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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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将心向明月全诗赏析是我好心好意地对待你，你却无动于衷，毫不领情。自己的真心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原指凋落的花瓣随着流水飘去的残春景象，为佛家禅林用语。现多指一厢情愿的恋爱。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意思相近。出自元代高明的琵琶记。

琵琶记概况

琵琶记是元代南戏剧本。作者高明。明清刊本很多，大都经过后人修改。比较重要的有明嘉靖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清陆贻典钞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依据的底本较早，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并有钱南扬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958年广东揭阳出土的嘉靖写本残则为研究明代演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锺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

山海经

一共收集到七部不同版本的山海经古籍，

1，吴任臣注《山海经广注》

此为清乾隆五十一年，有金阊书业堂刻本，吴任臣注的《山海经广注》，增补《山海经图》五卷，有图一百四十四幅，称为《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吴任臣，清代学者兼藏书家，仁和人（今浙江杭州），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吴任臣为人好精乐律和奇壬之书，为顾炎武所推重。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引书目530余条，于名物训诂、山川道里，皆有所订正，在《山海经杂述》中列逸文三十四条，这是郭璞注《山海经》后，现知的第一次认真的《山海经》辑佚工作，对后人的研究探讨，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吴仁臣的《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中的图本，按神、兽、鸟、虫、异域分类，一神一图，无背景，线条粗糙，但注重眼睛的描绘，给人以粗中有细的感受。

注意看一下图中山海经右下角处，此处可获得这七部山海经古籍电子书

2，格古斋刊《山海经》

3，还读楼刊《山海经笺疏》

此《山海经笺疏》为清光绪时期还读楼刊本。内容含：上谕、奏折、校刊山海经笺疏序（宦懋庸撰）、校刊山海经笺疏序（蔡尔康撰）、重刻山海经笺疏后序、刻山海笺疏序（阮元撰）、山海经笺疏叙、山海经叙录及以上十八卷，后附山海经图赞、山海经订讹。

4，群玉书堂刊《山海经》

此写刻本为清康熙时期项絪群玉书堂刊本。内容含：上山海经奏（刘秀撰）、山海经序（郭璞撰）、山海经后序（杨慎撰）及以上十八卷。

5，黄晟槐荫草堂刊《山海经》

此写刻本为清乾隆时期黄晟槐荫草堂刊本。内容含：山海经序（郭璞撰）、山海经后序（杨慎撰）、上山海经奏（刘秀撰）及以上十八卷。此本与群玉书堂刊本基本一致。

6，蒋应镐绘图《山海经》

此书由蒋应镐绘画，李文孝镌。 蒋一揆所作的一部类似作品《山海经释义》中有75幅插图，与此书中的74幅图一致。此本另有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时期刊本，可由此下载。

7，大业堂刊《山海经释义》

此《山海经释义》（王崇庆著）十八卷，为陵书林周如山大业堂刊本。王崇庆，明代学者，开州人（今河南濮阳），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王崇庆一生没有其他爱好，只爱著述。附一册《图像山海经》，有图七十五幅。这个版本的《山海经释义》，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并称“此书全载郭璞注，崇庆间有论说，词皆肤浅，其图亦书肆俗工所臆作”。此本扉页题： (图绘全像)山海经广注, 太史汪舟次先生鉴定，康熙己巳新镌，玉堂重梓。按广注为清吴任臣撰康熙六年初刊，此或为其新刊本之扉页，而书贾误置于释义本之前。

另外还有一本《谟区查抄本》（Boxer Codex）其中也有关于山海经插图（页566至607），可供参考研究。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别号梦栩生，浙江永嘉（今温州）人，现代著名词人和学者。作为现代词学三大家之一，他不但开创了词人谱牒之学，笺校韦庄、姜夔、陆游、陈亮诸家词集，而且对词的声律和表现形式的研究，关于唐宋词史的理论研究和传统词论的现代批评，等等，向来是被作为中国现代词学的“典范”为人所称道的。

一

在夏承焘之前，词坛之巨擘为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朱氏侧重词籍考证，郑文焯热衷于词源斠律，况周颐以词学批评见长，他们的治学对于晚清民初的东南词坛影响甚巨。

