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的笔画
话的笔画:点、横折提、撇、横、竖、竖、横折、横。
话,汉语一级字,读作话(huà)。偏旁“言”简化为“讠”。依据古人书法省笔简化。《说文解字》:“话,合会善言也。从言、舌声。" 塞口吐音辨味者是舌之范式。言、舌两范式叠加。合会善言是话之范式。
本义:说出来的能表达思想感情的声音,亦指把这种声音记录下来的文字。如:说话、会话、对话、情话、话题。
衍义:
1、引申指“说,谈论”。如:话别、话旧、话柄(话把儿,别人谈笑的资料)、茶话会。
2、人们对一个语言内的属支语言(方言)的亲切称呼,如:白话(广东话),北京话,四川话等。
古籍解释:
康熙字典:
(古文)《玉篇》胡卦切《正韵》胡挂切,音画。《说文》合会善言也。《尔雅·释诂》言也。
《疏》孙炎曰:善人之言也。《广韵》语话也。《书·盤庚》乃话民之弗率,诞吿用亶。《注》吿也,言也。《诗·大雅》愼尔出话。《传》善言也。《左传·文六年》著之话言。《注》为作善言遗戒。
又《广雅》调也,耻也。
又《小尔雅》治也。
又《唐韵》胡快切《集韵》《韵会》戸快切,𠀤音躗。义同。
又《集韵》胡化切,华去声。亦言也。或作咶。
又叶胡卧切,和去声。《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兀然无所思,日高尚闲卧。暮读一卷书,会意如嘉话。《说文》本作䛡。籀文作譮。
1
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是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
2
我国现存最早的按韵编排的字典是隋朝陆法言著的《切韵》
3
我国最早用"字典''正式命名的字典,是清代张玉书,陈敬延等编的《康熙字典》
4
我国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是清末刘鹗著的《铁云藏龟》
5
我国最早的虚字字典是元代卢以纬著的《语助》
6
我国最早的查考陶器文字的字典是清末吴大激著的《说文古摘》
7
我国收字最多的一部字典是欧阳溥存等于1941年编的
,收字48000多个《中华大字典》
8
我国最早的词典是《尔雅》
9
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词典是
苏敬编的《新修本草》
10
我国最大的地名词典是臧励和等人1931年编的
,这是考查古代地名的主要工具书之一《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通假字
(一) 什么叫通假字?
通假又叫通借,前人也称为假借,是古人用字写词时本有其字而不用,却用一个音同音近的字来代替的现象。原本当用的字叫本字,临时用来替代本字的那个字叫通假字或通借字(简称借字)。例如:
① 庄公寤生,惊姜氏。(《郑伯克段于鄢》)
② 举错不可不察也。(《张释之传》)
③ 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下》)
十分明显,例①的寤本应用牾,牾训逆,牾生即逆生;例②的错本应用措,放置的意思;例③的信与屈相对,本应用伸,意思才能通畅。然而这些文句的作者没有用本来该用的字,而用了意思毫不相干只是音同音近的字来代替。这就是古书中的所谓通假现象。这里的寤、错、信三字是通假(借字),牾、措、伸则分别为它们的本字。
通借虽然前人也谓之假借,也是“依声托事”而借音表义,但是它与六书之一的“假借”是不同的。六书中的假借是造字的一种法则,是不给某些词造专门书写符号而借用他词书写符事情来替代的法则,是“本无其字”的“依声托事”,没有所谓本字可言(后世再造本字者除外);通借则是古人用字的一种变通现象,即放着本字不用而临时借用音同音近的他字来替代,是“本有其字”的“依声托事”。
为什么会产生本有其字而不用的通假现象呢?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汉字虽然是以象形、象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体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并不能实现形与义的完全统一,因而在造字之初便有了假借。这说明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本来就是允许和存在着借音表义的。用字的通假和造字的假借虽有不同,但在借音表义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在使用过程中能做到约定俗成、得到社会的公认就不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因此,某些通假现象在某个时代通行,当时的人们习以为常,并不以之为怪。