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 我已经尽力了！希望能帮上吧！找点相关资料 往上凑字吧！ 怎么咱俩的题不太一样呢！（我的是别人给我的 貌似一道大题好几个 你可以自选。。。）

1礼仪之争

西班牙汉学家闵明我（Domingo Fernandez de Navarrete，1610—1689），他最主要的著作是关于“礼仪之争”的《中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古籍》（Historical, Politic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Treaties of Monarchy ofChina）。在书中，他不认同中国古代哲人的任何道德伦理，不赞同将基督教混入古老的中国传统。

2葡萄牙西班牙

　传教士以“适应政策”融入中国文化

　　在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适应政策”，是指传教士们在传播基督福音时，语言和陈述要适应传教所在地的文化。

　　 “适应政策”由方济各·沙勿略提出，根本上是为了融合基督教和儒家思想。而将这种“适应政策”运用得最好的是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和利玛窦。他们获得中国朝廷默许，住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庞迪我用中文撰写了《七克大全》（Treaty on the Seven Deadly Sins and Virtues）、《人类原史》（History of Mankind）和《天主实义续编》（Moral Doctrineof the Church, Treatise on the True Idea of God）。

　　庞迪我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西班牙汉学家，在最近关于西班牙和中国关系的研究中，他被重新提起并得到肯定，学界称其代表了“一种进行了和谐整合的西方儒家文化”。庞迪我也是把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人物之一，比如测量广州和北京的纬度、继续利玛窦对历法的研究、帮助徐光启等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医学等。庞迪我的另一功绩是改进了将中文转写成语音字的系统，这一工程由利玛窦开始做起，不像之前高母羡使用闽方言，利玛窦的系统基于北京方言。庞迪我是利玛窦著作的遗产受赠人。他于1604年完成的利玛窦书信、文书和日记整理，是当时欧洲有关中国现实的最出色的记载。

3中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主要是去过中国的人写的游记，像马可波罗和阿拉伯人商人的描述。他们购买中国的商品，例如：丝绸、瓷器、茶叶。

孩子学国学有用吗

　孩子学国学有用吗，中国有很多经典优秀的国学，国学教育是一种综合素质的培养，诵读经典可以给予孩子一种美好的语境和语感，感兴趣的来看看孩子学国学有用吗及相关资料。

孩子学国学有用吗1

　 1、圆圆妈妈

　中国文字原本就蕴含着艺术美，而国学更浓缩了我们母语的精华。我在教圆圆学国学的过程中，逐渐坚定了一个认识，即儿童应该大量背诵《弟子规》《论语》等国学精粹，就算他们还不能理解，但这些人生哲理依然会指导他们的成长。

　另外，儿童时期是记忆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阅读和背诵的东西，真正会刻进脑子里，内化为自己的智慧财富。国学，在我看来值得一个人从小学到老。

　 2、迪迪妈妈

　迪迪现在5岁，那天我和她姥姥聊天的时候说起了同事的一些小八卦，结果小姑娘立刻摇了摇我的胳膊，一本正经的说：“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我和她姥姥愣了一下，才有些惭愧的说：“迪迪说的对，妈妈和姥姥不说了。”

　迪迪现在上幼儿园，已经会背诵《弟子规》全文了，我一直以为她只是像背儿歌一样，但是没想到她真的会理解其中的道理。

　我的座右铭一直是“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是非”，但是没想到在这一点上，5岁的孩子都做的比我好。

　 3、窦桂梅 清华附小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我在吉林任教时，有一个学生名叫张一凡。

　有一年期末考试，学校的作文题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张一凡觉得这个题目太没有意思，于是就写了一篇驳论文，建议教务处不要再出这样的题。结果，张一凡的作文被打了78分，他非常痛苦。

　“泪眼已过朦胧，成绩难留心中，风光还是旧时同，恰似一场梦。往事不堪回首，回首必见伤痛。荣辱成败瞬念空，仍笑明朝春风。”这便是张一凡在那次考试失利后所作的三首诗中的一首，那时这个孩子只有11岁。

