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是明朝的大太监，以“违背万贵妃意，私下保护年幼的明孝宗”，而闻名于世，据明史记载张敏是个好人，而万贵妃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张敏为了保护幼年时的明孝宗，被万贵妃得知后，被吓得自尽。

数百年来人们对于明史记录的深信不疑，张敏用生命来保护皇子，直接反应了当时万贵妃的权势滔天，和心狠手辣，以及明宪宗的昏庸懦弱，但实际上明朝真的是皇帝昏庸，后宫干政，忠臣需要以死来捍卫皇权吗？

在数百年后的福建发现了张敏的家谱，其中的记载颠覆了这段历史，万贵妃早年就是皇宫的一个保姆，她比明宪宗大了17岁，不知道用的什么手段让皇帝喜欢上她，后来一路高升成为贵妃，权势越大野心也就越大，她想自己独占后宫，于是设计不让其他嫔妃怀孕，有孕的也会强行逼其堕胎，甚至准备毒杀刚出生的明孝宗朱祐樘。

明史对于万贵妃的记载确实有不准确的地方，明宪宗先后育有20个子女，且那时的太子朱佑极还在世，张敏如何惊讶的说皇帝无子呢？据明史记载，张敏来了一出狸猫换太子，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救走了明孝宗，几年后才将此事告诉明宪宗。

万贵妃得知后很是愤怒，逼死了明孝宗的生母和张敏，如果记载真实，为何明宪宗对此事无动于衷呢，连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保护不了，多年来学者们翻阅大量古籍，只为寻找答案。在福建同安县，学者发现了一本《张氏族谱》，上面有关于张敏死亡的记载，明史上记载的张敏死亡时间是1475年，而在家谱上却记录着张敏死亡时间是1485年。

另外学者又查看同安县县志，其中记载张敏死亡的时间也是1485年，且明史中记载的张敏的官职是门监，而族谱上张敏的官职是司礼监太监，这一官职在明朝皇宫中的地位很高。由此学者们推断明史中记录的扭曲了历史，很有可能是清朝为了丑化明朝而篡改了正史。本期内容就到这了，才华横溢的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评论

抢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抢掠，因而造成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大量的文史资料典籍（其中包括著名的《永乐大典》）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损失无法估计。

就连紫禁城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这也是联军劫掠北京的铁证。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1403—1408）210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以遭破坏，后来收藏在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里，1900年被八国联军大肆损毁丢弃，甚至将《永乐大典》书册用于修建工事之用。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36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7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册数万。

翰林院内收藏了许多珍贵图书、孤本、宋版书籍、文史资料和珍贵书画，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糟蹋一空。直到现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里还有《永乐大典》等许多当年被抢掠去的图书和文史典籍。

扩展资料：

北京城被八国联军占领之后，宫中许多宝物自然被掠夺一空，后来这些士兵连皇宫内的大缸也不放过，因为这些大缸都用铁、铜、鎏金铜制造，每口缸要500多两白银，再加上黄金打造，其价值最低1500两白银一口。

八国联军不仅抢走了故宫内许多古董、字画、珠宝，最终连这些大缸上的金子也挂掉了，可以想象当年侵华军队挥舞大刀，在这些大缸上“呱呱呱”的摩擦猛刮，这副场景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被八国联军一扫而空后，这些大缸身上都留下了不少刮痕，直到如今这些刮痕仍在，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一段丑闻，尽管大家都不愿提及，但这件事的的确确是发生了，可见只有国家强大起来，才不会再有类似的事发生。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孔子教学，非常注重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他曾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其意是说，教学要讲时机，一定要等对方如饥似渴主动想学时，才去启发他。填鸭式的教学，是没有效果的。同时，对学生的天资也有要求。指点他一个角，他不能由此推知另三个角，就没必要再教他了。而对于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的举一反三的领悟力，总会由衷地赞赏道：“始可与言《诗》也已矣。”我可以开始与你讲诗了。这句话，在《论语》里出现过两次。

一次在《学而》篇中：

子贡问：“贫穷而能不谄媚，富有而能不骄傲，怎样呢？”孔子说：“这也算可以了，但不如贫穷还乐于道，富有还好礼。”子贡说：“《诗》上说：‘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讲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子贡名）啊，像这样，才可以和你谈《诗》，告诉你这里，你就知道那里。“子贡本以为他说的做人境界已经很好了，没想到孔子说的更高一层，可见我们做人做事、求学问道，都要像雕刻象牙、玉器一样，切了还要磋、琢了还要磨，精益求精。

另一次在《八佾》篇中：

子夏问：“《诗》上写着‘笑容美好，眼珠明亮，薄施素粉就明艳动人’，怎么会这样呢？”孔子说：“你看绘画，都是先上五彩，后用素色，素色间于五彩之间使五彩益加鲜亮。”子夏说，“所以礼是后起之事？”人必要先有忠信的美质，然后以礼来文饰，忠信是礼之本。孔子说，“起发我的是商（子夏名）啊，现在我可与你谈《诗》了。

孔子所说的《诗》，其容量比今天《诗经》中的诗多多了，孔子将《诗》删选后得三百首，编成《诗经》，流传至今。孔子曾说:“不读《诗》，无以言。”若读先秦典籍，你会发现，《论语》、《孟子》、《荀子》、《左传》等都大量引用《诗》，古代贵族在日常朝会、宴请、交游、外交等正式场合中常以《诗》来相互应答，若不知《诗》的内容，酬答时用错了《诗》，就会被人视为失礼。《左传》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成公九年：