在没有正字法、也没有能促进用字规范化的工具书的古代,人们用字不像后世那样严格。另外,汉字在隶变之后,字形的直观表义功能已不复存在,音同音近的字又多,形体也难记,人们在仓猝下笔之际不及熟计,也自然易写“别字”,正如郑玄所说的:“其始书也,仓卒无其字,或以声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至于有的典籍书已亡佚,后来只能根据某人的口授再笔录流传,笔录之时,也容易注重声而忽视字形。某些“别字”流传久了,也就渐渐相沿成了习惯,所以古书中的许多通假字与其本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某通某)是相当固定的。
古书中大量使用通假字,是造成古书难读的原因之一。碰到通假字定要打破其字表的束缚,“以声求义”,找同它的本义,不能望文生义而“硬解”。清代学者王念孙说得好:“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之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解,则诘 为病矣。”前人将上面所举例①“庄公寤生”的“寤”即如其字面解为“寐寤”,“谓武姜寐时生庄公,至寤时始觉其生。”一觉醒来孩子已生下,又何“惊”之有?所以这样的解释是“以文害辞”,可见明通假对阅读古书的重要。
(二) 通假字与被通假字之间的关系
古书用字的通假现象是复杂的。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通假字与被通假字之间具有不同的关系。主要有:
1. 从声音上看,通假字与被通假字具有或同音、或双声、或迭韵的关系。例如:
① 信以结之,则民不倍。(《礼记·缁衣》)
②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孟子·公孙丑》)
③ 故九万里则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庄子·逍遥游》)
④ 没死以闻。(《战国策·赵策》)
⑤ 登是南邦。(《诗经·大雅·云汉》)
⑥ 从弟子十人所。(《史记·滑稽列传补》)
例① 的“倍”和例②的“畔”分别是“背”和“叛”的借字,倍与背、畔与判同音;例③的“培”和例④的“没”分别是“凭”和“冒”的借字,培与凭、没与冒是双声;例⑤的“登”和例⑥的“所”分别是“成”和“许”的借字,登与成、所与许迭韵。
2. 从字形上看,通假字或被通假字如果是形声字的话,则多具有相同的声符。由于汉字中形声字占的比例极大,通假以音同音近为前提,所以通假多见于形声字,而于形声字中又特以具有相同声符者居多。例如:财—材、涂—途、常—尝、倡—唱、底—砥、鄂—愕、匪—斐、静—净、僇—戳、说—脱、讼—颂、廪—懔、锡—赐、刑—形、政—征、悟—晤,等等。当然,声音相同相近的字并不限于声符相同的形声字,因而通假字与被通假字也并非都如此,比如:由—犹、时—伺、趣—促等,则是另外的情形,只是所占的比例交小罢了。
3. 从借代关系上看,通假字与被通假字有单借和互借之别。所谓单借,是指甲能借乙,乙却不能借甲。比如:屈伸的伸能借用诚信的信来替代,而诚信的信却不能借用伸字来替代;背弃的背能借用倍娄的倍来替代,而倍数的倍却不能借用背弃的背来替字和乙字可以互替代,即甲为本字时乙为借字,乙为本字时则为借字。例如:
① 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是贵乎?(《报任安书》)
② 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年,酒五斗。(《汉书·文帝纪》)
③ 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论积贮疏》)
④ 江河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乎。(《许行》)
例①“以”是借字,“已”为其本字;例②“已”为借字,“以”为其本字。“以”与“已”互为通假。例③“上”是借字,“尚”为其本字;例④“尚”为借字,“上”为其本字。“尚”与“上”互为通假。类似的例字还有:爱—哀、才—裁、故—固等。古书用字的通假现象以单借为多,互借较少。
4. 从对应字数上看,通假字与被通假字一般是一对一的关系,即一个字仅被另一个字借用,但也有不少的字可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借用,形成一对几的关系。例如“辨”字:
① 主齐盟者,谁能辨焉?(《左传·昭公元年》)