　我一直在想，这是我教的吗？

　那时我没有任何学术的积累，但是我知道方向在哪里，知道在小学里给学生打下国学的底子、精神的底子。

　小学六年，张一凡已积累到500到800首诗词，并阅读了国学大量书籍。这些都成为张一凡日后中学乃至大学的珍贵积累，如今张一凡正在北京大学读博士。

　 4、钱理群 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

　我们传统的启蒙教育，发蒙时，老师不作任何解释，就让学生大声朗读经文，在抑扬顿挫之中，就自然领悟了经文中某些无法（或无须）言说的神韵，然后再一遍一遍地背诵，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观念，像钉子一样地楔入学童几乎空白的脑子里，实际上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读书人的心灵深处，然后老师再稍作解释，要言不烦地点拨，就自然懂了。即使暂时不懂，已经牢记在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一定阅历，是会不解自通的`。

　国学浩瀚如大海，璀璨如星河，每个人所接触的不过沧海一粟；并且对所接触的有限的篇章，我们也不敢说完全读懂了读透了——即便这样，已受益匪浅。

　为了培养少年儿童有自信、懂自尊、能自强、高素养、讲文明、有爱心、知荣辱、守诚信、敢创新等精神，学习和弘扬国学是最好的方法。

孩子学国学有用吗2

　 儿童看的国学经典

　 《尚书译注》(精编本)

　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

　《尚书》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

　罔游于逸，罔*于乐。——《尚书·大禹谟》

　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尚书·大禹谟》

　本书用散文形式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记载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

　 优秀的国学经典

　 《道德经译注》

　被誉为“万经之王”的伟大著作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尼采

　《道德经》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 唐玄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

　《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

孩子学国学有用吗3

　 儿童读的启蒙经典国学

　 《庄子译注》(精编本)

　多彩的思想世界和文学意境，体现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是道家学说的典范之作。

　《庄子》又名《南华经》，其书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

　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评庄子文章

　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清·刘熙载《艺概·文概》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

　——《庄子》

　本书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继承老子学说而倡导相对主义，蔑视礼法权贵而倡言逍遥自由，庄子的文章，想象奇幻，构思巧妙，文笔汪洋恣肆，瑰丽诡谲，意出尘外。

　 《列子译注》(精编本)

　被誉为“常胜之道”的智慧之书

　《列子》又名《冲虚经》，是战国早期列子、列子弟子以及其后学所著，是道家重要典籍，属于诸家学派著作，是一部智慧之书。

　《列子》书事简劲宏妙，多出《庄子》之右。—— 洪迈《容斋续笔》

　《庄》、《列》之文,播弄恣肆,鼓舞六合,如列缺乘踽焉,光 怪变幻,能使人骨惊神悚,亦天下之奇作也。—— 屠隆《文论》

　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刘韶《文心雕龙》

　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列子·杨朱》

　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列子·说符》

　《列子》共八篇，全书共载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一百三十四则。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其书默察造化消息之运，发扬黄老之幽隐，简劲宠妙，辞旨纵横，是道家义理不可或缺的部分。

　 《诗经译注》(精编本)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诗歌305首，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孔子

　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梁启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诗经·小雅》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

　《诗经》是按《风》、《雅》、《颂》三类编辑的。“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是三百篇中最富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雅》是周人所谓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礼记译注》(精编本)

　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

　《礼记》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据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与《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并称为“儒家五经”。

　《礼记》为儒家者流一大丛书。《礼记》之最大价值，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之资料。————梁启超

　《礼记》不但是打通《仪礼》、《周礼》二书之内蕴的钥匙，同时亦是孔子以后发展至于西汉时代，许多孔门后学所共同宣说儒家思想的一部丛书。————王梦鸥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

　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礼记·中庸》

　本书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时期的礼制、礼仪，记录孔子及其众弟子的言行，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其中《礼运》《儒行》等篇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是古代学子的必学篇目。

我的好朋友就读于这所学校，对这所学校有非常深刻的体验，中国人民大学是非常优秀的一所大学，下面展开我的介绍。

学校介绍

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全国重点高校，人大法学院全国排名第一，是偏人文社科类的综合大学，人大有北京和苏州两个校区。

