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12月，隆冬在拉萨城日渐肆虐，妄图封冻住稀松的泥土。位于林廓北路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就在这个时候成立了。作为西藏自治区唯一的综合性图书出版社，它承担着自治区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少儿美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文学艺术、自然科学、藏学研究、古籍整理、期刊等各类藏汉文图书和全区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任务。时光荏苒，西藏人民出版社走过了37个年头，期间，也是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30多年。1978～2008，这30年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新闻出版史上无疑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段，尤其是西藏的出版史。

告别铅与火 迎来光与电

在新华书店，已是古稀之年的藏族老人拉巴正在翻看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书籍。他和记者谈起了对这些出版物的看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萨买不到什么书，之前只有寺院用传统的木刻印刷印制的经书。像这样方方面面介绍西藏人文、地理的书籍几乎没有。”他的看法应该是西藏出版业的一个缩影。

现任西藏人民出版社社长、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刘立强告诉记者：“西藏和平解放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事业，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出版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报刊、音像出版业发展迅速，现已初步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区的新闻出版体系。”自西藏人民出版社成立伊始便宣布了西藏出版必然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积极引进和利用新技术，朝着出版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明需求的合格书籍的方向迈进。

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出版业经历了一个铅与火的岁月。但从木刻印刷到铅字，已然注定了新科技大军的到来。上世纪九十年代，西藏迎来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两样东西——电和网络，揭开了西藏出版的新华章。

改革开放带来出版业的飞速发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藏人民出版社——这颗在隆冬季节生长出来的嫩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困境。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西藏人民出版社逐渐从被动的局面之中扭转过来，从1998年的差额事业单位到2000年前后，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成功实现了从低效益到具备核心竞争力的转型。出版的本版图书从2001年的四五十个品种发展到2007年的350多个品种，销售码洋从2001年的220万发展到2007年的1100余万。30多年来，西藏人民出版社始终认真贯彻“立足西藏、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方针，坚持“以藏文为主、以普及通俗读物为辅”的原则，已累计出版各类藏汉文图书114万多种、13亿多册，图书产量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先后有300多种图书在国内各种评奖中获奖。其中《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中国藏戏艺术》荣获中国图书奖。西藏人民出版社还在美国、法国、印度、尼泊尔、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了书展，反响强烈，社会效益显著。

为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民族、宗教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挖掘整理、继承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整个藏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各民族间的思想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不断创新中前进

经历苦难的意义在于学会珍惜。对于众多不利因素掣肘的西藏人民出版社来说，更懂得创新的重要性。刘立强告诉记者，从一个需要政府补贴的事业单位到现在实现盈利，这一步走得艰难不说，与领导班子的思想转变和创新的工作方式是分不开的。

“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出版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总结了我们的出版方向和思路：首先要保证我们的出版是没有问题的出版，就是要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找出符合西藏实际和特点的出版指导思想。在这么多年的摸索和总结中，我们拟定了‘立足西藏、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宗旨。”刘立强向记者阐释：“‘立足西藏’就是能满足区内广大群众的生活需要；‘面向全国’就是对全国的读者来说具有可读性；‘走向世界’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版权交换贸易的价值。概括说来就是要让出版走上一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适销对路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用成果证明了创新的重要性，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

出版是西藏的一扇窗口

西藏地域辽阔，历史悠久，风土人情独具特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建筑，绘画、雕刻艺术、藏医藏药、天文星算、民间文学、歌谣舞蹈、史籍卷帙等诸多方面都有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典型杰作，为世人所瞩目、所吸引、所向往，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图书出版资源。目前，西藏人民出版社加大了对西藏旅游、藏医藏药、高原绿色食品、西藏矿产资源、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民族手工业、农牧民实用科普知识读物等支柱产业系列图书的出版工作力度，正着手努力研究策划出版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印制精良、富有特色，双效具佳的特色精品图书，为区内出版业拓展国内外图书市场。