②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
③ 望于山川,辨于众神。(《史记·五帝纪》)
④ 其于宗庙朝,辨辨言,唯谨尔。(《史记·孔子世家》)
例① 杜预注云:“辩,治也。”治办之意,即借为“办”;例②郭庆藩《集释》云:“辨,读为变”;例③今《尚书·舜典》“辩”作“徧”(遍);例④《论语·乡党》“辩辨”作“便便”。是“辩”可被办、变、徧(遍)、便等几个字共同借用。此外,距通柜、讵、巨; 可通嫠、来、赉、僖;适、谪、敌、啻;能可通耐、乃、昵、而等,都属于这一类。
(三) 通假字的辨识
前面说过,通假是借音表义,以音同音近为前提,所以辨识通假字主要是以声音为线索。阅读中遇到某一个字不能用其本义或引申义去解释时,就应考虑到是否存在通假的问题。例如《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这一句中的“归”字当作何解释呢?若依《说文》,归的本义是指女子出嫁,这用在本句显然不通;若有归的引申义“归还”似乎可通,但孔子并未借给阳货豚,又何以言归还?联系上下文意,是阳货想通过送豚给孔子,好让孔子依礼回拜时见到孔子,句中归字归是赠送的意思。然而归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中都没有赠送这一义项,可见古有赠送食物的专字“馈”与“归”音近,意思又正好吻合,于是可以初步断定归是馈的错字。查同书《微子》,又有“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之语,归同样当借为馈(意思是说齐国像馈赠美味一样将女乐声送给鲁国)。再查别的古书,还有同类例证。这说明归借为馈,已沿用成习,并非偶然。这是同类例证。另外,古书中往往有不同的书同记一事而用字互异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弄清通假现象的好材料。“[阳货]归孔子豚”一句,郑玄注本即“归作馈”。这是异文例证。有了这些同类例证和例异文例证,归为馈的借字就可以确定无疑了。
在辨识通假字时要注意两点:(一)要有古音韵的常识。所谓音同音近是就古音而言的,不是指的今音。古今语音变化很大,古代音近的字,到现在不都还音同音近,有的可能变得完全不同近了;而原本读音不同不近的字,又有可能变得相同相近。所以当我们以声音为线索去辨认通假时,千万不可只据今音作准则。(二)在没有别的例证时,不可只据音同音近而轻言通假。判定某字借用为某,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有的学者过分强调“以声求义”,把根本不是通借武断为通借而将古书解错的例子不少,我们应引以为戒。对于古书中常见的通假字,古今注文中多有注明,《辞源》、《辞海》一类普通字书中也有释例,初学者应该通过阅读和勤查工具书去掌握一批常用的通假字。
异体字
(一) 什么是异体字
所谓异体字,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音义完全相同、记词职能也完全一样,只是构形有异的字。例如:
① 以强为弱,在俛仰之间耳。(《晁错传》)
② 执其干戚,习其俯仰。(《礼记·乐记》)
③ 郎中令善愧人。(《龚遂传》)
④ 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段太尉轶事状》)
以上句中的俛与俯、愧与愧,虽然字的构形不同,但音义及记词职能完全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互换。像这样的字就是异体字。有的同音字虽然在某一义项上同,在一定的场合也可以互用,但记词职能并不完全一样,这种字不能视为异体字。比如游与游,只在游玩义上相通,可以互用,但游水义古代只用游而不用游;赞与赞,只在赞义上相通,可以互用,但赞进、赞助义古代只用赞而不用赞。这说明它们的记词职能虽有相同的方面,又有不同的方面,并不完全重合。所以像这样的字不能看作是异体,以免造成阅读的误解。
汉字中的异体很多,这是由于所有的汉字并非由一时、一地、一个所造就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着眼,或是选用不同造字方法或是采用同一种造字方法而选用不同的构件、或是选取相同的构件而又置向不同等等,来为同一个词造字,这就出现了同一个词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形体的字的现象。而社会对这种同字异表的现象又不加整理和规范,人们得以各用其体,于是代代相因,便积存下来许多的异体字。解放以后,为了使社会用字规范化,为了精简常用汉字的字数,减轻人们识字的负担,人民政府在1955年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淘汰了重复多余的异体字1055个。这些被废除了的异体字虽然在现在的一般出版物中已停止使用,但在古书中却依然存在。因此,要读古书仍须认识异体字。
