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可 江苏如皋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启功研究会理事，《文艺报》副总编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业余以散文写作为主，兼及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评论等，发表作品上百万字，不少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或作为高考范文。结集出版的有《三更有梦书当枕》《三读启功》《为了我们的明天》《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等，译著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热水河》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奖项。

一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的秋天，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在京都长安城内。秋风萧飒，草木枯槁，寒意袭人。

这一年，对太史令司马迁来说，是黑色的，他的人生从此堕入无尽的寒冬和黑夜；而这场灾难，又如凤凰涅槃一般，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

汉廷未央宫内，空气格外凝重。

汉武帝在大发雷霆，大臣们随声附和。

事情起因于李陵——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

这年夏天，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去攻打匈奴，想让他立功封侯，同时又命李陵担任他的后勤指挥官，但是为高傲的李陵所拒绝。李陵认为他的部下都是荆楚勇士，奇才剑客，力能扼虎，箭法高超，不愿接受这种后勤的差事。他请求汉武帝派他独率兵马到兰干山一带活动，这样就可分散单于兵力，减轻李广利的压力。汉武帝说：“我现在发的兵多，再无骑兵派给你。”于是拨给他五千步卒，命令他立即出击。李陵率兵从居延出塞，向北行军，行军三十余日，进展顺利，最后深入浚稽山一带扎营，并把沿途所见山川形势绘成地图，派部将陈步乐呈送汉武。汉武闻报，大为高兴，朝中大臣们也无不举杯欢庆李陵纵横千里的英雄壮举。

可是不久，李陵所部遭遇匈奴大军围攻。他身先士卒，智勇果敢，杀敌万人。可是由于叛徒告密、矢尽粮绝、后无援军，终于战败被俘。消息传来，武帝大怒，那些以前为李陵唱赞歌的大臣们也见风使舵，跟着皇帝大骂李陵。就在这一片讨伐声中，司马迁站了出来，仗义执言，勇敢地为李陵做了辩护。在十年后他写给好友任安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他是如何为李陵辩护的：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 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

“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在司马迁看来，李陵置生死于度外，赴国家之难，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英雄壮举了。他深入匈奴腹地，以五千步卒对抗八万骑兵，并杀敌万人。如今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但如此卓越战功，也足以向天下显示他的本心了。虽然他最后投降了，但自己相信，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重新报效汉朝的。

这一番话条分缕析，入情入理，有节有据。司马迁讲这些，没有丝毫私心，他看到皇上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为皇上解忧。“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他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并堵塞那些攻击、诬陷李陵的言论。没想到，他的几句话如同一勺凉水倒进沸腾的油锅里，不仅没有降温，反而点燃熊熊烈火。

当司马迁在皇上面前侃侃而谈的时候，这个不会察言观色的书生没有注意到，汉武帝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没有想到，他的无心之言，恰恰触到了汉武帝的痛处。汉武帝认为，他为李陵辩护，称颂李陵的战功，实是讽刺李广利的庸懦无能，而讽刺皇帝宠幸的人，也就是讽刺皇帝本人。汉武帝大怒之下，当即把司马迁投入大牢。“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说游，遂下于理。”不久，又传来李陵为匈奴练兵的消息，于是汉武帝下令杀了李陵全家，判处司马迁死刑。

这一年，司马迁三十七岁，在朝廷里担任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太史令。官虽不大，吏禄只有六百石，却是他喜欢的职务。他继承父志，正在全力著述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如果司马迁此时被杀，将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巨大损失。

二

司马迁的先世源远流长，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他在司马迁的教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具有讽刺意味而又令人悲哀的是，身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本人的生卒年份却是一个谜。《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都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年代。后人根据唐人的两条《史记》注文，分为两派意见。一派推定司马迁诞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另一派则推定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两种说法相差十岁。我认真比对了有关资料，倾向于取前说。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故乡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市）度过的。他自述这段经历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山，横跨黄河两岸，对峙秦晋之间，两岸山崖高峻欲倾，湍急水流从中穿过，波涛激荡，声若雷鸣，是著名的险阻。清乾隆《韩城县志》卷一载：“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雄奇的河山，圣王的遗迹，优美的神话，在童年司马迁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所学的“古文”，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言文，而是用周代篆文书写的先秦残存的古籍。《史记》中提到的，便有《春秋古文》《国语》《系本》《论语第子籍》。他向孔子第十二世孙、武帝朝著名的古文大师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跟随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