77%的人文社科类学科为A类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获评A+，政治学、哲学获评A，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中国史、中国语言文学获评A-，A+学科数量位列全国高校第四，中国人民大学实力是非常不错的。

从人大东门骑自行车到西门只需要3分钟，从东门的顽石到涟涟春华的一勺池，再到明德楼前开得大气坦荡的粉玉兰，春景绵延有序，韶光美不胜收，每走几步便是另一番天地。

学习场所

① 图书馆

人大有两个图书馆，均为刷卡入馆。新馆即一般意义上的图书馆，藏有年代较晚近的出版物，自习条件较好，除地下一楼外，所有座位需经选座系统方可就座；自习条件比较好的是三楼库本区、四楼古籍特藏库及文库（可以携带电脑，但不能携带书）、五楼自习区，另可在图书馆官网预约研习室，讨论或自习皆可，比较私密安静。旧馆为藏书馆，藏有古旧图书，考研复习和期末复习胜地，离公教近，从硬件设施看不如新馆，但氛围更好。

② 教室

人大所有公共教学楼均开放自习。公共教学楼共有4个，不需刷卡，向社会开放。教一和教三均为翻座，不是特别舒服，但胜在空间较大。教二为木椅，有靠背，桌子也更大一些，但空调比较冷，夏天自习需要备外套或长袖。教四从硬件设施看，是四个公教里最好的，但位置比较偏，靠近北门，不在主教学区。微信可以绑定“微人大”平台，查看教室上课及空余情况。

宿舍环境

本科宿舍为六人间，上下铺，有小书桌、衣柜和盆架，每层楼均配有洗漱间、卫生间和浴室。全校共有学生宿舍19栋，主要分布在校园东西侧，俯视校园的话三个宿舍楼群分别是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自习室

宿舍内景

宿舍楼的一楼配有每舍一个的报箱，在门口值班室也可以拿到学校免费提供的报纸。目前报纸的种类有《新京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校报》、《新闻周报》、《青年人大》等。学校为每个宿舍楼提供了两个公共微波炉，在学校的超市可以买到加热即食的食物，十分方便。

食堂

学校里有四个食堂和若干饭店。

东区食堂：在公共教学楼那里，一楼东侧是大伙餐厅，普通的家常菜，二楼是我的天堂，有许多面食，粉类，地方特色小吃，东区二楼应该是最大的，小吃种类最多。早餐开放的特别少。而且从中午10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适合中午有课但下午没课的人。

西区食堂：一楼南侧是各种小吃，推荐茄子汆面，还有羊肉手抓饭～西区的新疆菜&韩餐窗口总会人满为患。一楼北侧是大伙餐厅，西区的大伙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喜欢吃炸物的可以来！还有早餐西区会有小糕点展台，很精致很便宜！

中区食堂：很多泡一整天图书馆的人喜欢来这里吃，对面就是图书馆。

北区食堂：离知行住宿楼群很近，还有明德楼群。

人大非常自由，所有专业都具有雄厚的师资、优质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国内均属一流，值得学弟学妹们的到来！

你能根据自己的心境主动来这里询问别人的建议，证明你是个蛮有自我认知能力的好学生。大一新生比较迷茫是肯定的，我大一或许比你更迷茫哦。以下这些观点，都是我个人的想法，仅供参考，不要完全苟同，毕竟良师因材施教，良医辨证论治嘛，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方法与人生。