(二) 异体字的形体差异
异体字的形体差异主要有以下六种:
1.所用造字方法不同,一体为形声,一体为非形声。如:岳-岳、涎- 、耻-耻、泪-泪、磥-磊、黥- 、膻-羴,等。
5. 同为形声,所取意符不同。如:逼-逼、徧-遍、逾-逾、咏-咏、误-悮、溪-溪.榜-牓、暖-暖、糠-穅,等。
6. 同为形声,所取声符不同。如:馈-馈、昵-昵、棹-棹、猿-猨、梅- 、裤-袴、蒂- 、掩-揜、溯-溯、楠-枬,等。
7. 同为形声,所取意符和声符都不同。如:愬-诉、迹-迹、剩-賸、椀-盌、村-邨.妆-妆、粳-秔,等。
8. 偏旁部首所处的位置不同。如: -够、峰-峯、略-畧 、惭-慙、概- 、鹅- 、松-枀、秋-秌,等。
9. 笔道形态略有不同。这往往是由于书写的风格、习惯的不同而造成的字体的差异。如:冰- 、册- 、皂- 、吴- 、叙- ,等。
从以上所举的各类例子字可以看出,形声造字法最容易产生异体,所以形声字中的异体字也最多。
(三) 识别异体字要注意的问题
异体字在历史上不仅为数众多,而且还随着社会用字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所以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们。有两种情况最值得注意:
1. 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曾经异体字,但后世发生了分化,记词职能有了分工,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字。例如“咳”与“孩”,在历史上就曾是一对异体字。《说文》:“咳,小儿笑也。从口亥声。孩,古文咳从子。”《礼记·内则》:“父执了之右手,咳而名之。”《史记·扁鹊传》:“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老子》:“我独泊兮未兆,如婴和之未咳。”《释文》本作“孩”。《颜氏家训·教子》:“子生咳 ,师保固明,仁慈礼义导习之矣。”本又作“孩提”。在这些文句中,咳与孩均读hái,用的都是“小儿笑”的本义。后来这一对异体字发生了分化,本义也罕用了。咳读ke,通欬,如“咳唾成珠”。即今咳嗽的咳。孩仍读hai,用为幼童之称。咳与孩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字。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喻-谕”,原本晓谕,比喻义都可通用,后来分化,晓谕主用“谕”,比喻义用“喻”。“份-彬”,原本通用,指文质具备的样子,《说文》引《论语》“文质份份”,今作彬彬。后世分化,彬仍表本义,而份改读fen,用作量词。“育-毓”、“徯-蹊”、“讶-迓”、“拓-遮”等等,也有类似的变化。我们在读古书时,对于这一类的异体字一定要作历史的考察,切不可轻率地以今律古而误解文意。
2. 在古代原本不是异体而是意义或用法不同(或不尽相同)的两个字,现在为了精简汉字,在和“异体字整理”时也视同异体字加以合并而成了一个字。例如“炮”,本是一种烹调方法。《礼记·礼运》:“以炮以燔。”注:“炮,裹烧之也。”而“炮”( )是“机石”,指古代战争中用机械之力发石以攻敌,故字从石。后来发明了火炮,才借“炮”为“炮”。炮与炮原本并非一字异体。现在当作异体字合并后,炮行而炮废。类似的还有奸与奸、核与核、闲与闲等等。我们在读古书时切不可将它们视为异体字,要从弄清它们的本义入手,分辨出它们在不同场合的不同意义和用法。
𪚥念" zhé",二声。
释义:
1啰嗦,唠叨。
2“讋”(詟)的异体字。
这个字由四个龙组成,读zhe(同折2声),共64画,是笔画最多的汉字,也刚巧是易经64卦最后一卦的卦数。
如果说龙为象形字,那么这个“四龙”就应该属既有象形也含会意的字。
这个“四龙”汇聚的字,大致的本义就应该是:阳刚、傲视、威严、震慑,用句俗语就是“威震四方”的意思。
稍微罗嗦一点说这个字有四龙齐出,四平八稳,傲视天下,无偏无漏,八方咸服,四海归集之意象,所谓“四海之内唯我独尊”,极数也。
扩展资料
注音符号ㄓㄜˊ
国际音标/ʈʂɤ³⁵/
通用拼音jhé
出处:
《改并四声篇海·龙部》引《类篇》:“𪚥,多言也。”
日语
𪚥
音读:てち ( techi), てつ (tetsu)
参考资料:
籀,其拼音为“zhòu”。
籀是一种汉字,古代用于书写符号和图形等,后来也用于纪录文字和历史事件等。该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上,当时的形状是一个筐,表示装东西的容器;再后来演化为一个梳子加手,表示使用梳子;到了秦朝时期,“籀”已经演变成本义“梳子”的字形。
