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象征 帝王九鼎之谜

禹治水成功，被奉为一代圣贤，但他违反了部落联盟的传统，建立了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并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随着王朝的更送。九鼎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然而，到了秦汉之间。九鼎却不见了踪影，由此人们怀疑九鼎到底真的存在吗

我国古代青铜工艺高度发达，传下了许多稀世之宝，，然而就历史价值而言，却没有一件比得上传说是大禹所铸的九鼎。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根据《左传》鲁宣公三年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往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夏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传说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产生了觊觎之心，而由楚国首先发难。《史记�6�1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八年(前606)，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路经洛邑，特意摆开阵势，显示武力。周定王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咄咄逼人，劈头就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冷冷地说：“在德不在鼎!”接着又不紧不慢地回顾了九鼎转手的历史，并说如果本质美好光明，鼎虽小而犹重，反之，虽大犹轻。他进而指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这也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已是奄奄一息。据《战国策�6�1东周策》所载，周显王时期，秦国兴兵临周，企图夺取九鼎。周求救于齐，迫使秦国退兵。但强秦岂肯善罢甘休，后来秦昭王终于灭掉了东周。

围绕着九鼎，有二个问题后人至今难以弄明白，一是大禹是否铸鼎，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连，即九鼎的最后下落。

上引《左传》说九鼎铸于“夏之方有德”之时，而《史记》把铸鼎的时间略有提前，说成是“虞夏之盛”之时，并明言大禹是收了九牧之金而铸九鼎的，本意是象征九州。《墨子》说鼎铸于夏后启时。上述说法大体相近，得到了后代许多人的赞同，基本上认为鼎是大禹所铸，时间在夏朝建立的时候。

怀疑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没有从周室夺到九鼎，相反关于九鼎失踪的传闻到是有鼻子有眼。汉灭秦，也没有见到鼎。刘邦登位时，秦王子婴交出的只有皇帝玺。《战国策》说周得九鼎时，每一只鼎要有九万人来搬运，九只鼎要有八十一万人来运输，这可能吗近代古史辨派学者认为《战国策》多夸大之辞，禹铸九鼎是不可能的事实。

也有学者根据当代的考古挖掘，认为在夏代以前的一些原始社会遗址中，已经出土过铜器和青铜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曾出土铜爵、铜凿等各式形状的铜器，并且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坩锅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是完全有能力制造铜器的。至少从技术层面而言，禹铸九鼎是可能的。仅凭古史传说中的一些缺陷而否认禹铸九鼎，恐怕也不见得是绝对有力。

传承到周朝的九鼎哪里去了

一些学者发现《史记》中的说法前后不统一。周、秦二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在周赧王死后，终于“取九鼎人秦”。《秦始皇本纪》说九鼎在迁往咸阳的途中，有一鼎被大风刮到今江苏的泗水中。据此，除一鼎外，八鼎有可能被搜刮到了秦国宫殿中，应当失于秦亡之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人泅水，余八人于秦中。”然他将秦昭王取九鼎的时间较《史记》本文提前了41年。《史记�6�1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那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与秦无关。后来，《汉书�6�1郊祀志》也是兼收两说，但又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前327年)，……鼎沦没于泅水彭城下”。以后秦始皇出巡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派了上千人泅水打捞，结果如同竹篮打水，未能如愿。这说明九鼎并未人秦，至少有一鼎是不知去向。

到了清朝，全祖望、沈钦韩等学者对上述传统说法公开表示怀疑，并作了新的探索。王先谦在《汉书补注�6�1郊祀志》中除引用全、沈二家之说外，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周人为防止大国觊觎；加上经济困难，采取了毁鼎铸钱的下策；对外则诡称丢失，不知去向。(二)、史载秦灭周取鼎，为时人揣度之辞，并非事实。(三)、秦人谬传九鼎沉’人泅水，秦始皇也受到愚弄。这些说法足以发人深思，但未必即为至论。

九鼎既然被周人视为天命之所在，也就只能与社稷共存亡，岂有因大国觊觎而自行销毁之理况且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楚庄王就曾以鄙夷的口吻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6�1楚世家》)可见九鼎之“重”，只存在于传统的神秘观念之中，而不是实物本身的价值。东周统治者能为少量之铜而毁鼎铸钱、甘心自隳天命吗

纵观古籍中有关记载，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但并无已被销毁的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考古工作的进展。九鼎如失于东周灭亡之前，那么埋没于关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失于秦末，那么埋没于关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要是项羽破秦后载归彭城，那倒极有可能“沦没于泅水彭城—卜”，但与《汉书》记载的年代又相距甚远。如能将这些问题考辨清楚，对于寻找九鼎的下落，也许不无裨益。

九鼎被作为王权象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它作为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却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我们相信九鼎一旦重见天日，必然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中国古代十大旅行家

1徐霞客　　

　　徐霞客，生于明朝万历十四年，江苏江阴人，名弘祖，字振之，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探险家。他又被后人称为“游圣”、“霞仙”、“驴友祖师”，一生之中，游遍了中华秀美山川，极富传奇性。受耕读世家的文化熏陶，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尤钟情于地经图志。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宿苍梧”的旅行大志。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16个省、市、自治区。他不畏艰险，曾三次遇盗，数次绝粮，仍勇往直前，严谨地记下了观察的结果。直至进入云南丽江，因足疾无法行走时，仍坚持编写《游记》和《山志》，基本完成了24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 53岁（1640）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江阴。54岁正月病逝于家中。徐霞客经30年考察撰写成的260多万字《徐霞客游记》，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2玄奘　　