在上述三人中，夏承焘与朱祖谋有过较多接触，《天风阁学词日记》多处提到他与朱祖谋交往情况，在晚年撰写的《我的治学道路》中也谈道：“我们通了八九回信，见了三四次面，每次求教，老人都十分诚恳给予开导。”由王鹏运到朱祖谋，词籍校勘之学渐趋完善，他们辑校有《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还创建了“五例”“七法”的校词规范，这对于治词初期的夏承焘来说是有影响的，在《月轮山词论集》一书的“前言”中，他特地提到在二十岁左右把朱祖谋《彊村丛书》和王鹏运、吴昌绶诸家的唐宋词丛刻翻阅多次。“三十多岁，札录的材料逐渐多了，就逐步走上校勘、考订的道路”。从夏氏早年发表在《之江学报》的几篇论文看，如《四库全书词曲类提要校议》《吴仲方虚斋乐府辨伪》《白石歌曲旁谱辨校法》《白石道人歌曲考证》《词旨作者考》等，都是有关词籍校勘考辨的成果。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把朱祖谋的校勘之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词籍校勘转向作者生平考证与作品系年，难度更大，要求更高，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就是《唐宋词人年谱》了。这部年谱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史学的谱牒之学引入词学，以史证词，以词证史，为不见经传的词人制谱作传，开创了词人谱牒之学。“遂使谱主交游经历，朗若列眉，为后之论次词史者辟其疆理，俾得恣采伐渔猎其中，岂徒备博闻之资而已！”（程千帆《唐宋词人年谱序》，《夏承焘集》第一册）它的意义不只是为一人一家作传，而是为一朝一代词人作传，故而有论者称“十谱并行可代一部词史”（《天风阁学词日记》1935年2月4日记赵百辛语）。的确如此，夏承焘还有一个编制《词林系年》的长远规划，这是一部“以年代为经，词人事迹为纬”“涵盖面更广”的唐宋金元词人系年总谱，他是想通过编年纪事的方式来展现历代词史之演进，遗憾的是这部规划中的著作断断续续编了几十年，最终未能成书。

在词籍校勘之外，他在词集笺注上也花费了很多心血。据记载，在写作唐宋词人年谱的同时，他曾拟仿江宾谷注山中白云、苹洲渔笛谱之例，为姜夔、张炎、辛弃疾、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柳永、刘过、苏轼、欧阳修诸大家词作疏证，名曰《十种宋人词疏证》。这一计划也未能全部得到落实，已成书的只有《姜白石词编年校笺》和《龙川词校笺》两种。

在他之前，已有朱祖谋四校《梦窗词》和编年笺注《东坡乐府》等，他继承和发展了朱氏校勘笺注词籍的优良传统，运用校勘、辑佚、编年、笺注等多种方法，推动传统的词籍校勘之学向现代转型。相对于一般笺校著作而言，《姜白石词编年校笺》的主要贡献是体例的创新，它不但作笺注，出校记，还有辑传、编年目、辑评、版本考、各本序跋、白石道人歌曲校勘表、行实考、集事、酬赠、承教录等内容，既有对词人的研究，又有对词作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大凡一首词之典故、评语、交游、版本等都有详细记载”（唐圭璋《瞿禅对词学之贡献》，《夏承焘教授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因为过去关于姜夔事迹的记载并不多见，《姜白石词编年校笺》以其搜罗史料的宏富，讨论内容的全面，“成了对姜白石的综合研究著作”（这一点参考了曹辛华《中国词学研究》的相关论述，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获得学界的一致赞誉，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研治姜夔的“小百科全书”（施议对《建国以来新刊词籍汇评》，《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

另外，他关于词籍笺校成果还有《梦窗词集后笺》《龙川词校笺》和《放翁词编年笺注》等，前一种乃“踵彊村翁小笺而作”，“汰其习见，增所新获”，凡50条，确有弥补朱笺之阙的效果;后二种则是他与吴熊和合作之成果，既继承了《姜白石词编年校笺》的特点，又在体例和内容上做了适当调整，比如《放翁词编年笺注》不再按词作年代先后编排顺序，而是遵从原刻本顺序，只是在每一首之下注明作年，辑评也不再另行列出而是附录于词作之后等。