展望西藏出版业未来

如今，高科技为办公自动化提供了方便，随着电子书的问世，下一步，西藏人民出版社盯准了数字出版。“我们将筹备成立创意出版中心，利用现代技术，提升出版功能和手段。依靠人无我有的出版资源，引进藏汉通式的专业人才，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在图书选题上统筹兼顾，实现种量平衡，满足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式的需求，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刘立强向我们描绘他心中的蓝图。我们相信在全区新闻出版系统全体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下，西藏新闻出版业的明天会更加绚丽多彩。

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如何写论文

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

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

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

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order)。你可能要从正文写起，最后在你知道你写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再写简介。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一天只能写上一页。追求完美也可能导致对已经完美的文章无休止的修改润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把写作当作和人说话就行了。

写信也是练习的好方法。大多的文章也会因为风格很想给朋友的信件而易读(can be improved)。写日记也是很好的锻炼。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处。

无休止的修改格式而不是内容也是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情况。

LaTex（附：CTex）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自己有很多自定义的宏定义。你也可以利用别人类似的代码，许多站点（包括MIT）都维护有扩展库。

清楚自己想说什么。这是写清楚要的最难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写出笨拙的东西，不断的修补，就表明不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一旦真正想说了，就说吧。

从每一段到整个文章都应该把最引人入胜的东西放在前面。让读者容易看到你写的东西(Make it easy for the reader to find out what you've done)。注意处理摘要（carefully craft the abstract）。确定(be sure)说出了你的好思想是什么。确定你自己知道这个思想是什么，然后想想怎么用几句话写出来。大篇的摘要说明文章是写什么的，说明有一个想法但没有说到底是什么。

不要大肆夸耀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写的句子或者段落不好，但不知道怎么修补。这是因为你自己进入了死胡同。你必须回去重写。这会随着你的练习减少。

确信你的文章真的有思想（ideas）。要说清楚为什么，不仅仅是怎么样。

为人而写，不要为了机器而写。不仅仅需要正确，还需要易读。读者应该只做最明显简单的推理。

完成文章以后，删除第一段或者前面的几句话。你会发现这些话其实对主旨没有影响。

如果你在所有的工作做完以后才开始写，就会失去很多好处（benefit）。一旦开始研究工作，好的方法是养成写不正式文章的习惯，每隔几个月（every few months）记下最新的和你刚学的东西。从你的研究笔记开始比较好。用两天时间来写，如果太长的话就说明你太追求完美了。这不是要进行判断的东西，而是与朋友共享的。在封面上说明“草稿”（DRAFT-NOT FOR CITATION）。拷贝很多份，给那些感兴趣的人看，包括导师。这种做法对以后写正式的论文很有好处。

得到反馈：

如果你加入私人文章交流网（Secret Paper Passing Network），会收到很多别人的文章，他们请你评论。知道别人对论文的意见很重要。你给别人帮助，别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而且，自己也能提高。为文章写有用的评论是一门艺术。你应当读上两遍，第一遍了解其思想（IDEAS），第二遍看表达。

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文章交给别人评价，要学会吸取有建设性的建议，忽略破坏性(destructive)和无意义的建议。为了得到建议，你要写清楚自己的观点，写你所作的事情，即使你没准备写一个没有完整的期刊或者会议文章，然后交给别人看。即使是将要发表的文章，也应该写清楚，这样可以增加得到建议的机会。

以简要的形式降序组织评论（建议）对你和你所评论的人都有用：最上面内容相关，中间是风格和表述，最后是语法和文法。

三、论文的写作

（一）作好准备－－收集资料

选题确定之后，论文有了中心思想，在写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要写好一篇论文，作者还必须占有丰富、准确、全面、典型、生动具体的材料。从中研究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用具有说服力的题材（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材料必须是有根有据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它们或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研究的出的，或是他人以前研究总结的可靠成果。因此，资料的收集对论文的写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收集资料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阅读有关的理论书籍。