　　玄奘（602～664），名陈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滑国故城）人。唐代著名三藏法师，佛教学者、旅行家，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

　　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唐太宗贞观三年，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竺。

　　贞观三年，他从长安出发，经过兰州到达凉州。当地慧威法师敬重玄奘宏愿，令徒弟秘密送玄奘前进。他们怕白天被官兵捕捉，便夜晚行路。到达瓜州时，所骑的马又倒毙了。玄奘买得一匹去过伊吾（哈蜜）15趟的老瘦赤马，孤身一人前进。

　　经十七年坚韧不拔的苦行，玄奘法师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

　　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等，均由其事迹衍生。　　　　　

　　 3张骞　　

　　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张骞于建元三年（前138）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十多年的时间里，张骞虽然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来，他终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后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但仍然被匈奴捕获，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张骞随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公元前119年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此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

　　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还。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4郑和　　

　　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原名：马三宝。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10岁，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郑姓，改名为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保太监。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两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

　　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被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

　　 5鉴真　　

　　鉴真（688~763）日文又称鉴真(がんじん)，中国唐朝僧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鉴真，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江都）人。十四岁时于大云寺为沙弥，就高僧智满禅师学佛，后又赴长安从弘景法师受具足戒，先后达三年，遂返扬州，学识渊博。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学佛留学，并敦请鉴真赴日传佛。鉴真欣然应允，并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六次始获成功。他携带佛经、佛具及佛象，于天宝十二年（753年）抵日本。此时鉴真双目失明，但他仍努力弘扬佛法，传播中国文化并以其丰富之经验，讲授医药知识，特别是他所带之香料药物等，至今日本奈良招提寺及东大寺正仓院仍保存有其遗迹。尝治愈光明皇太后及圣武天皇之病（见天台乌药）。日本曾授予“大僧都”、“大和上”封号，日本人民誉他为“过海大师”。其著作有《鉴上人秘方》，惜未见流传。

　　 6汪大渊　　

　　汪大渊(1311年～)元朝时期的民间航海家。字焕章。南昌人。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手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　　

　　 7法显　　

　　法显（334年—420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3岁出家。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今西安市）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印度）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学梵书佛律。与他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413年）到达建康（今南京）。义熙十年（414年），他写出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书中记述的地域甚广阔，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8秦始皇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战国末期秦国君主、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又称秦始皇帝。嬴姓，赵氏，名政。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修驿道，设郡县”。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秦始皇构筑了从咸阳辐射全国、四通八达的驰道，从统一天下的第二年起，他开始举行了大规模的巡游。12年为帝，先后巡游达5次，平均2年多一次。

　　第一次巡视旅行到宁夏西部、甘肃东部，经甘肃陇西，到达秦人祖先故地天水、礼县，再沿祖先东进线路回辇宝鸡、岐山、凤翔，归咸阳。

　　第二次巡游旅行，首次东行登峰山、泰山，封山勒石刻碑。他去了烟台、胶南，沿东海到江苏的海州、徐州，又南下安徽，渡淮河，到河南，车辙又碾过湖南长沙等地。

　　第三次巡游了山东半岛的沿海地区，为去海上仙岛求取不老仙药，派徐福带500童男童女，驾船出海。

　　第四次巡游是在公元前215年，他向北而去。从潼关过黄河去山西，到了河北邯郸，东抵秦皇岛。出了山海关，到达辽宁绥中海滨。回途内蒙古，经陕西榆林、延安，回咸阳。

　　公元前210年，他开始了第五次巡游旅行。先后到达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结果他死在了旅途之上。　　

　　 9王玄策　　

　　王玄策，汉族，唐朝河南洛阳人。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643～661）间三次出使印度（一说四赴印度）的使节。曾官融州黄水县令，右卫率府长史。

　　贞观十七年三月，唐派行卫尉寺丞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伴随印度使节报聘，贞观十九年正月到达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次年回国。

　　贞观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王玄策又作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印度。未至，戒日王死，帝那伏帝（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蒂鲁特）王阿罗那顺立，发兵拒唐使入境。玄策从骑三十人全部被擒，他本人奔吐蕃西境求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发兵一千二百人，与泥婆罗（今尼泊尔）王那陵提婆兵七千骑及西羌之章求拔兵共助玄策，俘阿罗那顺而归。高宗显庆三年，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次年到达婆栗阇（今印度达班加北部）国，五年访问摩诃菩提寺，礼佛而归。　　

　　贞观二十二年，大臣王玄策在对外作战中，俘获了一名印度和尚，名叫那罗迩娑婆。为迎合李世民乞求长生不老的心理，把他献给李世民。这个印度和尚吹嘘自己有二百岁高龄，专门研究长生不老之术，并信誓旦旦地说，吃了他炼的丹药，一定能长生不老。　　

　　王玄策回到长安时，已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立即给王玄策连升两级，册封他为朝散大夫，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押阿罗那顺献俘于太庙。　　　

　　不久李世民中毒而死。此时距王玄策归国仅仅一年。王玄策受李世民之死牵连，仕途受阻，终生再未升迁。玄策几度出使印度，带回了佛教文物，对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图三卷，今仅存片断文字，散见于《法苑珠林》、《诸经要集》、《释迦方志》中。　　

　　 10杜环　　

　　杜环，中国唐代旅行家，又称杜还。襄阳郡(今湖北襄阳)人，生卒年不详。唐天宝十年(751)，随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作战被俘，过了近十年俘虏生活。后来他旅游了非洲埃及等国，成为第一个到过非洲并有著作的中国人。宝应初年(762)乘商船回国，写了《经行记》一书，惜已失传，惟杜佑的《通典》(801年成书)引用此书，有1500余字保留至今。《经行记》是中国最早记载伊斯兰教义和中国工匠在大食传播生产技术的古籍，还记录了亚非若干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和风俗人情。

