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雍正是个“工作狂”,这是真的吗?
雍正刚一继位,就立马成为“话题人物”,而且大多数还都不什么好的“话题”,要么是“谋权篡位”,要么是“篡改诏书”等等,总之,大抵都不是些好的评价。可以说,雍正是中国历史上300多位皇帝中,曝光率最大的皇帝,没有之一!其实这些也毫不夸张,他受到的争议确实太大了。而这样的争议大都是从他在畅春园接过遗诏的时候开始的,甚至说的再早一点,那就是从康熙六十一年初开始,他都处在争议之中,至于继位之后的争论,那就不用说了。
但是,既然有坏的评价,也就有好的评价。那么都有哪些好的评价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雍正的工作态度。
雍正帝像
在人们眼中,雍正帝是位名副其实的“工作狂”,有人说他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连基本的午觉都没有,整天都沉浸在国家大事之中。
但是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那么,雍正到底是不是位“工作狂”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一天的行程就知道了!
雍正——剧照
之所以说雍正是工作狂,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主要来源于他的奏折批阅上。
据资料记载,在雍正的寝宫中堆满了各个地方官的奏折,这些奏折将在雍正一一批阅后再发放给所奏官员手中,待官员们看完以后,又要送回来。雍正在位时期所批阅的奏折都被编著在一本名为《雍正朱批谕旨》的书中,此书一共有一百二十册,里面都是雍正帝倾注全部心血、勤勤恳恳专注于政事的结晶,同时也是雍正帝如何励精图治,兢兢业业的纪念碑。但是,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不过只是他所批注的奏折中的一部分而已,据说数倍于此的一捆捆信札直到清朝末年依旧在宫中堆积如山。
以前人们以为皇帝就是“日理万机”,也就是一天要做一万件事情,但实际上,一个人一天真正的要将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候甚至只有一件事都会让皇帝们忙的焦头烂额,哪里还有精力去办第二件事。但是雍正则不然,他对每天所要处理的事情都一一照办,而且都很认真的去办,从不敷衍了事。
雍正帝——剧照
雍正每天在四点以前就起床,每天早晨他都会读先帝历史的实录以及作为诏敕集的宝训各一卷。宫门每天四点准时开启,六点便是一般官吏上班的时间,大臣们则必须进宫参见。皇帝用完早膳后,便于七点会见这些大臣,与他们一起商议政事。如果其中有特殊事情要单独谒见的大臣,雍正也会单独接见,有时候一谈就是好几个时辰。当接见完毕后,若时间宽裕,雍正还会叫一些学者来给他讲解经书或者古籍。
雍正除了早起之外,他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晚睡。如果一个人起得很早,那么他睡觉也就睡的早,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理解。但是雍正帝不,他为了能多处理一些政事,就索性把晚上的时间也利用起来,批阅地方官吏派人送来的奏折。无论奏折行文长短,雍正帝都亲自批阅,忙的不可开交。一天下来,最少能批阅二三十份,多的时候能达到五六十份。
所以正如他自己所言:
朕立志以勤先天下。天下凡大小臣工奏折悉皆手批,外人亦不信,至于日间廷臣之面奏折奏者甚繁,心绪亦不静,不如灯下可得如意。大概外来奏折晚批者十居八九,此折亦系灯下所批。朕从幼夜间精神更好,非出勉强也。
面对那些奏折上写的长篇大论他也会细心看完,然后再批阅:
御之报告颇为冗长,但无需致歉。虽甚繁冗,朕欣阅览之,乐而忘疲。即为数千字之长文,朕亦无一次不从头至尾览阅完毕。君臣之间不必如此客气。
不得不说,雍正帝真的是勤于政事的一位好皇帝!
雍正是最勤政的皇帝,兴水利,重吏治,加皇权设军机处。过,大兴文字狱,功大于过。
康熙的功绩最多,统一台湾,平定三藩,签定雅克萨条约,平定准噶尔,康熙晚年吏治腐败。
顺治也是位好皇帝。乾隆过大于功。
总的来说,四位皇帝都是好的。都是比较勤政的。
使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造成社会恐怖
其他文字狱也是多由文字狱牵强形成的。扬州举人徐述夔的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被牵强为灭清兴明。礼部尚书沈德潜作诗咏黑牡丹,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曲解为辱骂满清夺了朱氏江山。二从皆被戮尸。江苏生员韦玉振行文中僭用了一个“赦”字,被仗刑三百,服役三年。湖北生员程明湮给人写寿文,用了“创大业”三字,被凌迟处死,亲属也受到牵连。安徽贡生方芬的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一句,被刨坟戮尸,祸延子孙。“清风”、“明月”是历代文人的热门话题,作诗行文稍有不慎,就被牵强成罪,横受诛戮。文字狱的兴起给一些挟怨小人提供了报仇之机,挖空心思在对方诗文中寻字摘句,进行诬陷,狱案一成就是家破人亡,株连亲友。
文化为避免文字狱,常常将涉嫌字眼改成其他字代替,或者干脆空起来,往往搞得文理不通,雅韵全无。后来连“胡”、“虏”、“夷”、“狄”等也成了避讳字,书籍中往往空格不刻。乾隆为此特发一道谕旨,说:“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常作空白,有的还改夷为彝,改虏为卤,这类情况很多。揣其本意,无非是为本朝忌讳,以表示作者的敬慎,其实不知这种作法本身就是相当不敬的。孟子说过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可见夷狄等字不过是方域称谓,自古以来圣贤们并不避讳。至于把虏安强加于本朝,那是极其荒谬的。汉、唐、宋、元、明,历代边疆烽火不息,常指不能臣服之国为虏。我满洲原居东海水滨,若说是东夷之人无所不可,若说是虏就大错特错了。现在普天之下都是大清臣民,连穷边远徼都不忍视之为虏,岂可把虏字加之满洲族呢?只有准葛尔违背天命,总是不愿接受王化,不断叛乱,或许对他们才可以称为胡虏。总之大清承受天命,统一宇内,中外一家,上下一体,境内各族不得互相歧视。从今以后,凡临文作字以及刊刻书籍,都不得像以前那样胡乱避讳,空格改字,否则以大不敬治罪。”
文字狱使广大文人学者无所适从,于是不少人逃避现实,埋头于古纸堆中作考据性的学问,从而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著名学派,即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起初主张根据经书和史书立论,达到救世目的,到乾隆、嘉庆时期兴盛起来,学者们推崇汉儒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考证原委,条理阐发,并用于古籍整理和各方面学术探索。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文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制、金石、校勘、辑逸等等,引证资料多极于两汉。因为兴起于乾隆、嘉害年间,故称为乾嘉学派;反对浮华,提倡朴实,故又称“汉学”和“朴学”。这个学派对中国古籍和史料整理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方法历代相沿,对后来的学术界产生过深远影响。汉学纠正了理学的空疏之风,但也有为考据而考据的繁琐流弊。
本文2023-08-06 09:03:4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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