汉武元鼎元年（前116），司马迁开始壮游天下。二十岁的他已研习了当时所能见读的今、古文典籍，学问具备了坚实的根底。司马谈为他安排的这次壮游，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自序》记载了这次行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汨罗江畔，他凭吊屈原投水自尽处，深为诗人的伟大人格与不幸遭遇所感动：“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想见其为人”这句话，在《史记》中至少出现了两次。还有一处是：“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当司马迁与屈原、孔子等古圣贤相遇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传主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泪下，低回不能去。他把自己的感情直接带入文中，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先贤的追慕和怀想。他是带着感情来写传主的，不是冷冰冰的。

这次壮游大约花了一两年时间，足迹踏遍汉王朝的腹心地带，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回京后，他当了汉武帝的侍卫，护卫皇上祭祀天地、诸神、名山大川、封禅泰山，又奉使出征西南夷，行踪遍及全中国。正如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这在古今文人中是罕有其匹的。

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卒，弥留之际，要求儿子在他死后一定要接任太史的职务，一定要完成他生前未能实现的宏愿：继续孔子的事业，作第二部《春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面对赍志将终的父亲，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儿子虽然驽钝，但我会全力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稍有遗漏！

司马迁深深地理解父亲的心愿。父亲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而死，他希望司马迁子承父业，克绍箕裘。面对父亲的重托，司马迁做出了庄重承诺，也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这次选择，确定了司马迁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标准。他立志要当一名历史学家，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史书。“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父亲的临终遗命、自己的庄严承诺，成为司马迁前进的动力，精神的支柱，指引着他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地把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写下去。

站在中华历史三千年文明之巅——大汉盛世，司马迁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洪钟巨响。“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著史，成为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择。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紬（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了庞大而浩繁的资料整理编辑。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开始著述。

正当司马迁全心全意撰著《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使他深陷于生命的绝境之中。

三

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后，很快以“诬上罪”被判以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司马迁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而且是生死抉择：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

求生避死，是人之本能。生命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不到万不得已，谁都愿意活下去。司马迁受到冤屈，当然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为了活下去，现在他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是花钱赎罪。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司马迁当时担任的是太史令，每年的官俸是六百石谷子。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担任太史令职位，到他受冤下狱正好十年。五十万钱相当于他十年全部收入的一半。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估计也所剩无几，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肯定不行。所以他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不唯如此，往日的亲朋好友就像对待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没有谁敢去为他说上一句好话，没有谁肯出资为他赎罪。“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不能怪亲朋好友们势利眼。在汉武帝的*威之下，谁还敢为司马迁辩解，谁还敢施以援手？即使他们心怀同情也不敢流露半分，司马迁本人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了。

二是接受宫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是古代极为残忍的一种刑罚。接受宫刑之后，一个正常的人就变成废人，与太监无异。孔夫子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个人的身体发肤尚且不能受到损伤，何况是阉割生殖器这样的极刑？所以受过宫刑的人，被视为对祖先大不孝，生前被人鄙视，死后不能入祖坟。宫刑不但给当事人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和痛苦，而且残酷地摧残人的精神，极大地侮辱人格，这是士大夫万万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司马迁比一般人保有更高的个人尊严，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也就是说，最丑的行为就是侮辱先人，而一个人最大的污点，就是被处以宫刑。又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显然，这也不是他应有的选择。

既然无钱赎罪，又不愿苟且偷生，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条路了：接受死刑。中国古代文人特别重视个人名节，把它看得比个人的生命都重要。宁可丧失生命，不能丧失名节。在生命与仁义的关系上，先贤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迁不怕死，事实上他也考虑过接受这一选择。“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牺牲生命，以“全其名节”，这是司马迁最好的选择。

然而，如我们所知，司马迁最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接受宫刑。他接受了阉割，接受了奇耻大辱，从此成了一个与太监一样的废人，成为一个苟且偷生的废人，终生生活在奇耻大辱中，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鄙夷中。