　　唐代是中国与西方各国接触甚多的时代，大丝路的交通在盛唐时期络绎不绝。杜环身为一个游历的文人，他在那个花团锦簇的时空留下一本名为《经行记》的书本。杜环于751-762年遍游了黑衣大食国全境，也因此他留下了丰富的所见所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伊斯兰医药的部分，包括拔汗那国产的庵罗、地中海南岸突尼斯产的鹘莽、亚俱罗河洲产的香油、扁桃等、末禄国所产的军达、茴香等。杜环还曾游历过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并且称赞过当时地中海的医学。

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原始社会的解体，为过渡到奴隶制社会准备了条件。

夏启打破了前代传承的禅让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奴隶制历经夏、商、西周、春秋，持续了约1600年。

为了适应奴隶主贵族垄断政权、培养子弟成为统治人才的需要，设置了教育机构，形成了学校制度。

这个制度可以概括为公式、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学习。

延续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都在发展，而西周的学校教育制度比较完善，有小学、大学学习阶段之分，有乡学、国学的联系，其教育特点是六艺教育，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成果。

西周教育制度可以作为三代教育的典型。

到了奴隶制解体的春秋时代，官学衰落，私学兴起，产生了思想流派，出现了法家、道家、儒家的先驱，宣扬各自的主张。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在政治上主张改良，试图利用教育的力量改造社会。

他提出了一系列教育主张，形成了教育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基础，流传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华教育传统的主流，也是世界宝贵的教育遗产。

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发生了阶级分化，原始社会开始解体，逐渐向奴隶社会过渡。

到了夏代，终于进入了奴隶社会。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占有社会物质生产资料，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成为脱离生产劳动的工人。

奴隶主为了将年轻人培养成强有力的统治者，需要组织特殊的教育培训，教育逐渐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学校教育是主要形式。

在社会阶级分化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基础上，奴隶主阶级脱离了生产劳动，垄断了以传授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

被统治的奴隶阶级只能接受生产劳动教育和统治者的社会教化。

教育分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的进步。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是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其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夏代，从前2070年到前1600年，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经历了470多年，是奴隶制的初期。 商代，前1600年至前1046年，历经554年左右，为奴隶制发展时期西周，前1046年至前771年，约276年为奴隶制全盛时期； 春秋，前770年至前476年，近三百年是奴隶制走向崩溃的时期。

奴隶社会的教育，本质上是为奴隶制的政治、经济服务，并适应其需要。

因此，奴隶社会教育的发展变化也相应地经历了四个阶段，表现出不同阶段的特点。

根据历史传说，夏朝部落首领禹在他统治时期，为废除推举的禅让制实行传子世袭制铺平了道路。

其子夏启获得政权，建军建城，对外掠夺，开始向内镇压平民和奴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夏直接统治的是以伊洛为主的黄河两岸地区，夏政权涉及的范围包括参与联盟的各部落，北起长城以南地区，南至长江中下游，东至沿海，西至陕西中部渭河中下游，纵横千余公里，是当时疆域最大的国家。

在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度下，农业发展到人工灌溉的百谷栽培，手工业也发展到可以制造出多种纹样的陶器和青铜器，这些都表明生产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统治者建立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从而维护奴隶主的统治。

由于需要在经济上扩大交流范围，在政治上实施政令，给文字带来了新的发展。

山东出土夏朝历史文物，莒县陵阳河出土的4个灰陶壶分别刻有图像文字，2个刻有工具象形文字，2个刻有工具象形文字。

据文字学家分析，这两个字有联系，后一个字上部似日形，中间似云形，下部似有五峰的山形，寓意山云，初山阳光照射下的朝旦明景象是一个原始的“旦”字，会意

这表明当时已经有由三个旁组成的复写字。

由此可见，夏代的文字发展相当快。

夏代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

先秦典籍《左传》、《国语》等书引用《夏书》的材料，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载，“故《夏书》曰辰不聚房，瞿奏鼓、吕夫驰

这是日食的最初记录，表明已经有夏代的书。

《礼记礼运》说孔丘曾去杞作历史调查获得《夏时》，在春秋末期还可以看到《夏时》这一有关夏代天文历的书籍，这再次证明夏代有文字记载。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可以记录人类的思想活动，积累知识经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

文字是教育的重要手段，促使教育发生质的变化。

掌握文字的是贵族中的文化人，只有少数贵族子弟借文字接受教育。

教育工作是国家的重要事务，由国家机关中六卿政务官之一的司徒主管教化。

关于夏代学校的设置，古籍中有一些记载。

《礼记明堂位》 :“序，夏后氏序也。

”《王制》 :“夏后氏的养国比东序古老，养庶比西序古老。

”《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 :“夏后氏以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