《韩奕》出自《诗经·大雅》，诗意为韩姞嫁于韩侯，生活美满。季文子是去宋国慰问嫁给宋君的鲁国公主伯姬，伯姬是鲁成公胞妹，穆姜（鲁宣公夫人）之女。季文子赋《韩奕》，就是告诉成公和穆姜，伯姬过得很快乐。穆姜听了，就从房中，走出来，拜谢他，说，“大夫辛苦，不忘记先君和国君，以及我这个未亡人。先君如此赏识你，你也不负重望。”然后赋《绿衣》最后一章。《绿衣》出自《诗经·邙风》，最后一章有“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意思是我牵挂我的女儿，您赋《韩奕》叫我放心。古人多么文雅，以《诗》来含蓄地禀报公事和道明心意。

《诗》最多地见于外交场合，国君若用《诗》不对，别国臣子会不礼敬。

比如文公四年：

卫国大夫甯武子出鲁国使友好访问，鲁文公宴请他，宴会上赋诗《湛露》及《彤弓》。甯武子不辞谢，也不赋诗回答。文公就派人私下里问他。他说：“下臣以为是乐工在练习。从前诸侯正月里去京师朝贺天子，天子设宴款待并奏乐，这时赋《湛露》这首诗，表示天子南面而坐，诸侯听命天子，与天子同敌忾，向天子献上战俘。天子用彤弓，彤矢赏赐诸侯。现在臣下来继续两国旧好，承国君赐宴，岂敢犯大礼而自取罪过。”鲁文公用了天子的礼乐来宴请卫国大夫，所以大夫不受。

《诗》是古代贵族在正式场合的公务语言，不读《诗》，就没办法办公了。且读《诗》是为了用，不能光死记硬背，还要懂得其引申义，将之用得应景、合乎礼制，恰到好处，这就需要举一反三的能力。所以只有具备“告诸往而知来者”、举一隅以三隅反的领悟力，才可与之谈《诗》。

周朝贵族，之所以大量引用《诗经》，是因为当时的历史典籍也就这么几本。用典，一向是知识人的特权与喜好。后代学者，读的书多了，用典的涉及面也就更广了。《论语》在后世著作中的用典频率是很高的。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钱钟书小说《围城》，方鸿渐、赵辛楣等一行五人赴三闾大学任教途中，入住一旅舍，方赵二人见房间墙上写有王美玉之诗，又见对面一个女人倚门抽烟，辛楣就碰了一个鸿渐胳膊说：“这恐怕就是‘有美玉于斯’”。“有美玉于斯”就出自《论语·子罕》。原文为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贡见孔子怀道不仕，就故意问道，若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装在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求一个高价出卖呢？”孔子说：“卖啊，卖啊，我只是在这里等人出价。”所以，赵辛楣此时引用“有美玉于斯”，是一语双关：墙上写的美玉就在眼前，她正靠在那里等人出价。知识分子这张嘴是绵里藏刀，你不懂他们的语言，还是不要与他们玩，否则什么时候被他们嘲弄，你还像个傻子立在那儿嘚瑟呢。

现代人很少读古籍，也就很少见人用典，语言就显得粗俗，缺乏文化底蕴。资中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有一次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一些人的丑闻，里头乱七八糟的事，她就脱口而出“墙有茨”。“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 “墙有茨 ，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讽刺宣姜不守女道，与庶子私通。用典，用隐喻，就可避免说那些脏了自己嘴有话，我们真的要向古人学习如何说话。

古书中最为费解的是名物与典故。名物主要指人名、地名、器具等等，典故就是今天所说的“用典”。所以，读书要追溯源头，从前往后读。因为古人所引用的典故都是在他以前的书中提到过的，若从后往前读，就会时时被名物、典故卡住。从前往后读，那作者的那点小知识、小聪明都已被你窥破，你会觉得仿佛是获得了批准进入某个世界、某个阶层的接头暗语，这也算是皓首穷经的一点小小犒赏吧。

明月半依云脚下；

　　残花双落马蹄前。

　　这是一副十分成功的字谜联，此联的谜底是“熊”字。作者将对联与谜语两种文学语言艺术的特点融为一体，把文字的笔划、结构，巧妙地藏进联语内，谜趣盎钛，对仗工整，自然流畅，毫无做作之感，俨然是一副美妙的风景佳联。

　　清代大文学家纪晓岚的一副谜语对也十分风趣有味，联曰：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狸狗仿佛，既非家禽，也非野兽；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也是妙文。

　　作者采用析字、隐目等手法，将谜底巧妙地串于联内，谜底是“猜谜”二字。

　　请看下联：

　　白蛇渡江，头顶一轮红日；

　　乌龙卧壁，身披万点金星。

　　这也是一副谜联，上下联各射一物，分别为“油灯”和“杆秤”。灯草未燃时为白色，入油中犹中“白蛇过江”，点燃后火苗成红色，像一轮红日。杆秤属黑色，挂于墙上，好似“乌龙卧壁”，秤星点点，闪烁万点金星。作者将静态变成了动态，构思巧妙，比喻恰当，字字珠玑，令人拍案。

　　1785年，乾隆皇帝在乾清宫开千叟宴，赴宴者达3900多人，其中一老叟141岁。乾隆与纪昀出联相贺曰：

　　花甲重逢，增加三七岁月；

　　古稀双庆，再多一度春秋。

　　这是一副数字谜联，按古纪年法算，一个花甲为60年，花甲重逢即为120年，三七岁月即21年，正好是141岁，可以说，对句是相当难的，可纪昀却信手拈来。俗语“人生七十古来稀”，“古稀”即七十岁，古稀双庆即140岁，更多一度春秋，也正好是141岁，对得堪称千古绝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