州与学士、亲王登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华，皆泣下沾襟。覃王已下并有属和”。其〔菩萨蛮〕 2首哀怨凄怆，发抒了危亡之感。敦煌曲子词中录有这两首词并臣下和词4首。又传他有〔巫山一段云〕2首，明艳而不流于轻浮。但据《尊前集》注有“上幸蜀，宫人留题宝鸡驿壁”语，疑非李晔本人之作。传为杜牧所作〔八六子〕，双调九十字,为唐文人词中仅见的长篇。总之,晚唐文人词，除温庭筠卓然成家外，皇甫松、韩□、司空图、李晔等人的词，也都显示了更为成熟的技巧。

五代西蜀、南唐词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乱，文化衰落。当时一些君主和上层文人大都流连声色，词作适应女乐声伎，得到畸形发展，出现许多作家和大量作品，成就超过同时的诗文，为宋代词体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当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词人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像后唐庄宗李存□(885～926)这样能征惯战的沙陀部人，也精于音律及度曲。《旧五代史·庄宗纪》注引《五代史补》载，他能自撰曲子词，行军及作战时都教队伍歌唱，以助战阵，使人忘死战斗。他的词如〔忆仙姿〕（一作〔如梦令〕）、〔阳台梦〕、〔一叶落〕等，颇有情致；调名皆取词中语句，或系自度之曲。又如和凝历仕梁、唐、晋、汉、周五朝，官至宰相，有“曲子相公”之称。《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有集百卷”，但晚年悔其少作，大部焚毁，仅留存百首《红叶稿》。今传20余首，多系艳体，也有粉饰太平的，价值不高。

五代词坛的中心是西蜀与南唐。这两个地区在北方战祸连绵之时，保持相对稳定，吸引着人民和文人大量移入，成为当时经济文化的重心。而其统治者们大多怀着苟安心理，寄情声色，生活*靡，从而剪红刻翠的曲子词便大量产生。

前蜀后主王衍、后蜀后主孟昶均喜好词艺。相传王衍曾使“宫伎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脂夹粉，名曰醉妆，自制《醉妆词》云云。又曾宴于怡神亭，自执板，歌〔后庭花〕、〔思越人〕曲”（《词林纪事》引《北梦琐言》）。孟昶“尝夜同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作〔洞仙歌〕词”（《漫叟诗话》）。当时，蜀地聚集了许多文人词客。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其中收晚唐至当时词人18家，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少数人外，余如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魏承班、鹿虔□、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等，或为蜀人，或曾在蜀做官游处。这些作者因而也被称作花间词派。韦庄是与温庭筠并称的花间派词人代表。他从中原避乱江南，入蜀后曾为前蜀宰相。他的词内容与温词相仿佛,着重写艳情离愁,但语言较为清丽，多用白描手法。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说：“‘画屏金鹧鸪’，飞卿（温庭筠）语也，其词品似之；‘□上黄莺语’,端己(韦庄)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指出了温、韦两家风格的差别。其余花间词人，大都蹈袭温、韦余风，以华丽词采写男女情爱和游冶生活，格调更趋卑下，如牛峤〔菩萨蛮〕、张泌〔浣溪沙〕、顾□〔荷叶杯〕、欧阳炯〔浣溪沙〕等，多流于轻薄。欧阳炯作《花间集序》，明确地指出这些作品是宫廷豪家花间月下伴酒助欢的产物。该序又称所集为“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反映了自温庭筠以来诗人普遍从事词作的风气。宋代陆游《跋花间集》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邪？”其二又说：“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既批评其思想内容的无聊，又肯定其艺术形式上的成就，揭示了诗词代兴的历史演变，指出花间词人走入了狭窄的仄径。但其中也有能别开生面者，如鹿虔□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抒写兴亡之感；李□、欧阳炯和孙光宪的一些词，描写南国自然风光，间或涉及民情风俗，语言也较朴素。又如孙光宪的〔定西番〕、〔酒泉子〕“空碛无边”，反映边塞生活，笔力雄放，可谓上承唐代边塞诗与民间边塞词的传统，下开宋范仲淹以至辛弃疾词风之先河。

南唐偏安江南，比西蜀具有更优越的经济文化条件。南唐词的成就也比花间派更高。其代表作者有冯延巳、南唐中主李□和后主李煜。清代冯煦指出：“词虽导源李唐，然太白、乐天兴到之作,非其颛诣。逮于季叶,兹事始鬯。温、韦崛兴，专精令体。南唐起于江左，祖尚声律，二主（李□、李煜）倡于上，翁（指冯延巳）和于下，遂为词家渊丛。”（《四印斋阳春集序》）冯延巳是南唐宰相。宋代陈世修《阳春集序》说他“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这正是词作繁荣的肥沃土壤。可惜当时无人像编《花间集》那样为之收集,以致有许多作品散佚了。冯延巳的词,宋人辑得120首，其中可靠者约100首，为唐五代词人存词最多者。其词大都写闲情离思、伤春悲秋，但意境深远广阔，语言清新婉约，形象优美迷离，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对宋代晏殊、欧阳修等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王国维说它“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李□、李煜也都具有很高的文艺修养。李□词今存4首,〔摊破浣溪沙〕二阕写登高怀远的愁思，寓苍凉于委婉之中，其境界超过了一般的花间词。李煜初期的词，多写宫廷享乐生活，与花间诸作差别不大，但在艺术上已显示出清新的特色。国破被俘以后，他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语言朴素自然又精炼优美,善于捕捉鲜明生动的形象,抒写沉痛真切的感情，开拓了抒情歌词前所未有的艺术境界。西蜀、南唐的割据政权，虽然先后为宋王朝所统一，但两地特别是南唐的词风，却深深影响北宋词坛，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唐五代词集 唐五代词的重要编集，除《花间集》外，还有《尊前集》，传说是五代或宋初旧本，共录作家30余人，词 200余首。南宋黄□（号花庵）编《花庵词选》,前10卷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选录唐五代及北宋人之作。南宋何士信编《草堂诗余》，也间录唐五代词。清康熙时沈辰垣等编的《历代诗余》，是辑录唐至明词大型总集。《全唐诗》中也汇辑了唐五代词。近人林大椿的《唐五代词》，录作家81人，词1148首，比较完备。但这些集子中均未收民间词。

参考书目

林大椿辑:《唐五代词》,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