”这些古书都提到夏代有一所叫“序”的学校。

其性质，古人已经探索过了。

《孟子滕文公上》 :“序者，射也。

“序”最初是教“射”的地方，后来发展成为奴隶主贵族的一切公共活动，如议政、祭祀、养老的地方，也是奴隶主贵族教育子女的地方。

所以，教育不是独立纯粹的教育机构，教育只是其重要功能之一。

据说不仅每个国家都有学校，地方上也有学校。

《孟子滕文公上》《夏玉学校》，《学校者，教也》。

《说文》 :“从学校，树上，搭话。

“原义是以木囚，也就是木材为围栏，作为养马的地方。

后来利用这个宽敞的地方进行军事训练，把它变成习武的地方。

“学校”是一所乡学，《史记儒林传》中公孙弘与太常臧、博士平进行三代讨论时表示：“乡有教，夏玉学校。

”宋朱熹灌《孟子》，指出“学校”是乡学。

夏代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都与夏政权的性质有直接关系。

贵族为了巩固和扩大奴隶制统治，必须镇压部落奴隶的反抗，同时征伐其他部落。

因此，军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夏朝为政尚武，实际上是“武人”专政。

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教育的目的是把本阶级成员及其后代培养成能善战的武士。

在教育内容方面，统治者重视军事训练。

在当时，弓箭是重要的武器，是教练的主要项目，所以《文献通考学校考》说：“夏后氏是射造师。

“习射是军事教育的重点。

此外，还有使用其他武器的教练。

在河南偃师二里的夏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青铜戈、钹、刀。

这些铜武器的使用，也是当时教练的内容。

教育内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宗教教育。

《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远之。

”的宗教教育以尊敬天尊祖为主。

人伦道德教育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据《孟子滕文公上》报道，古代学校有共同的任务，被指出“人人都很优秀”。

朱熹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个人伟大的伦也。

厦序学校，都只是把这个弄清楚了。

”

总之，在奴隶社会初期，国家把教育事务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司徒负责管理教化。

教育机关和政治行政机关结合起来，既有国家的学校，也有地方的学校，等级开始上升。

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目的是培养奴隶主贵族武士，教育内容重视军事训练。

二商代教育

商王朝是1600年前就统治着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奴隶制国家。

商的历史已有文字记载，仍有许多出土文物供研究。

后期王都殷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出土了大量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和青铜器。

这些文物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状况，充分表明商代已经是文明的奴隶制国家。

商王作为奴隶主的总代表，名义上占有所有的土地和奴隶。

他把土地和奴隶分为侯甸邦伯(各地诸侯)、百僚庶尹(百官和管理员)等奴隶主贵族。

奴隶来源于战争俘虏，被认为是比牛马更便宜的财产，实行强迫劳动。

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大量奴隶从事耕作。

手工业也进一步发展，有织麻、制陶、制铜等手工业。

司母戊大鼎重875公斤，是铜制造技术发展的标志。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条件下，交换活动也发展了。

在商王统治下，由奴隶主贵族组成国家管理机构，组织军队，制定刑法，对人民实行暴力统治。

商奴隶主贵族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宗教意识。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领民事神，先以鬼礼之。

“敬鬼神，是为了求福免灾。

他们极端崇拜祖先，认为祖先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的祸福，在天上祝福子孙。

那时，无论大小，人们都要占卜，祈求上帝的旨意。

与鬼神有关的神职被称为“巫”，之后进一步分工为祝、宗、卜、史等专职人员。

他们根据需要掌握一定的政治、历史、天文、历法、医药等知识技术，由史官负责制定政策命令、记录国家大事、管理政策令典等，是当时的文化人。

这些专业都与宗教有关，敬奉鬼神成为商代文化思想的特征。

(一)商代有成熟的文字作为教育工具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日益复杂，商代文字也在发展，基本达到成熟阶段。

从安阳出土的16万多甲骨文来看，卜辞记录160多万字，据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编》统计，所用字达4672字。

被识别的字，根据熟练的《古文字类编》，变成了1072字。

商代的文字中也有陶器上的陶文、青铜器上的金文、玉石上的文字。

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等造字几个原则已经具备，并普遍使用。 这是文字发展达到成熟的标志。

写字的工具是裁纸刀和毛笔，卜辞有“”的形状，手里拿着笔就是“笔”字。

在一些甲骨和陶器上，可以看到用毛笔书写的朱墨笔迹。

有成熟的文字和合适的书写工具，便于撰写系统的文章。

文字用于描述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已经出现了分量很大的典籍。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据。

“册”的原字“”是用索带把甲骨和竹片编成串的象形。

这证明商代已有文字记载的典籍。

文字是教育的工具，典籍是教育的重要材料。

(二)商代学校

甲骨卜辞大多与教育有关，可以了解当时学校教育的情况。

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重视年轻一代的教育，把子弟送到学校接受教育。

“壬子卜、弗、酒小学？ ”的甲骨卜辞。 意思是：在壬子日进行占卜，问问神，王子为了入学，能否喝酒祭祖求福。 这表明贵族很重视教育下一代，入学时会占卜、设酒祭祖。

有对贵族子弟集中进行教育的地方。

这个专用的地方离居住区有一定的距离。

有甲骨卜辞说，“丙子卜、贞、多子其()”是过渡的分体字，义与“去”相同。

或“，延也。

“不间断”的意思(学、版(假托反过来，和“回去”一样)不是大雨吗？ 丙子日进行占卜，贞求问神，意思是孩子们去学校，回来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大雨。 担心大雨会影响孩子们回家，这表明学校和居民区有一定程度的距离。