难道他忘了先贤的教诲吗？难道他贪生怕死吗？

不。司马迁没有忘记先贤的教诲，他也不怕死。他之所以在这生死关头选择屈辱地活下来，是他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还有大业没有完成。他的心里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他要写一部在他之前还没有过的、贯通千古的史书。这不仅是他的目标，也是他父亲的目标。他不能死，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他得为这个目标而活着。

接受宫刑，司马迁经受了痛苦的灵魂挣扎。他在《报任安书》中详细叙述了当时自己的心理纠结：“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

接受宫刑，司马迁遭受了残忍的肉体虐待。“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圉之中，谁可告诉者！”“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正惕息。”

接受宫刑，司马迁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折磨和摧残。

当他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和凌辱的时候，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他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但一想到《史记》尚未完成，他便涣然清醒了，他告诫自己：他无权选择自尽！“（《史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众多倜傥不群的古圣先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壮举更坚定了他的生命意志：“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从古圣先贤发愤著书的榜样中获得力量，终于战胜了人生的大灾难、大痛苦、大屈辱，为自己寻求到了一条未来的战斗道路：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发愤著书”，是司马迁选择“隐忍苟活”的唯一目的、唯一动力。为了实现父亲的遗嘱，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以沉雄果毅的大勇主动申请接受奇耻大辱。

四

司马迁接受宫刑后，仍系狱服刑，直到太始元年（前96）“夏，六月，赦天下”，司马迁方有机会被赦出狱。他出狱之后不久，就以“中人”（太监）身份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以“闺阁之臣”的身份“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类似于皇帝在后宫的秘书长。表面看来，是在皇帝近旁“尊宠任职”，实际上却是对司马迁人格的莫大污辱。但是，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种屈辱，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地撰写《史记》。

李陵之祸，让司马迁重新审视他的撰述工作。他对汉武帝、对汉王朝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史记》的撰述也有了新的考虑。在《史记》的叙事断限上，他将叙事上限由战国上升到陶唐，与孔子整理的《尚书》断于尧取齐，叙事下限由当初的“至太初而讫”下延到汉武帝铸黄金为麟止的太始二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而实际上，最后的下限是“下至于兹”。“下至于兹”当指《报任安书》写作和《史记》纪事截止的实际年代，也就是征和二年八月巫蛊之难中的卫太子刘据之死。这是《史记》最后的纪事。巫蛊之难对于司马迁来说，也是一大悲剧。他曾寄希望于刘据嗣位后能够拨乱反正，中兴汉室。而汉武帝一手导演的家族巫蛊之难逼迫太子自经，使司马迁在现实世界拨乱反正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这是继李陵之祸后对司马迁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于是他将《史记》纪事的下限“麟止”延伸到巫蛊之难，在卫太子刘据自杀之日画上一个句号，宣告《史记》至此绝笔！

《史记》的编纂主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为汉武帝歌功颂德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秉笔直书，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由原先的颂汉尽忠之史，升华为拨乱反正之经，如包世臣所说的“百王大法”。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法天则地”是《史记》的总主题。天道公明无私，地道厚德载物。这是百王治国的大本，也是生民为人的准则。这真正是应该“万世载之”的金言！经历李陵之祸后重新命笔，《史记》方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部《春秋》。

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这年十一月他在《报任安书》中向知己任安通报了这个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从太初元年开始起草，到征和二年杀青成书，司马迁用了14年时间完成《史记》的写作。如果算上写作的资料准备，则超过了20个年头。现在，他已没有遗憾，没有牵挂，可以坦然走向死亡了。

这是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三次重大选择，也是他最后一次选择：死亡！他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他可以慷慨赴死了，以死抗争，以死明志，以死洗刷汉武帝带给他的耻辱！第一次选择，是遵父嘱而做，确立人生目标。第二次选择，是被汉武帝逼迫，在生死关头他选择了隐忍苟活，发愤著书。而第三次选择，则是他主动做出的，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他主动选择了死亡。他不怕死，但是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死得“重于泰山”。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他勇敢地面对死亡的挑战！“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司马迁决心用死来洗清那么多年来所受的屈辱，他要用壮烈的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让他和他的价值真正地被人们所认识。所以，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甘情愿的选择。“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任安（少卿），是司马迁的好朋友，汉武帝时曾为卫青舍人，后迁任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因太子事变被判处死刑。在司马迁受宫刑后出狱担任中书令时，他曾写信给司马迁，多有指责，“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许是出于《史记》尚未写完的考虑，司马迁没有作答。现在，《史记》已经完成，故友面临死刑，司马迁终于无所顾忌，把一腔怒火倾泻而出。学界多数认为，正是这篇《报任安书》再一次触怒了汉武帝，致使他最终杀死了司马迁。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古代典籍皆无记述。《汉书·司马迁传》叙述司马迁生平，只到全文转录《报任安书》便戛然而止，以后的事迹只字不提，更不记司马迁卒于何时，对于司马迁之死只以一语带过：“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这一反常做法显然是有所隐讳。而前后汉之际的著名古文经学家卫宏在《汉旧仪注》中则明确写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司马迁在递送出《报任安书》后不久，再度下狱骤死，时间当在征和二年年尾（前90），终年四十五岁。