二

夏承焘对现代词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关于《白石道人歌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撰有《白石歌曲旁谱说》《白石歌曲旁谱辨》《白石歌曲旁谱考》《白石歌曲旁谱浅说》等，到60年代更在前稿的基础上推出《姜白石词谱与校理》《白石道人歌曲校律》《姜夔词谱学考绩》《白石十七谱译稿》等重要成果。

《白石道人歌曲》在南宋有嘉泰二年（1202）钱希武刊本，元至正十年（1350）有陶宗仪据此本过录的手抄本，而后此本沉寂近四百年，直至乾隆八年（1743）始有陆钟辉据陶抄本刊刻之诗词合集本。这本《白石道人歌曲》与常见刻本最大的不同是，其中有十七首词作缀有旁谱。“这些旁谱是研究宋词音乐的珍贵资料，故引起历代词学家和音乐史家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对此倾注了极大的学术热情和精力”（刘崇德、龙建国《姜夔与宋代词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些学者包括清代之方成培、凌廷堪、戈载、戴长庚、陈澧、张文虎，近代之郑文焯、曹元忠、吴梅、唐兰，夏承焘对于其中几位重要学者研究之得失作了一一平议，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将之全部转译为工尺谱。“虽然，这项破译是吸引了古代、近代和同代中外学人的成果，引用了近代的考古学新发现和传于国外的古籍文献，但先生的考证发明，折冲论断，则是大成之集”（王延龄《天籁人声，尽在抑扬吟咏中——夏承焘先生的词乐研究》，《夏承焘教授纪念集》）。

在研究词乐的基础上，他对词的声调也展开了深入的研讨，着重探究了词的字声与声情的关系。如《唐宋词声调浅说》一文，讨论了词与音乐、声调与文情、字声与词调的关系，谈到创作过程中择调和字声的运用等问题;《“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是一篇关于唐宋词字声论述的专题论文，指出“阳上作去”“入派三声”之说，并不始于元曲，宋词实已有之。“大抵四声之分清浊，不由时代古今之殊，实由地域南北之异，非古疏而今密，实南密而北疏”。这一字声规律的揭示，“打破了前人由元曲探讨四声分化的做法”（曹辛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对于重新认识“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的起源有重要意义。又《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一文指出，自万树《词律》强调严守四声之论出，后之词家，或奉为准绳，不敢违越;或病其拘泥，欲一律摧毁之。其实，填词对于四声的要求有一个过程，在晚唐温庭筠已分平仄，北宋晏殊“渐辨去声，严于结构”，柳永“始分上去，尤谨于入声”，周邦彦用四声富于变化，南宋时方千里、杨泽民则过于拘泥，到宋末诸词家不但辨五音而且分阴阳，“守之者愈难，知之者亦鲜矣”，这是一条“由疏趋密，由辨平仄而四声、而五声阴阳”的演进历程。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今人论词作词的两条原则：“一曰不破体，一曰不诬体。”因其论述的精到及主张的务实，使得这篇“专明词之四声嬗迁之迹”的论文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之经典。

自从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问世以来，流传之广，各式各样的版样层出不穷，明代刻本有二十多种，清代刻本还有七十多种。可以说，《三国》版本之多，在古代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这大概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从形态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大致分为三种

1《三国通俗演义》

2《三国志传》

3 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三国志演义》

其中以毛宗岗父子的版本最为突出，有《第一才子书》之称，近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毛本为基础，删去毛氏的评语，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加上少量注释，成为一个较好的通行本。但是，由于受过去的研究水平的限制，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中仍然存在著很多"技术性错误"，包括人物错误、地理错误、职官错误、历法错误和其他类型的错误。尽管如此，它至今仍是发行量最大的版本。

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出版社又进行了整理，但其中具有学术价值的并不多，其中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理本三国演义》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至今最好的版本。校正书中大量存在的"技术性错误"，并以《校理一览表》的形式，依次列出"技术性错误"，指出错误所在，提出校正意见，说明校正依据；同时，针对读者不知道或似是而非之处进行注释，深入浅出，给人以新知。