参加教育教学研究，撰写论文，必须掌握必要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科研方法。对于教育、教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要理解掌握。

2、调查研究，收集有关的论据。

论文的中心思想确定后，作者明确了所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就要着手拟订调查提纲。列出调查研究从何入手，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每个方面包括哪些项目和具体内容，需要哪些典型的材料和数据，取材的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等等。

3、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八卦与《易经》是同一时代——最多也相差不了几个世纪——的产物；是一个事物的两个组成部份（图形与文字）；是一部占卜专著。其实不然。《易经》与八卦不能整合，它们的内容和作用也不相同。　学术界关于《易经》的成书年代争论颇多，但是，对于“成书于战国前”是没有争议的。我们不妨就此把问题粗略地展开。　当时的社会处于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自然科学知识极度贫乏，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非常肤浅，往往是只见其现象难识其实质，只有借助超自然的鬼神拓智释疑，求神问卜成为世人予测未来的基本手段，创制出许多占卜模式和方法。在这种社会性的占卜实践中，人们发现了运用八卦图占卜的效果，使研究八卦成为当时社会性的重大“科研课题”，官方民间一起行动，多个领域同时拓展。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为《易经》的产生提供了优越社会条件和丰富内容。　八卦图是宇宙的模型图，它所揭示或表述的是宇宙构成及其演化的规律，其言简意赅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无论是从它涵盖的领域和包容的知识量来说，还是从它知识的深度和精度来说，都不仅远远超出了战国时期人类知识的总和，也远远超出了当今人类知识的总和，更不用说西周、黄帝和伏羲时代了。把它说成是战国前的产物，其知识度与历史局限性之间反差实在太大。　另外，据古籍记载：“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可见，八卦图非但《易经》所独有，且在其之前已经存在。 还有，从对二者的研究现状来看，对《易经》的来龙去脉已经基本清楚，而对八卦图还是蒙胧一片。　这些都佐证了《易经》与八卦图不能整合。　八卦历尽苍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被揉进迷信的糟粕，使这颗明珠混入鱼目之中并不奇怪；把它推进到占筮著作程度亦无可厚非。遗憾的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长时间里，仍然把它们统统归于“迷信”之列，良莠不分，禁锢了对它的研究开发。迷信的不科学性，乃至欺骗性，即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造成一时的轰 动，也不可能欺世至今。八卦和《易经》之所以愈世不冥流传至今，其中必定蕴含着合理的内核──八卦揭示了客观宇宙的规律，《易经》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这一规律。　八卦在奴隶社会末期，与当时历史条件相结合，产生了《易经》，成为一部占卜专著的内核；八卦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显现了它宇宙模型的本质。都是历史的必然。随着对八卦研究的深入，必将以创立新的宇宙论为终结，使人类彻底摆脱“以人为 中心”的羁绊，开始整个宇宙空间全方位知识的拓展。 八卦图究竟是谁人所创？答案只能是：绝非我们这一元地球居民的成果（从产生到灭绝称作一元）。这种回答是否又陷入“虚无”、“神秘”之中了呢？没有。既然仅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我们这一元地球人就能够派出“地球特使”（系指先驱者１０号、旅行者号宇宙飞船），把地球人的“名片”和“唱片”等信息送往遥远的宇宙空间，为什么其他星际文明不能把八卦图送至地球呢？更何况作为宇宙一般规律之图的八卦图，较之地球人送出的信息更容易被译读呢。再者，已经发现的遍及全地球的史前文明和超时代文明遗迹遗物还少吗？当然，包括八卦图在内的这些遗迹遗物不一定是外星人留下的，也有可能是上一元地球人的作品。因为在47亿年的地球史中，我们这一元地球人的历史仅仅是极短的一瞬──即使是从“直立人”算起也只有300万年。