五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选择隐忍苟活，蒙受了巨大的耻辱，“重为乡党戮笑”。与司马迁差不多同时期的桑弘羊就曾说过：“一日下蚕室，疮未瘳而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桓宽《盐铁论·周秦》）这段话似有所指。不仅桑弘羊，很可能任安在给司马迁的信中也触及了这个问题，对司马迁有所误解和指责，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才用了那么大的篇幅引今说古地反复解释自己的动机。

然而，时间的长河终于洗刷了汉武帝泼在司马迁身上的脏水，洗刷了他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伟大的灵魂终于放射出璀璨光辉，《史记》也显示其巨大价值，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然耸立、永不倾颓的丰碑。

最早对司马迁及《史记》做出高度评价的，是汉代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扬雄也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他们不约而同地赞扬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可谓一语中的。

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郑樵对《史记》极为推崇，他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在他的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史迁之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更为当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是鲁迅先生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他的英名永载史册。

多年来，我曾多次阅读《史记》，我是把它当成伟大的教科书来读的。书中那些英雄故事给我无尽的遐思和启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中国，这句话因为一位伟人的引用而深入人心。在生与死、义与利、荣与辱之间，司马迁做出了人生正确的选择，他用自己的抉择完美地诠释了生命的价值。

捧读《史记》，我时时触摸到那个伟大的、孤独的、不屈的灵魂。

余读太史公书，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孔丘把当时所能见到的商书周书等，涉及从传说中的唐尧到孔丘的一千六百年间的大事选集到百篇，称《书经》，汉以后称《尚书》。孔丘从西周到春秋末期五百余年间的诗——包括官方的民间的，共三千余篇，筛选、精编成《诗经》。《礼经》孔丘追迹三代之礼，对残存篇什悉心整理以传弟子，又称《礼记》。孔丘编定了《诗经》以后，把其中的诗篇，加以重新配乐，称《乐经》。《周易》。《春秋》。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栀子

栀子为中药名，即《药性论》所载山栀子。是茜草科植物栀子Gardenia ja inoides Ellis的干燥成熟果实。栀子呈长卵圆形或椭圆形，长15～35cm，直径1～15cm。表面红**或棕红色，具6条翅状纵棱，棱间常有1条明显的纵脉纹，并有分枝。顶端残存萼片，基部稍尖，有残留果梗。果皮薄而脆，略有光泽；内表面色较浅，有光泽，具2～3条隆起的假隔膜。种子多数，扁卵圆形，集结成团，深红色或红**，表面密具细小疣状突起。气微，味微酸而苦。炒栀子表面深**或黄褐色。焦栀子表面焦**。栀子炭表面黑褐色或焦黑色。

栀子味苦，性寒。归心、肺、三焦经。具有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外用消肿止痛的功能。用于热病心烦，湿热黄疸，淋证涩痛，血热吐衄，目赤肿痛，火毒疮疡；外治扭挫伤痛。常用于温病高热，湿热黄疸，湿热淋症，疮疡肿毒；外治扭伤跌损。炒栀子与焦栀子功用相似，炒栀子比焦栀子苦寒之性略强，一般热较甚者可用炒栀子，脾胃较虚弱者可用焦栀子。二者均有清热除烦的功用。常用于热郁心烦，肝热目赤。栀子炭善于凉血止血，多用于吐血、咯血、咳血、衄血、尿血、崩漏下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记载有此中药的药典标准。

详见百科词条：山栀 [ 最后修订于2018/3/13 1:43:36 共5402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