关于我国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版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明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即“罗本”，由民间长期流传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编成的。早在唐末，三国故事已在民间流传。李义山《骄儿诗》即云：“或谑张飞胡(大胡子)，或笑邓艾吃(口吃)。”到了北宋，出现了专讲三国分立故事的说话人。元朝又出现了许多搬演三国故事的杂剧，并且出现了一部《三国志平话》，这部平话从黄巾起义开始讲到西晋的统一，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元末明初，罗贯中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历史资料，编撰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通俗演义一问世，便出现许多刊本。清康熙年间，毛宗岗加以修改，使小说的文字内容更加完整，称为“第一才子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120回本的《三国演义》。毛本一出现，罗本反而湮没无闻了。

《三国志演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最早刊本为明嘉靖年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亦称“罗本”、“嘉靖本”。这是公众认为最接近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原本。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群众创作和作家创作相结合的典范创作之一，也是成就很高、影响很大的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故事很早就流传于民间。南北朝时，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已采用了不少民间传说故事。据晚唐李商隐《骄儿时》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知，三国故事在晚唐已流行于民间。苏轼《东坡志林》说：「涂巷小儿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反映在北宋都城汴梁，已有民间艺人说演具有「拥刘反曹」倾向的三国故事。金元杂剧搬演三国史事者至少有三十多种。元代英宗至治年间（一三二一 -- 一三二三）有建安虞氏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凡上中下三卷，后来的《三国演义》，在此书中已粗具规模。

罗贯中（约一三三○ -- 约一四○○）就正是在上述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博采正史、杂史、传记、佚闻，并联系他丰富的生活经验，才写成不朽的《三国演义》，后刊印于明嘉靖元年（一五二二）。罗氏此书问世后，新刊本纷纷出现，均以罗本为主，只做了些考证、批评、文字增删和回目卷数的整理工作，内容无甚改动。《三国志演义》，60卷，120回，通常所称“毛本”。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清康熙年间，毛宗岗对罗本作了较大的修改，附上评语，加以刊印，共七十五万言，成为至今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其师金圣叹称为「第一才子书」。

要了解三国风云,除了史书,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历代不同的版本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三国演义》自诞生以来，其以恢弘的气势，宏大的场景，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及生动感人的人物描写，赢得历代藏书家和刻书家的青睐，也受到普通读者的热烈欢迎。目前，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仅现存明代刊本就有30余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之间,源流之复杂堪称古代小说之最。一部《三国演义》,无数种版本,这便构成了了解、研究并传播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70年前，郑振铎即发表《〈三国演义〉的演化》和《罗贯中及其著作》，提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其作者为罗贯中。此说一直延续了许多年。1995年，学者张志和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明书林黄正甫刊〈三国志传〉》版本。这个版本虽曾收入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但从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张志和先生将《明书林黄正甫刊〈三国志传〉》与嘉靖壬午本《三国通俗演义》进行了对勘，得出结论，这个原刻于福建的嘉靖黄刊坊刻本至少比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早20年，这个本子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于明代其他《三国志传》的“最初整理写定”本和各种《三国演义》刊本的祖本。同时，张先生的结论对作者是否为罗贯中提出了质疑。

其实，在庞大的《三国演义》版本体系中，影响最大的是嘉靖元年本(即俗称“罗本”)和毛纶、毛宗岗评改本(即“毛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沿用的是这两个体系。

据研究者调查，在现存的明代版本中，存世最多的要算万历至天启年间的各种《三国志传》本，世称“俗本”。根据比较，研究者认为，这些版本虽晚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但其所宗祖本刊刻的年代要早于嘉靖壬午,也就是说流传于世的《三国志传》本应早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有研究者认为，《三国志平话》刻本出现40年之后罗贯中才开始创作《三国志传》，而后其他各种志传刻本都以罗著为宗，因此可以断定《三国志平话》刻本要早于志传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在各种志传本基础上产生的。

近年来，国外一些《三国演义》学者研究成果颇丰。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学者魏安对现存《三国演义》各种版本进行细致研究，包括先后考查了26种不同的非毛评版本，其中包括被认为刊行年代可能早于其他版本的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及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叶逢春本《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等。魏安通过研究认为，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流传，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正文为10卷，卷首有总歌。后元祖本分化为AB系统的祖本和CD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

总之，《三国演义》版本繁多，源流复杂，各种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尚有许多问题尚待澄清。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