由于商朝的教育设施比较完善，邻近的诸侯国也派子弟去游学。

一位甲骨卜辞说：“丁酉，你用许多儿童大臣的教诲告诫他吗？ ”。 也就是说，指的是周围的邻国，表示邻国向殷派遣子弟游学。

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学校名称的记载，发现有“大学”和“庙”等名称。

根据《小屯南地甲骨》第六十片卜辞，“太可惜了？ 王惟癸？ 好的？ 祖丁丹？ 在厅旦？ 在大学？ ”根据专家的考试发布，是指捕捉祖先的仪式。

卜辞说，先问是否举行这个祭礼，再问举行祭礼的最佳日子是癸日还是甲日，最后再问举行祭礼的地点。

列举的地点有祖丁神坛、宗庙中庭神坛、大学。

这一记述证明商代确实成立了大学，大学也是祭祀场所之一。

甲骨文的研究证实了古籍中关于商代学校的记载是可靠的。

《礼记明堂位》 :“殷人以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乐于瞿宗。

”《礼记王制》 :“殷人养国比右学老，养庶人比左学老。

“郑玄注： “右学、大学、西郊； 在左学、小学、国家王宫的东边。

“根据这些记载，有大学，有小学，有瞿宗。

甲骨卜辞证实了大学相对于小学，既有大学也有小学。

右学和瞿宗，都是大学的性质，实际上是同一机构的不同名称。

古人西为右，殷人尚西，大学设在西郊，又称右学。

瞿宗是商代大学的名字。

当时，大学很重视乐教，乐教教师也是乐师。

乐师在学校里把老师作为乐祖供奉，大学也成为乐师的宗庙，所以被称为瞿宗。

瞿宗当时是贵族子弟学习礼乐的学校。

由于有大学小学或右学左学之分，商代已根据年龄提出了不同的教育要求，说明实际划分了教育阶段。

商代不仅在王都有大小学，地方上也有学校。

《孟子滕文公上》《殷玉序》，朱熹注：“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

”《汉书儒林传序》 :“殷曰庠。

“庠”是虞舜时期教育机构名称的继承，利用养老活动，达到对青年一代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老而民兴孝，小而长而民兴悌。

”可以起到推进孝敬父母教育的效果。

“序”是对夏教机关名称的继承，序以习射为义，保留了军事体育训练的内容。 奴隶主贵族很重视军事，“序”不再只是一个习射的地方。

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强调思想品德修养，礼乐教育也成为其基本内容。

(三)商代教育内容

商代学校由国家管理，接受教育是奴隶主阶级的特权，旨在培养尊神重孝、勇敢善战的未来统治者。

商代学校进行多方面的教育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1 思想政治教育

奴隶主贵族为了加强统治的需要，大力提倡宗教迷信，把本族祖先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尊神和孝祖实际上是一回事。

“孝”成为奴隶主贵族最强调的基本道德规范，遵守孝道才能继承王位，不遵守孝道就要受到政治制裁。

据《尚书太甲》记载，太甲不守丧礼，被认为是违反孝德的行为，贵族们把他驱逐到梧桐那里反省，他悔改后，接他回政。

尹今后向他说“奉先思孝”，遵守祖先的一切训诫，不忘祖先的恩德，才是孝。

“孝”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是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文字中体现的是“孝”至“教”字。

甲骨文的“教”字多为“”，左半部的“”即“孝”字，“子曲伏于父”，右为“”，象征手持木棍。

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从“教”字可以想象出来，当时是在棍棒体罚的威胁下，教新一代“孝”。

孔丘曾经说过：“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生也。

“这也概括了商代的教育实际。

把“孝”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奴隶主教育的重要特征。

学习统治经验是未来统治者所必需的，基本途径是学习先王典籍，了解先王的成就，继承其政治经验，以加强传宗接代，巩固统治意识。

属于这样的典籍的是《尚书盘庚》。

记录了盘庚迁都殷的历史事件。

商王对群臣和万民分别发表训词，第一篇讲述群臣，再三进行政治劝诱； 第二篇对万民说话，严厉威逼； 第三篇是迁殷后对群臣的话，劝其不要怀念故都。

新一代通过学习这些典籍，可以具体了解如何对每个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手段。

2 军事教育

奴隶主阶级通过其军事武力维持统治。

商王为了排除外邦人的入侵，同时也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掠夺财物和奴隶，不断向外邦人出兵。

战争是往常的事情，用兵的规模有时多达3万人，动员面很广。

奴隶主贵族都要成为大小头目和武士，具有战斗能力，这需要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

当时的战争车辆战争，车兵是中坚力量。

《诗鲁颂宫》郑笺写道：“上古“战车之法，左者拿弓，右者拿枪，中者御之。

“贵族成员可以当车兵。

车兵使用很多武器，但以弓箭为主，射箭是军事教练的重要内容。

坦克是由马来拉的，武士必须学会操纵车马。

学校有射御的教育活动，有时进行比赛和演习，验证教练的效果。

3 礼乐教育

殷人们相信鬼神，经常举行祭祀活动。 这样的活动需要相应的礼仪和音乐。

贵族青年只有接受礼乐教育后，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在礼乐教育中，乐教尤为重要，“乐造士”是殷人教育的特点。

《诗商颂那》 :“庸鼓有，万舞有游戏，我有嘉客，亦非夷怿。

这是供奉在温泉上的赞歌，描绘了祭礼盛行的场面。 其中提到了敲“庸”的钟，跳“万”的舞。

音乐的教学范围广泛，有歌诗、奏乐、舞蹈等。

在乐教中也渗透了军事教育的要求，前面引用的卜辞是“丁酉时，其训诫有很多大臣的教诲吗？ ”。 据专家介绍，“戒”字就像人拿起戈物，有拿着戈物警戒和拿着戈物跳舞两种意思。