大一：选几个你觉得人品不错可以信赖的学长，请教一些生活上的疑问、学校规章制度的不解。请教学习不错的学长如何安排学习与休闲。记住，只是请教，要由你自己判断可行与否的，不是让他来完全教你怎么做。懂？与系里寝室里的兄弟姐妹打好关系，这点估计不难，毕竟你能考上本科，情商智商不在话下的，反正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大一时候最牢靠最密切接触的就是寝室的兄弟了，如果你是女生，那就是姐妹。经常与他们一起去玩玩，一起去上上自习之类的，反正大家相处久了，对彼此的了解会慢慢加深的。大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地域文化不尽相同，因此要求同存异，不要拿自己的习惯来挑战别人的风俗（以前我很幼稚地在清真人面前大喊吃猪肉，结果被冷漠了好长一段时间，汗。。。），如果你想竞选班委之类的，更要在军训时与大家混熟，这对投票选举你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大一是刚从繁忙的高考中解脱出来，因此反差相当大，大部分大一新生都会因为太闲，导致闲的蛋疼，然后去泡网吧，继而迷上以游戏来打发无聊的时间，进而沉迷网游，导致整个大学大部分时光耗费在游戏上，学习岌岌可危。个人建议你要么去图书馆借自己感兴趣的书，要么与志同道合的人去打篮球。如果你是女生，就与姐妹逛街，适应你的大学环境与氛围。

大二：这时候你基本已经适应你的学校了，朋友同学也都认识了不少，那么你就去参加学校社团活动吧，我个人觉得当初在大学里参加学生会对我的组织能力有不少的提高哦。如果说大一的你还是高中时候的羞涩的话，那么大二的你正是开始塑造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你的风格，跟高考以前的你不一样，直接影响着你大学后半段的为人处事风格态度。所以我才建议你这个时候最好参加学生会之类的社团，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你要是喜欢摄影，就去摄影协会，喜欢舞蹈就去跳舞，喜欢政治活动，就去校学生会搞组织。不见得你一定要当领导，但你得培养领导能力，我说的这种领导能力，是指既可控制住自己的坏习惯，又可以在必要时刻号令别人的能力。慢慢培养，每个优秀大学生都有种临时统领能力的。当然，学习方面我不想给太多建议，每个人的学习习惯不一样，我无法指导你怎么去学习，大学的学习是自主学习，你不想学好，我压着你你也不会学好的。不过我强调一点是，英语最好逼着自己学，毕业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英语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是计算机能力，如今就业，没有离开过电脑的。

大三：如果你大一大二感觉蛮充实的，建议你在这个时候找个红颜知己，毕竟你是成年人了。叫你谈恋爱并不是让你祸害别人，要懂得尊重对方，培养谈恋爱所必须的责任感，现在的年轻人较以往的年轻人，责任感有所下降，这个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羞愧，因为我也是80后，总觉得自己感担当的责任意识没有人家70后年轻时候强。不过我一直在努力呵呵。你是学中医的，四大经典最好多多研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中医药大学出来的。学中医不研读四大经典，就好比你上厕所不脱裤子一样，根本没办法把这件事做好！更何况你说你想考研。。。大一大二公共课都学得差不多了，所以大三就开始涉及到专业的各大课程了，建议不要翘课了，开始静下心来上课吧。虽然你的老师不见得授课方式很幽默，但老师之所以可以在那里教你，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你得看到他的好。。。图书馆里的书不是摆设，有很多精华的东西躺在读书馆，就看我们懂不懂得去挖掘出来而已。所以图书馆是我大三去得最频繁的地方。

大四、大五的你，其实已经知道怎么样自己处理问题了，那个时候的你，如果优秀，早就被大家所共识了，如果平庸，也很难绝地反击了，毕竟大学三年过去了，基础要从新开始打造，成功率不能说是零，但也很低了。

如果你要在大学里谈恋爱，请对他她它好点，你的恋爱观其实也是你的性格的体现之一，如果你对他她它很随便，到头来会惹得身边的朋友质疑的眼光的。希望你能够找到归属，并且接受到我的祝福。

啰嗦一大堆，废话不在少数，请理解，希望我的个人观点让你有点受用，哪怕一点点，我也很开心的。嘻嘻

九九乘法口诀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在诸子百家的《荀子》、《管子》、《淮南子》等古籍中，都能找到“三九二十七”、“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等口诀。

但是古代的乘法口诀和现代的有所不同，古代的九九乘法口诀又称“小九九”，它的排列顺序与现在的正好相反，是从“九九八十一”开始，到“二二得四”结束，因为乘法口诀的开头的。