另外,“籀”还有“篙”的意思,表示划船时用来撑船的长木棍。在古代农业或工业生产中,也有将树枝、竹子等捆扎在一起使用的情况。后来,“籀”也被用作“襄”的异体字,用来表示辅导、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籀”在很多场合下用作其他字的异体字,但它的本义意义一直不变。即使在古籍中,“籀”大量出现,也只是围绕“梳子”的定义展开的内容。
在日常生活中,“籀”并不常用,但人们仍然可以从这个字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中,从中学到很多有益的知识和思想,增加自己的文化素质和历史意识。同时,“籀”的拼音与其形状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被广泛使用于设计、印刷等领域。
籀文(zhòuwén)古汉字中一种书体的名称。又称籀文或“大篆”、“籀书”。籀文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以小篆为正字,《说文解字》收录的籀文,可称为“《说文》籀文”。
大篆,字体名称,广义的大篆指小篆之前的文字,包括金文(或称“钟鼎文”)与籀文(金文之繁化),而当代汉字学家推算秦朝应尚有甲骨文,所以也包括其中。大篆狭义上指籀文、遗存石刻石鼓文。
大篆是西周晚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朝伯益所创。大篆亦指籀文、遗存石刻石鼓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石鼓文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
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于在西周晚期太史籀所编的《史籀篇》中收录,因此叫籀文。另一种说法则是说“籀”的意思是“诵读”。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秦襄公时所刻,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
籀文是周朝晚期使用的文字,为显示国威,于是将原本的钟鼎文的文字,繁化而成为籀文,详见《史籀篇》。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周宣王打猎时所刻,推测和《史籀篇》中文字相似,是已知的最接近籀文的代表。
我想根据自己的经验,简单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供对古文字感兴趣的青年同志参考。为了行文的方便,提到当代的学者时,即使是作者的师友,也不加先生、同志等称呼,先在这里声明一下。
“古文字”这个名称所指的范围可大可小。本文所说的古文字,主要指见于考古资料上的早于小篆的文字。
李学勤《谈自学古文字》一文引用了已故古文字学家唐兰的一句名言——“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文史知识》1981年6期5页)。这就是说,如果想学好古文字,必须掌握古文字学之外的很多知识。
按照我的体会,在必须掌握的那些知识里,最重要的是古汉语方面的知识。古文字是记录古汉语的。如果对古汉语很不熟悉,就没有可能学好古文字。
熟悉古汉语的主要方法就是读古书。我们的条件跟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不一样,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读古书,但是至少要想法集中时间精渎一部篇幅适中的比较重要的古书。对学古文字的人来说,最适合精读的古书也许可以说是《左传》。《左传》的注本有好几种,我主张读《十三经注疏》里的《春秋左传注疏》(杜预注,孔颖达疏)。不仅是《左传》的本文,就是注和疏基本上也要一个个字地读。这不但是为了帮助读懂本文,同时也是为了掌握古代注疏的体例。读完了这部注疏,以后使用其他各种注疏就比较方便了。读《左传注疏》时可以把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当作参考书。读《左传》不但能熟悉先秦语言,而且还能得到很多先秦历史、社会、典制、风俗、思想等方面的有血有肉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学习、研究古文字是非常有用的。