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我们的历史与地球历史的比例关系，我们把地球的历史压缩为一年，那么，直立人的出现是在这一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的傍晚（18时24分 29秒）。在这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地球上曾出现过其它先进的文明是完全可能的。　八卦图是说明宇宙构成法则、宇宙物质、及其运动规律的一套符号系统，是宇宙整体性的缩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符号的静态直观含义。　圆──表示整个宇宙。现实中不存在这个“圆”，仅仅是用来表示宇宙整体性的图形符号。它是立体的。它说明宇宙是无限的，同时又是封闭的，其间没有“真空”。又是“无限的”，又是“封闭的”，似乎矛盾到了荒唐的地步。之所以认为是“矛盾”， 是因为我们被“常规”禁锢住了头脑。请试想，在我们常规认识中又有哪一个“封闭 体”是真正封闭的？一张桌子、一个原子、一个黑洞……它们都是常规中的“封闭体”。然而，它们又有哪时哪刻不在与外界交换着能量。只有当它是“无限大”的时候，它才能够真正成为封闭体。既然是“无限大”，就必然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也当然不会有棱有角，用圆来表示最为合适。 宇宙这个特殊的整体，犹如一个怪物，表现出了许多特异性质，不能被常规所理解，同时，也不能按常规去理解。所以，前人用了一个很抽象的名字来称呼它── “太极”。太极即宇宙，并非是指“宇宙生成前”的状态，因为宇宙没有“生成前”（见前篇《也谈宇宙的起源》）。　　圆中的黑与白──表示构成宇宙的最原始、最基本的两种“物质成分”，是构成物质的最小“构件”，具有不可分性。我们把它们叫做“前物质”（或物质基本因子），是各类宇宙物质的本源，正是它们构成了物质的宇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们又代表了全部宇宙物质的基本属性。黑代表阴，白代表阳，分别用符号“－－”、“—” 来表示，其名曰“爻”。它们经“升化”形成物质。三爻表示法是最简表示法，并且只能是三爻。后来增补的六爻六十四卦，是筮者根据占卜的需要，在八卦基础上的发挥，它与本文毫无关系，故对之不予细究。 以上符号表明了宇宙构成的实体内容，其它符号是对实体内容状况和运动规律的“说明”。　“Ｓ”型回线──其含义有三：一是表明宇宙物质的空间特性──立体、球形、无限、封闭；二是说明阴阳两性前物质的分界特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织在一起，相伴而生；三是表示“阴消阳长，阳消阴长，总量均衡，相互演化”的变化规律。“鱼眼”：除了进一步强调了后两层含义外，还揭示了阴、阳两类物质间的直接联系。　外层的八组符号──表示物质运动过程中的八种结构形态。其名曰“卦”。卦者， 悬挂也，挂上去的、另加的，并非宇宙的组成部分，仅仅用来对宇宙物质的种类、结构、构成法则及运动规律进行说明。　 明确了八卦图各符号的静态直观含义后，再返回头来整观八卦图，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即可见一斑。这套符号所揭示的八卦原理，不仅适用于整体宇宙（太极），也适用于构成宇宙的各个部分和各级层面，直至构成物质的基本成份（因子）。 阴、阳两种物质成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升化”，致生出八种物质形式。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地构成宇宙整体（见前篇《宇宙物质论》）。 我们也由此发现了“科学之树”的初始分杈点，它位于科学之树的基部，从这里同时 分出了八根干枝。站在分杈点上仰顾大树的全貌，其庞大的树冠、茂盛的枝叶，使人类创立的辉煌竟显得如此暗淡和微不足道

1．《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采集日程》，8万余字，1929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2．《中国兽学丛书》（第一集），约16万字，1928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中国哺乳类学丛书》（第二集），1928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中国哺乳类学丛书》（第三集），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3．《生命新观》，16．8万字，1944年3—11月《海王》杂志连载；1944年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文化印书馆初版，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重版。