两个字是“九九”，所以人们简称它为“九九”。大约到了十三四世纪的时候，数学家们认为“九九八十一”到“二二得四”不符合数学上的从小到大的排列顺序，所以才改过来变为“二二得四”到“九九八十一”，另外又加上了“一一得一”这一行，一直沿用到现在。

乘法也可以被视为计算排列在矩形（整数）中的对象或查找其边长度给定的矩形的区域。 矩形的区域不取决于首先测量哪一侧，这说明了交换属性。 两种测量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测量，例如，将矩形的两边的长度相乘给出其面积，这是尺寸分析的主题。

扩展资料：

古巴比伦数学使用60进制，考古发现的一块古巴比伦泥板证实了这一点。这块泥板上有一个正方形，对角线上有四个数字1, 24, 51, 10。

最初发现这块泥板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某牛人惊讶地发现，如果把这些数字当作60进制的三位小数的话，得到的正好是单位正方形对角线长度的近似值：1 + 24/60 + 51/60^2 + 10/60^3 = 141421296296 这说明古巴比伦已经掌握了勾股定理。

60进制的使用为古巴比伦数学的乘法运算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因为如果你要背59-59乘法口诀表的话，至少也得背1000多项，等你把它背完了后我期末论文估计都已经全写完了。另一项考古发现告诉了我们古巴比伦数学的乘法运算如何避免使用乘法表。

考古学家们发现一些泥板上刻有60以内的平方表，利用公式ab = [(a+b)^2 - a^2 - b^2]/2 可以迅速查表得到ab的值。

另一个公式则是ab = [(a+b)^2 - (a-b)^2]/4，这说明两个数相乘只需取它们的和平方与差平方的差，再两次取半即可。平方数的频繁使用很可能加速了古巴比伦人发现勾股定理的过程。

——乘法

从时间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由《学衡》的存在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准确地说，“学衡派”的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换句话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成员的活动开始于1915年的美国，是和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发生同步的。1915—1917年间，与胡适由酝酿、讨论文学变革到矛盾尖锐对立的是梅光迪。

1917—1921年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国内高涨，并成功地借助报刊等大众传媒和中小学教育的推动，取得了成功。“学衡派”作为反对势力形成之前的基本力量集结、酝酿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可称这一时期为“前学衡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中，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也正在鼓动，首先站出来批评胡适等人的是胡先骕（1）、柳诒徵（2），继之便发生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对《南高东南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6日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3）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对立的。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时自哈佛大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都在东南大学执教。“学衡杂志社”社员基本上是这批留学哈佛的学生，加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刘伯明、柳诒徵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师生。极少数为其它学术机构的成员。1922年1月—1933年7月的这一时段，可称之为“学衡时期”。

在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竺可桢、徐则陵作指导下，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与《学衡》同时出现的还有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的《文哲学报》。稍后“东南大学南高师国学研究会”于1923年3月又创办了《国学丛刊》。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4卷21期20册（有两期合一册的）。1922—1923年间，《文哲学报》出版4期。《国学丛刊》共出版9期。这三个刊物锻炼了学生，刊物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了《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

与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刘藜的“信古”。可以说， 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新潮派”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展开的。前者的阵地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顾颉刚主编，共出版18期）、顾颉刚参加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者的阵地主要是《史地学报》和《学衡》。（4）同时北京、上海的多家报刊也介入了讨论。柳诒徵及其学生反对“古史辨”派的“疑古”，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后，当时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缪凤林还写文章批评顾颉刚（5）。

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6）造成的。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7）。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8）。

1922年8月，“学衡派”成员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还办了一个《学衡》的外围刊物《湘君》（最初定为季刊，随后成了不定期刊）。这个刊物与《学衡》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反对新文学的几篇文章，《学衡》都转载（9）。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与后期《学衡》几乎共存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他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协编，每周一期，共出313期。