《左传》之外的古书当然也要读,但是由于时间条件的限制,读法恐怕就只能以粗读为主了。李学勤在《谈自学古文字》里说:“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6页)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对战国文字感兴趣,就应该读读《战国策》、《史记》和诸子等书。不过现在所能看到的战国文字资料,多数是语言带有仿古意味的(如某些金石铭刻)和文字特别简单的(如玺印、货币)。因此对学习、研究战国文字的人来说,《战国策》、《史记》等书的史料价值超过作为语言资料的价值。
与读古书同时,最好看一点讲上古汉语的语法和词汇的著作,使自己的古汉语知识有条理。初学者可以看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的通论和王力《汉语史稿》中、下二册里的有关部分。训诂学方面的著作最好也读一本。初学者可以看洪诚的《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熟悉古汉语,主要靠踏踏实实读古书。如果古书读得不够踏实,古汉语方面的通论性著作读得再多也不解决问题。初学者如果读了不好的通论性著作,反而会使思想混乱,甚至还会误入歧途。
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为了勉强把古文字资料的文义讲通,不惜杜撰在古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字义或曲解古人的训诂,还不顾古汉语中词语搭配的通例和语法规律,对文句作穿凿附会的解释,使得用古文字记录的古汉语变成了一种跟古书上的古汉语很不相同的特殊语言。我们如果熟悉了古汉语,就不至于上这类错误说法的当了。以后自己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避免犯同类的错误,除非是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明知故犯。
在古汉语方面有一种比较专门的知识,对学习、研究古文字的人极为重要,那就是古音学知识。
在古文字资料里,通用字(也有人称通假字)是很常见的。如果同一个词可以用不同的字来表示,这些不同的字彼此就互为通用字。除去少数很特殊的情况,两个通用字的原来读音一定是完全相同或非常接近的。有些人认为两个字只要声母或韵母相同或接近,就可以通用,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声母相同而韵母明显不同的字,或是韵母相同而声母明显不同的字,读起来显然有别,古人怎么会把它们当作通用字来用呢?从古到今,语音在不断变化。现在同音的两个字,在上古的读音有可能差别很大。现在的读音差别很大的两个字,在上古的读音有可能很相近甚至完全相同。我们如果不知道上古音,就无法判断古文字资料里的某一个字是不是古书里某一个字的通用字。有些古文字资料是韵文,释读这种资料,没有古音学知识也是不行的。形声字往往因为使用不同的声旁而造成异体。要确定分别见于古文字资料和古书的两个声旁不同的形声字究竟是不是一字的异体,也需要古音学知识。此外,在考释古文字的时候,还会碰到其他需要用古音学知识的情况。我们即使自己不进行研究工作,为了判断别人在古文字研究中作出的跟古音有关的结论是否正确,也必须学古音学。
一说到古音学,青年同志往往谈虎色变。的确,要想精通古音学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研究古文宇,并不需要很高深的古音学知识。我的古音学知识就很肤浅。初学者如果能认真读一下王力的《汉语音韵》(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和《汉语史稿》上册,掌握音韵学最重要的一些术语和上古音声母、韵部的概况及其后来演变的粗略情况,然后在碰到跟古音有关的问题的时候勤查工具书,就不至于出大纰漏了。
查字的上古音的工具书,比较容易使用的有近年出版的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编按: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也很容易使用。)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和周法高的《上古音韵表》,是上古音方面的重要工具,可惜都不大容易找。如果实在找不到上面举的那些书,在需要知道一个字的上古声母的时候,可以先在《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或新版《辞源》里查出这个字的中古声母,然后再按照语音演变规律折合成上古声母(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根据语音演变规律,指出某两个字的声母在上古是否相同或相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在需要知道一个字的上古韵部的时候,可以查清人朱骏声编的按古韵部收字的字典《说文通训定声》(以下简称《定声》。