4．讲义《植物生理学》，1952年西北农学院出版。

5．《氾胜之书今释》，5．8万字，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6．《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7．3万字，中国农业科学研究丛刊之一，1955年12月；1956年《西北农学院学报》第2、3、4期连载；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7．《齐民要术今释》（1—4分册），共97．6万字；第一分册26．9万字，1957年12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分册23万字，1958年3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三分册30．1万字，1958年5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第四分册17．6万字，1958年6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8．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Book CH’I MIN YAO SHU英文32开本l07页（中文书名《齐民要术概论》）；1958年7月科学出版社第一版；1962年12月科学出版社第二版；1982年4月科学出版社第四次印刷。

9．ON“FAN SHENG-CHIH SHU”，英文32开本68页（中文书名《氾胜之书今释》）；1959年12月科学出版社第一版；1982年4月科学出版社第四次印刷；日本学者冈岛秀夫教授及其女志田容子曾将此书从英文译为日文，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86年9月出版。

10．《齐民要术选读本》，36．9万字，196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11．《四民月令校注》，7．7万字，1965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

12．《两汉农书选读》，2．8万字，1979年8月农业出版社第一版，1981年11月农业出版社第二次印刷。

13．《农政全书校注》（父亲的原稿为130余万字，1965年脱稿，现出版的是经西农古农研究室整理过的，为107．3万字）；1979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版，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次印刷，1980年9月台北文明书局初版。

14．《中国古代农书评介》，7万字，1980年5月农业出版社出版；本书经日本东海大学渡部武副教授译成日文，日本思索社1984年9月第一版。

15．《中国农学遗产要略》（1964年脱稿），6万字，1981年3月农业出版社出版。

16．《农桑辑要校注》（1963年脱稿），17．2万字，1982年3月农业出版社出版。

17．《辑徐衷南方草物状》（1966年8月20日脱稿），1．7万字，1990年5月农业出版社影印出版。 1．《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Emil Bretschneider著），4．1万字，1935年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1957年商务印书馆再版。

2．《比较生物化学引论》（Ernest Baldwin著），9万余字，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3．《动态生物化学》（Ernest Baldwin著），37．5万字，1956年11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4．《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38．3万字(M．A．Κа6yлyков等著，与虞宏正、李萃麟等合译)；195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新一版。

5．《食虫植物》（C．达尔文著）（1965年脱稿），24．4万字，1987年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1．《广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告》，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2．《采集广西瑶山报告及请开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第三届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生物系工作报告》，1929年《科学月刊》第1卷8、9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3．《湘南之哺乳类》，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4．《续记广东北江瑶山哺乳类》，1931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5．《二千年前的中国旱农——<；氾胜之书>；初步整理分析》，1．4万字，1956年4月9日在北京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宣读。

6．《介绍<；氾胜之书>；》，0．6万字，《生物学通报》1956年第11期。

7．《啥时割麦好》，0．5万字，《陕西日报》1957年5月11日。

8．《探索<；齐民要术>；中的生物学知识》，0．96万字，《生物学通报》1957年第1期。

9．《以“盗天地之时利”为目标的农书——陈旉<；农书>；的总结分析》，0．63万字，《生物学通报》1957年第5期。

10．《元代的三部农书》，0．96万字，《生物学通报》1957年第10期。

11．《从<；氾胜之书>；的整理工作谈起》，0．65万字，《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4期。

12．《介绍<；便民图纂>；》，0．29万字，《西北农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

13．《试论中国人民最早对甘蔗与棉花的利用》，0．97万字，《西北农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

14．《关中的祖国农业遗产》，0．48万字，《科学与技术》1958年第4期。

15．《小麦分期收割试验》，《西北农学院学报》1960年第2期。

16．《中国古农学》，约0．7万字，1961年2月在北京参加民主党派双周座谈会的发言稿。

17．《徐光启和<；农政全书>；》，2．1万字，1962年6月24—26日《光明日报》连载，后收入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徐光启纪念文集》。