在学校教“戒”，可能兼具习武和习乐两方面的内容。

4 数量教育

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文字，识字是教育的要求。

而且，读和写相结合地进行，写字需要经过长期的练习。 这是一种教育方法。

甲骨中多见习字骨片，用笔画简单、常用的生肖文字进行练习。

学习写作要经过示范、示范和练习的过程。

有甲骨片，上面有五行字，从甲子到癸酉反复刻有十根干支。 经过仔细比较，发现其中一行字刻得很漂亮，而其他四行字歪七扭八的，中间夹有两三个工整的字，颇有违和感。

郭沫若分析说，那一行漂亮的字是教师刻的字，其他四行是学生练习，其中夹有几个工整的字可能是教师亲手刻的。

这是商代教学的实际物证，反映了当时文字课程的学习情况。

商代的数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

天文历法的改进，对数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

商代在数学上已采用十进制，甲骨文中已有一至十、百、千、万等数字，最大的数字是三万，说明商代的数量观念比较完善。

数量计算是学校教育的内容之一，旨在帮助贵族子弟适应自己生活范围内各方面计算的需要。

总之，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商代，贵族教育也得到了发展。

殷墟甲骨的挖掘，证明商代文字已经成熟，成为有效的教育工具。

按年龄划分教育阶段，是建立不同层次教育组织的依据，多方面的教育内容已具备“六艺教育”的形态。

商代教育是重要的历史遗产，西周在这一历史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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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一共约有2500枚（包括少数残断简），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

第一辑

2010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2011年1月5日，首批成果正式发布，包括9篇文献，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其中，《尹至》、《尹诰》两篇述夏末商初之事，《程寤》、《保训》、《耆夜》三篇内容属商朝末期，《金縢》、《皇门》、《祭公》为周朝史事，而《楚居》讲述了楚国历史。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认为首批文献有五大学术贡献：重现了《尚书》及类似典籍、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地理、提供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研究的珍贵材料。

第二辑

2011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出版，收入了一部已经失传2300多年的历史著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将之命名为《系年》。《系年》一共有138支竹简，全篇共分为23章，记录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能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订正作用。

第三辑

2012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出版，共收入6种8篇文献。

《傅说之命》三篇：简文长约45厘米，有三篇，共24支。《傅说之命》是《尚书》的一部分，然而它与东晋时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中的《傅说之命》内容全然不同，清华简《傅说之命》的出现，和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中刊出的《尹诰》即《咸有一德》一样，确证了传世孔传本为伪书。

《周公之琴舞》：简长45厘米，共17支，是一组乐诗，由十篇颂诗构成，这是与《大武》结构相仿的乐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其内容。

《芮良夫毖》：简长447厘米，暂定为28支简。儆戒性质的“毖”诗，是刺讥时政的政治诗。

《良臣》：简长约328厘米，共11支，简文通篇连贯书写，主要记述黄帝以至春秋著名君主的良臣。

《祝辞》：是一篇巫术色彩浓厚的简文，其中记录了一些古时巫术咒语，比如遇到失火、溺水等情况时，口中念什么咒语。

《赤鹄之集汤之屋》：简长45厘米，共15支，简文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有浓厚的巫术色彩。

第四辑

2014年1月7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公布，整理出《筮法》《别卦》和《算表》3篇文献。

其中的《算表》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堪称最古老“计算器”，可计算乘法、除法以及开方，填补了中国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

第五辑

2015年4月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公布，共整理出六篇战国竹书。

《封许之命》语词、文风与西周文献、册命金文非常接近；武王在位时间较短，成王时期似更具备客观条件进行大规模分封；周王的赏赐物可分为玉器、秬鬯、车马与车马器、荐彝四类，其中金文礼器名称特别有价值，可与青铜器自铭对照作深入研究。

《厚父》叙事与大盂鼎颇为相似，反映出的周初重德的思想与当时文献亦相符合，其民本思想较周初似有所发展。

《命训》与《度训》、《常训》全篇为论体，非常引人注目，所反映的天道、人道思想过去多认为见于东周以后。

《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篇记载伊尹事迹，但主体还是在记言，应更接近道家类文献，与《赤鸠》更接近小说家不同，反映思想可能与早期道家君人南面之术有关。

《殷高宗问于三寿》则与战国诸子学说诸家夹杂的特点相符合。

第六辑

2016年4月16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出版，整理了5篇文献，记录了春秋时期郑国、齐国、秦国和楚国的历史。

《郑武夫人规孺子》简，提到了郑国的郑庄公。根据现有文献推测，武公在卫国居住可能是在嗣位之初。

《郑文公问太伯》则记录了郑国公族太伯规诫文公的言辞。学界一般认为郑桓公早卒，郑国东迁实际是从第二代国君郑武公开始，而《郑文公问太伯》则明确记载郑桓公就已经“获函、訾”、“克郐”，开始东迁启疆的进程。在他看来，这一记载揭示了两周之际郑国开国的真实面貌，也将为春秋早期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子产》则是“论文”，它是关于郑国名臣子产道德修养及施政业绩的论说。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从圣君如何利民自勉，做到君民相互信任，讲到子产执政，如何“自胜立中”“助上牧民”。文章有较强的思想性，体现浓厚的儒家气息，可见孔子称子产为“古之遗爱”，确有渊源。

《管仲》是一篇阐述治国之道的论文，与齐国历史有关，通篇以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展开，共十二组问答。

《子仪》记述秦、楚史事，讲述秦晋肴之战后，秦穆公汲取教训，为对抗晋国，转而谋求与南方的楚国联盟，释放长期囚禁在秦国的楚国重臣申公斗克（字子仪），举行隆重的典礼将其送回楚国，以此向楚成王示好。

简文叙述的便是穆公送行时的种种情节，穆公和子仪的外交辞令多以诗歌和譬喻的形式，表达了秦楚勠力同心的合作意愿，这些语言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3]