《学衡》停刊前的一二年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因不满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把持刊物，南京的成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于是开始酝酿新办刊物。实际上，《学衡》后期（1928年以后），南京的成员已经不再与吴宓合作，“学衡派”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1932年9月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国风》杂志，把原《学衡》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吸引过来了。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无力支撑《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之后，便宣布自第80期改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接办，交钟山书局出版。实际上，是《国风》迫使《学衡》停刊的。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没有再用《学衡》的名字，而是用《国风》取代。吴宓本人也只好加入《国风》的作者队伍。《国风》开始于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终，它把原《学衡》的成员重新集结，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期”。

由于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缘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很少人写白话新文学作品，而是坚持写旧体诗词。他们文科的五个主要刊物中，除与其它学校合办的《新教育》外，《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四个刊物上的 “文苑”或“诗词”栏目也只登旧体诗词。但在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出现了例外。共出版两卷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是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并存，许多期中有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剧本或翻译小说，并在第1卷第7期出了“文学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10）。但至第1卷第15期又出现“学衡派”势力的反弹。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1）。但到1932年9月《国风》创刊后，新文学被完全排斥，刊物只登旧体诗词。在文学古典主义风尚的笼罩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部分毕业生、在校学生组织的新文学社团“土星笔会”和刊物《诗帆》（1934年9月1日—1937年5月5日）也未能充分展开。

1941年8月—1948年11月，原《国风》的主持人张其昀与张荫麟等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学衡派”的成员在大西南再度集结。

1949年以后，“学衡派”成员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终止。到台湾的“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兵分两路：以张其昀为首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复刊《思想与时代》，影印《学衡》、《史地学报》等；以戴运轨（《国风》时期的主要作者）为首于1962年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随后恢复中央大学。

所以，这里的结论应当是：“学衡派”的活动时间不仅仅是在《学衡》时期，而是有这么一个长的不同时期的“时段”。时间的变化使“学衡派”许多人的生活、思想、学术都产生了变异，但基本的文化保守的精神没有变。

从空间上看其借大学营造舞台

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荟萃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想和新学术的生产基地。《学衡》时期的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少数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和其它行业。《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南京、沈阳、北京完成。出版、印刷、发行在相对保守的上海中华书局。

《学衡》初期，与之相伴的有三个外围性的兄弟刊物《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前两种的活动地点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后者的活动地点是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湘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是在长沙的部分学生和“学衡派”的部分成员之间。《学衡》后期，与之相伴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作者的活动多在北京，组稿、编辑在清华大学，出版发行在天津。《大公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新闻媒体，实际影响很大。《文学副刊》的影响也超过了《学衡》。“学衡派”成员由于没有《学衡》和《文学副刊》的印刷、发行权，因此要受制于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学衡》的停刊，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取代，也主要是由于吴宓等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能力，另外还有守旧的形象和反对新文学的办刊方针。这时候，“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这两大文化资本家。胡适与《大公报》社领导阶层良好关系的确立，必然促使创新的《文艺副刊》取代守旧的《文学副刊》。

吴宓及《学衡》同人本是反对北京大学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新文学派，北方的反击声自然是很大的，尤其以《晨报副镌》的声音为最。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12）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13），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

《国风》的印刷、发行在张其昀自己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国风》编辑、出版、发行是一体的，没有经济的压力。这是《国风》有别于《学衡》的地方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东南地区大片沦陷，中国著名的大学都迁到西南，“学衡派” 主要成员也随之散居在昆明、重庆、成都、乐山、遵义等地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思想与时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刊（贵阳出版发行），又将散居西南各地的“学衡派”成员“群聚”在一起。《思想与时代》在这时就是“学衡派”成员的阵地。1947—1948年，《思想与时代》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复刊，编辑部在杭州，出版发行在杭州—上海，“学衡派”散居各地的部分成员再次“群聚”于一刊。正如张其昀所说的，《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14）

抗战时期，胡先、王易等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胡为校长，王为《文史季刊》主编）。汪国垣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继续刊登旧体诗词，并极力主张尊孔。

空间的变化，所显示出的是“学衡派”作为相对松散的流动的群体存在。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虽然空间多有变化，但他们坚守的文化道统没有变，守望的精神是一贯的。（1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胡先：《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2）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创刊号（1921年11月）。