18．《试论中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2万字，《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4期。

19．《试论中国古代农书的运用》，0．84万字，《中国农业科学》1963年第10期。

20．《对嫁接的一些揣测性解释》，1万字，《植物生理通讯》l963年第5期。

21．《复种与套种》，0．3万字，《中国农报》1963年。

22．《苗—秀—实》，0．9万字，《植物生理通讯》1964年第5期。

23．《明末以前棉及棉织品输入的史迹》，约1万字，《陕西农业科学》1985年第2期。 1．瑶歌（二百余首），3万余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9月第4卷第46、47期。

2．《参观京、沪各地生物标本琐记》，《自然科学》1930年9月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第18卷第4期。

3．《杨妹》，0．35万字，《海王》1948年6月12日。

4．《忧谗畏讥——一个诗词故事》，0．34万字，《海王》1948年。

5．《微生物和食物》，1．5万字，《我们的书》丛书之一，1950年开明书店出版。

6．《生命和水》，1．5万字，《我们的书》丛书之一，1950年开明书店出版。

7．《两个十三年——为西农校庆三十周年而作》，《西北农学院三十周年校庆专刊》，1964年。

8．《农书系统图》，1957年绘制。

9．《中国古代农书主要内容的演进》，1957年绘制。

10．《植物教学挂图》（与辛树帜合编，戈湘岚绘图），1953年出版。 1．《有机化学入门》，1951年中华书局接受出版，但未出书。

2．《食物制造原理》，约35万字，系四十年代为四川乐山技术专科学校及高级职业学校开设“食品加工”课的教材。

3．《对整理校印古农书工作的刍议》，0．21万字。

4．《棉花》（翻译伯希和著作，译至14章）。

5．《颜色是什么》（一）、（二）、（三），约2万字。

6．《什么东西有颜色》，约1万字，这是父亲20世纪60年代为广播电台讲座写的讲稿（有手稿）。

7．读《焦氏易林》笔记，约20万字。

8．读《广韵》札记，约10万字。

9．古农书校勘笔记，约10万字。

1、为了

[wèi le] 

表示原因，一般用“因为”不用“为了”。

2、罢了

[bà le] 

用在陈述句的末尾，有“仅此而已”的意思，常跟“不过、无非、只是”等词前后呼应：这不算什么，我不过尽了我的职责～。

[bà liǎo] 

表示容忍，有勉强放过暂不深究的意思；算了：他不愿参加也就～。

3、得了

[dé le] 

表示禁止或同意；算了；行了：～，别再说了。～，就这么办吧!

[dé liǎo] 

表示情况很严重（用于反问或否定式）：这还～吗。不～啦，出了事故啦!另见dé·le。

4、除了

[chú le] 

表示所说的不计算在内：那条山路，～他，谁也不熟悉。

5、知了

[zhī liǎo] 

蚱蝉的通称，因叫的声音像“知了”而得名。

6、了不

[liǎo bù] 

绝不；全不。晋 陶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宋 苏轼《送顾子敦奉使河朔》诗：“十年卧江海，了不见愠喜。”金 元好问《忻州天庆观重建功德记》：“鹤既至，翔舞阶庭，了不惊异。”清 蒲松龄《聊斋志异·长清僧》：“既归，灰心木坐，了不勾当家务。”

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的名称在公文标题中出现时，应加书名号；凡被批转(转发、印发)的请示、报告以及方案、意见、规定、决定等文件的名称在公文标题中出现时，不加书名号。

书名号（双书名号：《》；单书名号：〈〉），用于标明书名、篇名、报刊名、文件名、戏曲名、歌曲名、图画名等的符号。书名号表示书籍、文件、报刊、文章等的名称，亦用于歌曲、**、电视剧等与书面媒介紧密相关的文艺作品。书名号里还有书名号时，外面一层用双书名号，里面一层用单书名号。若单书名号里还有书名号，则单书名号里用双书名号。