第七辑

2017年4月23日上午，清华简研究团队还发布了清华简的第七辑整理报告。清华简”第七辑共四篇，均为传世文献未见之佚籍，记载了春秋战国史事。分别是《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越公其事》其中，前三篇主要记载晋国历史。《子犯子馀》和《晋文公入于晋》皆以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为主角，记载重耳早年流亡在外，借助秦国力量返国，以及重耳归国后整顿内政，一战而霸的史事。晋国自昭公以后，公族式微，国政落入六卿之手。《赵简子》系范献子与成鱄对赵简子训导劝诫的文辞，其中还提到国君以俭得政、以奢失政的道理。

《越公其事》是本辑最为重磅的一篇，全篇共75简，共分为十一章，详细叙述越王勾践兵败后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依次实施好农、好信、征人、好兵、饬民“五政”，重新崛起，最终灭吴的经历。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认为，这四篇简文丰富了古代史学资料，有助于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编撰和史学发展状况。其中，《越公其事》与《国语》中《吴语》和《越语》皆以勾践灭吴为主题，整体结构大致相似，但叙述过程有详略，所表达主旨也各有不同，这一方面说明它们有相同的史料来源，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在流传过程中有不断变化的趋势。

此外，传世文献中对“五政”的说法，大致与本篇类同，可见这些治国方略与治世思想，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八辑

2018年11月17日，纪念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成果同期发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共收入8篇前所未见的战国佚籍，分别为《摄命》《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

其中《摄命》为西周册命文书，当是《尚书》中失传已久的《冏命》（今本《尚书》中的《冏命》系“伪古文”），《书序》中的“伯臩”“伯冏”即此篇中的“伯摄”之讹。根据《书序》记载，该篇是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时所作，《史记·周本纪》更认为是周穆王即位初年所作，而根据简文中揭示“摄”与时王身份的线索内容，研究人员推测“摄”应为懿王太子夷王燮，篇中的周天子则是孝王辟方。该文记载了周天子命伯摄出纳王言、掌管刑狱，教育伯摄当遵行王教、康惠小民的命辞。天子命摄“出纳朕命”，协于畿内御事百官与畿外四方小大邦，告诫摄当勤恤政事、恫瘝小民，毋敢怠惰、酗酒，可见册命规格之高。本篇属“书”类文献，对于西周史及《尚书》流传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除《摄命》外，《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则是一系列富含治国理政思想的文献，很多内容对今天仍然颇有启迪意义。

第九辑

2019年11月22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举行。 

清华简第九辑整理报告共刊布竹简124支，包括《治政之道》《成人》《廼命一》《廼命二》和《祷辞》等五篇新发现的文献，均为传世文献未见的佚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成人》篇。该文献通过王与成人的问答，集中阐述了先秦时期对法治观念、法律意义、司法制度、刑法原则的认识，一些语句可与《尚书·吕刑》对读，是一篇重要的法制史文献。

《成人》篇开宗明义，论述法律是治国的纲纪，得之则兴，失之则亡。篇中详细阐述了司法人员要秉心中正，兼顾公序良俗；案断刑狱要兼听“两造”（原告、被告）陈述，广泛采证，稽查案件中的细微之处，参考对比相关案例最终定谳。该篇保留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法律用语，文句存在拟古倾向，释读难度较高。

《治政之道》共70简，约3230字，全篇气势恢宏，论说君者当自修德义，施教化民，选贤任能，勤恤百姓，慎用武力，亲睦邻国。该篇既有典型的儒家思想，也有寡欲不争、节葬节用、四民世守其职等道家、墨家、法家思想，体现出杂糅百家的特点。

此外，清华简第九辑整理报告还有两篇《廼命》，为君主告诫群臣、同宗忠君勤事、言语谨慎，勿强取豪夺，以保其宗室的禁戒之辞；以及一篇《祷辞》，为祷祠地祇的告事求福之辞。

第十辑

2020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成果发布会首次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新址召开。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共收录竹简五种八篇，皆为前所未见的佚文。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四告》，这是清华简整理团队自《尹诰》《说命》《摄命》等篇之后，又一次整理发布的书类文献，共四篇。其余四篇中，《四时》《司岁》与《行称》三篇是数术类文献；《病方》是方技类文献。这一辑的内容涉及天文、历法、自然等诸多方面，对了解先秦时代社会思想文化带来新的认识，并具有丰富的天文史、科技史价值。

《四告》全篇有五十支竹简，分别记载周公旦、周公之子伯禽、周穆王满、召伯虎的四篇告辞。其中第一篇是周公向皋陶祝祷的告辞，周公历数商纣暴虐与周文王、武王功业，希望皋陶护佑成王，选贤任能，维护“周邦刑法典律”，该篇内容与《尚书·立政》密切相关，结构、文句多有相似之处。第二篇是伯禽初封于鲁，祈求无有过失、长保鲁邦的祷辞；第三篇是周穆王自悔耽于游田，祈求安静其心的祷辞；第四篇则是因望鸱集于先公寝庙，召伯虎祈求禳去灾祸、永嗣邦家的祷辞。四篇告辞各自独立，依时代为序，体现了书类文献的编纂特点。 

《四时》与《司岁》连续编号，抄写在同一卷。《四时》详细列举每月一、四、七、十、十四、十七、二十、二十四、二十七日的星象和云、雨、风等物候，并将一年分作三十七时，其中星象术语又多分为青、玄、白、赤四种，分别对应四象东方青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之一。该篇星象术语、运行变化自成体系，与《史记·天官书》等传世天文类文献颇有不同；所载物候与《礼记·月令》、《大戴礼·夏小正》、《吕氏春秋》以及《淮南子》的《天文》《时则》等也互有异同。而《司岁》篇则历述太岁运行一周十二岁所值之辰及其吉凶占断，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太岁十二岁名的文献，可与《尔雅》、《史记·天官书》、孔家坡汉简《日书》等文献相比照。