（3）《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关于《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共刊7号（期）：1921年11月12日第19号上有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1921年12月1日第21号上有薛鸿猷：《一条疯狗》、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卜向：《诗坛底逆流》、东：《看南京（高）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1921年12月11日第22号上有缪凤林：《旁观者言》、欧阳翥：《通讯——致守廷》、守廷：《通讯——致欧阳翥》。1921年12月21日第23号上有静农：《读〈旁观者言〉》、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薛鸿猷：《通讯——致编辑》。1922年1月1日第24号上有幼南：《又一旁观者言》。1922年1月11日第25号上有吴文祺：《驳〈旁观者言〉》、西谛（郑振铎）：《通讯——致凤林、幼南》和凤林、幼南：《通讯——致西谛》。1922年2月1日第28号上有吴文祺：《〈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随后此刊转向对《学衡》的批评。

（4）“古史辨”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中“疑古”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这里“胡先生”是胡适的乡友胡堇人。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第4期（1924年12月）转载。《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2、13、14、15、16期（1923年8月5日、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1926年1月27日）。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收入《古史辨》第1册。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收入《古史辨》第1册。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收入《古史辨》第1册。

反对“疑古”一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首先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学衡》第73期（1931年）转载此文。此文同时涉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的批评。《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批评顾颉刚。同时这一期还刊出刘藜、顾颉刚、钱玄同的讨论古史的文章。《史地学报》讨论古史的文章在第3卷第3、4期继续进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转载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作为“《说文》证史讨论号”的缘由，并同时注销顾、钱、魏、容的文章。双方的言辞激烈，针对性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又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收入《古史辨》第1册。《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读书杂志》第13、14、15、16期（1923年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收入《古史辨》第1册。《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与顾颉刚先生书》（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刊《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张荫麟此时为清华学校的学生。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6）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7）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

（8）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9）据《湘君季刊简章》所示：“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 。“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第一期所登的《湘君发刊词》中有“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第一期的负责人为吴芳吉。刊物分为“学习之部”：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戏曲类。“批评之部”：社论类、研究类、介绍类、通信类。“杂纂之部”：翻译类、图表类、民谣类、附录类。为《湘君》写文章的主要作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吴宓、徐桢立、刘先沛、李肱良、凌其垲、景昌极、贺楚楠、胡征、罗元锟、张璞友、刘鹏年、汪剑馀、苏拯、刘作健、陈鼎芬、鄢远猷、谢羡安、孙子仁、易俊（竣）、刘泗英、胡元、王凤歧、周光午、童锡祥、王光益、吕光锡、汤素民、张潜秀、曾安、刘颂、石漱之、刘植、钱无咎、屈凤梧、张镇湖、文大衡、李赓等。吴宓除刊登旧体诗外，还有《文学入门》的文章。在大量的旧体诗词外，尚有胡征少量的白话新诗《牵牛花》、《我是一个蚕儿》。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主要是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共分一、二、三论），分别刊《湘君》第一、二、三期。刘朴的《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刘永济的《迂阔之言》，这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学衡》有转载。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特别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以《学衡》、《湘君》同声气也。所微有不同之处，《湘君》旨趣但言文章，《学衡》范围更及他事。《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之人恪守典则。《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湘君》在第三期末介绍《学衡》的文章《学衡杂志》中特别强调：“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文章最后又说《学衡》杂志内涵丰富，“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等等。

（10）1930年1月1日。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11）1930年6月1日。

（1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吴宓错将《学灯》当成《民国日报》的副刊。《学灯》为《时事新报》的副刊。《觉悟》为《民国日报》的副刊。

（1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6页。《中华新报》的主编为张季鸾，同吴宓家有姻亲关系， 为吴乡友，因此时赞同《学衡》和与吴宓的这份特殊关系，1928年他作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人，使得吴宓能自荐主编《文学副刊》成功。

（1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页。

（15）关于“学衡派”的成员、文化精神和学术特性，见作者《“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