一、基本简介

1分类

双书名号：《》；单书名号：〈〉；浪线式书名号：﹏﹏

2功能

用于标明书名、篇名、报刊名、文件名、戏曲名、歌曲名、图画名等的符号。“书名、篇名、报纸名、刊物名等，用书名号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1995年12月13日发布，1996年6月1日实施）“用在书名、篇名、歌曲名、影剧名、报纸杂志名和图表名等。”（《重订标点符号手册》，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中华民国八十六年三月台湾学术网络三版）

3书名号的来历

书名号“《》”，开始时人们叫它“尖括号”。它的用处是标出文中书籍、报刊、篇章、歌曲等的名称。但它是后来才有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还无此符号。

中国原来的书名号是一条曲线（波浪线）。但因为这种标点符号排印起来费事，因此很少使用。后来，为了印刷方便，节省人力物力，遇到书报刊名之类，就常用引号代替。

《》号原是俄文中的符号，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引号。20世纪50年代，在学俄语的热浪中，不少人把《》搬用过来，用如引号。在实践中，人们逐渐感到不能老是用引号来代替书名号，于是就有人以《》号专用作书名号，久而久之，便被人们所接受。[1]

4文中所处位置

书名号原为在文字下方（横写）或左方（直写）画波浪线﹏﹏， 现在中国大陆仅在古籍中配合专名号使用，但在香港及台湾仍被经常使用，但香港普遍学生都会因为麻烦而不会用横线的书名号，而改用中国大陆规范的“《》”。

由于电脑和网络运用的普及，加上传统书名号（﹏﹏）在电脑输入和排版上的不便，现今台湾也渐渐接受使用“《》”和“〈〉”做为书名号。同GB/T 15834-1955的规定不同，台湾在使用书名号时，有时可以在并非嵌套的情况下在篇章中直接使用单书名号，称作“篇名号”。

在英文等西方语文中，则以斜体字标示书名，如“Harry Potter”。

二、一般用法

用于各类作品名称

各类作品，包括用文字、声音、图像、动作等表现的作品等，其名称都可用书名号。例如：

1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名）

2《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讲座名）

3《论雷峰塔的倒掉》（文章名）

4《普通话异读审音表》（表名）

5《宋拓王羲之十七帖》（书法作品名）

6《茶馆》（话剧名）

7《大乐特乐》（相声名）

8《女篮5号》（**名）

用于各类出版物名称

出版物是作品的载体。各类出版物的名称都可以用书名号。例如：

1《中国大百科全书》（书名）

2《人民日报》（报纸名）

3《语文建设》（刊名）

4《植物生理学挂图》（名）

5《邓小平理论研究文献数据库》（光盘名）

“杂志”“周刊”之类名词如果是刊物名称的一个组成部分，用在书名号的里边（如《东方杂志》、美国《出版商周刊》），否则用在书名号的外边（如《读书》杂志、英国《书商》周刊）。对于大家熟悉的报刊名称，在不会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可不加书名号，如：人民日报、新华月报、东方杂志。报社和出版社名称一般不加书名号，如：人民日报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梧州日报》社简介”要改为“梧州日报社简介”，因为“报社”是一个合成词，二字中间不宜插入书名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如果写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就可以理解为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的出版社，其实该社的任务主要出外语教学与研究方面的书籍。报刊名称和“编辑部”连用时加不加书名号看需要而定。“《中国记者》编辑部”“《读者》编辑部”“《现代化》编辑部”加书名号有助于明确概念，“中国记者杂志编辑部”“读者文摘编辑部”等可不加。又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华声报等单位的代表，就如何发展网络媒体等问题先后作了发言”（《光明日报》19990707）一句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华声报是作为新闻单位，不是作为出版物名称出现，所以不加书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