《行称》与《病方》抄写在同一卷。《行称》记一月“六称”的具体日期、利弊和成效，所记称行之事均属政事，包括裕文、均民、恭祀、吊劳、绰武、毕抑，是目前所知首篇专述一月内政事宜忌的先秦时令类文献。《病方》载病方三种，前两种属酒剂，末一种为汤剂，是迄今所见抄成年代最早的方技类文献。

研究成果

发现周文王遗言

清华简经过精心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这批“清华简”共为2388枚；在清华简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其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为《保训》。

《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篇文章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对“中”的解读，学界未有定论，李学勤认为《保训》所说文王流传的“宝训”确是中道，与《论语》、《中庸》等儒家文献有一定联系，也正是后世儒学道统说的滥觞。

首次发现武王乐诗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耆国在商朝时是一个离商都朝歌不远的小国。在宋朝前，人们一直认为是周文王时代伐耆，宋朝之后对这个问题出现争论，有了武王伐耆之说。一直以来这两种说法谁都没有获得充分证据。

经释读“清华简”上一篇周武王时的乐诗，为“武王伐耆说”找到了证据。简上记载了周武王8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

李学勤表示，这些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诗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古文《尚书》重见天日

9篇古籍“隐藏”在100多枚战国竹简中，许多内容系首次为今人所知。《尹诰》真本出土，意味着时隔两千多年之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首次重见天日。

《尚书》位于六经之首，是夏商周三代各种重要历史文献的汇编，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这次发现的《金縢》等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

除《尚书》外，“清华简”中还包含有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未有的史事。有学者指出，清华简中的古文原本《尚书》与编年体史书等重要典籍的发现整理，将有可能重写中国上古史。

《楚居》证楚国迁都路线

“季连初降於騩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爰生郢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於京宗，爰得妣疠，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渭自胁出，妣疠宾于天，巫烖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

嵩京，洛阳的别称。因嵩山在其东南，故称。《魏书·李平传》：“嵩京创构，洛邑俶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

宗京就是嵩京，盘庚曾定都于西毫也就是的偃师，所以盘庚就是在嵩京附近的。季连的后代迁徙到嵩京洛阳娶了西毫盘庚之女。洛阳伊川县仍然有座著名的“荆山”是个旅游胜地，伊川有条叫伊川河的河流，伊川河逆水而上就是盘庚定都的偃师了。这正符合了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这句话反映的地理位置关系啊。季连族在熊狂时还没有迁徙到丹阳，到熊狂的儿子熊绎才被封到丹阳。所以楚原本是从郑州迁洛阳再迁丹阳的。 [6]

再证今本古文《尚书》系伪书

2013年1月5日，清华简最新研究成果在京发布，其中《傅说之命》三篇与东晋时期古文《尚书》中的《傅说之命》内容完全不同，由此证明东晋文人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

本次公布的研究成果共有八篇文献，分别是《傅说之命》三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及《赤鹄之集汤之屋》。这是自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以来，清华简所出的第三批研究成果。

发现最早的十进位算表

港媒称，一套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竹简已经作为世界上首个十进制计算工具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24日援引中国媒体报道称，这21枚竹简大约制造于公元前305年（战国时代），每枚竹简长435厘米，宽12厘米。

什么是奇技*巧呢？就是说一些新奇的技艺和作品。在中国古代时，手工业者的地位还是非常低下的，几乎所有的职业都对手工业也持鄙夷的态度。这也导致了中国近代时的落后局面，抛开这些不谈，不得不让人承认古人的智慧，这几个神奇的物品让人眼前一亮。

第一个叫做木牛流马，相信看过三国的人都知道这个木牛流马，由诸葛亮发的运输工具，分为木牛和流马。在史书中记载这叫运输工具在诸葛亮南征北战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不过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并不清楚木牛流马的具体形态和使用的方式方法。

第二个就是机关术了，可以说这是机械的最早形态了。匠人鲁班的巧手举世皆知，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军事上，机械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战国时期公输班发明了很多杀伤力巨大的“机关人”，除此之外，机关术也被不少王侯当做防盗墓的工具。

最后一个叫做七巧桌，应该是最早的益智型玩具了，可以由人自由组装，组成几十种图案。也可以当做家具来使用，也是中国最早的益智玩具在家具上的体现。这也需要工匠们十分高超的技艺和制作手段。也是中国古典家具的代表之作了。                                                              

东汉的都城位于洛阳，皇宫分南宫和北宫，分别位于洛阳城南北，中间距离为七里，用复道将两宫连接起来。复道中，皇帝走中道，护从夹护左右，十步一卫。 

南宫的正殿是德阳殿，殿高三丈，陛高一丈。殿中可容纳万人。殿周围有池水环绕，玉阶朱梁，坛用纹石作成，墙壁饰以彩画，金柱镂以美女图形。

德阳殿高大雄伟，据称离洛阳四十三里的偃师城，可望见德阳殿及朱雀阙郁郁与天相连。

洛阳城外，散布着众多的供皇帝游乐的苑、观。苑有西苑、显阳苑、显明苑、灵昆苑等。其中西苑为最大，游乐设施最俱全

杜荀鹤

杜荀鹤（约846—约906），字彦之，自号九华山人。汉族，池州石埭（今安徽省石台县）人。他出身寒微，中年始中进士，仍未授官，乃返乡闲居。曾以诗颂朱温，后朱温取唐建梁，任以翰林学士，知制诰，故入《旧五代史·梁书》（《旧五代史·卷二十三·梁书第二十三·列传第十三》有其传）。

他以“诗旨未能忘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