这部书近来出版了影印本,容易找到)。不过《定声》的韵部名称都是取自六十四卦卦名的,跟通用的古韵部名称不一样。要想知道二者的对应关系,可以看王力《古韵分部异同考》一文中的“诸家分部异同表”(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77——79页)。《定声》中少数字的归部有错误,例如支部的 “系”“奚”等字误入脂部,幽部的“灶”字误入侯部等等(《定声》称支、脂、幽、侯为解、履、孚、需),使用时应该注意。
《定声》以小篆为标准字形。它不但按古韵部收字,而且每部中还按声旁排列形声字,以某一个字为声旁的字都排在这个字后面。此外,《定声》解释字义有假借一项,其下列举所释之字的各种假借用法。这些特点使它成为很适合学习、研究古文字的人使用的一种字典。但是《定声》对形声字结构的分析并非全都正确;由于时常把音义相近的字的关系跟本字和假借字的关系混为一谈,它所举的假借用法也往往有问题。这些在使用此书时都应该注意。
这是史上最早的一次古人盗墓行为,而发掘出的这批竹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中内容很多都是颠覆历史认知的存在,所以才说这个盗墓贼为考古发现做了大贡献。
(一)汲冢竹书
汲冢竹书曾和鲁壁籀文、安阳甲骨文并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尤其是其中的《竹书纪年》至今还牵连着中国文化的许多关接,比如我们今天的共和国之“共和”,中国编年史原有的准确开端——公元前841年以及新的“夏商周年表”等,都出于这批神奇的古籍竹简。
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公元前279年,在如今的河南省汲县,一个名叫不准(fǒubiāo)的盗贼,盗掘了一座战国时期魏国诸侯王墓,原以为其中满满都是金银财宝,谁料墓穴中只是堆满了如小山一般的竹简,竹简上的蝌蚪型古文文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于是不甘心的盗墓贼,便把其中的几捆竹简当成了火把继续向墓内探索,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结果刚出墓室就被官府之人一举抓获。
《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竹书发掘后,西晋政府高度重视,专门组织了专家学者亲赴现场调查整理,其中就有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这两人都是饱学之士的大儒,面对这批竹简非常震惊,毕竟经历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许多先秦古籍被焚毁,以至于自汉朝起,文人学者便一直在寻找先秦的古书。
(二)竹书纪年
这次汲冢书中最为重要有两部文献,一个是《竹书纪年》,另一个就是《穆天子传》。
《竹书记年》又称《汲冢纪年》或《古文纪年》,涵盖夏、商、西周和春秋晋、战国魏的历史,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而且早于比《史记》二百多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不仅如此,《竹书纪年》就一系列历史大事件,记载与《史记》等迥异。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等,颠覆了儒家相传千年的贤能禅让的理想政治模式。
第二部,是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又名《周王传》、《穆王传》、《周穆王传》、《周穆王游行记》,它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会见西王母的故事。《穆天子传》也是汲冢书出土后,唯一流传至今的一部文献。
这么看来,如果不是当时的盗墓贼不准无意间发现了这座地下文物宝库,可能我们看见冢书的时间就不知会是何时了。
本文2023-08-06 08:57:5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298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